第一篇：教會學校對華影響資料

傳教士對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影響

摘要: 19世紀初，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為了傳播福音而創辦教會學校，這些教會學校的發展狀況如何？它們對于中國近代文教事業的發展又具有哪些客觀功能？文章就從開創留學先河、對于印刷、翻譯及高等教育等方面的影響試作具體的分析。

從19世紀初期開始，西方大批傳教士來到中國傳播福音，為了使中國人皈依基督教，他們在做出了種種嘗試后，終于找到了興辦學校這一傳教的最好途徑。傳教士們并未完全達到他們的目的，但這些教會學校的創立，卻在客觀上為近代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為中國近代文教事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教會學校的發展概況

中國早期的教會學校都是由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創辦的。最早的有由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于1818年創辦的“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1818～1856年）和為紀念馬禮遜對促進中國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貢獻而于1836創辦的馬禮遜學院（1836～1850年）。

教會學校的創辦目的不外有二：一是“交互教育中西文學”，即通過中國與西方國家語言上的相互學習，從而最終達到中西文化交流之目的；二是“傳播基督教要理”，促進基督教思想及東亞文明的和平傳播，使中國人皈依基督教。教會學校的課程設置就語言來說分為英文和中文兩種課程。英文科包括天文、地理、歷史、數學、作文等；中文則有《四書》、《易經》、《詩經》、《書經》等科目。就其教學內容劃分一般說來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課程。如《圣經》、《新約》、《舊約》等宗教教義的宣講；二是中國傳統的儒家經書。一般包括《千字文》、《百家姓》、《四書》、《五經》等。目的是為了與中國的社會文化環境相適應，滿足中國當時科舉考試的需要，使學生畢業后能夠與士大夫以及地方官紳“對話”；三是有關現代西方科學知識的課程，如數學、天文、地理、幾何、機械、倫理等。在當時清政府極少重視西方科學的情況下，教會學校開設的科學課程，對當時落后的中國來說，具有重大的啟蒙作用。此外，學生還參加各種宗教活動，如禱告、禮拜等。這些課程的設置根據學生選擇的課程及時間的安排而定。英文科由外國人擔任，中文科則由華人教師擔任。教會學校不僅看重科學、語文知識的傳授，而且也著重于學生道德靈性的修養，期望通過學校教育為國家、為社會培養身心健康的有用人才。就生源來說，不分年齡、性別，面對海內外招生；必要時，學生還可獲得免費宿膳、衣服、書籍、學費等資助。

但通過創立教會學校傳教并非傳教士一開始傳教就采取的途徑，而是在經歷了一個曲折的“傳教碰壁”之后才最終認識到創辦教會學校這一有效途徑的。創立學校傳教的優勢主要有二：一是使傳教活動有了固定的地點，傳教士免受漂泊流浪之苦；二是教會學校的創立使福音傳播有了固定的受眾，提高了福音傳播的效能。因此，教會學校成了傳教士傳教理所當然的選擇。但1818年～1875年的五十七年間，教會學校的發展并不很快。一是主要因為教會學校創辦初期狀況不佳，人們對教會學校的未來持觀望、懷疑的態度；二是當時社會對人才的需求量不大，人們對教會學校畢業生的前途感到渺茫。以英華書院為例，可見其發展的艱難。1875年后，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進一步發展，社會對受過新式教育的學生的需求激增，作為當時中國唯一的新式教育機構，教會學校才有了飛躍式的發展。至1875年止，在中國境內的基督教學校約有350所，學生約6000人。到1887年,教會學校中學生已經超過1萬名。到1899年, 教會學校已發展到1776所，有學生3萬多人。到1900年,幾乎每個傳教中心都有一所小學。1918年，全中國共有教會學校一萬三千多所，學生超過三十五萬人。這些早期的基督教學校多屬小學程度，其中已有許多中學，大學也有了五所。有走讀生，也有寄宿生。這些學校成為后來基督新教在中國發展高等教育的基礎事業。同時，在華傳教士的人數從1905年的3833人增至1920年的6204人，信徒人數從178251人增到446631人。

二、對近代中國文教事業的影響

1、教會學校的人才培養

（一）出國留學

關于中國學生留學國外的最早記錄，有兩次值得記憶：一次是1845年理雅各返英度假時曾經帶回吳文秀、李金麟、宋佛儉三名男生及一名女生共4名學生赴英國進修。此行不單是中國學生留學英國的創舉，也是中國男女學生集體留學國外的第一次，并成為第一批踏足白金漢宮的中國學生，受到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召見。另一次是1846年，勃朗回美國休假，并帶容閎、黃勝和黃寬三名學生赴美留學，成為近代中國第一批留學美國的學生。容閎于1850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成為中國留學生最早進入美國著名大學的第一人。黃寬也于1850年考取英國愛丁堡大學，7年醫科畢業后回國，成為中國第一位經過醫科大學正規訓練的西醫。由此可知，這些教會學校雖然開辦時間不長，所收的學生也不多，但其在中國近代教育發展史上卻有著深遠的影響。

繼男子留學后，女子普遍留學開始。1870年美國傳教士麥加地戴著浙江寧波的金雅妹前往日本求學，1881年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國學醫并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紐約醫院附屬的女子醫科大學，成為近代中國婦女界第一位大學畢業生。繼金雅妹之后，福州女子柯金英于1881年在福州教會醫院的資助下赴美國留學，1891年畢業于費城女子醫科大學。1992年江西女子康愛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也在傳教士的資助下赴美留學。教會大學建立后，到國外留學的學生更加增多，像上海圣約翰大學每年都有幾十名學生赴歐美留學。中國官派留學生是從1872年開始的。1870年，容閎在協助曾國藩、李鴻章、丁日昌處理天津教案時，向曾國藩呈報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學的教育計劃。1871年9月曾國藩、李鴻章在容閎的建議和計劃基礎上，奏 “選派幼童赴美肄業辦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選幼童附美肄業章程”12款。該奏章獲準后，從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至15歲的幼童120名，由容閎帶領赴美留學。傳教士的教育無疑給容閎以深刻的影響，正是以這種影響為動力使得容閎日后將這種教育活動延續下去，為近代中國的建設培養了大批杰出的“海歸”。

