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關鍵是四個一體化（推薦）

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關鍵是四個一體化

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www.tmdps.cn 2015-01-19 09:10 來源： 社科院網站

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現在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經濟和城鎮化發展的主要方式和模式。在眾多的區域經濟合作改革實踐中，京津冀協同發展無疑是近年來國家最重要的區域一體化項目，已經切切實實上升為國家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且在穩步推進。京津冀一體化與已經較為成熟的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區域一體化相比有兩點顯著的不同。一是長三角和珠三角的一體化基本上是以市場為基礎的、自發的經濟一體化過程，而京津冀協同發展則是國內首次由中央政府主導推動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戰略；二是京津冀協同發展除了要在經濟一體化方面有突破外，還有一個主要的任務是破解北京的“城市病”，從這個意義上講，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應該在探索如何破除影響政府行政管理深層次的體制機制等方面的改革的阻力和障礙方面做出有益的嘗試。

京津冀一體化包含四個方面

總書記強調，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內生驅動力源自“四個需要”：一是面向未來打造新的首都經濟圈、推進區域發展體制機制創新的需要；二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態、為優化開發區域發展提供示范和樣板的需要；三是探索生態文明建設有效路徑、促進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相協調的需要；四是實現京津冀優勢互補、促進環渤海經濟區發展、帶動北方腹地發展的需要。總書記關于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國家戰略的重要指示，既為破解京津冀三地發展困境指明了方向，也為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提出具體要求。

如果我們認真解讀這“四個需要”，就能弄清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內涵，也就是京津冀到底應從哪些方面做到一體化。京津冀的一體化應該是以市場一體化為核心動力，以公共服務一體化為重要保障，以環境保護一體化為內在要求，以規劃一體化為實現手段的全方位一體化進程。所謂市場一體化，要求三地在人才、資本、技術、產權等關系到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源要素方面有合理配置，協調三地不同的資源稟賦，使各種生產要素在三地按照市場的要求合理流動，而且在協同的基礎上發揮三地各自的特點，有益互補，互相促進。所謂公共服務一體化，是為了解決北京過分集中優質服務資源的“虹吸效應”和由此帶來的區域資源要素流向的扭曲問題，三地應在公共交通、醫療、教育、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大體均衡的前提下豐富內涵。所謂環境保護一體化，就是說三地乃至周邊其他地區在公共的環境治理問題上要共同努力，加強合作，破除各自為政的行政壁壘。

上述三個方面的一體化最終必須落實到三地統一、有序、科學的發展規劃一體化上，而且還必須做到規劃先行。在總體規劃方面，三地應明確各地的產業功能分區，避免各地彼此之間競相降低招商門檻，惡性競爭。在城市發展上，三地應明確城市群的功能定位，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聚焦自身的歷史傳統、現有基礎和未來潛力，形成發展合力。在公共服務上，三地應解決“最后一公里”的軌道和公共交通瓶頸問題，填補周邊地區的公共服務洼地。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三地的規劃一體化是整體通盤考慮的一體化規劃，不是把三地各自的規劃簡單相加，如果那樣就又會回到各自為政的老路。京津冀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主導下的一體化進程，三地規劃就應該在中央政府領導下統一制訂完成。這個規劃要注重長期性、戰略性，既立足未來一兩年的任務，也著眼“十三五”甚至“十四五”期間的工作。同時，還要強調規劃的一體化既意味著區域內不同省、市的協調一體化，也應包括在一個省域或市域范圍內，不同城市或城區的統一協調規劃。比如北京，雖然不同城區的經濟結構和功能定位不盡相同，但各自的規劃也應當服從、服務于國家的戰略和首都新核心功能區的定位，在協調疏解核心城區人口、公共服務和財稅收入方面應盡量步調一致。地方政府的規劃發展意識，不要只盯著眼前的財稅這點“小賬”，應當著眼長遠算政治“大賬”。在規劃理念上，政府先要學會“舍”與“得”，舍”和“得”的關系是辯證的，做好眼前的“舍”是為了將來更好地“得”，不要舍不得眼前的小利而忽視長遠的大局，三地都應該有大局觀念。

財稅體制創新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在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的多個內容中，財稅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也是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路徑之一，應該作為最重要的配套舉措得到重視。財稅不僅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支柱，也是在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必須著力強化的部分。特別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的過程中，稅收作為財稅制度的核心組成部分，其作用將更為突出。一個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也是實現善治重要的治理和政策工具。

目前，京津冀的財稅政策還存在很多不統一、不協調的地方，既影響了產業轉移，也阻礙了城市功能群的整合。比如三地在稅收優惠政策上不統一。在京津冀這個區域內，目前京津兩地所享受的國家稅收優惠政策較多，而相對較為落后、也需要更多優惠政策的河北所能享受的優惠政策卻最少。在所得稅后續管理方面，在現行的制度框架下，三個地方在稅收優惠備案和損失稅前扣除管理流程、高新技術企業和非營利組織認定及管理、核定征收企業管理等方面也都不協調一致。再以城鎮土地使用稅為例，該稅種三地三標準。2014年河北省調整了城鎮土地使用稅，其稅負已經超過京津兩地，一路之隔的同樣土地，僅僅因為行政隸屬關系不同，稅負相差就達三四倍，這對三地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顯然是不利的。

