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的治理：走出農村基層治理困境的根源

人的治理：走出農村基層治理困境的根源

李樹燕

（.昆明學院 昆明科學發展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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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是治理的手段也是治理的目的，對人的治理，包括農村基層權力執行者和鄉民的治理，對兩者的治理都要秉承治國先治家，治家先治人，治人必先從德性開始的理念，并把個體放在系統里思考，即，個體行為者與家庭的關系，與鄉民的關系，與熟人社會的關系，與制度的關系。注重德性先行，制度教化，把人的“內治”與制度的“外束”相結合，一手抓權力執行者厚德載物的權力承載力和以身作則的實踐力，一手抓鄉民個體的德性教化與深入日常生活的具體實踐，這是走出農村基層治理困境的根源，也是實現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機制。

關鍵詞：人的治理；內卷化；道德倫理；功利倫理

The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of

the people

LI Shu-Yan(Kunming University Yun Nan Kunming 650214)Abstract: The governance of people include power executors and the villagers, and think of individual in system, i.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family , and the villagers, and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the bureaucracy etc.Put forward out of the dilemma of involution.First of all to have a perfect legal guarantee system;Secondly, we must strengthen the power-carrying capacity with ethics for grassroots leadership, and practical capacity by example;once again, It must have a good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for the villagers moral to carry out daily life.Keywords：governance of the people, Involution , ethics , utilitarian ethics

一、人的治理之問題提出

進入農村調查，我們不少遇到這些場景：年邁衰老的父母遭受遺棄，或為了討要生活費把兒女告到法庭；一位副鄉長不贍養一生守寡，年邁多病的母親，還長年欺壓親族；為了獲 * 本文是李樹燕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社會管理視角下邊疆民族地區民俗宗教生活變遷研究（13 CSH014），云南省創新團隊：云南社會 邊疆與生態環境研究團隊的研究成果。作者簡介：李樹燕（1975年—），女，云南省江川縣人，社會學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發展社會學，基層社會治理。得更多一點的征地補償款，出現離婚村；農村亂擴亂建盛行，為了多占1個平方，不惜與鄰為敵，合法程序無法有效制止，再生產了“要么朝中有人，要么把事情鬧大”的行為邏輯；被村民視為神圣的寺廟公共財物經常被盜；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空心村留下的傷痛；廣泛存在基層選舉的“拉票”、“賄票”、“混混當選”、“泡沫工程”、“面子工程”、“惠民資金被截留”、“低保變高保”的基層問題，產生了“國家的大政策是好的，是下面的人把經念歪了”的民間知識，類似這樣的問題我們并不陌生，也是目前大量研究成果里暴露出來的共性問題。

自從20世紀90年代農村基層治理成為一個社會事實進入研究領域以來，長期陷入國家與社會關系宏大敘事中，過度關注基層組織建設、民主選舉、經濟社會發展、公共文化建設、社會保障供給、生態環境保護、基層法制體系建設等客體物化的方面，而對農村基層治理主體“人”的教化供給顯得較為薄弱，呈現只見治理不見生活，只見組織不見人，只見政策不見實效，只見官忙，不見民動，類似水和油的分層現狀，陷入“內卷化”的治理困境。以上共性問題涉及個人、家庭、村落社會、國家政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制度歸因似乎是一個共識，但所有的制度都是人的行為，人是造成所有復雜問題的根源，這正是目前研究薄弱但又非常重要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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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村基層治理困境的根源是人的治理

農村基層治理的困境主要體現在“內卷化”，內卷化的表象是制度肇端，但根源卻在人的行為。

（一）“內卷化”是農村基層治理的共性問題

農村基層治理內卷化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內卷化”的核心思想是指系統在外部擴張時受到嚴格限定的條件下，內部不斷精細化和復雜化的過程，是一種尋求自我戰勝的過程，表現為沒有發展的增長。這一概念由格爾茨（Geertz）提出，經黃宗智改造，杜贊奇的嫻熟運用，國內學者的專業化拓展（王思斌、劉世定、邱澤奇、李祖佩、方勁、汪杰貴等）[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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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運用到中國現存的社會分析框架下，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分析領域由原來的農業生產擴展到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個學術概念。

（二）農村基層“內卷化”的表象是制度肇端

農村基層治理“內卷化”秉承了“內卷化”的路徑依賴，基層行政系統接到上級目標任務時，因受人力、資金等剛性條件的限制，也或受上級官僚體制作風的感染，在行政村，村小組層層建立非正式組織和大量辦事人員，讓其協助完成上級下達的任務，使基層行政系統不斷精細化和復雜化。而這些非正式組織與辦事人員主要來自“村干部”、“編外人員”，不 ① 2016年5月中旬，發生在云南Y村，因規劃建設產業園區項目，涉及578戶、1290位村民整體拆遷補償問題，導致有300多年歷史的村莊出現了離婚潮，年齡最大的有80多歲歲，走過了鉆石婚姻。有一家父子三人同一天辦理了離婚手續，父親79歲，兩個兒子一個35歲，一個40歲，民政局出現取號等候離婚的熱鬧場面，“離了嗎”成為村民見面的問候語。② 在傳統社會里，寺廟里的所有物品，沒有人敢去動，鄉民都相信離地三尺有神明，但近些年來，寺廟物品被偷盜已經不是什么個案了。少混混與黑勢力也加入進來，這部分人群沒有制度合法性收入，配合上級完成目標任務，汲取底層公共資源是他們行事的動力。說他們是基層政權的中介所，一點不過分（筆者把它稱為行政中介），所以他們的存在不是義務的，而是要收取中介費。提取的比率，一方面來自任務完成的難易程度，另一方面來自對村級公共資源駕馭的能力，當然，與鄉鎮談判的技巧，與村民博弈的能力也是一筆潛在的增長收益。在這種目標任務合作過程中，鄉鎮政權懸浮于村落社會，但不影響他與行政中介共謀組建的贏利性共同體。鄉鎮政權雖說是中國基層權力的末梢，但官僚作風與官本位思想刺激他們創新出更能讓他們偷懶和獲益的管理模式，一方面，搭了村委會的便車，另一方面，培植一支競爭的黑勢力組織，只要稍微讓度一點利益，足可以讓行政中介拼個你死我活。

農村基層治理“內卷化”是鄉村社會發展的瓶頸。造成“內卷化”的原因眾說紛紜，有效治理與壓力型體制之間的張力被認為是最直接的原因，承載國家意志的《目標責任書》通過層層垂直下沉的行政權力網絡輸送到末梢，在下沉的過程中不斷被復制，復制得越多，“內卷化”程度越深。農村基層治理“內卷化”帶來了國家、基層組織及民眾三者之間利益與責任制衡關系的松散，國家權威，社會公信力遭受嚴峻挑戰，社會秩序陷入新的治理危機。農村基層社會伴隨著物質的日益豐富，社會問題也不斷涌現，諸如，“混混治村”、“不出事邏輯”、“低保變高保”、“亂擴亂建”、“空巢家庭”、“留守兒童”、“空心村”、“政策性離婚”等現象也不僅僅是區域性的個案。農村基層治理“內卷化”的代價就是增加了治理成本，公共資源偏離了預設的初衷，基層贏利型行為不但損壞了政府的社會公信力，農村基層政權存在的合法性，還無限激發了人性最丑陋的弱點，誤導鄉民的價值觀，侵蝕著鄉村生態倫理秩序。

