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票據質權法律規定的理解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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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據質權法律規定的理解與適用

所謂票據質權，是指以票據法上的匯票、本票及支票出質而設定的質權。票據質權以票據權利為標的，性質上屬于債權質權;以票據設質的行為則屬于票據行為。在我國目前的民商事法律體系中，規范票據行為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以下簡稱《票據法》)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票據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票據法司法解釋》);規范債權質權的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以下簡稱《物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以下簡稱《擔保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擔《保法司法解釋》)。《擔保法》、《物權法》對票據質權的規定，是從權利的角度將其作為擔保物權之下的質權之一種——權利質權來規范的，其內容涉及質權的設定、效力及實現等方面;《票據法》對票據質權的規定，則從行為的角度將其作為票據行為之一種——質押背書行為加以規范，主要規定質押背書行為成立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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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票據質押背書行為的目的是為了設定票據質權，換言之，票據質押背書行為的目的與后果是(也只能是)設定票據質權。由此可見，無論是《物權法》還是《票據法》，關于票據質權擬或票據質押背書行為的規定，實質是對一個事物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規范，本質上不應當有任何沖突，但是學界普遍認為兩部法律的沖突的確存在。有人認為“在關于票據質權設定的要件上，《擔保法》與《票據法》之間存在沖突。……這一法律上關于票據質權設定要件的沖突在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頒布的兩部司法解釋中又得以延續。……擔保法解釋以票據交付作為票據質權的生效要件，而以質押背書作為對抗要件。”而票據法司法解釋“明確以質押背書作為票據質權的生效要件。”有人認為“顯然在質權的設定要件上，《物權法》、《擔保法》與《票據法》之間存在沖突。《擔保法》明確以交付作為票據質權設定的生效要件，而《票據法》以質押背書作為票據質權設定的要件。”還有人認為，依《票據法》規定，票據質權的設定應以背書記載“質押”字樣為必要，而物權法則規定質權自票據交付起設立，對是否需以背書記載“質押”字樣未作規定。如何正確理解與適用《物權法》、《票據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票據質權的不同規定，遂成為理論界與司法實務部門共同研討的課題。

一、票據質權成立之法律規定

(一)法律規定之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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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法》第76條規定：“以匯票、支票、本票、債券、存款單、倉單、提單出質的，應當在合同約定的期限內將權利憑證交付質權人。質押合同自權利憑證交付之日起生效。”這一規定將票據的交付作為票據質押合同的生效要件，近年來受到學界的廣泛質疑，其明顯將質權的成立、生效要件與質押合同的成立及生效要件混為一談，導致理論上的混亂與實踐中的爭議。一般而言，先有質押合同才有票據質權，票據質押合同生效在先，票據質權生效在后，而不是反之。如果質押合同在票據交付后才生效，則必然導致質押合同對于質押雙方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力，任何一方都可以肆意毀約。值得欣慰的是，這一立法缺陷在《物權法》中得到了糾正，《物權法》第224條規定：“以匯票、支票、本票……出質的，當事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質權自權利憑證交付質權人時設立……。”這一規定在承繼《擔保法》第76條規定的同時，也作出了修正與完善：票據質押合同應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的規定自依法成立時生效，而票據質權則應自出質人將票據交付質權人時生效。

依據《物權法》“票據質權自票據交付質權人時設立”的規定，票據質權的成立以交付票據為已足，并不要求在交付的票據上進行背書記載。但《票據法》第35條第2款卻有不同規定：“匯票可以設定質押，質押時應當以背書記載‘質押’字樣……”，同時，該法第80條及第93條還規定了本票與支票的質押背書對第35條規定的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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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也就是說，依據《票據法》規定，以票據出質，在交付之前還必須在票據上背書，并明確記載“質押”字樣。表面看來，兩部法律的規定存在明顯的沖突。倘若當事人以出質為目的而為票據交付，卻并未記載“質押”字樣，按《物權法》規定可以成立票據質權，而按《票據法》規定則不能構成票據質押，當然也就無所謂票據質權。

由此可見，《物權法》與《票據法》有關票據質權設立上的沖突規定，突出地表現在交付出質票據時是否需要在票據上記載“質押”或者與“質押”同義的字樣，或者說，出質人交付未記載“質押”字樣的票據給債權人能否構成票據質權。這是近年來學界及司法實踐爭議的焦點問題，這種爭議不僅僅因為兩部法律的不同規定，更是直接受到最高人民法院《擔保法司法解釋》與《票據法司法解釋》不同規定的影響。《擔保法司法解釋》第98條規定“以匯票、支票，本票出質，出質人與質權人沒有背書記載‘質押’字樣，以票據出質對抗善意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票據法司法解釋》第55條則規定：“……出質人未在匯票、粘單上記載‘質押’字樣，而另行簽訂質押合同、質押條款的，不構成票據質押。”學界及司法部門幾乎一致認為最高人民法院對同一問題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規定。有人認為“對于質押背書在票據質權的取得上的意義，《擔保法司法解釋》和《票據法司法解釋》存在沖突”，“《擔保法司法解釋》并不將質押背書作為票據質權的取得要件，而是作為票據質權的對抗要件……;《票據法司法解釋》將質押背書作為票據質權的取得要件，未背書的，法律咨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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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構成票據質押’……。”那么，對這一沖突規定應當怎樣理解呢?

(二)沖突規定之解讀

筆者認為，上述規定，無論是兩部法律還是兩個司法解釋，沖突只是表面上或者說是形式層面上的，并不存在實質上的矛盾，只是表述的角度不同而已。

未記載“質押”字樣的票據，包括兩種情況：其一，出質人在票據上背書，只是沒有記載“質押”字樣，此為以背書方式設質;其二，出質人不在票據上做任何記載，當然也無“質押”字樣記載與出質人的簽章，僅將票據交付給債權人，此為以單純交付方式設質。

1、以背書方式設質

出質人以背書方式設定票據質權，只是沒有記載“質押”字樣。對于這種情況，票據法理論一般認為“質押”字樣的記載是票據質押背書的必備要件，必須記載“質押”字樣或相同文義的字樣，否則即不構成質押背書。未記載“質押”字樣的背書，背書人應負轉讓背書之責。也就是說，“質押”字樣的記載是質押背書的相對必要記載事項，“如果欠缺此項記載，視為一般轉讓背書。”由此可見，只有背書人背書時在票據或者粘單上明確記載“質押”字樣，被背書人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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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票據質權。如果背書人在背書時沒有記載“質押”字樣，對除背書人與被背書人之外的第三人而言，票據質押不成立，被背書人不能通過該背書取得票據質權，其只是一般轉讓背書的被背書人，基于該背書取得票據權利，任何一方當事人均不得以票據以外的證據(包括質押合同或質押條款)證明票據質權的存在，這是由票據的無因性與文義性特征所決定的。但是，在背書人與被背書人之間，作為背書這一票據行為的基礎關系的票據質押關系當然存在，其所簽訂的質押合同、質押條款是其票據質權存在的依據和證明，但這一票據質權只在當事人之間產生物權法上的效力，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不產生票據法上的效力)。也就是說，“未記載設定質權目的之字樣者，對設質之當事人言，仍生‘民法”上設定權利質權之效力(須佐以民事之基礎關系)，對設質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言，所發生者乃票據法上背書之效力。”

由此可見，當背書人沒有在票據上記載“質押”字樣，而與被背書人之間存在另外的質押合同或質押條款時，票據質權只是出質人與質權人之間的一種內部關系，最高人民法院《擔保法解釋》第98條“以票據出質對抗善意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規定正是對這一內部關系的表述。而票據的文義性決定了未記載“質押”字樣的背書，只能是轉讓背書，被背書人不可能因此而取得票據質權，這是就被背書人與第三人之間的關系而言的，也就是說此時票據背書的外部關系是一種票據轉讓關系，被背書人取得的是票據權利而非票據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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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最高人民法院《票據法司法解釋》第55條“不構成票據質押”的規定正是針對這種外部關系所做出的。一言以敝之，就背書人與被背書人內部而言，是一種票據質押關系;從第三人的角度(外部關系)來看，背書人與被背書人之間則是一種票據轉讓關系，二者之間并不存在矛盾。