（二）對中國人才的培養

中國早期派出的留學生回國后，對中國實業、外交、政治、教育諸方面等均有很大的貢獻。比較著名的有詹天佑、唐紹儀（國務總理）、歐陽庚、梁敦彥、梁誠、容揆、唐國安等。

英華書院為中國培養了許多著名的外交、商務人才和基督教神職人員。鴉片戰爭期間，中英雙方的翻譯大多出身于這個書院：英方首席翻譯官馬儒翰，是馬禮遜之子，曾在英華書院學習中文；中國欽差大臣林則徐的翻譯亨特（美國人）、袁德輝、梁進德（梁發之子），都出身于英華書院。此外還有唐廷樞，是中國洋務運動的重要人物，曾主持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等官辦大型現代企業；又有何福堂，是中國早期新教著名牧師，其子何啟曾留學英國，為中國近代的著名思想平民化的基督教信仰與西方的科學、哲學、藝術等先進文化一塊捆綁兜售,在一定程度動搖了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為促進許多觀念的更新和近代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作了一定的準備。教會大學還培養出了許多杰出人才。容閎、黃寬是馬禮遜學堂的學生；鄭觀應在雅蘭雅辦的英華書館讀了兩年夜班課；馬相伯、馬建忠均為依納爵公學學生；鄒韜奮是圣約翰大學的學生。冼星海、林語堂、馬約翰、晏陽初、聞一多、竺可楨、茅以升,他們也都曾就學于教會學校,這些人被公認是近代知識分子隊伍中的杰出代表,他們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孫中山也于1879年在檀香山入英基督教監理會所辦的意奧蘭尼學校(男子中學),學習了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的基礎知識。畢業后又進入美基督教公理會設立的奧阿厚書院(高級中學)繼續讀書。這對他后來反封建思想的形成有著重大的影響。

2、對中國印刷、翻譯等文化交流方面的貢獻

英華書院作為傳教士來華創立的第一所學校，在研究中國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英華書院歷任校長主持校務各有不同的建樹，我們從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更可以見到他們所做過的貢獻和影響均是深遠的。首先，第一位校長米憐（1818～1822年在任）在創校之初，即致力于印刷工作，英華書院附設有中文及英文印刷所各一所，出版有中文《圣經》及中英文書刊，包括《察世俗每月統紀傳》（中文月刊）為中國近代最早的報刊，開創了中文報業的先河。梁發早在1815年即追隨米憐（William Milne）牧師，在馬六甲英華書院從事雕刻字版，協助印刷工作。他可以說是中國近代第一位從事報業印刷的工作者。梁發與何進善（即何福堂）等同是在英華書院接受神學訓練，日后獻身教會，成為中國基督教會最早的華人傳教士及牧師，對中國本色化教會的發展尤有重大的貢獻。[2] 當英華書院由馬六甲前往香港的時候，理雅各也將原有中文印刷所的機器、鑄字及鉛字粒，全部運往香港。這就帶動了香港的中文印刷業。英華書院亦創辦了一份中文報刊――《遐邇貫珍》，由英國人麥都思牧師（Walter H?Med Hurst）監印，[3]可以說這是香港的第一份中文報紙。它的內容主要有專論和新聞兩類：專論是介紹西方社會、人文、地理、科學、醫學等；而新聞則報道香港、中國內地及世界各地的消息。

中國早期所有的報紙，幾乎都是基督教會辦的。中國第一份民辦報紙是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米憐（William Milne）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接著，許多在中國的西方傳教士都辦起了報紙。這些報紙，除傳播福音、報導教會工作外，還大力介紹西方現代思想、科學技術和政治制度。在基督教報刊當中，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Allens）主編的《萬國公報》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影響可算是最大的。該報著重介紹西方的最新知識和思潮，并發表鼓吹現代化和政治體制變革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為當時那些關心國是的各界人士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譯館任職二十八年，翻譯西書一百二十九種，把大量西方文化科技知識介紹給中國人。二是出版報刊和書籍。英華書院第三任校長（1824～1828年在任）高大衛（David Collie）和第四任校長（1828～1832年在任）修德（Samuel Kidd）均曾在英華書院教授中文，高氏在1827年完成《四書》的翻譯工作。修德在返回英國后，成為倫敦大學的第一位華文教授，從事推廣中國語文及文化的工作，培訓西方漢語學者，對中西文化的交流影響至深。理雅各（James Legge）是英華書院的第七任校長（1840～1852年在任），他在香港期間積極推動香港教育事業的發展，積極地致力于中國文化的比較及研究，它對于《四書》、《五經》的編譯及注釋工作以及所取得的學術成就，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并由于創立了“中央書院”（即現在的皇仁書院）被譽為“香港教育之父”；他的杰作《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 in 5 Volumes）,中英文對照，并附注釋，已成為近代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化的重要經典之作。總之，這些傳教士們所進行的印刷、翻譯工作對于開創中國近代印刷事業和促進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某種程度上說，如果沒有這些“洋人”的努力，也許中國的近代印刷事業還要發展更晚些；正是由于他們的辛勤工作，才使得中國能較早地了解西方近代的社會狀況，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進入近代社會作了思想上的準備。3.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影響

基督教大學在中國的出現是在1880年前后，當時的大學主要是在教會中學基礎上添加的大學班級?；浇淘谌A的第一所大學――由美國長老會在山東登州開辦1的登州文會館――其前身就是一所小學，后演變為教會中學，再于1882年正式升為學院。

十九世紀中國的基督教大學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會館外，還有北京文匯書院、通州華北協和大學、杭州長老學院、上海圣約翰學院。這些基督教大學雖然人數不多，但卻代表了中國教育邁向近代、邁向世界的腳步。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機構就是由教會于20世紀初在北京開辦的華北女子協和大學。1920年華北女子協和大學合并到燕京大學，燕京大學遂成為中國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學生的大學之一。燕京大學在五十年代初成為北京大學的一部分，所以當今的北京大學亦與基督教“有緣”。華北女子協和大學曾培養出許多杰出的“女才子”，包括曾擔任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干事的丁淑靜和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長的李德全。除了北京的華北女子協和大學，傳教士還在南方開辦了兩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學校，這就是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為中國培養出了第一代職業女性。這些知識女性首先沖破了封建枷鎖的束縛，自立于社會，活躍于醫藥界、學術界、宗教界等領域。義和團運動后，傳教士不僅利用庚子賠款恢復了原有的教會學校，另一方面又新開了大批的教會學校，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機構迅速崛起。到1910年時，教會大學的人數為1000人，1920年時，教會大學的學生人數達到1600多人，教會大學也達到了16所。

基督教大學的出現，也刺激了中國官辦及私立高等教育的產生和發展。教會大學的建立一方面促使中國開始重視高等教育,使中國人自己舉辦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同時，教會大學培養出來的畢業生也為中國大學提供了師資力量。另一方面，教會大學的出現大大地縮短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與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它使中國的教育水平由教會大學建立以前的以古典文史學為主的水平提升到接近同時代歐美一般大學的程度。這種高等教育發展的飛躍同基督教在華開辦大學是分不開的。

總之，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國的開辦與發展,使中國的教育取得了歷史的、長足的進步?；浇檀髮W的出現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使中國有了以教會大學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從根本上彌補了中國傳統教育的缺陷，在辦學模式、教學內容、人才培養、適應社會等方面都為中國高等教育提供了嶄新內容。正如章開沅所說：“中國教會大學……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它的發展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結語