（三）農村基層治理“內卷化”的根源是對人的治理缺失

表象上看，內卷化的根源是行政體制肇端。進入細節深入剖析，每一個任務的下達與執行，最終都是通過人去實施，是人與人的互動行為，任務執行者的文化教養、德行、能力、方式是造成善惡結果的關鍵因素。我們不敢奢望一位可以遺棄父母親的副鄉長，能為他的子女做些什么表率，能為他的公職盡多少責任，能為他的子民造什么福。我們也不敢想象“混混”、“黑勢力”為了征地搬遷所做的一系列無休止的恐嚇、威脅行為對民俗民風的影響。我們也無法強迫鄉民去尊敬貪官污吏，去服從與敬仰強征豪奪的“父母”官，也沒有理由阻止鄉民不去當刁民、暴民、賴民，因為不刁、不暴、不賴，他們將無法生存。

從官到民，從父母到子女的上施下效，把惡當成了一種“本事”、“能力”，把善當成了“無能”、“沒本事”、“窩囊”，把孝敬父母當成了“累贅”、“吃虧”。把“走關系”、“認得人”、“弄虛作假”、“懂事”、“鉆空子”、“投機取巧”作為生存之道進行說教。這樣的官，這樣的民，怎么能奢望他們生存的環境有什么和諧可言，如果不從“人”這個根本上治理，再好的法制，再富裕的物質也是空中樓閣。[9][8][6][7] 法律能懲罰犯罪，但不能教化出賢德的人，法律能懲罰不贍養父母的人，但不能讓其明白“百善孝為先”的圣賢之理。沒有道德的生活，再富裕的物質只能更滋生貪婪。沒有道德的行為，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社會秩序，正像古代圣人所講的“人棄常則妖興”，這里的“常”指“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意思是一個人失去了“五常”的德行，就不是人了，而變成了妖魔鬼怪。與之伴生的“五倫”，即，“父子有愛”、“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倫”是道家所講的道，也就是一種自然規律，宇宙秩序，而“五常”則是對“五倫”的實踐，被稱為德行。“五倫”、“五常”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根基，凝聚成“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十二字，也是人性共享的普世價值觀。“五倫”和“五常”與西方德性倫理學家麥金太爾的著名“德性實踐觀”與“德性論”有異曲同工之妙。其實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德倫理涵蓋了西方話語下的義務倫理、功利倫理，而且還給出了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金點子。

“身體發膚，受之父”，“身有傷，貽親憂，德有傷，貽親羞”，時時記著對父母的孝行，就會規訓自己的言行，愛護自己的身體，保全自己的德行。從作為子女孝敬父母的義務，推廣到職業道德，崗位職責，對社會的責任與義務，對上司的尊敬，對國家的忠心，對職責的盡忠，從愛自己的父母推廣到愛天下所有的眾生，達到道家所倡導的“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么人與人的關系、人與家庭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人與國家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才有可持續發展的根基。

農村基層治理的主體是行為的施動者，他們的德性品質是治理成功的核心，也成了農村基層治理的最高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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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的治理之關鍵：重塑道德倫理

（一）人的治理是5000年治國理政的核心思想

基層治理雖然是一個現代術語，但居于這一思想的根源已承載了厚重的5000年文化，而人的治理則是這一思想的本源。人的治理可以追溯到“以人為本”的人本思想，據考證，“以人為本”一詞最早出現在公元前（475～221）《管子﹒霸言》中，“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從中不難看出，中國最早的“人本思想”其實是“民本”思想。又如《群書治要》第161條，整錄了“民惟幫本，本固幫寧”，已成為治國精髓。“以人為本”的治理思想，告誡執政者“水能載舟，也能覆舟”，要想坐穩江山，就要修王道，⑤

④ ① 《左傳》。

② 《孝經﹒開宗明義》。③ 《弟子規》。④ 《管子﹒霸言》。

⑤ 《群書治要360》第161句。意為人民是國家的根本，唯有根本穩固，國家才會安寧。施仁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以人為本”治國理政的重要途徑，引導執政者要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官”別名為“父母官”，就是教導執政者要愛民如子。

而西方受神學思想的影響，“人本思想”到中世紀，宗教改革運動及文藝復興后（約公元11世紀～13世紀）才得到發展，在“天賦人權”的基礎上，實施依法治國，而中國土壤里生產出來的是“天賦圣賢”思想，通過圣賢人的教化把“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的倫理道德價值觀內化到君主及每一個國民的骨髓里，維續著封建社會秩序。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中唯一沒有中斷過文明進程綿延至今的一個國家，治國理政思想如同悠遠的文明古國散發著醇酒的芳香，融入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或者說鑄造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國民性。要治理好今天的基層，必須了解中國治理思想的傳統，及在這一傳統下養成的國民慣習，兩者結合才能正確認識中國的社會。中國的基層治理就不能單純依靠法治，而是比西方社會更為復雜的情、理、法相融合的彈性社會結構，對治理者進行圣賢的培養與教化是實現基層治理的重要手段。

但也并不是說，法治不重要，早在夏商周時期就有了行政法、刑法、經濟法和司法體系，在歷代王朝的推動下具備了較為全面的法治體系，中國在漢朝以來就“引禮入法”，法治是禮治的輔助，也是道德倫理被破壞的最后一道防線。《淮南子﹒卷四十一》說，民眾不知禮儀，國家再好的法律法規也無法實施，法律能處死犯罪之人，卻不能培養出有德行的人，孔子弟子三千人，他們都能做到入則孝，出則恭，言為文章，行為表率，這些都是圣人教化的結果，而不是法律的功勞。

“五帝”的賢德表率，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君子修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乾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斗志，民眾對國君“內賢外王”的角色期待都曾是國人心目中永恒的、理想的對執權者想象的共同體。執政者對民眾制訂的“三綱五常”倫理道德的教化也是國家需要的良民形象。要達到彼此期望的和諧局面，首先是官方的上施，然后是民間的下效，那么，“王”、“君子”的行為就是人民的表率。這里要補充的是“王”、“君子”相當于現在的領導者、權力執行者，與本研究的基層治理主體相對應。

所以說，中國人本思想在世界上是當之無愧的，正像享譽世界的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博士在1972年《展望21世紀》一書中所說的，“拯救21世紀人類社會的只有中國的儒家思想與大乘佛法”，中國的經驗值得世界借鑒。我們更有充足的底氣堅持自己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與文化自信。

（二）對人的治理關鍵在重塑道德倫理

對人的治理必須把個體放在系統里思考，個體行為者與家庭的關系，與農村基層鄉民的關系，與熟人社會的關系，與官僚體制的關系等等，但所有的關系都要以德性為基礎。

1.道德倫理在認識論上的演變 ① 《群書治要360》第218句闡釋。[11]

①在傳統社會，社會結構關系表現為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個體流動性小，生于斯，長于斯，血緣、地緣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社會關系網絡，靠禮治維持社會秩序，所以傳統社會也被費先生稱為“禮俗社會”，情與理的社會規范遠遠超過法律的權威，法律只是維護社會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線。而現代社會，信息化、全球化、市場化、城鎮化使個體行為被碎片化，流動性大，個人所處的社會關系復雜多元，契約社會代替熟人社會，禮俗社會讓度法理社會。建立在傳統社會經濟基礎上的道德倫理失去了實踐意義，功利主義顯示了較強的生命力，突顯了時代特色，但隨著物質條件的日益豐富，社會問題的高發，個人行為，生活意義的不斷反思，道德倫理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

