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正確認識和評價抗日戰爭的兩大歷史問題

正確認識和評價抗日戰爭的兩大歷史問題

2015年09月02日 08:09:20 來源： 光明日報

曲青山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在開展紀念活動時，有兩大歷史問題擺在我們面前，需要正確認識和評價，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對第一個問題本來歷史早有定論，但是，近年來一些人打著“重新認識歷史”的旗號，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和觀點，亟待加以澄清。而第二個問題則長期以來被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國家所忽視和貶低，也需要給予發聲，呼吁國際社會予以關注并深入研究，從而實事求是地進行評價和作出新的歷史結論。

1、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處在什么樣的歷史地位，起了什么樣的歷史作用呢？2014年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這是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歷史地位和作用的高度概括和評價。為什么這樣說呢？我以為有如下理由：

第一，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人民奮起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最早宣傳者、動員者和抗擊者。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從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開始的。盡管這個時候中國的抗日戰爭還是局部的，但中國共產黨立即發起抗戰號召和組織開展了抗日游擊戰爭。事變發生的第二天中共滿洲省委就發表《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20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工農革命委員會發表《滿洲事變宣言》。1932年4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布《對日戰爭宣言》。1933年1月26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在東北組織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至1933年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各地游擊隊已經成為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主要力量。至1937年秋，東北抗日聯軍發展到11個軍、3萬余人，同日偽軍進行大小數千次的戰斗，粉碎敵人上百次“討伐”，殲敵1萬余人。

第二，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促成、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團結凝聚全民族抗戰力量的杰出組織者、鼓舞者和堅強政治核心。在民族危機加深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以國家和民族大義為重，順應時代要求，適時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935年8月中國共產黨在《八一宣言》中呼吁全國人民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而奮斗。12月9日黨領導北平學聯組織發動了大規模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12月在瓦窯堡會議上黨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調整了各項具體政策，得到全國各界的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首先與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等實現西北地區抗日力量的聯合，同時努力爭取國民黨當局和地方實力派聯合抗日。到1936年12月前，中國共產黨與10多個省的地方實力派之間初步建立聯系，為形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全民族抗戰局面的到來創造了條件。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國共產黨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促成了中共中央逼蔣抗日方針的實現，為國共第二次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1937年七七事變后，翌日中國共產黨立即向全國發出通電，指出只有實行全民族抗戰，才是中國的出路，號召全國人民、軍隊和政府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侵略。經過中國共產黨堅持不懈的努力，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和國民黨主要領導人發表談話為標志，國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在中國共產黨積極努力和推動下，以國共合作為中心，中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各愛國軍隊、各階層愛國人士以及海外華僑華人組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終于形成并發展起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不容易，堅持和維護同樣不容易。中國共產黨始終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始終不渝地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打退國民黨頑固派三次反共高潮，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引領全民族抗戰走向勝利的旗幟和堅強的政治核心。

第三，中國共產黨制定實施了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戰略總方針，成為抗日戰爭正確戰略的提出者、指導者和引領者。從全民族抗戰一開始，中國共產黨就號召全國人民總動員，主張開放民主，改善民生，廣 泛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實行全體人民參加戰爭、支援戰爭的全面抗戰路線。歷史事實證明，只有實行全面的抗戰路線，才能引導中國抗日戰爭取得最后勝利，并使這個勝利成為人民的勝利。同時，中國共產黨提出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為黨領導下的廣大抗日軍民提供了戰勝敵人的科學思想和正確方法。早在1935年12月毛澤東就指出，“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1936年7月他在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提出了通過持久戰取得勝利的方針。1938年5月他撰寫《論持久戰》，有力駁斥了“亡國論”和“速勝論”，明確指出持久戰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總的戰略方針，中國持久的抗戰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最后的勝利是中國的。持久戰戰略從思想上武裝了中國共產黨和黨領導下的廣大軍民，也在國民黨及其政府和軍隊中產生積極影響，極大地鼓舞和堅定了中國軍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和決心。在抗戰中中國共產黨還提出了游擊戰的戰略理論及一系列戰略戰術。1937年8月1日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等，指出紅軍的作戰原則，是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黨在洛川會議上通過了在敵人后方放手發動群眾，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配合正面戰場，開辟敵后戰場，建立抗日根據地的行動方針。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后，敵后戰場逐漸成為主戰場。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曾指出：“中國抗日戰爭中的游擊戰，決不是可有可無的。它將在人類戰爭史上演出空前偉大的一幕。”抗日戰爭的歷史進程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具體說，在戰略防御階段，抗日游擊戰爭迅猛發展，不僅有力配合了正面戰場作戰，而且創建了敵后抗日根據地，通過在日軍背后發起戰略性的攻勢作戰，尤其是對日軍的交通線發起頻繁的致命性的持續攻擊，迫使日軍不得不長期而不是暫時分散兵力兩面作戰，從而為推動抗日戰爭由戰略防御轉到戰略相持階段，實現持久抗戰發揮了重要作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普遍展開，抗日民主根據地不斷鞏固和擴大，從陜甘寧邊區發展到華北、華中、華南的廣大地區。在戰略上造成對日軍重點占領的城市和交通線的反包圍態勢，形成犬牙交錯的戰爭形態。敵后戰場的發展壯大，抗擊著約60%的侵華日軍和95%的偽軍，逐漸成為主戰場，減輕了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壓力，成為促使國民黨抗戰到底的重要因素，為贏得全國抗日戰爭的勝 利作出重要貢獻。在極為艱苦的反“掃蕩”、反“清鄉”斗爭中，敵后軍民創造了很多極為有效、靈活多樣的殲敵方法，如麻雀戰、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圍困戰、水上游擊戰、鐵道游擊戰等等，以少勝多，積小勝為大勝，使日偽軍猶如困獸，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可自拔。1943年以后，抗日戰爭進入局部反攻階段，敵后戰場逐步實現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的轉變，收復了大量失地，成為全面反攻的戰略基地。1944年八路軍、新四軍作戰2萬余次，殲滅日偽軍近20萬人，解放人口1700多萬。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于1945年8月開始全面反攻。1945年8月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后一戰》，各解放區立即組織反攻大軍，陸續發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到1945年底，共殲滅日偽軍近40萬人，收復縣以上城市250余座。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在華北、華中建立了遼闊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東北、華南，一直到海南島，建立了廣闊的抗日游擊根據地。敵后游擊戰爭的廣泛開展和不斷擴大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是戰略上以弱勝強，充分發揮人民戰爭威力的最有效的作戰形式。敵后戰場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起到了改變整個戰局發展的戰略作用。

第四，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付出了巨大犧牲。有必要強調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敵后開展的游擊戰爭，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艱苦戰爭。他們兵力弱小，裝備落后，卻要面對強大的日軍的反復“掃蕩”。他們在敵人包圍中創建的抗日根據地，大多是窮鄉僻壤，物質條件極為惡劣。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不畏強暴，英勇殺敵，在消滅大量敵人的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犧牲。從白山黑水到長城內外，從大江南北到珠江兩岸，中國共產黨人沖鋒在前，與人民同甘共苦，同人民一起流血犧牲，譜寫了一曲曲英雄的壯歌。黨領導的軍隊在抗戰中付出極大犧牲，指戰員傷亡60余萬人。敵后抗日根據地人民群眾更是犧牲巨大，傷亡600余萬人。其中，晉察冀根據地傷亡的群眾約71萬人，晉冀魯豫根據地傷亡的群眾約120余萬人。抗日戰爭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堅定的維護者，是取得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力量，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這是客觀的歷史 事實。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年的時候，我們應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銘記這段難忘的歷史。

