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審訊謀略與非法證據排除底線控制

論審訊謀略與非法證據排除底線控制

審訊謀略

刑事司法，尤其是其中的偵查活動，最基本的矛盾應當歸結為有效性與合法性的矛盾。

為實現司法效益，有效追究控制犯罪，國家刑事司法機關，尤其是偵查機關必須采取各種為查明案情所需要的偵查手段。鑒于被偵查對象的自保需要與反追究措施，還不可避免地需要采取限制妨礙其自由權利行使措施，甚至也采取某些包括欺詐因素的手段。就如一位刑偵專家就刑事審訊策略所說的話：“審訊人員必須合法取得嫌疑人的供述，然而，審訊人員也應該了解法律所允許的審訊策略和技術，這些策略和技術建立在以下事實基礎之上：即絕大多數罪犯不情愿承認罪行，從而必須從心理角度促使他們認罪，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通過使用包括哄騙因素在內的審訊方法來實現。”

這種為實現偵查效益而采取的手段似乎各國相似。前段時間，因寫一篇關于審訊方法的文章，查了一些資料。美國刑事司法專家阿瑟·S·奧布里等人所著《刑事審判》一書中關于美國刑事審訊中審訊方法的介紹，使人多少感到，號稱法治嚴格的老美，原來也用此等方法對付犯罪嫌疑人。該書所列美國刑偵實踐中的審訊方法包括直接的方法與間接的方法，激情刺激的方法與巧立名目的遁詞詭計方法，每一種類又包括各種不同的具體方法。

正是由于刑事審訊具有對抗性特征，使審訊策略和技術不同于我們平常詢問人的方式，也有別于法庭上的交叉詢問。這種特殊性的一個主要表現是謀略性，使用謀略，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允許使用欺騙，其主要功用是使嫌疑人認識到證據已經確鑿，抵賴已無意義。可以說，適度欺騙是刑事審訊的基本方法之一。例如：審訊人員對嫌疑人說：“你怎么還不交代?證人都看見了，作證說得清清楚楚。”又如在共同犯罪案件審訊時稱：“你還不交代?你的同伙已經交代清楚了。”

在審訊中適度應用欺騙等審訊謀略的合法性，各國刑事訴訟法雖然未作明確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在法院判例中卻予以認可。如美國最高法院在1969年對弗雷澤訴卡普案的裁決中含蓄地承認，審訊方法實質上包括哄騙在內，并且認可了這種方法，從而維持了定罪。但在另一方面，采用某些偵查謀略以及對犯罪嫌疑人實施心理壓力，又必須受到法制的制約，它本身不能超過一定的限度，而且還必須是以合理的方法實施，否則也將被視為違法。如就審訊中的欺騙，在美國刑事訴訟中設了兩個界限，一是道德界限。即所謂不能造成“對法庭良心的沖擊”。例如，警察扮成牧師去聽取嫌疑人懺悔，又如警察扮成律師去為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即為不合法的欺騙。二是真實性界限。欺騙等偵審謀略的運用不致產生虛假證據。

由此可見，在犯罪審訊的特定情況下，為實行偵查效益不可避免地采用某些有別于一般詢問的審訊方法。但另一方面，為保護公民權利，維護法制，同時也為準確打擊犯罪，防止冤枉無辜，又必須遵守法律程序對審訊手段的限制。然而，有時合法與非法似乎只隔著一層薄紙。偏過來一點是合法，偏過去一點就成了非法。因此，有時辦案像是在走鋼絲——懸。

如何協調有效性與合法性的沖突，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將法律制度、司法程序規定得盡可能的精密化和技術化，增加其可操作性。二是要求刑事偵查人員提高素質，增強法律意識，把握操作技術，既能有效偵破案件追究犯罪，又能遵守法律程序，不致觸犯偵查法制中的禁止性規定。(收藏夾）下面可以加個意義

非法證據排除底線控制

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于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有著積極的作用,對規范偵查行為和提高案件質量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基本含義

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作出了比較詳細而明確的規定。新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1款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第2款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

所謂非法證據即凡是內含非法因素,包括獲取手段、獲取主體、證據內容、證據形式和其他程序違法的證據。非法證據排除與非法證據不同,在法律規定的例外情況下,或者在未違背法律明定的強制性規定或禁止性規定的情況下,部分證據不因具有一定非法性而喪失其可采性。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指經由非法程序或手段取得的證據,包括以刑訊逼供手段取得的口供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實物證據等,不得被法庭采納為定案根據的規則。

1、非法言詞證據。從《證據規定》第1條以及新刑事訴訟法第54條來看,我國非法言詞證據范圍較廣,包括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

2、非法實物證據。根據《證據規定》第14條以及新刑事訴訟法第54條,非法實物證據主要包括物證、書證等證據類型。比如,偵查機關以布陷阱或引誘的方式取得證據,被引誘者本身并沒有犯罪意圖,只因禁不起偵查人員的引誘而實施了犯罪,這種偵查陷阱行為所獲取的實物證據應予排除。另外,新刑事訴訟法增加了嚴格規范技術偵查措施的規定,據此,依法采取技術偵查措施取得的實物證據是合法有效的。

二 新刑事訴訟法對非法證據排除進行了明確規定,這對偵查過程中的取證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們著重從以下幾方面來應對,確保取證活動的合法性。

(一)轉變執法觀念,堅持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

長期以來,我國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中所追求的最主要目標是發現和打擊犯罪,由于對發現真相、懲罰犯罪的目的過于重視。新刑事訴訟法將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排除非法證據等規定寫入法條,使長期以來受傳統重刑主義思想影響的偵查人員,必須摒棄“懲罰、打擊罪犯”為主的觀念,真正樹立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的觀念,要求偵查人員在保障人權的前提下開展工作。

(二)做好證據固定工作,嚴格執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規定。

最高人民檢察院新發布的《刑事訴訟規則》,要求每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都要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同步錄音錄像措施貌似為了證明非法取證行為,但實際上,卻有利于規范自偵部門偵查人員取證活動,避免非法證據的產生。實踐中,自偵案件的突破往往是從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開始的,同步錄音錄像一方面能起到固定證據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罪嫌疑人在庭審過程中提出受到刑訊逼供,可以調用全程同步錄音錄像資料,來證實訊問過程的合法性。此外,由于是在鏡頭下辦案,可以促使偵查人員文明辦案并提高訊問語言的規范性。

(三)充分運用技術偵查手段,提高取證能力。

技術偵查手段,是指偵查人員利用現代科技手段秘密收集犯罪證據、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各種偵查措施。技術偵查手段一般包括電子偵聽、電話監聽、電子監控、秘密拍照或錄像、秘密獲取某些物證、郵檢等。新刑事訴訟法第148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后,對于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按照規定交有關機關執行”。第152條規定:“依照本節規定采取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隨著科學技術水平的發展和信息化的普及,職務犯罪日益呈現技術化、智能化,犯罪嫌疑人大多位高權重,辦案中干擾多,阻力大,偵查中發現難、取證難、固定證據難的問題十分突出。因此,檢察機關在查辦職務犯罪案件的過程中使用必要的技術偵查措施,有利于減少對犯罪嫌疑人口供的依賴,有利于及時掌握犯罪嫌疑人的行蹤和心態,強化偵查控制,從根本上實現“由供到證”向“由證到供”的偵查模式轉變。

三 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意義

新刑事訴訟法設制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在保障人權和規范辦案兩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在價值上和結果上都否定了非法證據,削弱了偵查機關非法取證的積極性,從而減少了刑訊逼供、暴力、脅迫取證,對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證人的生命、健康、自由等基本人權具有重要意義。此外,非法證據排除制度也包括證據收集的原則,在指導偵查、規范取證、提高案件質量方面也有重要意義。過去在實踐中,非法證據排除制度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主要是因為非法證據排除制度散亂分布在《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等法律法規、司法解釋中,法律位階較低、內容也不成體系、缺乏操作性。新刑事訴訟法以基本法律的形式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地位,并全面系統的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內容,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必將充分體現其在保障人權和規范辦案方面的意義和作用。

第二篇：論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論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浙江工業大學 楊燮蛟虞凱沂

[摘要]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一項重要的證據規則，如何在我國構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我國證據法領域的一個熱點問題。本文首先介紹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概念和分類，明確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歷史沿革。然后又從三方面論述了在我國建立完善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重要性，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對我國如何構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一點建議。[關鍵詞] 非法證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制度構建 2