20世紀80年代，美國倫理學家麥金太爾對近代以來的功利倫理、義務倫理進行了反理論的德性批判，重新思考亞里士多德的道德倫理，他認為沒有德性的倫理是“黑暗的”，并努力要重建道德倫理，但他認為德性倫理是與特定傳統社會結構相適應的，特別在公共生活領域與私人生活領域實現分化的現代社會，已經沒有它生存的土壤，他本人對德性倫理的復興持悲觀態度。

2.道德倫理的人性共識

道德倫理是人性論的本體存在，是共通的價值觀。孔子的“性相近，習相遠”，認為人的本性是相似的，只是后天養成的習性有差異，本性是善的，而習性有善有惡。孟子發揚了“人性善論”的思想，認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如果人人都是“四心”之人，人人都成為溫良恭儉讓的謙謙君子，良好的社會秩序就得到維持，靠內省與教化實現善的本性。荀子提出了“惡性論”的觀點，認為人的本性是惡的，要通過圣人的教化才能達到善的德行，所以把良好的社會秩序寄托在禮儀法度的外在約束上。無論是性善論還是性惡論，都認為道德倫理是維持社會秩序的根本。根植在道德倫理本體論上的人性是共通的，道德作為一種隱性的社會規范不會因為時代的變遷而發生屬性的改變。無論是傳統社會，還是現代社會，也無論在熟人社會還是陌生人社會，在城市還是農村，人們對真善美的追求與渴望是人性固有的本質。祖先給我們留下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的道德倫理觀，不僅是中國人的財富，也是人類的瑰寶，不僅是傳統社會的規范，也是現代社會的治世之道。

① 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② 功利倫理：屬于現代倫理，伴隨著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到來，成為主導性的價值追求，功利倫理從行為后果的意義評價行為的道德價值，以邊沁為代表。

③ 義務論：屬于現代規范倫理，義務論從行為應該遵循的規則層面來評價行為的價值，如職業道德倫理、角色期待、權力與義務等方面的倫理，義務論以康德為代表。

④ 德性倫理：也稱道德倫理，把行為者放在理論的中心，關注人的品格與德性，人的行為品德要與賦予他們的身份、角色、地位相匹配。中國的儒家思想，西方的亞里士多德是德性倫理的典型代表。⑤《三字經》。

⑥ 《孟子﹒離婁下》。⑦ 出自《孟子﹒公孫丑》，四心為：惻隱之心、是非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惻隱之心是仁的發端，是非之心是禮智的發端，羞惡之心是義的發端，辭讓之心是禮的發端，稱為“四端”。“四端”、“四心”是孟子仁政學說的基礎，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⑧ 《荀子﹒性惡》。⑧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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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3.道德倫理的中國土壤

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道德倫理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土壤，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探尋救亡圖存的道路，傳統道德倫理在新文化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為代表的兩個高峰期走向沒落，改革開放以來，功利主義成為人們實踐的典范。隨著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人民物質生活的日益豐富，社會問題也層出不窮，經濟的發展，國家的強大，民生的富裕，并沒有給個人帶來更多的幸福感，反而讓人們思考造成社會道德倫理下滑及各種社會問題突顯的原因，以國學熱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偉大復興，是對道德倫理的重新反思與實踐。

中國的道德倫理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深厚的文化底蘊，中華民族的強大認同感。雖然在近百年里遭受到一些挫折，但在5000年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是一個連續的整體，從沒有失去過，完全有自我修復的能力，我們沒有理由持麥金太爾的悲觀情緒，中國的國情與西方不同，道德倫理秩序的復興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四、對人的治理之路徑思考

農村基層治理的關鍵是對人的治理，和諧鄉村要從和諧自我開始，克服習性的惡，綻放本性的善，但，并不是說法律不重要，法律是外部約束，而道德是內修，一個良好的社會必需內外結合才能實現長治久安。對人的治理與“人治”是不同的概念，“人治”與“法治”相對，“人治”更傾向于針對傳統社會君主至高無尚的權力對國家的統治，對人的治理主要是在現代“法制”社會背景下加強對治理主體的德性教化，并不是提倡“人治”而否定“法治”。

對人的治理包含施動者與受動者，所謂施動者也就是鄉村治理的主體，這里的主體以十八大提出的多元治理為依據，即，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相應提出治理主體為黨委、政府、社會、公眾。農村基層社會中人的治理也就是對這四部分人群的治理討論，我們把這四類人群概括為權力執行者與鄉民兩類。

這里要澄清的是，所謂施動者與受動者，主體與對象并非一個靜止的概念，而是處于情境與動態中。在時間與空間轉換下，任何一個施動者又都是一個受動者，任何一個治理的主體又都是被治理的對象。權力執行者與鄉民只存在于空間和時間上的差異，所以人的治理是一個整體與系統的概念，引入人的治理，也由于人的特性，這就打破了農村基層治理差異化、區域化、狹隘性的困境，既體現了治理的個性化，又折射了治理的普遍性。

（一）權力執行者的治理

對權力執行者的治理歷來是國家治理的重點對象，從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層形成了以法律為保障，以制度為依托，以教育為常態的多元化治理模式，特別十八大以來，針對權力執行者存在的現實問題，以全面從嚴治黨為突破口，進入精細化治理時期。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相結合，作風建設與生活方式規訓相嵌入，出臺了諸如“八項規定”、“四風建設”、“三實三嚴”、“二學一做”的具體規章制度。“中央巡視組”的深入調查，“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實際 行動，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取得了高度的社會認可，把權力裝進制度的“籠子”是對權力執行者的重要治理手段。除了法律與制度的外力約束外，中國傳統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治理思想也值得我們借鑒。

中國治世寶典《群書治要》第一條就是論“君道”，對權力執行者的規訓。其中居于首位的就是領導者的修身行為。“修身”最重要的就是控制貪欲。控制貪欲是擺在領導者面前最重要的約束，領導者面對的誘惑比普通人多，這方面的修身尤其顯得必要與重要。古圣人早已有“玩人喪德，玩物喪志”①的教誨，對于領導者也是最好的警示。其次是孝親，孔子教誨，尋找忠臣，一定要從孝子中選拔，一位領導者有敬愛父母的善德，老百姓都會敬重和愛戴他，并能教化一方百姓，凈化一方水土，地方便能長治久安。所以“孝親”應該拿入對領導者（普通公務員）的選拔、考核范疇，“孝親”在農村熟人社會的操作性也非常強，漢朝開啟的“舉孝廉”制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借鑒。

再者，領導者以身作則的治理行為，哀公曾問孔子，什么是政治，孔子回答：“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②。解釋了政治就是“端正”，領導者做事端正了，百姓也就仿效著端正自己的行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③，所以對領導者的行為教化非常重要。

總之，官風引領民風，“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仁風難；仁風變，天下治矣”。④說明對領導者的治理比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都難，但如果領導者治理好了，天下也就和諧安穩了。只有通過外治與內治相結合，才能達到長效的治理效果。