2、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人民為戰勝日本法西斯、奪取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偉大的歷史性貢獻，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

但是，長期以來，西方一些歷史學家基于“西方中心論”的思維，在研究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時，往往片面強調歐洲戰場的地位，強調美國、英國、蘇聯等國的斗爭，輕視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所起的作用，忽視和淡化了中國軍民在抗戰中所作出的巨大犧牲和歷史性貢獻。我們應該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實事求是地給予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應有的地位。值得關注和欣慰的是，西方一些正直的學者已經在努力改變這種現象，客觀公正地重新認識和評價這段歷史。2013年，英國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拉納·米特教授推出新作《中日戰爭（1937—1945）：為生存而戰》（2014年中譯本書名改為《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他分析認為：“問題的根源在于，中國人和西方人是從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中國所扮演的角色的。對于西方盟國來說，中國是懇求者，是一個被打垮了的國家，等待著美國和英國把它從日本人手中拯救出來。但在蔣介石和很多中國人眼里，中國是第一個奮起反抗，也是最堅決地反抗軸心國侵略的國家。”因此，正本清源，在正確把握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關系上，深刻認識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給予科學的評價，仍然是中國學術界乃至國際學術界需要深入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

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具有重要歷史地位和作用，這個地位和作用具體來說，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對日本侵略者的徹底覆滅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按照世界現代史的論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間是1939年至1945年。然而，中國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時間早在1931年就已經開始。1931年九一八事變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并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1937年盧溝橋事變是中國全民 族抗戰的開端，中國戰場成為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戰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開始的時間最早，持續的時間最長，這是歷史的事實。正是有了中國這個主戰場，才有東方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后勝利。按照日軍師團編制計算，在抗戰中中國牽制和抗擊的日軍兵力最多。從七七事變到抗日戰爭結束，日本歷年投入到中國戰場上的陸軍，最多年份超過其編制總額的90%，最少的一年也約占其編制總額的35%，在全民族抗戰的8年中日本在中國戰場投入的兵力平均每年超過其編制總額的70%。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日本陸軍約70%的兵力、約35個師團被牽制在中國戰場。中國為戰勝日本法西斯作出了巨大犧牲，在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多達3500萬人以上。國際形勢的大框架、總格局，使對日戰爭的勝利來自于同盟國共同作戰，美、英盟軍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對日本的進攻，蘇聯軍隊在中國東北地區參加對日作戰，東南亞各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爭，都對打敗日本法西斯起到了作用、作出了貢獻。但這絲毫不能改變也沒有改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作為東方主戰場的地位。

第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為奪取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維護世界正義與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這個貢獻不僅表現在抗擊的時間上、牽制的力量上、消滅的人數上、損失的財產和人員上，還表現在中國的全面持久抗戰，粉碎和打破了德、日、意軸心國的全球進攻計劃，遏制了日本侵犯西伯利亞的北進計劃，使蘇聯得以避免兩線作戰；牽制和推遲了日軍的南下步伐，減輕了日軍在太平洋戰場對英、美等國的軍事壓力。同時，在戰略和戰役上對美、英盟軍的作戰行動給予了支援和配合，為保證同盟國實施“先歐后亞”大戰略起了重要作用。中國遠征軍出師緬甸，對于遠東盟軍對日作戰起了直接的配合作用。作為亞太地區盟軍對日作戰的重要戰略基地，中國為同盟國提供了大量戰略物資和軍事情報，在自己非常困難的條件下，從人力、物力、財力上支援了同盟國的反法西斯戰爭，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因此，可以說，如果沒有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配合和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要取得完全的勝利也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中國積極倡導和推動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并為創建聯合國和建設戰后國際新秩序作出了歷史性貢獻。中國是建立國際反 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積極倡導者和有力推動者，為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當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擴大到全球范圍時，中國主動加強同美、英、蘇等盟國的聯系。1942年1月1日，以中、美、英、蘇四國為首的26個國家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標志著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1943年10月，中、美、英、蘇四國宣言提出在戰后建立一個普遍性國際組織的建議。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中國政府參加了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制憲會議，會議討論并簽署了《聯合國憲章》，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不僅與同盟國并肩作戰，而且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支持鄰國的獨立運動，維護弱小民族的利益，為徹底打敗法西斯和建立戰后國際新秩序，發揮了重大作用。

總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樹立了一個以弱勝強的光輝范例，為最終戰勝世界法西斯反動勢力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正如拉納·米特教授所言，西方國家應該“還歷史公正與完整”，“對中國的角色給出恰如其分的說法”，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有更多、更新、更深入的認識。當然，毫無疑問，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是與世界所有愛好和平與正義的國家和人民、國際組織及各種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分不開的。這些國際援助是中國能夠堅持抗戰并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條件。但是，必須看到，這并非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主要是中國人民自力更生、不畏強暴、浴血奮戰的結果。按照1937年的比價折算，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的直接經濟損失是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是5000多億美元。中國全面的持久抗戰牽制和消耗了日本的大量軍力，也對歐洲和亞洲其他地區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起到了重大的戰略支持作用。可以說，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旗幟上，凝結著各國友人的血跡；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豐碑上，也熔鑄著中國人民的英勇斗爭和卓著功勛。

（作者系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

第二篇：正確認識、評價二十四孝

正確認識和評價《二十四孝》

同志們：今天請大家回來學習，主要是弘揚孝道文化，正確認識評價《二十四孝》，當今社會需要孝道，應該如何知道孝敬父母等為內容，與大家一道共同學習，在講評中不正確的地方請大家批評指出。

一、正確認識、評價《二十四孝》

《二十四孝》是元朝的一本宣揚傳統儒家孝道的啟蒙讀物，其中選輯了為封建王朝所歌頌的宗代的24個孝男孝女的事跡，寫成文章、寫成詩詞、繪成圖畫，目的在于“用訓童蒙”培養兒童的封建孝德。在舊社會《二十四孝》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可以說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那么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這種孝道也要隨著歷史的發展二變化，孝的內涵、外延、標準也因時代的不同而呈現出各自的特征。因此在構建和諧家庭、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在建設有中國特設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過程中，如何正確認識、評價《二十四孝》尤為重要。

二、《二十四孝》的主要內容

流行后世的《二十四孝》的版本有幾種但多不，最早的撰輯人說法不一，據中國現代各部辭書所注的《二十四孝》的撰輯任無論是主張為郭居啟或郭居業，還是郭朱正或是其他人，但其列舉的二十四孝的人物及其序列是一樣的，這里我簡單介紹一下《二十四孝》的主要內容。

1.孝感動天。曾被后母多次謀害，沒有被害死，知道后還是一樣的孝順后母，于是感動了天。2.親嘗湯藥。漢文帝非常孝順母親，在母親生病的時候服侍母親，每次都親自嘗過湯藥后才讓母親吃。

3.呲指痛心。曾參家里來客人，母親不知所措就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在山里的曾參感覺到自己的心痛，就知道母親在呼喚自己，就跑回家接待客人。