此外，在涉及稅收的利益協調機制方面，三地也不統一。這表現在三地對于企業的稅收返還標準的差異上，也體現在對于總部經濟的稅收分配方面缺乏共識。三地如果繼續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各不相讓，這種博弈只能阻礙產業轉移和升級的步伐。在體制上，三地還要探索財稅共享合作機制，實現產業轉移地和承接地之間的分稅機制，消除產業轉移中的行政障礙等。最后，在涉及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環境治理等跨區域的事務上，如何協調支出與收入的利益矛盾，更好地發揮財稅的杠桿與引導作用方面，京津冀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財稅優惠政策曾經在地方經濟發展中扮演過重要角色，但是現在地方發展的理念不應該繼續停留在要政策、要優惠的思想上。優惠政策固然能解決不少問題，但根本上還是需要地方的內生動力。地方靠優惠政策實現發展的時代恐怕已經過去，比如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的排頭兵深圳就已經到了發展的十字路口，早期享受各種稅收優惠政策的紅利釋放和利用殆盡，現在必須重新探索如何進一步改革。京津冀也是一樣，協同發展提供了改革的機會，要更多地在地方行政水平和管理能力的軟實力上下功夫。在此過程中，需要注重創新驅動的作用，爭取在財稅手段、體制機制、政策工具等方面有所突破和創新，通過激發市場主體的積極性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第二篇：京津一體化與京津冀協同發展

孟曉蘇在《中國智慧城市建設與產業合作論壇》講話

2014年6月15日

中央最近明確提出“京津一體化”與“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區域發展戰略。有人把它稱為“京津冀一體化”，也有人據此感到迷茫，說河北還有不少貧困縣，京津冀怎么能談一體化呢？作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最早提出人之一，我認為需要廓清這些概念。準確提法來自總書記。去年5月他在天津調研時提出，“要譜寫新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京津'雙城記'”；去年8月習近平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發展問題、今年2月26日習近平專題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匯報時，都要求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所以我認為，準確提法應當是“京津雙城記”“與“京津冀協同發展”。如果談一體化則是“京津一體化”。“這是一個重要的國家戰略”。下面從五個方面展開分析。

1、“京津一體化”起源毛主席思想

黨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鎮化。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央城鎮化會議提出，城鎮化發展布局要以城市群為主要形態。這是2000年以來我國對城鎮化發展格局認識的新發展。2002年十六大報告提出：“要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2007年十七大報告提出：“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以增強綜合承載能力為重點，以特大城市為依托，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之后，對城市群的更清晰闡述。我國領導人對京津一體化很早就有預言，根我了解，這種思想早在毛主席時期就已有預言。

我八十年代曾在中央長期工作，當過萬里同志秘書、秘書局長、國家商檢局副局長。1994年我在中房集團任職時，有一次跟萬里同志談到北京建設，共同感慨房子已經建到三環外了，這時候萬里同志說：“我想起毛主席六十年代說的一句話，那是我向毛主席匯報北京城市規劃時。毛主席說：多少年之后，北京和天津這兩個城市不就連在一起了嗎？”萬里同志還感嘆地說，你看毛主席當年就有這樣的預見。我馬上問道，毛主席說過這么重要的話，我能把這句話轉告給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個省市的領導同志嗎？萬里同志說可以。后來我陸續把這話直接轉告了三省市的主要負責人。

毛主席所預言北京和天津未來會連在一起，實際上已經指出了北京與天津的城市發展方向，應是相向發展。但傳達后并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甚至城市規劃方向相背發展，很好的發展思路被一再拖延。

去年中央政治局委員孫春蘭擔任天津市委書記之后，她上任辦的第一件事就是與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共同促成簽署了京津兩個城市的戰略合作協議。去年3月份我跟孫春蘭書記有一個多小時的談話，我專題向她介紹京津一體化與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思路，把萬里要我轉達的毛主席的話轉告給她。孫春蘭作為曾在中央機關工作，又在多省市當然領導職務，思想開闊。她很看好北京和天津之間的聯系，對天津的規劃發展方向有明確的認識。她認為天津最大的優勢就是靠近北京，應該充分利用這個優勢來發展天津，而不是相反的認

識。特別是聽到我所傳達毛主席的話很為振奮。毛主席的這一重要思想，我相信她轉達給了總書記。

2013年5月總書記在天津調研時提出，“要譜寫新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京津'雙城記'”。2013年8月習近平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發展問題時，又提出要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2014年2月26日習近平又專題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匯報，指出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重大國家戰略”。這些重要思想是對多年來京津一體化與京津冀協同發展認識的高度概括，是對毛主席當年重要思想的繼承、完善與發展。（待續）

（續一）

2、“一畝三分地”是區域發展障礙

2005年國家批復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明確北京為國家“政治和文化中心”。2006年國務院又批復天津市總體規劃，將天津定位為“北方經濟中心，努力成為國際物流中心和北方航運中心”。這都是在鼓勵京津一體化發展。但在相當長時間里因區劃問題與思想障礙，京津冀中有些省市表現出各自為政、只經營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沒有認真落實一體化與協同發展的問題。不如長三角城市群中的各省市，那里是合理分工、主動融合。而當時北京和天津兩個城市背向發展。天津的規劃是背向北京發展，天津一些人則認為背著北京天津才能發展，順著北京方向發展天津就要吃虧。北京則多繞了100多公里與唐山興建“京唐港”，這就明顯不符合經濟發展的自然流向，地方行政力量反而成為科學發展的障礙。

這和北京的地形、水源等基礎條件是相關聯的。從2000年開始，持“以北京、天津雙核為‘主軸’”這一規劃思想的不少有識之士，包括吳良鏞先生與不少到中國訪問的國外規劃專家也都提出了同樣的意見。當時我是中國房地產協會副會長兼城市開發委員會主任，我們提出了不少這方面的意見。我2000年在北京市人大會議廳里的一次會議上發言，就批評北京那時“年輪式擴張”、“浸漫式發展”、缺乏正確發展方向的“攤大餅模式”。北京是個簸箕型的城市，北邊和西邊都是山，連諸葛亮都要“遇山而止”，北京市的發展怎么會是開發西山？所以不可能再向西向北發展。我建議北京市把向東、向南作為城市主要發展方向。后來北京兩次修改規劃，確立了“一軸兩帶多中心”的規劃思路，把向東向南作為城市主要發展方向。以長安街為城市軸線，以西邊環保帶和東邊發展帶為兩帶，主要是向東向南發展的主軸；多中心則避免了大城市病。這個規劃是科學合理的。而向東向南發展就在北京與天津武清、河北廊坊的連結帶上構建出一條黃金發展通道。（待續）