（二）鄉民的治理

鄉民是農村基層社會的根本，只有根本穩固了，鄉村社會才會安寧。中國傳統的治民思想是教化優先，以道德倫理為引領，依重“德”和“禮”來教化民眾，整治民風。現在對民眾的教育過多注重知識與技能的學習，法律與規范的宣講，而道德倫理教化與實踐顯得相對薄弱。

百年社會變遷對鄉村民眾的道德倫理觀與價值觀產生了重要影響。鄉村民眾一方面受家庭環境、村落文化影響較深，另一方面受現代主權國家意識形態教育，全球化、信息化、城鎮化發展的影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由道德倫理過度到功利倫理。在利益面前，“仁、義、禮、智、信”背上了沉重的成本代價，靠禮俗維續的鄉土社會，在傳統與現代變遷中走向衰弱，舊的倫理秩序被砸碎，新的法治規范沒有滲入民心。傳統道德倫理觀經過三代人的過濾，已經出現碎片化與斷層，父輩很難撐起對家庭倫理教化的功能，鄉村社會也失去了傳統禮俗秩序的社會整合功能，所以重建鄉村社會的道德倫理教化非常有必要而且緊迫。

① 《尚書﹒旅獒》。

② 《群書治要》第165條。③ 《論語﹒子路篇》 ④《呻吟﹒治道》。以修身為根本的個人和家庭教化是鄉民治理的重要法寶。拿“教”的說文解字就可以看出“老”與“子”組合而成，“老”字旁在上面，“子”字旁在下面，教育的本意就是上輩對下輩的上施下效。一個家庭的和諧、子女的成就，就看父母的修養與教化，所以對父母的倫理教化應該放在首位。中國傳統文化里常講“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養不教，父之過”的經典倫理，值得我們細細品味。目前社會上出現的“少年犯”、“問題兒童”、“離婚”、“老年人贍養問題”、“婆媳關系”等等諸多社會問題都是因為家庭道德倫理缺失造成的。

母親是培養圣人的土壤，我們尤其要重視對母親的倫理教化，因為母親大量時間承擔著撫育孩子與贍養老人的功能，行為舉止對下一代的影響深遠，甚至子女將來的事業前途、家庭婚姻、育兒理念、人生觀、價值觀都受母親的影響，俗語說“賢妻旺三代”，這是千百年來的精辟言論，值得我們反思并付諸實際行動。

總之，父母是根，只有根深，才有子女的枝繁葉茂。而身為父母，從承擔為人父母的角色，盡身為父母的責任與義務，以身作則，上施下效，影響子女，代代相傳，所以子女的孝離不開父母的言傳身教。

結論與討論

治國先治家，治家先治人，治人必先從道德倫理開始。只有個人、家庭和諧才有鄉村社會的和諧，也才有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和諧。這里就涉及到對人之治理的保障措施。權力執行者有官僚體制的整套考核機制，如，從嚴治黨，法制保障是有目共睹的成績，道德倫理通過這條路徑依賴嵌入進去，自然不是多費勁的事情。

而鄉民的教化卻是散而分化的大工程，個體差異較大，文化層次不同，家庭環境復雜。傳統道德倫理經過三代人的斷層，破易立難，需要長時間的引導與修補。其實，政府也在積極引導鄉民的行為，如，通過電視、互聯網，宣傳優秀傳統文化里的“家訓”、“家風”、“孝道”思想，每年組織全國性的“道德楷模評選”、“我身邊的好人”評選活動，涵蓋了每個省的“道德大講堂”公益講座，“清明”、“端午”、“中秋”等傳統民俗節日納入國家法定假日，并借機教化民眾，從國家層面推動傳統道德倫理走進日常生活的具體實踐。在這方面，國家比我們想得遠，做得多，良好社會風氣正在形成。

這里要提的是，在鄉民社會里，如何教化父母們的道德倫理問題，從而形成個人、家庭、學校、鄉民社會、國家，全方位的良性循環。鄉民中父母群體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但他們是教化子女、維持家庭和睦、構建和諧鄰里關系、維護鄉村社會秩序的核心力量，對這部分人群的教化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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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聯系方式

通訊地址：李樹燕，云南省昆明市經開區蒲新路2號昆明學院昆明科學發展研究院，郵編：650214，聯系電話：***，電子郵箱：951453091@qq.com

第二篇：人民時評：走出“道路文明”的治理困境

人民時評：走出“道路文明”的治理困境

傅達林

2013-5-7 5:38:07 來源：《 人民日報 》（2013年05月07日 05 版）

行政執法的行為糾偏和矯治功能，關鍵不在于處罰的強度，而在于執法的密度與持久度。

闖紅燈可謂現代城市治理的頑疾，如何有效糾治這一現象，讓不少城市管理者傷透腦筋。在經過近一個月“緩沖期”之后，北京5月6日正式開始對“組團式過馬路”說“不”，對不聽勸阻、帶頭硬闖紅燈的行人和非機動車分別處以10元和20元的罰款。

想鏟除闖紅燈這樣的“城市牛皮癬”，僅僅寄希望于一場運動式的治理并不現實，即便是像北京那樣將專項整治貫穿全年，其持久性的效果也有待觀察。所以出現“組團式過馬路”的現象，根本原因在于，中國迅速進入汽車時代，但道路文明水平卻沒有隨之迅速提高。因而倡導交通文明，培養公民對法律規則的尊重和信任，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

問題在于，如何培育公民的這種規則精神？

伴隨著城市化的步伐，行人闖紅燈的現象一直如影隨形。執法時緊時松，一些城市的馬路秩序也時好時壞，在這種執法游擊戰中，交管部門面臨的困境在于：人人都有可能闖紅燈，但執法力量不可能強大到對每個行人盯梢的地步，于是治理者往往在情況嚴重時展開集中式治理，尋求短期內的治理效果。一旦秩序好轉，執法的松懈便導致闖紅燈現象回潮，久而久之易在民眾中形成誤區，闖紅燈是“正常”的，等紅燈反倒成了“異類”，甚至在違法行為受到矯治時感到不適應，出現抗法現象。

對公民而言，尊重法律乃是第一條重要的“法律”。“組團式過馬路”凸顯出的是公民自利性的選擇，對規則的尊重與遵守讓位于個人私利性的偏好，此時就需要執法予以糾偏。通過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執法矯治，才能讓公民最終形成遵守交通規則的行為習慣。但是，行政執法的糾偏和矯治功能，關鍵不在于處罰的強度，而在于執法的密度與持久度。一旦執法松懈，行人就會產生僥幸心理，出現運動式執法的怪圈，甚至讓公民產生逃避法律、規避法律的心理，使得其服從規則的行為習慣更難確立。

可見，治理行人闖紅燈首先考驗的是執法耐力。10元錢的罰款雖然算不上什么，但蘊含著對違章行為的否定性評價，讓違法者意識到自身行為的違法性，久而久之能夠在人們內心形成一種規則意識，并轉化為“理應如此”的文明操守。在某種程度上說，對于公民違法行為的矯治，處罰的嚴密性、持久性較之嚴厲性更為重要。

秩序是文明與自由之母。徹底走出“組團式過馬路”的治理困境，執法必須自身回歸法治正途，以法治的思維和方式尋求對公民行為失范的糾偏。只有執法始終恪守本職，不缺位、不越位，秉持“愚公移山”的法治毅力，才能最終獲得良好的馬路秩序，也必將讓公民享受到秩序帶來的文明與自由。到那時，公民守法將不再出于處罰的威懾，而是出于熱愛法律的德行與良知。