2、以單純交付方式設質

出質人沒有在票據上做任何記載，就將票據以設質目的交付，也要區分內部關系與外部關系分而論之，只是由于票據的種類不同，情況更復雜一些。依票據法理論，如果該票據為無記名票據，交付之后即能成立票據質權;但若涉及第三人，則該交付將直接導致票據權利的轉讓，債權人取得的是票據權利，而不是票據質權;如果該票據為記名票據，則該交付是不符合票據法規定的行為，既不產生票據質押關系，也不產生票據轉讓關系。這當然是針對票據流通過程中存在第三人的情況而言的，也就是說是就外部關系來講的;如果債權人受讓票據后并未再行轉讓或提示付款，那么就只存在內部關系，在出質人與債權人之間，票據質押關系仍然存在，即當事人可以據其之間的質押合同或質押條款證明質押關系的存在。也就是說這一質押關系只存在于雙方當事人之間，不能對抗取得票據的善意第三人，道理與上述以背書設質的情況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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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單純交付方式設立的質權是很難實現的。依據《物權法》第220條規定，“……質權人可以與出質人協議以質押財產折價，也可以就拍賣、變賣質押財產所得的價款優先受償。”但依票據的性質，折價、拍賣及變賣的方式并不適合票據質權的實現。按照《物權法》第225條及《擔保法司法解釋》第101條、102條及《票據法司法解釋》第47條的規定，票據質權的實現，應當由質權人以自己的名義主張權利(提示付款或行使追索權)，從而實現票據權利，使自己的債權得以清償。但由于票據上缺乏必要的背書記載導致背書不連續，質權人因而無法以自己的名義主張票據權利，也就是說，“因票據上未有設質背書，票據付款人當然得拒絕質權人的付款請求，此為票據文義性原則的必然結果;而質權人亦不可能以未記載自己姓名的票據的讓與來滿足債權，因為背書的連續性已被中斷。”此時質權人只能請求出質人提示付款或進行追索(行使票據權利)，再將所得款項轉交給自己，而一旦出質人不予協助，必將導致訴訟。從《物權法》關于抵押權實現方式的規定較之《擔保法》的變化看，立法者的出發點是要盡可能避免在實現擔保物權過程中的訴訟，所以，以這種方式設質并不是《物權法》規定的初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在2001年6月6日的庭務會議決議中，曾認為質押背書只是表明票據質權的直接證據，書面質押合同與質押背書在票據質權的取得上具有相同的證據效力，持票人可以根據《票據法》第31條第1款后半段“非經背書轉讓，而以其他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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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取得匯票的，應依法舉證，證明其匯票權利”的規定，以質押合同證明自己的票據權利。筆者對此不敢茍同。票據為文義證券，票據上的權利義務內容完全取決于票據上的記載，任何人不得以票據記載之外的任何事由證明票據權利義務關系，這是票據文義性與無因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和促進票據高效流通的前提。“如果認為在沒有進行質押背書時，質權人就可以通過訴訟程序，以書面質押合同來證明自己的票據質權，必將損害票據的信用手段功能。”《票據法》第31條第1款后半段規定的“其他合法方式”，應當是指不能通過背書方式取得票據而依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票據的情形，例如繼承或企業合并分立等情形，而絕不是指上述這種應當以背書方式設質的情況，否則，將直接動搖票據的文義性、無因性、流通性等本質特征。

二、票據質權轉質之法律規定

(一)票據轉質的法律規定

在《物權法》生效以前，《擔保法》對質權人的轉質權沒有明確規定，《擔保法司法解釋》第94條對轉質有規定，但只承認了承諾轉質，而否認責任轉質的效力，同時《擔保法司法解釋》第101條規定，以票據出質的，質權人再質押的無效。不難看出，依據《擔保法司法解釋》的規定，質權人的轉質權應當僅限于動產質押，或者至少可以說票據質權人是不享有轉質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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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票據法》第35條第2款對質押背書的被背書人能否再背書未作任何規定，也就是說，其對票據質權轉質并無相應規定。但《票據法司法解釋》卻作出了與上述《擔保法司法解釋》相同的規定，根據其第47條規定，因票據質權人以質押票據再行質押引起糾紛而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背書行為無效。應當說，這一規定與是與世界其他國家相關立法對票據轉質的規定相吻合的。日內瓦法系各國票據立法均規定質押背書的被背書人只能進行委托收款背書，不能進行轉讓背書和質押背書。因此，長期以來，學界及司法實踐均認為票據質權人不享有轉質權。

雖然2007年生效的“《物權法》不提倡轉質”，但學界普遍認為其第217條對承諾轉質與責任轉質作出了一體承認的規定，這就與《票據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兩個司法解釋不允許票據質權人轉質的規定形成了沖突。

(二)沖突法律規定之解讀

多數學者認為法律關于動產轉質的規定，同樣適用于包括票據質權在內的權利質權，權利質權轉質與動產質權轉質并無不同，質權人既可以進行承諾轉質，出可以進行責任轉質。但也有學者認為責任轉質在當今社會并無重大價值，卻加重了出質人的負擔和風險，有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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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建議借鑒德國、瑞士等國法律規定，只承認承諾轉質，而否定責任轉質。

我國《物權法》對于權利質權的轉質并沒有作出特別規定，而是準用了對動產質權轉質的規定，理解上應當包括承諾轉質與責任轉質無疑。《票據法》對于票據轉質并無明確規定，其第35條第2款規定：“匯票可以設定質權，質押時應當以背書記載‘質押’字樣。被背書人依法實現其質權時，可以行使匯票權利。”對此，學界一般認為，質權人通過質押背書取得的是票據質權，而非票據權利，所以，質權人只能進行委托取款背書以實現票據權利，而不能為轉讓背書或者質押背書，否則即與票據質權設定目的相背;也有人認為當質權實現條件具備之時，質權人既可以直接提示付款，也可以通過委任背書委托他人代為取款，還可以通過背書行為將票據轉讓或質押，三種方式均是實現質權的有效途徑。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對這一問題的規定也存在不明確之處。首先，如前所述，其分別在《擔保法司法解釋》第101條及《票據法司法解釋》第47條規定，不允許質權人通過質押背書進行轉質，并特別在《擔保法司法解釋》第102條規定入質票據的兌現日期后于其所擔保的債務履行期的，質權人只能在兌現日期屆滿時兌現款項，從另一個角度重申了質押票據不得轉質的規定。《票據法司法解釋》第51條也涉及到人質票據的轉質問題，但是圍繞對該條規定的理解，法律咨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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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有頗多分歧。