4.百里負米。在饑荒的日子里，仲由自己吃野菜，把從百里之外搞到來的米拿回家給母親吃

5.蘆衣順母。閔損后母虐待他，冬天讓他穿蘆絮衣服，被父親發現，其父姚休掉后母，閔損為后母求情。

6.鹿乳奉親。子披著鹿皮混進鹿群里擠鹿奶回家供奉母親，有一天獵人要射鹿，他跪下勸阻獵人，以免他今后無法取乳供奉母親。7.戲彩娛親。有個70歲老人老菜子，穿上戲裝學小孩耍戲，討父母歡心。

8.賣身葬父。董永父親死了，賣身為奴來安葬父親。

9、刻木事親。丁蘭母親去世了，他為母親刻了一個木像供奉在家里，凡遇到事情都要向木像稟報后才決定，他的妻子對木像不恭敬，他就斷然將妻子休掉了。

10行傭供母。江蘋通過黨傭人供奉母親。

11、懷橘事親

有個叫

債的小孩去人家做客，臨走時偷拿了人家招待客人的橘子，結果出門時橘子掉下來被發現，于是他解釋說是因為母親喜歡吃橘子所以偷拿回去給母親吃。

12埋兒奉母。郭巨夫婦與母親共同生活，家里很貧窮，又生了個孩子，擔心因此不能為母親提供足夠的生活費用，決定吧孩子活埋以節約生活費，結果就在買孩子的時候，挖到了金塊，于是孩子不用活埋了海口而已繼續供奉母親。

13、一個九歲喪母的黃香，對父親極其孝順，夏天為睡覺的父親扇扇子，動天為睡覺的父親暖被子，也就是自己先把被子睡熱火了再讓父親誰進去。

14、有個窮人家的孩子蔡順，與母親靠抬桑果維持生活，他為了孝順母親，將采摘的桑果根據顏色不同分在不同的籃子里，是讓母親吃成熟一點的桑果

15涌泉躍鯉。姜待的母親喜歡喝幾里路之外的江水，又喜歡吃鯉魚，媳婦龐氏每天走幾里路去取水給婆婆喝，經常燒魚給婆婆吃，有一天起大風，她取水回來遲了，姜待居然將媳婦趕出了家門，這個媳婦住在外面還繼續孝順母親，于是婆婆讓媳婦回了家，結果這事感動了天地，他們家的水缸每天涌出江水，還跳出兩條鯉魚來。

10聞雷泣墓。王的母親生前很怕雷，去世之后每當天打雷，王就去母親的墓前哭泣，并安慰母親不要害怕，你的兒子在這里。17乳姑不怠。唐夫人為了孝順自己的婆母，每天用自己的奶喂養婆母

18臥冰求鯉。王祥的繼母虐待他，他不但不怪，還在繼母生病的時候，掀開衣服臥在冰面上，得到了兩條鯉魚來孝敬她。

吳猛為了不讓蚊子咬父親，他總是赤身露體地站在父親的床前，讓蚊子叮咬自己不驅趕，吸飽的蚊子便不再咬他的父親了。20抱虎救父。

香14歲，為了救父親，居然用雙手抱住老虎的脖子，從而救了父親。哭竹生筍。孟宗，三國人，父親亡故，母親病重。有一個冬天，母親生病需要鮮竹筍做湯，冬天買不到竹筍，他就跪到竹林里哭泣，結果就哭出了竹筍，于是母親的病也就醫好了

22嘗糞療疾。婁的父親病了，醫生說得先嘗嘗父親的糞便，只要是苦味就能醫好，他嘗了結果味甜，不久父親去世了。

23棄官尋母。朱壽昌7歲時，生母被父親趕出家門，母子50年不通信息，有一天得到了生母的消息，于是放棄做官，親自跑去尋找母親，這是母親已經70多歲了。滌親便器。

黃庭堅，著名詩人，書法家，為了高官還親自為母親洗滌便器。

《二十四孝》所選擇的孝子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按朝代分有先秦、漢代、魏晉南北朝、唐、宋等各代人。按人物身份分，有帝王，有賢德之人，有當官的，也有普通老百姓，有至貧孝親者，有危難之際救親者。按年齡分，有老年、中年、少年。按性別分有孝子和孝女。總之《二十四孝》為各式各樣各類人樹立了孝行榜樣。

《二十四孝》所選孝行實際很典型突出，故事情節很感人，如親嘗湯藥一則，在 漢文帝母親患病的三年中，每日專心侍奉，甚至日不交惟，衣不解帶，每次喂藥，都要 親口嘗嘗。常言道：久病無孝子。而漢文帝三年侍奉母親并不懈怠，具有典型的示范意義。戲彩娛親，講述了年過70的老菜子為使父母歡心，身著彩衣扮小孩

不穩跌倒在地，博取母親一笑，這表明在父母親面前永遠做孝子。8歲的吳猛，就懂得孝敬父母，家里貧窮沒有蚊帳，蚊子叮咬得父親不能入睡，每到夜晚他總是赤身站在父親的床前任憑叮咬卻不驅趕，是為了防止蚊蟲離開自己去咬父親啊！

《二十四孝》中的“臥冰求鯉”、“埋兒奉母”這些是不能提倡的，丁蘭刻木得至誠之心，但在今天看來不免有些可笑，都應予以拋棄，今天我們提倡的孝道應該是文明的，合于情理的，所以我們不能不加以選擇的吸收。因此，要提倡父慈子孝，繼承和弘揚孝道文化的精華。如嘗糞療疾、巨埋兒等不可取。

二十四孝在今天弘揚孝道文化中的地位與價值。二十四孝告誡我們不要忘記父母的養育之恩，懷抱自己的孩子，想到父母含辛茹苦的當年，如果不是父母辛勤哺育哪有現在我們的舒適安閑。

二十四孝在流傳過程中，是經過許多無名氏作家想象和加工來的，各以自己的歷史觀，價值觀，道德觀，人生觀來塑造他們心中的孝子形象，使有的孝子的行為不近人情，甚至帶有某種荒誕成分或

色彩，也就是說，二十四孝

竭力頌揚的孝子很多是被封建統治階級及其御用

扭曲的形象，提倡的孝德孝行是典型的愚孝，對此我們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予以批判地繼承，取其精華去其糟。

并使之發揚光大，這才是我們今天正確認識，學習二十四孝的真正目的。

當今社會需要孝

在全國人民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人們對孝的富求是迫切的。

（一）我們的老年人需要孝。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老年人為國家、社會和家庭辛苦勞碌一生，作出了貢獻，如今他們年老力衰了，成了社會的弱勢群體，如何使他們幸福愉快的度過晚年是擺在國家、社會和每一個家庭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國家已經制定了“黨的領導，社會參與，全民關懷”的老齡指導方針，確定了“老有

”的老齡工作目標。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老齡工作體系，并且做了大量有成績的工作，但是，由于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人們對老齡工作還不那么重視，在一些人當中對老年人各種不同的說法和歧視，特別是個別不孝子

不盡贍養義務，反而虐待打罵老人，掠奪老人的財務，侵犯老年人的合法權益，有些人的做法向

是天良喪盡令人發指，有些人雖然做到了生活上的贍養，但沒有注意精神慰藉，老年人因為孤獨、疾病、受到虐待等原因，自殺事件常有發生，這些不純不引起我們高度重視，但更多的情況緣于道德范疇，只有用孝道來，感化他們，使其盡到做兒女的責任，讓老人在家庭的溫暖和親情中度過晚年。