當然，從城市管理的善治層面看，還需在均衡路權沖突的基礎上，將闖紅燈行為納入馬路秩序的綜合治理軌道。既要在交通設施上為行人提供足夠的便利，也要同時治理好機動車和非機動車違章。對公民自身而言，則需要從這場治理中懂得：法治不僅是一種良好的期待，它更存在于我們每個人的行動之中。

第三篇：農村基層治理-南街村

農村基層創新治理研究——以南街村為例

摘要：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模式的實踐探索在中國農村從未停止。我國農村地域廣闊，人口眾多，村與村之間的經濟基礎、自然條件、傳統習慣等千差萬別，適合農村經濟發展的模式也應多種多樣。改革開放30年來，摸著石頭過河，使南街村踏出了一條具有鮮明個性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之路，成為名副其實的城鄉結合的新型社區。他們前進的道路不是一帆風順的，也經歷了艱難曲折、不斷創新的過程。南街村的經驗告訴我們，隨著發展的不同階段，每個地區所采取的發展模式也應有所調整，使其與時俱進，不斷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新需要。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在新農村建設中，反思一下南街村的發展模式十分重要。關鍵詞：南街村，基層自治，集體經濟，農村發展

一、南街村的基本情況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臨潁縣城南隅珠高速公路。全村有回、漢兩個民族面積1．78平方公里。緊靠1 07國道，西臨京廣鐵路，東臨京848戶，3 1 80口人．1 000畝耕地，總面積1．78平方公里。

改革開放以來．南街村遵循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因地制宜．大力發展集體經濟．走集體共同富裕道路，早在20世紀90年代產值就突破1億元成為有名的“億元村”，實現了物質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飛速發展。

南街村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全國十大名村，它是集體主義經濟的代名詞。在堅持集體主義的原則下，南街村幾近實現了共同富裕，經濟平穩發展，社會和諧，人們安居樂業。南街村成功的關鍵是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堅持集體主義。南街村是國家4A級景區，長期生活工作在南街村做出突出貢獻的非南街村籍人士，被授予“榮譽村民”稱號。南街村集團是南街村創建的集體經濟實體，下屬28個企業，產業涉及食品、飲料、酒類、印刷、包裝、醫藥、工藝品雕刻、旅游等。

南街村堅持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以雷鋒精神鼓舞人，以革命歌曲激勵人，提出了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奮斗目標，強化了職工村民的集體主義精神，營造了濃厚的昂揚向上的集體主義氛圍。全村黨員干部、職工村民發揚“二百五”的“傻子”精神，堅持“外圓內方”的治村方略，人人敬業愛崗、樂于奉獻。黨務、村政、企管、教育、民兵、治安、工會、共青、婦聯、計劃生育等各項工作。這些均受到了黨中央和省、市、縣各級領導的高度稱贊。

南街村獲得了“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全國模范村民委員會”、“全國文明村”、“中國十大名村”、“國家級生態村”、“全國優秀鄉鎮企業”等殊榮。南街村集團多次獲得國家級、省市級榮譽稱號：是中國食品工業質量效益獎企業、工業排頭兵企業、中國食品工業百強企業、全國食品工業優秀龍頭食品企業、省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河南省百戶規模優勢企業、河南省重點服務企業、河南省科技企業和河南省民營科技企業50強等。“南街村”商標為國家馳名商標。

二、南街村發展模式解析

南街村模式的形成可以說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是社會環境和歷史文化條件相結合的產物。它的特性是：在原有社隊工業的基礎上，結合當地資源面對外部大市場建立社區企業體系和社區企業制度，在工業集體推動下完成了農業集體化；在經濟集體化基礎上建構了特殊的分配體系和激勵機制，形成了一套“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維系社區整合和社區企業發展?。

1、以農促工，以工扶農，實現農業產業化 農業是當前農村經濟的基礎，如何穩步高效地發展農業是解決整個農村經濟問題的關鍵。目前，我國大多數農村采用的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經營方式。這種方式曾經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促成了農業的第一次飛躍，然而在農村經濟發展到新的階段、新的形式下，這種方式在某些地區(尤其是平原地區)已不再適應農業的發展。其主要弊端在于：(1)一家一戶的經營，土地分散(據全國262個村莊的抽樣調查，平均每戶承包面積0．55hm2，分為9．7塊)，這樣不利于農業的規模化，也阻礙了土地的合理利用”l。(2)每家每戶農機設施的重復配置造成了浪費，提高了農業的生產成本，形成增產不增收的局面。(3)長期以來形成的小農意識強烈，阻礙著高效農業和精細農業的發展。(4)農戶處于無組織的分散狀態，掌握市場信息較難，而且大多數農戶素質較抵，市場意識和經濟實力弱，缺乏自我保護能力，抗風險能力差。

南街村在發展中通過農業的規模化經營較好地解決了農業中存在的上述問題。1985年之后，該村將分到的土地在群眾自愿的基礎上逐步收歸集體，實行集體統一規模經營。該村從規劃土地人手，建立集體農場，下設“五隊～站”(農機隊、積肥隊、水利隊、蔬菜隊、大田管理專業隊和良種科研站)，隊與隊之間由集體調配管理，既分工合作又相互獨立，合理調配著農業生產中的每一個環節。采取農業規模經營的另一優勢是大量減少了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南街村現有67hnl2耕地，但只有70多人從事生產任務，僅占從事工農業生產總人數的1％，這不但提高了生產效率．而且解放了農業生產勞動力，促進了農業生產人口的轉變，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南街村為了促進農業的發展，以雄厚的經濟基礎為依托，采取了以工扶農，以工導農的原則。該村連續從工業積累中抽出420多萬元資金，投資于農田基本建設，打機井、搞噴灌、上大型機械，改善生產件，增強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使農業生產從耕種到收割全部實現機械化，促進了農業的高效發展。同時，南街村也注重科技在農業中的作用，走高科技的農業發展之路。針對土地日益減少和當今現代化農業的發展趨勢，該村開發了“高科技農業區”，建設了六座占地面積1800 m2的6連棟Pc板溫室和15座占地面積23240的3連棟EM210型雙層氣膜溫室，生產優質的蔬菜、經濟林木、花卉等。此外，該村還采用先進的技術如無土栽培、有機栽培、水培等生產綠色農產品和無公害食品。農業由粗放型轉變為集約型和精確型②。

2、發展品牌企業，實現生產規模化

南街村地處平原，無山無礦無森林，但附近盛產小麥、玉米、大豆等農產品，村辦企業充利用當地資源，以農副產品加工為主導產業，組建龍頭企業，主導產業的發展又帶動了相關配套產業的發展，形成良性循環，實現農業產業化經營。骨干企業方便面廠、食品廠的發展，帶動了面粉廠的發展，目前南街集團擁有三個面粉廠。南街生產的產品包裝用紙箱，是由村里第一、第二包裝廠生產；每年需要價值約1．5億元人民幣的塑料包裝，精制禮品盒，是村里合資企業“耐可達彩色印刷有限公司”、“河南彬海膠印制品有限公司”生產。企業每年需要近500萬元的花椒湯料，又帶動了花椒種植業。為充分利用方便面廠，食品廠，面粉廠的下腳料和副產品，村里又建立了飼料廠，生產的混合飼料提供給養雞廠，養豬廠，養魚場，其產品既滿足生產又滿足生活需要。原材料產品，半成品需要運輸，又帶動了交通運輸業的發展。隨南街企業規模的擴大，知名度的提高，來參觀、考察、經商的人也越來越多，又帶動了商業、飲食等服務行業的發展。1995年又建立了南德賓館，在南街，圍繞農業辦工業，圍繞龍頭上配套，農工貿一體化，產供銷一條龍，種養加齊發展的產業化經營格局已經形成③。