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概念

（一）非法證據的概念

非法證據是證據理論中的特有概念，《牛津法律詞典》解釋稱“非法取得的證據是指通過非法手段獲得的證據”。我國《訴訟法大辭典》將非法證據釋義為“不符合法定來源和形式的或者違反訴訟程序取得的證據”。還有學者認為，非法證據是指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證據

1內容、證據形式、手機或提供證據的人員及程序、方法的證據材料。我國刑事證據法理論中隊非法證據的概念作了進一步的界定：“非法取得的證據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司法警察、檢察官和法官違反國家憲法和刑事訴訟法關于收集證據應當遵守的原則和程序的規定所收2集的證據”。由此可以看出，對非法證據的界定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廣義上講，非法證據泛指才有違法的方法收集的一切證據材料，即收集證據的內容、形式、收集或提供證據的人員及程序等都不合法。從狹義上講，非法證據是指司法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規定的程序或方法而取得的證據，也就是說在取得證據的手段、方式上不合法的證據，有學者稱之為“非法取3得證據”。

（二）非法證據的分類

對于非法證據的類型，學術界有學者對其進行了詳細的分類：

1.收集或提供主體不合法的非法證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第2款規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做證人。”若由上述主體作證人提供證據，將不符合法律對于收集、提供證據主體的規定，是非法證據。

2.取證程序不合法的非法證據。這是一般意義上人們所理解的非法證據。如刑事訴訟法第43條中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若以上述方法收集證據，將因為不具備收集程序的合法性而成為非法證據。

3.內容不合法的非法證據。即不能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或與案件事實無聯系的事實材料，因其不具備證據的客觀性、相關性、對案件事實的查明毫無意義而為非法證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2條第1款也規定，證據是“證明案件事實情況的一切事實。”

4.表現形式不合法的非法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條第1款列出了證據的七種表現形式，即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鑒定結論，勘驗、檢查筆錄，視聽資料。

（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含義

非法證據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對非法取得的供述與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證據依據

4一定規則予以排除的統稱。也就是說，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指除非法律另有規定，執法機 12 李學寬：《論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政法論壇》，1995年第2期。

何玉波：《試論非法取得證據的可采性》，《現代法學》，1999年第6期。3 李學登：《證據法之基本問題》，臺灣教育部出版，1982年版，第243頁。4 劉善春、畢玉謙、鄭旭：《訴訟證據規則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第194頁。關不得采納非法證據，將其作為定案的證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主要涉及非法證據的證據能力，亦或說“可采性”問題，也就是說，司法機關能否將非法取得的證據材料予以采納，作為定案的根據。非法取得的證據材料，能否在法庭上提出，能否作為對被告人定罪的根據，5是刑事訴訟中最易發生價值沖突的問題。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最早起源于美國，自從20世紀問世以來，它在世界各國得以建立，并受到本國高度重視。在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僅指審判時不得采納違反聯邦憲法第四修正案禁止非法搜查和扣押之保護性規定獲得的證據。廣義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還包括依據憲法修正案其他條款的規定排除有關證據的規則，通常包括自我歸罪排除規則、憲法第六修正案排除規則、正當程序排除規則。從世界各國的規定來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二是非法自白證據排除規則；三是“毒樹之果”排除規則。

在我國的證據法理論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含義比美國的含義要廣，與英國的也不同，它是一種特定的證據規則，不能泛指各種排除規則。我國大多數學者在論述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時，都認為該規則包括對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的排除和非法取得言詞證據的排除。非法取得實物證據的情形并不限于非法搜查和扣押，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的情形也不局限于非法取得的供述，還包括秘密偵查、誘惑偵查、電子監聽等非法獲取的言辭證據、非法獲取的實物證據。但非法搜查和扣押與非法供述是非法取證的兩種主要情形。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自產生以來人們對其一直褒貶不一。有人認為過分強調人權就會放縱犯罪;有人認為在實行排除規則過程中某些犯罪可能逃避處罰，但這是一個社會尊重人權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非法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以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否應當確立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在刑事訴訟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這兩個相互沖突的價值目標之間如何進行選擇、協調的問題。由于法文化傳統、政治因素等方面的不同以及特定時期控制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需要，不同國家之間以及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在有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這一問題的訴訟理論和具體對策方面往往存在著許多差異。隨著時代發展，在經濟全球化、法制現代化、保護人權、程序公正成為司法現代化主題的背景下，兩大法系之間對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出現相互吸收、借鑒的趨勢，各國該規則不斷趨向成熟完善，顯示出運行的良好態勢。筆者認為，作為現代刑事證據制度重要規則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己被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所吸收。而一國或不同國家之間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變遷，其在司法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日益重要，折射出其背后蘊含的價值理念的變化。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歷史沿革

（一）“威克斯規則”的形成 1791年美國通過了《權利法案》，它只有十個修正案組成。作為一個保障個人基本人權的憲法性文件，《權利法案》在很長時間僅僅是一個宣言，人們的這些權利受到侵害后無法得到救濟的，憲法第四修正案也不例外。第四修正案旨在保護人們的隱私權，它規定“人民保護其人身、住房、文件和財物不受非法搜查和扣押的權力不容侵;除非有合理的理由認為有罪，以宣誓或者鄭重聲明的形式保證，并詳細開列應予搜查的地點，應予扣押的人或物，否則不得簽發搜查證”。但是1914年的 weeksv.U.s一案改變了這一狀況。

在1914年之前，美國一直受普通法的影響，認為除自白外，證據取得方法的不適當性

6與其可采性無關，“法庭不愿意僅僅由于警察不自覺所犯的錯誤而使罪犯逍遙法外”。另外，對采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的行為可以通過其它途經對受侵害者以救濟，如追究刑事責任，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劉善春、畢玉謙、鄭旭：《訴訟證據規則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第195頁。

大法官本杰明·卡佐多的解釋。轉引自[美〕喬恩·R·華爾茲:《刑事證據大全》(第二版)，何家弘等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頁。1914年 WeekSv.U.S案首次承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該案中，申訴人weeks是一個速遞公司的雇員。他被指控用郵寄的方式寄送彩票，違反美國刑法第217條。警察在沒有搜查證的情況下到被告人工作地點將其逮捕，后又在沒有搜查證的情況下，到Weeks的住所進行搜查。Weeks沒有同意開門，但警方根據鄰居的指點發現WeekS家鑰匙，并以此打開了被告人的家門。聯邦警察進入WeekS家的房間，發現一些信件和裝有彩票的信封，將其扣押。在聯邦法院對被告人的審判中，控訴方提交這些被扣押的信件作為證據使用。在該案中，聯邦最

7高法院裁決認為“非法搜查和扣押所獲得的證據不得在聯邦法庭上使用”。大法官 Mr.JustiCeDay代表最高法院寫的意見中認為警察無證搜查和扣押被告人的信件和財物的行為，違反了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該證據是在違背憲法第四修正案的情形下獲得的，不應當在審判中被采納。最高法院的意見還指出“如果信件、私人文件可以這樣扣押、保留和用作對被指控犯罪的公民不利的證據的話，憲法第四修正案所提供的保護，即聲明免受此類非

8法搜查和扣押的權力，終將變得毫無意義”。可見，設立該規則的最初目的是禁止和糾正警察的違法搜查、扣押的偵查行為，并使之成為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合理隱私權”(Legitimate Expectation of Privaey)的實施保障。

正是由于WeekS一案，之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要求美國聯邦各級法院在審理中排除非法取得的證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正式確立。由于Weeks案的重大影響，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又稱為“威克斯規則”。不僅如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還在其后的判例法中該規則的適用范圍進一步擴大。

（二）非法自白排除規則的形成

雖然在1966年之前己經有了關于非法自白排除規則的判例，但是直到1966年的 Mirandav.Arizona一案，之后刁‘最終確立了非法自白排除規則。1963年3月3日凌晨，在亞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一名電影院女服務員下班回家，在路上遇到一名陌生男子把其拖入汽車，到一個偏僻的地方后將女孩強奸。事后，女孩描述強奸她的人的體貌是一個戴眼鏡的墨西哥裔男子，二十多歲，駕駛一輛50年代早期的車子，可能是福特或者克拉斯勒，但女孩表述經常不清，自相矛盾。警方調查發現米蘭達和女孩描述的強奸犯極為相似。米蘭達有長期的精神不穩定和犯罪史。在警察局，警察安排女孩辨認，但女孩不能肯定就是米蘭達，只是說米蘭達和那晚強奸她的人很像。偵探庫利和楊將其帶到審訊室，告訴他已被認出，并問他是否愿意供認。兩個小時后米蘭達在書面供述上簽字。州檢察官以米蘭達的供述為依據，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為米蘭達指定了一名叫穆爾的辯護律師。穆爾在審判中以警方未告知米蘭達獲得幫助的權利為切入點，向法庭主張米蘭達做的供述不具有可采性。但法官駁回了其主張，判決米蘭達犯綁架罪和強奸罪，判處20一30的監禁。亞利桑那州最高法院也維持了原判。案件最終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聯邦最高法院裁決，撤銷亞利桑那州的裁決，認定審前詢問階段被告人也享有獲得律師幫助的憲法權利，警察應當告知被告人享有上述潛力以厄爾·沃倫首席大法官為代表的多數派認為，“米蘭達未被告知其享有的律師幫助權，反對強迫自證其罪的特免權也就沒有得到其它形式的有效保護。沒有上述權利告知，其供述不可9采納。