（二）我們的兒童需要孝。兒童是祖國的未來，應當精心培養。現在的問題是，由于我國不得不長期實行計劃生育的國策，形成了四個老人，一對夫婦，一個孩子的“四二一”的家庭結構，人們由于愛幼的本能，特別是隔代更愛的規律，我們的兒童往往被嬌慣、溺愛，在這種環境中成長的孩子，很容易形成以我為中心，漠化親情回報，缺少社會責任感的人，這對孩子形成健全的人格是很不利的，因而，應當以孝道為切入點，加強對兒童的思想道德教育，讓他們從小就懂得孝敬父母的道理，做個有道德良心的人。一個從小就知道孝敬父母的人，長大以后才可能成為對他人，對社會，對國家有責任感，道德高尚，成就大事的人。

（三）我們的社會需要孝。

我國在實行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不僅需要法治，還需要德治。我們目前的狀況是，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誠信問題成了亟待解決的問題，對此，一方面要依法嚴懲，堅決打擊，另一方面要對國民加強誠信教育，誠信和孝道其實是相同的，誠信要求在市場交換中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孝道要求對父母的養育之恩的真誠回報。一個真心孝敬父母的人在市場交換中也一定會誠信的，因而，在國民中進行孝道的宣傳教育，對于形成誠信的社會氛圍，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是有重大意義的。

（四）我們的國家需要孝。要把國家治理好，不僅需要依法治國，也需要以德治國。包括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在家庭美德中頭一條就是孝敬老人，家庭是社會細胞，家庭穩定社會才穩定，而孝正是調節家庭關系的一劑良藥。但目前的家庭中，關心下一代有過之而無不及，關心上一代則顯得蒼白無力。因此我認為，以德治國應注意從家庭入手、從孝道入手，爾后延伸到社會、國家。一個孝敬父母、品德高尚的人，必是遵守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效忠國家的人，古往今來，無數事實都已經證明：國之忠誠都是孝子。

同志們，孝敬父母是人類相生相息的自然感情，也是社會注意道德的規范，更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具體體現。但孝敬不是標榜，孝敬父母不能形式主義做給別人看，也不是為了讓親戚朋友、街坊領居夸獎自己，而是發自內心孝敬父母，把奉養父母作為自己的更大義務而努力做到：政治上關心老人、思想上尊敬老人、家庭里孝敬老人、實物供應上寬待老人、喪偶再婚上支持老人、言語上善待老人、文化娛樂上適合老人。努力維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多讓父母和老人享受親情的溫暖，對父母像對自己的子女一樣關愛，使他們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得到滿足和快樂，這才是現代社會道德發展新形勢下的真心孝道。

孝是飲食、健康、精神。心理的孝順。弘揚孝道文化石我們老年協會的責任。通過孝道文化的宣傳，促使人人重孝，以二十四個典型即孝養、孝悌、孝敬、孝侍、孝慰、孝順、孝志、孝忠、孝養、孝心、孝德、孝星、孝顯、孝親、孝倫、孝道、孝孤、孝殘、孝奉、盡孝、慈孝、官孝、助孝等為內容，在全村評選今二十四孝（青少年占一定比例）將事跡整理成文，并有圖像，由縣工委出資成小冊在重陽節予以表彰，為祖國華誕六十周年獻禮。

第三篇：如何正確認識抗日戰爭中的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

如何正確認識抗日戰爭中的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

1．抗日戰爭中的敵后戰場

1937年7月8日，盧溝橋事件發生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即通電號召：“全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9日，紅軍將領致電蔣介石請纓抗戰。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宣布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由朱德、彭德懷分任正副總指揮，下轄第一一五師、一二師、一二九師，全軍共4．6萬余人。12月25日，南方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由葉挺、項英分任正副軍長，下轄4個支隊，全軍共1萬余人。1938年以后，共產黨又先后在廣東東江地區、珠江地區和海南島地區建立了人民抗日武裝。

根據抗日戰爭開始后變化了的外部條件，中共中央規定了我軍由正規戰向游擊戰的戰略轉變，決定我軍的作戰任務是：在敵手放手發動群眾，獨立自主地進行游擊戰爭配合正面戰場，開辟敵后戰場，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作戰方針是：“基本的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御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等游擊戰爭原則。這些戰略思想和作戰原則，對于指導八路軍、新四軍完成抗日作戰任務，發揮了重要作用。

按照中共中央的戰略方針，八路軍、新四軍完成改編后立即開赴抗日戰場。最初，八路軍主要是配合國民黨正面戰場在山西作戰。9月25日平型關戰役，八路軍首戰告捷，殲滅日軍近千人。這是全面抗戰開始后中國軍隊的第一次大捷，有力地鼓舞了全國軍民。至11月8日太原失陷，八路軍共作戰100余次，殲敵1．1萬余人，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戰場友軍作戰。

太原失陷后，“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八路軍各部開始了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著手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1938年初，第一一五師開創了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一二。師開創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第一二九師開創了晉冀豫抗日根據地。在山東由中共地方黨組織抗日起義，開辟了膠東、魯中、魯西南、魯南等多處抗日游擊區。至。1938年底，八路軍共作戰1 500余次，殲滅日軍5．1萬人，繳槍1．2萬余支，收復了大片國土，八路軍也壯大到15．6萬余人，成為華北抗戰的主力軍。

在華中，新四軍各部集中完畢后分頭開赴大江南北抗日戰場。至1938年底，新四軍共作戰280余次，殲敵3 800余人，初步建立了蘇南、皖南和皖中等抗日根據地，開辟了華中敵后戰場，新四軍也發展到2．5萬余人，成為華中抗日戰場的重要力量。

1938年10月，日軍占領廣州、武漢，中國抗日戰爭由戰略防御階段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在中國人民的堅決抵抗下，日本被迫放棄“速戰速決”的侵華戰略，準備長期作戰。此后，日軍減緩了對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轉而集中主要兵力保守占領區，“肅清”以共產黨軍隊為主的敵后抗日力量。為了適應抗日戰略相持階段到來后的新形勢，中國共產黨在9一11月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黨的工作重心是在戰區和敵后，主要任務是放手發動游擊戰爭，擴大人民武裝，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行動方針是“鞏固華北，發展華中”。此后，共產黨獨立領導的敵后游擊戰爭很快進入高潮，八路軍、新四軍開始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發揮重要作用。

在華北，各抗日根據地多次粉碎日軍的“掃蕩”。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軍集中105個團的兵力，在正太路和其他鐵路沿線發動了大規模的交通破壞戰，3個半月的時間里共消滅日軍2萬余人，攻克敵人據點近3000個，破壞鐵路474公里、公路1 502公里，繳槍5 600余支、炮53門和大量軍用物資。這就是著名的百團大戰。百團大戰沉重地打擊了日軍，鼓舞了中國人民勝利信心，受到國內外輿論的稱贊。在戰役中，八路軍傷亡1．7萬人。戰役后，日軍向華北增兵，開始對抗日根據地進行更大規模的殘酷“掃蕩”。從1938年10月至1940年底，八路軍廣泛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建立和鞏固了晉察冀、晉綏、晉冀豫、山東、冀魯豫五大塊敵后抗日根據地，部隊壯大到40萬人，華北敵后戰場已經成為中國抗日的主要戰場。

