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聶樹斌案看冤案的形成與預防

刑事冤案的成因與預防

——以聶樹斌案為視角

一、聶樹斌案過程：

1994年10月1日，聶樹斌被刑事拘留；1995年，因被懷疑故意殺人、強奸婦女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2005年，王書金承認自己為“聶樹斌案”的真兇。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王書金非聶樹斌案真兇，駁回王書金上訴、維持原判。

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聶樹斌案進行復查，開啟了中國異地復審的先河。

2014年12月22日，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向聶樹斌母親送達立案復查決定書。2015年3月17日，聶被執行死刑后律師首次獲準查閱該案完整卷宗。2015年4月28日，山東高院將召開聶樹斌案聽證會。

2015年9月15日，因復查工作需要，經最高人民法院批準，決定再次延長聶樹斌案復查期限三個月。

目前，聶樹斌案的復查工作任然沒有結果。雖然偵查機關排除了王書金是聶案的真兇，但是從聶案的卷宗及現存證據來看，仍然疑點重重，無法確實證明聶樹斌就是真兇的情況下如何判了一個人的死刑。現存的證據迷霧重重，讓人對于聶案持懷疑的態度，一共有以下的疑點： 疑點一：多次出現的花上衣是否為同一件？

李樹亭認為，在聶樹斌案中，花上衣至少曾經出現6次。

1、根據被害人父親陳述：當年破案期間，專案組曾三次到其家中，第一次拿走了被害人的照片，第二次拿走了一件花上衣和一件花裙子（后來多次索要卻并未歸還），第三次又拿了一件花上衣和一件花裙子讓他們辨認，他們回答說不是家人的，不知道是誰的。

2、根據孔寨村村民段某某陳述，當年辦案人員曾讓她辨認過一件花襯衣，段回答說不知道是誰的。

3、根據聶樹斌母親張煥枝陳述：當年辦案人員也曾讓她辨認過一件花襯衣，張回答說不知道是誰的。

4、王書金案件在河北省邯鄲市中級法院開庭時，張煥枝進入法庭旁聽，休庭后稱檢方出示照片上的花上衣，與當年辦案人員讓其辨認的花上衣不一致，并質疑檢方證據做假。

5、根據《青紗帳靜悄悄》記載：1994年8月5日聶樹斌在游蕩中，從張營村梁某家門前三輪車上順手偷走一件半袖上衣，纏在車把上。

李樹亭分析，聶樹斌案6次出現過的花上衣，至少應有3件完全不同：

1、從被害人家里提取的；

2、所謂從張營村梁某三輪車上偷的；

3、讓張煥枝辨認過的。到底哪一件才是隨卷移交的（即彩色照片上的）花襯衣或者短袖襯衣？查遍整個卷宗中也無法弄清楚。疑點二：花上衣從何而來？

聶樹斌案判決書顯示，1994年8月5日下午5時許，聶樹斌騎自行車尾隨下班的受害者，至孔寨村的石粉路中段，故意用自行車將騎車前行的康某別倒，拖至路東玉米地內，將其強奸后用隨身攜帶的花上衣勒其頸部，致其窒息死亡。

李樹亭稱，就此殺人工具即短袖上衣或褂子，亦即所謂的“花襯衣”的來源，聶樹斌先后的供述混亂。這件衣服從最初的襯衣，變成白底小黑花短袖上衣，短袖的白底黑小花上衣，再變成了顏色是白底蘭黑小碎花圖案，再變成了從破爛堆上拿的；從拿這件衣服準備自己穿，但沒有試，怕被人發現，變成了衣服式樣不知是女士的還是男士的；從12點半多再到約摸下午3點半再到下午5點多，偷拿到衣服的時間也在不斷變化。聶樹斌曾供述稱花襯衣是從原石家莊市郊區留營鄉張營村收破爛的梁某處偷來的，在警方調查取證時，梁某并沒有證明自己曾經丟失過花上衣，或曾在三輪車把上搭過并丟失過任何衣物，更沒有辨認過聶樹斌供述的作案用的短袖上衣，是自己曾經丟失的衣物。偵查機關也從未將作為重要物證的彩色照片上的短袖上衣，交由梁某辨認過。疑點三：作案時間是下午1時30分還是5時？

聶樹斌案判決書顯示，作案時間為1994年8月5日下午5時許。王書金則始終供述其作案的時間是中午1點半左右，作案后回到工地，工友們還在午休。

李樹亭認為，關于作案時間，聶樹斌一直未供述出具體日期，即1994年8月5日。對于作案前偷拿衣服和遇見受害人，以及實施強奸、殺人犯罪的具體時間，其也是先后供述了多個版本，不能確定具體時間。王書金供述的作案時間，與受害人親屬所說失蹤具體時間相吻合。

疑點四：“一串鑰匙”的細節

王書金供述，他作案后原來拿起了這串鑰匙，在到井臺邊藏匿了死者的衣物后，突然想到，從現場帶走的這串鑰匙很可能成為作案的證據，于是返回到尸體旁邊，將鑰匙扔到離死者右手約一米的地方。

死者康某的工友余某某說，康當時穿的連衣裙沒有口袋，鑰匙沒地方放，就經常用鐵環掛在中指上。

聶樹斌并沒有供述本案最關鍵的隱蔽性細節：受害人遺落在案發現場的一串鑰匙。李樹亭認為，王書金對一串鑰匙細節的供述，與其他的間接證據之間，已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鎖鏈，且因其對關鍵的隱蔽性細節供述的唯一性與排他性，基本排除了聶樹斌作案的可能性。

陳光武亦認為，就案卷可知，警方當時在勘察現場時，對中心現場進行了警戒保護，未讓除勘察人員以外的人員靠近，所以王書金是不可能靠近中心現場的。退一步講，就算王書金到過案發現場，作為關鍵性證據的一串鑰匙他也不可能看到：因為這串鑰匙出現在草叢中，不仔細查看發現不了。

疑點五：除口供外，還有無其他證據？

李樹亭認為，聶樹斌案的兩審判決，主要依據聶樹斌的口供作出。但聶樹斌本人的口供內容，無論是作案時間、作案地點、作案過程、殺人工具、拋藏被害人衣物地點，還是逃跑路線等，都先后互相矛盾，漏洞百出，不能自圓其說。同時，聶樹斌案不僅沒有任何直接的人證，同樣沒有任何直接的物證，證明聶樹斌實施了強奸、殺人犯罪行為和客觀事實。