米蘭達一案不僅推翻了亞利桑那州最高法院的裁決，否認違反憲法第六修正案所保護的“獲得律師幫助權”所收集的證據違法，還在裁決意見書中確立了保障犯罪嫌疑人供述處于 7 Week v.United States,232 U.S.383(1914),轉引自劉曉丹主編：《美國證據規則》，中國檢查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頁。8 Week v.United States,232 U.S.383(1914),轉引自劉曉丹主編：《美國證據規則》，中國檢查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頁。Week v.United States,232 U.S.383(1914),轉引自劉曉丹主編：《美國證據規則》，中國檢查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頁。“任意”，避免損害他的反對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四個方面：1.如果對一個被拘押的人審訊，在審一訊開始一前，首先應當明確告知其有權保持沉默；2.在告知沉默權的同時，應當向被訊問的人說其所講的任何話可以并且的可能會在法庭上用作對其不利的證據；3.訊問時的律師在場權對保障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的特免權是必不可少的；4.如果被訊問人在審訊開始前表示希望獲得律師的幫助，政府不得以被訊問人沒有聘請律師或者請不起律師而忽視或者拒絕其請求。

根據該案中的這些措施，警察在審訊時必須作出如下宣告：“l.你有權保持沉默;2.如果你選擇回答，那么你所說的一切都可能會被用作對你不利的證據；3.你有權在審一訊時有律師在楊；4.如果你沒有錢請律師，法庭有義務為你指定律師。”未宣告取得的證據不被采納。由于宣告的內容源自米蘭達案，一該排除規則又稱米蘭達規則。

米蘭達規則從憲法第五修正案“反對強迫自證其罪”和第六修正案“獲得律師幫助權”出發，規定了獲得被告人供述的程序，違反這些程序的自白就屬非法，不具有證據能力。和之前由法庭裁量自白是否屬于“非任意”相比，1966年的米蘭達案最終確立了“取得程序違法”這樣一個非法自白排除標準。因此在非法證據排除的歷史上，米蘭達規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正是米蘭達規則宣告了美國非法自白排除法則的正式確立。

（三）毒樹之果理論的形成

毒樹之果”理論最終確立則是1963年 wongsunv.u.s一案。1959年6月4日凌晨2點左右，舊金山聯邦毒品管理局的偵探對霍姆·威監視六個星期后，將其逮捕并發現其持有毒品。霍姆·威承認前天晚上在一個叫托伊的手中買到一盎司的海洛因。托伊是一家洗衣店老板。早上6點左右，六七名聯邦毒品管理局的偵探來到位于利文沃斯大街1733號托伊的洗衣店。阿爾頓·王上前敲門，托打開店門，王說自己要洗衣服，托告訴其8點才營業，要其到時再來。王亮出證件，說明自己聯邦毒品管理局偵探的身份，托伊立即關門并往臥室跑。王和其他偵探將店門撞開，追至臥室將托伊逮捕，但在托伊住所沒有搜查到任何毒品。托伊告訴偵探他知道住在第十一大街的約翰販賣毒品。聯邦毒品管理局的偵探們趕往約翰的住所，與偵探交談后，約翰交出不到一盎司的海洛因。偵探將約翰和托伊帶到聯邦毒品管理局辦公室。在辦公室中約翰交待他四天前曾從托伊和華人手中購得海洛因，偵探詢問托伊，托伊交代說是王森。偵探在托伊的帶領下找到王森住所將其逮捕，同時偵探也沒有發現王森家中藏有毒品。聯邦司法官先后提審三人，在收到保證今后將其釋放。在此后的幾天里，聯邦毒品管理局偵探又分別審訊了這三人，審訊時分別告知他們有權隱瞞那些對其不利的信息，有權向律師咨詢，但是沒有律師在場。加利福尼亞州北部管區聯邦地區法院在沒有陪審團的情況下審理了此案。公訴方的主要證人是約翰，但他否認了自己前面的供述，并援引反對自證其罪的特免權免除了作證的義務。公訴方提出1.托伊被捕時在臥室所做的口頭陳述;2.約翰交出的海洛因;3.審前托伊未簽名的供述一記錄;4.王森的類似供述一記錄。被告方反對使用這些非法逮捕和搜查的“果實”最終法庭認定托伊和王森有罪。被告人一直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聯邦最高法院法官裁定撤銷對托伊的有罪判決，認定托伊在臥室作的口頭陳述不可采納;王森在被釋放后，自愿在聯邦毒品管理局作的陳述與非法逮捕毫無關系，因而是可以采納的。

聯邦最高法院在卡斯蒂加案中認為，只有禁止使用或“派生使用”強迫所取得的證一言，刁一能使得反對自我歸罪特權所提供的豁免權得以實現。這就確立了第五條修正案排除規則的“毒樹之果”原則。事實上，卡斯蒂加案中所描述的禁止使用衍生證據的范圍比第四條修正案所確立的原則更為嚴格。因為其“禁止衍生使用”是指禁止使用以強迫方式獲得的證言作為一種調查導向，并且禁止只注重證人方式而獲得的證言使用。

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價值分析

（一）有利于維護憲法的尊嚴

現代各國的憲法，均賦予了公民廣泛的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而非法取證行為，無論是刑訊逼供還是非法搜查、扣押，都極易侵犯公民的權利，使其遭受精神、肉體的痛苦。非法取證從具體看，是違反訴訟程序的行為，但從本質看，它更是一個違憲的行為。對該類行為如不予以制止，對行為產生的后果如不從法律上予以否認，則憲法的尊嚴將蕩然無存，憲法規定的民主權利，將只能是一種空頭的承諾。這顯然與我國現行“依法治國”的理念是不相容的。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憲法是從正面規定了人民可以享受的各種權利，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則是從反面規定了非法取證行為的法律后果，它起到了補充和執行憲法的作用。如果沒有該規則，憲法規定的許多權利將無法真正落實。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14年WeeSk案的判決中就以憲法為本，明確指出：“如信件及私人文件可因此(違法)扣押，及用以充作被告不利之證據，憲法第四條修正案宣告人民免于此類搜索之規定，將毫無價值可10言。”上述判例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構建與維護憲法的基本權利直接聯系了起來。雖然排除非法證據極可能導致個別罪犯逃脫懲罰，但這只是個案的不公，與該規則保證憲法實施。

（二）有利于維護人的尊嚴

二00四年三月十四日，十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以根本法的形式宣告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是我國憲政史上的一件大事，必將深刻地影響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所謂人權，簡單地說，就是人基于其作為人的屬性而應享有的權利或者待遇。現代法律的文明，己集中地體現為對人的基本權利的認可與保護，尊重人權也已經成為一項重要的國際法原則。因此人權保障功能的有無及強弱是評價現代法律文明程度的一個基本指標。而考察《國際人權憲章》以及各國法律，在訴訟人權保障方面，主要體現的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訴訟權利保障。這不僅因為作為個人，他們面對著國家的偵查、檢察、審判機關，雙方力量懸殊，容易發生侵犯他們合法訴訟權利的現象，更是由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實際并不僅僅是對每個具體個人的權利的保護，而是對不特定的社會大眾的保護，它能使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能免遭刑事司法的態意追究，保障訴訟的進程不偏離法律和正義的軌道。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將通過侵犯公民基本人權而獲取的證據排除出刑事訴訟的范圍，向社會昭示了“懲罰犯罪不能通過侵犯人權的方式進行，人權只能因為保護人權本身受11到限制”的理念，體現了對侵犯人權行為的限制，對保障個人權利的張揚。

