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偵查中心主義”到“審判中心主義”

審判中心主義，是指在刑事訴訟各階段之間的關系問題上，將刑事審判階段作為整個刑事訴訟的中心，偵查、起訴等審判前程序則被視為審判程序開啟的準備階段；只有在審判階段，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才能得到充分的維護，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問題才能得到最終的、權威的確定。

2014年10月30日，國新辦舉行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的重大意義等情況新聞發布會。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姜偉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這是落實刑事訴訟法“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基本原則的重要舉措。按照法律規定，案件偵查終結的證據標準、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都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與審判階段作出有罪判決的證明要求是一致的。

姜偉指出，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要求從偵查環節開始，就必須全面、規范地收集、固定證據，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和證據經得起法庭調查、質證、辯論的檢驗，從源頭上防止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確保案件裁判的質量，有效避免冤假錯案。

陳光中、于增尊、卞建林：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理解與適用

文章來源：《法學家》2014年第1期

【摘要】 冤案是指已生效的裁判對無罪者判定為有罪的案件。冤案是最大的司法不公。冤案難以避免，但不能以此為借口而不加嚴防。為此，必須杜絕 刑訊逼供，保證辯護權的充分行使，運用證據準確認定案件事實，堅持疑罪從無原則，正確處理三機關關系，確保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關鍵詞】 冤案，刑訊逼供，辯護權，準確認定事實

公正是司法的核心價值，但并非所有案件都能實現公正。冤案就是最大的司法不公。最近在媒體上曝光的若干冤案，如浙江省張氏叔侄冤案、蕭山冤案，引起了社會關注，也引起了高層領導的關注。防止冤案是當前司法機關的重要任務之一，也是保障司法人權的標志性要求。本文就冤案若干問題略抒己見。

一、如何對待冤案的發生

（一）冤案的界定問題

對冤案的界定存在不同標準。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從賠償角度來定義冤案，比如新西蘭法律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指出：“在這個國家發生的下列情況將作為冤案而得到賠償：遭逮捕、羈押卻未受指控而釋放??”。[1]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詹姆斯·S·利布曼（James S.Liebman）教授就全美1973年1月1日至1995年10月2日這23年間死刑的適用情況開展研究，在其研究報告中，死刑錯判的認定標準是，死刑判決因為錯誤被推翻并經重新審理之后改判輕罪或無罪的案件。[2]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6款規定：“在一人按照最后決定已被判定犯刑事罪而其后根據新的或新發現的事實確實表明發生誤審，他的定罪被推翻或被赦免的情況下，因這種定罪而受刑罰的人應依法得到賠償，除非經證明當時不知道的事實的未被及時揭露完全是或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的緣故。”[3]根據聯合國的上述規定，結合中國實際，我們認為冤案是指已生效的裁判對無罪者判定為有罪的案件，即“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冤。”[4] 因為刑事訴訟是一個過程，從立案、偵查到起訴，從起訴到審判，后面的環節總是在審查、糾正前面的環節，程序尚未結束，就不能說是冤案。因此通常所說的錯捕、錯訴乃至一審的錯判均非嚴格意義上的冤案。只有如佘祥林案、杜培武案、李化偉案，以及近期發生的趙作海案、張氏叔侄案等，才是已生效裁判認定其為有罪而后平反的典型冤案。

司法實務中還存在這樣一個問題，有的案件程序進行得過于緩慢，甚至是在證據不充分、無法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時將案件先掛起來，盡管最后可能宣告被告人無罪，但作出判決的時間卻非常之久。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00年組織的“刑事訴訟法執法大檢查”中，發現了大量久拖不決、超期羈押的案件，這一問題仍然存在。如河北楊志杰涉嫌爆炸罪一案，被超期羈押7年后才被起訴，進入審判程序后又被關押了5年之久，最后檢察機關以證據不足為由作出了不起訴決定。[5]河南李懷亮案也是被關押了近12年才宣告其無罪。此類案件，即便被告人最終未被法院定罪，但長達十幾年的關押已經與有期徒刑的執行類似，公眾對他的社會評價也是負面的，他們是“無罪而受過”，因此這種案件不叫冤案也近似冤案。

（二）冤案多錯在事實認定上

司法實踐證明，冤案多錯在事實認定上。所謂事實認定上的錯誤，是指已生效裁判根據證據認定的案件事實與案件的客觀事實不一致或完全背離。或者是犯罪事實沒有發生，但判決認定發生了，如佘祥林案；或者是犯罪事實客觀上發生了，但行為主體不是判決認定的被告人，如杜培武案。

在中外的認識理論中，論者對“事實”大多持客觀存在說，認為事實是“事情的實際情況，實有的事情”。但也有一些學者不承認事實包括案件事實（案件本原事實）的客觀存在，認為事實總是與人的主觀認識相聯系的，其典型表述 如：“事實是認識主體—人所獲得的一種認識，也就是人所把握的一種知識形式??事實乃是對呈現于感官之前的事物的一種斷定。”[6]這種觀點把人的主觀認識與事實的客觀存在混為一談，顯然是一種主觀主義的理論。就刑事訴訟而言，犯罪事實是否已經發生，是誰實施的犯罪，如何實施犯罪等等，是不以辦案人員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辦案人員不能否認它、改變它，而只能發現它、認識它。辦案人員發現、認識案件本原事實的過程，就是證明的過程，或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的過程，而證明的唯一手段就是證據。因為案件對辦案人員來說永遠發生在過去，只能通過證據來再現過去的案件事實。當然對再現的案件事實需要用法律來衡量，例如發現了一具死尸首先要判明是他殺還是自殺，只有在他殺的情況下根據法律才可能存在犯罪，需要進一步立案偵查。偵查的結果可能是發現了真兇，也可能長期破不了案，在后一種情況下并不是客觀上沒有真兇，只是辦案人員主觀上還沒有發現真兇。辦案人員主觀上已經認定的真兇也可能是假“真兇”，如果這種認定成為已生效裁判的結論，就是冤案。冤案就是在收集、運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過程中發生了背離案件客觀事實的錯誤。如果像有的學者所說的案件事實必然要與辦案人員的主觀相結合，那就沒有案件事實真相，也沒有冤案可言了。然而，從司法實踐來看，諸多悲慘的冤案昭示了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美國一名冤案受害者曾經創作了一首感人至深的名為《你好，真相》的詩，其中寫道：“你好，真相！你一直在那里，卻有人對你視而不見，??你好，真相！他們在你與證據之間玩起捉迷藏的把戲，你已被謊言和欺騙所包圍，以致耗費漫長的時間才能找到你”。[7]可見，蒙冤人的內心是多么渴望真相大白！

（三）應當嚴防冤案的發生

冤案，特別是判處死刑的冤案，一方面是對無辜者權利的殘酷侵犯，另一 方面放縱了真正的罪犯，而且對司法公信力造成巨大的傷害。從理想的角度，我們希望任何一起冤案都不要發生，但處在現實的世界中，冤案又難以避免。古今中外，沒有哪個國家、哪個歷史時期從未發生過冤案，只是有多少的區別。一般而言，制度越民主、科學、法治，冤案就越少；反之，冤案就越多。冤案發生的多少與訴訟程序保障直接相關，但程序再完善，也難以完全避免發生冤案。

但是，承認冤案的客觀存在，并不意味著可以用時下學術界流行的所謂“可錯性”、“難免論”作為借口來推脫辦案者的責任，而不主動嚴防冤案的發生。相反，我們的任務是要通過制度的完善、辦案人員素質的提高和觀念的轉變等舉措，千方百計地防止冤案錯案的發生。兩大法系主要國家也不斷發生冤案，但他們大多會面對現實，將其視為改進本國司法制度的重要契機。例如，日本“世紀冤案”[8]的發生推動了偵查制度等多項變革，包括在全國10966個審訊室內安裝單向可視觀察鏡，并由新設立的審訊監督部門的人員在審訊室外監督審訊過程等；[9]加拿大“亨利案”的糾正推動了DNA認證操作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多項防錯機制的構建。[10]事實上，近年來我國一些冤錯案件曝光后，從中央到地方的公安司法機關是能夠積極面對的，也注意從中汲取經驗教訓以完善法律的規定，特別是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從多方面完善制度，以期防止冤案的發生。

理性對待冤案，還涉及對冤案中司法人員的責任追究問題。應當承認，冤案的發生，往往與司法人員的不同程度過錯有關，但也不能一概而論，要根據不同情況分別對待。因此，并非所有涉及冤案的司法人員都要承擔法律責任，只有在司法人員具有主觀過錯的情況下才能追究其責任。具體包括兩種情形：一是故意徇私枉法造成冤案；二是疏忽大意、沒有盡到謹慎義務，即因為瀆職 導致冤案。至于在辦案過程中的認識問題，不應作為追究司法人員責任的理由，因為只要是事實與法律的評價者、裁判者，都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只要其根據法律和案件證據確信被追訴人有罪就是依法履行職責的表現，而不應該追究其責任。至于有的案件司法人員曾主張無罪處理，只是迫于壓力服從領導決定，辦了冤案錯案，則更不應由其負責。

二、如何嚴防冤案發生

導致冤案的因素是錯綜復雜的，如何預防冤案，實難全面論述。但我們認為，轉變理念，切實貫徹“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真正樹立被稱為刑事訴訟中“皇冠之珠”的無罪推定意識，是有效防止冤案的前提條件。對此作者已著文論述，此處不贅。[11]本文主要結合我國冤案發生的實際情況，從以下幾方面談談冤案的預防問題。

（一）杜絕刑訊逼供

刑訊逼供，是人類司法文明的一大毒瘤。兩大法系的刑事訴訟制度史，都繞不開刑訊逼供這一重要問題。早在200多年前，貝卡里亞就指出，“這種方法能保證使強壯的罪犯獲得釋放，并使軟弱的無辜者被定罪處罰。??刑訊必然造成這樣一種奇怪的后果：無辜者處于比罪犯更壞的境地。”[12]美國加州伯克利警察局的一名前副隊長W.R．基德也承認，“在三級審訊之下，對犯罪嫌疑人而言只會發生三件事：1．告訴你你想要的一切。2．在暴烈的三級審訊之下發瘋。3．死亡。”[13]美國在近期的反恐中，對恐怖分子“合法”使用水刑之類的刑訊手段，也是舉世皆知的但是總體而言，隨著美國刑事法制的進步，刑訊逼供特別是肉體逼供已經不再是導致錯案的重要因素。根據美國學者安耶·拉特勒教授的一項針對205起錯案的分析，只有6.8％的案件涉及檢察官與警察的不當行為。[14]

我國過去發生的冤案中，幾乎都有刑訊逼供的影子，可謂“有冤案必有刑訊”。這與我國的案件偵破方式有很大關系。偵查機關總是習慣于走“破案捷徑”，從口供入手，然后以其他證據來印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進而得出有罪的結論；但無罪的人極少會承認自己有罪（除非是故意頂罪等例外情況），即便是真正的犯罪分子也會為自己開脫，于是偵查訊問人員就采用各種方法逼取口供。這是我國刑訊逼供屢禁不止的根源所在。

對于遏制刑訊逼供問題，公安部于1992年制定了《關于堅決制止公安干警刑訊逼供的決定》；最高檢于2001年發布了《關于嚴禁將刑訊逼供獲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為定案依據的通知》；“兩院三部”于2010年聯合出臺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和《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上述文件對防止刑訊逼供起到了較大作用。2012年《刑事訴訟法》則用多個條文構成“組合拳”，形成有力預防刑訊逼供的措施體系，包括：拘留、逮捕后應當立即將被拘留人、被逮捕人送交看守所羈押；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以后，偵查人員對其進行訊問，應當在看守所內進行；對嚴重案件的訊問采取全程同步錄音錄像以及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這些措施體現了立法機關杜絕刑訊逼供的決心和努力，客觀上也確實在遏制刑訊逼供方面起到了顯著作用，目前刑訊特別是表現為肉刑的刑訊現象已經明顯減少。但是也要看到，刑訊逼供仍未絕跡，特別是變相的刑訊逼供時有出現，因而不能放松警惕。特別需要指出，現行法律規定仍然存在漏洞，讓辦案人員有空子可鉆，舉其要者如，在犯罪嫌疑人進入看守所之前仍有實施刑訊逼供的可能；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的訊問如何合法進行，是否必須在指定居所內進行、是否需要同步錄音錄像等，刑訴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均缺乏明確規定；對于取保候審和在住處執行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有權傳喚到其所在市、縣內的指定地點進行訊問，在訊問中也可能發生刑訊逼供行為。這些程序漏洞如不及時修補，很可能削弱立法遏制刑訊逼供的效果。

（二）辯護權的充分行使

辯護權是被追訴人的核心權利，是實現司法公正、避免冤假錯案的有力保證。我國2012年刑訴法修改在辯護問題上作了很大的改進，如確認偵查階段律師的“辯護人”地位，完善會見程序，擴大閱卷權限，擴大法律援助適用的階段和案件范圍等。當前的問題在于，一方面要落實刑訴法關于辯護制度的新規定，另一方面要彌補現有制度的某些不足。

1．保證法定辯護權真正到位。新刑訴法生效實施后，各地公安司法機關對律師辯護活動更加重視，也給予了更大的理解和支持，如為律師閱卷、會見等活動提供更多便利、[15]在審查批捕等環節更加注重聽取律師的意見等，[16]使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能更好地發揮保障被追訴人人權、實現司法公正的作用。但從司法實踐來看，律師辯護質量仍然有待提高，辯護權的落實尚需不懈努力。

首先，辯護質量不高。羅伯特·奧爾遜在分析“正義流產”的原因時認為，其中一項就是辯護不力。“如果律師懶惰或者水平有限，就很難發現控方證據的漏洞，無法阻止冤案的發生。”[17]我國的律師數量仍不能滿足實際需要，但更主要的問題是律師專業素質參差不齊，有的律師職業能力有限，無法提供有質量的辯護服務。在法律援助案件中，律師責任心不強、怠于履行辯護職責，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其次，律師權利實際上受到一定限制，有時難以有效開展辯護活動。例如，由于偵查階段律師取證權的法律規定模棱兩可、相互矛盾[18]，使偵查階段律師的取證權遇到困難。又如，法律規定辯護律師有權申請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但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啟動程序不易，成功排除的更為少見。

更重要的是，公安司法機關的少數辦案人員對辯護制度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對辯護人警惕有余、信任不足，對合理的辯護意見不僅不采納，反而認為其影響懲罰犯罪而打擊辯護人，如此等等。近期發生的廣西北海四律師案就比較典型。[19]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剛剛實施，又發生在法庭審理中辯護律師被強行帶出法庭[20]或被處以司法拘留[21]，導致法庭上出現的不是控辯對抗而是審辯對抗的不正常現象。盡管律師隊伍中確有個別律師素質不高、自律不嚴，應當加強教育，但律師隊伍總體上說是值得信任的。不正確地對待律師辯護，是造成司法不公乃至鑄成冤案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因為如此，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指出，“公正司法是人民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題、任務和價值追求。這需要全社會形成合力，緊緊依靠法律界包括法學專家和律師，齊心協力，共同推進公正司法，落實依法治國的要求。”[22]一位常務副院長也撰文，稱律師“是實現公正審判、有效防范冤假錯案的無可替代的重要力量。”[23]