另外，沒有任何人指認、控告聶樹斌實施強奸、殺人的犯罪行為，或者在其實施犯罪行為時扭送公安機關。案件的發現，完全是基于受害人親屬的報案，石家莊市公安局郊區分局公安人員僅僅是因為聶樹斌騎一輛藍色山地車到處看，而將其鎖定為犯罪嫌疑人并蹲守抓獲他的。

疑點六：聶樹斌口供是否為其真實表述？

李樹亭認為，聶樹斌本人嚴重口吃，但所有《訊問筆錄》顯示聶樹斌回答訊問時話語流利，且在很短時間內完成了內容量很大的供述。甚至在兩個多小時內，“口吃的厲害，一天說一點”的聶樹斌，完成了長達8頁、數千字的供述內容。李樹亭稱，這與常識不符。

李樹亭還認為，偵查人員在訊問聶樹斌的時候，涉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所獲得的聶樹斌的全部口供，依法不具法律效力，更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根據聶母張煥枝親述，聶樹斌的一審辯護人張景和曾經對張煥枝說，他與聶樹斌第一次見面時，聶樹斌一直哭。張景和問聶樹斌：“第一次你為什么不承認（強奸殺人）？”聶樹斌沒吭聲。張景和接著又問：“為什么你第二次承認了？”聶樹斌說：“打哩！”

對于這樣證據存在瑕疵的案件，中國在法治進程的歷史中屢見不鮮，但是如何才能防范冤案的發生，真正保障人民的權益，實現真正的法治化，需要從根本分析原因以及積極防范。

二、冤案的成因分析

“證據問題上出錯是導致冤假錯案的一個主要原因。”證據是在程序中收集、固定、運用的，證據上出錯，反映出程序的失范，以及刑事司法機關及其人員違反程序規定的錯誤或者疏漏。冤案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刑訊逼供與虛假供述。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但仍然保留了如實陳述義務。“刑訊逼供屢禁不止，冤假錯案時有發生。”“每一起刑事錯案背后，基本上都有刑訊逼供的黑影。可以說，盡管刑訊逼供并非百分之百地導致錯判，但

1幾乎百分之百的錯案，都是刑訊逼供所致。” 刑事程序法學者和實體法學者對刑訊逼供與冤案關系的認識是一致的。刑訊逼供獲得的虛假供述是造成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念斌、趙作海等冤案中的虛假供述，都源自突破法律底線的訊問手段。身體折磨使被訊問人感受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強烈的恐懼與求生欲望使人屈從于訊問人的需要。

二是虛假證人證言。證人提供虛假證言的原因有以下幾個：（1）因案件利害關系人威脅、利誘、欺騙作偽證 ；（2）因詢問人員威脅、利誘、欺騙作偽證 ；（3）證人蓄意作偽證構陷犯罪嫌疑人；（4）證人受感知、記憶、表述能力的限制；（5）證人受案發現場目擊條件所限導致證言虛假。證人的虛假證言從類型上可劃分為：（1）主動作偽證，主動作偽證者通常是為了使犯罪嫌疑人被定罪處罰；（2）被動作偽證，被動作偽證者是為了避免因作證而給自己帶來的麻煩或者為了獲利；（3）無過錯的證言錯誤則是無動機的虛假證言，這種證言受證人感知、記憶、表述能力所限，或者受現場目擊條件所限，或者因受到難以察覺的誘導而作出，證言的虛假性難以發現。

三是立功人員的偽證。我國《刑法》第68 條規定。“犯罪分子有…等立功表現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為了立功減刑，曾經發生過在押人員在監管場所內采用毆打虐待、威逼利誘等方式迫使同監室在押人員作出虛假的有

2罪供述，制造冤案。“任何一個清白的人，都有可能因為這樣的人物存在而被判刑。”如在張氏叔侄強奸殺人冤案中，因販賣淫穢出版物而獲刑的袁連芳，在入獄后成為了警方的線人，被指兩次參與偽造證據。袁因制造偽證立功減刑，卻致無辜者入獄，造成兩起刑事冤案。四是鑒定錯誤。鑒定科學所使用科學理論與方法是否有嚴格而科學的證實，是決定鑒定意見可采性的重要前提條件。造成鑒定錯誤的原因主要有四種：（1）鑒定人的疏忽過錯。（2）鑒定設備落后、實驗室條件不足。（3）不可靠的鑒定方法，如測謊鑒定、警犬鑒定、足跡鑒定等均未經嚴格科學證明，在美國均已慎用。有的落后的科學方法，如毛發鑒定等，其排除嫌疑與認定嫌疑的能力均十分有限。（4）過去使用的有些鑒定方法的科學基礎已經被現代科學否定。不可靠、落后、錯誤的鑒定方法造成的鑒定錯誤是發生冤案的系統性風險。五是公安、司法人員的違法行為。公安、司法人員的違法體現在：應當作為而不作為的，以及不應作為而作為。具體表現有：（1）制造有罪證據；（2）毀滅、隱瞞無罪證據；（3）妨礙律師行使辯護權，律師會見、閱卷難；（4）拒絕采納律師無罪辯護意見；（5）刑訊逼供；（6）超期羈押。少數公安人員的違法行為，主要目的是獲取有罪證據，尤其是獲得供述，并通過供述獲取其他證據線索。少數檢察官的違法行為，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得有罪判決，避免無罪判決致使敗訴。少數公安、司法人員的違法有時恰是迫于履職的嚴格要求：警方不破案會有限期破案、命案必破的政策壓力和內部考核處罰；檢察官的案件如獲無罪判決也會 12陳興良：《錯案何以形成》，《公安學刊》（浙江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5年第5期。參見：《平反張高平案檢察官：我偏要做個搗蛋的人》，《中國新聞周刊》，2014年4月28日。受考核紀律處罰。盡管發生冤案也會受罰，但在所發生的冤案中，檢警都為了避免眼前的、一時的風險與處罰，選擇讓無辜者入罪。