（三）有利于維護司法尊嚴

司法機關，特別是審判機關，應該是社會公平、正義的表率，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司法機關應該通過正確履行自己的職責，通過正當的程序來懲治犯罪，實現社會正義，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正確實施。人們渴望公平，社會呼喚正義，但公平、正義的取得必須通過法定的程序，以公眾能理解、能接受的方式實現。國家追訴犯罪，目的是通過刑罰權的實現，使被犯罪行為破壞的社會秩序得以矯正。如果負責實施法律的偵查人員在執法時違反法律，通過侵犯公民合法權利的方式進行取證，而法院在審判時又通過采信非法證據的途徑對上述行為的后果予以認可，那么這不但顯示了法院對非法取證行為的慫恿，是司法無能的體現，更易使公眾喪失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并使判決的正當性失去基礎。司法機關如在追求正義的過程中不斷破壞正義的理念，其做法將直接導致自身尊嚴的損毀，完全背離本身追求的初衷。正是認識到此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Weeks案的審理時即明確地指出:“此種由執法人員使用非法方式扣押證據之趨勢，不應自法院之判決中獲得承認，法院必須始終支持憲法，任何處境之人民均有權要求其維護此項基本權利。法院及其人員將犯罪者繩之以法之努力，不得借重犧牲第四條修正案原則之方式。茍如是行之，即等于司法機關縱非公開違抗，10法治斌:《論違法搜索扣押證據之排除》，載陳樸生主編《刑事訴訟法論文選輯》，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年版，第257頁。11鎖正杰著:《刑事程序的法哲學原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頁.亦系肯定明顯之疏忽所為之憲法禁止行為。”加拿大的“矯正委員會”也公開提出，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增進民眾對司法運作的信心，避免司法程序受到污染，違法取得的證據不應被法院采用，法院應維持“公正廉潔”、“雙手純潔”的形象。非法證據排除所體現的對司法尊嚴的維護價值，成為多年來該規則存立的基礎性原因之一。

四、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構建

（一）對非法言詞證據，應當兼采自動排除和裁量排除方式

就非法言詞證據而言，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 犯罪嫌疑人必須如實回答偵查人員有關案件事實的提問。可見，我國刑訴法不僅在實質上否定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權，同時要求犯罪嫌疑人的律師協助權也必須受到一定的限制。這就表明，我國對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不能照搬美國的自動排除方式。筆者認為，從目前我國所處的法治環境來看，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可以將非法言詞證據分兩種情況。第一種情形是，如果非法言詞證據在后來的辦案過程中被證明是真實的證據，那么，此證據就具有可采性，由法官來自由裁量是否采用。但如果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沒有其它證據佐證，則不能作為定案證據。第二種情形是，如果

有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他人在庭審中提出其先前的供述或陳述是不真實的，是非出于其自愿意志的，而這種不真實的證據是由于警察的非法取證而產生的，即是警察用刑訊逼供、非法拘禁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或在庭審中的言詞證據不能證明其真偽性，且控方不能證明其合法性，則此兩類證據不具可采性，應堅決被排除。關于舉證責任，考慮到控辯雙方的舉證能力，對于控訴方提出的指控犯罪的證據，或者是在庭審中辯護方或其他人對證據的合法性提出異議，應由控訴方承擔證明證據為合法來源的責任。

（二）對非法實物證據，應當實行裁量排除

就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規則而言，實物證據包括物證、書證、勘驗、檢查筆錄及屬于實物證據的視聽資料，一般通過搜查、扣押或錄像等方式收集，能否作為定案根據要具體案件、具體證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通過對國外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考察，我們了解到美國對非法收集的實物證據的排除一般是不限制違法行為的性質和程度的，只要有違法搜查、扣押行為，由此而得的證據就予以排除，除非有法定的例外情形。但根據我國的法制狀況，筆者認為還是采取由法官自由裁量的“裁量排除”原則較好，規定由法庭根據取證行為的違法程序和案件的具體情況決定。有學者認為，非法實物證據與言詞證據相比，具有較強的客觀性，應以采信為妥。其實不然，雖然通過非法手段獲取的實物證據與通過合法手段獲取的實物證據在外形和實質上不會有較大的差別，但它畢竟涉及到法律尊嚴、訴訟價值取向等問題。若一律采納，則會鼓勵偵查機關使用非法手段取得實物證據，從而使法律的相關規定得不到切實的貫徹執行；若一概予以排除，則過于保護被告人而忽視被害人的權利，也勢必影響刑事訴訟安全目的的實現，亦不利于懲罰犯罪。因此，筆者認為，將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交由法官進行自由裁量，是較為合理的。這也是實現保障人權與打擊犯罪相平衡的客觀需要。法官在進行自由裁量時需要嚴格把握好排除的標準，如“重大違法”：違法收集實物證據的行為達到犯罪的行為;手段惡劣、后果嚴重的違法行為, 等等。

（三）對“毒樹之果”，應以排除為一般原則，同時以例外方式對特殊情形進行限制性肯定

毒樹之果能不能吃，關鍵在于摘果的行為，也即收集后一證據的行為是否合法。只要該行為合法，并且符合上述排除規則的規定，則衍生證據可以采用。作為衍生證據，“毒樹之果”的線索雖然是非法的，但并不影響衍生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性，如果絕對予以 1

212法治斌:《論違法搜索扣押證據之排除》，載陳樸生主編《刑事訴訟法論文選輯》，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63一264頁。排除，很可能會導致訴訟中必須予以排除的證據范圍過大，導致定罪量刑時可以利用的證據的數量大大減少，最終影響對犯罪的追訴力度以及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不符合我國司法實際狀況。從兼顧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的角度來看，我國刑事訴訟法在對待“毒樹之果”的問題上，應以排除為一般性原則，同時以例外方式對特殊情形的“毒樹之果”進行限制性肯定，以此來兼顧控制犯罪。具體有以下幾種情形。1.對于直接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非法取證行為，如果一概肯定由此而取得的“毒樹之果”的證據能力，則將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對于這類“毒樹之果”，應當否對它的證據能力;2.如果以非法方法取得的證據對于打擊重要犯罪具有重要作用，并且排除這些證據可能引起負效應，如非法的被告人口供及以此為線索而取得的其他證據與危害國家安全或重大社會利益有關，雖然其在收集程序、方法上違法，但只要該證據客觀真實且具有關聯性，本著利益權衡原則，并且考慮我國司法實際，應當承認這些證據材料的證據能力;3.非法取證行為雖在形式上違法，但并未實際上侵犯被告人合法權益或侵犯其合法權益情節較輕微的，可對該非法取證行為予以改正或譴責，但采納由此獲得的證據;4.對于由“毒樹之果”所得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證據，也應承認其證據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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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淺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摘要.....................................................................1

一、引言................................................................1

二、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國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比較........................1

（一）英美法系代表國家美國的法律規定................................1

1、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排除規則.....................................1

2、違法取得的實物證據排除規則.....................................2

3、“毒樹之果”的排除..............................................2

（二）大陸法系代表國家德國的法律規定.................................2

1、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2

2、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2

3、對“毒樹之果”的排除規則.......................................2

（三）兩大法系國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異同點評析.........................3

三、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現狀......................................3

四、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司法實踐......................................4

（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運用.....................................4

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的目的.....................................4

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效力.........................................4

3、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舉證責任.....................................4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實踐中出現的若干問題.........................5

1、公檢法機關運用時出現的問題.....................................5

2、引發的社會問題.................................................5

五、完善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思考......................................5

（一）完善非法證據排除的審查程序.....................................5

（二）完善司法體制，踐行審判獨立.....................................6

（三）完善法官職業準入制度，提高法官辦案水平.........................6

（四）提高律師訴訟地位，防止冤假錯案.................................7

六、結束語..............................................................7 參考文獻：...............................................................8

淺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摘要：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一直是我國理論界與實務界頗有爭議的話題之一，不同的國家基于不同的社會治安狀況和法治理念，對之采取不同的價值選擇。英美法系國家與大陸法系國家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排除內容、排除程序、排除方法等都有明顯的不同之處。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對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存在的不同規定，也在影響著我國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該如何確立。本文從兩大法系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比較、我國非法證據排除的立法現狀、司法實踐以及完善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思考四個方面進行討論，以期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能更好的為我國司法實踐服務，維護司法公正，協調好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的關系。

關鍵字：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立法現狀

司法實踐

程序公正

實體公正

一、引言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現代法治國際普遍采納的一項證據規則，“非法證據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法律規定享有調查權的主體違反法律規定的權限或程序，以不正當的方法取得證據材料。”這是狹義的非法證據，即“非法取得的證據”。廣義上的非法證據，具體而言，表現在證據內容、證據形式、收集和提供證據的主體、取證程序這四個方面存在違法之處。“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指違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獲得的證據不具有證據能力，不能為法庭所采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維護程序公正的一張必不可少的“盾牌”，旨在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不受非法侵犯，從而保障人權的一項證據排除規則。對于這一“盾牌”的具體內容和使用方法兩大法系國家各有不同。然而，眾所周知，事物皆有兩面性，這一規則在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的同時，可能造成司法效率低下、被害人權益的不到應有保護的問題。如何在維護程序公正的同時做到兼顧各方利益的實體公正，還需進一步探索、研究。