在華中，抗日相持階段到來后形勢變得十分復雜，新四軍在敵、偽、頑勢力的包圍中，處境異常困難。中共中央根據形勢提出新四軍的戰略任務是“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并先后派出部分八路軍南下協助新四軍作戰。華中敵后游擊戰爭逐漸進入高潮。到1940年底，新四軍廣泛開展敵后游擊戰爭，粉碎日偽頑的包圍進攻，建立了總面積4．4萬平方公里、擁有1400萬人口的華中抗日根據地。新四軍也發展到9萬余人，成為堅持華中抗戰的重要力量。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法西斯簽訂公約正式結成軸心國軍事同盟，世界法西斯勢力進入了最猖獗的時期。為早日開辟太平洋戰場，日本加緊了占領區的“肅正治安”，對抗日根據地采取了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同時，由于日軍把主要力量放在敵后戰場，正面戰場軍事壓力減少，國民黨頑固勢力的反共活動也頻繁起來。在日偽頑的夾擊下，加上連年的自然災害，從1941年開始，敵后戰場的抗戰進入了嚴重困難時期，軍隊大量減員，根據地面積大幅縮小。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敵后抗日軍民，沒有被困難嚇倒，以頑強的毅力和必勝的信心，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繼續堅持抗日斗爭。據統計，1941年7月至1942年7月，在嚴重困難條件下，八路軍、新四軍共作戰14648次，斃傷俘日偽軍13．2萬人。在反“掃蕩”、反“蠶食”、反“清鄉”戰斗中，八路軍、新四軍付出了巨大犧牲，但日本侵略者沒有達到消滅根據地抗日軍隊的目的。中國抗日戰爭由于敵后戰場的艱苦斗爭而得以繼續。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發生轉折。蘇聯紅軍取得斯大林格勒戰役勝利；意大利政府向同盟國投降；德軍在北非失敗；美軍在太平洋戰場發動反攻。中國戰場的形勢也發生重大變化。由于中國的持久戰，尤其是敵后戰場的游擊戰，給侵華日軍以極大的消耗，敵我力量對比開始向著有利于中國的方面轉化。1944年春季，敵后戰場人民軍隊轉入攻勢作戰。八路軍、新四軍在全年攻勢作戰中共殲滅日偽軍20余萬人，攻克敵據點5000多個，解放區面積擴大到61．9萬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9 200余萬，軍隊發展到65萬人，民兵發展到168萬余人，抗擊著當時全部侵華日軍56萬人中的64％。敵后戰場的地位和作用顯著上升，成為中國抗日戰爭的主體。

1945年5月德國法西斯宣布無條件投降，日本法西斯也日暮途窮。根據形勢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在4—6月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政治路線。會后，人民軍隊向敵人發動了大規模的夏季攻勢。8月15日，日本廣播天皇《停戰詔書》宣布投降。

在八年抗戰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與日偽軍作戰計12．5萬余次，殲滅日軍52．7萬余人、偽軍118．6萬余人，抗擊了侵華日軍的大部和幾乎全部偽軍，收復國土100余萬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億。同時，人民軍隊也在抗戰中付出了巨大犧牲，共有60余萬官兵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軍民的英勇奮戰和流血犧牲，對中國抗日戰爭得以堅持并贏得最后的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2．抗日戰爭中的正面戰場

抗日戰爭是在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開展的，這就決定了，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戰場和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并存。兩個戰場在戰略上相互依托、相互配合，它們之間是互存互補的關系，缺一不可。正面戰場堅持抗戰，為敵后戰場的開辟創造了條件；敵后戰場的開辟，為正面戰場的堅持創造了條件。戰爭中中日兩國軍事力量對比的轉換，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力量朝相反的方向運動，這種復雜的過程，是從兩個戰場上開始和完成的。兩個戰場在戰爭中的不同表現，直接影響著全國的政治局勢。因此，兩個戰場的地位和作用，客觀地表現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肯定敵后戰場對戰爭的勝利所起的至關重要的作用時，也不能忽略正面戰場的存在及其發揮的作用。

1937年8月20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頒布作戰指導計劃及戰斗序列，決定“國軍部隊之運用，以達成持久戰為作戰之基本主旨”；將全國劃分成5個戰區：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由海陸空軍大元帥蔣介石兼任，轄平漢、津浦兩鐵路線；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轄晉、察、綏；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馮玉祥，轄江、浙；第四戰區司令長官何應欽，轄閩、粵；第五戰區司令長官蔣介石兼(9月改李宗仁)，轄山東，總兵力為現役軍人170萬人、后備軍人150萬人。以后，戰區隨著戰局的變化而增減，各區司令長官和轄區也有變化。

在抗日戰爭戰略防御階段，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戰場歷經平津抗戰、山西抗戰、淞滬會戰、平漢津浦鐵路沿線作戰、武漢會戰，擔當了正面防御作戰的主要任務，起了主體作用。在武器裝備落后的情況下，正面戰場打過幾次比較有影響的硬仗和勝仗。其中，淞滬會戰堅持了3個多月，雖然最后失敗，卻打破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迷夢。但是這次失敗，中國的首都南京遭到日軍占領，日本侵略軍在南京制造了駭人聽聞的大屠殺事件，30萬南京軍民被慘遭屠殺；由李宗仁指揮的臺兒莊戰役，取得殲敵1萬余人的勝利，受到國內外輿論的稱贊；武漢會戰，中國投入百萬部隊，日軍參戰25萬人，戰役進行了4個半月，戰斗數百次，消滅日軍4萬余人，中國軍隊傷亡40萬人，雖然沒有阻擋住敵人的進攻，但給予敵人以很大消耗。從整體上來看，毛澤東評價說：“從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這一時期內，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在這個時期內，日本侵略者的大舉進攻和全國人民民族義憤的高漲，使得國民黨政府政策的重點還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身上，這樣就比較順利地形成了全國軍民抗日戰爭的高潮，一時出現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這一時期，正面戰場有力地抵抗了敵人的進攻。雖然中國軍隊損失了近百萬，丟掉了將近1／4的國土，但也使日軍損失兵力約70萬人，財力、物力均遭到極大消耗，日本開始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實行的“速戰速決”計劃被徹底打破，抗日戰爭順利地進入到戰略相持階段。但是，在這個階段也暴露出國民黨及其軍隊的弱點。丟失廣大土地和損失眾多軍隊，除了敵強我弱這個客觀原因外，國民黨實行的不動員人民群眾、單純防御的作戰方針，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另外，國民黨軍隊內部的腐敗和派系的存在，也嚴重地削弱了它的戰斗力。在戰略方針方面，正面戰場的指揮者沒有把陣地戰、運動戰和游擊戰有機地結合起來，而以單純的陣地戰與敵人拼消耗，缺乏積極性、主動性和靈活性，這些也是喪師失地的重要原因。