綜上所述，外國傳教士及在華基督教會學校的創辦為中國近代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皣抑⒃谌瞬牛瞬胖⒃趯W校”（丘聯甲語――清朝海南人），教會學校為中國培養的大批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中國近代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在一些方面（尤其是文化、教育）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如果把教會學校所培養的這些人才抹去,我們將無法想象中國近代化又將會怎樣。至于這些辦報洋人的文化侵略行為，許多官學者做出了不容置疑的結論，卻很少具體指出侵略的內容。最多的說法是指責洋人披著宗教的外衣打著傳播科學的幌子進行文化滲透和侵略。盡管他們也不得不承認這些洋人傳播了文明與科學，但他們堅持認為洋人主觀上就是為了侵略中國，就是殖民主義。這種脫離具體事實強行以所謂的主觀意圖進行定性的方法是一些官學者慣用的手法，也不奇怪，只知道恭順權力、沒有博愛意識的人，永遠不會理解基督徒傳播福音時所懷有的高尚信念。這里我要聲明我不信教，但我相信許多信教者特別是基督教教徒們的善良。中國最早的革命者，被我們稱作先行者的孫中山和興中會的創辦者，就是一些基督教的教徒。

不管怎么說，洋人在中國辦報傳播了先進的文明，掀起了蕩滌愚昧的啟蒙浪潮，用張之洞的話說，使得中國的“一孔之士，山澤之農，始知有神州；筐篋之吏，煙霧之儒，始知有時局”。在洋人的示范和帶動下，一些中國人也開始創辦報紙，洋人的文化“侵略”被“漢奸”們發揚光大了。愚昧的中國開始走向文明。

（二）傳教士們踏上中國土地之時 ,大都豪情萬丈 ,認為自己擔負著“同黑暗勢力作斗爭 ,拯救世人于萬惡之中 ,為基督征服中國”[1]常熟高專學報

2001年05期

劉鵬飛

略論晚清新教傳教士的自養探討

王麗紅;周廣;;略論西方傳教士在傳播中西方文化的作用[J];白城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04期傳教士在傳播基督教教義,作為中西接觸先鋒的同時,不僅在華傳播西學,實踐西學東漸,而且向西方介紹中國和中學,在中國和西方都產生了持久的影響,促進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文史哲》 1997年02期

晚清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吳梓明

陶飛亞

在一定的意義上，傳教土不僅在華傳播西學，而且向西方介紹中國和中學，在中國和西方都產生了持久的影響

第二篇：奧巴馬巧實力政策對華影響

淺談“巧實力”政策對中美關系的影響

2009年1月20日奧巴馬政府上臺后，面臨嚴峻的內外形勢，在外交領域推出“巧實力”戰略，經過近一年的宣傳與實踐，已逐漸明朗起來，將成為未來幾年美國對外關系的指導理念，因此備受關注。

“巧實力”概念最早是由一些美國學者提出并加以充實的，后由希拉里提出，針對的是布什的新保守主義的外交政策，即片面強調硬實力的侵略性單邊主義戰略。布什的戰略不僅讓美國實力受損嚴重，也使美國形象急劇下滑，美國外交政策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地步。

“巧實力”戰略的涵義，簡單地說，就是為了實現美國領導世界的目標，美國政府必須軟硬兼施，文武并用，硬實力和軟實力，兩手都要用，兩手都要硬，不能顧此失彼，只偏重硬實力，忽視軟實力。具體內容包括四個方面：第一，提供全球福利是關鍵；第二，美國應輸出希望而不是恐懼；第三，鞏固傳統盟友，贏得新伙伴；第四，從國內改革做起?！扒蓪嵙Α睉鹇允轻槍γ绹谑澜缟系挠绊懻谙陆?、新國際挑戰、美國力量的優勢和不足、一些新興國家正在崛起的現實，在總結冷戰經驗基礎上提出的。從奧巴馬正式就職以來的美國外交政策宣示和已經采取的各種外交措施看，“巧實力”戰略對奧巴馬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

在布什總統的“外交政策遺產”中，先是波折不斷后是全面接觸的中美關系是一個難得的亮點。在當前的國際背景下，奧巴馬政府的“巧實力”外交戰略對中美關系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主要體現在：

首先，對中美關系做出了新的定位，界定為“共同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關系”，并認定這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2009年4月1日，奧巴馬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英國倫敦出席20國集團金融峰會期間舉行雙邊會晤，提出構建21世紀積極、合作和全面的中美關系，保持并加強各個層次的交流。2009年7月，奧巴馬總統在美中戰略和經濟對話開幕式上的致辭中提出，美中關系將塑造21世紀，其重要性不亞于世界上任何一種雙邊關系。中美伙伴關系必須基于這一現實。這是兩國共同承擔的責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和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則從解決全球問題的角度闡述了中美關系的重要性。兩人指出，基本上沒有任何全球性問題能單憑美國或中國一己之力予以解決，也沒有任何全球性問題能在缺乏美中合作的情況下得到解決。全球經濟的發展、全球環境的健康、貧弱國家的穩定以及防擴散難題的解決，均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美國和中國的合作。

其次，“巧實力”在中美關系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確立了中美合作新機制。2009年3月，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出臺了探討“巧實力”在中美關系中地位與作用的報告。2009年4月，中美雙方決定建立“中美戰略和經濟對話”。這是一個持續和強化性機制，主要就雙方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進行戰略性、前瞻性和長期性對話。

再次，美國“巧實力”外交戰略拓展了中美合作的領域。在2009年4月的G20峰會上，中美兩國確定發展合作關系，明確提出加強包括能源、環境領域在內的廣泛合作。而在2009年7月召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首輪對話中，除探討加強金融合作及安全合作外，能源和氣候變化也首次成為兩國戰略和經濟對話的核心議題。2009年7月28日，中國和美國草簽了《關于中美兩國加強在氣候變化、能源和環境方面合作的諒解備忘錄》。雙方一致認為，氣候變化、清潔高效能源和環境保護是中美兩國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兩國間的合作對于增強能源安全、應對氣候變化以及通過污染控制和其他措施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至關重要，在上述領域的合作將成為中美雙邊關系的支柱，能夠促進建立互信互敬，為構建未來中美建設性關系奠定基礎。2009年7月，中美兩國政府成立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旨在促進中美兩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在清潔能源技術領域開展聯合研究。同時，中美決定成立氣候變化政策對話與合作機制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希拉里·克林頓國務卿將氣候變化、能源與環境合作列為中美之間第二次序的合作內容。中美是世界上溫室氣體排放最多的兩個國家，面臨較大的國際和國內壓力，節能減排是兩國面臨的共同任務，中美合作必將對世界能源與氣候問題的解決產生重要影響。