六是辯護意見不獲采納。律師辯護意見不獲采納，除了律師本身的原因，現階段更重要的是刑事司法制度原因：（1）偵查階段的律師辯護權只有會見權，沒有閱卷權和調查取證權。律師辯護的對象是案卷記載的指控事實與指控罪名，看不到案卷就無法針對指控提出有針對性的、有效的辯護意見。偵查階段的律師有效辯護不具有期待可能性。（2）審查起訴階段、審判階段的律師辯護意見不受重視、不獲采納。現有對已曝光死刑冤案的統計，如秦艷紅案、楊文禮、張文靜案、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趙作海案、浙江張氏叔侄案、孫邵華案、于英生案等，辯護律師均提出有力的無罪辯護意見，但無一獲得法院采納或者重視。

三、完善冤案預防機制

在冤案的預防制度上，一是應當充分遵循證據裁判，嚴格堅守證據裁判主義；二是應當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權利。以下相關的制度有繼續改革的空間。

（一）關于訊問與供述

為了防止虛假供述，筆者試對訊問制度提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完善建議。

一是如實陳述義務的廢除。《刑事訴訟法》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這條規定有兩個層次的含義：（1）嫌疑人必須回答，沒有拒絕回答的權利，如果不回答就違反了《刑事訴訟法》；（2）回答的內容應當是真實的。一方面，無辜者基于各種復雜的原因，如到過現場、正當防衛、緊急避險、道聽途說等，在不懂法的前提下容易受到誘導或者暗示，在回答訊問人員的提問時，很容易做出對自己不利的陳述，尤其是當訊問人員向其透露犯罪事實的細節時，無辜者很容易將這些細節融入自己的回答，其陳述更像是有罪者的供述，審判階段難以分辨真偽；另一方面，對于事實上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而言，這項義務意味著他/ 她必須證實自己有罪，是一項立法強迫，和“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在邏輯上難以自洽；因此應予廢除。

二是建立以人權保障為核心的訊問規則。訊問人員在告知嫌疑人訴訟權利后，在提問關于案件事實和證據的問題之前，增加一個關于落實“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原則的環節，向嫌疑人提問：“你是否愿意如實陳述？如果不愿意如實陳述，沒有人能夠強迫你證實自己有罪；如果你愿意如實陳述，接下來的問題必須如實回答”。如果嫌疑人回答愿意如實陳述，接著向其提出問題；如果嫌疑人回答不愿意或者拒絕回答，應停止訊問。

三是訊問錄像應當全面、完整，從進入訊問室到訊問結束，中間不得有裁剪；鏡頭應當包括訊問雙方；每次訊問均應錄像。錄像設備出現故障時，除非情況緊急、有新的犯罪事實即將發生，否則不得訊問。

四是建立值班律師在場制度。當前我國許多地方試行看守所值班律師制度，律師值班站就設在看守所門口，如能移入訊問室，就能夠建立訊問時值班律師在場制度，則無疑可以有效防止辦案機關刑訊逼供、誘供、指供，保護無辜者不受定罪處罰。

（二）關于辨認與證言的審查

在辨認程序中應確立雙盲辨認原則和順序辨認原則，以保障辨認程序的中立。雙盲辨認原則是指辨認主持人和辨認人均不知嫌疑人是誰，可有效避免主持人影響辨認人的獨立辨認；順序辨認原則是指辨認對象一個一個地出現在辨認人面前，而不是將辨認人領到一堆辨認對象面前，后者容易使無辜者被辨認。此外，現行規定禁止警方在辨認的時候給予暗示，但何為暗示沒有明確規定。如果發現有警方暗示的，是否一律不予采納，還是采取別的審查標準，也缺乏明確規定。如果確定有警方暗示的，應當視證人能否不受警方暗示影響，如能則可以作證，如不能則不得允許其作證。

（三）關于對立功人員證言的審查 立功人員檢舉揭發的目的，往往都是為了獲取自身的減刑或者其他利益，其作證動機可能不純，存在作偽證的風險。因此凡是有在押犯檢舉揭發的案件，應嚴格審查其證言的真實性，與案件其他證據相印證，并記入筆錄，方便辯護律師查閱，以便辯護律師分析其證言的可靠性，便于法庭兼聽則明。

（四）確保鑒定的可信度

首先，實踐中，我國刑事司法機關并未確立對鑒定意見可信度的審查標準。應確立對鑒定意見可信度的審查標準。比如，應審查鑒定所使用的理論或者技術是否可靠，業內同行是否對其可靠性仍有異議；對于新的理論或者技術，是否存在已知或者潛在的錯誤比例等。如未達到以上審查標準，應認為鑒定證據不具有充分可信度，可予以排除。

其次，應由公安、檢察機關加強對內部鑒定機構和鑒定人專業水平的管理，提高鑒定的科學標準，保持技術設備的更新，保證鑒定人的專業素質。應對鑒定機構認證認可做出強制性的規定，使其成為鑒定機構開展鑒定業務的前提條件，使鑒定機構具備符合刑事案件要求的專業性。

（五）完善公安司法人員的冤案追究制

審者不判，判者無責，是當前冤案追究制的重要疏漏。“追究政法委工作人員錯案責任在立法上沒有依據。正因為如此，我國實踐中政法委協調案件出現錯誤幾乎沒有被追究責任的。”3對所有有權力決定案件的人，都應當建立責任追究制，不追責就難以保障履職的責任感。此外，應完善對造成冤案的責任人的追償制度。《國家賠償法》第31條規定，賠償義務機關賠償受害人后，對于有關責任人員直接侵犯受害人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的行為，以及因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故意對案件做出錯誤處理的行為，應當向相關責任人員追償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這不但維護全體納稅人的利益，而且是表明政府的態度，表明違法司法行為侵犯了政府的利益，表明公正執法才符合政府利益；對于公安司法人員依法公正執法是一個極為有力的督促。