天津單向的“濱海大開發”戰略聽起來似乎有道理，但實際上卻是忽視向北京的發展、背向北京發展。天津的規劃方向曾被有的領導同志形象比喻為“一根扁擔挑兩頭”，當時有人卻把這個正確表述曲解為：“一頭是天津市區、一頭是濱海新區”。我問他們挑扁擔的人是在哪里呢？沒有了。時任津南區區長開玩笑說，中間挑扁擔的人只好由津南區來充當了，這顯然是不現實的。天津現在“一軸兩帶，南北生態”的規劃思路是有問題的，“一軸兩帶”把天津規劃為蜈蚣型，沒有重點，也沒有突出天津市區的中心地位與向兩端發展的方向；“南北生態”又把離開天津市區以外的地方當作邊緣地區限制開發。其實在面向北京的方向，離

天津市區越遠就離北京城區越近，本來是應重點發展的，保留生態應是在“兩翼”以外的地區。如果規劃思路不科學，如何推動實現京津一體化呢？

天津的規劃發展思路應該是“一體兩翼”，就像一只大鳥，以天津市區為身體，一翼伸向濱海，另一翼伸向北京方向。工業主要分布在濱海，城市發展則應面向北京。經濟要素向的自然流動是阻止不住的，天津港的物流當然也是要順著這條通道進出大北京。我認為“一根扁擔挑兩頭”的正確解釋應該為天津市區是挑扁擔的人，扁擔兩頭一頭是濱海，一頭是北京方向的武清區。這樣一來，北京的主要方向是向東向南發展，天津一翼向濱海方向發展，而另一翼向北京方向發展，這就使兩個城市逐漸連在一起了。

在三地交通問題上，“一畝三分地”思想就有點以鄰為壑。北京過去有人生怕把資源流到別的地方去，不愿意修筑放散型的公路設施，特別是通向河北和天津的公路和高鐵。時任廊坊市委書記趙世洪曾經問我，為什么北京不情愿跟我們接通高速路呢？我反問他，你知道你們廊坊跟北京是什么關系嗎？我看是情敵關系，修完路人氣就跑你們那里去了，北京人擔心資源流走。但是在修京津第二高速公路的時候，天津設計的是上下八車道，交通部說沒有這么多車道的，時任天津武清區委書記王樹培說，國外還有16車道的，在天津方面堅持下才修了8車道的高速公路。天津還把修路權交給了北京首創集團，讓北京的國企有利益可得，這樣才減少了修路的阻力。

（續二）

3、“雙城記”主軸與三地功能定位

京津冀協同發展不是不合實際的說法，以“京津雙城記”為主軸就是這個戰略的重要立足點。三地都應選準各自的功能定位。國家發改委早在2004年就開始調研制定京津冀都市圈規劃。

首先談北京。北京城市建成區1268平方公里，容納七八百萬人比較寬松，卻擠下2000多萬人口。最近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莫里斯等人說，北京只適合容納700萬人口，應擴容城市或把2/3人口遷出去。現在北京也認識到，已經不能不往外疏散人口了。最近聽說北京已有計劃至少遷出500萬人。把誰遷出去呢？把城市清潔工人遷出去？把在城里開出租車的遷出去？那還得找另外一批城市服務人員進來。與其想把老百姓遷出去，不如把一部分原有城市功能遷出去。使地鐵公交擁擠不堪。道路擁塞就限號、限行、限購汽車，這都是些笨辦法，治標不治本。我相信北京會擁護京津雙城記和京津冀一體化戰略。我贊成北京“跨行政區劃疏散人口”的思路，建議學習紐約人口疏散到新澤西州等類似經驗，建立新型的首都與輔城的關系。

天津在片面的“濱海大開發”思路下背了些包袱。這個戰略一味背向北京發展，沒有分清工業園區與城市發展帶有所不同。現在天津市正在積極申報設立自貿區，而濱海區現在的基礎條件與辦公設施條件都比上海自貿區要好。如果天津獲批設立自貿區或其它稱謂的改革開放試驗區，可以和上海南北呼應，濱海區大有前途。而天津西北部的地區連接著北京，首都第二機場會提升天津與北京相向發展的積極性。在北京天津的中間地帶留下巨大發展空間。

談談首都第二機場選址問題。目前選址在河北固安，而不是在三省市交界地帶，這是為什么呢？機場選址涉及多方，北京希望在北京地面上，機場當局從戶籍政策出發希望建在北京地面。而在河北積極爭取時，天津的態度卻不明朗。當時我和其他不少專家都認為，首都第二機場應選址京津冀三省市交界的通州、廊坊與武清一帶，天津市卻有人說怕影響了濱海機場的報批。結果把機場選址推到北京大興與河北固安交界地去了。你看有些干部的想法就是這么狹隘。其實首都第二機場的選址怎么會影響濱海呢？機場目前選址對天津市發展的帶動力就比較小。

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主軸是以北京和天津為軸線的環渤海城市群，周邊其他區域則是輔助地區。主輔需要明確。河北省西部北部應以生態保護與生態產業為主，制造業基地應部署在河北南部地區。鄰近北京的地域空間有限，人口稠密，更需要為北京及周邊地區的生態環境做出貢獻。包括減少高爐、熱電廠、拆除污染源企業、淘汰過剩產能等。河北已成為世界最大鋼鐵基地，眾多鋼鐵工廠已把北京包圍了，對北京空氣污染的貢獻率很高，所以中央決定淘汰鋼鐵過剩產能的8000萬噸中，有6000萬噸在河北省。（待續）