2．辯護律師的介入范圍需要擴大。順應辯護制度發展的時代潮流，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將辯護律師介入時間提前到了偵查階段，并將法律援助的范圍擴展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的案件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案件，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從防范冤錯案件的角度看，律師的介入范圍仍需擴展。一是要逐步擴大適用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圍。從案件性質上，強制辯護只適用于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極其嚴重的犯罪案件，這是受制于目前社會條件作出的限定。但隨著法律援助經費的增加，應當進一步擴大適用的案件范圍，使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受到免費的法律服務，減少這些案件錯判的可能。二是明確將死刑二審案件和死刑復核案件納入法律援助范圍。筆者一直認為，案情越重，辯護律師介入的必要性就越大。因此只要是死刑案件，從偵查階段一直到死刑復核階段都應當有律師參與，而且要有好的律師。根據刑訴法規定，被告人可能被判 處死刑的案件，如果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人，法院應當為其指定法律援助律師。但對死刑二審程序和死刑復核程序是否屬于“可能判處死刑”的情況，存在歧義。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一個批復中明確指出：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可能被判處死刑”的情況也應當適用于第二審，[24]但最高人民法院的新司法解釋中卻未重申此批復的內容。至于死刑復核程序中的法律援助問題，司法解釋從未作出規定。鑒于死刑判決后果的嚴重性乃至不可逆轉性，應當在法律文件中明確，在死刑二審案件和死刑復核案件中，如果被告人沒有辯護人的，法院應當為其指定法律援助律師。

（三）運用證據準確認定案件事實

正確運用證據是刑事訴訟的核心問題。依法定程序收集、審查判斷證據，準確認定案件事實，是實現司法公正，防止出現冤假錯案的關鍵性保證。

1．要全面、合法地收集證據。為保證實現司法公正，刑訴法第50條要求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但在辦案實踐中，有的公安司法機關及其辦案人員往往重打擊、輕保護，更重視收集不利于被追訴人的證據，而忽視有利于被追訴人的證據，甚至偽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例如，在李化偉殺妻案中，由于作案兇器上留下的指紋和現場足跡均與李化偉對不上號，辦案人員于是將案發現場提取的屬于重大破案線索的指紋、足跡全部隱匿起來；為解決犯罪嫌疑人沒有作案時間的問題，將原來的法醫現場勘驗結論推倒重來，作案時間被大幅度提前到中午12時許；以“給犯罪分子作證，是包庇罪”威脅欲為李化偉作證的人，迫使其改變證言。[25]又如在杜培武案件開庭階段，“杜培武把被刑訊逼供時的血衣穿在外衣里面，當庭出示了這件刑訊逼供的物證??然而，這件物證交給法庭后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就此消失 了??”。[26]應當說，如果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審判人員能夠客觀全面地收集、對待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證據，那么很多錯誤就會及時暴露，冤案也就不會發生。

2．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展示、質證。現代法治國家根據證據裁判原則的精神，為保證事實裁判者正確評價證據、準確認定案件事實，均要求在法庭上出示證據并經過控辯雙方的質證、辯論，這也就是所謂傳聞證據排除規則或直接言詞原則。

我國1996年修改刑訴法將庭審制度改革作為一大重點，改革措施之一就是強化控辯雙方在庭審階段針對證據的質證和對抗。此后多年來實物證據一般都能在法庭上出示，但是由于立法的缺陷，證人出庭率一直在低水平徘徊，檢察機關主要采取宣讀證言的方式，導致針對言詞證據特別是證人證言的當庭質證很難開展。為解決這一問題，修改后《刑事訴訟法》增加多個條文對證人應當出庭作證的情形、證人保護、作證補助等問題作了規定，相關解釋又做了細化。但目前來看，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證人出庭比例并無明顯提高。[27]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關鍵原因還是該法第187條對證人出庭三個條件的規定。按照此條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這一規定實際上賦予了法官決定是否通知證人出庭的裁量權。如果法官輕信詢問證人筆錄，而控方又對通知證人出庭不積極，哪怕辯方強烈要求，法官也可以拒絕通知證人出庭。

為切實減少乃至杜絕冤案的發生，必須明確，控辯雙方對于言詞證據有分歧并且影響定罪量刑，而辯方要求證人出庭的，一般應當讓證人本人出庭接受詢問。這樣做有利于向審判者揭示案件事實真相，防止無辜者被錯誤定罪。實 際上，證人不出庭是有利于控方而不利于辯方的，因為公訴人在開庭之前對有利、不利辯方的證人都有權進行詢問，而辯方在庭審前對部分證人沒有當面詢問、對質的機會，只能依靠在法庭上的詢問對證人不真實的證言進行辯駁。正因為如此，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款（戊）項規定，在判定對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時，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資格“訊問或業已訊問對他不利的證人，并使對他有利的證人在與對他不利的證人相同的條件下出庭和受訊問”。[28]

如果說防止冤案的最后一道防線是審判，那么防止事實錯誤的最重要程序就是將定案證據在法庭上出示并質證。越是重要的證據、越是控辯雙方有分歧的證據就越需要經過質證，越是言詞證據就越需要其提供者接受當庭質詢。也只有這樣，才能把我國的刑事訴訟結構從偵查中心主義真正轉變為審判中心主義。值得稱道的是，2013年10月14日至15日召開的全國第六次刑事審判工作會議強調，要逐步實行直接言詞原則，應當通知當事人有異議的重要證人、鑒定人到庭，從而彌補刑訴法在此問題上的缺陷。

3．正確把握證明標準，堅持疑罪從無。

第一，證明標準的把握問題。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在保留“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有罪證明標準的同時，對“證據確實、充分”作了三點解釋：一是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是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三是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細化有利于實務部門在辦案過程中的具體把握，但如何理解運用“排除合理懷疑”是保證案件質量的關鍵和司法實踐的一大難題。

有人有意無意地認為，采用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就是允許法官追求法律真實，不必將案件證明到確定的程度。這是對法律的一種誤讀。首先，從邏輯關 系上講，刑訴法修改對“證據確實、充分”的細化是為了增加證明標準的可操作性，“排除合理懷疑”雖是“證據確實、充分”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內容，但并非否定原有的“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其次，不能一提排除合理懷疑就簡單地按照西方95％的標準來把握，并據此套用西方理論否定達到確定性、唯一性的要求。況且在英美法系國家，對排除合理懷疑的具體標準也存在很大爭議。特別是對死刑案件，很多學者主張不能適用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其中的代表人物仙德（Sand）教授建議：“陪審團在決定是否對被告人適用死刑前應當重新衡量有罪判決的正確性。如果陪審團排除所有可能懷疑（beyond all possible doubt）地認定被告人有罪，那么判處被告人死刑。否則，應當對被告人判處死刑以外的其他刑罰。”“排除所有可能懷疑要求陪審團在死刑案件進入量刑程序前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必須達到絕對確定（absolutely certain）的程度。”[29]我們認為，我國《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排除合理懷疑”是指排除符合常理的、有根據的懷疑，不僅包括“最大程度的蓋然性”，而且包括結論之“確定性”、“唯一性”。通俗地說就是辦成“鐵案”、“零差錯”。一些重罪案件特別是死刑案件，只有對于犯罪事實已經發生、犯罪分子是誰等主要事實的證明達到確定無疑的程度，才能嚴防冤錯案件的發生。至于被告人實施犯罪的主觀動機以及其他與定罪量刑關系不大的情節則另當別論，因為主觀方面事實要證明到確定性確實很難。一些次要的情節要求都達到確實充分，實際上不可能，而且與訴訟效率價值相左。

就辦案實際情況而言，許多案件中對于主要事實、關鍵事實的證明達到確定性、唯一性是可以做到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105條第4項也指出：“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足以排除合理懷疑，結論具有唯一性”。聯合國《關于保護面對死刑的人的權利的保障措施》 第4條規定：“只有在對被告人的罪行根據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對事實沒有其他解釋余地的情況下，才能判處死刑。”[30]所謂“對事實沒有其他解釋余地”與結論唯一的標準是一致的。問題的關鍵不是無法證明到唯一性，而是在何種嚴格程度上把握這一標準。因為證明標準降低，就容易產生誤判，使得無辜者被定罪，進而影響司法公信力；反之，證明標準越高，疑案的數量就越多，就可能放縱真正的罪犯，而且放縱犯罪過多也會影響社會秩序的維護。不放縱罪犯與不冤枉無辜是一對永恒的矛盾，關鍵要看愿意付出何種代價，這確實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但總體而言，民主法治國家采取寧可放縱犯罪、不可冤枉無辜的價值取向。

第二，堅持疑罪從無而不是疑罪從輕。疑罪，包括因證據不足導致的事實疑罪和對法條適用存在疑問的法律疑罪。這里討論的疑罪僅指因證據不足導致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犯罪存在疑問的情況。如李懷亮涉嫌故意殺人案件，既有有罪證據，也有無罪證據，是典型意義上的疑案。根據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基于已有證據不能證實被告人有罪的，應當推定其無罪。我國古代就有“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31]的訓誡，《刑事訴訟法》第195條也規定，根據已經查明的事實，如果合議庭認為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但在司法實踐中，特別是故意殺人案件中，受種種因素制約，在罪與非罪存疑時法院往往不敢直接作出“從無”的認定，而是選擇疑罪從輕，采取一種降格處理、留有余地的判決。如趙作海案件，“對于殺人碎尸這類惡性案件，一般應該判死刑立即執行。但是當時合議庭合議后認為，這起案件尚存疑點，本著‘疑罪從輕’的原則，并沒有判決死刑，而是判了死刑緩期執行。”[32]疑罪從輕的做法與現代司法理念是背道而馳的，因為從輕建立在定罪的基礎上，只是在量刑時降格處理，實質上仍然是疑 罪從有、有罪推定。而且現在看來，留有余地的判決中確實有一部分屬于冤錯案件，某些案件之所以沒有發現錯誤可能是由于“死者未復活”或真兇尚未落網。

顯而易見，在疑案問題上采疑罪從無還是疑罪從輕，乃是產生冤案與否的關鍵所在。必須承認，不是每一個案件都能偵破。“命案必破”的要求不僅違背訴訟規律，而且強壓之下必然增加刑訊逼供和冤案的概率。面對不能偵破、不能查明事實真相的案件，只能在寧枉不縱或寧縱勿枉兩種相對立的價值取向中選擇其一。要充分認識到冤枉無辜的危害要比放縱罪犯大得多，不僅嚴重侵犯了人權，而且損害司法公正，破壞司法公信力。因此，在不枉不縱不能兼得的時候，應當選擇寧縱勿枉，對“疑案”堅決作出“從無”的裁判。只有這樣，才能有效防止冤案的發生。

（四）正確處理三機關關系，確保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憲法》第135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此項憲法原則是總結我國司法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三家合一家”造成許多冤案的慘痛教訓而確定的。三機關的關系中，分工負責是前提；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并重，是辯證的對立統一。但在實踐中出現的偏向是重配合、輕制約；三機關各自把關不嚴，對其他機關的辦案質量瑕疵又不能堅持原則地加以糾正，導致偵查中的錯誤無法在起訴、審判程序中得到糾正。這是冤案錯案的一個重要成因。

還應指出，三機關的關系不限于《憲法》第135條的規定，更重要的是《憲法》第126條、第131條的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之所以將審判獨 立、檢察獨立作為憲法性原則加以規定，是由司法不同于行政的特點以及司法運行的規律所決定的，是保證法律嚴格實施的需要，公正司法的需要，維護司法公信力和權威性的需要。其中審判獨立更是全世界法治國家通行的重要原則。如果法院不能獨立行使職權，就無法在控辯雙方之間維持中立，無中立就無公正，就不可能嚴防冤案錯案的發生。

但在司法實踐中，不僅法、檢、公三機關的關系往往不能正常展開，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更難以得到確保。為此，應著重解決以下三個問題：

1.黨委政法委領導司法工作的方式需要改進。近些年發生的一些冤案，或多或少的都與黨委政法委的不當介入有關。特別是政法委召集公檢法三家開會協調辦案、拍板定案，辦案效果往往適得其反。例如，在佘祥林案件中，在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發回重審之后，荊門市委政法委召開了由荊門市法院和檢察院、京山縣政法委和有關單位負責人參加的協調會議，決定對佘祥林判處15年有期徒刑，從而導致了“亡者歸來”冤案戲劇性地發生。在案件糾正后召開的“湖北省政法工作座談會”上，荊門市委政法委認為佘祥林“殺妻”冤案的教訓是十分深刻的，其中第一項就是“要深刻汲取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主要是指導、協調、督促政法部門開展T作，支持、監督政法部門依法獨立行使職權”。[33]

堅持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是完全必要的，但具體的領導方式有待改進，特別是政法委協調辦案、拍板定案，原則上應當取消。中央政法委書記也指出，“要進一步理順黨委政法委與政法各單位的關系，支持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支持政法各單位依照憲法和法律獨立負責、協調一致地開展工作，履行好黨和人民賦予的職責使命。”，2．正確處理被害人及其家屬的訴求。在刑事案件特別是故意殺人等嚴重刑 事案件發生后，被害人及其家屬遭受犯罪行為侵害，具有強烈的追訴欲望。如果公安司法機關不能理性對待、正確處理這種訴求和壓力，就可能釀成冤案。如佘祥林案之所以政法委出面協調，就與“死者”張在玉親屬上訪要求嚴懲殺人兇手的壓力有關。河南李懷亮案件中，法院甚至為被害人親屬出具了“死刑保證書”。正確處理被害人及其家屬的訴求，一方面要求公安司法機關必須頂住壓力依法辦案，特別是法院的有罪裁判必須嚴把事實關、證據關；另一方面公安司法機關必須做好相應的安撫救濟工作，向被害人及其家屬宣傳疑罪從無的道理，防止出現“冤平而事不了”的局面。另外應當盡快制定刑事被害人救助法，幫助被害人及其家屬擺脫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陷入的生活困境。

3．理性對待社會輿論。與來自被害人家屬的壓力類似，可能導致司法機關無法獨立做出正確處理的還有來自社會輿論的壓力，也就是俗稱的“民憤”。特別是當今社會進入自媒體時代，借助網絡與新聞媒體的宣傳，社會輿論的影響日益巨大，黨政機關和司法人員的壓力空前增加，使得司法人員對某些疑案不敢下決心做無罪處理。前德國聯邦最高法院院長漢斯-約爾根·帕皮爾也承認：“現在的媒體公共報道和評論產生一種壓力，不僅政治家在決策時無法避免它，它也會對法官和法院產生影響。政治家為了迎合民意，有時也會向法院提出他們的期待，從而給法官造成更大的壓力。”[35]

應當清醒地看到，涉及刑事案件的社會輿論存在諸多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一是非理性。作為輿論參與者的個人往往不是根據案件事實與法律規定表達自己的觀點，而是結合自己的經歷、感情表達觀點。二是偏頗性。自媒體時代公眾對案情的了解主要基于各種報道和網絡爆料，獲取信息的完整度、可信度存在很大問題，作出的評論難免偏頗。三是易變性。隨著網絡爆料和新聞報道的進一步展開，輿論可能會在被追訴人和被害人之間來回傾斜。

為保證公正司法，必須理性對待社會輿論。一方面，要看到社會輿論的形成是公民行使言論自由權的結果，也是其道德情感的一種宣泄，應當予以尊重并擇其善者而納之。另一方面，要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努力培養全社會的法治思維，對社會輿論予以正確引導，提高其法律理性成分。現在強調辦理案件要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其中社會效果的重要標志就是輿論。但如果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無法兼顧，則必須堅持法律效果優先，不能為遷就社會效果而違反法律底線作出疑罪從有的處理。

總之，要通過各種措施確保獨立、公正司法，使法院、檢察機關敢于直面各種壓力，以“天大地大不如法大”的信念依法獨立行使司法權。這才是嚴防出現冤案的正道。

【注釋】

[1]轉引自趙琳琳：《刑事冤案問題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5頁。

[2]See James S.Liebman, The Overproduction of Death, 100 Colum.I.Rev.（2000），p.2030.[3]《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盟內》，載聯合國人權網，littp://www.tmdps.cn/CH/Issues/ Documents/International_ Bill/3.pdf,2014年2月14日訪問。