最后，中美關系進入合作與競爭并存的新階段，短期內以合作為主。阿米蒂奇和約瑟夫·奈曾為新政府提出十條建議。其中第十條的主要內容是：新政府不應該因競爭和制約中國的軟實力而陷入一場新的冷戰。他們認為，中國的軟實力很可能繼續增長，但這并不必然意味著美中兩國迎頭相撞，為全球影響而對抗。下屆總統應尋求確定美國和中國之間擁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兩國可以在“巧實力”議程上合作。能源安全和監理環境應該成為合作目錄中的首選，此外還有如公共衛生和不擴散等跨國問題。全球領導權不必是零和游戲。

通過上述分析，奧巴馬政府對華政策既是在現實情境下充分考慮到美國外交的主要任務，展示其實用主義外交特點，同時他又堅持著美國外交的固有傳統，繼續充當“民主”、“人權”的倡導者與守護神。在一定程度上，這些是美國外交之所以立足的根本。由此可見，在看待中美關系的各種紛爭與合作時，我們都無法離開這樣的多維視角。奧巴馬政府的外交政策不會完全脫離美國外交政策的固有路線，在處理具體問題時，它會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中美關系的發展有賴于兩國充分理解對方的利益，尊重彼此，謀求合作，避免矛盾激化升級。經歷不斷磨合的中美關系將會逐漸趨向于總體穩定而局部問題顯現的傳統格局之中。

對于中美關系的未來，彼此均是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情況。正如沈大偉教授總結的：“經過三十年經常的相互影響，中國和美國好像已經擁有成熟的婚姻，相互尊重，利益共享，對關系惡化的負面結果的感知把兩者約束在一起。在這樣的婚姻中，離婚不是一個選擇。在獲得如此相互依賴水平的情況下，希望下一個30年中美關系結出雙邊、區域和全球合作的碩果。”

第三篇：大陸教會學校調查

大陸教會學校調查

基督化教育學校全國40多所

在1949年之前，中國大陸的教會辦教育曾顯赫一時，北京就有匯文、貝滿、潞河等著名基督化教育學校，這些基督化教育學校水平之高，往往讓國立的學校亦望塵莫及。但在1949年之后，信仰成一統，基督化教育被中斷。

近半世紀來，ACE在全球已經成為一套成熟的自我指導式課程體系，尤其適合學生年齡差距大、難以統一安排課程的學校。當前正處在發軔期的中國大陸基督化教育學校，普遍形制、規模比較小，規模最大的有80多人，最小的不到10人。因此，多數都選擇了使用這套操作性很強的課程體系。據本刊記者了解，中國大陸如今已經有40余家ACE系統的基督化教育學校，以廣東、北京最多，各有五六所。其余分布在昆明、大連、上海、南京、重慶、成都、溫州等地。這些基督化教育學校，有著三種不同的形態，一種是基于家庭教會，通常由教會的帶領人來擔任學校督導，學校一些活動，都有該家庭教會的同工共同參與。林開元所在學校，即是如此。

第二種不只是基于某個家庭教會，所有的孩子都來自基督徒的家庭，他們可能分屬不同的家庭教會，學校的活動也沒有第一種那樣的教會同工參與。這種形態占了基督化教育學校的大部分。

第三種近乎是家庭教育模式，由幾個有基督化教育需求的家庭自行組合，他們自行挑選教材，帶領孩子學習。隨著大陸基督化教育學校的數量遞增，2008年，ACE在香港注冊了中國辦事處，在上海設立辦公室。每年，ACE都會開展對采用這種課程體系的學校督導、校長和老師的培訓。中國辦事處的設立，使得這種培訓不必再去位于菲律賓的亞洲總部，而在中國本土就可以展開。

以督導培訓為例，每年有兩到三次密集課程。其中有三門課程已經翻譯成中文。每年一次的教師大會，則將全國ACE學校的老師集中在一起，由美國總部的教育專家來授課，既有教育專業課程，也有屬靈的訓練。大課堂之后，是按專業分組的學習。這兩年，增加了中國講員的比重。

ACE中國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每年會到每個學校做兩次訪問，一般是四個人，按照華北片、華南片等不同片區，兩個一組，到學校觀摩和指導，幫助解決教學上的難題。美國總部則每年安排一位專業人士，到每個學校訪問一次。一般會到深入班級至少兩天時間，然后給出一些改進的建議。

ACE的官方宣傳片用這樣一幅圖來表述其教育理念：一頭驢拉著一輛馬車，驢前方伸出的一根棍子上，懸掛著一根胡蘿卜，驢想吃那蘿卜，所以往前移動要得到它，駕駛馬車的人一直掌握著進程。也就是說，在ACE課程體系里，學生學習上的進步其實是掌握在控制、鼓勵和激發孩子的人手中，取決于學生個人得到的愛和關注。

每年一次的全國學生大會，九歲以上的學生都要參加。在這個大會上，鼓勵學生參加“奧運會式”的活動項目，包括體育、文藝、舞臺劇、音樂、講道、木偶等各個方面，讓學生展示各自不同的才能。

目前，一些相對成熟的ACE學校，也會給其他剛采用ACE課程的學校提供支持，給學校的督導和老師們實地見習的機會。

基督化教育學校的不安

去年12月末，一位來自浙江的家長來見林開元，希望自己14歲的兒子能進入林所在的這所學校就讀。但林猶豫了，他覺得14歲的孩子大了些，若孩子貪玩或不聽話，不好管。他沒說出口的擔憂是：如果孩子出了問題，可能會給學校帶來麻煩。因為在這里，所有的問題，都只能在學校內部解決，而不能訴諸法律。

為此，學校每收一個學生都非常慎重，要求必須家長一同來面試。林開元要求家長必須認同學校的教育理念，并且能夠和學校一起來應對學校可能出現的不理想狀況。

中國大陸執行“大一統的九年義務教育制”，不可以成立有別與公立教育的任何全日制的學校。就目前來看，有的基督化教育學校以“藝術學校”的名義注冊，有的以“家教中心”或者“早教中心”的方式進行注冊。政府如果查處，所依據的理由往往是這些學校或中心存在超范圍經營行為。

因為ACE的課程體系與公立學校完全不同，所以一旦進入基督化教育學校，就很難再回到公立的系統里面。這就要求家長在送孩子來基督化教育學校之前，必須有足夠的信心。因為這畢竟是一個灰色地帶，政府前來施加壓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基督化教育學校有些孩子是從公立學校轉學過來，但原先公立學校的老師一直追問家長，孩子轉學去了哪里，并希望開出接收證明。因為根據《義務教育法》，家長必須保證孩子接受九年的全日制教學。可事實上，基督化教育學校并不具備開這個證明的資格。面臨這種困難，有的家長只好跟學校說，是在家自己教。據了解，也有家長干脆就保留公立學校的學籍，也交學費，但把孩子送到基督化教育的學校學習。課間休息的時候，一個學生走過來和林開元打招呼，林拍了拍他的肩膀，說了些鼓勵的話。他說，這個學生比較喜歡肢體接觸帶給他的鼓勵。對學校相當一部分學生，林都了解他們所習慣的溝通方式。學監和生活助理，則對自己負責的學生了解得更為詳細。