最高人民法院《票據法司法解釋》第51條規定：“……背書人在票據上記載‘不得轉讓’、‘委托收款’、‘質押’字樣，其后手再背書轉讓、委托收款或者質押的，原背書人對后手的被背書人不承擔票據責任，但不影響出票人、承兌人以及原背書人之前手的票據責任。”從這一規定看不出質權人可否將票據轉質。這一模糊不清的規定，導致理論及司法實踐中理解的混亂。就該條中的質押票據而言，至少有兩種理解：其一，僅從字面意義理解，背書人在票據上記載了“質押”字樣，也就是說以票據設定了質押，被背書人(質權人)可以再進行轉讓背書、委托背書以及質押背書，那么，很顯然質權人是可以轉質的，只不過原背書人(出質人)對后手(質權人)的被背書人(轉質權人)不承擔票據責任，但不影響出票人、承兌人以及原背書人之前手的票據責任。但這一理解不僅直接與《票據法司法解釋》第47條規定矛盾，而且也與傳統擔保法中的轉質理論相悖，更不符合傳統票據法不允許質權人轉質的理論;其二，如果對該條規定作對應性理解，可以得出的結論是，背書人在票據上記載了“質押”字樣，也就是進行了質押背書后，被背書人又背書質押(質權人轉質)，那么，原背書人對后手的被背書人不承擔票據責任，但不影響出票人、承兌人以及原背書人之前手的票據責任。很顯然，這一理解存在著與第一種理解相同的不合理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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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就質押背書而言，對該條規定既不能僅從字面意義理解，也不能作對應性理解，因為兩種觀點均不符合票據法理論，也與上述《票據法司法解釋》第47條及《擔保法司法解釋》第101條的規定相矛盾。我們只能說，最高人民法院《票據法司法解釋》第51條規定存在含義不明確的弊端，建議在物權法司法解釋中予以明確。

三、票據質權法律規定的適用

(一)票據質權設定法律規定之適用

關于票據質押，“《物權法》第224條規定的憑證交付不能理解為僅僅將憑證本身移轉占有(這是動產質押的條件)，它還必須在其上記載質權人的權利，否則移轉占有并不當然設定質權。”無記名票據質押，僅將票據交付即可設定質權;記名票據，必須背書記載“質押”字樣方可設定質權。“票據由出質人持有轉為質權人持有，應當設質背書，這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只有背書，才能產生出質的法律效果。”這就“涉及我國《物權法》和《票據法》對票據質權規定的法律適用問題。我國《物權法》僅規范票據質押的原因關系，至于設質背書如何進行，票據質押與其他票據行為之間的關系等，則非我國《物權法》所及，應為《票據法》的分內之責。因此，在票據質押中，作為體現票據關系的質押行為之完成及效力應依據《票據法》來處理，而我國《物權法》只規范作為票據質押原因關系的質押合同。由此可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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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質押之設定應以背書記載‘質押’字樣為必要。”另外，《物權法》、《票據法》關于票據質押的規定，應當屬于一般規定與特別規定的關系，“《票據法》為民法的特別法，依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原理，在票據權利上設定質權自然應優先適用《票據法》的有關規定，而不能認為在《票據法》之外還有因適用民法規定而生的票據上的質權。”“況且若區分民法上的票據質權和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權，在法律適用上會產生困難。”。因此，記名票據質權設定應當以背書記載“質押”字樣為生效條件，這“也可以極大地方便票據質權人實現質權，減少不必要的成本，如訴訟費用等。”

我國《物權法》規定質權的效力始于票據交付時，雖然并不否認交付之前應當進行相應的記載，但仍有不明確與不完善之嫌。筆者認為，對于票據質押的規定應當區分記名票據與無記名票據，對于無記名票據設質，以交付為成立要件;對于記名票據，則以背書為成立要件。而背書記載的內容當然應當以《票據法》的規定為準。所以，有關《物權法》的司法解釋應以恰當的方式表明，有關票據的質押，《票據法》有規定的，適用《票據法》規定，則上述問題即可解決。

如前所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票據質押的兩個司法解釋并不存在實質上的沖突，只是就票據質押的內部關系與外部關系分別而為的規定。當然筆者并不贊同這種易生歧義的規定，為避免理解上的混亂，統一司法審判實踐，最高法院有必要對兩個司法解釋予以統一。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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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的無因性與文義性特征決定了內部關系作為原因關系并不具有對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此時質權人手中的票據已失去了票據的本質特征，與普通債權無異，但這決不是質權人追求的結果。而要想根據票據的特征，通過提示付款或行使追索權實現質權，就必然涉及第三人，那么這種質權必須具備對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才能確保其順利實現。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物權法司法解釋時，應當也只能從外部關系的角度對票據質權的設定進行規范才是妥當的，設定票據質權必須以背書方式記載“質押”字樣。

(二)票據轉質法律規定之適用

如前所述，多數物權法學者認為物權法關于動產質權轉質的規定當然適用于票據質權，具有典型意義的是我國臺灣地區的“票據法”并未規定質押背書，但學界普遍認為質權人有權轉質。有人認為，雖然被背書人不得為轉質之背書，但仍可依民法規定進行轉質;有人認為，記載設質文句雖不生票據法上效力，但應適用“民法”第908條、909條關于權利質權的規定;也有人認為，“就匯票設定權利質權者，與讓與匯票無異”，當然也得轉質。

筆者同意權利質權轉質應適用動產質權轉質法律規定的觀點，但具體到票據質權這種權利質權，則要結合傳統票據法理論及票據的特征具體分析。從傳統票據法理論、名國票據立法的規定以及票據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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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綜合考慮，票據質權人不得享有轉質權，也就是說，質押背書的被背書人(質權人)不能再為質押背書(轉質)。

首先，從權利轉質的制度價值看。出質人以自己的財產或權利出質，其目的是為了擔保其對債權人債務的履行，而絕不是要讓質權人使用質押財產或權利，更不是為了讓質權人以此財產或權利再次為擔保自己的債務向第三人提供質押。從這一角度講，質權人無權以出質財產或權利轉質。但是從發揮出質財產效用的角度觀察，質權成立后，質權人并無權使用出質的財產或權利，使出質財產或權利處于閑置狀態，不利于“物”之效用的充分發揮，所以才例外地承認質權人的轉質權。但票據的功能在于權利人屆期提示付款以實現票據上的權利，所以完全不存在“閑置”或影響其效用發揮的問題，當然也就不存在允許轉質的制度基礎。

即使是承認質權人轉質權的國家，其立法也不都是同時承認承諾轉質與責任轉質，許多國家立法從公平的角度出發，僅承認承諾轉質，而不承認責任轉質。例如，《瑞士民法典》第887條規定：“質押人經出質人同意后，始得將質物轉質。”德國民法上也不承認責任轉質，只承認質權的善意取得。票據質權的轉質是通過質權人的背書行為進行的，所以其不必征得出質人的同意即可依《票據法》規定為之，因此，倘若轉質則只能是責任轉質，而不是承諾轉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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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從各國票據立法例看。世界各國票據立法多數對質權人的轉質持否定態度。例如，《日內瓦統一匯票本票法》第19條規定：“如背書載有‘擔保價值’、‘抵押價值’，或任何其他抵押的聲明，持票人得行使票據上所有的一切權利，但只能以代理人資格背書。”可見，質押背書的被背書人(質權人)只能再為代理背書，不能再為質押背書，也就是說不得轉質。《德國票據法》第19條、《日本票據法》第19條、《法國商法典》第122條等都有相同規定。我國《票據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擔保法司法解釋》、《票據法司法解釋》也作出了同樣的規定。

最后，從實踐角度看。債務人以自己持有的票據出質作為債務履行的擔保，債權人取得質權后，再次以該票據轉質擔保自己債務的履行，整個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而出質票據的到期日是有限的，這一點決定了在現實生活中以票據權利轉質的可能性很小，從我國現實經濟生活及審判實踐看，票據轉質的情形很罕見，法諺云“法律不管稀罕之事”，因此，賦予票據質權人轉質權，并地多少現實意義。

綜上，票據質權作為擔保方式之一種，自應適用《物權法》之一般規定，但因票據的特殊性，《票據法》對其設有若干特別規定，應當優先適用。現實生活中需要用出質票據轉質的可能性很小，各國立法大多也不承認票據權利轉質，承認票據權利轉質與轉質的制度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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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定差距，因此，在對待票據權利轉質的問題上，應當以《票據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為準，質權人不得享有轉質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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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醉酒駕車犯罪相關法律規定的理解與適用