[4]王充：《論衡》

[5]參見晏耀斌、劉憲明：《超期羈押：有罪無罪關十年》，《法律與生活》2003年第15期，第2-6頁。

[6]彭漪漣：《論事實—關于事實的一般涵義和特性的探討》，《學術月刊》1991年第11期，第13-42頁。[7][美]特蕾莎·馬丁內斯-莫爾韋恩主編：《你好，真相！蒙冤者的告自和他們的故事》，陳效、苑寧寧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頁。

[8]1990年5月12日晚，日本櫪木縣足利市一名父親玩彈子機時，4歲的女孩真美在停車場失蹤。次日，真美的尸體在離彈子機房500米的河邊被人發現，衣服散亂在周圍，還有被猥褻的痕跡。1991年12月2日，住在該市的幼兒園巴十司機菅家利和以“猥褻綁架目的殺人”嫌疑被逮捕，主要根據是真美內衣上殘留的體液和在管家垃圾中找到的紙巾上的體液DNA一致。1993年7月，法院依照控方求刑，判處菅家利和無期徒刑，二審維持原判。在上訴至最高法院之后，日本最高法院于2000年7月作出維持原判的判決。2008年2月，管家利和向東京高等法院提出再審請求，東京高等法院于2008年底決定重新進行DNA鑒定。鑒定結果顯示菅家利和與兇手的DNA不相符，2009年6月初菅家利和被宣布無罪。由于該起案件是日本首例因DNA鑒定引發的錯案，因此在日本引起了廣泛關注，甚至有媒體稱該案為日本的“世紀冤案”。參見《DNA鑒定引發的日本“世紀冤案”》，《晚報文萃》2010年8期，第42-45頁。

“以審判為中心”的概念、目標和實現路徑

時間：2015-01-14 10:19:00作者：新聞來源：人民法院報 評論投稿打印轉發復制鏈接小|中|大字號 分享到：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要“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嚴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審查、運用證據，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 作用”。這一段論述，明確了以審判為中心的目標、任務、措施。但是，《決定》發表后，公、檢、法、司各部門以及社會各界，對以審判為中心的認識、理解眾說紛紜：有的說今后的刑事訴訟主要是看法院的，公安、檢察、律師辯護無所謂了！有人說以審判為中心是法院勝利了，檢察院失敗了，公安完蛋了！更有人說，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階段論告辭了，要轉向“中心論”了！還有人說，貫徹以審判為中心，重點就要放在檢察院了，公訴的質量決定著審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鑒于此，如何對“以審判為中心”進行解讀呢？筆者簡論如下。

概念

筆者認為，以審判為中心，是在我國憲法規定的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前提下，訴訟的各個階段都要以法院的庭審和裁決關于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要求和標準進行，確保案件質量，防止錯案的發生。

以審判為中心不是顛覆“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亦即“中心論”與“階段論”是辯證的統一，二者并不矛盾。總書記在關于《決定》的說明中明確指出：“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檢、法三機關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各司其職、互相配合、互相制約，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訴訟制度，必須堅持。”因此，偵查、起訴等審前階段，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前提和基礎，要實現以審判為中心，脫離了偵查、起訴等環節，審判就成了空中樓閣。所以，必須在堅持階段論的基礎上加強審判。

以審判為中心的實施主體，不僅僅是人民法院，而是由法院、公安、檢察、辯護律師形成合力，才能貫徹實施以審判為中心。就整個訴訟法律關系而言，尤其是庭審的成功與失敗，它是控、辯、審三種職能的總和，缺少任何一方，這一訴訟就是一個不完整的訴訟，就是一個失敗的訴訟。從這一意義而言，以 審判為中心是一個綜合指標，是一個綜合公、檢、法和辯護律師正能量的合成。

以審判為中心的內涵和要求，是控、辯、審三種職能都要圍繞審判中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的標準和要求而展開，法官直接聽取控辯雙方意見，依證據裁判原則作出裁判。其內涵有三：一是審前程序的偵、訴兩種職能，即公安和檢察機關要形成合力，執行控訴職能；二是要充分發揮刑事辯護職能的功能和作用，堅持有效辯護、實質辯護，充分行使訴訟權利；三是審判法官要堅持審判中立原則，做到兼聽則明，認真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嚴格依法斷案，作出公正裁判。以上三種職能的發揮，其中關鍵是堅持證據裁判原則，堅持做到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

目標

所謂目標，就是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價值目標，其總目標，總書記在《決定》的說明中解釋指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目的是促使辦案人員樹立辦案必須經得起法律檢驗的理念，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檢驗，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項改革有利于促使辦案人員增強責任意識，通過法庭審判的程序公正實現案件裁判的實體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錯案的發生。”

根據這一論述，筆者認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目標，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理解：一是總目標是通過法庭審判的程序公正實現案件的實體公正，或曰其總的價值目標為司法公正；二是直接目標是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或曰庭審的決定權；三是間接目標是促使樹立辦案必須經得起法律檢驗的理念，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檢驗，這兩個檢驗其實就是現代刑事司法理念。對 于刑事裁判的功能和作用，必須用現代司法理念來理解，它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關卡，它對整個社會起到一種引領作用。因此，它必須具備公平、正義的價值，要實現這種價值，就必須堅持以上“兩個檢驗”。

任務

總書記在《決定》說明中指出，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有利于促使辦案人員增強責任意識，通過法庭審判的程序公正實現案件的實體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錯案”。由此可見，以審判為中心的總任務有利于實現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錯案。在完成這一總任務的過程中，應當重點把握以下幾個關鍵環節。

第一，規范偵查行為，嚴格取證規則，為公正審判打下堅實的基礎。

偵查是訴訟的第一道工序，是審查起訴和法庭審判的前提和基礎。由此，偵查環節的功能作用不言而喻。筆者認為，必須推進嚴格執法，做到以下幾點：一是偵查中拘留逮捕必須送往看守所羈押；二是訊問必須在看守所進行；三是訊問的方法要由剛變柔；四是訊問全程錄音錄像；五是偵查模式必須由“口供為本”轉向“物證優先”和“實物證據為本”；六是調整辦案程序，先取證后訊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必須堅持執行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嚴禁刑訊逼供的機制，一是對證據的收集必須做到不得強迫自證其罪；二是對非法證據一定要排除；三是訊問要全程錄音錄像。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打牢刑事訴訟的基礎，才能從根本上防止刑事錯案。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偵查，即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還存在問題。當前，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中，必然要改革自偵案件的偵查模式和方法，以適應以審判為中心之需要。檢察機關必須進一步轉變觀念，加快實現從“由供到證”到“由證到供”“以證促供”“供證結合”的模式轉變，弱化口供對案件偵查的決定作用，更加重視偵查活動中以客觀證據為核心。與“由供到證”式偵查模式只需要在室內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相比，“由證到供”模式會涉及更廣泛的偵查空間和復雜的偵查操作，因而也就需要各方面的司法投入。今后檢察機關應當加強對偵查人員的思想教育和業務培訓，切實轉變執法觀念，不斷優化偵查隊伍的專業結構，并應堅持科技強檢，增加偵查工作的技術含量，強化秘密偵查措施和技術偵查手段的規范運用，充分發揮科技手段在職務犯罪偵查工作中的作用，利用新的技術裝備及時發現、收集、固定各種證據，擺脫對口供的過分依賴。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決定》中提出的“確保案件處理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的目標。

第二，審查起訴、提起公訴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中間環節，也是防范冤假錯案的屏障。因此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必然要求檢察機關提高公訴質量，把好出現刑事錯案的關口。

公訴檢察官應當從庭前證據審查和庭上舉證辯論兩個方面尋找改善工作的切入點：首先，應當更加重視庭前的證據審查工作，對證據的客觀真實性、與案件的關聯性、取得證據的合法性進行全面、細致、嚴格審查，充分考慮證人出庭作證可能引起的證據變化和對案件定罪量刑產生的影響，圍繞案件焦點做好出庭應對準備。其次，庭審實質化使得庭審活動更具對抗性和不可預測性。公訴檢察官必須不斷增強業務素質，提高交叉訊問能力和當庭應變能力，真正通過扎實的證據和嚴密的論辯，履行好對犯罪的追訴職能。

第三，庭審是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核心，更是以審判為中心的關鍵環節。

所謂庭審中心主義，根據全國第六次刑事審判工作會議的文件稱：審判案件以庭審為中心，事實證據調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辯論在法庭，判決結果形成 于法庭，全面落實直接言詞原則，嚴格執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我們要按司法規律辦案，要全力維護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裁判，尤其是要清醒地認識到，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不只是走程序或辦手續，人民法院的庭審是刑事訴訟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刑事訴訟的結果。庭審過程和結果的價值目標是公平和正義，審判的親歷性、中立性、程序終局性決定了我們必須堅持以審判為中心，公檢法三機關在訴訟中的職能和職責，并非平分秋色，不是做什么飯就吃什么飯，端什么飯就吃什么飯，更不能形成什么弱勢的法院。司法規律和訴訟規則要求必須堅持庭審中心主義，以實現真正的司法獨立。只有這樣，才能把審判定位為最后一道防線，形成的裁判才具有權威性。只有這樣，人民群眾通過庭審才能感到審判的公平和正義！

為落實以審判為中心，公檢法如何應對這一歷史性變化，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和研究。筆者認為要從四個方面入手：

一是培育現代司法理念，準確為審判權定位。應該說庭審是刑事訴訟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實現公平正義、防止錯案的最后一道防線，最后的決定，生效裁判必須具備既判力和權威性。人民法院的庭審必須排除一切干擾，獨立審判，只服從法律。長期以來，個別人主張以偵查為中心，以監督為借口，無視審判，從而形成弱勢的審判，這與現代司法理念不符，也是違背司法規律的。

二是堅持對抗式訴訟模式。即法官居中，控辯平等。審判長是一庭之長，要領導法庭、指揮法庭、控辯雙方聽從法庭指揮，要準確為自己定位，尤其是在訴訟法律關系上，作為執行控訴職能的控方與辯方是平等甚至是對等，刑事庭審程序的安排上，也是把最后陳述這一權利交給了被告方。

三是要正確處理庭審的公訴職能和法律監督職能，人民檢察院的審判監督只具有建議性和事后性，在庭審過程中，尤其在法庭上，不能借口法律監督而 影響庭審進行，因此，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三條規定：“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有權向人民法院提出糾正意見。”何時提出糾正意見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五百八十條第三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對違反程序的庭審活動提出糾正意見，應當由人民檢察院在庭審后提出。”特別強調要以檢察機關的名義提出，還要向檢察長報告后才能提出。

四是審判為中心對控辯雙方參與公訴以及證據的運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提高出證、質證能力。實現證據出示、辨認、認證各個環節的直接性、言詞性，嚴格限制書面審理的傳統做法。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從根本上改變了對書面證言和鑒定結論質證的傳統方法與做法。(2)律師辯護的實質化應當引起公訴機關的高度重視。(3)證明標準中“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要求一切以庭審為標準。(4)正確處理“在卷證據”與“在案證據”的關系，要從“在卷證據”轉向“在案證據”。以庭審為中心，倒逼檢察機關對證據正確審查與運用，要從三方面著手改革：一是審查范圍從“在卷證據”擴大到“在案證據”，只審查書面證據已經不符合實際需要；二是審查方式從“書面審查”轉向“親歷性”審查；三是倒逼公訴機關必須緊緊抓住證據的合法性，深入審查排除非法證據。

第四，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必然要求刑事辯護工作實現實質化。

刑事辯護是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辯護職能是近現代刑事訴訟三大職能之一，而且是不可缺少、更不可忽視的一種訴訟職能，更是防范刑事冤假錯案的一支重要力量。刑事辯護制度貫徹情況，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尊重和保障人權、民主與法治進步與否的重要標志。

當前，我國的刑事辯護工作距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民主與法治的進程，還有相當差距：一是刑辯不到位，尚有50%至70%的刑事審判辯護律師缺位；二是到位的刑事辯護尚未達到實質化，實體辯護和程序辯護均殘缺不全；三是法律 援助工作還處在艱難的推進中，缺人、缺錢、缺經驗，無效辯護制度尚未建立。

實現刑事辯護工作實質化不僅要建立健全案件的實體辯護，而且要完善案件的程序辯護，以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為目標，全面推進刑事辯護工作。刑事辯護實質化的要求，就是要確立有效辯護制度。有效辯護包括以下三層意思：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為刑事訴訟的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應享有充分辯護權；二是應允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請合格的辯護人為其辯護；三是國家應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充分行使辯護權，設立法律援助制度，確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律師幫助。

從“偵查中心主義”到“審判中心主義”

王琳 《 中國青年報 》（2014年11月07日

02 版）

比起文件的洋洋灑灑數萬言，民眾對于法治的認知，可能更多地還是來自鮮活的個案。近年來，冤假錯案頻現報端，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十八屆四中全會就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推出了一個系統化的升級，自然也關注到了防冤糾錯問題。《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嚴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審查、運用證據，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這段論述正是要借助制度改良去實現防冤糾錯。所謂“以審判為中心”，直指法制建設初期的“以偵查為中心”；“保證庭審發揮決定性作用”，則意在防止偵查環節的“破案”成為“決定性”環節。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刑事司法是一條從公安到檢察院再到法院的流水作業線。也有學者曾用“公安做飯”、“檢察端飯”、“法院吃飯”來形容三家的不同分工。所以，公安方面會出現一抓獲犯罪嫌疑人就立即召開“××大案破案立功授獎大會”這類情形。也正因為“做飯”的公安方面太過強勢，檢、法兩家在很多時候就難以對公安的偵查工作形成真正的制約，冤假錯案才有了滋生的土壤。

1979年頒行的刑事訴訟法的職權主義色彩濃厚，在“公檢法流水作業”的模式中，我們甚至很難看到辯方的影子。但經過1996年和2012年兩次刑事訴訟法大修，我國的刑事司法模式，已從當初的“公檢法流水作業”向“控辯審三角架構”大踏步邁進。以前，公安逮到了人就直接稱“人犯”；現在，連普通人都知道，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審判并確定某人有罪之前，應視其為無罪——在偵查階段，哪怕真是案犯，也只能稱其為“犯罪嫌疑人”；在審判中，則稱為“被告人”。刑事司法的主要任務，是在法庭上用證據證明嫌犯有罪，而不是在偵查人員認定某人有罪之后，履行一個有罪判決的包裝。

“公檢法流水作業”之弊，常常通過一些個案集中顯現出來：審判并非中心，也非關鍵環節，一些地方的公安機關抓錯了人，當地法院認為判不了，卻有隱性制度協調法院按公安的意見來判。

在一些冤假錯案的反思中，全國媒體鋪天蓋地地報道，卻沒能促使這些個案進入再審程序。媒體介入個案報道，常被指責為媒體審判或輿論綁架，這些 個案的重審之難讓我們真實地看到了媒體監督的乏力。由此看來，預防和糾正冤假借案，主要仍靠制度本身的改良。

今年年初，總書記在中央政法工作會上提出了“100-1=0”的司法理念。100宗個案，99個都實現了公正，但只要有1宗個案存在錯誤，對該案的苦主而言，都是100%的傷害。1例司法不公，都可能給司法的整體公信力帶來致命的影響。

每一宗個案都關乎民生與民權，“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是司法具有權威和公信的基礎。當然，全世界所有國家都不可能在所有個案中都做到百分之百的公正。有冤假錯案其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存在不斷制造冤案的土壤，以及明知個案有冤，卻得不到及時和有效的糾正。