進入抗日戰爭戰略相持階段以后，正面戰場敵我態勢基本趨于穩定。但為了摧毀國民黨政府的抗戰意志，日軍仍然不斷對正面戰場發動有限的攻勢作戰。針對日軍的攻勢作戰，國民政府采取了“有限度攻勢與反擊”，“極力保持現有狀態”的方針，并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發動了對日軍的“冬季反攻”。至1941年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中國正面戰場的主要戰役包括南昌會戰、桂南會戰、隨棗會戰、棗宜會戰、長沙會戰、中條山會戰等等。在這些會戰中，國民黨軍隊愛國官兵大部分能夠英勇作戰，其中很多人為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正是由于他們的努力，抗戰相持階段中正面戰場中國軍隊也曾取得過局部的勝利。但是從總體上看，這些作戰并沒有阻止住日軍的進攻。而更為嚴重的情況是，隨著軍事上的不斷失敗，有一批國民黨將領率部投降變成了偽軍，成為日軍進攻敵后根據地軍民的幫兇，對中國抗日戰爭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英國向日本宣戰，與中國結成軍事同盟，這對于中國抗日戰爭無疑發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蔣介石也由此產生了依賴思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保存實力將來與共產黨爭奪抗戰勝利果實方面。其后，盡管正面戰場仍然堅持對日作戰，但這種作戰基本上是消極的。1944年豫湘桂戰役的全面潰敗，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發生的。是年4月，日軍調集了50萬人的兵力，以打通大陸交通線為目標，先后向河南、湖南和廣西發動進攻。國民黨在這些地區部署了5倍于敵的250萬人兵力。這次戰役經歷了8個月，最終以中國軍隊的慘敗而告結束。國民黨軍隊損失50萬人，喪失空軍基地7個，機場36個。日軍占領了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等省的大片地區，6 000萬中國同胞淪于日寇鐵蹄之下。正面戰場在全國抗戰中的作用顯著下降，兩個戰場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重大改變。

在戰爭后期，國民黨也曾制訂過反攻作戰計劃，但由于豫湘桂戰役的大潰敗，使這個反攻計劃成為了泡影。而實際上，正面戰場的反攻作戰主要是在緬北滇西展開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派出遠征軍進入緬甸與盟軍共同對日作戰。1942年第一次緬甸戰役失敗后，部分遠征軍進入印度，后補充官兵成立了中國駐印軍。1943年10月，中國駐印軍與美、英軍隊聯合，開始進行緬北反攻作戰；1944年5月，中國遠征軍展開了滇西反攻作戰。至1945年3月，緬北滇西作戰勝利結束，中國軍隊共殲滅日軍3萬余人，將日寇全部驅逐出云南。這次戰役振奮了中國民心士氣，同時也提高了中國軍隊在盟國中的威望。1945年4月以后，隨著日軍在中國戰場上戰線的收縮，國民黨軍隊跟進收復了一些失地，于8月完成了反攻部署，但尚未實施，日本已經宣布投降。

在八年抗戰中，國民黨抗戰在前期比較努力，在中后期也一直堅持。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與日軍進行了22次會戰和近4萬次戰斗，犧牲官兵130余萬人，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但是，在片面抗戰路線指導下，尤其是戰爭中后期，國民黨實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政策，造成了正面戰場的重大軍事失敗，這對全國抗日戰爭產生了消極影響，也使正面戰場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明顯下降，與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的作用明顯上升形成了鮮明對照。

3．抗日戰爭改變了中國社會政治力量的對比

在八年抗戰中不僅存在著兩個戰場，而且兩個戰場的兩種不同抗戰指導路線，存在著代表中國進步方向和落后方向的兩種政治力量。由于日本的侵略，民族矛盾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在八年時間里一直占據支配地位。但是，階級矛盾并沒有因為抗日戰爭的開展而消失，在八年抗戰期間，以國共兩黨為代表的社會進步力量與社會落后力量之間的矛盾，不僅存在著，而且有時還表現得十分激烈。隨著抗日戰爭的進程，兩個戰場在解決民族矛盾的抗日戰爭中所起的作用不斷發生變化，而這種變化所帶來的結果之一，是代表中國社會進步方向的政治力量逐漸發展壯大，代表中國落后方向的政治力量不斷消弱。這種力量對比的轉變，最終又為解決階級矛盾創造了條件，中國歷史也因此而發生重要轉折。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實際上存在著兩個不同性質的政權，一個是由國民黨掌握的國民政府；一個是共產黨掌握的敵后抗日民主政權，它名義上隸屬于國民政府的地方政權，實際上它在施政綱領不超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允許的范圍條件下，是獨立的政權。

抗戰開始后，國共兩黨都提出了抗戰建國綱領和具體的施政目標。共產黨抗日民主政權的方針主要是：

一、敵后根據地政權的性質，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即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漢奸和反動派專政；

二、抗日民主政權的組織原則是“三三制”，即在政權人員的分配上，共產黨員、非黨的左派分子和中間派各占1／3；

三、抗日民主政權的施政方針，應以反對日偽漢奸，保護人民，調節各階級利益，改良工農生活為基本出發點；

四、強調加強抗日民主政權建設，將有助于推動建立全國的統一戰線政權。在這些方針之下，各抗日民主根據地通過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社會改革，基本上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為具有新民主主義性質的社會，經濟文化得到進步和發展。

國民黨雖然也提出了基本符合根據戰時需要的抗戰建國綱領，但在實際上，它的對內統治政策并未因此而發生實質性的改變。這主要表現為，在政治方面，繼續堅持一黨獨裁，延續和新制訂了限制人民民主權利的法令；在經濟方面，堅持實行所謂的“戰時經濟政策”，不肯改變落后的經濟制度，并且加強了官僚資本的統治地位；在文化方面，宣揚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文化，堅持把中國人束縛在所謂“中國固有的政治和倫理哲學的正統思想”之下。這些政策的執行，導致了國民黨統治區的腐敗與專制，經濟危機，生產凋敝，人民生活難以為繼。事實上，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下的區域，從社會性質上說，仍然屬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國共兩黨所代表著的兩種不同性質的政權的客觀存在，又使代表著中國社會兩種不同發展方向的政治力量之間不可避免地產生矛盾和斗爭。特別是從抗日戰爭戰略相持階段到來以后，這種矛盾和斗爭變得尖銳起來。一方面，由于日本把作戰目標首先放在鞏固占領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正面戰場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面，在深入敵后廣泛開展抗日游擊戰的同時，共產黨的力量得到了顯著的發展，使國民黨產生了憂慮和恐懼。于是在抗日和反共之間，國民黨產生了搖擺。在對待日本方面，1938年底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公開投降日本之后，蔣介石雖然強烈譴責了這種叛國行為，但他也沒有放棄通過和談結束戰爭的希望，于1939年開始與日本進行秘密接觸。在對待共產黨方面，同年國民黨秘密制訂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共產黨問題處置辦法》、《處理異黨實施方案》、《防止異黨兵運方案》等反共文件，加強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活動。這些情況表明，中國面臨著對日妥協和內部分裂的危險。在此形勢下，共產黨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口號，毫不動搖地繼續發展壯大人民力量，對于國民黨的反共活動予以堅決打擊。

1939年末到1940年春，國民黨軍隊分別進攻陜甘寧邊區和山西人民抗日武裝，在八路軍的堅決反擊下，這次反共高潮未能達到阻止人民抗IEI力量發展的目的。1941年1月，國民黨調集8萬余人在皖南襲擊繞道北上的新四軍軍部及其所屬部隊9 000余官兵。新四軍除2 000余人突圍外，大部分犧牲，軍長葉挺被俘。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事變發生后，共產黨一面做好反擊國民黨繼續進攻的軍事準備，重建新四軍軍部；一面進行政治斗爭，向人民揭露和斥責國民黨的反共暴行。在共產黨的斗爭和國內輿論的譴責下，蔣介石被迫聲明“以后決無?剿共?的軍事”。1943年7月，國民黨以3個師的兵力進犯陜甘寧邊區關中分區，由于八路軍做好了守衛邊區的充分準備，并且全國輿論紛紛譴責國民黨的反共活動，這次反共尚未形成高潮即被制止。