醉酒駕車犯罪相關法律規定的理解與適用

戴玉忠

□戴玉忠

如何理解和適用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條關于“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犯罪的規定(以下簡稱“醉酒駕車犯罪”)，厘清這一規定與相關法律規定的關系，是刑事法學研究和司法實踐都十分關注的一個話題。

一、醉酒駕車犯罪的法律特征

1.醉酒駕車犯罪是行為犯。行為犯，是指只要實施刑法分則規定的某種危害行為就構成既遂的犯罪，不以發生一定的危害結果為犯罪構成要件。醉酒駕車犯罪，是指行為人“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不要求行為造成任何危害后果，也無犯罪情節要求。而刑法修正案(八)同一條規定的“飆車”犯罪，則必須是“情節惡劣的”才構成犯罪。

2.醉酒駕車犯罪是抽象的危險犯。抽象的危險犯是將可能招致危險的特定行為和狀態，預先認為其具有一般的抽象危險，而不在構成要件中規定一個具體的危險性，行為人一旦實施法定的犯罪行為，不論是否發生具體的危險，都認為有侵害法益的危險而構成犯罪。醉酒駕車犯罪侵害的客體是道路交通秩序，威脅不特定人的生命、財產安全，不需要司法人員具體判斷行為是否有具體的危險。

3.醉酒駕車犯罪是故意犯罪。行為人明知醉酒駕車危害道路交通安全，飲酒并實際達到法定醉酒程度，在道路上駕駛了機動車，就屬于具有刑法規定的醉酒駕車犯罪的故意。

4.醉酒駕車犯罪是法定刑最輕的犯罪。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條規定的醉酒駕車和飆車犯罪，法定最高刑為拘役六個月，這是刑法分則中法定最高刑設置最低的罪名。此前，刑法分則法定最高刑設置最低的為一年有期徒刑，是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條規定的侵犯通信自由罪。

二、醉酒駕車犯罪與交通肇事罪的關系

1.醉酒駕車犯罪的規定是交通肇事罪的立法補充。立法將醉酒駕車犯罪的規定作為規定交通肇事罪的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是對原規定的補充。交通肇事罪中有相當一部分案件是醉酒駕車造成的，刑法修正案(八)以立法的方式擴大了醉酒駕車行為的懲治范圍。

2.交通肇事罪是結果犯。結果犯是指行為人實施了刑法分則規定的構成犯罪的行為，并發生特定的危害結果的犯罪。構成交通肇事罪必須是行為人實施了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行為，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達不到這樣的法定結果不構成本罪。而醉酒駕車犯罪不要求有任何危害結果。

3.交通肇事罪的主觀要件問題。交通肇事罪是過失犯罪，在傳統刑法理論中歷來沒有爭議;醉酒駕車犯罪是故意犯罪，目前也沒有分歧。問題是，實施了醉酒駕車的故意犯罪，又構成交通肇事罪的，是否還是過失犯罪?應當說，刑法修正案(八)增加醉酒駕車、飆車犯罪的規定，使交通肇事罪的構造產生了變化，出現兩種類型:一是作為單純過失犯的交通肇事罪，即不以醉酒駕車、飆車犯罪為前提的交通肇事罪;二是作為危險駕駛罪的結果加重犯的交通肇事罪，即醉酒駕車、飆車犯罪是基本犯，是故意;致人重傷、死亡和公私財產重大損失的結果是過失，是結果加重犯。這兩種類型的交通肇事罪主觀過錯不同，處罰上應有區別，以體現主觀故意和結果加重的原則。但刑法修正案(八)沒有對醉酒駕車構成交通肇事罪的犯罪行為作出新規定、確定新刑罰，只能把醉酒駕車作為交通肇事罪量刑的情節。

4.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體比醉酒駕車犯罪主體范圍寬泛。雖然兩罪都是一般主體，但醉酒駕車犯罪，限定“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的”;而交通肇事罪的主體范圍寬，包括除航空人員、鐵路職工以外的公路交通運輸和水路交通運輸人員。航空人員、鐵路職工違反規章制度，發生重大飛行事故、鐵路運營安全事故的犯罪，刑法有專門規定。

5.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比醉酒駕車犯罪的規定重。刑法修正案(八)規定，醉酒駕車犯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拘役六個月;而普通交通肇事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有期徒刑三年;肇事后逃逸或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可處七年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可處十五年有期徒刑。

6.醉酒駕車造成交通事故但不構成交通肇事罪的行為如何認定。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即構成危險駕駛罪，而交通肇事罪要求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對這兩種情況之間的行為，即醉酒駕車發生了交通事故，但沒有達到交通肇事罪要求的重大事故，如何定罪處罰，立法沒有明文規定，目前只能作為醉酒駕車犯罪量刑情節考慮。嚴格講，醉酒駕車發生了交通事故，比沒有發生交通事故的行為危害大，處罰上應當有區別。

三、醉酒駕車犯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關系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嚴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法分則的類罪和各章中的罪名，一般由重到輕排列。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一百一十五條是分則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列在最前面的兩條，是這一章中規定最重的犯罪，法定最高刑為死刑。刑法這兩條規定了“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其他危險方法”是除法條中所列方法以外的足以造成不特定多數人傷亡或公私財產重大損失的方法，即與放火、爆炸等危險方法相當的方法，不是泛指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因此，“其他危險方法”是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一百一十五條的兜底規定，不是刑法分則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兜底規定。

在道路上醉酒駕車肇事后逃逸或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或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定罪處罰，刑法有明確規定，應按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法律沒有明確規定什么情況下適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實踐中，不論是否醉酒，只要行為人駕駛機動車在人員較多的廣場或其他公共場所橫沖直撞，就可能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9月發出《關于印發醉酒駕車犯罪法律適用問題指導意見及相關典型案例的通知》，附《關于醉酒駕車犯罪法律適用問題的意見》和黎景全案、孫偉銘案兩個醉酒駕車犯罪案例，對適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規定，起到了指導作用。但“指導意見和案例”不是司法解釋，也不是立法規定。按照罪刑法定原則和立法法第四十二條關于“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的規定，應以立法解釋的方法對刑法中“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具體含義予以明確。

四、醉酒駕車犯罪與刑法第十三條“但書”規定的適用

1.立法應嚴格遵循刑法第十三條的規定。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基本法律制度。刑法總則第十三條是犯罪概念的總規定，其中“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的“但書”規定是出罪的總原則。立法把一種行為入罪的時候，應該嚴格按照刑法第十三條的規定，對“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行為，不規定為犯罪。刑法修正案(八)明確規定“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即構成犯罪，就是立法認為，醉酒駕車不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行為。

2.醉酒駕車犯罪的關鍵是“醉駕”的標準。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2004年5月發布的《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驗》中規定，醉酒駕車是指車輛駕駛人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g/100“1的駕駛行為。酒后駕車普遍具有危險性，但立法選擇“醉駕”為入罪標準，將血液中酒精含量小于80田9/100田I以下的酒后駕駛行為出罪，表明立法并未將酒后駕車一律入罪，區別了酒后駕車的不同情節。

3.司法應嚴格執行刑法第十三條的規定。司法實踐中，對“情節顯著

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的行為不能定罪。對法律明確規定的醉酒駕車犯罪，應按刑法第三條“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的原則定罪處罰。對已達到醉酒駕車犯罪標準的案件，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可以免除刑罰的，可以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決定不起訴;已起訴的，人民法院可以決定免予刑事處分。

五、對醉酒駕車犯罪嫌疑人不能適用逮捕強制措施

有媒體報道說，醉駕案件沒有經過逮捕這一程序，采取了直訴的方法，這樣說是不準確的。逮捕不是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道程序，而是一種強制措施，也不是每個案件必經的。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規定的逮捕條件之一是“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刑法修正案(八)規定的醉酒駕車、飆車犯罪法定最高刑為拘役六個月，因此，醉酒駕車犯罪不符合法定逮捕條件，不能適用逮捕強制措施。這是刑法分則中唯一不能適用逮捕強制措施的罪名。