從根本上看，關鍵的防冤糾錯，仍有待于制度本身的改良。去年7月,中央政法委曾出臺了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從執法理念、素質能力、工作作風、制度落實等方面,對執法、司法工作提出了嚴格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又頒布了《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最高人民檢察院也制定了《關于切實履行檢察職能,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的若干意見》,三家都在全力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但要看到，從過去的“以偵查為中心”向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以審判中心”轉變，仍需要一個過程。

尤其是，偵查部門嚴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審查、運用證據的能力，還遠不能適應現代刑事司法理念的需要。確保司法公正，一方面要預防冤假錯 案，另一方面也不能因為偵查的懈怠及偵查能力的欠缺，而導致大量案件無法偵破，或雖有嫌疑對象卻無法證明。所以說，“以審判中心”更重要的意義在于，促使偵查部門按照審判時的證據認定規則，去提升自身偵查水平和能力，并指導整個偵查行為的展開。

樹立和堅持以審判為中心的理念

2014-12-04 08:35:59 | 來源：人民法院報第二版 | 作者：陳學勇

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符合訴訟規律、符合司法規律、符合法治規律的發展目標，也是重塑刑事司法形象、重樹刑事司法權威的必由之路。各司法機關和辦案人員要樹立和堅持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理念，惟有如此，刑事司法工作方能達至總書記提出的“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

“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嚴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審查、運用證據，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了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方向——以審判為中心。這是黨從推進嚴格司法，保證公正司法，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現實需要和長遠考慮作出的改革部署。

總書記在今年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司法活動具有特殊的性質和規律，司法權是對案件事實和法律的判斷權和裁決權。”可見，在刑 事訴訟中堅持以審判為中心，根本上講是由司法審判的最終裁判性質所決定的，強調刑事訴訟各環節都要圍繞審判中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的標準和要求進行指控和辯護，取證、舉證、質證最后都要落到審判環節的認證上來，都要以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據規則、證明標準為指引。堅持以審判為中心，并不取決于人為的好惡，也不涉及各專門機關地位高低、作用大小等問題，它是程序法治應有的一個標準，更是法治社會應有的一種狀態。堅持以審判為中心，有利于加強司法領域的人權保障，有利于提高刑事訴訟的整體水平，有利于各司法機關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約、共同維護刑事司法公正。

切實貫徹無罪推定原則。無罪推定原則是當今世界各國法律普遍確認的刑事訴訟原則。無罪推定原則的涵義及范圍是開放性的，它要求司法辦案人員不能先入為主、主觀臆斷，通過一系列派生規則制約司法人員的權力，最大可能地防止無辜者遭受冤屈。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明確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一規定的基本精神就是訴訟程序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同時也是審判中心主義的體現。以審判為中心，切實貫徹無罪推定原則，關鍵是廣大刑事司法人員要徹底摒棄“重打擊、輕保護”、有罪推定、重刑主義等陳舊落后觀念，牢固樹立依法懲罰犯罪和依法保障人權并重的司法理念，在強化打擊犯罪的同時，更加注重規范和制約司法權力，不管是在偵查階段、檢察階段還是審判階段，直至法院依法判決有罪以前，都要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訴訟權利，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嚴禁采取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證據，嚴格依照法律規定和法定程序辦案，既要讓有罪的人受到公正合法的審判，也要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證據裁判原則是現代刑事訴訟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則。認定案件事實必須以經過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的證據作為根據。我國偵查程序、起訴程序、審判程序實行統一的刑事證據證明標準，要求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目的是促使辦案人員樹立辦案必須經得起法律檢驗的理念，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檢驗。以審判為中心，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要求在訴訟活動中，所有辦案機關和訴訟參與人，都要樹立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的意識，堅持嚴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審查、運用證據，確保偵查程序和公訴程序的辦案標準符合審判程序的法定定案標準，從源頭上防止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者違反法律程序的案件“帶病”進入審判程序，從而確保偵查、起訴的案件經得起法律的檢驗，防范冤假錯案。全面貫徹證據裁判原則，不僅要堅持有罪則判，而且要堅持疑罪從無。疑罪從無是無罪推定原則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貫徹證據裁判原則的必然要求。對于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應當堅決地理直氣壯地依法宣告無罪。要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于案件經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法律規定的非法取證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堅決予以排除，排除非法證據后定罪證據不足的，就應當依法宣告無罪。

保證庭審發揮決定性作用。庭審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的關鍵環節，是訴訟參與人參與訴訟活動、行使訴訟權利的主要場所。全會決定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就是要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保證庭審發揮決定性作用，這就要求辦案機關和訴訟參與人都要圍繞庭審開展訴訟活動，確保案件證據展示、質證、31 認證在法庭，證人、鑒定人作證在法庭，案件事實調查、認定在法庭，訴辯和代理意見發表、辯論在法庭，直接言詞原則體現在法庭，當事人及其辯護、代理律師的訴訟權利行使在法庭，公正裁判決定在法庭，裁判說理講解在法庭，等等。堅持以庭審為中心，關鍵在于推進庭審的實質化、克服庭審的形式化，重點在于防止將偵查、起訴中帶有明顯追訴傾向的意見簡單地、不加甄別地轉化為人民法院對被告人的有罪判決。堅持以庭審為中心，必須強化庭審中心意識，全面貫徹落實直接言詞原則、法庭辯護原則、司法中立原則、公開審判原則、集中審理原則，充分發揮庭審的功能作用。堅持以庭審為中心，必須強化程序公正優先觀念，嚴格依照法定程序辦案，使訴訟各方能夠圍繞定罪量刑問題，充分提出證據、發表意見，充分進行交叉詢問、開展辯論，充分發揮舉證、質證、認證各環節的作用，使庭審真正成為確認和解決罪、責、刑問題的關鍵環節。通過法庭審判的程序公正實現案件裁判的實體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錯案產生。

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是符合訴訟規律、符合司法規律、符合法治規律的發展目標，也是重塑刑事司法形象、重樹刑事司法權威的必由之路。各司法機關和辦案人員要樹立和堅持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理念，全面落實無罪推定、證據裁判、疑罪從無、非法證據排除等法律原則和制度，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惟有如此，刑事司法工作方能達至總書記提出的“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

推進“以審判為中心”改革的幾個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 陳光中

2015-01-21 08:40:56 | 來源：人民法院報第五版

編者按：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一系列司法訴訟改革舉措中，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處于關鍵地位，可以說牽一發而動全身。“以審判為中心”要求偵查、起訴和辯護等各訴訟環節都須圍繞審判展開，做到事實證據調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辯論在法庭，判決結果形成在法庭。與其不相適應的制度設計和工作慣性，均需作出調整和改變。毫無疑問，貫徹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將對防范冤錯案件、推進司法公正起到根本保障作用。目前，對于何為“以審判為中心”，如何推進“以審判為中心”，法學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尚有一些不清晰的認識，本報理論版繼上期刊出樊崇義教授的文章后，本期刊發陳光中教授的文章，對這一問題作進一步深入闡釋。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為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提出了一系列司法改革新舉措，其中“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特別引人矚目。

以審判為中心的內涵解讀

“以審判為中心”，訴訟理論界前幾年已有此提法，也有稱之為審判中心主義，是針對刑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過分看重案卷移送的偵查中心主義傾向而提出來的。《決定》提出的“以審判為中心”，我認為其內涵主要有兩個方面：

首先，是指審判在公訴案件刑事訴訟程序中居于中心地位。因為公訴案件的刑事訴訟分為互相聯系、先后銜接的偵查、起訴、審判和執行四大階段。其中，只有經過審判才能對被告人定罪量刑，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說明審判在實現刑事訴訟的懲罰犯罪任務方面具有結局性的作用。當然，立案和偵查為刑事訴訟之開局，其收集運用證據之質量關系到從源頭上保證案件審判質量，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審查起訴是把守案件審判質量的重要閘門，而且根據不告不理的現代司法原則和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檢察機關不提起公訴，法院是不得自行受理公訴案件進行開庭審理的。盡管如此，偵查、起訴畢竟都是為審判做準備的訴訟活動。而執行則是對法院審判結果——判決的兌現。可見偵查、起訴和執行都是圍繞著審判中心而展開的。

其次，是指在審判中，庭審（開庭審理）成為決定性環節。在庭審中，刑事訴訟各項基本原則，如公開、辯護等得到最充分的體現，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也得到最有效的行使。庭審要真正成為審判的決定性環節，必須使庭審實質化而不能流于形式。為此，既應當防止法官在開庭之前受到檢察機關移送至法院的案卷材料的影響，形成“預斷”；又應當防止在庭前會議上提前研究與被告人定罪量刑有關的實質性問題，以及強行解決非法證據排除問題，導致庭審功能前置；還應當注意規范法官的庭外調查活動范圍，防止庭審功能外移。總之，在庭審中，一定要做到控辯雙方平等對抗，法庭居中公正獨立地審理裁判。雙方舉證在法庭，質證在法庭，非法證據排除在法庭（必要時程序可相對獨立），辯論說理在法庭，進而使案件的公正裁判形成于法庭。正如《決定》指出的，要“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證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當然，以審判為中心重在第一審的法庭審理，因為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第一審應當全部開庭審理（有的依法不公開），第二審只是部分案件依法應當開庭審理，而且發展的趨勢是二審重在解決控辯雙方爭議的問題；死刑復核則不開庭審理。

基上可見，審判中心體現了刑事司法規律，是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是嚴格司法的題中之義，是對憲法、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的完善和發展。這里，需要強調指出，嚴格司法是此次《決定》提出的富有本土特色的新概念，意指對司法各個環節都應當嚴格規范嚴格要求，保證做到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通過健全制度實現三符合，即“事實認定符合客觀真相、辦案結果符合實體公正、辦案過程符合程序公正”，從而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探索貫徹直接言詞原則

審判中心必然導致探索貫徹直接言詞原則。該原則是大陸法系國家刑事訴訟的一項基本原則，是直接審理原則和言詞審理原則的合稱。直接原則的要求有二：一是法官（包括陪審法官）必須始終在法庭上親自接觸證據材料、直接感受證據材料。二是法官應當盡可能接觸原始證據材料，而不是第二手或者更遠離原始的材料。因為在訴訟中，法官對于案件事實的認定是以證據為根據的，唯有要求法官對于證據調查具有親歷性，要求證據盡可能具有原始性，才能使法官更準確地判斷證據和案件事實。言詞審理原則，又稱口頭（審理）

原則，“要求以言詞陳述或問答形式而顯現于審判庭之訴訟材料，法院始得采為裁判之基礎”。直接審理原則和言詞審理原則的綜合作用，就是通過公正審判程序保障實現實體審判公正，特別是通過庭審查明案件事實真相。

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沒有明文規定直接言詞原則，但是其中有的規定特別是司法解釋關于庭審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直接言詞原則的精神。不過目前證人出庭率非常低，辯護方的質證權無法保障，這個問題必須高度重視。坦誠地說，我國刑事訴訟法在證人出庭的規定上是有缺陷的，其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第一百九十條規定：“公訴人、辯護人應當向法庭出示物證，讓當事人辨認，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鑒定人的鑒定意見、勘驗筆錄和其他作為證據的文書，應當當庭宣讀。”這無異于是說證人是否出庭完全由法庭說了算，且承認了未到庭證人的證言筆錄具有證據能力，這是導致當前證人出庭率難以提高的致命傷。因此，必須遵照四中全會《決定》中提出的“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的要求，修改法律和司法解釋，大力提高證人出庭率，使被告人的對質權獲得有效保障。當然有人擔心，證人出庭多，證人可能改變證言，公訴人當庭陷于被動，并且拖延開庭時間，法院人力財力難以承受。但是我們切莫忘記，公正是司法的生命線，證人是否需要出庭應當以是否能實現庭審查明事實真相，保障訴訟當事人權利、實現司法公正為主要考量標準，而不能把訴訟效率放在第一位。公正和效率可以并提但不是并重。何況，我們并非要求所有案件的一切證人都出庭，而是從我國實際出發對此加以規制和貫徹。具體而言，我建議，在一審庭審時以下三種情況證人應當出庭作證：第一，在

非簡易程序案件（此類案件在基層法院約占三分之一）中，控辯雙方對重要證人證言有異議的證人；第二，被告人可能判死刑、無期徒刑的案件的重要證人，此類重刑案件，即便辯方無異議，也有必要讓重要證人出庭接受質證，以示慎重，以防證言失真；第三，法庭在其他情況下認為有必要出庭的證人。以上三種情況下法庭通知證人到庭，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到庭的，法庭可以強制其到庭作證，否則，其書面證言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

證人出庭作證還有一個問題需要研究，那就是近親屬出庭作證問題。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親屬和其他公民一樣，只要知道案件情況，“都有作證的義務”；而第一百八十八條規定，在法庭審理時，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享有不被強制到庭作證的特權。這樣的規定看似出于人道考慮，實際上是對被告人對質權的剝奪和人權司法保障的損害。修改之路不外兩條，要么在第六十條規定近親屬沒有作證義務；要么在第一百八十八條取消近親屬可以不出庭的規定。從走向現代化的趨勢來說應當作出第一方案的選擇，但對恐怖犯罪等個別犯罪案件可作例外規定。

完善辯護制度

對于被告人而言，在面臨著被定罪處刑的關鍵性審判階段，其辯護權應當得到充分和有效的保障。盡管2012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使辯護制度取得較大進步，然而我國刑事庭審中律師出庭辯護率仍然比較低，大約在30%左右，發達地區略高一些。試想，在法庭上公訴人對被告人進行強有力地犯罪指控，而辯護席上空蕩蕩的沒有辯護律師與公訴人進行針鋒相對的抗爭，庭審中的程

序公正和實體公正能夠實現嗎？我國刑事訴訟法將應當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形限于“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范圍明顯過窄。《決定》提出，“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擴大援助范圍”，在司法實踐中，已有一些地方為擴大法律援助范圍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例如浙江省人民法院一年前已將應當為被告人指派法律援助律師的案件范圍擴大到“被告人可能被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罰的”，以及“被告人作無罪辯護的”情形，從而大大提高了該省的律師出庭辯護率，這是值得稱贊和推廣的。我們應當通過立法和司法解釋修改盡快擴大法律援助范圍。還須強調指出，按刑事訴訟法關于死刑復核程序的規定，在該程序中允許被告人聘請辯護律師，但是沒有提供法律援助。我們認為被告人被指控的罪行愈嚴重愈迫切需要法律援助。在生命攸關的最后審判程序——死刑復核程序中，必須實行法律援助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對死刑案件的被追訴人提供全訴訟過程的法律援助是國際的通行做法。我國已批準加入的聯合國《關于保護死刑犯權利的保障措施》第5條規定：“任何被懷疑或被控告犯了可判死刑之罪的人有權在訴訟過程的每一階段取得適當法律協助后，才可根據主管法院的終審執行死刑。”

事實認定符合客觀真相

推進審判中心的改革主要是為了公正司法，嚴防冤假錯案發生，提高司法公信力。這就必須努力做到庭審所作出的“事實認定符合客觀真相”。案件事實客觀真相或者稱案件本源事實是指客觀存在的案件發生時的事實情況。它不以辦案人員的意志為轉移，辦案人員不能否認、改變案件的客觀真相，而只能對其加以發現、查明和認定。但是案件本原事實是過去發生的，辦案人員只