（六）加強有效辯護權

我國雖未能對所有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但已普及了對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案件被告人的法律援助。從當前已發現的死刑冤案成因來看，需要加強律師有效辯護。可從以下幾個方面改進：（1）偵查階段關系到口供等證據收集，應建立辯護律師對偵查階段程序變動的知情權；（2）偵查終結、案件移送人民檢察院起訴前，應書面通知辯護律師指控罪名及主要犯罪事實；（3）對沒有委托律師的死刑復核案件應指定辯護律師，辯護律師應有3 年以上從業經驗，最高人民法院應對死刑復核案件召開簡易聽審程序，聽取律師辯護意見；（4）律師提出不構成犯罪、無社會危險性、不適宜羈押、偵查活動有違法犯罪情形等書面意見的，辦案人員必須進行審查，并予以書面回復 ；（5）辯護人申請調取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的證據，應當準許，調取結果應通知辯護人；（6）各級黨委政法委不得協調刑事案件，以保護律師辯護權利。

盡管聶樹斌案還沒有最后的結論，但是從案件的瑕疵來看也足夠讓人詬病，從其他的冤案也可以得知冤案的發生不僅造成了家庭的悲劇，讓真正的兇手逍遙法外，而且使得國家的司法公正受到質疑，防范冤案假錯案的發生，促進司法公正的進步。

3陳永生：《冤案的成因與制度防范——以趙作海案件為樣本的分析》，《政法論壇》，2011年第6期。

第二篇：聶樹斌案重審中人權問題的憲法分析

聶樹斌案重審中人權問題的憲法分析

楊健星

社科1514 3150101461 主要內容：我國2004年憲法修正案首次將“人權”概念引入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但這一原則在一般法律中的貫徹落實卻遠遠地落后于我國法治化進程發展的需要，尤其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由于受傳統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刑事訴訟理念的影響，司法機關在“嚴打”“從嚴從快”“破案率”的壓力下，往往對一些存有疑點的案件草草結案，死刑立即執行制度過于倉促，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對人權的漠視受到各界的強烈關注。因此從憲法學角度對司法過程中的人權保障進行思考和反省十分重要，憲法的尊嚴值得每一個人去維護。

關鍵詞：刑事訴訟；司法過程；憲法；人權保障；憲法尊嚴

一直以來，人權問題都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國際上對中國進行輿論攻擊的主要方面之一。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在人權的保障機制上還不是非常完善，尤其是在司法過程當中，一部分執法人員對公民的基本人權并沒有做到充分地尊重，采用了一些不當的執法手段讓案件倉促結案并立即執行判決，以至于導致了冤假錯案的發生。這些冤假錯案的發生是我國公民權利缺失所帶來的巨大問題之一，為了更好地實現司法公正，推動國家法治化進程，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必須對司法過程中的人權缺失進行反思并做出改變。

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其中對于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應該有著指導作用，因此從憲法學的層面上對司法過程中的人權問題進行審視和思考無疑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事件梗概

1994年8月5日，河北石家莊孔寨村發生了一起強奸殺人案。

9月24日，河北省鹿泉市鹿泉鎮下聶莊聶樹斌家里來了3名便衣警察，告訴聶的母親張煥枝，聶樹斌可能是一起案件的作案嫌疑人。直到4名警察給張煥枝送來一張拘留證。張煥枝這才知道，聶樹斌8月5日在孔寨村的一塊玉米地里，將一姓康的婦女強奸并殺害。

1995年3月，聶樹斌被石家莊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刑。當年4月，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一審判決。4月27日，聶樹斌于1995年被執行死刑。

2005年1月18日，王書金在河南落網，他供出曾在河北強奸多名婦女，并將其中4人殺害。其中有一人是“聶樹斌案”中的受害人康某。王書金還供認自己是單獨作案，并不認識聶樹斌。

2005年3月15日，媒體披露“聶樹斌冤殺案”，輿論嘩然，河北相關機關開始復查聶案。2014年12月12日最高法決定將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的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奸婦女一案，指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異地復查。12月22日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向聶樹斌母親送達立案復查決定書。

2005年1月18日，王書金在河南落網，他供出曾在河北強奸多名婦女，并將其中4人殺害。其中有一人是“聶樹斌案”中的受害人康某。王書金還供認自己是單獨作案，并不認識聶樹斌。

2005年3月15日，媒體披露“聶樹斌冤殺案”，輿論嘩然，河北相關機關開始復查聶案。2015年3月17日聶被執行死刑后律師首次獲準查閱該案完整卷宗。律師可以查閱的卷宗共計17本，包括聶樹斌案卷3本、王書金案卷8本以及河北省方面復查卷6本。4月8日聶樹斌案申訴代理律師李樹亭、陳光武向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交代理意見。4月24日山東省高院決定就聶樹斌案于4月28日13時30分召開聽證會，聽取申訴人及其代理律師、原辦案單位代表意見。6月11日經最高法批準，決定延長聶樹斌案復查期限三個月至2015年9月15日。9月15日復查再次延期至12月15日。12月14日山東高院經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準，由于因案件重大、復雜，復查工作涉及面廣，決定再次延長聶樹斌案復查期限三個月。

2016年2月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消息稱，由于申訴代理律師又提交了新材料，經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準，獲悉決定再次延長聶樹斌案復查期限三個月，至2016年6月15日。3月26日山東高院再次約談聶案代理律師。6月8日最高法決定依法再審聶樹斌案，已向聶樹斌母親送達再審決定書。

二、人身權利視角的思考

《刑事訴訟法》在2012年3月的修改對“尊重和保障人權”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完善了證據制度、強制措施、辯護制度、偵查措施、審判程序、執行程序等。然而在此之前，一些司法部門和相關人員在執法過程中對嫌疑人的權利完全視若不見。從2004年憲法加入人權條款到2012年人權條款落實到具體程序法中，這中間的八年時間里，憲法中的“尊重和保障人權”精神是否真正得到落實值得我們反思。2009年4月，國務院第一次發布了《國家人權行動計劃》，到2016年6月14日第二次行動計劃實施評估報告發布，這其中在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這一部分尤其提到了司法過程中對于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保護。

第一是最普遍意義上的人身權的保障。聶樹斌一案最初調查的時候，聶樹斌的代理律師在會見聶樹斌時曾問：“你第一次說沒干，第二次怎么又說干了？”.聶說：“打了。”因為時間過于久遠，當時的具體情況如何我們已經無從查證，從客觀的角度上來講我們無法確定當時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的行為，但既然聶樹斌在和代理律師會面時曾經反映出有刑訊逼供的可能，那么這份口供的有效性就值得我們懷疑了。本案的這一細節中其實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首先可以反映出我國現階段司法程序上刑訊逼供、警察權力過大等問題。而其次，法院在客觀證據不足、口供存疑的情況之下就認定聶有罪，這種行為不僅僅是對于司法規范程序的踐踏，更是對憲法中的“人權”理念的漠視，更不用說領會和遵循憲法中的人權精神了。