對醉酒駕車犯罪嫌疑人能否拘留，認識不一致。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一條、六十九條、六十五條規定的拘留，是對“現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具備本法規定的拘留條件，“可以先行拘留”;“需要逮捕的，應當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內，提請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在特殊情況下，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一日至四日;”拘留后“需要逮捕而證據還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據此，有學者認為，“先行拘留”是以逮捕為前提的，而法律規定醉駕案件不能適用逮捕，即這類案件拘留后法定不能轉捕。因不能對醉駕犯罪嫌疑人逮捕，給案件訴訟帶來一定的復雜性。醉酒駕車犯罪一般應適用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強制措施。

六、醉酒駕車犯罪的追訴時效問題

1.追訴時效制度是刑法基本制度。刑法中追訴時效的規定是實踐中不常用的一項制度，但它是刑法的一項很嚴肅的基本制度，涉及司法機關的追訴權限和當事人的權利。刑法總則第八十七條規定的追訴時效最低檔是“法定最高刑為不滿五年有期徒刑的”，超過五年不再追訴。刑法沒有設置拘役的追訴時效期限。在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條關于“危險駕駛罪”的規定之前，刑法分則沒有法定最高刑為拘役的罪名，不需要設置拘役的追訴時效。

2.“法定最高刑為不滿五年有期徒刑”是否包括拘役。有人說，追訴時效中“法定最高刑為不滿五年有期徒刑”的規定可以理解為包括拘役。按照這個說法，刑法分則中許多條款規定處若干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規定，都應當刪去“拘役”的表述。有期徒刑與拘役是兩個獨立的刑

種，有期徒刑不能包括拘役。

3.醉酒駕車犯罪是否不需要受追訴時效限制。有人說醉駕是現行犯，不存在追訴時效問題。實踐中，大量的醉駕是現場查獲的。但也可能出現醉駕不是現場查獲的情況，比如，行為人醉酒駕車事后自首或醉酒駕車肇事后“私了”又被他人檢舉揭發，并有充分證據證明其曾經大量飲酒后駕車，這涉及沒有血液檢驗結果但有證據充分證明其大量飲酒駕車的，是否追究刑事責任，過多長時間不再追訴;交通警查獲醉駕并作了血液鑒定超過醉駕標準，但未處罰或只作了行政處罰或因徇私、受賄故意放縱了犯罪，過了6個月或更長的時間被發現，要不要追訴?問題是刑法罪名不應當有不受追訴時效限制的情況。刑法修正案(八)規定的醉酒駕車、飆車犯罪是刑法分則中唯一不能受刑法總則追訴時效約束的罪名。(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第三篇：115金融債權擔保物權在實踐中的理解與適用

115金融債權擔保的法律調整擔保物權在實踐中的理解與適用吳慶寶：

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長，法學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知名實證法律研究專家。

具有豐富的審判實踐經驗，主要從事引領物權法、公司法、證券法、期貨保險法、合同法司法應用研究。長期為中國法學會、中國政法大學、國家法官學院、司法部等中央部委、大專院校研究機構講授課程，撰寫、組織全國各地專家型法官編寫民商審判著作2000余萬字，在全國應用法學領域居于前列。著有：《裁判標準規范》、《最高人民法院專家法官闡釋民商裁判疑難問題》、《裁判的理念與方法》、《金融訴訟原理與判例》等實證法律文叢，具有較大的社會影響。

一、金融債權的成因及實現對策

（一）金融債權難以實現的主要原因

1．受計劃經濟的影響，借款人的還款能力降低。2．企業借改制逃廢、懸空銀行債務。

3．有的借款人借銀行之間相互競爭，利用合同騙取信貸資金。

4．金融機構在發放貸款時審查不嚴是造成金融資產流失的一個內部原因。5．對擔保人審查不實，擔保人缺乏擔保能力。

6．金融機構不及時行使訴權，是造成債權清收困難的因素之一。

7．“執行難”也是影響金融機構債權債務糾紛案件債權難以實現的因素之一。

（二）處理此類案件應采取的對策

1．依法采取訴訟保全措施，加大保全力度，為裁判后的執行創造條件。2．正確認定擔保關系，依法追究擔保責任。

3．對借款人在企業改制過程中的原有金融債務承擔方面，不輕易免除有關當事人的債務。

4．加強金融法律法規的學習，審理好金融機構不斷出現的新型案件。

5．從穩定大局出發，堅持“三個有利于”的原則，注意協調銀企之間關系，把嚴肅執法、公正裁決同經濟發展有機地統一起來。

二、銀行提前收回貸款的法律調整

“提前收回貸款”簡單地講，就是指金融企業在合同約定的還款期限屆滿前要求借款人提前履行部分或全部還款義務的意思。

在借款合同或訴訟中銀行要求提前收回貸款所針對的違約事件，基本可以作如下分類：

1．違反陳述和保證。2．不履行還款付息義務。3．違反合同約定的其他義務。4．違反其他合同。5．債務人涉訟。

6．借款人經營能力或清償能力受限。7．財務狀況惡化。8．股東發生變動。9．借款人或擔保人涉嫌犯罪（單位或法定代表人）。10．逃避監管。

11．擔保物貶值且未追加擔保

三、審理擔保糾紛案件的法律適用

（一）關于擔保合同的不同位階法律規范的適用

1．對于一般擔保合同糾紛案件的法律適用

（1）《擔保法》有規定的，首先應當適用《擔保法》的規定。（2）《物權法》在擔保物權案件審理中的適用。

（3）《擔保法》、《物權法》均沒有規定的，適用《民法通則》等一般法律法規的規定。

（4）法律及行政法規沒有規定的，應當適用有關擔保的司法解釋。2．對于特殊擔保合同糾紛案件的法律適用（1）《海商法》中對擔保問題的特別規定（2）《票據法》上關于票據擔保的特別規定