能以證據作為唯一手段來認定案件事實、還原案件事實真相。依據證據準確認定案件事實，這就是證據裁判原則之要義。這里需要明確的是，在刑事司法中事實認定符合客觀真相這一要求實際上僅指對被告人有罪事實的認定而言，即在證明標準上達到了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至于無罪的事實認定，能達到符合客觀真相固然理想，但是一部分案件的事實認定，屬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情形，無法達到符合客觀真相，只能按照疑罪從無原則作無罪處理，以免冤枉無辜。冤假錯案絕大多數錯在司法機關認定的案件犯罪事實不符合客觀真相。或者案件犯罪事實客觀上沒有發生，卻誤認定為存在犯罪事實，如佘祥林、趙作海“亡者歸來”的冤案；或者案件犯罪事實確實發生了，但錯誤認定了犯罪人，如張氏叔侄、呼格吉勒圖等冤案。可以這樣說，冤假錯案的具體情況是各色各樣的，而司法機關對案件事實的認定背離客觀真相則都是一樣的。美國一名冤案受害者曾經創作了一首感人至深的名為《你好，真相》的詩，其中寫道：“你好，真相！你一直在那里，卻有人對你視而不見，??你好，真相！他們在你與證據之間玩起捉迷藏的游戲，你已被謊言和欺騙所包圍，以致耗費漫長的時間才能找到你。”可見，蒙冤人的內心是多么渴望真相大白！

行文至此不禁要提及法律界多年爭論的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的問題。兩派的爭論雖論點紛呈，其焦點則在于公安司法機關認定案件事實是否有必要以及是否有可能符合客觀真相。由于訴訟證明的復雜性以及訴訟價值追求的多元性，筆者認為，在司法中法律真實應當有其適用空間，如特定情況下需要適用推定以解決爭議事實等；但客觀真實更不容否定，否則難以實現實體公正，嚴防冤假錯案的發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推進嚴格司法”一文中指出

“絕不容許脫離案件的客觀真相滿足于所謂的法律真實”。在我看來，此話與其說是介入學術爭論，不如說是對全國法官在辦案中如何運用證據認定事實的嚴肅告誡和警示。

審判中心主義如何實現？

2015-01-05 09:53:33 | 來源：中國法院網 | 作者：徐賢飛

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了“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對我國司法改革和刑事訴訟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結合2013年召開的第六次全國刑事審判工作會議提出的“審判案件應以庭審為中心”，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關于建立健全刑事冤假錯案防范機制的意見》和《關于加強新時期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工作的意見》等規范性文件提出的“牢固樹立庭審中心理念”，“兩個中心”已經成為刑事司法程序發展的基本方向。

一、什么是“審判中心主義”？

審判中心主義盡管在我國有立法上的規定，但是并不為司法實務人員熟知，對此也沒有形成比較統一的概念。但是，一般認為，審判中心主義意味著整個訴訟制度和活動圍繞審判而建構和展開，審判階段對案件的調查具有實質化的特征。相對而言，偵查是為審判進行準備的活動，起訴是開啟審判程序的活動，執行是落實審判結果的活動，也就是說偵查、起訴、執行都是為了使審判能夠進行或者落實審判結果，都是在圍繞審判在進行，因此，審判是整個訴訟活動的中心環節和核心活動。

審判中心主義與庭審中心主義是既有區別，又有密切聯系的兩個概念。審判中心主義主要是解決審判活動與偵查、起訴、執行活動的外部關系，即審判居于中心地位，而偵查、起訴、執行都服務、服從于審判。而庭審中心主義主要是解決審判機關內部如何進行審判活動進而對被告人定罪量刑問題，亦即審判案件以庭審為中心，事實證據調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辯論在法庭，裁判結果形成于法庭，全面落實直接言辭原則，嚴格執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兩者的密切聯系體現在：審判中心是庭審中心的前提和保障。因為只有樹立了審判的決定作用和核心地位，才能使偵查、起訴等活動服從于庭審活動。庭審中心是審判中心的邏輯推演和主要實現路徑。因為，“對于事實認定，審判中心相對于偵查中心的優越性，主要是通過庭審體現的，因此，確認審判中心，必然要在邏輯上推演出庭審中心”。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以庭審中心主義為基礎的審判活動，審判中心主義的訴訟地位不可能確立，審判的正當性和權威性也無以產生和存在。

審判中心主義是“偵查中心主義”或“案卷筆錄中心主義”的反動。偵查中心主義或案卷筆錄中心主義含義大致相同，是指我國現行刑事訴訟體制和實踐中，偵查活動以及由此形成的筆錄、卷宗在訴訟中實質上處于中心的地位，即偵查搜集的證據材料及認定有罪的案件對起訴、審判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這種體制下，法官普遍通過閱讀偵查機關的案卷筆錄開展庭前準備活動，庭審主要通過閱讀案卷筆錄進行，法院在判決書中甚至普遍援引偵查人員所制作的案件筆錄作為判決的基礎。因此，審判活動只是對偵查機關搜集的證據材料進行簡單的檢驗，沒有發揮應有的制約功能。顯然，偵查中心或案卷筆錄中

心，導致庭審“走過場”，違背了直接言詞原則。實行審判中心主義的核心要求是庭審實質化，庭審實質化的關鍵是讓偵查機關搜集的各類案卷筆錄、書證、物證等證據都要經過“呈堂”，在庭審聚光燈下充分“曝光”，通過訴訟各方的舉證、質證，充分發表意見，最后判斷證據的證明力。因此，要實現庭審中心，必然要改造庭審查證、認證方式，解決制約庭審中心的“軟肋”，防止庭審虛化。

庭審中心主義主要針對的是重大、復雜、疑難及被告人不認罪的一審案件。首先，案件事實比較簡單、爭議不大、輕微且被告人認罪受罰的案件，應實行簡易程序快速辦理，不宜也沒有必要實行庭審中心。其次，庭審中心是以一審程序為中心。相當于二審、再審等審級而言，一審是事實審，一審提供的證據信息具有可靠性、全面性、干凈性等特點，更能夠查明案件事實和認定證據。且從功能上看，一審是回應全部公訴與辯護主張的全面審理和充分審理，而二審及再審等是糾錯審，難以實現其保證案件質量的基礎性作用。因此，只要有堅實可靠的一審審理，案件質量即可保障。

“以審判為中心”的概念、目標和實現路徑

2015-01-14 09:26:13 | 來源：人民法院報第五版 | 作者：樊崇義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要“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嚴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審查、運用證據，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一段論述，明確了以審判為中心的目標、任務、措施。但是，《決定》發表后，公、檢、法、司各部門以及社會各界，對以審判為中心的認識、42 理解眾說紛紜：有的說今后的刑事訴訟主要是看法院的，公安、檢察、律師辯護無所謂了！有人說以審判為中心是法院勝利了，檢察院失敗了，公安完蛋了！更有人說，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階段論告辭了，要轉向“中心論”了！還有人說，貫徹以審判為中心，重點就要放在檢察院了，公訴的質量決定著審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鑒于此，如何對“以審判為中心”進行解讀呢？筆者簡論如下。

概念

筆者認為，以審判為中心，是在我國憲法規定的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前提下，訴訟的各個階段都要以法院的庭審和裁決關于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要求和標準進行，確保案件質量，防止錯案的發生。

以審判為中心不是顛覆“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亦即“中心論”與“階段論”是辯證的統一，二者并不矛盾。總書記在關于《決定》的說明中明確指出：“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檢、法三機關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各司其職、互相配合、互相制約，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訴訟制度，必須堅持。”因此，偵查、起訴等審前階段，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前提和基礎，要實現以審判為中心，脫離了偵查、起訴等環節，審判就成了空中樓閣。所以，必須在堅持階段論的基礎上加強審判。

以審判為中心的實施主體，不僅僅是人民法院，而是由法院、公安、檢察、辯護律師形成合力，才能貫徹實施以審判為中心。就整個訴訟法律關系

而言，尤其是庭審的成功與失敗，它是控、辯、審三種職能的總和，缺少任何一方，這一訴訟就是一個不完整的訴訟，就是一個失敗的訴訟。從這一意義而言，以審判為中心是一個綜合指標，是一個綜合公、檢、法和辯護律師正能量的合成。

以審判為中心的內涵和要求，是控、辯、審三種職能都要圍繞審判中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的標準和要求而展開，法官直接聽取控辯雙方意見，依證據裁判原則作出裁判。其內涵有三：一是審前程序的偵、訴兩種職能，即公安和檢察機關要形成合力，執行控訴職能；二是要充分發揮刑事辯護職能的功能和作用，堅持有效辯護、實質辯護，充分行使訴訟權利；三是審判法官要堅持審判中立原則，做到兼聽則明，認真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嚴格依法斷案，作出公正裁判。以上三種職能的發揮，其中關鍵是堅持證據裁判原則，堅持做到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

目標

所謂目標，就是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價值目標，其總目標，總書記在《決定》的說明中解釋指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目的是促使辦案人員樹立辦案必須經得起法律檢驗的理念，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檢驗，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項改革有利于促使辦案人員增強責任意識，通過法庭審判的程序公正實現案件裁判的實體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錯案的發生。”

根據這一論述，筆者認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目標，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理解：一是總目標是通過法庭審判的程序公正實現案件的實體公正，或曰其總的價值目標為司法公正；二是直接目標是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或曰庭審的決定權；三是間接目標是促使樹立辦案必須經得起法律檢驗的理念，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檢驗，這兩個檢驗其實就是現代刑事司法理念。對于刑事裁判的功能和作用，必須用現代司法理念來理解，它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關卡，它對整個社會起到一種引領作用。因此，它必須具備公平、正義的價值，要實現這種價值，就必須堅持以上“兩個檢驗”。

任務

總書記在《決定》說明中指出，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有利于促使辦案人員增強責任意識，通過法庭審判的程序公正實現案件的實體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錯案”。由此可見，以審判為中心的總任務有利于實現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錯案。在完成這一總任務的過程中，應當重點把握以下幾個關鍵環節。

第一，規范偵查行為，嚴格取證規則，為公正審判打下堅實的基礎。

偵查是訴訟的第一道工序，是審查起訴和法庭審判的前提和基礎。由此，偵查環節的功能作用不言而喻。筆者認為，必須推進嚴格執法，做到以下

幾點：一是偵查中拘留逮捕必須送往看守所羈押；二是訊問必須在看守所進行；三是訊問的方法要由剛變柔；四是訊問全程錄音錄像；五是偵查模式必須由“口供為本”轉向“物證優先”和“實物證據為本”；六是調整辦案程序，先取證后訊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必須堅持執行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嚴禁刑訊逼供的機制，一是對證據的收集必須做到不得強迫自證其罪；二是對非法證據一定要排除；三是訊問要全程錄音錄像。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打牢刑事訴訟的基礎，才能從根本上防止刑事錯案。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偵查，即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還存在問題。當前，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中，必然要改革自偵案件的偵查模式和方法，以適應以審判為中心之需要。檢察機關必須進一步轉變觀念，加快實現從“由供到證”到“由證到供”“以證促供”“供證結合”的模式轉變，弱化口供對案件偵查的決定作用，更加重視偵查活動中以客觀證據為核心。與“由供到證”式偵查模式只需要在室內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相比，“由證到供”模式會涉及更廣泛的偵查空間和復雜的偵查操作，因而也就需要各方面的司法投入。今后檢察機關應當加強對偵查人員的思想教育和業務培訓，切實轉變執法觀念，不斷優化偵查隊伍的專業結構，并應堅持科技強檢，增加偵查工作的技術含量，強化秘密偵查措施和技術偵查手段的規范運用，充分發揮科技手段在職務犯罪偵查工作中的作用，利用新的技術裝備及時發現、收集、固定各種證據，擺脫對口供的過分依賴。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決定》中提出的“確保案件處理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的目標。

第二，審查起訴、提起公訴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中間環

節，也是防范冤假錯案的屏障。因此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必然要求檢察機關提高公訴質量，把好出現刑事錯案的關口。

公訴檢察官應當從庭前證據審查和庭上舉證辯論兩個方面尋找改善工作的切入點：首先，應當更加重視庭前的證據審查工作，對證據的客觀真實性、與案件的關聯性、取得證據的合法性進行全面、細致、嚴格審查，充分考慮證人出庭作證可能引起的證據變化和對案件定罪量刑產生的影響，圍繞案件焦點做好出庭應對準備。其次，庭審實質化使得庭審活動更具對抗性和不可預測性。公訴檢察官必須不斷增強業務素質，提高交叉訊問能力和當庭應變能力，真正通過扎實的證據和嚴密的論辯，履行好對犯罪的追訴職能。

第三，庭審是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核心，更是以審判為中心的關鍵環節。

所謂庭審中心主義，根據全國第六次刑事審判工作會議的文件稱：審判案件以庭審為中心，事實證據調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辯論在法庭，判決結果形成于法庭，全面落實直接言詞原則，嚴格執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我們要按司法規律辦案，要全力維護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裁判，尤其是要清醒地認識到，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不只是走程序或辦手續，人民法院的庭審是刑事訴訟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刑事訴訟的結果。庭審過程和結果的價值目標是公平和正義，審判的親歷性、中立性、程序終局性決定了我們必須堅持以審判為中心，公檢法三機關在訴訟中的職能和職責，并非平分秋色，不是做什么飯就吃什么飯，端什么飯就吃什么飯，更不能形成什么弱勢的法院。司法規律和訴訟規則

要求必須堅持庭審中心主義，以實現真正的司法獨立。只有這樣，才能把審判定位為最后一道防線，形成的裁判才具有權威性。只有這樣，人民群眾通過庭審才能感到審判的公平和正義！

為落實以審判為中心，公檢法如何應對這一歷史性變化，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和研究。筆者認為要從四個方面入手：

一是培育現代司法理念，準確為審判權定位。應該說庭審是刑事訴訟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實現公平正義、防止錯案的最后一道防線，最后的決定，生效裁判必須具備既判力和權威性。人民法院的庭審必須排除一切干擾，獨立審判，只服從法律。長期以來，個別人主張以偵查為中心，以監督為借口，無視審判，從而形成弱勢的審判，這與現代司法理念不符，也是違背司法規律的。

二是堅持對抗式訴訟模式。即法官居中，控辯平等。審判長是一庭之長，要領導法庭、指揮法庭、控辯雙方聽從法庭指揮，要準確為自己定位，尤其是在訴訟法律關系上，作為執行控訴職能的控方與辯方是平等甚至是對等，刑事庭審程序的安排上，也是把最后陳述這一權利交給了被告方。

三是要正確處理庭審的公訴職能和法律監督職能，人民檢察院的審判監督只具有建議性和事后性，在庭審過程中，尤其在法庭上，不能借口法律監督而影響庭審進行，因此，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三條規定：“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有權向人民法院提出糾正意見。”何時提出糾正意見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五百八十

條第三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對違反程序的庭審活動提出糾正意見，應當由人民檢察院在庭審后提出。”特別強調要以檢察機關的名義提出，還要向檢察長報告后才能提出。

四是審判為中心對控辯雙方參與公訴以及證據的運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提高出證、質證能力。實現證據出示、辨認、認證各個環節的直接性、言詞性，嚴格限制書面審理的傳統做法。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從根本上改變了對書面證言和鑒定結論質證的傳統方法與做法。（2）律師辯護的實質化應當引起公訴機關的高度重視。（3）證明標準中“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要求一切以庭審為標準。（4）正確處理“在卷證據”與“在案證據”的關系，要從“在卷證據”轉向“在案證據”。以庭審為中心，倒逼檢察機關對證據正確審查與運用，要從三方面著手改革：一是審查范圍從“在卷證據”擴大到“在案證據”，只審查書面證據已經不符合實際需要；二是審查方式從“書面審查”轉向“親歷性”審查；三是倒逼公訴機關必須緊緊抓住證據的合法性，深入審查排除非法證據。

第四，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必然要求刑事辯護工作實現實質化。

刑事辯護是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辯護職能是近現代刑事訴訟三大職能之一，而且是不可缺少、更不可忽視的一種訴訟職能，更是防范刑事冤假錯案的一支重要力量。刑事辯護制度貫徹情況，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尊重和保障人權、民主與法治進步與否的重要標志。