（續三）

4、我國有必要建設“行政副中心”

13世紀以來設立元大都，北京五朝建都，已成為“文化古都、現代城市”。一直以來大家都把北京當成唯一中心，以至于如今北京已將各項功能混雜在一起，這種管理和治理理念太落后了，談不上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拆遷舊房把東城老百姓搬到通州，把西城老百姓搬到大興，但大家上班都得回城區，使交通擁擠不堪。現在實行的限行、限購政策是擠居民搬出北京。只考慮把老百姓搬出去已不現實。首都功能不應是北京功能，而是國家功能。不分流城市功能光想趕老百姓走，就會把京津冀一體化變為空談。

所謂行政副中心就不是主中心。首都副中心不能不建，但不宜太遠。我不贊成“遷都”之議，北京以長安街為主軸的行政主中心地位不宜改變。重大政治活動還要在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等地。所以行政副中心不要離北京城區太遠。現在中央辦公不僅擠在市中心，使政治活動、商務活動與城市生活交錯混雜，而且降低了政務活動品質。比如國家重要禮賓活動都要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其實就是在市中心的馬路邊，周邊不僅得臨時禁行，還得準備防暴車以防不測。這事已見怪不怪，真能湊合，遠不如一些國家在總統府如白宮南草坪等專用場所禮賓更規范。

我國應當效仿國外慣常做法，遠學美國建華盛頓、澳大利亞建堪培拉，近學馬來西亞建布城的經驗，離開主城區為中央國家機關設立專門辦公與接待場所，不要都擠在市中心。例如韓國的首爾在江南地區建立第二辦公區之后，緩解了老城擁堵的狀況，現在正在推動“世宗市”的建設與中央機構遷移；馬來西亞則在離首都吉隆坡40多公里的布察加亞建設一座新城，聯邦政府行政機關包括總統和總理的辦公場所都遷到那里。這種副中心選址就很合理，既疏緩城市壓力，又未變更首都區位，還能拉動內需發展經濟。僅僅把中央機關的一些下屬單位遷出去是不夠的，還得頻繁回北京開會，相當于沒有遷出去。有了空間才能實行官邸制，可以在新的行政辦公區內設立主席府、總理府等。

除了政府機構就是大專院校。我曾給一些大學校長提出建議，盡快在北京市東南方向選址建設分校，否則新機場建成之后，現在位于海淀的高教區將成為交通最不便利的地方。原來的北京大學只是在市中心的沙灘紅樓，若不是建國初期遷址海淀也不會有現在的北大。如今中關村已成為鬧市，如何擺下一張安靜的書桌？所以我早就建議選址京津之間建設大學城，把北京和天津大部分大專院校搬出現有市區。當然這些措施不僅涉及到戶籍、公共資源配置、行政管理體系等一系列問題，而且牽動人們的傳統觀念與生活習慣，小打小鬧、決心不大是難于成事的。

前些日子媒體炒作“保定是副中心”，保定是個大市，可以分流北京部分城市功能特別是部分制造業，但不可能作為行政副中心。從地圖上可以看到，如果把北京比作是心臟，廊坊市和天津武清區是在腋窩處，保定是在膝蓋處，石家莊就在腳踝上了。

京津冀的中間經濟帶不應成為被擱荒的地帶，而應該成為城市功能外遷的主要區域。政治副中心的最佳選址應在北京與天津、廊坊交界地帶，即通州、大興、武清、廊坊地區。天津市武清區與北京相連，京津走廊的綠色之腎——大黃堡濕地就在武清境內。武清城區中心距離北京CBD僅七十公里，我們要保護濕地，但濕地周邊還有上百平方公里的空間，天子腳下地廣人稀，人均八畝地，而且交通便利、水源豐沛。我認為在大黃堡濕地東側應是中央第二辦公區或稱行政副中心的最佳選址。我陪歐盟前主席、意大利前總理普羅迪區視察大黃堡濕地的項目時他曾說過：“我們歐洲人最喜歡這樣的地方，距離大城市不到一小時車程，而且環境非常好”。（待續）

（續四）

5、京津冀戰略考驗國家治理能力

這次推動京津冀一體化，中央最高領導人意圖非常明確。習近平特別指出，京津冀協同發展要作為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加以考慮，表達了中央最高領導人最明確的意圖。話也都說得很到位，重要國家戰略在考驗著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深入理解可以認識到，如果京津冀協同發展仍然不能落實，還是各管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就說明國家沒有治理能力，治理體系出了毛病，還可以說是國家領導人的能力有問題。在這種決心與魄力面前，地方行政力量還會繼續阻礙總體規劃的制定與實施嗎？

從新聞報道中我看到，有關負責人紛紛表態支持總書記的意見。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表態說“豁然開朗”！李士祥副市長代表北京市會見記者說“耳目一新”！看來最令人擔心的北京市的態度已發生積極變化。在這種決心與魄力面前，地方行政力量是否繼續阻礙總體規劃的制定與實施？我相信北京會擁護京津雙城記和京津冀一體化戰略。今后會如何發展？重要國家戰略是否能落實？是不是像過去一些事說說就完了？京津冀協同發展是空談還是實干？我們拭目以待，更希望共同推動。（完）

第三篇：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的幾點思考

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的幾點思考

胡夢琪

摘要：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協調指導作用，在自然資源、資本資源、信息資源、人力資源等要素配置方面尊重市場主導地位，構建世界級城市群和新的經濟增長極。