在軍事較量的同時，國共兩黨在意識形態方面也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中國如何建國?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兩黨的主張截然相反。

1940年，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主張。他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應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而以人民代表大會和民主集中制的政府作為國家政權的構成形式。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應當是反映操縱國計民生的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收歸國有，使之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沒收地主土地，仇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發展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合作經濟；不允許操縱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應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在這種理論指導下，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雛形，代表了中國以后的發展方向。它得到了根據地各階層人民的擁護。

1943年，以蔣介石的名義發表的《中國之命運》，提出了國民黨的政治主張。該書極力為國民黨***尋找歷史依據，宣揚封建主義的思想和理論，把“四維八德”說成是立國之綱，鼓吹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表現出強烈的封建法西斯主義。它還指責共產黨和抗日根據地是“新式軍閥”和“變相割據”；也指責西方民主制度，說人民要求自由民主是離經叛道，應予取締。國民黨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這些理論和這些做法，受到國內各界民主人士的批評，也引起反法西斯盟國的不滿。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反對獨裁、要求民主的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

中國進步政治力量與落后政治力量之間的力量對比，正是在國共兩黨的上述矛盾與斗爭中發生了變化。沿著中國抗日戰爭的兩個戰場及其運動這條主線來考察，共產黨實行的是一條全面的抗戰路線，是把民族戰爭和人民戰爭結為一體，是把打敗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作同一個目標，代表中垡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最高利益，因此它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得到了廣大人民的熱烈擁護，敵后戰場也因此得到開辟并成為中國抗日戰爭的主體戰場，它所代表的進步力量也因之發展壯大。國民黨實行的是一條片面抗戰路線，是把民族戰爭和人民戰爭對立起來，是把打敗侵略者和恢復舊中國統治秩序作為同一個目標，不能代表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最高利益，因此它沒有得到廣大人民的熱烈擁護，正面戰場也因之在中國抗日戰爭中不能長久地占據主體地位，它所代表的落后力量也因之削弱。

再從實際結果來考察，中國社會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物質力量的變化。在八年抗戰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從抗戰開始時的5萬人，發展到抗戰勝利時的100萬人，民兵則發展到220萬人，并且擁有1億人口的根據地。其次是精神力量的變化。在八年抗戰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不僅上升為中國抗戰的主體戰場，而且它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主張和行動，是中國抗戰堅持到最后勝利而沒有半途而廢的重要保障。這種中流砥柱的作用使共產黨得到了包括國統區在內全國各階層人民的真誠擁護。與國民黨兩相對照，人心向背發生了重大變化。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一個根本轉變，是近代以來中國第一次取得的對外戰爭的全局勝利。這個勝利，改變了中國歷史發展的航向。抗日戰爭中，軍事上和國內政治關系上同時并存著兩個過程、兩種演變：一個是日本的力量由強變弱，由軍事勝利到最后的徹底失敗；另一個是國內兩大政治勢力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前一個演變關系中國亡不亡國、民族能否獨立的問題，后一個演變關系今后是新中國還是舊中國、中國能否打開通向近代化前途的問題。

這后一個演變，在抗戰勝利后不過四年就實現了。國民黨、蔣介石喪失了在中國大陸的統治能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僅宣布了中國已經解決了國家獨立問題，而且開辟了中國通向現代化的前途，中國的歷史新生了!兩種社會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歷史發生轉折的決定性因素。

第四篇：正確認識抗日戰爭的真實戰況

正確認識抗日戰爭的真實戰況

中國在上世紀進行的抗日戰爭，幾十年來一直是激發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教材，這是應當也是必然的。不過，在一段時期，宣傳口徑根據政治形勢的需要存在一定的片面性，這使得今天遇到現實爭端時產生了困惑。由于多年來國內強調突出“正面教育”，強調中國才是打敗日本的主力軍，結果反而引來不少人的疑問——既然如此，為何日本不肯謝罪甚至其政要多不承認侵略？為何中國要放棄對日本要求賠款？如今，人們已能接觸到多方面的信息，對當年那種片面的“正面教育”已不易全面接受，大量“憤青”的出現恰恰是對僵化教育的逆反。客觀地說明當年中國抗戰勝利存在的某些局限性，多數人才能冷靜客觀地正視中日矛盾的歷史由來，從而在目前的爭端中以理性的態度愛國。

1、毛澤東對中國抗戰的作用有很客觀的評價

在很長時間內，中國因積貧積弱，為振奮民氣往往希望突出自己的戰績。例如一些宣傳口徑強調，抗戰時中國戰場是東方反法西斯戰爭的主戰場，中國是打敗日本侵略的主力軍。這種說法雖反駁了西方貶低中國抗戰作用的論調，歌頌了當年抗戰軍民的功績，不過嚴格而論卻不太準確。事實上，毛澤東在接待外賓時的講話，對中國抗戰的作用有很客觀的評價。

1956年9月24日，毛澤東同參加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談到中國在抗戰中的作用時說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是一個支隊，不是主力軍。”（《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當年中國太貧弱，雖有大國之名卻無大國實力，只是以持久戰拖住日本。世界上打敗法西斯的主力軍是誰呢？從實力看還是蘇、美、英三國。

過去一些正面教育的口徑，恰恰違背了毛澤東這一客觀評價。國內有些人著力宣傳抗戰重大意義的動機雖是好的，卻不談中國因貧弱而導致戰力有限。至于宣傳“主力軍”、“主戰場”而引用的一些數據，按科學的史學態度來分析并不嚴謹，甚至存在偷換概念的錯誤。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僅有中國這一個交戰國，另有蘇聯這個發生過局部戰事卻主要采取軍事對峙的潛在敵國，還可以說中國是東方對日作戰的主戰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四年間，中國戰場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確如毛澤東所說的，只是“一個支隊”。

2、對日作戰美國展示了最強實力，戰后處置日本才掌握了主導權

包括中國抗戰史在內的戰爭史證明，不僅落后就要挨打，而且落后和衰弱的國家即使獲得戰勝國地位，最終也沒多少發言權。國人感到悲哀的是，抗戰勝利前夕美英蘇三國商議戰勝日本后的利益分配時，居然拿中國的領土權益（包括外蒙古問題）做了交易，國民黨政府還不得不屈辱地接受，導致戰勝國的領土損失面積比戰敗國還大。

在戰爭問題上的發言權，最終靠實力決定。中國在抗戰時國力衰弱，掌國柄的國民黨政權腐敗無能（當時連美國政府也這樣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還多數是游擊性質的部隊，這就決定了對日作戰主要是以持久戰方式拖住對手。

美軍在太平洋島嶼戰中能大量擊斃日軍，并成建制全殲日本不少軍、師團單位（這樣其傷病員也大多會死亡），是因為美軍擁有占絕對優勢的火力和技術裝備。中國軍隊對日軍一般只能零打碎敲，沒有全殲過一個師團、一個旅團，連殲滅聯隊（團）級單位也僅在騰沖這樣的個別地區出現過。保全了建制的日軍，便能將大量傷病員后送治療，各部隊經補充也能恢復戰力。至于海戰方面，當年中國海軍未打過一次海戰便自沉，空軍力量也弱，戰爭中沒有擊沉過一艘日本大中型戰艦。日本海軍的幾十艘戰列艦、航空母艦和巡洋艦絕大多數都沉入海底，又基本上是由美軍造成。