當前，我國的刑事辯護工作距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民主與法治的進程，還有相當差距：一是刑辯不到位，尚有50%至70%的刑事審判辯護律師缺位；二是到位的刑事辯護尚未達到實質化，實體辯護和程序辯護均殘缺不全；三是法律援助工作還處在艱難的推進中，缺人、缺錢、缺經驗，無效辯護制度尚未建立。

實現刑事辯護工作實質化不僅要建立健全案件的實體辯護，而且要完善案件的程序辯護，以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為目標，全面推進刑事辯護工作。刑事辯護實質化的要求，就是要確立有效辯護制度。有效辯護包括以下三層意思：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為刑事訴訟的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應享有充分辯護權；二是應允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請合格的辯護人為其辯護；三是國家應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充分行使辯護權，設立法律援助制度，確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律師幫助。

審判中心主義的實質與表象

2014-07-25 16:16:32 | 來源：人民法院報0620第五版 | 作者：張建偉

核心提示：我國是少數以訴訟階段論布設刑事訴訟格局的國家。要不要將訴訟階段論轉為審判中心論，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訴訟總體結構的重構，成為學術討論的話題之一。審判中心主義不僅要求在形式上突出審判活動的訴訟地位，重塑法院的社會形象，更重要的是審判活動必須實質化。它要求：其一，切斷與偵查的聯結，實行起訴狀一本主義；其二，擯棄卷宗依賴主義，貫徹直接、言辭原則；其三，讓民眾真正參與司法，使民眾制約司法的功能得到

第二篇：《生物中心主義》讀后感

《生物中心主義》讀后感 馬克思主義學院 思政2012級 朱元輝

我看這本書不下三次了，但對書中的內容還是一知半解，可每看一次，心中的滿足感卻是不同的。這也是我對此書的第二次讀后感整理，其主體內容并非簡單介紹此書的基本理論，而是選擇個人感興趣的內容進行反思與討論。

初次看到此書，是在家鄉某地新開的圖書館里。它藍色的封面上有對此書的基本介紹：“它引導人們思考，為什么生命和意識是理解宇宙真實本質的關鍵？”學術界也將其肯定為：“對宇宙新理論的奠基之作。”而我喜歡本書，除了它所解釋的理論和探討的問題是我感興趣的，更重要的是它教會人們真正的思考，真正的對生命有新的認識，真正的讓你學會怎么活好當下。

由此書引發的回憶 “老師，你能告訴我為什么行星運行的軌道大多數都是橢圓的？你能給我基本解釋一下有關宇宙大爆炸的相關理論嗎?”在高中物理課上，我曾今這樣問過老師，他沉思片刻后說道“你的問題真有意思，不過這和我們講課的內容或與考試有什么關系嗎？如果你喜歡研究，我們課下再討論！”于是，物理老師就把這些問題一帶而過，因為課后幾乎找不到他。到了上生物課，我又問老師：“請問細胞核是如何像大腦一樣控制細胞器的？”然后老師說：“我們先把課堂任務完成，等私下我給你找些資料，你自己看看。”后來就什么都沒了，或許是生物老師太忙，我三番五次的問，但每次都被忽悠了，于是我肯定的告訴自己：“其實老師也不懂這些問題！”所以我決定棄理從文，至少文科老師能回答我這樣的問題：“為何自然選擇人類的存在，我們存在的意義又是什么？”然后老師以睿智肯定的目光看著我，說道：“意識產生之前，很多事物都存在于概率波動狀態，而人就是不小心從無數的概率中出現了，這是偶然中的一個必然結果，而既然有了人類，我們該做的就是把握當下，認真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比如現在面臨高考，所以你存在的意義是好好學習，至于學習后又干什么，你自己決定吧。”

老師的話讓我感到危機四伏，要是我在問，他的解釋一來讓我倍感學習的壓力，二來更讓我滿頭霧水，或許不問，我還會更清楚些！但內心還是很佩服老師的：原來懂哲學的人就是把大家都能看懂的東西說的鬼也聽不懂，但你又不得不崇拜他，因為他就是比你智慧比你淵博，只怪自己學識淺薄，不明白其中的精髓罷了。

不知為何，一個文科性思維的我卻總喜歡研究一些偏理科性的東西，但就是喜歡，一旦愛上了就沒辦法，所以現在就找一些平衡性的，既兼理又從文的東西去了解（比如意識）來到大學，求知欲更強了。我去聽了一場有關于宇宙基本理論的科普型講座。聽課中，一直有學生提問，我記錄幾個比較有意思的片段： 一個男生問：“講師你好！能給我們解釋一下宇宙大報紙之前是什么嗎？”只見講師胸有成竹的回答道：“大爆炸之前，沒有時間，時間只能跟物質和能量一起產生，所以這個問題沒有意義，就像你問在地球上，北極的北邊是什么一樣！” 而某人又問：“那能說一下正在膨脹的宇宙要膨脹到哪里去呢？”講師還是胸有成竹義正言辭的回答道：“你不能在沒有對象的定義之前就有空間的概念，所以我們描述宇宙必須使它與自身的空間一起進入到一個更大的尺度中去。如果用‘從外面’看的方式去想象宇宙，也是錯誤的，因為宇宙之外什么都不存在，所以這個問題也毫無意義！”那個學生移動了一下他的眼鏡，點了點頭，臺下的聽眾們給了激烈的掌聲，于是沒人提問了，每個人都假裝學到了真正的知識。

可是我猜一下，就連這個講師自己，在他獨自靜思的時候，至少也有那么一會兒，對大爆炸是什么而感到大惑不解。連他自己內心深處都會意識到，虛無中永遠不可能有什么東西產生出來。

二、對此書的基本認識

人們對宇宙的理解似乎走進了死胡同，直到最近我們才認為知道宇宙是由什么組成的。但實際上，宇宙的百分之九十六，是由暗物質和暗能量構成，并且科學家們對它們是什么幾乎一無所知。現在人們接受了大爆炸學說，而其學說里卻隱藏著一個巨大的秘密：為什么宇宙精心呵護著生命？用傳統的理論是難以回答這個問題的，所以本書提出了一個新觀點：如果不考慮生命和意識，我們當前關于物質世界的理論是無效的，也絕不會使它有效。本書提出，經過數十億年無生命的物質過程后，遲來的和次要結果所產生的生命與意識，絕對是我們理解宇宙的基礎。這個新觀點就是“生物中心主義”。是的，一個簡單但卻激進的觀點常常撼動知識的基礎。“世界不是平的”這一驚人發現，挑戰并最終改變了人們對自身的感覺和與世界的關系，就像對十五世紀的多數人來說“地球是由巖石構成的圓球”這一概念是荒謬的。而此書也完成了世界觀的一個轉折，他用革命性的觀點把這個星球“倒轉”過來，是生命創造了宇宙而不是相反，說實話，我對他的基本理論不是特別的肯定和理解，我覺得生命和意識起到了推動宇宙發展的作用，但他的觀點卻帶我打破了關于生命、時間和空間甚至死亡的觀念，他讓我相信生命是不朽的，偉大的，神奇的。他讓我用新的眼光和方式觀察、認識真實的世界。

“意識”意識是十分令我著迷的，在哲學中，人們把意識定位為一種大腦或精神的活動，它是大腦的產物，是大腦對客觀事物的一種主觀反映，但我并不滿足于這種解釋，因為我更好奇你腦子里的一群分子是怎樣使意識產生的？或許此問題正中科學界的下懷，因為現代物理學什么都沒解釋，而生物學也在為此苦苦研究。落日的美麗景觀，戀愛的奇跡，對美食的偏好??意識是怎樣從物質中產生的，科學對此無法作出解釋，這也吸引著我不斷對其深入的研究，也許最終我仍無法給自己一個答案，可追尋真理的過程卻是幸福愉快的。此時，先把這個問題擺在一邊，讓我談談讀這本書后我對生命的新認識。

一開始，世界上有什么？我們的科學對生命的解釋很多，能解釋的甚少。在家鄉，我吃過晚飯后，往往喜歡到田地里走走，感受清風和落日前暖暖的陽光，就在那個時刻，我才仿佛感受到生命的真實存在，尤其是看到夕陽把半邊天的云都染成花朵的那一刻，我看到的陽光就好似天空灑下的無數珍寶，你會情不自禁的發出這樣的感嘆：“原來生命是如此的美好！” 我往往是太陽落山了才回家，漸漸暗淡的天色使步行小道有些若隱若現，池塘雖有蛙聲陣陣，但你依然覺得一切都很平靜，我放緩腳步，好好聽聽這夜間生物對黑暗的演奏！燈光亮起來了，那是在雜草中閃爍的螢火蟲，我好奇地請走過去想抓住一些，可他們的靈敏度超出我的想象。但在雜草的根莖處，仍有幾點微弱的光在閃著，我覺得這一定是它們小小的分卵，它的身體中存在一種原始屬性，就像五億年前從寒武紀的海洋中爬上岸的某種三葉蟲那樣。現在我和那些螢火蟲，是彼此進入對方世界的活物，從根本上講，一直有聯系，但我不知道，我與螢火蟲這個小小的互動與宇宙中的其他某兩個物體的互動是否不同，難道這種原始的小蟲子只是原子的另一種聚集——蛋白質和分子的旋轉，就像圍繞太陽旋轉的行星那樣？這種聚集是否能用機械的邏輯的來理解呢？ 就是這種簡單的巧遇，使我不僅通過意識的彼此糾纏而與螢火蟲產生了聯系，他更體現出了某種神秘的和暗示性的東西，我無法解釋這種東西，他似乎真的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以喬治?伯克利所說的那樣：“我們能感覺到的，不過是我們自己的感覺。”我不知道是否如此，我站起身走開了，籠罩在這些螢火蟲小世界上的疑惑也消散了。

生命的普遍性質就是好好活著，珍惜每時每刻，去做我們該做的，但其特殊性質又經常使我們思考做這些事的意義和目的。人們往往很難理解自己的一些遭遇，但是事出必有因，只是我們太多時候不愿接受自身的某些東西，正如大多數青少年失戀后不冷靜思考這場戀愛一開始就不適合彼此，可他們卻喜歡把錯誤歸結于自己的相貌、地位或對方一些微不足道的缺點上。想要看清生命，就需要看到生命的特殊性，我覺得它就是你的精神！

它超越了時間，超越了空間，超越了死亡！但對現今的人而言，有多少人真正明白何為時間何為空間，有多少人能坦然面對死亡？人們只把這一切視為一種利用工具，利用久了反被其變成“籠中鳥”，在此不做任何世俗性的批判，因為我要談論的是一個有關于生命的沒好話題！

“人們的精神不會隨著肉體的消亡而完全毀滅，他的某些部分將永生。” ——本尼狄克特??德?斯賓諾莎：《倫理學》 宗教可以不斷講述死亡后的種種經歷，但我們何以知曉那是真的呢？物理學告訴我們能量永遠不滅，我們的頭腦·心智及其對生活的情感都由電能操控，因而這種能量與其他的一切那樣，絕不會消失和終結，這種說法在理性上是非常美妙和充滿希望的，但我們增么肯定我們還能體驗生命的感覺呢？當今的科學世界現沒有對死亡的恐懼提出解脫之道，或許我們沒有那個必要去理解這些。永生是一個讓人迷戀的觀念，但這個觀念并不表示時間或空間上的永久存在，而是你精神所體現出的一種影響力，能將這種偉大的影響力擴大并感染給后人，難道不是一種永生？在你活著的時候只是多了一份“自我感知”的實體存在感，可對別人而言，你也是意識對客觀實在的一種反映，而且并非所有對此有永久反映。這么說或許過于冷漠了，但正因如此，生命才需要你選擇那些能讓自己活得更充實更精彩的事，所以選擇強大精神的影響力，這至少使你永遠活在那些愛你的人的生命中。

也許說這么多仍沒有確切提到該如何具體的把我和運用生命中那些美好的特性，因為每個人的存在都是不同的，但說了這么多后你是否對自己的生命有新的思考？最后只能用愛默生的話來總結了：

“倘若我們在她（自然）面前衡量我們的個人力量，我們極易感到命運弄人。但若我們將自己與工作融為一體，就會感到自己充滿了勞作者的心靈，清晨最初那一片寧靜就會駐留于我們內心，我們會感到重力和化學深不可測的力量，而高居于這一切之上的，則是以最高形式先在于我們的生命。” 對此書的讀后感總結

因為書中涉及的深度并非我短期就能參透的，所以對此書的各種感想都隨心而發，對書中的具體內容也就不作過多解釋！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些，該書或許無法使你讀完就能接受作者（羅伯特?蘭扎——美國）的觀點，但他卻帶你游走了一段關于宇宙·生命·意識同萬事萬物關系的旅程，而最終他又讓讀者回到原點，感受當下。可此時此刻你會發現，你觀察到的世界與以往相比有大不相同，這就是我讀《生物中心主義》的感受。結語：你所見到的，并非是真實的。我們感覺是真實的東西是一個與我們的意識有關的過程。（生物中心主義第一原理）

第三篇：《生命中心主義》讀書筆記[范文]

《生命中心主義》讀書筆記

深圳大學 Erible

生命中心主義是一本宇宙新理論的奠基之作，他闡述了一種以生命為主體的宇宙。簡單的說就是，宇宙的萬事萬物之所以這么適合生物存在，并不是巧合，而是因為生物的影響導致了宇宙的走向。

乍聽上去會感覺牛頭不接馬尾，因為沒人的心中都覺得宇宙是客觀的，它的發展與生物并沒有聯系，而且生物只是宇宙的一個衍生于，怎會決定宇宙的發展方向呢？這里就要引入書中原文的一句話了：“一個新的理論，會讓沉湎于就理論的人們感到不可思議。正如牛頓力學的誕生讓物理學家們覺得后續的理論研究只是對這個大系統錦上添花罷了，然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的誕生讓他們覺得自己像是原始人類不能理解電腦的存在一般。”

在這里，給大家舉個這理論的例子。相信大家都聽說過薛鄂貓定理，薛鄂貓定律告訴我們，未來的不確定性是同時存在的，每種可能性的概率都是100%，但是一旦有主觀觀察之后，就會產生“概率坍塌”導致，所有可能性全部歸結為一種“事實”。所謂的主管觀察，就是我們人眼的觀察，在漂浮不定的不確定狀態就因人們的一看，就產生一種確定的狀態。

以及從前一個古老的問題：“如果森林中有一顆樹倒下了，沒有人在場，這棵樹倒下時會發出聲音嗎？”許多人看到這人就覺得作者有些不可理喻，多數都回答是斷然肯定的。甚至有些人還會有點兒神奇說：“一棵倒下的樹當然會發出聲音。”好像這個問題太愚蠢而不值得話費絲毫的時間去想它死的。人們抱有這種態度，實際上是在堅持他們對物體獨立實在的信念。顯然，占據優勢的思維導向是，無論有還是沒有我們，宇宙都存在。這種態度與西方自圣經時代以來的觀念一致，“渺小的我”是宇宙的小小的價值和結果。

很少有人思考過，樹在森林中倒下時產生聲波的真實機制。聲音產生的過程究竟是怎樣的？聲音是對某種介質的干擾而產生的，介質通常是空氣，盡管聲音在密度更大的物質和水或鋼鐵中傳播得更快。樹干和樹枝猛烈撞擊地面時，使空氣產生了快速的脈沖波。一個耳聾的人可能會持續感覺到某些這種脈沖波。當脈沖以每秒5-30次的頻率重復時，皮膚對它們有特別明顯的感覺。所以，我們的手感覺到樹木倒下時，實際上是空氣壓力的迅速變化，它通過周圍戒指的傳播而擴散，其傳播速度約為340米每秒。當空氣壓縮時，它們就失去了連貫性，直到它的背景中的平衡重新恢復為止。用簡單的科學原理講，在沒有腦—耳的生理機制的情況下，這種情況也會發生。空氣的脈動，就是一些微弱而迅速傳播的風。風本身并不具有聲音。