二、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國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比較

（一）英美法系代表國家美國的法律規定

美國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發源地，其產生與發展對世界范圍內的這一規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美國崇尚個人權利至上、限制國家權力，這一觀念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美國產生的思想基礎。自20世紀初期開始，美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通過大量司法判例逐步得到完善并豐富起來，政治、經濟狀況等各種因素的發展也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產生了影響，使之不斷加以調整。這一規則在地域上經歷了由聯邦到各州的發展過程，排除范圍上則由非法搜查、扣押的實物證據到非法言詞證據乃至非法證據的衍生證據（即“毒樹之果”），而適用原則上經歷了由一律強制排除到原則性排除加例外的發展過程。

1、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排除規則

在美國，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主要指違反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的規定“任何人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而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包括使用身體、精神強迫和引誘取得的所取得的供述。身體、精神強迫主要包括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吃喝、利用其對家屬的關心等手段。用此種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都應該被排除。20世紀40年代以后，對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由排除“非任意性自白”向排除“程序性違法”供述轉變。美國聯邦憲法規定任何人“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是為了排除虛假的、違心的供述、自白，防止冤假錯案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到了40年代以后，對于“自白”的定義不僅僅是是否有“任 意性”了，還包括是否有“程序性違法現象”，這一標準表明所有通過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得到的證據均應當被排除。由此，1966年聯邦最高法院通過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確立的“米蘭達規則”，該規則要求警察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告知其有沉默權、律師幫助權、訊問時律師在場權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如果警察沒有遵守米蘭達規則得到的任何陳述將從證據中予以排除。

2、違法取得的實物證據排除規則

美國違法取得的實物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過程可謂一波三折。此項規則在經歷了確立—廢除—確立—廢除等一系列判例之后，在著名的邁普訴俄亥俄州案中，最高法院確認了憲法第四修正案要求各州法院排除非法搜查或扣押所獲取的書籍、報紙等證據。時至今日，這一規則所排除的實物證據范圍也已經擴大到監聽或使用秘密攝像機取得的音像資料，但同時又對特定的情形例如涉及國家安全的監聽或竊聽賦予了合法性。

3、“毒樹之果”的排除

“毒樹之果”即非法證據的衍生證據，指以非法獲取的證據為線索取得的證據。聯邦最高法院在1920年朗博訴美國案中的“禁止以某種方式取得證據的實質，并非僅指該證據不得為本院所采用，而是在根本上就不得加以利用”的理論，確立了對“毒樹之果”原則上予以排除，在法庭審判審判時不得采用的原則，但對以非法搜查、扣押、逮捕獲得的口供為依據獲得的實物證據這一類“毒果”的態度稍顯謹慎，是否“食用”要根據案情判斷“毒性”大小決定。

（二）大陸法系代表國家德國的法律規定

德國是大陸法系的代表國家，其刑事訴訟的主要目的是懲罰犯罪，注重實體公正，而對于程序公正以保障人權則為次要目標。德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是根據原西德最高法院依照基本法第一條“人之尊嚴不可侵犯”、第二條“人人均有謀求自由發展及其人格之權利”的規定。

1、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

德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對于被告人決定和表達自己意志的自由，不能用非法折磨、疲勞戰術、妨害身體、服用藥品、拷問、欺詐或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不需用威脅的方法，并嚴禁許諾給予法律上沒有規定的利益。對于損害被告人的記憶力和理解力的方法，也禁止使用。違反這些規定所得到的陳述，即使被告人同意，也不得作為判決依據。

基于此，德國以法律條文的形式確立了非法獲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予以絕對排除的規則。此外，對于訊問前沒有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保持沉默的權利或享有聘請律師或與律師協商權利的情形，德國最高法院認為由此取得的言詞證據也應當排除。而對于違法其他法定程序取得的言詞證據，則主張由法官根據個案的具體情形自由裁量。

2、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

德國對于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采取利益權衡原則，由法官根據具體情況自由裁量，不能因為在取證過程中產生錯誤就自動排除該證據。而對于涉及侵犯人格尊嚴和自由所得的證據應排除，但是如果該證據用于指控重大犯罪時，則應該承認該證據的證明能力。

3、對“毒樹之果”的排除規則

德國立法上至今沒有對“毒樹之果”的效力作出規定，但對于特定違法手段如非法監聽獲得的證據及其衍生證據，只能用于指控被告人反對和平、危害外部安全等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犯罪。在理論界和實務界，普遍存在一種稱之為“波及效”的理論，認為由非法證據衍生出的證據只要有證明力，就可以作為定罪量刑的根據。

（三）兩大法系國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異同點評析

英美法系主要是判例法國家，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是在這些判例的基礎上形成的，大陸法系國家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起步較晚，仍然存在重實體、輕程序的現象，法官的自由裁量在這一規則中發揮很大作用。但隨著國際上普遍對保障人權的關注，大陸法系國家的訴訟價值也逐漸向程序正當傾斜，并逐步完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總而言之，兩大法系對于這一規則存在相同與相異之處。

兩大法系均對非法言詞證據持絕對排除態度。英美法系國家稱之為“非任意自白排除規則”，大陸法系國家為了追求實體公正，并未設置證據規則，雖立法上也排除了非法言詞證據，但是排除范圍比英美法系國家狹窄。

對于非法實物證據，除美國、俄羅斯、意大利外，大多數國家并不自動排除。例如英國，德國，日本，雖然所述法系不同，但對于非法實物證據，均使用以裁量派出為主的混合模式，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但這些國家在利益權衡的標準方面存在不同。德國重在衡量取證手段是否侵犯人的尊嚴與自由，而日本重在衡量取證手段是否“重大違法”。

三、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現狀

對于非法取證的行為，尤其是對刑訊逼供的反對，可以追溯至我國古代立法中。但真正禁止刑訊逼供，應當始于清末沈家本的法律改革。由于歷史原因，改革未能成功。孫中山、毛澤東都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刑訊逼供，但是都未將其入法。

我國立法對這一規則的最早反映是1979年《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雖然有所反映，但這項條文未明確規定法律后果，其司法實踐效果可想而知。1996年3月17日，《刑事訴訟法》修改，但對于刑訊逼供的規定仍然沿用1979年《刑事訴訟法》條文，沒有絲毫改動，以至于造成了趙作海沒有殺人卻被判死刑并入獄服刑長達8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錯案。1994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審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體規定》第四十五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證據使用。”這是我國第一次對非法收集證據的后果加以規定。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刑事訴訟法解釋》第六十一條再次確認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的規定。1999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六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頒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五十一條規定：“公安機關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以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

這些規定在一定程度上確立了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但都是一些原則性規定，未對具體程序及后果作出詳細規定，因此也難以在司法實踐中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2013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第五十五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接到報案、控告、舉報或者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當進行調查核實。對于確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提出糾正意見；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除此之外，2012年11月5日審議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對刑訊逼供的具體表現、非法證據排除的請求方法、非法證據的審查方法等也都進行了詳細的規定。

至此，我國法律完整的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寫進法律，并規定了其法律后果，讓這一規則有了約束力、威懾力。這在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發展歷史上是一個里程碑，這些條文的確定，讓理論界與實務界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爭議大大減少，其剛性規定也將大大減少偵查過程中出現的刑訊逼供現象。

四、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司法實踐

（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運用

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的目的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為何在世界范圍內被廣泛運用，各國紛紛將其入法，這與這一規則的目的息息相關。首先，是為了刑事訴訟中證據的真實性。非法取得的證據往往存在一定的虛假性，不能真實反應案件的情況，影響案件真相的發現。尤其是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往往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脅迫、欺騙等情況下所做的供述，其虛假性就更難以被發現；其次，為了保證程序公正。如前所述，大陸法系國家往往追求案件的實體公正而對程序公正有所忽略，我國也不例外，取證是程序問題，排除非法證據在哪很大程度上是排除非法取得的證據，并且刑訊逼供嚴重者可入刑，這一規定規范了偵查人員的取證行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確保程序公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為了保障人權。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樣享有人權，其合法權益不能被非法侵犯。刑訊逼供很明顯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因此，排除非法證據是我國對人權保障的一大進步。