在2016年6月14日最新發布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實施評估報告里提到近年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利得到保障，這是我國人權精神在司法過程中得到貫徹的一個重要表現，而聶樹斌案由高院提審更是對于這一進步的最好詮釋。盡管已經是死刑執行后二十一年，但這次的提審對于進一步糾正問題，規范整個司法過程有著方向性的指導意義。具體的規范措施應該包括警方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屬，允許會見律師申請法律援助以及對刑訊逼供進行嚴格監督檢查、否定非法證據等。這是公民基本人身權利得到保障的重要規定，必須嚴格得到貫徹。

第二是具體的生命權的保障。長期以來在執法過程中由于受到普遍社會觀念中對于犯罪行為的嚴厲打擊傳統以及出于社會維穩考慮所要求的快速打擊犯罪要求的影響，司法機關單純為了追求嚴厲打擊和破案率，對存有疑點的案件草草結案甚至死刑立即執行。這種制度過于倉促以至于最煩甚至是無辜者無法及時地尋求救濟。比如聶樹斌在宣判后兩天內就被執行死刑，連家屬都沒有接到通知，更不用說提起上訴申請再審等等，這已經不僅僅是人性化與否的問題了，而是完完全全對公民的生命權的漠視。

所以在我國的人權行動中，為了使公民的生命權得到充分保障，2012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成立了死刑復核檢察廳，嚴格規范死刑復核監督機制，在2015年8月頒布的刑法修正案

（九）中，取消了9個罪名的死刑，死刑的適用更加嚴格，而且在辦理死刑復核案件是更加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沒有委托辯護人的還會提供法律援助，這些都是生命權得到尊重和保障的重要體現。

第三是得到公平審判的權利。公檢法三大機關之間本來應該是分工配合并相互監督的關系，可是在聶樹斌案中，在面對明顯有漏洞的證據鏈的時候，法院和檢察院并沒有起到監督公安機關的作用，反而是極其配合地，非常高效地對整個案件做出了判決，這樣的行為對于聶本人來說是極其不公平的。在判決作出之后聶樹斌的家人以及其代理律師第一時間向法院索要判決書也被法院拒絕，這樣的審判絕對難說公正。而在王書金落網之后主動承認自己殺害康某的事實是所描述的細節比判決聶樹斌時的證據明顯更具有可信性的時候，法院和檢察院卻都認為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以試圖維護原判的權威，尤其是檢察院作為我國的司法監督機關，對于司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不是糾正而是維護的話，這對于嫌疑人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是一種極大的損害。

2013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關于偵查監督部門調查核實偵查違法行為的意見(試行)》，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這分別分別對非法取證行為和非法證據的效用進行了約束，排除非法證據；另外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得到保障，沒有委托辯護人的可以通過法律援助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而且律師的執業權利也得到了保障，可以享有必要的知情權以便更好地參與到訴訟中，這些都是對于被告人得到公正審判權利的保障。

三、結語

依法治國是我國國家治理的基本方略，在過去的幾十年間，我國已經初步建成了一套完整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而在這個體系之中，最重要的其根本性作用的還是憲法。憲法所規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是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這一原則必須要貫徹落實每一部具體法律的實施當中才能讓每一個公民的利益得到切實的保障。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而法律的實施不僅僅只是簡簡單單的條文，更加重要的是要認識到法律中所蘊含的精神內涵，只有當我們真正地去了解認可人權精神，這些法條才能成為維護我們權利的工具。

第三篇：聶樹斌案改判在中國法治進程中有標志意義

聶樹斌案改判在中國法治進程中有標志意義

中國經濟網北京12月2日訊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對原審被告人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奸婦女再審案公開宣判，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聶樹斌無罪。記者從最高檢獲悉，檢察機關一直高度關注該案的辦理，并依據法律規定履行監督職責。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該案復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時間責令山東省人民檢察院對復查工作進行同步監督。2016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決定提審后，為充分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確保該案及時得到依法公正處理，最高人民檢察院迅速成立辦案組，專門負責審查該案。辦案組赴沈陽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認真審查了在案全部卷宗，全面梳理了原案存在的疑點和問題，在此基礎上，進行了認真細致的調查復核工作，向與案件有關人員進行調查了解，復核了相關證據，實地查看了案發現場。針對案件中疑點和復雜問題，辦案組多次研究商討案情，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多次聽取匯報，并作出明確具體的指示。

經審查，原審判決采信的證據中，直接證據只有原審被告人聶樹斌的有罪供述，現場勘查筆錄、尸體檢驗報告、物證及證人證言等證據僅能證實被害人死亡的事實，不能證實被害人死亡與聶樹斌有關。本院認為，原案中被害人死亡原因不具有確定性，作案工具來源不清，聶樹斌未能供述出原案中某些關鍵情節，其所作的指認筆錄和辨認筆錄存在瑕疵，無法起到對有罪供述的印證作用，其有罪供述的真實性、合法性存疑，證明力較弱，可信度不高，且與物證、鑒定意見和辨認筆錄之間不能形成相互印證關系，原案的定罪證據之間沒有形成完整封閉的證據鎖鏈，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依據現有證據不能認定聶樹斌實施了故意殺人、強奸婦女的行為。基于上述理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及時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應依法改判聶樹斌無罪的檢察意見。通過再審審理，最高人民法院完全采納了最高檢的意見。

最高檢認為，聶樹斌案件得以糾正無疑是我國法治進程中具有標志意義的又一重大事件。通過此案辦理，司法機關切實有效保障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貫徹落實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要求，體現了事實求是、有錯必糾的決心，彰現了司法機關堅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實體和程序并重的司法理念，對今后辦案工作將產生積極深遠的影響。