我們對整體宇宙的理解已經走進了死胡同。自從1930年最初發現量子物理學以來，對它的“含義”一直充滿爭議，而現在我們對它的理解并不比那個時代更深入。數十年來，一個萬有理論就要出現的承諾，是由這數十年既沒有證明也無法證明的主張---弦理論的抽象數學支撐著的。而大爆炸理論對宇宙的最大秘密之一：為什么宇宙精心呵護著生命？

其實，我們隊宇宙理論的理解正在眼睜睜地看著其倒退。我們收集到的數據越多，對理論的扭曲就越大，或以毫無價值為由對新的發現不屑一顧。我們開始思考為什么生命和意識是理解宇宙真實本質的關鍵（并非唯心主義）。如果不考慮生命和意識，我們當前關于物質世界的理論是無效的，也絕不會使他有效。這個新觀點“生物中心主義”便誕生了。

總而言之，世界并不是我們的教科書中說描述的那個所在。生物并不是物理法則的偶然副產物，也不是從小學起別人教的那樣，生命的本質或歷史與宇宙一樣，就如撞球游戲一般枯燥乏味。

生物中心主義鞏固了物理學和宇宙學的一系列新研究的基礎。本書將展示生物中心主義的原理。這些原理都建立在既有的科學之上，并且對當代物質宇宙的理論提出了反思。

第四篇：從認知主義到建構主義

從認知主義到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是學習理論中行為主義發展到認知主義(cognitivism)以后的進一步發展。用喬納生(Jonassen，1992)的話，即向與客觀主義(objectivism)更為對立的另一方向發展。

布洛克(Bullock，1982)認為，行為主義的基本主張是：客觀主義——分析人類行為的結果影響著后繼的行為。行為主義的客觀主義觀反映在教學上，認識學習就是通過強化建立刺激與反應之間的聯結；教育者的目標在于傳遞客觀世界知識，學習者的目標是在這種傳遞過程中達到教育者所確定的目標，得到與教育者完全相同的理解。行為主義者根本無視在這種傳遞過程中學生的理解及心理過程。

認知主義者中有一部分人（諸如信息加工的理論家）基本上還是采取客觀主義的傳統。他們認為世界是由客觀實體及其特征和客觀事物之間的關系所構成。他們與行為主義者不同之處在于強調內部的認知結構。教學的目標在于幫助學生習得這些事物及其特性，使外界客觀事物（知識及其結構）內化為其內部的認知結構。

建構主義是認知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在皮亞杰和早期布魯納的思想中雖然已經有了建構思想，但相對而言，他們的認知學習觀主要在于解釋如何使客觀的知識結構通過個體與之交互作用而內化為認知結構。自從70年代末，以布魯納為首的美國教育心理學家將前蘇聯教育心理學家維果斯基的思想介紹到美國以后，對建構主義思想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維果斯基在心理發展上強調社會文化歷史的作用，特別是強調活動和社會交往在人的高級心理機能發展中的突出作用。他認為，高級的心理機能來源于外部動作的內化，這種內化不僅通過教學，也通過日常生活、游戲和勞動等來實現（自我修煉？）。另一方面，內在的智力動作也外化為實際動作，使主觀見之于客觀（知行合一？）。內化和外化的橋梁便是人的活動（實踐論？）。另外，維果斯基的“最近發展區”的理論，對正確理解教育與發展的關系有極重要的意義。所有這些都對當今的建構主義者有很大的影響。當今的建構主義者主張，世界是客觀存在的（或具有客觀性？），但是對于世界的理解和賦予意義卻是由每個人自己決定。我們是以自己的經驗為基礎來建構現實，或者至少說是在解釋現實，我們個人的世界是用我們自己的頭腦創建的，由于我們的經驗以及對經驗的信念不同，于是我們對外部世界的理解便也迥異。所以他們更關注如何以原有的經驗、心理結構和信念為基礎來建構知識。他們強調學習的主動性、社會性和情境性，對學習和教學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這些不能不說是與80年代維果斯基思想的廣為流傳有關。

二、當今建構主義對于學習的基本解釋

（一）學習是學習者主動地建構內部心理表征的過程，它不僅包括結構性的知識，而且包括大量的非結構性的經驗背景

維特羅克（Ｍ.Ｃ.Wittrock，1983）提出的學生學習的生成過程（generative proccess）模式較好地說明了這種建構過程。他認為，在學習過程中，人腦并不是被動地學習和記錄輸入的信息，而是主動地建構對信息的解釋，學習者記憶的內容和傾向以他們先前的知識經驗為依據，對信息進行主動選擇，并進行推斷；另外，學習者對事物意義的理解總是與其已有的經驗相結合，需要借助于貯存在長時記憶中的事御（？）和信息加工策略（參見陳琦，1988）。古寧漢（D.J.Cunningham, 1991）認為，“學習是建構內在的心理表征（？）的過程，學習者并不是把知識從外界搬到記憶中，而是以已有的經驗為基礎，通過與外界的相互作用來建構新的理解”。學習要建構關于事物及其過程的表征，但它并不是外界的直接翻版，而是通過已有的認知結構（包括原有知識經驗和認知策略）對新信息進行加工而建構成的，在這一基本觀點上，當今的建構主義者更多的強調在具體情境中形成的非正式的（informal）經驗背景的作用，即非結構性的經驗背景。將它們看成是建構的目標和基礎（Winograd，Flores，1986；Duffy,Jonassen,1991），甚至也有少數人起向極端，只重視非結構性的一面而忽視概念的抽象與概括作用。（問題是：個性如此，組織的一致性如何形成？所以，不同的“個體見解”是組織活力的來源，而每個人內心的“良知”是人與人之間可以交流的基礎，也是“殊途同歸”的“天堂”。）

（二）學習過程同時包含兩方面的建構 當今的建構主義者對于學習的建構過程做出了更深入的解釋。作為建構主義的一支的“認知靈活性理論”（Cognitive.Flexibility Theory）認為，建構包含兩方面的含義：（1）對新信息的理解是通過運用已有經驗，超越所提供的新信息而建構成的；（2）從記憶系統中所提取的信息本身，也要按具體情況進行建構，而不單是提取（Spiro et al,1991）。建構一方面是對新信息的意義的建構，同時又包含對原有經驗的改造和重組。這與皮亞杰關于通過同化與順應而實現的雙向建構的過程是一致的，當今的建構主義者用這種建構來解釋學習，說明知識技能的獲得和運用中的建構，而且，他們對于后一種建構給予了更高的重視，他們強調，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并不是發展起供日后提取出來用以指導活動的圖式或命題網絡，相反，他們形成的對概念的理解是豐富的、有著經驗背景的，從而在面臨新的情境時，能夠靈活地建構起用于指導活動的圖式（Spiro,1992）。

（三）學習者以自己的方式建構對于事物的理解，從而不同人看到的是事物的不同方面，不存在唯一標準的理解。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學習者的合作而使理解更加豐富和全面傳統教學認為，通過字詞就可以將觀念、概念甚至整個知識體系由說話者傳遞給聽話者，其實際上是一種誤解（Glasersfeld,1991）。當今的建構主義者認為，事物的意義并非獨立于我們而存在的，而是源于我們的建構（Brown, Collins Duguid,1989a），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到事物的某些方面，教學要增進學生之間的合作，使他看到那些與他不同的觀點的基礎（Cunningham,1991）。因此，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受到建構主義者的廣泛重視。如前所述，這些思想也是與維果斯基對于社會交往在兒童心理發展中的作用的重視以及“最近發展區”的思想是一致的。同時，他們又使這種思想得以深入。

三、認知建構主義與教學

以其對于經驗的基本理解為基礎，建構主義者就學習內容的選取和組織、教學進程的整體設計等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

（一）認知靈活性理論及其隨機通達教學（Random Access Instruction）認知靈活性理論是建構主義的一支，它取了一條中間路線，反對傳統教學機械地對知識做預先限定（prespecification），讓學生被動接受；但同時它也反對極端建構主義只強調學習中的非結構的一方面，忽視概念的重要性。它主張，一方面要提供建構理解所需的基礎，同時留給學生廣闊的建構的空間，讓他們針對具體情境采用適當的策略（Spiro et al,1991）。

（二）結構不良領域（ill-structured dommains）與學習

結構不良領域有以下兩點：（1）知識應用的每個實例中，都包含著許多應用廣泛的概念相互作用（即概念的復雜性）；（2）同類的各個具體實例之間，所涉及的概念及其相互作用的模式有很大差異（即實例間的差異性）。結構不良領域是普遍存在的，可以說，在所有的領域，只要將知識運用到具體情境中去，都有大量的結構不良的特征（Spiro et al，1991）。據此，我們不可能依靠將已有知識簡單提取出來去解決實際問題，只能根據具體情境，以原有的知識為基礎，建構用于指導問題解決的圖式，而且，往往不是單以某一個概念原理為基礎，而是要通過多個概念原理以及大量的經驗背景的共同作用而實現。根據以上觀點，斯皮羅等人（Spiro et al, 1991）對于學習進行了解釋。他們認為，學習可以分為兩種：初級學習與高級學習。初級學習是學習中的低級階段，教師只要求學生知道一些重要的概念和事實，在測驗中只要求他們將所學的東西按原樣再生出來，這里所涉及的內容主要是結構良好的領域（well-structured domain）。而高級學習則與此不同，它要求學生把握概念的復雜性，并廣泛而靈活地運用到具體情境地中，這時，概念的復雜性以及實例間的差異性都顯而易見，因而大量涉及到結構不良領域的問題。喬納生（D.H.Jonassen,1991）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知識獲得的三階段，在初級階段，學生往往還缺少可以直接遷移的關于某領域的知識，這時的理解多靠簡單的字面編碼（literal coding）。在教學中，此階段所涉及的主要是結構良好的問題，其中包括大量的通過練習和反饋而熟練掌握知識的活動過程。在高級的知識獲得階段，開始涉及到大量結構不良領域的問題，這時的教學主要是以對知識的理解為基礎，通過師徒式的（apprenticeship）引導而進行。學習者要解決具體領域的情境性問題，必須掌握高級的知識。在專門知識學習（expertise）階段，所涉及的問題則更加復雜和豐富，這時，學習者已有大量的圖式化的模式（schematic pattens），而且其間已建立了豐富的聯系，因而可以靈活地對問題進行表征。斯皮羅（1991）認為，傳統教學混淆了高級學習與初級學習之間的界限，將初級學習階段的教學策略（如將整體分割為部分、著眼于普遍原則的學習、建立單一標準的基本表征等）不合理地推及高級學習階段的教學中，使教學過于簡單化，這主要表現為以下三種偏向：（1）附加性偏向（additivity bias），將事物從復雜的背景中隔離出來進行學習，誤認為對事物的孤立的認識人可以推及更大的背景中，忽視具體條件的限制。（2）離散化偏向，即將本來連續的過程簡單地當成一個個的階段處理。（3）將整體分割為部分，忽視各部分之間的相互聯系。過于簡單化使得學生的理解簡單片面，這正是妨礙學習在具體情境中廣泛而靈活遷移的主要原因，而建構主義就是要尋求適合于高級學習的教學途徑。

（三）適合于高級學習的教學：隨機通達教學（Random Access Instruction）斯皮羅等人（1991）根據對高級學習的基本認識提出了“隨機通達教學”。由于在學習過程中對于信息的意義的建構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入手，從而可以獲得不同方面的理解。同時，在運用已有知識解決補救問題時，存在著概念的復雜性和實例間的差異性，任何對事物的簡單的理解都會漏掉事物的某些方面，而這些方面在另外一個情境地中，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時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們提出的“隨機通達教學”認為，對同一內容的學習要在不同時間多次進行，每次的情境都是經過改組的，而且目的不同，分別著眼于問題的不同側面。這種反復絕非為鞏固知識技能而進行的簡單重復，因為在各次學習的情境方面會有互不重合的方面，而這將會使學習者對概念知識獲得新的理解。這種教學避免抽象地談概念一般地如何運用，而是把概念具體到一定的實例中，并與具體情境聯系起來。每個概念的教學都要涵蓋充分的實例（變式），分別用于說明不同方面的含義，而且各實例都可能同時涉及到其它概念。在這種學習中，學習者可以形成對概念的多角度理解，并與具體情境地聯系起來，形成背景性經驗。這種教學有利于學習者針對具體情境建構用于指引問題解決的圖式。可以看出，這種思想與布魯納關于訓練多樣性的思想是一致的，是這種思想的深入發展。

（四）自上而下（top-down）的教學設計及知識結構的網絡概念 在以斯金納的操作性條件反射理論和加涅的學習層級說等為基礎的傳統教學中，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展開教學進程。斯金納主張將知識分為一個個小單元，讓學生按一定的小調一步步地學習，最終掌握整體知識。加涅提出了學習層級說，認為知識是有層次結構的，教學要從基本子概念子技能的學習出發，逐級向上，逐漸學習到高級的知識技能。在以他們的思想為基礎進行教學進程的設計時，首先對要學習的內容進行任務分析，逐級找到應該提前掌握的知識，而后分析學生既有的水平，確定合適的起點，設計出向學生傳遞知識的方案。在展開教學時，讓學生從低級的基本的知識技能出發，逐級向上爬，直到達到最終的教學目標。

當今的建構主義者批判傳統的自下而上的教學設計，認為它是使教學過于簡單化的根源。他們在教學進程的設計上遵循相反的路線：（1）自上而下地展開進程。即首先呈現整體性的任務，讓學生嘗試進行問題的解決，在此過程中，學生要自已發現完成整體任務所需首先完成的子任務，以及完成各級任務所需的各級知識技能。在教學中，首先選擇與兒童生活經驗有關的問題（這種問題并不是被過分簡單化的），同時提供用于更好地理解和解決問題的工具。而后讓學生單個地或在小組中進行探索，發現解決總問題所需的基本知識技能，在掌握這些知識技能的基礎上，最終使問題得以解決（Slavin,1994）。Duffy（1992）認為，教學并不應從簡單到復雜，如果簡單意味著脫離情境的話。（2）知識結構的網絡概念。布洛非（J.Brophy,1989）的研究指出，在教和學的活動中，不必要組成嚴格的直線型層級，因為知識是由圍繞著關鍵概念的網絡結構所組成，它包括事實、概念、概括化以及有關的價值、意向、過程知識、條件知識等等。學習可以從網絡的任何部分進入或開始。即教師既可以從要求學生解決一個實際問題開始教學，也可以從給一個規則入手等。

實際上，無論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的教學設計，或是從網絡中某一部分入手，都必須適應一定的教學目的，根據具體的教學目的和條件而確定。這一問題還有待深入研究。

（五）情境性教學（situated or anchored instruction）

以其對學習這一建構過程的理解為基礎，建構主義批評傳統教學使學習去情境地化的做法，提倡情境性教學。首先，這種教學應使學習在與現實情境相類似的情境中發生，以解決學生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為目標（Cunningham,1991））學習的內容要選擇真實性任務（authentic task），不能對其做過于簡單化的處理，使其遠離現實的問題情境。由于具體問題往往都同時與多種概念原理相關，所以，他們主張弱化學科界限，強調學科間的交叉。其次，這是將提前已準備好的內容教給學生，而是在課堂上展示出與現實中專家解決問題相類似的探索過程（甚至有人主張教師不要備課），提供解決問題的原型，并指導學生的探索。最后，情境性教學不需要獨立于教學過程的測驗，而是采用融合式測驗（test integrated），在學習中對具體問題的解決過程本身就反映了學習的效果（Merill,1991），或者進行與學習過程的一致的情境化的評估(context-driven evaluation)（Jonassen,1992）。