基督化教育學校的老師，都必須是基督徒。由于采用自學式的課程系統，所以對老師的最高要求，并非學術上的高水平，而是要對孩子有愛心。但一位教友也談起她不信教的姐姐的一個看法：基督化教育學校教孩子不撒謊、熱心、善良，他們長在這么一個單純的環境下，將來如何去面對這個復雜的社會呢？

基督化教育學校的資金多來自有愛心的基督徒的捐贈，而且為了自身的安全考慮，一般不接受國外的資金。基督化教育學校對學生收取的學費介于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的中間水平，一般一年的學費為15000到17000元人民幣，加上課本費就是20000萬塊左右，學校臨時租用的大巴，包括郊游等，都需要學生額外交錢。

林開元所在的基督化教育學校，第一筆資金就來自他家人的一筆退休金，前三年一直是虧損的狀態，之后學生越來越多，一些經濟條件比較充裕的家長，會提前預付學費，此種狀況下，學校的運營慢慢持平。但這些費用并不足以支付高額的教師工資，所以，基督化教育學校老師們的收入普遍不高，其工作多帶有奉獻的性質。升學是最大挑戰

林開元偶爾會發出“基督化教育會越走越孤獨”這樣的感慨。有老師跟他反映，有家長對孩子的進度不是很滿意。也有的家長會擔心，這樣的系統培養出來的孩子，英文不如美國的孩子，中文不如中國的孩子。

中文老師王惠凌則看法截然相反，“為什么不換個角度呢？我們的孩子，將來英文會好過中國公立學校的孩子，中文會好過美國的孩子。”

但顯然，這并不是林開元想要的答案。他認為，“我們首先幫助孩子有智慧，有智慧才有聰明，有聰明才懂得如何學習知識?！被交逃龑W校的宗旨，就在于幫助孩子建立好的品格，孩子有愛心以及對自己的學業負責任的良好品格，加上在ACE課程系統里培養出來的自學能力，他就可以掌握任何他有興趣學習的技能和知識。

一位家長想送孩子到基督化教育的學校，那里的老師明確告訴他：若只是來讀文化科目，最好不要來！若只是想接受英語教育，最好是不要來！若只是要學校即刻改變孩子不良的壞習慣，最好不要來！若只是要住得好、吃得好，怕孩子吃苦，要學校把孩子養胖，特別優待你的孩子，最好不要來！若只是希望孩子有一天到美國去，最好不要來！

由于ACE的課程設立與中國的公立教育無法對接，所以從基督化教育學校畢業的學生，根本無法參加統一的高考。這也是所有基督化教育學校面臨的最大挑戰。

王惠凌則充滿信心，她曾是東北一座小城赫赫有名的個性化教育補習老師，所有接受過她培訓的孩子，無一不能達到理想的升學目標。幾年前，因丈夫工作需要，全家從東北的一座小城遷到南方，考察城市里多數公立小學后大膽把女兒送入基督化教育學校，自己則當該學校的中文老師。她相信，現在很多大學已經開啟的自主招生，會是受基督化教育學生可能的出路。

林開元所在的學校2011年有了第一個高中畢業生，他父母從事外貿工作，家庭情況比較好，所以，他選擇了去美國上最后一年高中，然后參加美國的高考，在美國讀大學。目前高年級的學生中，有幾個是來自國外和臺灣，他們可以回國或本地區參加考試，讀大學，所以，目前中心還未正式面臨學生升學的難題。大陸的基督化教育學校，到目前為止，開辦時間最長的也不到十年，也都還未集體面臨升學的現實問題。

“我們本來的發展方向不是將高中畢業生送到國外，而是培養敬虔的后代并有良好的品格，讓他們在國內讀大學，以期他們將來能更好地服務中國本土。但目前來看很難。也許，這就是神給我們這一代基督徒的挑戰吧。（文中所提到的人名，”均為化名）

第四篇：論文：儒家文化對華人家族企業的影響1

儒家文化對華人家族企業的影響

胡武云

(廣西大學 商學院 廣東 廣州 510660)

［摘要］：本文首先粗略介紹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與道家、法家等相較而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導性。其次，表明了當前“家族企業”現狀和普遍性，不僅在東南亞，而且在港臺、中國大陸，家族企業都茁壯成長。再次，在中國幾千年風風雨雨歷史中，由于儒家文化的影響，指出中國文化“家”的根源性。最后，選取儒家文化“仁、義、禮、智、信”優秀性的一個較小的角度，分別表明儒家文化對華人家族企業的深刻影響。

［關鍵字］：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文化，華人家族企業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從“農業－宗法”社會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倫理型文化。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都屬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的文化。就儒家文化的系統性和對中華民族的歷史影響來看，儒家文化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道家看似虛玄，倡言“無為”，然而其真正的目的卻是為了“無不為”，當時的“無為”是在等待時機，時機一到就更加“大有為”，但消極避世的思想抹殺它一定的光彩。法家文化一切以實效為依歸，具有更明顯的現實精神，自秦嚴刑峻法和秦朝的迅速崩潰后，法家文化逐漸走向窮途末路。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更是世界軍事領域著作的一朵奇葩，但沒有續作者發揚光大。儒家文化主流都是經世致用、興邦治國、教民化俗的。中華文明之所以數千年流長而不衰，就得益于孔子及其后歷代圣賢的儒家文化的精神滋養。儒家文化就當前對國家、社會、民族、政治、經濟、倫理、道德、企業、個人的現實意義影響而言，有其相當先進性的一面。當然儒家文化有其不容置疑的優點，同時也有明顯的缺陷和不足。這就需要我們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吸取精華，剔除糟粕”，這里我們主要探討它的優點，發揚儒家文化先進性的一面貢獻于華人家族企業。

所謂“家族企業”，指企業資產和股份（50％以上決策權）主要控制在一個家族之中，領導層的核心位置由同一家族成員出任，企業內部管理帶有濃厚的家庭色彩。或者用泛家族規則來整合企業的管理資源。首先，東南亞是最早的華人移民地之一，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華人經濟已成為東南亞各國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東南亞華人經濟就是靠華人家族企業支撐。港臺的大型企業如長江實業、臺塑也是家族企業居多。據統計，目前在中國國內的民營經濟中，家族企業至少占到了９０％以上。在這些企業中，既有單一業主制的企業，也有合伙制的企業、共有制的企業，甚至還出現了家族成員保持臨界控制權的企業集團。所以，發展民營經濟必須大力發展家族企業。中國下一輪經濟發展的主力將是以家族企業為代表的民營經濟。