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效力

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也就是說，只要是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無論其真實性如何，都要一律排除。這是一個剛性規定，不存在任何可自由裁量之處。而對于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如書證、物證等，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這體現了我國對于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是一分為二判斷的：對于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首先予以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例如勘驗、檢查、搜查、提取筆錄或者扣押清單上沒有偵查人員、物品持有人、見證人簽名，或者對物品的名稱、特征、數量、質量等注明不詳的），在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后，可以采用，否則，不得采用；其次，對于根本不會影響司法公正的瑕疵，則不需補正或作出解釋。由此可見，實物證據是否影響司法公正以及補正、作出的解釋是否合理，都是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的，因此對于實物證據的排除相對于言詞證據的排除就相對寬松。

3、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舉證責任

我國刑訴法第五十六條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由此可以看出，非法證據排除的啟動可以是由法院依職權發現并啟動，也可以由當事人一方提出，但是，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人民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等相關線索或材料，被告方要承擔初步的舉證責任。在發現或提出非法證據后，法院會進行庭前會議、法庭調查，在此階段，由偵查人員負舉責任。

也就是說，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舉證責任由控訴方與偵查機關承擔，這與我國“誰主張，誰舉證”的證據規則不一致，主要是因為相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證人等，控訴方跟偵查機關是強勢一方，舉證能力也強，訴訟中舉證能力較強的一方承擔更多的舉證責任，這是糾紛雙方當事人平等對抗的體現，其次，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證人等提出的非法證據，控訴方與偵查機關自然是主張其證據合法，并加以證明，這實際上也是“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體現。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實踐中出現的若干問題

1、公檢法機關運用時出現的問題

排除非法證據，必須依靠法庭審理時予以排除，因而，審判庭尤其是負責審理案件的法官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前文提到，在排除實物證據時，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而證明證據合法性從主觀上說，就是要使法官能夠排除合理懷疑，做到內心確信，通過證據說服法官相信其取證行為合法。但是何謂“非法實物證據”、何謂“合理的解釋”何謂“內心確信”存在主觀差異，在實務中容易引起爭議。也就是說，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證明標準認識不一，對于不同的職業，如公安人員、律師、檢察人員的觀點有很大差異。因此，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合理與不合理之間的界限問題直接影響到排除證據的范圍，檢察官在決定是否起訴、法官在裁定是否排除某一證據時，必須有一個明確、肯定、全國統一的標準，否則，很容易引起參與案件、負責不同階段的司法人員各行其是，引起爭議。

2、引發的社會問題

我國最近幾年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方面有所側重，體現了程序公正。但是對于社會上普通大眾來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常是犯了“滔天大罪”、罪不可赦的人，對于這些人就一定要找出證據、為民除害。但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現在卻要將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法犯罪行為的證據排除掉，普通民眾可能就難以理解，以至于無法接受，就會引發輿論的熱潮。

其次，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為了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這一規則被合理運用自然能夠促進人權保護，但是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以此作為自己的“擋箭牌”，濫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來企圖保護自己，或者在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明明是罪犯卻拒不認罪，頑固抵抗。這種情況也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當時造成了社會治安狀況惡化，司法效率低下、被害人權益得不到應有保護的階段，社會上有人把犯罪率上升歸咎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這一規則也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因此，如何運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這把雙刃劍，也是我們現階段需要考慮的問題。

五、完善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思考

（一）完善非法證據排除的審查程序

我國《最高檢規則》第446條規定：“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其他證據的情形，需要進行法庭調查的，公訴人可以參照前款規定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證明。公訴人不能當庭證明收集證據的合法性，需要調查核實的，可以建議法庭休庭或者延期審理。”第447條規定：“公訴人對收集證據的合法性進行證明后，法庭仍有疑問的，可以建議法庭休庭，由法院對相關證據進行調 查核實。法院調查核實證據，通知檢察院派員到場的，檢察院可以派員到場。”

這兩條規定看似確立了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排除程序，保障了非法證據的有效排除，但是并未從根本上對非法證據進行排除。我認為非法證據的排除不僅僅是應用上的排除，不僅僅是不作為定案的依據，更嚴格的說，應該無法讓非法證據影響到法官的審理，排除非法證據對法官的影響。因為從人的認知角度而言，如果已經知道了某項證據的存在及內容，卻要求法官在裁判時不受這些證據的影響，這是比較困難的。美國在這一方面的做法比較合理：被排除的證據不得在審理事實的法官面前提出，這才能真正起到排除非法證據的目的。我國的法庭審理階段還是會讓法官接觸到某些非法證據，從而對法官審理案件造成影響。我國還規定了庭前會議：“開庭審理前，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人民法院經過審查，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有疑問的，應當召開庭前會議，就非法證據排除等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但是這項規定僅僅是了解情況，并沒有做出任何處理規定，還是無法根本排除非法證據。對此，我國應當完善審查規則，建立庭前審查處理制度，在庭前盡量排除非法證據，保證法官不受非法證據的影響。

（二）完善司法體制，踐行審判獨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條規定：“人民法院獨立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法院是我國的審判機關，理應享有獨立審判權，其他機關與社會團體、個人僅僅應當起到監督作用，而不是支配法院的審判權。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人民法院的獨立審判權明顯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壓力。

首先，受到政府的壓力。眾所周知，我國法院的經濟來源受同級人民政府支配，政府掌握法院的經濟命脈，因此，法院受政府的影響是非常大的，這一點在行政訴訟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我國行政訴訟中政府敗訴率極低，難道行政訴訟這樣的“民告官”行為都是民眾在“沒事找事”嗎？顯然不是的。法院怎么會得罪自己的“衣食父母”呢？從這一點看來，法院受政府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如何讓法院不受或者少受政府影響，交叉管轄就比較好的解決了這一問題。讓其他地區的人民法院處理易受同級政府影響的案件，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其次，受到同級人大的壓力。人民法院由人大產生，因而對人大負責并受其監督，法院院長的任命也是由人大決定，人大對于法院審理的案件也有質詢權，因此人大對于法院的審判權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再次，受到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的壓力。檢察院對于法院審判的案件可以進行抗訴，檢察院進行抗訴就會引起案件的再審甚至改判，這樣不利于法院的績效考核，而證據都是由檢察機關提交給法院審理的，法院如果排除了檢察院提交的證據，勢必影響檢察院的控告職能。為了法院的審判獨立，應該檢法分離，審判獨立。最后，受到社會輿論跟民眾的壓力。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民眾的知情權得到大幅度提升，社會輿論也越來越起到引導社會價值觀的指向標的作用，網民的力量是無窮的，媒體跟民眾的力量大到足以改變法院的判決，例如“藥家鑫案”、“鄧玉嬌案”，幾乎都是在社會輿論的控制下法院進行的判決，這看似我國越來越注重民意，但是實際上，民眾對案件的真實情況掌握到底有多少？民眾對證據的掌握到底有多少？民眾的法律水平到底有多高？就能隨便對案件進行如此大的影響？法院才是審判機關，民眾要做的是監督，不是支配，我們要相信法官的專業水平，會給社會一個滿意的答復。

（三）完善法官職業準入制度，提高法官辦案水平

現在我國有相當一部分法官是從部隊轉業或者其他途徑轉行的，并沒有經過嚴格的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因而在一些專業問題方面，明顯知識儲備不足，雖然他們有一定的判案經驗，但是從事法律這一職業不是靠經驗就能做好的，需要專業知識作為支撐，當然經驗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為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中，除了絕對排除的 非法言詞證據，對于非法實物證據是需要法官自由裁量是否應該作為定案根據的，在這個方面，如果法官沒有足夠的專業法律知識，如何判斷取證是否違法，如何判斷偵查人員做出的解釋是否合理呢？如果做不到這些方面，又如何能公正的作出判決，樹立司法權威呢？因此，就要完善法官職業準入制度，讓擁有專業知識、專業素養的優秀法律人去擔任法官一職，讓專業知識充實法官隊伍。同時，對于現任法官，建立健全在職法官學習制度，不斷補充學習法律知識，提高自身專業素質。最后，法官也要潔身自好，把握好公正的天平，對于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堅決排除，樹立法律權威，保障人權。

（四）提高律師訴訟地位，防止冤假錯案

律師是國家法律工作者，是為社會服務的專業法律工作者，是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專業人員。律師制度是建立在保障人權基礎上的刑事訴訟制度的關鍵一環，刑事辯護律師自身的權利是否得到保障就顯得尤為重要。但在現實生活中，刑辯律師在刑事辯護中其自身的權力得不到保障，從而使辯護困難重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得不到保障。在日常的刑事辯護中，辯護律師會遇上各種各樣的困難。例如，辯護律師會遇到閱卷難、調查取證難、會見難等問題。刑法第306條設定的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更使律師在行使本已十分有限的調查取證權時，顧慮重重，惟恐觸犯該條而身陷囹圄，因此不能不在調查取證時淺嘗輒止。