檢察機關同步對該案進行了審查、監督，及時提出了依法改判無罪的檢察意見，有效發揮了法律監督職能，確保該案得到了及時公正處理。近年來，檢察機關監督糾正了安徽于英生故意殺人申訴案、海南陳滿故意殺人申訴案等一批在全國具有重大影響的冤錯案件，取得了良好的辦案效果。今后，我們將繼續加強對權利的司法救濟，暢通救濟渠道，依法保障當事人提出的申訴都能得到及時審查辦理。對確有錯誤的案件，發現一起，監督一起。進一步健全和落實糾防冤錯案件的長效機制，加強冤錯案件源頭治理工作，在加強對外監督的同時，不斷加強自身監督建設，切實提高檢察機關辦案質量和水平。

第四篇：【致敬南周】南方周末聶樹斌案十二年報道全記錄(下2012-2016)

【致敬南周】南方周末聶樹斌案十二年報道全記錄（下

2012-2016）

向南方周末致敬

“聶樹斌案”翻案渺茫（2009年11月12日）作者：南方周末記者 趙凌發自：河北石家莊 最后更新：2009-11-13 10:49:45四年過去了，秘而不宣的“聶樹斌案”復查，至今迷霧重重被質疑的調查自2007年4月一審被判死刑的“真兇”王書金上訴之后，兩年時間，聶樹斌案再次從峰回路轉走向絕對沉寂。種種跡象暗示，聶樹斌案或將永無再審與翻案的機會。2005年4月聶樹斌案被曝“一案兩兇”后，河北省政法委成立了工作組，負責對聶案重新調查。當時，面對全國媒體的緊密關注，河北方面宣稱，將盡快公布調查結果。然而，四年過去，這個承諾至今沒有兌現。聶樹斌的母親張煥枝多次前往河北高院尋求調查結果，四年間得到的答復如出一轍，“正在復查，很快出結果”。直至今年3月，河北高院負責審查聶案的一位法官告訴聶母，調查結果已經出來，報到院長那里去了。但到底是什么結果，這位法官說不能向聶母透露。這個秘而不宣的調查到底是怎樣進行的，甚至到底有沒有進行，外界無從獲知。然而，南方周末記者從河北廣平方面獲知，過去幾年，一直羈押于廣平縣看守所的王書金沒有接受過河北公檢法機關的任何提審。這個信息讓關注聶案復查的人士對所謂調查產生了巨大懷疑。聶樹斌的律師李樹亭與王書金的律師朱愛民紛紛質疑，王書金作為聶樹斌案中最重要的活證據，如果復查一定會提訊，怎么可能繞開？從2005年3月王書金被捕交待全部罪行直至與律師會面，他并不知道十年前的玉米地案另有“兇手”，也根本不知道一個叫聶樹斌的人在十年前作為罪犯已被槍決。在一審法庭庭審中，王書金意欲主動供認玉米地奸殺案，但被法官以“與指控無關”打斷，被公訴方以“查無實據”駁回。2007年4月，一審宣判后，王書金以未起訴他在石家莊西郊玉米地的奸殺案為理由之一，向河北省高院提出上訴。他在上訴狀中說：“我在2005年1月18日向河南省滎陽市索河路派出所供述自己在河北省犯罪過程中，包括石家莊西郊玉米地里強奸殺人的經過……對于這些河北廣平縣公安機關的警察進行了確認……警察還帶領我對作案現場進行了指認，現場是憑著我對當時的記憶找到的。”王書金的上訴心理中，有一點是微弱地期望通過主動坦白這個案子，獲得可能的寬大處理。他說：“我是一個罪孽深重的人，不在乎是否多一起案子或者少一起案子，而是不愿意看到因為我的原因而使他人替我承擔嚴酷的刑罰……我希望上級法院對（我坦白）這個案子能夠按照重大立功認定，更希望給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機會。”2007年7月31日，河北省高院二審不公開開庭審理了王書金案，據參加庭審的人透露，王書金在庭上繼續對未被納入公訴的石家莊玉米地案供認不諱。庭審后，法律人士推測，二審維持死刑判決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時隔兩年之久，二審判決至今未出。10月20日，王書金的律師致電主審法官詢問何時判決，這位劉姓法官稱，因為案情特殊，在沒有領導指示的情況下，他說了不算。南方周末記者還了解到，在對外宣稱的復查期間，聶案中的被害人家屬和好友也沒有接受過任何形式的調查，他們是當年隨警方第一時間看到案發現場的人。律師李樹亭說，他們是案發現場最重要的目擊證人，復查也不應該繞過他們。真相可能永遠死去2007年11月1日，南方周末記者披露了聶樹斌家屬因獲得原審判決書而得以進行申訴，以及王書金上訴要求為聶樹斌洗清污名，這兩個重大的意外事件曾讓輿論對聶樹斌案真相大白抱有最樂觀的期望。法律界人士紛紛建言，希望最高法直接提審此案。2007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答復張煥枝，申訴材料已轉至河北高院，聶案的申訴由河北高院負責。著名法學教授賀衛方為此憤慨其荒謬：“偏偏承擔糾錯職能的機構正是當年制造冤案的機構。仿佛當年方成先生一幅漫畫里虛構的場景：蒙受屈辱的秦香蓮向包拯告狀，包拯在狀子上大筆一揮——“請陳世美同志查處”！最高法院像當年提審沈陽劉涌案一樣處理“聶樹斌案”的希望似乎完全落空了。兩年前來自最高法院的消息說，聶案被列為“重案之重”，已調派專人進行全案再審審查。這個讓社會高度期待的行動，最終沒有釋放出任何信息。一直關注此案的法學家賀衛方在博客中將聶樹斌案的評論文章置頂。他分析，河北高院很難辦，如果承認錯誤，就要自認倒霉，這就好像自己揪住自己頭發離開地球一樣。不糾正呢，良心上過不去，當事人倒霉，而且輿論壓力又這么大，最后可能要承擔更大的責任。無休止地拖延，就是因為這兩種心態交織在一起的結果。賀衛方認為，處理聶樹斌案可以有三種思路，一是由比河北省更高的機構來進行調查和審理，即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因為它們不大可能受到地方利益的鉗制和約束；二是由最高法院指定另外一個省的司法機構來對案件進行全方位審理，這也可以保持中立。第三是根據憲法第71條，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視情況必要成立特別委員會對特定事項進行調查并做出決議。“現在這個案件對整個體制是一個考驗，讓國民對這個國家有信心，不再是草菅人命的做法，不再恐懼蒙受冤屈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我相信這是一個特別好的機會，希望有關部門能抓住這個機遇。”賀衛方急切呼吁。以“聶樹斌案”四年波折來看，沒有人愿意抓住這個機遇，也沒有人認為這是個機遇。“聶樹斌案”的真相，極有可能將隨著聶樹斌，永遠死去。