國學大師錢穆曾說：“中國文化全部都從家族觀念上筑起”。家是中國人的生活重心，研究華人的企業文化，自然要特別注重對華人家族企業的研究，家族企業是華商企業的主要經營形態。華人家族企業有兩個基本特征：首先，中國人的群體精神是“家本位”群體精神，具有典型的家族 文化特征。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長期居于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就是“家本位”的代表。儒家的治國之道，就是強調君王應當像“家長”關心家族成員一樣關心自己的子民。在家要父慈子孝，在外任職要做父母官，一切都要遵守倫理秩序。所以，中國人的社會人格是以“家”為中心的。其次是家旅世襲制，由于長期的專制統治，形成了中國人特別嚴重的內耗特點和防范心理，但它也強化了中國人的家族意識，迫使人們從內尋求支撐，以血緣關系為最基本的紐帶，滲透到家族資本的運作特征中去。中國人在本土以血緣為紐帶抗拒天災人禍，而在國外，上無片瓦遮天，下缺立足之地，就只能以血緣紐帶求生存求發展，由此形成海外華人獨特的家族世襲管理模式。所以絕大多數華人家族企業的傳承都帶有世襲的傾向。

儒家文化講究“仁、義、禮、智、信”。

儒家思想是以“仁”作為核心的概念。孔子所謂的“仁”，在字型上是“從人，從二”，亦即“二人為仁”.“仁”字的基本涵義是二人的關系，仁也即“愛人”，從而道出人與人之間適度的關系，最終的實現通過“善”聯接。儒家文化講究“擇善固執、止于至善”。若是孤獨的一人，則沒有行善的機會。所以，儒家沒有關起門來做圣人，而充分發揮社會關懷。這有利于發揮華人家族企業家精神的塑造，也有利于華人家族企業家“富則兼濟天下”。最終驅使華人家族企業家最終把一定量的社會財富通過捐贈的形式回饋社會。彭年酒店董事長、港商余彭年全身投入“彭年光明行動”的慈善事業，5年內在國內的甘肅、湖南、青海等九省一市計劃投入5億元做20萬例免費白內障手術。而且每年都有大量財富進行捐贈。余彭年從幾乎身無分文的內地人只身到香港闖天下，從打工者一步步積累財富，創立年營業額達20億彭年酒店集團。期間積累財富的艱辛恐難為他人所知。但擁有了財富卻兼濟天下。這和儒家文化“向善，行仁” 的深刻思想不無關系?！叭省边€促使華人企業家完成一定的社會價值。阿里巴巴網站創始人兼董事長馬云講過：“企業家是帶著使命感要完成某種社會價值的。企業家的公民意識正是源于這種企業家精神”。“仁”套用一句很現代的話就是“以人為本”，真正“以人為本”的企業家，也是能夠履行社會義務的人。中國歷代國家都有實現“仁政”，企業家也可以實現“仁商”，這樣可以促使企業家和員工實現和諧相處的精神。

義是事之“宜”，即“應該”。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有一定的應該做的事，因為做這些事在道德上是對的。如果做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慮，即使做了應該做的事，這種行為也不是義的行為。用一個常常受孔子和后來儒家的人蔑視的詞來說，那就是為：“利”，在儒家的思想中“義”與“利”是直接對立的。所以孔子本人就說過：“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這里華人企業家如理解不是很深刻，舍利而取義就大錯特錯了。在改革開放初期確實影響了很多企業家。其實，要深刻理解：企業的本質天然具有趨利性，企業的最大目標就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在此需辨證理解“義”與“利”的關系。孔子也曾說過：“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商人其實有三種境界：第一種商人只知“唯利是圖”，舍義而不顧，這種商人往往不擇手段追求錢財，最終做不長久。第二種商人“有義無利”，只講哥們義氣，到處被人賒欠，資金鏈一旦斷裂，弄的企業衰敗。二世祖敗家的例子不勝枚舉。第三種商人講究“有利有義”。這是商人最高的一種境界。這種情形是可以做的到的。香港首富，世界上最成功的華人企業家李嘉誠就講過“行仁義之事，賺無量之財”。李嘉誠成功幫助包玉剛收購九龍倉就做到“有義有利”。李嘉誠不遺余力幫助包玉剛的中資財團，是出于義；后得到九龍倉的股份，則獲得了利。所以，對于華人家族企業家，更應辨正理解儒家文化中“義”與“利”的關系，這樣有利于企業的發展壯大。

在儒家學說中，禮是一個內容豐富的綜合概念，它指禮節、禮儀，又指社會行為準則，還禮的功能就是調節。人要滿足欲望，有禮予以調節。禮還有一種功能，就是使能文雅，禮使人的情感雅化、凈化。有禮才有道德。尊禮而行就是道德，違禮而行就是不道德。禮就是人們的共同規則。馬克思曾講“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父子之親、男女之別、手足之情不是自然，而是社會關系。人應當有社會關系和禮，只有他們才使人異于禽獸。人與人互動時，不能沒有行為規范。最基本的要求是“法”，較高尚的安排是“禮”。論語中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從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合而觀之，禮與法可以并稱，都是教育的初步內容。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企業家立身處世，不能不知禮。禮不只是典禮儀式或教條形式，它必須深植于一個人的內心情感。禮儀促使情義的深化，禮法與情義是人類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華人企業家在管理家族式企業時，公司內部企業文化崇尚“禮尚往來”，“有禮有節”，“禮多人不怪”。華人家族式企業更傾向于“人情禮儀主義”的特色。他們在做決策時往往必須考慮人際關系的重要性。在西方企業中，經營者和員工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工具性的關系。而儒家文化更傾向于鼓勵雇主與員工以禮儀情感成分來建立彼此之間的關系。華人社會有一種習俗：在農歷新年前夕，華人家族企業老板會給員工不同金額的紅包，以此表達對員工貢獻的一種情義和獎勵，員工可以根據紅包的大小，了解老板對于自身表現的評價。

智對于儒家文化是相當重要的。“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孔子周游列國而傳授知識，既重視實踐知識，又重視書本知識?？鬃硬┐缶畹闹R和智慧，成就了他圣人的威名。儒家思想自董仲舒大力提倡，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變成儒教，儒教與封建政體相結合，同時開創了科舉考試選拔社會人才為國家服務的先河。儒家文化的知識與智慧，經過一代又一代大儒們的發揚與提高，終于成為中華二千多年來的主導文化。新儒家把《大學》、《中庸》和《論語》、《孟子》放在一起稱為“四書”，作為新儒家的基本經典。它講究：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八條目。尤其要達到修齊治平，沒有廣博精深的知識和智慧，是很難成功的。當然，一個人并不一定要當了國家或天下的元首，然后才能做治國平天下的事。他僅僅需要作為國家的一分子，為國盡力而為；作為天下的一分子，為天下盡力而為。只有這樣，他盡到治國平天下的全部責任，就達到人格的完滿。儒家文化積極的入世精神使中國文化一直是積極入世，而不是消極出世的。儒家所言“內圣外王”“修齊治平”，都是要求將內在的思想外化為積極的事情。對于華人家族企業中成功的企業，無不非常重視知識。“知識改變命運，智慧創造輝煌”?？萍嫉陌l展一日千里，尤其需要學以致用，大膽創新。華人家族企業家為了企業的傳承，無不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李嘉誠就把兩個兒子李澤楷、李澤鉅送到美國留學，完成碩士、博士才回港委以重任。王永慶就把兒子王文洋送到英國留學取得博士學位后派到大陸擔當重任。