（3）《民用航空法》對民用航空器抵押的特別規定

（二）物權法的新特點

1.物權法擔保物權編的突破和進步

2.《物權法》與《擔保法》規定的一些不同點：（1）可供抵押的范圍進一步擴展。

2.《物權法》與《擔保法》規定的一些不同點：

（2）規定了明確的抵押權成立的條件——抵押登記方式和登記機關。（3）債務清償方式發生變化，以及有效地降低了抵押權實現的成本。（4）明確了抵押與租賃的關系。

（5）進一步明確了土地使用權抵押與房產抵押的關系，以及超過抵押價值部分變現后的處置。

（6）明確了留置與質押、抵押的關系。

（7）確立浮動抵押法律地位，或稱集合抵押。（8）關于訴訟時效。

四、抵押權沖突的處理原則

（一）法定權益優先原則

（二）完全擔保權人利益優先原則

（三）公示及特定公示優先原則

五、抵押權與抵押權沖突的解決

（一）抵押權與抵押權沖突的基本表現形式

1．余額再抵形成的抵押權與抵押權的沖突 2．重復抵押產生的抵押權的沖突

（二）抵押權與抵押權沖突的解決規則

1．公示公信原則 2．廢棄設定在先原則 3．抵押權順序的升進原則 4．混同時所有權保留原則 5．前位抵押權提前到期原則

（三）抵押權與抵押權沖突的特殊情況——房地產的多重抵押

1．房地產多重抵押的種類及性質 2．房地產多重抵押并存的利弊 3．房地產多重抵押的效力規則

六、抵押權與質權的沖突與解決

（一）先押后質的情形

（二）先質后押的情形

（三）同時抵押與質押的情形

七、抵押權與留置權的沖突與解決

（一）抵押權設定在先、留置權成立在后

第四篇：票據無因性原則及其例外的理解與適用（范文模版）

票據無因性原則及其例外的理解與適用

--析北京某物資公司訴北京某機電設備有限公司票據追索權案

【本案聚焦】

如何理解票據無因性原則及票據無因性原則的例外規定？本案能否適用票據無因性原則的例外規定？

【案情介紹1】 原告：北京某物資公司

被告：北京某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案外人焦某系被告的汽車銷售按揭業務經理。2004年11月，焦某向原告購買印刷用紙，價款為212393.34元，原告向焦某交付了紙張并開具了抬頭為被告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焦某寫下了欠款人為本人的欠款協議。2005年1月6日，焦某向原告交付了一張號碼為XV102787878的銀行轉賬支票，金額為212393.34元，出票人為被告，人名章為焦某本人，收款人為原告。1月17日，該支票被銀行以賬戶透支為由退票，原告遂向法院提起以北京某機電設備有限公司為被告的買賣合同之訴,要求被告支付貨款212393.34元。2005年5月21日，法院作出民事裁定，裁定書載明“被告汽車銷售按揭業務經理焦某經手向原告購買印刷用紙，因被告否認焦某行為為職務行為，且焦某承認其為個人行為，原告所提供證據無法證明焦某行為為職務行為，故原告所訴被告有誤。”該民事裁定書因無人上訴而期滿生效。

后原告向法院提起票據追索權之訴，要求被告支付被退票支票的票據款。被告主張購買印刷紙的行為是焦某的個人行為，與該機電設備有限公司無關，其與原告之間不存在真實的買賣交易關系，也不存在其他債權債務關系，因此其不應當承擔票據責任，拒絕向原告付款。法院初審判決支持被告抗辯理由，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2007年11月，檢察院對該案提起抗訴。2008年5月，法院再審，一審認定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第10條第1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86條的規定，對原審判決予以支 1 案例改編自：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8）一中民終字第13008號民事判決書。持。

原告物資公司不服再審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稱，焦某將出票人為被告的支票“交付轉讓”給了原告，原被告間不是票據直接關系人，被告基于原因關系的抗辯理由不應獲得支持。再審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票據基礎關系與票據關系并非存在于同一對當事人之間，持票人即原告與票據轉讓人焦某間存在票據基礎關系，但與出票人即被告間僅存在票據關系，原告取得票據時向票據轉讓人焦某支付了相應的對價，其屬于善意持票人，因此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第31條第1款、第93條第1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53條第1款第1、2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2008）海民再初字第9號民事判決；

二、撤銷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2005）海民初字第13824號民事判決；

三、北京某機電設備有限公司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北京某物資公司給付票據款212393.34元。【法理分析】

一、票據無因性原則的基本內涵

票據是一種以確定的文義內容來體現特殊債權債務關系的無因性證券。票據的無因性是指票據只要具備票據法上的條件，票據關系即可成立，而不需要考慮票據行為賴以發生的原因或基礎。2保護和促進票據流通即是票據無因性的價值追求。“票據行為的無因性，并不是說票據行為之所以發生，其本身不存在原因關系，而是說，是基于現實的需要，在法律上將二者予以分離，從而形成票據行為的無因性特征。換言之，票據行為的無因性，乃是基于社會經濟生活對票據所提出的要求，而由法律即票據法所特別賦予的，而并非票據行為所固有的。”3

票據法理論將票據基礎關系概括為三種：票據原因關系、票據資金關系與票據預約關系。票據原因關系是指票據出票人與收款人、背書人與被背書人等直接授受票據當事人之間基于授受票據理由而產生的法律關系，主要是相對人間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票據資金關系是指匯票的出票人與付款人或者支票的出票人與付款銀行之間所建立的委托付款關系。票據預約關系是指票據行為人之間 23 于永芹主編：《票據法前沿問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頁。

趙新華主編:《票據法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版，第18頁。就票據行為尤其是票據的簽發或者轉讓事項所達成的合意。票據的無因性原則將票據行為的效力與上述三項票據基礎關系相分離，避免票據關系的效力受到基礎關系的制約，進而影響票據的流轉。臺灣學者李欽賢解釋道，票據法律關系雖因票據基礎關系而成立發生，但票據行為本身并非是將票據基礎法律關系中的權利義務表彰到票據上，而是依票據法的規定創設另一種新的權利義務，即票據法律關系。因此，票據基礎法律關系與票據行為所創設的票據法律關系是相互獨立的，有各自不同的權利義務，相互之間是沒有聯系和影響的。4

票據關系與票據基礎關系的分離在原因關系方面具體表現為:第一，票據關系的產生，以票據制作、交付或背書轉讓等票據行為符合法定要件為條件，即使票據原因關系因存在瑕疵而無效，或者被撤銷，票據關系仍然有效。即原因關系的瑕疵或無效，不影響己簽發流通的票據的效力；第二，票據持有人的權利義務內容以票據所記載的內容確定，即使其與票據原因關系的內容不一致或者不完全一致，也不得以票據外的事實來改變票據關系的內容；第三，票據債權人行使票據權利時，只以持有形式合法有效的票據為必要條件，而無需證明其取得票據的原因及其合法性，票據債務人也不得以票據原因關系有瑕疵或無效來對抗善意持票人。

票據關系與票據基礎關系的分離在票據資金關系方面具體表現為:第一，票據持有人通過出票、背書等方式取得的票據權利是一種新的、獨立的權利，而不是代替出票人向付款人行使資金關系上的請求權；第二，票據出票人在沒有資金或者資金不足的情況下簽發票據，其行為只要符合票據法規定的形式要件，票據關系依然成立，票據依然有效，出票人應當承擔簽發空頭支票的行政責任或者刑事責任；第三，匯票付款人是否承擔絕對付款義務，以票據承兌為限，而不受制于資金的受領，如付款人拒絕承兌，即使已受領資金，也無需承擔票據責任，但如作出承兌，即使未受領資金或者受領金額不足票據金額，仍應承擔絕對付款的義務；第四，匯票的出票人不得以自身已向付款人提供足夠資金為由，拒絕持票人或其他后手行使票據追索權；第五，付款人在沒有受領資金的情況下作出票據付款行為的，付款行為有效，付款人可以基于民法規定向出票人或其他資金義務 4 李欽賢著：《票據法專題研究》，臺灣三民書局1986年版，第299頁。人請求賠償或補償，但與票據關系無關。

票據關系與票據基礎關系的分離在票據預約關系方面具體表現為:第一，即使預約關系不存在，或者預約關系無效、被撤銷，或者預約關系因履行、時效屆滿或者其他原因而消滅，只要票據行為符合票據法的規定，因此而產生的票據關系有效；第二，出票人、背書人即使違反預約而簽發、轉讓票據，該票據關系的內容仍以票據記載文句確定，票據效力也不受影響，作為預約關系當事人只能根據民法規定來解決預約關系中的違約問題。

綜上所述，票據一經出票、轉讓，基礎關系與票據關系就相互分離，基礎關系無效或者有瑕疵不影響票據關系的有效性。票據關系一經產生，即完全脫離票據基礎關系的束縛，只要在形式上符合票據法規定的有效要件，就能夠合法、有效地存在，此即票據無因性的基本內涵。

二、票據無因性原則的例外

票據行為無因性原則的確立，可以很好地保護善意持票人，維護交易的安全。但在某些情況下，則可能產生不公平的后果或者程序救濟上的繁瑣，故而有學者對票據無因性理論進行了修正，提出了相對無因性理論。票據相對無因說認為:“法律動的安全之保護制度固有其時代需要，但必也在保護之必要范圍內，始有其認定之基礎。若超逾此一保護之必要范圍，則反而造成侵害交易之迅速與安全，故所謂特殊法律行為之無因化，亦具有絕對觀念與相對觀念之問題。”5“依票據法的規定，票據固為不要因證券，若絕對堅持這一原則，亦足以妨害票據的流通性。票據法之所以規定票據為不要因證券者，原在保護票據的流通性。若今為保障執票人之權利而輕易舍棄發票人或執票人前手權利之保護于不顧，自非本部分法條之本意。”6