聶樹斌案，拖痛兩個不幸家庭（2012年2月9日）作者：南方周末記者 劉長發自：石家莊 最后更新：2012-02-10 15:44:06 編者按：重視和保護刑事受害人權益，是中國司法改革和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內容。7年來，媒體持續關注聶樹斌案，但此案的另一方：受害人家庭，鮮少受到關注，卻意外受到傷害。人間悲劇莫過如此：失去獨生女兒的受害人家屬，狀告兒子可能被冤殺幾乎已走投無路的母親。前因警方行為，后因聶家申訴，受害者的隱私，有意或無心，17年來被一次次公之于眾。聶樹斌案已成為司法的一道傷口，只要不愈合，兩個不幸家庭的痛，就無法停止。聶樹斌案申訴再審仍無實質性進展，2012年2月，河北方面傳來消息：受害方康某家人狀告聶樹斌家人及律師名譽侵權。常年置身于媒體對聶案的持續報道與始終無法翻案的冰冷現實之間，康家——這個刑事被害人家庭，瀕臨忍耐的極限。事實上，自康某于1994年被害以來，康家從未停止過申訴、控告。早在聶樹斌被捕之初，康家人就對聶樹斌是否為真兇提出過質疑，并在聶樹斌被執行死刑后，仍然堅持案件有疑點、民事補償不合理，申訴至今。2005年4月，聶樹斌案曝出“一案兩兇”后，聶家人也加入了申冤行列。河北方面宣布啟動調查，并承諾盡快公布調查結果，時間已逾7年，承諾仍未兌現。其間，伴隨著申訴無望的焦慮，康家曾對報道過聶案的多家媒體提起訴訟。由于聶案遲遲未能啟動再審，受害人康某的家人亦無法安寧。長期關注聶案的河北法律界人士向記者表示：唯有早日查清聶案，才是對康某家人的最好告慰，更是彰顯司法人文關懷的題中之義。被袒露的傷口“1994年，原告親人被害，造成家破人亡，老無人照顧，少無人撫養，針尖刀刃過日，以淚洗面，心神滴血……”這份言辭悲愴的訴狀中，聶樹斌案受害人康某的家人認為，17年間，網絡、媒體、律師等曾反復侵權，造成其家人抬不起頭，無顏面對社會，不得已提起訴訟。2011年11月，這份訴狀被送往石家莊市井陘礦區法院。2個月后，聶樹斌案申訴階段的代理律師劉博今接到了井陘礦區法院的傳票。傳票顯示，該院已受理康某家人提起的名譽侵權訴訟，要求劉博今于2012年3月19日上午到庭應訴。被康家告上法庭的還有其他6名連帶侵權人：聶樹斌的母親張煥枝、聶案“真兇”王書金的代理律師朱愛民，以及人民網、中國經濟網、華人大搜索網和法制網4家網站。康某家人發起的訴訟，主要針對兩起事實：2011年9月16日，律師劉博今參加了人民網的一檔視頻訪談節目，在節目中展示、宣讀了聶樹斌案的一審、二審判決書。康家人認為，劉在宣讀時，未能保護康家人的隱私。此外，劉博今在華人大搜索網上發布《一篇還未完成的律師工作日記》，長達11頁，多次提到了康家人的真實姓名、職業、工作單位、住址等。該文還被其它網站轉載，引起了康家人的不滿。訴狀中，康某家人寫道：上述文章和視頻通過網絡傳播后，多家媒體記者打來電話，甚至有網友打電話來詢問判決書的情況，17年前的喪女之痛又一次被勾起。“不管聶、王二犯，誰是真兇，原告及被害親人都是受害者，任何單位和個人均無權公示隱私案件的判決書，更無權公開原告及親人的姓氏、名字、隱私案情、個人信息。”由此，康家人請求法院判令上述網站刪除相關視頻和博文，并判令劉博今賠償經濟和精神損害費共計12萬元。律師劉博今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已收到法院的相關文書，針對康家的訴訟，他解釋稱：聶案雖然是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但是不等于判決書不應公開。劉坦言，判決書上寫明了被害人的姓名，公開時最好還是隱去，“所以康家人提起訴訟也不是說一點理由都沒有”。但是，劉博今強調，自己引述聶案的判決書，完全是出于公益的目的，而要推動聶案，“判決書是必須要公開的”。最早曝光受害者女兒隱私信息的，不是律師和媒體，而是辦案機關。據康家人在申訴狀中的表述：1994年9月，石家莊警方抓獲聶樹斌并宣布破案后，康家就以警方破案時速過快，懷疑是錯案。但在警方的堅持下，康家選擇了相信，并給警方送去錦旗。但此后，警方將涉及隱私的該案材料，提供給河北當地的《社會治安報》、《石家莊日報》、《警視窗》等報刊刊登，引發了康家的憤怒。尤其令康家不能忍受的是：警方還將受害者康某遺體的錄像，提供給了石家莊電視臺播放，引發康家針對上述媒體的系列名譽侵權訴訟。而這次令人意外的是，聶樹斌的母親張煥枝也接到了法院的傳票。這位母親唯一的兒子已在17年前被槍決，但她向記者表示：她對受害人康家一直報以理解和同情，“他們家就一個女兒——不管哪個是兇手。”不過，既然康家提起了訴訟，張煥枝說：自己還是會到庭應訴，但“不會往心里去”——重要的是兒子聶樹斌的案子，不能放棄。南方周末相關報道●《“聶樹斌冤殺案”懸而未決 防“勾兌”公眾吁異地調查》（2005年3月24日）●《“聶樹斌冤殺案”：復查結果“很快出來”》（2005年4月7日）●《“聶案絕對不會不了了之”》（2005年4月28日）●《河北官員談聶樹斌冤殺案：調查一直進行難度太大》（2006年1月5日）●《聶樹斌案：沒有真相就沒有正義》（2007年8月30日）●《“真兇”上訴求增其罪 聶樹斌案絕處逢生》（2007年11月1日）●《聶樹斌案：最高法再審審查正在進行》（2007年11月8日）●《“聶樹斌案”翻案渺茫》（2009年11月12日）●《聶樹斌案：最高法院不可再推諉》（2011年9月22日）17年漫漫申訴路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是：受害人康家對于聶樹斌案的判決，早已申訴多年——甚至比聶樹斌家屬的申訴還早了整整10年。1995年3月，聶樹斌案在石家莊中院一審開庭，康家人作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出庭。庭上，康家人提出了對該案的五點質疑：1.現場衣物、場外衣物、自行車擺放位置以及現場痕跡等，均與罪犯作案時間、過路行人的干擾不能吻合；2.受害人康某生前曾習防身術，聶樹斌正常狀態下難以制服康某并予以殺害；3.康某的門牙脫落；4.遺體和衣物不在同一地點，懷疑案發現場非第一現場；5.懷疑是雇兇作案。庭審中，康家人還曾質問聶樹斌，“是否是受人指使作案？”但法官以“這些事不屬于你問的事”，制止了康家人的發問，對康家的五點質疑也未予重視。康家人在申訴材料中回憶：聶樹斌案的庭審中，聶樹斌的辯護人張景和只是說了類似“孩子年青，從輕處罰”的話，并做了受害人康家的工作，表示聶家可以多賠些錢。1995年3月15日，石家莊中院一審判處聶樹斌死刑，同時判處賠償受害人家屬喪葬費等計2000元。聶樹斌以量刑過重提出上訴，而受害人康家也以一審法院未能查清案件的諸多疑點、民事賠償過低，上訴至河北省高院。一個月后，河北省高院不開庭審理此案，維持了一審法院的判決。1995年4月27日，未滿21歲的聶樹斌被執行槍決。受害人康家主張的6萬元民事賠償等訴訟請求，亦被一并駁回。此后，康家開始了長達17年的申訴之路，據康家人描繪：僅截至2007年，康家就已“申控三十余次”，其間歷盡艱辛。2005年初，河南警方抓獲嫌犯王書金，聶樹斌案出現“一案兩兇”，輿論嘩然。聶樹斌父母在得知兒子可能并非真兇后，開始和康家一樣，走上了漫漫申訴之路。弱弱相欺的結局？一直隱忍的康家突然提起對聶家的訴訟，讓長期關注聶案的人士倍感遺憾：曾經目標一致的兩個家庭，竟轉為弱弱相欺。據河北當地法律界人士透露：受害人康家的申訴案，也一并歸由河北省高院負責聶樹斌案申訴的法官王琪負責。起初，外界推測，目標一致的聶、康兩家，必然也會攜手推進聶案的申訴，并很快獲得成功，但世事難料。康家人回憶：2006年10月，自聶案出現“一案兩兇”后，康家人第六次向河北省高院遞交“王書金、聶樹斌誰是真兇”的申訴材料，要求給出誰是真兇的結論。3名法官收下了康家的材料，答應轉交院長，承諾兩個月內答復。在此前后，聶樹斌家屬亦將該案申訴至最高法院。2007年11月，最高法院函復聶母張煥枝，稱該案已函轉河北省高院處理，請張與該院聯系。此后4年多的時間里，每個月，張煥枝至少都要跑一次河北省高院，但迄今沒有結果。2007年7月31日，河北省高院二審不公開審理了王書金案。庭上，王書金對未被納入公訴的“西郊玉米地案”供認不諱。但時至今日，河北省高院仍然遲遲未能作出二審判決。王書金的辯護律師朱愛民向記者證實，目前，王書金仍然被羈押于河北省廣平縣看守所。“聶家的申訴、康家的申訴、王書金案的二審——三條線索，像三條溪流一樣，都匯集到了河北省高院”。在石家莊，被害人康某年過七旬的父親，仍在為女兒被害一案奮筆書寫申訴材料——在其家中，17年間的各種申訴材料已從地面堆到了屋頂，足有2米多高。聶、康兩家雖均申訴多年，但康家一直對媒體采訪及外界法律幫助極為謹慎，而聶家的申訴卻非常倚重媒體和律師，其間，不免有提及康家人隱私的言辭。對于聶家的申訴，康家一度也樂見其成，但隨著時間推移，申訴無果的康家人，逐漸無法容忍自己家庭被屢屢提及，終于在2011年底發起對聶家家屬、律師和媒體的訴訟。2012年2月2日，下午，聶樹斌的母親張煥枝又一次來到河北省高院。聶案的主辦法官，一如4年多前，和氣地向67歲的張煥枝表示：“再等一等”，“法院并沒有放棄工作，肯定會有一個結果的”。同日，受害人康某的家人也致電河北省高院，詢問申訴進展，得到的，是與聶家類似的答復。聶樹斌案疑似真兇王書金二審開庭