關鍵詞：京津冀一體化、配置資源、經濟增長極

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要做好這篇文章，讓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群屹立在世界東方成為新的經濟增長極，需要從國家層面科學謀劃、精心布局指導，地方層面科學分工協同，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協調指導作用，在自然資源、資本資源、信息資源、人力資源等要素配置方面尊重市場主導地位。

一、京津冀要有立足環渤海面向全世界的對外改革開放戰略格局

經濟學界、實業界普遍認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發展動力一是改革創新、二是城鎮化。做為世界級城市群，京津冀地區要有立足環渤海面向全世界的對外改革開放戰略格局，除區域內部資源配置外要全球思考資源配置，要有服務全國面向世界的思考定位，在改革創新中發揮北京作為全國科技創新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和這個區域內高科技人力資源比較富足的優勢，大力鼓勵國內、國際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在區域內轉化成生產力，培育大批服務全國面向世界的科技創新型企業和科技創新研發機構，以中關村科技園區為中心重點，在區域內建立科技創新分部和科技創新成果轉化基地。在城鎮化方面，新型城鎮化不是單一的經濟進程，而是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 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綜合性進程，在構建世界級城市群方面首都的世界政治、文化、科技創新中心定位與天津河北的全國重要航運口岸和環渤海口岸經濟區定位要明確。土地城鎮化、產業城鎮化、人口城鎮化要均衡協調發展，土地城鎮化是重要載體，產業城鎮化是重要基礎，人口城鎮化是核心。除首都、天津世界級城市外，打造市域次中心城市和首都周邊地區各具特色的衛星城。加快建設田園風光型、工業主導型、商貿物流型、城郊結合型、休閑旅游型等特色城鎮。

二、京津冀要實現一體化發展

京津冀要實現一體化發展的主要標志是區域內自然資源、資本資源、信息資源、人力資源等要素配置方面尊重市場的主導地位，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政府在這個前提下發揮協調指導作用。放開并實施區域內自然資源共享補償機制，資本資源自由流動機制，信息資源互聯互通分享機制，人力資源就業、醫療、養老保險等民生問題區域內自由流動即時結算機制。有了這四個資源配置的一體化機制和水、電、網、氣、路等基礎設施的一體化，京津冀產業發展的一體化有如有了源頭活水，必將激發出巨大的發展潛力。

三、京津冀要實現協同發展

京津冀要實現協同發展，區域內部功能區劃布局分工要尊重自然稟賦和市場的作用，才能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協同發展包括城市內部的協同、城市之間的協同、城鄉的協同和口岸經濟與其它經濟的協同。城市內部協同以往一般都進行了處理和注意，要特別注意城市之間的協同和口岸經濟與其它經濟的協同。城鄉協同方面，構建獨具特色城鄉一體化格局，推進中心城市與京津冀都市圈一體化、縣城與中心城市一體化、重點鎮與縣城一體化、中心村與鄉鎮一體化，實現產業和城鎮融合互促。

四、京津冀要成為新的經濟增長極

京津冀要成為新的經濟增長極是京津冀實現一體化協同發展的試金石。京津冀一體化的改革創新和城鎮化的目的都是為了發展，發展的目的是要讓區域內的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共享區域內的公共資源、自然資源、資本資源、信息資源和人力資源。區域內無論發展第一產業、第二產業還是第三產業，都要放開產業發展壁壘，充分發揮區域內的比較優勢，使京津冀地區成為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最具活力和競爭力的經濟發展樂土。要按照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的思路加強區域內生態文明建設，重視生態保護和生態產業化、業生態化發展。科學統一規劃區域內城市規劃、產業規劃、人口規劃，讓區域內城市亮起來、產業活起來、人口動起來。北京、天津、河北不僅要自主創新創業還要積極主動接受世界范圍的創新創業群體到這里來創新創業，區域內不僅要進行產業分工產業轉移，還要主動接受吸引世界范圍的產業分工產業轉移。

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綜合進程，是自然資源、資本資源、信息資源、人力資源的科學市場化配置過程。京津冀 地區有希望有能力成為全國乃至世界范圍的經濟發展增長極。（作者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學院 胡夢琪 聯系電話：***；郵箱：459325809@qq.com。北京市朝陽區惠新東街10號，郵政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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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

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認真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

蔡 奇

《 人民日報 》（2017年11月20日

06 版）

總書記所作的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牛鼻子?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雄安新區。”這是黨中央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也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動員令。

一、京津冀協同發展是總書記親自決策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

總書記非常關心京津冀區域的發展問題，多次深入三省市考察調研，多次主持召開會議研究部署。2013年5月，總書記在天津調研時提出，要譜寫新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京津“雙城記”。2013年8月，總書記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發展問題時，明確提出了要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2014年2月26日，總書記視察北京并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重大國家戰略，并全面系統闡述了其重大意義、推進思路和重點任務。2015年2月和4月，總書記先后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和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審議《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并發表重要講話，進一步明確了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目標、思路和方法。2017年2月23日至24日，總書記視察河北、北京并發表重要講話，分別就河北雄安新區規劃建設和北京城市規劃建設、北京冬奧會籌辦等作出重要指示。顯而易見，京津冀協同發展從戰略構想到頂層設計，再到基本思路、方式方法和重大舉措，都是總書記親自決策推動的。總書記站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高度，以大歷史觀來謀劃這一區 域未來發展，果斷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充分體現出了強烈的使命擔當、深邃的戰略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