聯合國統一匯票本票法、統一支票法以及日本、臺灣地區的票據法在堅持票據行為無因性的前提下，適當允許票據債務人在一定情形下主張原因關系上的抗辯，以作為對絕對無因性原則的修正。這是立法實踐對票據相對無因說的運用，具體情形包括：第一，在授受票據的直接當事人之間，因為票據原因關系的效力直接影響到他們之間票據關系的效力，而不涉及票據轉讓的第三人問題，亦無關 56 林誠二著:《民法理論與問題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頁。

郭敏著:《票據的無因性》，載《福建法學》1999年第2期。于票據的流通，所以在票據債權人請求票據債務人履行票據債務時，票據債務人可以授受票據的原因關系的存在與否、有效與否來對抗票據債權人；第二，持票人取得票據時，如果未給付對價或者給付對價不相當的，票據債務人可以對持票人前手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第三，持票人以非法手段取得票據的，不構成善意持票人，不享有票據權利，票據債務人可以對該持票人提出抗辯，即“善意抗辯的例外”；第四，當雙方當事人間為清償債務而交付票據時，除非另有約定，原則上應該是票據債務不履行，原債務不消滅，但如果雙方約定票據的交付是代物清償的，不在此限；第五，當持票人因票據時效屆滿或者手續欠缺而喪失票據權利時，可以對因此而受有利益的票據當事人，一般為出票人或承兌人，行使票據利益償還請求權。7

三、我國票據法律制度對于票據無因性的規定

我國現行票據法律制度對于票據無因性的規定并不十分明確，且法律、司法解釋、行政法規之間存在相互矛盾之處。

《票據法》第4、5、6、14條強調票據上“真實簽章”對票據權利義務承擔的重要意義。第10條規定，票據的取得必須給付對價。第13條規定：“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出票人或者與持票人的前手之間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也就是說，票據債務人可以對不履行約定義務的與自己有直接債權債務關系的持票人進行抗辯。這些都是對于票據無因性原則及其例外的重要體現。但第10條規定：“票據的簽發、取得和轉讓，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第21條規定：“匯票的出票人必須與付款人具有真實的委托付款關系，并且具有支付匯票金額的可靠資金來源。不得簽發無對價的匯票用以騙取銀行或者其他票據當事人的資金。”這樣就又否認了票據關系對于票據基礎關系的獨立性，否認了票據的無因性，使得法律條文本身相互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公布的《關于審理票據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條規定：“依照票據法第10條的規定，票據債務人(即出票人)以在票據未轉讓時的基礎關系違法、雙方不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持票人應付對價而未付對價為由，要求返還票據而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第 7《統一匯票本票法》第17條，《統一支票法》第22條，日本《匯票本票法》第17條，臺灣“票據法”第13、14條。14條規定：“票據債務人以票據法第10條、第21條的規定為由，對業經背書轉讓票據的持票人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該司法解釋區分了票據直接當事人與非直接當事人，規定在票據未轉讓的直接當事人之間可以適用原因關系抗辯，而在業經轉讓的間接當事人間不可適用，一定程度上采納了票據相對無因說，彌補了《票據法》條文的不足。

而現行行政法規則徹底否認了票據的無因性，如中國人民銀行1997年頒布實施的《支付結算辦法》第22條規定：“票據的簽發、取得和轉讓，必須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第83條規定：“銀行承兌匯票的出票人或持票人向銀行提示承兌時，銀行的信貸部門負責按照有關規定和審批程序，對出票人的資格、資信、購銷合同和匯票記載的內容進行認真審查”。第92條規定：“商業匯票的持票人向銀行辦理貼現必須具備下列條件:(1)在銀行開立存款帳戶的企業法人以及其他組織；(2)與出票人或者直接前手之間具有真實的商品交易關系；(3)提供與其直接前手之間的增值稅發票和商品發運單據復印件。”第93條規定，“貼現、轉貼現、再貼現時，應作成轉讓背書，并提供貼現申請人與其直接前手之間的增值稅發票和商品發運單據復印件。”第122條規定：“支票的出票人簽發支票的金額不得超過付款時在付款人處實有的存款金額。禁止簽發空頭支票。”

這些法律法規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對于票據糾紛的解決造成了較大的不利影響，相信這將會是未來票據法律修改的重點所在。

四、本案當事人間的法律關系及相關法律的適用

分析本案事實可以發現，本案中存在三方當事人，即案外人焦某、原告北京某物資經銷公司以及被告北京某機電設備有限公司。原審法院和再審的一審法院正是因未理清以上三者間的法律關系，才使得該案的審理一波三折，遲遲未決。根據該票據訴訟提起前已經發生效力的民事裁定，可以確認焦某是被告的職員，但是其購買印刷紙的行為是個人行為而非職務行為。原審法院和再審的一審法院都是在認定該民事裁定所確認事實的前提下，同時認定原被告為授受票據的直接當事人，可適用票據無因性的例外規定，進而支持了被告關于“其與原告間不存在真實的買賣交易關系，也不存在其他債權債務關系，因此其不應當承擔票據責任”的抗辯理由，據此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但是，這兩個條件是無法同時具 備的，因為只有在認定焦某行為為職務行為，其簽名章有效時，才可依據支票文義直接推定原告和被告為授受票據的直接當事人，但事實卻并非如此。故而，原審法院和再審一審法院是在兩個相互矛盾的事實的前提下，得出了一個錯誤的判斷。

本案中，原告與焦某訂立了印刷用紙買賣合同，后雙方約定以支票形式支付貨款。這里包含有兩個票據基礎關系，即票據原因關系與票據預約關系。而原告將印刷用紙交給焦某，此行為既是其履行合同的行為，也是其向焦某支付獲得支票的對價的行為。隨后，原告從焦某手中取得了一張以被告為出票人的支票，支票的收款人為原告，簽名章為焦某本人，支票其他記載事項皆符合票據法規定的形式要件，因此，單純從文義上看，該票據是合法有效的。在認定焦某行為為非職務行為的前提下，可確定焦某是以某種手段取得了出票人為被告的支票，繼而將這張支票通過直接交付的形式轉讓給了收款人即原告。根據《票據法》第31條第1款和第93條第1款，雖然票據權利的轉讓以背書為主要方式，背書的連續性是持票人行使票據權利的初步證據，但是在沒有背書或者背書不完整的情況下，在有其他證據支持時，持票人亦可因其前手單純的交付行為取得票據權利。雖然票據文義上的直接當事人為原告和被告，但事實上，焦某為原告的前手。被告未舉證證明原告為惡意或重大過失，因此原告為善意持票人。本案中，焦某與被告間存在票據基礎關系，且該關系可能存在一定的瑕疵。焦某與原告間既存在票據基礎關系即買賣關系，又存在票據關系。而原告與被告間卻沒有票據基礎關系而只有票據關系，故而作為出票人的被告是無法以“缺乏直接交易關系或者債權債務關系”為抗辯理由進行抗辯的。原告作為持票人，以支付對價的形式從其前手焦某處取得票據，且并不知道也沒有理由知道焦某是非法取得票據的，因此，原告是善意持票人，有權向出票人主張票據權利。因此，正如二審法院判決所說，本案的事實符合票據無因性原則的法律適用條件，而不存在票據無因性原則的例外情形，持票人即原告與出票人即被告之間的票據關系合法有效，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據權利，出票人應當承擔票據責任。而由于焦某以不正當方式從出票人處取得票據，因此出票人可以向其主張賠償，但該事實與本案無關。