由于真實性任務中學生了解自己所要解決的問題，有主人翁感；任務本身又是整體性的，具有挑戰性，解決了問題就是獎勵，因此，容易激發起內部動機；它具有必要的復雜性，比起簡化了的課堂環境更容易培養學生的解決問題能力；它的多樣性可能培養學生的探索精神并且在完成任務中表達自己的知識。目前在這方面已有大量的研究，特別是利用多媒體進行的計算機輔助教學可以提供與現實更加類似的問題情境，達到完成真實性任務的目的。

（六）支架式（Scaffolding）教學

20多年來，在發現學習、指導、學習和接受學習之間存在著許多爭議。其核心問題是教師和學生各自在教和學的過程中起什么作用。

近10余年來，建構主義者在此基礎上提出并強調支架式（scaffolding）教學。Scaffolding本意是建筑行業中使用的腳手架，這里用來形象地說明一種教學模式：教師引導著教學的進行，使學生掌握、建構和內化所學的知識技能，從而使他們進行更高水平的認知活動（Slavin,1994）。簡言之，是通過支架（教師的幫助）把管理調控學習的任務逐漸由教師轉移給學生自已，最后撤去支架。這是以維果斯基的“輔助學習”（assisted learning）為基礎的。維果斯基認為，人的高級的心理機能，如對于注意的調節以及符號思維等，在最初往往愛外在文化的調節，而后才逐漸內化為學習者頭腦中的心理工具。在支架式教學中，教師作為文化的代表引導著教學，使學生掌握和內化那些能使其從事更高認知活動的技能，這種掌握和內化是與其年齡和認知水平相一致的，但是，一旦他獲得了這些技能，便可以更多地對學習進行自我調節。支架式教學包括以下幾個環節（Brown et al，1984），預熱（etudss）：這是教學的開始階段，將學生引入一定的問題情境，并提供可能獲得的工具。

探索（exploration）：首先由教師為學生確立目標，用以引發和展開情境的各種可能性，讓學生進行探索嘗試，這時的目標可能是開放的，但教師會對探索的方向有很大影響。在此過程中教師可以給以啟發引導，可以做淙，提供問題解決的原型，也可以給學生以反饋等，但要逐漸增加問題的探索性的成分，逐步讓位于學生自已的探索。

獨立探索（excursions）：這時，教師放手讓學生自己決定自己探索的方向和問題，選擇自己的方法，獨立地進行探索。這時，不同的學生可能會探索不同的問題。

可以看出，支架式教學與以前所談的指導發現法相似，都強調在有教師指導的情況下的發展，但支架式教學則同時強調教師指導成分的逐漸減少，最終要使學生達到獨立發現的地位，將監控學習和探索的責任由教師為主向學生為主轉移。它強調教師與學生的地位在教學中的動態變化，而不是按某種比例做靜態的組合。

（七）教學中的社會性相互作用

當今的建構主義者重視教學中教師與學生以及學生與學生之間的社會性相互作用，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交互式教學（Reciprocal Teaching）在建構主義的教學中廣為采用。之所以如此，是與建構主義對學習和基本理解相一致的。他們認為，每個人都在以自己的經驗為背景建構對事物理解，因此只能理解到事物的沒方面，不存在對事物唯一正確的理解。教學要使學生超大型越自己的認識，看到那些與自己不同的理解，看到事物的另外的側面。而通過合作和討論，可以使他們相互了解彼此的見解，看到自己抓住了哪些，又漏掉了哪些。從而形成更加豐富的理解，以利于學習的廣泛遷移。而且在小組討論中，學生要不斷反思自己的思考過程，對各種觀念加以組織和改組，有利于學生建構能力的發展。合作學習與維果斯基對社會性交往的重視以及“最近發展區”的思想是一致的，學生在與比自己水平稍高的成員的交往中將潛在的發展區轉化為現實的發展，并創造更大的發展的可能。

合作學習和交互式教學有其特定的定義和組織方式。由于篇幅的關系，本文不擬作進一步探討。

四、簡評

（一）建構主義的哲學思想的淵源：與建構主義相關的兩個哲學思潮 1．以波普爾（Karl Popper）為首的科學哲學的發展

在波普爾之前，受實證主義的影響，科學界將經驗證實原則奉為經典，而波普爾從科學的迅猛發展中得到啟示，“反其道而行之”，提出“經驗證偽原則”，認為我們不能通過對經驗的歸納來證明某種理論，經驗的確證都只是暫時地說明了某種理論與經驗的一致。相反，經驗可以證偽一種理論，任何理論都最終逃脫不了被證偽的厄運。猜測—證偽—再猜測—再證偽……這就是科學逼趔的道路。總起來說，他動搖了人們對知識可靠性的迷信。人們不再把已有的知識看成是永遠靈驗的金鑰匙，這對當今的建構主義有著很大的啟示。應該說，在科學迅猛發展的今天，這種思想是很有意義的，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它在科學觀上的相對主義的傾向。

2．維特根斯坦（I.Wittgenstein）的日常語言哲學

維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反對邏輯原子主義，提出了“語言游戲說”，認為說話者在依據一定的規則用語詞做各種游戲，語詞只是工具，它本身并沒有意義，它的意義是我們在按自己的目的使用它們時賦予它們的。語詞并不與現實的一個個的事物相對應，了解命題并不意味著了解現實，任何詞或命題都不顧在單一的僵死不變的意義。另外，維特根斯坦還提出了“家族相似”的概念，認為事物只是在某種意義上有共同的特點，但不存在絕對的普遍的規律，每種事物都是獨特的。當今的建構主義者提出，沒有對事物唯一正確的理解，只要我們的理解能有助于問題的解決就達到了目的。同時，他們力主具體，甚至少數人由此而反對抽象和概括。這都是與這種思想有關的。維特根斯坦的思想是很有創見的，但其偏頗也顯而易見。

另外，當今的建構主義者在吸收維果斯基的思想的同時，也受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影響，比如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以及社會性相互作用等。真理是相對性和絕對性的統一，建構主義強調了真理的相對性，重視認識中的主觀能動性，這相對于客觀主義是一種進步，但過于強調相對性卻容易走向趔觀上的相對主義，這是我們應該避免的。

（二）關于學習過程中的結構性與非結構性

當今的建構主義是在維果斯基、布魯納和皮亞杰思想基礎上的發展，它對于以斯金納為代表的行為主義和加涅等為代表的認知主義為基礎的客觀主義傳統的教學進行了有力的批評，切中要害。同時，與皮亞杰和早期布魯納思想相比，他們又有自己的新見解，在概括與具體之間，他們更強調具體的一方面，在結構性與非結構性之間，他們更強調非結構性，這與他們的前輩有著很大的不同，甚至有些人由此走到了極端。

那么，該如何認識學習中的這些矛盾呢？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認為，認識的發展中首先達到的是“表象中的具體”，這時形成的是混沌的整體認識。而后認識發展經歷了第一次飛躍，由“表象中的具體”發展為本質抽象，在此過程中，要對事物進行深入的分析，得出事物各種屬性，并抽取出其中的本質的必然的屬性，放棄那些非本質和非必然的屬性，形成對事物的抽象認識。但是，認識并不就此停止，而是要經歷另一次有著關鍵意義的飛躍：從本質抽象走向“思維中的具體”，在思維中使各方面的屬性形成有機整體。這時已不再是教條式的干癟的抽象，而是同時包含著抽象與具體、本質與非本質屬性的豐富的完整的認識。學習作為一種認識活動，它也經歷以上發展歷程，所以，必須全面稀奇量學習中的具體與概括，結構性、確定性與非結構性、非確定性之間的矛盾。以客觀主義為指導的傳統教重視知識的確定性和普遍性，注重分析和抽象，這在學習的初級階段是必要并且有其合理性的，但它沒能使學生的認識進一步提升，學生獲得的往往只是零散的教條式的知識。皮亞杰和早期布魯納注重學習中的概括的結構性的一方面，重視因知識間相互聯系而形成的認知結構作用，并將“結構”與“建構”聯系起來。他們出看到了學習中具體性的方面，但是未給予深入的研究。而當今的建構主義者則關注于學習中具體的非結構的方面，并在此領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總起來說，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更適合于學習的高級階段，對于如何使學生的認識由抽象走向“思維中的具體”是很有啟發的。當然，應該看到當今的一些極端建構主義者的傾向，他們在主張情境地性學習的同時使否定任何形式的抽象和概括，這是有其偏頗的，實際上，沒有抽象的具體只能是混沌含糊的具體，不會有好的效果。

建構主義者重視學習活動中學生的主體性作用，重視學生面對具體情境進行意義的建構，這相對于客觀主義是一種進步。我們的教學中恰恰存在著建構主義者所批評的種種弊端，所以，建主義的學習和教學觀點對我們當今的教學改革來說是很有啟發的。但我們并不應人云亦云，而應以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批判地吸收他們的合理見解，創立我們自己的教學理論，促進教學改革的發展。這是一項意義深遠的研究課題。

第五篇：公訴人對司法責任制及審判中心主義的一點個人思考

對司法責任制及審判中心主義的一點個人

思考

大家下午好！結合工作實際情況，我談一下對司法責任制與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改革的淺薄之見：

一、司法責任制：我們準備好了嗎？

對司法責任制大家也談了很多，我只想談一下我最擔心的一個問題，司法責任制，我們準備好了嗎？這個糾結的問題已經困擾了我很長一段時間，原因我覺得主要有兩方面：

一方面是外部環境因素，也就是司法改革越來越近，現在可以說近在咫尺了。司法責任制的各類要求無論是對員額內的檢察官也好，還是檢察官助理也罷，都是前所未有的高。但從我接觸的一些青年檢察官來看，大部分對于可能面臨的責任和挑戰并不是很在意。原因何在？其中有不少人覺得這次司法改革有著那么多困難與歷史問題，“換湯不換藥”的可能性太大了，既然是換個包裝，那這時候的首要任務是看能不能趁機上個位，另外還有不少的人認為搞到員額檢察官太難了，既然只能做助理，錢拿的也少，掛名也是檢察官的事兒，那就更不用太費心了。至于司法責任，沒改之前我會辦案，難道改了我就不會辦案嗎？

我個人認為這種微妙的心理是很致命的，在與他們交流時我曾舉了“反四風”與“群眾路線教育”的例子，剛開始時有幾個人對活動的效果持樂觀態度？但短短幾年還真就沒有什么公務員敢趾高氣昂的大吃大喝了！這在我進檢察院前是不敢想象的，公款消費、大吃大喝不算歷史問題嗎？但中央只要有決心，還真就能兩三年內解決得七七八八。司法責任制同樣也面臨這樣一個局面，整個司法改革就是以司法責任制為核心展開，確實可能會有過渡期，但那是針對年紀大的檢察官，對我們青年干警而言，遲早要面對司法責任制條條框框的約束。不管是員額內的幸運兒，還是大部分助理和書記員，在沒有做好充足的準備之前，我們很容易變成司法責任制的反面教材。

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內部原因，這才算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就是我們的檢察官尤其是青年檢察官，職業再培訓的程度遠遠不能適應司法責任制發展的要求。現在比前幾年好很多了，至少培訓越來越多，向年輕人也傾斜了不少，但各類培訓的質量參差不齊，而且案多人少的原因也造成青年干警的職業培訓還是太少，即便培訓的老師很不錯，又很有可能論資排輩，青年干警靠邊站了。與其他同齡人交流時也感觸很深，有的司法解釋出來一兩年了，還在用老的解釋打天下，我自己參與培訓的次數也是屈指可數，在這次做崗位責任統計時，我就發現三年來沒有一次正規培訓占用了寶貴的工作時間。要求越來越高，我們的能力卻總是只能靠拖兒帶女之余的自學成才，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我的結論是，司法責任制，至少對于我而言，還遠沒有準備好，相信沒有準備好的人也不止我一個。也許有人會覺得，大家都沒準備好啊，有什么好怕的，總要有人干活，總不能把我們都淘汰吧？我覺得過于樂觀了，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我們現有的經驗已經逐漸不適應目前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我們太習慣于領導最后拍板，太習慣于拋開律師，與公安、法院協調，就案子中的證據問題達成統一認識來遮掩過去，從長遠來看，我覺得這些經驗都是與改革趨勢背道而馳的，抱著這些所謂的辦案經驗，還是那句話，我們就離反面教材的距離越來越短了。

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改革應將平衡偵訴關系擺在首位

接著說說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改革。我想談的問題對領導而言可能有點逆耳，但作為一個馬上到八年的公訴人，我想幫助我所在的公訴部門來說幾句話。

以審判中心主義最終采用的模式目前應該還不算非常明確，從試點來看，以后的庭審模式極有可能是法官開庭前不能提前閱卷，不能將審判職能前臵，辯訴雙方以庭審交鋒來直接影響法官的判斷。其實無論是陳衛東教授建議的“偵檢一體化”、龍宗智教授提倡的“偵檢雙重領導制”，還是樊崇義教授多次強調的加強檢察提前介入偵查、完善檢察對偵查的法定監督，指向的都是為了適應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改革，應當盡量限制目前過于強大的偵查權，并使檢察機關的公訴部門在審查起訴時將證據標準向法院靠攏。

公訴部門是刑事案件進入法院審判前的最后一道防線，這道防線既有打擊犯罪的國家使命，同樣也有保障人權，防止冤假錯案的神圣職責。現在都提倡不要再將無罪判決視為洪水猛獸，但對于被告人來說，有罪無罪是當然是天大的事，但量刑情節同樣也是天大的事，對我們而言，判十五年與判九年都是有罪判決，但對被告人而言，就是六年的自由時光，量刑情節同樣應該是我們審查的重點。公訴權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強大，在面對偵查權時，甚至可以用薄弱來形容，因為你發出的糾正違法通知書、檢察建議是否能起到應有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取決與你與偵查機關或部門的關系好不好。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改革如何改，改成什么模式，會不會在立法層面對于現有公檢法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線性結構”有所改變，是上層體制改革需要解決的事情。我覺得在此之前，我們可不可以在檢察機關內部，在逐步提升公訴人業務素質與能力的同時，更為重視公訴部門的意見。趁著規范司法行為專項整治活動時，真正抓一兩個利益驅動辦案的典型來落實偵訴雙方的責任，以此作為切入點來完善檢察機關內部關于偵訴關系的一些規定是否合法、是否科學。還可以考慮逐步推進，將公訴部門在職務犯罪中提前介入偵查落到實處，要通過操作規程來細化提前介入的程序與方法，讓偵訴雙方能夠換位思考，公訴部門不僅要去發現問題，還要幫著偵查部門去解決問題，同時將公訴部門要求的或是說法院要求的證據標準交流給偵查部門，也讓他們慢慢接受。過于強勢的兩反偵查部門與過于弱勢的公訴部門在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改革真正全面推行的時候，其實是一種先天不足，與其看著法院改來改去，不如先做自我調整，自己內部的偵訴關系還未明確的時候，過多的去要求公安機關顯然事倍功半。當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改革基本完成的時候，那時候檢察機關面臨的壓力與挑戰是我現在很難想象的：交叉詢問、更寬范圍內的證人當庭作證、法官真正開始居中裁判不再接受我們的各種協調會議，這些都是我們還未開始掌握的技能與經驗。也很感謝游檢與各位領導能夠未雨綢繆聽取我們的看法與意見，我的發言可能更像是發的牢騷，希望領導能夠多擔待，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