京津冀地域面積21.6萬平方公里，人口1.1億，是我國經濟最具活力、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吸納人口最多的區域之一。2016年，京津冀以全國2.3%的國土面積，承載了全國8%的人口，貢獻了全國10%的國內生產總值。全國有25%的外商直接投資落地這一區域，研發經費支出也占全國15%。當然，京津冀也面臨諸多困難和問題，尤其是北京“大城市病”突出，水資源匱乏，人口規模已近天花板，京津兩極過于“肥胖”，周邊中小城市過于“瘦弱”，區域發展差距懸殊，發展不平衡問題嚴重。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有利于破解首都發展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優化提升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模式；有利于破除隱形壁壘、打破行政分割，實現優勢互補、一體化發展，為全國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創新提供經驗；有利于優化生產力布局和空間結構，打造具有較強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有利于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增強對環渤海地區和北方腹地的輻射帶動能力，為全國轉型發展和全方位對外開放作出更大貢獻。進而言之，深入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對于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現“新兩步走”的戰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3年多來，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有力領導和專家咨詢委員會精心指導下，京津冀三省市和有關部門認真落實《規劃綱要》，扎實推進各項工作，京津冀協同發展實現良好開局。編制實施全國首個跨省級行政區“十三五”規劃，出臺了產業、交通、科技、生態環保等12個專項規劃和一系列政策，落實《規劃綱要》的“四梁八柱”基本建立。北京認真對接落實疏解非首都功能控增量、疏存量 兩個政策意見，嚴格實施新增產業禁止和限制目錄，大力開展疏解整治促提升專項行動，推動一批區域性批發市場、一般性制造業企業、學校、醫院等有序疏解，帶動常住人口連續兩年增量、增速“雙降”。重點領域率先突破取得重要進展，河北積極對接京津服務京津，率先打通一批瓶頸路、斷頭路，深入實施“6643”工程、禁煤區建設及各種環境專項整治行動。以北京為中心、“半小時通勤圈”逐步擴大，京津冀PM2.5平均濃度2016年比2013年下降33%，“4+N”產業合作格局加快構建。同時，全面創新改革試驗深入開展，北京向津冀輸出技術合同成交額年增長超過30%，公共服務共建共享初見成效，京津兩市助力河北張承保地區脫貧攻堅扎實推進。

二、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目標任務

今后一個時期，京津冀要著力建設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區域整體協同發展改革引領區、全國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新引擎、生態修復環境改善示范區。到2035年，北京初步建成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大城市病”治理取得顯著成效，首都功能更加優化，城市綜合競爭力進入世界前列；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群的架構和區域一體化格局基本形成，區域經濟結構更加合理，生態環境質量總體良好，公共服務水平趨于均衡，成為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重要區域，在引領和支撐全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

（一）堅定不移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這是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牛鼻子”。重點是繼續疏解一般性產業特別是高消耗產業，區域性物流基地、區域性專業市場等部分第三產業，推動部分教育、醫療、培訓機構等社會公共服務功能，部分行政性、事業性服務機構等有序遷出。高水平規劃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示范區、新型城鎮化示范區和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示范區，到2035年承接北京中心城區40萬—50萬常住人口疏解。北京要把疏解功 能與改善環境、控制人口、提升功能有機結合起來，深入開展疏解整治促提升，統籌騰退空間利用，推動老城重組，優化提升首都功能。

（二）著力優化京津冀城市群空間格局。按照《規劃綱要》確定的“一核、雙城、三軸、四區、多節點”骨架，打造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重點是充分發揮北京“一核”作用，強化京津“雙城”聯動和同城化發展，共同發揮高端引領和輻射帶動作用；沿京津、京雄（保）石、京唐秦等主要交通廊道建設產業發展帶和城鎮聚集軸，形成區域發展主體框架；提高區域性中心城市和節點城市綜合承載能力，有序推動產業和人口聚集，形成定位清晰、分工合理、功能完善、生態宜居的現代城鎮體系，走出一條綠色低碳智能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三）統籌推動重點工作持續突破。共建“軌道上的京津冀”，完善便捷暢通公路交通網，打造“一小時通勤圈”，構建現代化機場群、港口群，提升交通運輸組織和服務現代化水平。建立一體化環境準入和退出機制，強化大氣、水等環境污染聯防聯控聯治，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推進燕山—太行山生態安全屏障、京津保濕地生態過渡帶、環首都國家公園等建設，擴大區域環境容量和生態空間。按照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要求，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順三省市產業發展鏈條，建設曹妃甸協同發展示范區、新機場臨空經濟區、張承生態功能區、濱海新區等戰略合作和功能承接平臺，打造立足區域、服務全國、輻射全球的優勢產業集聚區。深化京津冀全面創新改革試驗，推進北京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做好北京原始創新、天津研發轉化、河北推廣應用的銜接，集中力量支持河北雄安新區建設創新驅動發展引領區，形成協同創新共同體。推動金融、土地、技術和信息等要素市場一體化改革，完善行政管理協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生態環境保護聯動、產業協同發展、科技創新協同等機制，打造區域體制機制高地。建立交界地區協同管理長效機制，統一規劃、統一政策、統一 管控。完善共建共享、協調集約的能源、水資源等基礎設施體系，營造京畿特色、多元活力的文化體系，建設設施均好、覆蓋城鄉的公共服務體系。落實京津兩市對口幫扶河北省張承保環京津相關地區任務。

（四）共同辦好北京2022年冬奧會、冬殘奧會。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要“籌辦好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這是我國重要歷史節點的重大標志性活動，對京津冀協同發展有著強有力牽引作用。準確把握籌辦冬奧會定位，落實綠色、共享、開放、廉潔辦奧理念，科學實施籌辦工作總體計劃，確保辦成一屆精彩、非凡、卓越的奧運盛會。加強籌辦工作協調，確保主要競賽場館和基礎設施2019年底前建成、2020年測試賽成功舉辦。統籌賽事需求、賽后利用和環境保護，堅持節約集約利用資源，確保各項設施成為值得傳承、造福人民的優質資產。高水平做好賽會運行保障和服務，動員群眾廣泛參與，彰顯民族和文化特色，促進中外文明對話交流。把普及冰雪運動貫穿籌辦工作始終，以青少年為重點，與全民健身相結合，擴大冬季運動覆蓋面。共建京張文化體育旅游帶，打造體育、休閑、旅游產業集聚區，提升區域整體發展水平。