【資料鏈接】

該前提是由已生效的民事裁定書確立的，在無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優先確認。

1、段衛華、胡海濤著：《票據無因性原則之理論探討及其立法完善》，載《河北法學》2005年第9期。

2、董惠江著：《票據無因性研究》，載《政法論壇》2005年第1期。

3、傅鼎生著：《票據行為無因性二題》，載《法學》2005年第12期。

4、張燕強著：《票據關系無因性之否認》，載《法學》2007年第12期。

5、張澄著:《試論票據行為無因性及其相對性—兼評我國<票據法>第十條》，載《政治與法律》2006年第1期。

6、王銳著：《論票據無因性理論的適用》，吉林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

第五篇：追償權糾紛與相關法律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理解與適用——追償權 【釋義】

追償權糾紛包含兩種情況，一是擔保責任追償權糾紛，二是合伙債務追償權糾紛。

擔保責任追償權，又稱為代位求償權，是指為債務人提供擔保的第三人，在承擔了擔保責任后，享有的向債務人追償的權利。擔保人只要按照擔保合同的約定向債權人清償或者依據法律規定向債權人承擔賠償責任后，即可取得對債務人的償還請求權，即追償權。根據《擔保法》第1條的規定，保證人在承擔保證責任后，可以向債務人追償，理論上將保證人的這種權利稱之為保證人追償權，《擔保法》的這一規定是明確賦予保證人的。至于物上保證人也同樣享有追償權，《擔保法》規定了第三人作抵押人時對債務人享有的追償權，這一規定同樣適用于第三人做出質人時的情況。另外，擔保法司法解釋特別規定將保證人的追償權同樣賦予承擔了過錯賠償責任的無效擔保的擔保人，開了過錯責任可以追償的先例。因此，擔保人的追償權成為保證人、物上保證人以及無效擔保人均享有的一項民事權利。

合伙債務追償權是指清償了合伙債務的合伙人對超過自己應當承擔數額的部分向其他合伙人追償的權利。《民法通則》第35條第2款規定：合伙人對合伙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償還合伙債務超過自己應當承擔數額的合伙人，有權向其他合伙人追償。《合伙企業法》第40條規定：合伙人由于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清償數額超過根據法律規定的其虧損分擔比例的，有權向其他合伙人追償。兩部法律都規定了合伙人內部的追償權。【管轄】

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因擔保責任或合伙債務產生的追償權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或者擔保合同、合伙協議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法律適用】

處理擔保責任追償權糾紛的法律依據主要是《物權法》、《擔保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已承擔保證責任的保證人向其他保證人行使追償權問題的批復》。處理合伙債務追償權糾紛的法律依據，一是《民法通則》及相關司法解釋中有關個人合伙及法人聯營的規定;二是《合伙企業法》的相關規定。

【確定該案由應當注意的問題】

擔保人行使追償權需要以實際承擔了擔保責任或賠償責任(特指無效擔保)為前提。由此可見，追償權屬于未來可行使的權利，其行使受一定條件制約，也可以稱之為附條件的權利。擔保人的追償權行使范圍以擔保人實際承擔的擔保責任或賠償責任為限，所以，追償權的權利范圍在擔保人實際承擔責任前為不確定，并僅在實際承擔責任時確定。但也有例外，當債務人進人破產程序后，擔保人可以預先行使追償權。擔保人在實際承擔責任前，即可以以未來應承擔的責任為依據向人民法院申報債權，不以是否已實際承擔責任為條件。擔保人對反擔保人行使追償權與對債務人行使追償權的條件相同，反擔保人對擔保人實際承擔的債務承擔反擔保責任。但承擔賠償責任的無效擔保人對反擔保人行使追償權，需要以反擔保人有過錯為條件，僅憑無效擔保人已為債務人實際承擔債務這一事實還不足以要求反擔保人承擔反擔保責任。因此，司法實務中，在擔保責任追償的情況下，適用追償權糾紛案由時，既要注意本案由只適用于當事人單獨就追償權提起訴訟的情形，同時還應當審查原告是否履行了擔保責任或具備提起追償權之訴的法定條件。

在合伙債務追償的情況下，適用追償權糾紛案由注意與合伙協議糾紛案由、聯營合同糾紛案由及合伙企業糾紛案由的區別。在適用本案由時，要注意合伙債務追償發生的糾紛與合伙協議糾紛、聯營合同糾紛的區別。合伙協議糾紛和聯營合同糾紛是當事人對整個合伙協議或聯營合同在簽訂、履行、變更、終止時發生的糾紛，合伙債務追償的糾紛是僅就追償權問題的糾紛。

最高法院關于已承擔保證責任的保證人向其他保證人行使追償權問題的批復

法釋[２００２]３７號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已承擔保證責任的保證人向其他保證人行使追償權問題的批復》已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１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１２５６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５日起施行。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云高法２００２１６０號《關于已經承擔了保證責任的保證人向保證期間內未被主張保證責任的其他保證人行使追償權是否成立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十二條的規定，承擔連帶責任保證的保證人一人或者數人承擔保證責任后，有權要求其他保證人清償應當承擔的份額，不受債權人是否在保證期間內向未承擔保證責任的保證人主張過保證責任的影響。此復

【常用法律條文及索引】

《物權法》(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一百七十六條 被擔保的債權既有物的擔保又有人的擔保的，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或者發生當事人約定的實現擔保物權的情形，債權人應當按照約定實現債權；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債務人自己提供物的擔保的，債權人應當先就該物的擔保實現債權；第三人提供物的擔保的，債權人可以就物的擔保實現債權，也可以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提供擔保的第三人承擔擔保責任后，有權向債務人追償。《擔保法》(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十二條 同一債務有兩個以上保證人的，保證人應當按照保證合同約定的保證份額，承擔保證責任。沒有約定保證份額的，保證人承擔連帶責任，債權人可以要求任何－個保證人承擔全部保證責任，保證人都負有擔保全部債權實現的義務。已經承擔保證責任的保證人，有權向債務人追償，或者要求承擔連帶責任的其他保證人清償其應當承擔的份額。）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0〕 44號2000年10月23日起實施）

第九條 擔保人因無效擔保合同向債權人承擔賠償責任后，可以向債務人追償，或者在承擔賠償責任的范圍內，要求有過錯的反擔保人承擔賠償責任。

第二十一條 按份共同保證的保證人按照保證合同約定的保證份額承擔保證責任后，在其履行保證責任的范圍內對債務人行使追償權。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已承擔保證責任的保證人向其他保證人行使追償權問題的批復》（法釋〔2002)37號2002年12月5日起實施）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云高法〔2002)160號《關于已經承擔保證責任的保證人向保證期間內未被主張保證責任的其他保證人行使追償權是否成立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十二條的規定，承擔連帶責任保證的保證人一人或者數人承擔保證責任后，有權要求其他保證人清償應當承擔的份額，不受債權人是否在保證期間內向未承擔保證責任的保證人主張過保證責任的影響。此復 《民法通則》(1987年1月1日起實施2009年8月27日修正）第三十五條 合伙的債務，由合伙人按照出資比例或者協議的約定，以各自的財產承擔清償責任。合伙人對合伙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償還合伙債務超過自己應當承擔數額的合伙人，有權向其他合伙人追償。《合伙企業法》(2007年6月1日施行）

第四十條 合伙人由于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清償數額超過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其虧損分擔比例的，有權向其他合伙人追償。【該案由需要注意的問題】

追償權糾紛是由擔保合同或合伙協議引起的糾紛，所以此類案件由被告住所地或者擔保合同、合伙協議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在適用本案由時，要注意合伙債務追償發生的糾紛與合伙協議糾紛、聯營合同糾紛的區別。合伙協議糾紛和聯營合同糾紛是當事人對整個合伙協議或聯營合同在簽訂、履行、變更、終止時發生的糾紛，合伙債務追償的糾紛是僅就追償權問題的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