信是偏重人要講究誠信，講究忠、恕。“己所不欲，勿施與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北M己及人和推己及人者兩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忠恕之道，這種道是以本人自身為尺度，來調節本人的行為。在華人家族企業里，員工為了獲取決策者的信任，往往必須犧牲個人的方法或短期利益，展現出對組織的忠誠。員工唯有在獲得老板的充分信任之后，才能縮短員工與老板之間的社會距離，并進入組織中權力的內圈。因此，儒家文化的當權者在考量他跟某以特定下屬之間的關系時，往往會特別重視“忠”“誠”的因素。

總之，儒家文化思想的“仁、義、禮、智、信”也不是彼此割裂開來的，而是彼此之間都有深刻的聯系。“仁”和“義”合二為一，就是行“仁義”。華人企業家尤需行仁仗義，反對假仁假義。禮儀促使情義的深化，禮法與情義使人向善，從而向“仁”的核心轉化?！叭?、義、禮、信”的實現，最終更需要智慧做基礎，所以中華仁人志士都積極入世，知行合一，經世致用，追求智慧和光明。誠信、忠恕之道就是仁道，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社會中的責任和義務，這又包括義的性質。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開端和終結。所以，儒家文化思想的“仁、義、禮、智、信”的五大基本點互相滲透，互相作用，互為依歸對華人家族企業影響深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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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袁達 編 塑膠大王王永慶 第一版 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2年 【4】 谷書堂 主編 中國轉型期經濟問題研究 第一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 【5】 東方智 編著 李嘉誠獨門生意經 第一版 當代世界出版社 2004年 【6】 賀雄飛 著 新經濟與大企業家－走近儒商時代 廣東旅游出版社 2000年

第五篇：傳教士與中國近代教會學校

傳教士與中國近代教育

1860年以后，西方傳教士開始大規模地來到中國從事宣教工作。隨著傳教的深入開展，一些教會學校應運而生。

一、早期教會學校在中國發展的狀況

傳教士在華開辦教育的初期，教會學校主要集中在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香港和澳門，通常為附設在教堂里的洋學堂，規模很小，程度均為小學。這些學校不僅免收學費，并且還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費，學生主要為貧苦教徒子弟或無家可歸的乞丐。估計在這一時期，教會小學有50所，入學人數在1000人左右。最早的教會學?？梢宰匪莸?839年美國傳教士布（R.S.Brown）在澳門開辦的馬禮遜學堂。

到1875年左右，基督教傳教士開辦的學校約有350所，學生有6000人，仍以小學為主，但教會中學也開始出現。

從1875年起，由于西方國家在華開辦的企、事業日益增多，同時中國人自己辦的實業也開始發展，中國近代化需要大批的人才。在這種大環境刺激下，教會學校急劇發展。到1899年，教會學校達到約1766所，學生人數增加到三萬多人。到1900年，在華的幾乎所有重要傳教中心都開設一所小學。在開辦學校的差會及傳教士中，來自美國的最多，其次是英國。

教會學校的教學內容一般來說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課程主要為圣經重點在創世論、贖罪論和耶穌生平等教義上。此外，學生還參加各種宗教活動，如禱告、崇拜等。二是中國傳統的儒家經書。一般包括《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四書》、《五經》等。學習中國經書一是為了適應當時中國科舉考試的需要，再者也是為了學生畢業后能夠與士大夫和地方官紳接觸，適應中國的社會文化環境，不至于被傳統知識分子歧視。三是西方科學知識。開設諸如數、理、化之類的新式科學課程。在當時清政府極少重視西方科學的情況下，教會學校開設的科學課程，對落后的中國來說，具有意義重大的啟蒙作用。另外，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一些教會學校還開設了英語課。英語課的設立為中西文化的溝通和交流開辟了一條渠道，有助于中國的近代化。

二、傳教士對中國留學活動的推動

近代的留**是先從教會學校中開始的，后來中國官派留學生，特別是赴美留學生的派遣，也大都與傳教士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中國近代最早的留學生是馬禮遜學堂的3名高年級學生容閎、黃寬和黃勝，他們是由美國傳教士布朗帶到美國的。1846年9月布朗準備回美國休假,他決意要帶幾名高年級學生赴美深造。當布朗在課堂上說，想去美留學的同學可以站起來時,容閎第一個站了起來，接著黃寬和黃勝也站了起來。由于這3位學生都是窮苦人家的子弟，傳教士還決定在他們留學期間給他們的父母寄贍養金，為期不少于兩年。1847年4月容閎等到達美國紐約。隨后，布朗保送他們進了麻省芒松讀高中。除黃勝因病回香港外，容閎和黃寬都在該校學習了兩年，于1850年畢業。接著,黃寬前往蘇格蘭，考取了愛丁堡大學，讀了7年醫科，于1857年畢業回國，成為經過醫科大學正規訓練的第一位中國西醫。容閎則考取了美國耶魯大學，1854年畢業回國。

繼男子留學后，女子也開始留學。中國近代最早的女留學生也是由傳教士攜帶和資助的。1870年，浙江寧波一位叫金雅妹的6歲孤兒，由美國傳教士麥加地帶往日本求學。1881年，17歲的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國學醫。四年后，金雅妹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紐約醫院附屬的女子醫科大學，成為近代中國婦女界第一位大學畢業生。繼金雅妹之后，福州女子柯金英于1884年在福州教會醫院的資助下赴美國留學，在1894年畢業于費城女子醫科大學。1892年江西女子康愛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也在傳教士的資助下赴美留學。

教會大學建立后，到國外留學的學生更加增多，像上海圣約翰大學每年都有幾十名學生赴歐美留學。中國官方往海外派遣留學生是從1872年開始的。清政府派出的首批留學生雖然與傳教士沒有直接的關系，但基督教的影響卻是顯而易見的最早向政府要員提出往國外派遣留學生是容閎。當1854年他成為第一位畢業于美國一流大學的中國人時，就產生了選派留美學生的教育計劃和愿望。1862年，他由朋友介紹，成為曾國藩的幕僚。1870年容閎在協助曾國藩、李鴻章、丁日昌處理天津教案時，向曾國藩呈報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學的教育計劃。1871年9月曾國藩、李鴻章在容閎的建議和計劃的基礎上，奏“選派幼童赴美肄業辦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選幼童附美肄業章程”12款。該奏摺獲準后,從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至15歲的幼童120名，由容閎帶領赴美留學。傳教士的教育無疑給容閎以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又以容閎日后的教育活動延續下去。