除了這些制度上的困擾之外，訴訟律師內心也存在一些糾結之處。對于普通民眾觸犯了刑法，被法院判刑之后，就會惹來媒體曝光、社會關注。辯護律師在對其進行辯解時，就會頂著巨大的社會壓力。畢竟觸犯了刑法之人是罪犯，有社會危害性，例如這時，辯護律師對其進行辯護，往往的不到民眾的理解與支持，甚至還會受到一些媒體的攻擊。那么，基于這個因素，有的辯護律師就會對罪犯的辯護不是那么盡心盡力。律師的權利得不到保障從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得不到保障。其次，律師與“公檢法”三方地位嚴重不平等。“公檢法”與律師就像是在打麻將，律師是被強拉去充數的，而且律師不準“胡”，“胡”了也不能說。這形象的說明了律師難以與“公檢法”對抗。因此，要保障律師權利，首先就要提高律師地位，使控辯雙方地位平等，讓律師不再低“公檢法”一等。在制度方面，要“保障律師的閱卷權和調查取證權，建立庭前證據展示制度，保障律師通過正當途徑獲取充分證據的權利，以便及時提出非法證據排除，保障律師的會見權,鞏固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制度，保障律師正當執業權利,保障律師尋求司法救濟的權利”。這需要國家立法支持，用法律強制力來保障律師權利。

六、結束語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于保障人權、打擊刑訊逼供等犯罪行為、防止冤假錯案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我國在這一方面的法律正在逐步完善，其取得的現實意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相當于“舶來品”，我國對此項制度的立法與司法配套制度還有不足之處，應當借鑒美國等國家在這一領域的可取之處，不斷完善對于這一制度的配套措施，真正做到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證人、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保障人權。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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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對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證據予以排除的統稱，也就是說，司法機關不得采納非法證據，將其作為定案的證據，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非法證據的范圍

非法證據的范圍包括：

1、執法機關違反法定程序制作的調查收集的證據材料；

2、在超越職權或濫用職權時制作或提查收集證據材料；

3、律師或當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調查收集的證據材料；

4、執法機關以非法的證據材料為線索調查收集的其他證據。

編輯本段意義

有利于司法機關嚴肅執法

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試點項目啟動暨研討會

有利于司法機關嚴肅執法，有效制止司法人員非法取證行為。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使執法人員在實施違法行為之前，就想到其后果。非法證據的排除，是對司法機關調查取證工作的最終的否定和譴責。有利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監督執法機關，在執法機關采取非法手段調查收集證據時，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有權拒絕，并在以后訴訟程序中要求要求排除。要想否定一項訴訟行為，最有效的莫過于其無效，而想制止辦案人員的非法取證行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宣告其違法獲得證據不具有可采性。從而督促司法機關守法并依法辦案。有利于徹底糾正違法行為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于徹底糾正違法行為，防止或減少冤假錯案。實踐中，造成冤假錯案的原因無不與辦案人員違法取證有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盡管可能放縱犯罪，但其最大優點就是要保證言詞證據的自愿性，從而達到定罪處罰的準確性的目的。

有利于切實保障訴訟參與人的權利

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試點項目研討會

非法證據規則有利于切實保障訴訟參與人的權利，能促進公安、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法制觀念的轉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否在刑事訴訟中確立，存在一個價值權衡的問題，如果允許將非法取得的證據作為定案證據，對查明案件的真實情況，實現國家刑罰權是有益的，但這樣做是以破壞國家法律所確立的秩序和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為代價的。反過來，如果對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又會阻礙對犯罪的查明和懲治，這與該國的刑事訴訟目的、主導價值觀念，對公民個人權利重視程序等因素都是相關的。該規則的確立，是一國文明水平的標志，它體現了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法制觀念的轉變，即從懲罰犯罪第一到注重保護人權的訴訟觀念的進步。

編輯本段法系比較

程序不同

在美國的司法實踐中，采取強制排除主義。而在德國的刑事司法中，采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相應性原則，或稱權衡理論，法官首先確定所爭論的證據的取得是否違反了法治原則，如果違反了，必須排除該證據的適用。如果沒有被排除，再由法官衡量各方面的因素，然后決定是否排除有關證據。這招致了強烈批評，認為這樣做只會讓偵查機關心存僥幸，促使偵查機關為破獲大案而不擇手段，因為只要能夠借非法證據破獲更大宗的犯罪，則取證行為的瑕疵或非法將弱化，不會導致相關證據被排除。

目的不同

美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警察在取證中的違法行為。德國的非法證

據排除規則的主要目的著重于保護個人權利和執法需要兩者之間的平衡。

方式不同

美國以案例方式確立各種非法證據排除的方式。德國以德國憲法為根據，具體的規則體現在其刑事訴訟法中，案例沒有法律效力。

搜查與扣押的關系不同

在美國，如果搜查是非法的，則搜查后扣押的證據就是非法證據。而德國則把搜查和扣押分開來分析，即使搜查是違法的，也不必然導致通過該搜查行為所獲得的證據被排除。編輯本段適用范圍

1、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的排除

在美國，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包括信息）主要指違反法律的規定而取得的證據，它構成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主要內容。這些非法證據的取得，主要發生在逮捕、搜查和扣押的過程中。

在美國，進行逮捕、搜查和扣押必須有“可能成立的理由”，而且該理由必須在逮捕、搜查、扣押之前就已經成立，不能以逮捕或搜查中所得的證據來證明逮捕和搜查的合法性，更不能以逮捕以后偵查過程中發現的證據證明逮捕和搜查的合法性。除非在警察在場時犯重罪或警察雖不在場，但有合理根據相信犯罪嫌疑人犯有重罪的情況下，必須有法官簽發的逮捕證才能執行逮捕；除非搜查附屬于一個合法的逮捕行為，或搜查得到當事人的同意，或有特殊情況而使進入搜查是合理的行為的情況下，必須有治安法官簽發的搜查證才能進行搜查。而簽發逮捕證或搜查證的程序極為嚴格。

逮捕并非取證行為，但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密切的關系：⑴在逮捕的同時會進行搜查，如果逮捕不合法，則搜查所得的證據要被排除；⑵如果逮捕不合法，在逮捕后，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了自愿的供述，這種供述也會因為是“毒樹之果”而被排除；⑶刑事司法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保護始于逮捕，包括沉默權、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等，如果在逮捕時違反任何一項權利，都有可能導致啟動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后果。

而搜查和扣押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關系更為直接，任何遭受非法搜查和扣押所侵犯的人都可以向地區法院提出動議，要求不得將在下列情況下所取得的物品當作證據使用：⑴該物品是在沒有搜查證的情況下非法扣押的；⑵搜查證不符合格式要件；⑶所扣押之物品不是搜查證上所指明的物品；⑷缺乏簽發搜查證所必須具備的合理根據；⑸搜查證之執行不合法。法官應當判定該動議有關的任何證據是否合理。如果該動議被批準，該扣押之物品不得在任何聽審或審判中被采納為證據。

2、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的排除

在美國，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主要指違反法律的規定而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陳述。該憲法性的原則規定可分為五項獨立的規則：⑴不得強迫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證，即回答法庭的詢問，如果他自愿放棄這個權利，則可以作證，即在法庭上接受交叉詢問；⑵在刑事、民事或立法聽證的案件中，任何人有權拒絕回答可能使其受到刑事追究的問題；⑶警察及其他政府機構不得使用暴力或暴力相威脅，或以不合法的、超出權力的允許以獲得自白或陳述；⑷進行詢問的警察、法官或其他司法官員在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詢問之前必須遵守米蘭達規則，主要是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保持沉默和得到律師的幫助；⑸違反這些規則所取得的自白或陳述將被排除，不得用作對被告人不利的證據。供述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自己違法行為所作的完整的陳述，須具備下列因素：⑴供述必須是完整的承認犯罪；⑵供述必須承認犯罪和其中的重要構成；⑶供述必須能證明犯罪本身而不需要再進行推論。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刑事訴訟中非常重要的證據。從警察的角度講，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中得到供述對及時偵破案件和對被告人定罪是十分有利的，但這樣往往可能

使警察有意無意的濫用職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根據聯邦憲法，如限制警察的權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被迫自證其罪”的權利。其中最常用的方式就是賦予被告人沉默權等。非法取得供述的方式包括強迫和引誘等。任何用強迫、引誘、精神上和身體上的威逼，答應給予免于或從輕處罰的允許等欺騙手法得到的供述，都不能作為證據采納，而必須在審判時加以排除。