三、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雄安新區

設立河北雄安新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作出的一項重大決策部署。總書記在審議《規劃綱要》時就提出，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要把握“多點一城、老城重組”的思路；要深入研究論證新城問題，可考慮在河北合適的地方進行規劃，建設一座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的現代化新城。2016年3月和5月，總書記先后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和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北京城市副中心和設立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有關情況匯報，強調這是歷史性的戰略選擇，要堅持用大歷史觀看待這件事情。2017年2月23日，總書記實地考察河北省安新縣和白洋淀生態保護區，就雄安新 區規劃建設工作發表重要講話，強調雄安新區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要用最先進的理念和國際一流的水準設計建設。2017年3月，黨中央、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規劃范圍涉及河北省雄縣、容城、安新3個縣及周邊部分區域。這是綜合考慮區位、交通、土地、水資源和能源保障、環境能力、人口及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等因素，經過多地多方案比選、科學研究論證后所作的決策，凝聚了各方共識。

雄安新區是繼深圳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之后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規劃建設要堅持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堅持保護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延續歷史文脈，使之成為深入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大實踐。按照中央部署，雄安新區要抓好建設綠色智慧新城、打造優美生態環境、發展高端高新產業、提供優質公共服務、構建快捷高效交通網、推進體制機制改革、擴大全方位對外開放七大重點任務，建設綠色生態宜居新城區、創新驅動發展引領區、協調發展示范區、開放發展先行區，努力打造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示范區。黨中央明確雄安新區規劃建設目標，到2020年，雄安新區對外骨干交通路網基本建成，起步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布局框架基本形成，白洋淀環境綜合治理和生態修復取得明顯進展，新區雛形初步顯現；到2030年，一座綠色低碳、信息智能、宜居宜業，具有較強競爭力和影響力，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現代化新城將綻放光芒。

第五篇：淺談京津冀一體化

京津冀—時代的步伐，協同的發展

“打破一畝三分地” 打破三方獨立，緊跟時代步伐，協同發展共創未來。

據財經網報道，2014年3月19日上午10點多，一則河北保定被定為“政治副中心”的傳聞橫空出世，不到1個小時后，滬深股市中十幾只股票漲停—它們都與保定有關。當日上午，河北板塊股票的整體走勢在所有板塊中贏得頭籌。

這一“驚天動地”級別的傳聞，能快速撬動市場，與剛剛不久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一番講話離不開。此前的2月26日，習近平強調京津冀要抱團發展，要自覺打破自家一畝三分地思維定式，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

3月2日北京市委十一屆五次全會上，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在傳達總書記考察北京講話精神時，提出要推動京津冀醫教等公共資源共建共享，控制中心城人口，打造新型首都經濟圈。在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上，要自覺打破自家“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勢，跳出北京看北京，著力推動三地經濟繼續朝著目標同向、措施一體、作用互補、利益相連的路子走下去，著力打造現代化的新型首都經濟圈。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保定被定為“政治副中心”的傳聞竟然拉動了當天的股市。此則消息隨后被發改委和保定市政府澄清，屬于媒體誤傳。然而，京津冀的話題又進入了人們的視野。京津冀協同發展為何呼喊了多年，至今不見實質性進展？世界上離得最近的兩個大都市—北京和天津之間為何沒有形成人們想象中的和諧發展、相得益彰、各有特色的發展關系？為何環繞著北京城和天津城的河北至今還存在著大面積的貧困帶？

那么讓我們查閱近十年來相關各方出臺的政府工作報告、規劃，以及相關各方負責人的講話材料、媒體報道等，我們不難發現相關各方表面上看似在協同發展，實際上各個層面都在進行利益博弈，京津冀各懷打算，以至于協同發展的效果十分不明顯。

一、根據經濟政策的出臺總結歷史線索

1.發起、實際成效（1986-2003）

主題：環渤海、市長聯席會

如果算上早遠的1986年，時任天津市市長李瑞環倡導環渤海地區15個城市共同發起環渤海地區市長聯席會。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話題則已持續爭論近30年。

矛盾的原因

北京、天津之間各有用心。天津市把自己定位為北方經濟中心，希望體現自己在環渤海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市則喜歡“首都經濟圈”、都市經濟圈的規劃和實施，不使用“京津冀一體化”概念，在此基礎上，愿意與天津市、河北省共同協作治理霧霾等突出問題。

顯然，天津市和北京市都想在經濟發展中占據核心位置，造成了二者之間的理念沖突、利益沖突，使得所謂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舉步維艱。

與京津相比，河北省則在每個方面都表達了積極參與的信息，不爭核心地位，只求借勢發展，心情最為迫切，只可惜自己做不了京津的主，而在苦苦等待。

在京津競爭、河北苦等的過程中，國家層面是愿意推進京津冀協作發展的，國務院及其職能部門國家發改委做了不少規劃方面的準備工作。只可惜，編制了幾個版本的規劃，幾度更改，至今仍未能出臺一個完整詳細的版本。其中的艱難和利益糾葛可見一斑。從2004年到2014年，歷經10年，國務院及國家發改委在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最后把“環渤海”、“京津冀一體化”、“首都經濟區”等概念都吸收到了規劃、報告之中，力求在頂層設計中體現三方共識，兼顧三方利益。當然，在這10年中，京津冀都在積極向上爭取自己的利益，都在進行區域規劃、政策博弈，才有了一個/

3最后三方利益都兼顧的局面。

2.全面啟動和實踐（2004-2009）

據網易新聞報道，結合相關新聞的整理，我們可以找到這樣的一條時間線索：

2004年2月，國家發改委召集京津冀三省份發改部門在廊坊召開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研討會，達成“廊坊共識”。