3、“外圓內方”的南街村經濟管理模式 南街村頭有一條大標語：“依靠外圓闖商海，嚴守內方治南街”。南街村對外實行市場經濟，開放搞活，對內實行計劃經濟，嚴格管理。“外圓內方”是南街村在經濟建設中堅守的原則。所謂“外圓”，是為了求發展適應社會大氣候，在市場經濟往來中采取一定的靈活變通措施，如請客送禮拉關系等等。憑著這個“圓”，他們把日本人“圓”到南街村來了。為了吸引日資，南街村不惜重金為日本投資商建了一座日本風格的豪華別墅，內有小舞廳、卡拉OK廳、健身房、酒吧間。在南街村禁止打麻將，但這座小別墅是允許打麻將的“小特區”。南街村甚至花3萬多元為他們購置了電腦控制的高級麻將桌，在他們人手不夠時，三大班子領導還輪流陪他們打幾圈，使他們高興，以優越的工作環境、生活環境、投資環境吸引外商。僅這一家外商，短短3年時間里就先后與南街村合資興建了彩印廠、膠印廠、麥恩食品廠和拉面廠4個企業。

所謂“內方”，是指嚴格的內部管理，規規矩矩方方正正，要求黨員干部、職工群眾廉潔自律一塵不染。用南街人的話來說，就是“一絲不茍干南街事，一塵不染做南街人”。上至黨委成員，下至業務員，在業務往來社會交往中收到的禮品、好處費、回扣款一律上交村集體。南街村還不斷開展各種思想教育活動，如講故事活動、共產主義小社區建設大討論活動、整風活動“五獻一留”(五獻一留：忠心獻給祖國，愛心獻給社會，關心獻給別人，奉獻獻給企業，孝心獻給老人，信心留給自己。)活動等等，都包含著教育干部群眾嚴守“內方”的內容，使人們嚴格律己，更加主動積極地投身于社區建設事業④。

4、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樹立集體主義思想

南街村高度重視精神文明建設，他們認為，“富裕不等予幸福，幸福包括富裕。”要全面發震，就不能一手硬、一手軟，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在精神文明建設上狠下功夫。他們在精神文明建設上有明確的思路，就是堅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襲”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先進文化和特色文化教育人，對全村干群強化公心教育。為使這項工作寓有成效和特色，村黨委設立了宣教辦和文明辦，專門負責思想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工作，強化教育管理，不斷提升廣大干群的思想素質和文明素養。

為進一步做好宣傳教育工作，村黨委建立了報社、電視臺，作為宣傳群眾、鼓舞群眾工具的同時，也開辟了向被套宣傳南街村的窗口。村黨委還重視職工村民的業余文化生活，成立丁藝術團、戲校、女子軍樂隊、職工娛樂中心中心等，文化活動開展的非富多彩、有聲有色。為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村團委成立了200多個學雷鋒活幼小組，活躍在全村各個角落。他們經常利用業余時聞，打掃公共衛生等。《南街村報》長期開設“文明花”專專欄，大力宣傳涌現出來的好人好事，形成了良好的氛圍；婦聯會每年都要開展吸納進評比活動，一許多“好夫妻”、“好婆媳”、“五好文明家庭”等相繼涌現；企業經常開展“最佳職工”、“先進班組”和“企業標兵”等評選活動；黨受干部和業務人員經常上交業務往來的禮品禮金等。多年來，南街村共為抗洪救災、抗震救災等社會捐款達2000多萬元。整個南街村形成了人人愛集體、個個講奉獻的文明新風。南街村經濟發展、人心思齊、文化繁榮、村風文明，形成了一幅新農村的新景象⑤。

5、建立嚴格的村內制度，保障和諧發展

南街村村民過著平等而穩定生活的南街村的現狀值得關注。南街村的體制是在嚴格的規章制度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南街村可稱為“村的憲法”的規章制 度。這一制度分思想、工作、生活三方面，共有23條，違反者將受到處罰。村里還有定期從思想、紀律、衛生等十個方面檢查各家庭執行規章制度情況的制度。根據檢查結果，只要有一個方面不合格，部分福利就得自費。據村民說：“滿分的家庭很少，大多數家庭都是總有某個方面不合格。” 福利是村民生活的基礎，村當局在這方面掌握著大權。村民不得不乖乖地服從村當局及各項規定。南街村用非同一般的做法，保證了所有人都能過上一定水平的生活。從這點說實現了“和諧社會”的目標。

三、南街村發展模式的潛在危機

從2004年下半年到2005年上半年，南街村在連續7年銷售收入逐年翻番的高速增長之后，進入了經濟困難時期。2005年，南街村集團的銷售收入急跌至10億元，和1997年的巔峰數據16億元相差極大。這些數據都暴露出南街村模式存在的不足，面臨著一些潛在危機。

1、單一的集體經濟體制并非完美無缺

南街村實行的集體經濟的體制是區域性群眾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一種公有制形式，勞動群眾在生產與交換過程中實行合作經營，使生產、管理集中進行，資源統一配置。就包容性發展的要求而言，一個健全的、可持續的經濟體系需要多種所有制形式協調共生，更重要的是，包容性發展從根本上強調人的自由發展。而單一的集體經濟體制的固有弊端不僅會阻礙資源的合理流動，抑制勞動力的自由發展，而且會影響整個經濟體的效率和創新。南街村有著“共產主義小社區”的美譽，“共產主義”要求“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而單一的集體經濟體制為個體提供的發展環境是“不自由也不全面”的。從宏觀角度出發，單一集體經濟體制的管理體系缺乏層次的獨立性。南街村以王宏斌為核心的“三大班子”對南街村的各項事務全面管理，為了維持這種幅度過大、層次過少的管理體系運轉就要增加管理成本和行政成本，這會造成巨大的資源非生產性浪費。從微觀角度出發，單一的集體經濟體制缺乏競爭和激勵機制，因而造成生產效率和人力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南街村實施集中計劃下的生產模式，勞動者在既定框架內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機械工作代替了自主創新，這種隱形的人力資源抑制作用也會嚴重影響南街村整個經濟體的活力。

2、封閉式“工資+ 供給”的社會福利模式隱憂重重

南街村實行的是“工資+ 供給”的福利制度，絕大部分生活資料靠集體免費供給[2]。1992年，南街村提出“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全部公有”的建村目標。王宏斌說：“要使南街村富到個人沒有一分錢存款。”[3] 在改革開放初期，南街村的福利模式確實很好地滿足了村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們生活需求變化，這種福利模式的隱憂會凸顯。