言詞證據還包括承認，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可能用作反對他自己的證據，分為陳述和行為。與供述不同的是，陳述可以是對犯罪事實的某個片段的認可。由于承認可能是以行為或下意識表示的，所以承認不像供述那樣有嚴格的程序和要求，可以不受“不得被迫自證其罪”的限制，從而承認被排除的可能性比較小。

3、違反正當程序取得的非法證據的排除

違反正當程序取得的非法證據主要指違反法律的規定而取得的證據。該含義主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律師幫助的權利。刑事訴訟的關鍵階段包括：⑴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的某些辯認的程序；⑵警察或檢察官試圖得到被告人有罪陳述的程序；⑶第一次出庭；⑷答辯程序；⑸法庭審判前的聽審程序；⑹審判程序。在這些程序中，如果沒有律師在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沒有放棄得到律師幫助的權利，則在這些程序中所獲得的有關證據將被排除。

除了前述原則中特有的例外情形，還有一些不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情形。

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不適用于大陪審團審理

在美國聯邦訴訟中還保留了大陪審團制度，其主要功能在于：⑴審查證據，以決定證據的充足程度是否達到簽發起訴書的標準；⑵與起訴方合作，發現起訴材料中尚未包含的證據。由于大陪審團審理的結果并不是對被告人的最終定罪，所以不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2、善意的例外

意指如果執行搜查、扣押的偵查機關本于善意相信自己執行的行為是合法的，縱然事后確認該搜查、扣押行為違法，則因此得到的證據不在排除之列，例外的可以被保留下來。

3、反駁的例外

一些非法的證據不能直接作為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但可以用來反駁被告人，證明其前后陳述的矛盾，降低其可被信任的程度。

編輯本段操作程序

1、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主體

一般情況下，由非法證據取證過程中的受害者，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權提出排除非法證據。

2、提出排除非法證據動議的時間

傳統的方式是在審判期間，現在更多的則采用在法庭審理前提出動議。

3、聽審結果

由法官主持聽審的，由法官作出裁決；不是由后來決定案件的法官，而是由較低級的司法人員主持的，由于其無權作出裁決，而只能作出建議。

（一）憲法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3條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第37條第三款規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第3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

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這些規定從憲法的高度規定了公民的權利。

但是，關于財產的規定，以“合法財產的所有權”代替的財產，使得不具操作性。因為財產是否合法應由法院裁判，在此之前，任何財產都不受侵犯；由于所有權的權能可與財產本身分離，因而侵犯具體的財產未必涉及財產的所有權。

（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50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刑訴法第91－118條對證據取得的程序也做了較明確、細致的規定，但缺少在對有關財產進行搜查和扣押時對偵查人員的限制的規定。特別是搜查證在中國由公安機關負責人簽發，與大多數國家由法官簽發大不相同，實際意義不大。

（三）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40條也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獲取供述。”第160條規定：“……不得采用羈押、刑訊、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獲取證言。”第265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

鑒于刑訊逼供的嚴重性，最高人民檢察院又下發了《關于嚴禁將刑訊逼供獲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為定案依據的通知》。

從上述規定看，中國似乎已經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但實際上并沒有形成一種制度，沒有相應的實施程序，也缺乏必要的理論研究。

編輯本段規范體系

1、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要兼顧追訴犯罪和人權保障，涉及到國家公權力和公民權利的分配和運用，因此它又是一個憲法問題，故應完善憲法的有關規定，特別應在《憲法》中明確：個人的人身、住宅、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非有法定理由、履行法定程序，不得拘捕、搜查、扣押。

2、修改《刑事訴訟法》，借鑒美、德等國的經驗，結合中國國情，對排除非法證據作出明確細致的規定。具體應包括：⑴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刪除“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的規定，反對自證其罪；⑵嚴格規定訊問的時間和地點；⑶放寬對律師在偵查階段介入的限制，訊問時應當有律師在場；⑷完善第43條，明確刑訊逼供所取得的證據，包括實物證據與言詞證據，一概不得作為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證據；⑸明確威脅、欺騙、引誘等概念，分別合法與不合法的情形；⑹將簽發逮捕證或搜查證的權力賦予法官；⑺細化一些規定，包括在何種情況下始得于夜間訊問或搜查；⑻對一些新的偵查手段，包括竊聽、網絡監控、利用儀器探測等，也要有所規定，明確何為合法搜查。等等。

3、出臺《證據法》，明確證明責任和證明標準，結合《刑事訴訟法》和司法實踐，確立完整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體系。

第五篇：非法證據排除規定

非法證據排除規定 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出臺，從法律上規定了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定

《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內容

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實體性規則，主要是對非法證據特別是非法言詞證據的內涵和外延進行界定。

二是程序性規則，主要是對排除非法證據問題規定了具體的操作規程。包括具體審查、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和對證據合法性的證明責任、證明標準及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問題。

對非法證據的排除設置了怎樣的具體程序

《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對如何排除非法證據規定了具體的操作規程，這也是本規定的主要內容，對于避免因為采納非法證據而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具體說來，該程序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步驟：

1、程序啟動。在法庭調查過程中，被告人有權提出其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見，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證據。

2、法庭初步審查。程序啟動后，法庭應當進行審查。合議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沒有疑問的，可以直接對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進行調查；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問的，則由公訴人對取證的合法性舉證。

3、控方證明。公訴人應當向法庭提供訊問筆錄、原始的訊問過程錄音錄像或者其他證據，提請法庭通知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出庭作證，仍不能排除刑訊逼供嫌疑的，提請法庭通知訊問人員出庭作證，對該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證明。

4、雙方質證。公訴人舉證后，控辯雙方可以就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取得是否合法的問題進行質證、辯論。

5、法庭處理。法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問題作出裁定：如公訴人的證明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能夠排除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屬非法取得的，法庭確認該供述的合法性，準許當庭宣讀、質證；否則，法庭對該供述予以排除，不作為定案的根據。[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

為規范司法行為，促進司法公正，根據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結合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辦理刑事案件工作實際，制定本規定。

第一條 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屬于非法言詞證據。

第二條 經依法確認的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三條 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批準逮捕、審查起訴中，對于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為批準逮捕、提起公訴的根據。

第四條 起訴書副本送達后開庭審判前，被告人提出其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應當向人民法院提交書面意見。被告人書寫確有困難的，可以口頭告訴，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員或者其辯護人作出筆錄，并由被告人簽名或者捺指印。

人民法院應當將被告人的書面意見或者告訴筆錄復印件在開庭前交人民檢察院。

第五條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開庭審理前或者庭審中，提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訴人宣讀起訴書之后，應當先行當庭調查。法庭辯論結束前，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也應當進行調查。

第六條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應當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等相關線索或者證據。

第七條 經審查，法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問的，公訴人應當向法庭提供訊問筆錄、原始的訊問過程錄音錄像或者其他證據，提請法庭通知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出庭作證，仍不能排除刑訊逼供嫌疑的，提請法庭通知訊問人員出庭作證，對該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證明。公訴人當庭不能舉證的，可以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的規定，建議法庭延期審理。

經依法通知，訊問人員或者其他人員應當出庭作證。

公訴人提交加蓋公章的說明材料，未經有關訊問人員簽名或者蓋章的，不能作為證明取證合法性的證據。

控辯雙方可以就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問題進行質證、辯論。

第八條 法庭對于控辯雙方提供的證據有疑問的，可以宣布休庭，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必要時，可以通知檢察人員、辯護人到場。

第九條 庭審中，公訴人為提供新的證據需要補充偵查，建議延期審理的，法庭應當同意。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通知訊問人員、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到庭，法庭認為有必要的，可以宣布延期審理。

第十條 經法庭審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可以當庭宣讀、質證：

（一）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未提供非法取證的相關線索或者證據的；

（二）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已提供非法取證的相關線索或者證據，法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沒有疑問的；

（三）公訴人提供的證據確實、充分，能夠排除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屬非法取得的。

對于當庭宣讀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應當結合被告人當庭供述以及其他證據確定能否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十一條 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訴人不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該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第十二條 對于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見，第一審人民法院沒有審查，并以被告人審判前供述作為定案根據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進行審查。檢察人員不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被告人該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十三條 庭審中，檢察人員、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未到庭證人的書面證言、未到庭被害人的書面陳述是非法取得的，舉證方應當對其取證的合法性予以證明。

對前款所述證據，法庭應當參照本規定有關規定進行調查。

第十四條 物證、書證的取得明顯違反法律規定，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否則，該物證、書證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十五條 本規定自二〇一〇年七月一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