第五篇：聶樹斌案被害人康菊花的父母起訴姓名權名譽權侵權案

聶樹斌案被害人康菊花的父母起訴姓名權名譽權侵權案

2013年1月28日上午，“聶樹斌案”被害人康菊花隱私名譽侵權案在石家莊市井陘礦區人民法院開庭，康菊花的父母將包括聶樹斌母親在內的7名當事人告上法庭。聶樹斌的申訴代理律師劉博今律師因私人原因也沒有來到出庭現場，但其助理石玉成律師在庭審后表示，劉博今作為聶樹斌申訴案的代理律師，在整個申訴過程中并不存在對受害人康菊花侵權的事實和故意，在涉及原告方親屬的文字中也未涉及侮辱、誹謗等內容，這些文字也都沒有

[3-4]超出過一、二審判決書的范疇，不構成對受害人的侵權。審判庭宣布2月1日將宣判。2013

年4月3日，石家莊市井陘礦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劉博今律師及其他被告不構成對受害人的侵權，判決駁回原告康某、尹某的訴訟請求。判決后，原告康某、尹某依法提起了上訴。2014年4月8日上午9時，該案在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開庭審理。上訴人康某、尹某到庭參加訴訟，被上訴人劉博今本人未到庭，其助理石玉成律師、被上訴人朱愛民律師、以及被上訴人法制網的代理人依法到庭參加了二審訴訟。上訴人在庭審中情緒激動，多次打斷審判員及被上訴人發言。目前二審判決尚未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