2004年6月，環渤海合作機制會議在廊坊舉行。會議草擬了《環渤海區域合作框架協議》。這標志著環渤海地區合作機制已從構想、探索進入到全面啟動和實踐階段。

2005年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規劃提出，積極推進環渤海地區的經濟合作與協調發展，加強京津冀地區的協調發展，要基本形成以北京、天津為中心的“兩小時交通圈”。

2005年6月，國家發改委在唐山市召開“京津冀區域規劃工作座談會”。

2008年2月，“第一次京津冀發改委區域工作聯席會”召開。京津冀發改委共同簽署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發改委建立“促進京津冀都市圈發展協調溝通機制”的意見》。經和訊新聞整理，淺談“廊坊共識”十年徘徊

2004年2月12日，在國家發改委的主持下，京津冀有關城市的負責人第一次在河北省廊坊市召開“碰頭會”，并就推進京津冀經濟一體化的一些原則問題達成“廊坊共識”。然而，十年當中，“共識”變成了傳說，各方分歧依舊，京津冀經濟一體化始終徘徊不前。

《京津冀都市圈區域規劃》的編制意味著京津冀三地合作開始從務虛轉為務實。然而誰也沒有想到，這一規劃成為了史上“最難編制的區域規劃”。“國家發改委原本要求在‘十一五’期間拿出規劃，結果到了‘十一五’末也沒能拿出來，到現在則干脆就不提這個規劃了。”談起這些，河北省一位相關專家頗有一些無奈。

河北省最初希望京津冀一體化能從環境開始破題。于是，河北方面率先拋出了“京津冀環境一體化體系”的概念，這一體系主要是指森林生態、水資源等外溢性、公益性資源的共享共建，也就是用資源補償的形式讓京津對河北進行經濟輻射、帶動。

北京市有關方面也承認，張家口為保護北京的生態環境作出了巨大犧牲。“遺憾的是，北京在補償方面做得并不夠。”前述懷來縣官員說。在他們看來，水源地為保護北京犧牲了自己的發展機會，北京應該認真考慮對水源地的補償問題。

（在懷來縣城所在地沙城周邊，到處都可以看見葡萄園，當地人說，由于地處半干旱地區，種植玉米等作物基本難有收成。盡管縣城之外幾公里就是官廳水庫，但早在幾十年前這里的農民就被告知，他們不能使用這些水。）

3.加速推進（2010-至今）

2011年，國家發改委啟動首都經濟圈的規劃和編制工作，在2012年的區域規劃審批計劃當中，首都經濟圈的發展規劃更是位居首位，但進展一直較慢。

2011年3月，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發布，提出“打造首都經濟圈”。“京津冀一體化”、“首都經濟圈”的概念寫入國家“十二五”規劃，成為國家戰略。/

32011年12月1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鷹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現在看來，京津冀地區的規劃工作還沒有完全做到位。”

2014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加強環渤海及京津冀地區經濟協作。這是自2004年提出京津冀都市圈以來，“京津冀”作為一個詞組第一次在中國總理的政府報告中出現。

二、京津冀協同發展瓶頸的解決就在這個時候，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出面講話了。2014年2月26日，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座談會，專題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匯報時強調，努力實現京津冀一體化發展，自覺打破自家“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抱成團朝著頂層設計的目標一起做，同時提出了7點要求，其中要“把交通一體化作為先行領域”作為具體規劃實施的突破口。對于北京市的發展，習近平于2014年2月25日在北京考察時的講話中指出，北京要明確城市戰略定位，堅持和強化首都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的核心功能，要調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優化三次產業結構，優化產業特別是工業項目選擇，突出高端化、服務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有效控制人口規模，增強區域人口均衡分布，促進區域均衡發展。

在這些要求中，北京的“經濟中心”概念不見了，而且要把一些產業功能分離出去，說明北京要在京津冀政策規劃中作出經濟方面、產業功能、社會功能方面的讓步。這也暗合了天津方面的心意。

2007年，時任天津市市長的戴相龍(他成功推動了津京城際高速鐵路的修成。)在人民日報上撰文《天津從渤海走向全球》稱，天津要參與和推進京津冀都市圈的規劃建設。北京市是祖國的首都，全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現代國際城市。天津是環渤海地區的經濟中心。

言下之意，可能預示著天津作為京津冀地區經濟中心的地位，畢竟天津有海港碼頭、航空港口，有經濟發展的地理優勢條件。同時，河北省也可以承接北京市產業轉移、人口轉移中的一些功能，從而可以獲得一些盼望已久的歷史機遇。從這個角度看，河北省保定市作為“政治副中心”的傳聞也有一定的政策依據。

在國家高層的嚴格要求下，京津冀協同發展有了破題的可能，這也反映出中國區域協同發展的特色。當然，國家高層的重視也不是無緣無故的。多年來，北京市的交通擁堵、人口過多、創新能力不強、區域功能配套嚴重不均衡、霧霾問題嚴重、生態惡化、房價過高、水土資源短缺、外來務工人員幸福指數低，京津冀協同發展進展緩慢，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之外的第三個經濟增長極的經濟總量僅占全國經濟總量的約10%，等等問題，都倒逼京津冀三方改變觀念，突破制度與體制障礙，著力向著協同發展、產業互助、錯位發展的方向努力。

根據發改委官員透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規劃上半年有望出臺，這次有中央這個大家長出 面，京津冀的合作沒準能推前一步。

在現有的中國政策模式下，可能還是需要國家層面設置一個權威機構，協調京津冀三方的關系，督促三方落實具體規劃措施，否則，再有好的意愿、好的口號，一旦遇到利益沖突，可能還是會停下來，或者以各種理由減慢前行腳步。/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