日本除了在海外戰場遭受重大損失，本土也遭受了猛烈轟炸，包括落下兩顆原子彈，這些全系美軍造成。中國在抗戰時沒有攻擊日本本土的能力，蘇軍出兵只攻擊了滿洲、朝鮮和日本北方島嶼（按蘇聯講法這些島原來曾屬俄羅斯）。日本宣布投降時，只有擁有強大海軍的美軍能夠開入日本境內并單獨實施占領。了解這些歷史事實，就會明白美國在打敗日本時展示了最強的力量，戰后在處置日本時也就掌握了主導權。

3、正視國家病弱才能客觀看待歷史，振奮民族精神要靠科學理念

國家的現代化，很大程度上又是理性化。一個民族要振奮人心、凝聚內部，自然需要突出英雄主義和宣傳自己的戰績，不過對自身的歷史病弱和敗績也不應回避，如同古人所說的那樣——“知恥近乎勇”。歷史從來是多棱鏡，國人對抗戰史要從多個角度看，才能知道中華民族解放斗爭的艱難；同時了解民族的傳統病弱，如此方能以更為理性的教育鞭策后人為強國夢而努力。

客觀地回顧抗戰，首先要看到當時的中國是四分五裂且非常落后的農業國，面對工業強國日本的大舉入侵，能夠堅持八年全面抗戰，最后與國際反法西斯同盟一起將日本打敗，眾多志士仁人的英勇奮斗確實值得后人大力頌揚。如今國人歌頌抗戰英雄，主要應弘揚他們頑強持久奮戰的精神，夸大戰績則屬畫蛇添足。

講抗戰史又不能避開當時中國的病弱，這不僅體現為經濟和科技水平落后，也表現為當政的國民政府的腐朽。

現代科學要注重定量分析，戰史分析的科學性應體現為準確考證戰績和損失數，不能使用夸張或歪曲的資料。若不進行定量分析而只搞定性宣傳，對抗戰的戰果加以夸張，就會顧此失彼、自相矛盾。

過去幾十年宣傳教育的事實證明，只有正面教育或片面的解說，會導致受教育者在思想上非常脆弱且經不起風浪，一旦遇到現實與正面宣傳不相符，便會出現大批偏激的充滿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的“憤青”。同樣，如果不搞正面宣傳，否定當年的奮斗史且一味貶低先輩，又會導致媚外和民族虛無主義。看一下如今社會的思想狀況，恰恰是這兩種傾向都在滋長，這又能從另一個角度看出全面、科學地宣傳歷史的重要性。

4、當年未能讓日本對戰爭悔罪，如今只能以自強處理中日關系

國家間的關系，最終以實力和利益來決定。1945年以前的半個世紀間，日本不斷侵略和欺負中國，戰敗后又長期不承認侵略罪行，關鍵因素是中國實力不濟，實力最強的美國又在戰后多方庇護日本。

許多國人多年來總是憤慨于日本政要大都否認侵略罪行且參拜靖國神社，不理解為何德國能深入反省歷史日本卻不能。要明白其中的原因，不能不客觀地回顧歷史。對傳統說法“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宣傳再做深究，就能看到當年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其實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保留國體”。美國從減少自身傷亡和戰后牽制蘇聯的戰略需求出發，對此表示同意，導致頭號戰犯天皇裕仁及其重臣繼續在位，甲級戰犯岸信介（即現在的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戰后還長期任首相。直至現在，日本政要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這些戰犯的后人，他們怎么可能清算當年的侵略罪行？

追溯二戰結束時的歷史可以看出，若想讓日本社會清算并真正承認侵略罪行，必須在戰后清算各級戰犯并改變當權者。由于美國的包庇和日本社會的局限，這一歷史機遇業已喪失。現在經歷過戰爭的一代人多已不在世，就普通日本民眾而言，部分老年人還存留一點對華歉疚感，中青年則大都不愿再追究當年的戰爭責任。當然，日本出現這種社會思潮，根源又在于其當政者對中國崛起的不安，因而進一步追隨美國并煽動反華情緒。

歷史作為一面鏡子，總是由今人來照。在明治維新和甲午戰后，“日強中弱”的形勢導致日本幾十年持續侵華。當年中國取得抗戰勝利，卻因國力衰弱并未贏得戰敗者的尊重。戰后日本在軍事上雖無獨立地位，卻在經濟上長期對華居于優勢，結果中日邦交恢復后中國曾處于受援國地位。現在中國實力增強使得亞洲出現了中日“兩強并立”，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刺激了日本當權者要加強同美國的聯盟。由此看來，近年中日關系出現的緊張恰恰說明了中國已經崛起，并真正讓日方有了些敬畏心理。對一向有著崇強凌弱傳統的日本來說，中國越發展、越強大，才能真正獲得它的尊重。我國國內對抗戰史的回顧和宣傳，也要努力做到全面客觀，這才有助于國人以更科學、理性的方式認識中日關系。

第五篇：怎樣正確認識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

怎樣正確認識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

民族解放斗爭的勝利是國、共兩黨共同取得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存在兩個矛盾。一為民族矛盾，二為階級矛盾，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地位、作用，同這兩個矛盾的性質與相互關系直接相聯。抗日戰爭是全民族戰爭，這是民族矛盾居于主導地位所造成的。在全民族戰爭中起作用的有各派政知識力，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由十年內戰轉為結成統一戰線合作抗日，是抗日戰爭實現并堅持下來的基礎。

蔣介石國民黨及其各派系，在抗戰爆發前基本上掌握著國家政權，有蔣政權參加，才有全民抗戰。共產黨先把“反蔣抗日”改為“擁蔣抗日”，抗戰實現以后又反復強調國共合作，強調全國團結抗戰，就是說明了這個事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的興起、壯大，是抗日戰爭實現并取得最后勝利的基本條件之一。共產黨政治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創導者，軍事上領導著敵后戰場，有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的參加，全民抗戰才有了力量重心。西安事變后，蔣政權由“攘外必先安內”轉為準備抗日。抗戰開始不久，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關于國共合作抗日宣言和蔣介石發表談話，承認共產黨的應有地位和國共合作抗日，就是說明了這個事實。國共兩黨合作成為一個歷史關鍵。中國內部新的團結格局由此確定下來。全國各階級，各民族團結起來，一致抗日救亡。中華民族使自己的覺醒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抗日戰爭就是這樣實現的和雖然經歷驚濤駭浪終于堅持到底了的。從雙方合作奠定抗日戰爭的基礎來看，國民黨與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基本是相同的。它們這時都站在爭取民族解放斗爭的關鍵位置上，力挽日本軍國主義洶涌而來的狂瀾。這是歷史事實。

抗日戰爭中，民族矛盾起主導作用，階級矛盾并沒有消失。蔣政權這時具有兩面性格。參加抗日民族解放戰爭，這一面是愛國的，帶著革命性的；堅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這一面是反民主、反人民，帶著反革命性的。前一面符合民族利益，后一面違反民族利益。抗戰初期，前一面表現得比較明顯。戰爭進人相持階段，日本對重慶加緊誘降，共產黨在敵后戰場上很快發展，國民黨的態度逆轉。蔣介石這時談話多次拿抗日、反共并列，甚至認為反共重于抗日。他要求美國給予軍事經濟援助時也把擔心“國內中共之猖狂”作為重點。中國因此幾度出現國共分裂內戰、抗日戰爭中途夭折的嚴重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