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在出國留學的學生中去美國的人非常少，這是因為美國政府的“移民律”限制了赴美人數。1906年初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愛德蒙?詹姆士送呈總統西奧多?羅斯福一份備忘錄，要求美國政府加速吸引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去。同年3月6日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到白宮進謁羅斯福總統。他建議總統將中國清政府的庚子賠款退還一部分，專門開辦和津貼在中國的學校。1907年明恩溥發表《今日的中國和美國》一書，他在書中指出,應該多讓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去美國留學。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動、鼓吹下，羅斯福給國會提出了一個諮文，指出：“我國宜實力幫助中國厲行教育，使此巨數之國民能以漸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導學生來美，入我國大學及其它高等學社，使修業成器，偉然成才，諒我國教育界必能體此美意，同力合德，贊助國家成斯盛舉?！?908年5月25日，美國國會通過羅斯福的諮文。同年7月11日，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向中國政府正式聲明，將償付美國庚子賠款所得的半數，共計1160余萬美元，退還給中國，作為遣送留學生赴美之用，每年派100名學生赴美留學，直到賠款退清為止。

為了培訓赴美留學人員，清政府于1909年6月專設了游美學務處負責考選學生出國留學，并于1911年在北京建立了清華留美預備校，這所學校從開辦到1929年結束，共計派遣留美生1279人。

三、傳教士開辦的女子教育

中國近代最早的女子高等院校大多是由基督教會開辦的。早在鴉片戰爭以前，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德國傳教士郭實臘的妻子在澳門收容了幾個窮人家的女孩，開辦女子讀書班。這可以說是傳教士在中國開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嘗試。西方傳教士開辦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對當時中國社會重男輕女的封建體制是一個很大的沖擊與挑戰，它突破了幾千年來的禁錮，開了中國女子受學校教育的先河。

廿世紀初，教會開辦的女子大學早在中國政府開始關注女子高等教育之前便出現了,這就是北京華北女子協和大學。該學校是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開辦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機構。華北女子協和大學曾培養出許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畢業生丁淑靜曾擔任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干事;1919年的畢業生李德全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衛生部長；1920年華北女子協和大學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學中，燕京大學遂成為中國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學生的大學之一。燕京大學在五十年代初又成為北京大學的一部分，所以當今中國第一名牌大學－－北京大學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華北女子協和大學，傳教士還在南方開辦了兩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學校，這就是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除了專門的女子教會大學外，其它的教會大學也開始陸續招收女子入學。到1920年，實行男女同校的教會大學有嶺南大學、滬江大學、燕京大學等。

十九世紀廿年代初，教會大學的女生共有115名，占整個教會大學入學人數的百分之六。教會大學女生的人數雖少，但卻代表了中國教育邁向近代、邁向世界的腳步。

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為中國培養出了第一代職業女性。這些知識女性首先沖破了封建枷鎖的束縛，自立于社會。從教會大學畢業的女生主要在醫藥界、學術界宗教界等領域工作。

在教會女學的沖擊下，國人也開始逐漸重視女子教育，由國人開辦的女子學校在少數大城市相繼出現。深受傳教士影響的梁啟超于十九世紀末率先在上海開辦了一家女子學校，這或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由國人主辦的女學。

女學的發展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教育問題，而且也與一個國家的興盛有關。誠如梁啟超所說“女學愈盛，國家愈強”，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于個人，“皆可各執一業以自養”，于國家，“保國保種”，使國富強。

四、基督教在中國開辦的高等教育

中國的教育史遠遠長于西方國家。中國的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學、國子監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現了。然而這種高等教育只是相對于當時的初級教育而言，真正現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大學的出現則是在十九世紀，并且最早的大學都是由傳教士開辦的，或與傳教士有關。

基督教大學在中國的出現是在1880年前后，當時的大學主要是在教會中學基礎上添加的大學班級?；浇淘谌A的第一所大學是美國長老會在山東登州開辦的登州文會館。登州文會館原是一所小學，后演變為教會中學，1882年登州文會館正式升為學院。十九世紀中國的基督教大學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會館外，1888年美國衛理公會在北京開辦了北京文匯書院；1889年美國公理會建立了通州華北協和大學；1890年美國圣公會在上海的圣約翰學院設置大學課程；1893年美國長老會在杭州設立杭州長老學院。

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給在華的基督教傳教事業包括教育事業以嚴重的沖擊，許多教會學校被義和團搗毀，不得不停辦。義和團后，傳教士一方面利用庚子賠款恢復了原有的教會學校，另一方面又新開了大批的教會學校。在蘇州、南京、廣州、福州、成都、武漢等地，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機構迅速崛起。1901年,美國衛理公會在蘇州開設了東吳大學。1905年，在華的兩家美國宣教差會美南浸信會和美國浸禮會合作在上海開辦了浸會大學，該校于1909年正式開學。1929年浸會大學改名為滬江大學。美國衛理公會、北長老會和基督會于1910年在南京創辦了南京金陵大學。1915年在福州，六個基督教差會：美國公理會、衛理公會、歸正教會和英國公理會、長老會、圣公會聯合開辦了福建協和大學。1916年美國長老會經過多年的實踐和準備，在廣州開始了嶺南大學。在華中地區，美國圣公會、歸正教會、英國倫敦會和衛理公會于1924年在武昌創辦了華中大學，1910年，在西南地區，四個基督教差會：美國美以美會、浸信會、加拿大衛理公和英國公理會在成都聯合開辦了華西協和大學。

到1910年時，教會大學的人數為1000人，1920年時，教會大學的學生人數達到1600多人教會大學也達到了16所。

從開辦大學的基督教差會看，美國占了絕對的優勢。所有的教會大學都有美國傳教士的參與，故中國的教會大學受美國教育制度的影響較大。

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國的開辦與發展，使中國的教育有了歷史性的進步，基督教大學的出現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使中國有了以教會大學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教會大學從根本上突破了中國傳統教育的缺陷，在辦學模式、教學內容人才培養、適應社會等許多方面都為中國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嶄新的內容。

基督教大學的出現，也引發了中國官辦及私立高等教育的產生和發展。教會大學的建立促使中國開始重視高等教育,使中國人自己舉辦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教會大學培養出來的畢業生也為中國大學提供了師資力量。正是在教會大學的影響下，一批中國的官辦和私辦大學開始建立，如北洋大學、京師大學堂等。教會大學的出現使中國高等教育與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縮短了幾百年，這一事實是我們所不能，也不應忽視的。教會大學建立以前，中國傳統高等教育大約處于西方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時期的水平，即以古典文史學問為主的水平。早期在華基督教大學的學術水平則與西方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水平相當，而到廿世紀初時，在華最好的教會大學的水平則接近了同時代歐美一般大學的程度。這種高等教育發展的飛躍同基督教在華開辦大學是分不開的。

作者：王忠欣

原題：《傳教士對中國近代教育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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