首先，封閉式的“工資+ 供給”模式難以滿足人們不斷發展的個性化生活需求，生活水平很難真正提升。這種福利模式僅限于南街村這一行政區域，并且這種模式供給的福利產品相對于人們的個性化生活需求顯得單一。其次，長期的福利供給會造成“福利依賴”的負向激勵，嚴重影響經濟效率。低工資使村民努力工作的積極性無法被激發，福利的長期性使村民外出打工賺取高工資的機會成本在時間因素的作用下被擴大了。再次，排他性的福利供給有悖于包容性發展的“主體全民性、機會的公平性、成果共享性”原則。集體福利的排他性體現在資格限制上：村名資格和村民遵守“村民公約”的良好表現。這就將外來打工者基本排除在享受集體福利之外，外工參與了南街村的價值創造過程卻不能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顯然，這種排他性模式因“村民資格”產生了起點不平等，在發展過程中機會也不會均等，這就必然導致成果不可共享。

3、“能人政治”治理結構亦有“不能”之處 “能人政治”模式強調能人在鄉村治理中的權威作用。在南街村，王宏斌集村中大權于一身，既擔任村黨組織的一把手，又擔任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負責人。但是，這種模式存在監督機制缺失、制度性欠缺等內在缺陷。更重要的是，這種模式對群眾在鄉村治理過程中的積極作用重視不夠，在充分激發村民的民主意識方面，“能人政治”結構的包容性略顯不足。首先，“能人政治”模式缺乏必要的決策監督和權力制衡機制，容易造成決策失誤和滋生腐敗現象。由于能人掌控的權力和資源高度集中，以至于村級公共權力組織甚至國家法律有時都無法對其產生有力約束，因而村級治理能否公平、順利的運作很大程度都依賴于能人的自我道德約束[5]。但鄉村能人畢竟也有認知水平的局限性和趨利動機，這無疑會增大決策失誤和腐敗的風險。其次，“能人政治”模式缺乏制度性，這會對社會產生難以預期的影響。這種模式以能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鄉村的治理方針會隨著能人的主觀意志的改變而改變。如果能人找不到與其治理思路相協調的繼任者，那么這種先前的治理模式可能因此中斷，造成鄉村治理的非連續性，而政治層面的動蕩必然對社會的各方面發展產生難以預期的影響⑦。

四、南街村發展給當代中國農村發展的啟示

1、新農村的發展模式需要政府加以引導。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尚是新鮮的事物，借鑒其它地方的成功經驗十分重要。政府要搞試點、樹典型、加以正確引導，當初是南街村人就是通過學習劉莊經驗，興辦工廠，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當今我國新農村發展模式，有國外、國內很多經驗可以借鑒，關鍵是要結合當地實際。我國目前已經涌現出一大批新農村示范點，有的很成功，應該組織大家進行觀摩、學習，在學習中要注意結合實際，切忌生搬硬套。

2、新農村的發展模式需要不斷改革、不斷創新。現在我國的經濟和社會背景已不同于改革開放初期，今后農村依靠發展小工業逐漸積累集體資本的模式難以模仿，如何發展集體經濟、合作經濟、非農產業需要模式創新、制度創新。為解決吃飯問題，從發展鄉鎮企業起家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在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中要不斷發展完善，并實現轉型升級。政府在總結農村城鎮化進程中的成功經驗和模式基礎上。應盡快完善村鎮建設必要的法律及規章制度，建立必要的研究與管理機構，認真解決村鎮建設存在的矛盾與問題，確定符合實際的城鎮化標準，進一步理清發展思路，制訂切合實際的發展農村城鎮建設的有力措施，全面推進城鎮化進程⑥。

3、南街村的具體經驗學習

南街村經濟模式實質上是以農村規模經濟為主的發展模式。適度發展規模經濟在我國農村與農業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1)適度發展規模經濟可以完善農村雙層經營管理體制。在對待“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問題上，“統”與“分”是不可分割的，“統”是為了發揮集體的優越性，“分”是為了調動農戶的積極性，兩者必須相互結合、相互依存、相互補充．才能完善雙層經營體制。(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適度發展規模經濟。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它把農民推向市場，把生產經營推向社會。而以家庭為單位的分散經營形不成規模，缺乏對市場的應變能力。在規模經濟模式中，集體便充當了農戶與市場的“橋梁”作用，使單個獨立的農戶以集體為依托參與市場經濟活動，提高農戶在市場中抗風險的能力，保護農戶的利益。(3)農業產業化的要求適度發展規模經濟。農業產業化的內涵之一便是農業的規模經營，這就要求規模經濟把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形成一個整體，壯大生產經營主體，增強在市場中競爭力”(4)適度發展規模經濟可推動農村的城鎮化。目前，農村城鎮化的問題在于規模經濟勢力弱，無力投資城鎮的基礎建設。規模經濟的發展可以為城鎮化提供資金，另外，它還有利于從區域發展的全局出發，統一規劃、因地制宜，改變鄉村工業的分散情況，擴大企業規模，提高農村的經濟聚集度，實現經濟的規模和聚集效益。同時，規模經濟有助于轉換農村剩余勞動力，促使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轉變，從而推動農村城鎮化進程。(5)適度發展規模經濟有利于以工補農，擔負起改造農業的重任，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并促進高效農業的發展。(6)適度發展規模經濟可以增強農村社會化服務的范圍，促進社會公共福利的發展，實現共同富裕。南街村的經驗告訴我們，由于全國各地具體情況不一樣，在對待農村經濟發展問題上一定要堅持因地制宜的原則，經營方式不可能生搬硬套或搞一刀切，而且，在發展的不同階段，每個地區所采取的發展模式也應有所調整，使其與時俱進，不斷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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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腐敗產生的根源及治理

腐敗產生的根源及治理

一、沒有真正的監督機構

我國的監督機構：審計、紀委。紀委查出的問題是保護同志；審計出的問題不會受到重視。這就沒有真正的監督機構。

二、沒有真正的做好網底防護工程、腐敗的產生是事后發現，事前預防不到位。

三、監督機構不產生真正的監督作用。監督機構只對下一級有查處權，中共中央紀委可以查處省部級單位，省部級單位可以查廳局級單位，廳局級單位可以查縣處級單位。

四、官員為民服務的意識逐步淡失，而邪惡的欲望不斷膨脹。

要扼制腐敗:

一要增強監督者的責任意識，提高領導干部接受監督的自覺性。通過教育，使廣大黨員和干部群眾認識到，黨的權力是屬于全體黨員的，國家權力是屬于全體人民的，如果放棄對領導干部的監督，就是放棄自己當家作主的權利，也是對腐敗分子的放縱。

二要加強監督的制度化、規范化建設。認真貫徹《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真正落實中央《紀律處分條例》，重點加強對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特別是各級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的監督。要切實落實黨內監督十項制度，嚴格執行述職述廉、民主評議、談話誡勉、民主生活會、巡視、領導干部重大事項報告和經濟責任審計等制度，健全和完善質詢制、問責制和罷免制，強化媒體監督，監督嚴格執行黨政領導干部辭職制度，建立健全及時發現問題和糾正錯誤的機制。

三要進一步拓寬監督渠道，整合監督資源。把黨風監督與黨外監督、組織監督與法律監督、專門機關監督與群眾監督等有效結合起來，重視發揮民主黨派、工商聯、社會團體和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努力形成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

第五篇：走出困境作文

走出困境作文

走出困境作文

（一）漫步于繁華的街市，殘陽攀上了無延的天際，把世界渲染得不可一世。抬頭望，卻只覺得內心一片迷茫。十字路口，四條分岔路，我應該選擇哪一條。

生活就像一盤美味佳肴，色澤鮮艷，味道鮮美。可是當酸甜苦辣咸在你嘴中混合攪拌，你的味蕾還會覺得這盤 佳肴 美味嗎？

突如其來的的悲傷沖破了我這時所有的理智，在附近找到了小亭子，不得不淚流滿面。行人來來往往，并未注意到不遠處的亭中有個渺小的身影。少有路過的孩童拉著大人的手指向我，也被匆匆拉走。看吧，如今社會的冷漠。

也不知過了多久，一束車燈照在我臉上，稍縱即逝。我抬起頭，淚眼模糊。在一片朦朧之中，我想看清這個世界。

代替殘陽血紅的是深藍色，隨后又轉為無盡的黑。這個世界本應該和天空一個顏色，卻因為街燈的點綴而變得與眾不同。

百年老樹古怪的身影掛上了星星點點的小燈泡，發出了讓人心靜的白光。有微風拂過，樹葉沙沙作響，那樹上的精靈也隨風舞動。沿街的草叢中裝上了綠色的霓虹燈，乍一看使人心驚。若能繼續欣賞，便會有一股神奇的力量使它們變得神秘。其實他們本身就是純粹的綠色，只不過因為叢林與他們相呼應轉而變得美好。

清一色的房屋早早就裝上了燈管，如今才發出絢麗的光彩。漸變的顏色使得死氣沉沉的建筑物有了生機，他們像古老的宮殿，卻又像摩登的別野，周圍籠罩著迷人的光環。燈紅酒綠，繁管急弦。在任何一個上流的社會都通用的詞語。可曾想過，普普通通的紅綠燈發揮了多大的作用。它們永遠在人們的上方，抬眼就能看見。在種種亮麗燈光的襯托中，它們顯得卑微，渺小。可是他與所有點綴的燈不同，它們為人們指明了方向，在黑暗中清晰不已。

我無法描繪他們在夜色中是如何的光明偉大，但這時卻讓我的心豁然開朗。

形形色色的燈賦予著自己特有的光芒，照進了我被蒙蔽的心中。那些烏云掩蓋的塵垢被一洗而盡。

漫步最大的好處不是能見到許多美好的風景，而是走著走著，在一個際遇下，忽然重新認識了自己。這一次，我終于明白這句話的含義。生活從不會因為我們的放棄而簡單一絲一毫。我們不能因為一次挫敗就忘記了原來想要到達的遠方，生活不一定是一直美好的，但一些事能讓我們變得堅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我們卻被一個水杯約束了生命。

身后的燈光依然閃爍著，而我早已因為它們而豁然開朗。

走出困境作文

（二）風迎著我走來，雨隨著風的怒吼，點點水珠滴落在我的身上，任憑風與雨的交織，我知道，不能停下，哪怕一點一點，一步一步??走上前去，盡管你不知何時會摔倒，但風會停止，雨會停止，你終會站起。

不要等待，風雨道路總是泥濘、人生之路總是坎坷，困境總是需要愛的呵護，一點感動、一些安慰、一聲呼喚。孟子說過：”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讓我用風雨作舟，手腳為航，劃過彼岸。

挫折是我成長必備的良藥，雖苦，但沁人心脾：沒有挫折，也許我還沉浸如花的夢中，還一味的自我為是，放浪不羈。挫折，你教會了我；路錯了，從走一條：失敗了，再次站起；花謝了，等待下一個春天的到來。沒有你，我將不會知道成功為何物，勝利需要付出多少代價，終點需要灑下多少汗與淚。感謝你——挫折，是你，讓我不住任性，不在徘徊。有你，我將不在孤獨。

歷練讓我不在放肆與張揚，不懂得辛苦，就不知道來之不易，不下河，就知水之深淺。放肆是我曾經許下的諾言，張揚是因為我無所畏懼所放下的錯。歷練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復，百折不撓的爬起，從不為放棄找任何說辭，也從不為失敗找任何借口。總是會有一些不如意，但是，有一天當你站在最高處時，你還會覺得他們是理所當然的嗎？

時光是那樣的無情，他奪去了你我青春，奪去了你我還未尋回的夢，奪去了我們曾經許下的誓言。我無法挽留，就讓他消失在歷史的河流中吧，任憑海浪的吹打與狂風的怒吼。我總是一往無前。

我再次站立，只因有你的存在。我要向你宣戰，害怕只會讓我更加退縮，只有前行，才是我唯一的夙愿。

走出困境作文

（三）不管你怕不怕困境，現實中的困境卻無法避免。

一、根源何在

困境中的人們總愛呼天叫地、埋怨世道不公，結果不但走不出困境，而且陷入了更痛苦的深淵，絲毫不見“柳暗花明”的轉機。

辦法，我們總會得到！我們不愿囿于困境之中，我們渴求解脫！

“根源何在？”一個聲音響徹腦際。對呀，“唯物主義論”主張透過事物的現象看本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猛然間，一個例子涌入腦中：有兩個人做生意折了本，僅剩一文錢，其中一人準備扔掉時，另一個靈機一動，說：“有辦法了。”于是他們用一文錢買了幾張彩色紙，再撿起些樹枝，做成了一些玩具小風車，拿到集市去賣，很快便銷售一空。而后他倆用所得的錢做本錢，繼續做這不起眼的生意。幾年過后，他倆成了富翁。這真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原來“困境”的“困”，在于人的“不能”。我恍然大悟！

二、最重要的

要走出困境，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有實干精神。自古以來，所有能成就一番大事業的人無一不是腳踏實地、吃苦耐勞的人。古語有云：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這就告訴我們：唉聲嘆氣不是辦法，幻想憧憬不是辦法--只有信心十足地去干，才能走出困境。正所謂“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如果不去干，建國初期，我們也不會建大慶、勝利等大油田，使我國擺脫了靠進口鋼鐵、洋油過日子的困境；如果只是干等干靠，比爾·蓋茨也不會當上微軟公司的總裁，一躍成為世界首富。這樣的事例太多了！愛迪生花了整整十個年頭，經過五萬次左右的實驗，發明了蓄電池；狄更斯不管刮風下雨，每天到街頭去觀察諦聽，記下行人的只言片語，寫出許多文學巨著；著名科學家竺可楨70多歲還到野外考察，獲得第一手資料，直到1974月2月6日臨終的一天還不忘做科研記錄。不靠自己，能行嗎？有飛來的山、落鏡的湖，有背來背去的王屋太行，名山大川自可以用傳說來解釋，惟有長城不能。因為只有“干”才是筑起萬里長城的一塊塊扎扎實實的“青磚”。因此，我們應該說：困難算什么？我們能干！

三、百折不撓

古今中外，能成功的人從來都是敢于承受挫折的人。如果一個的內心脆弱，不能承受哪怕是輕微的震顫，那他必會成為困難的俘虜，永遠一事無成。周文王受拘禁而演《周易》；司馬遷忍受遭宮刑之痛完成《史記》；貝多芬克服耳聾的巨大障礙，寫成了世代不朽的《命運交響曲》，如此事例，不勝枚舉。敢于直面人生挫折，勇于接受困難的挑戰，即使眼看山窮水盡，仍會峰回路轉，柳暗花明。

如上之言而為，還怕什么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