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讀王岐山推薦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解讀王岐山推薦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作者李茗公：“百姓富了不敬官”

——解讀王岐山推薦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法國學者托克維爾做夢也想不到，死了150多年后，他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突然在21世紀的中國紅得發紫。1992年商務印書館首次翻譯出版《舊制度與大革命》時，它僅僅是學術圈子里的專業書。現在，全國幾十家著名出版社蜂涌而上，市面上還幾度脫銷，所以一版再版。《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隨筆》、《鳳凰衛視》和央視等媒體，紛紛邀請名家解讀。政界、商界和學界愛讀書的精英們幾乎人手一冊，趨之若鶩，好像誰不知道這本書就已經落伍了。

奧秘何在？因為十八大后，中國掀起了震撼世界的反腐敗風暴，***、令計劃、徐才厚、郭伯雄等一批“大老虎”和眾多“蒼蠅”紛紛落網，作家二月河形容為“蛟龍憤怒、魚鱉驚慌、春雷震撼、四野震動”。在這種形勢之下，反腐敗的領軍人物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反復推薦，必然導致這本外國人寫的舊書洛陽紙貴。

王岐山為什么要推薦這本書？他的推薦語之一是：“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后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眾學者解讀：我們現在社會具有的諸多特征，與大革命之前的法國非常相似。例證如2009年6月30日《中國青年報》曾披露權威部門調查數據：截止2006年3月底，中國億萬富翁3220人，其中高干子弟2932人。后來相關報導否認這一數據，但著名學者張鳴在《中國青年報》上呼吁權威部門公布調查數據“還多數高干子弟以清白”，卻沒有得到回應。2010年12月9日《中國新聞周刊》披露《2006全球財富報告》數據：0.4%的中國家庭占有70%的國民財富。北京大學《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披露：2012年我國25%的底端家庭財產，僅占財產總量的1%左右。鳳凰網《財富派》報道：2015年，中國人用7400億買走了全球46%的奢侈品，這個數字比2014年足足增加1000億人民幣。真牛！

基尼系數是國際公認衡量貧富差距的尺度：基尼系數0.4是警戒線，0.5是危機線。但我國公布的基尼系數很亂，西南財經大學公布2010年為0.61，北京大學公布2012年我國家庭凈財產基尼系數達0.73，而國家統計局發布2012年基尼系數為0.474。經濟學家許小年評價說：連鄭淵潔的童話都不敢這么寫！

王岐山推薦語之二是：“中國這樣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從歷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環境也好，現代化轉型不會那么順利。中國人自己的代價也沒有付夠。過去這些年走得順了些，下面難免會有反復。”媒體說這是對習近平關于“深刻認識黨面臨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的尖銳性和嚴峻性”論述的深度解讀。

人民日報《王岐山為何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說：“當前中國與大革命前的法國都處于最繁榮的時期，物質財富的增加，催促了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敏感，對特權、腐敗、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出版社的廣告詞更雷人：“未雨綢繆，做一個有準備的人！”

那么，托克維爾為什么要寫這本書？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規模最大、最徹底的資產階級大革命，是繼英國光榮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之后的第三個里程碑。革命群眾攻克了象征封建統治的巴士底監獄，把國王路易十六推上斷頭臺。法國的國歌《馬賽曲》、國旗三色旗和7月14日國慶節，都源于這次大革命。然而，絕大多數中國人只知道歌頌革命，卻不會反思革命。托克維爾的偉大之處，就是把革命前的“舊制度”與革命后的“新政權”進行對比，他用這種獨特的視角去觀察分析法國大革命，不但深刻得只眼獨具，而且打翻了思想五味瓶，能讓你讀得百感交集！

托克維爾曾是風云一時的政治家，1838年當選眾議院議員，1841年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曾出任法國外交部長，參與制訂1848年法國憲法，支持兩院制和共和國的總統選舉普選權。然而他與議會代表們在巴黎抗議政變，反對拿破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復辟稱帝，被當局以“叛國罪”逮捕入獄。獲釋后，他對政治日益失望，認識到自己“擅長思想勝于行動”，逐漸從政治舞臺上淡出，經過五年深入研究，出版了《舊制度與大革命》。

偉大的思想家托克維爾，出生于諾曼底的貴族家庭，當地許多地方都以托克維爾家族為名。他雖然拒絕繼承貴族頭銜，卻贊美優雅、文明、高尚的貴族氣質。當革命的法庭審判路易十六時，他的外祖父馬羅塞·克伯挺身而出，擔任路易十六的辯護律師，結果老人也被革命送上斷頭臺，留下了“我在國王的面前為人民辯護，我在人民的面前為國王辯護”醒世名言。除此之外，其妹妹、女兒女婿和孫女孫女婿都隨之喪生。在大革命中，托克維爾的父親同樣被當作“嫌疑犯”關進監獄，判了死刑，等待處決，只不過后來因發生熱月政變，幸而獲釋。三年內，巴黎的斷頭臺斬首7萬人之多，但不少并非保皇黨，而是反對雅各賓派的人士，即革命陣營內部的“自己人”。據說，經過路易十六親自改進的斷頭臺效率驚人，殺21名吉倫特派用了30分鐘，殺31名稅務官用了35分鐘，殺54名紅衫黨用了28分鐘。

托克維爾似乎很矛盾：他既贊成大革命對舊制度的毀滅，也為革命的血腥而感嘆，更對革命后的獨裁極度失望。他強調被推翻的路易十六并非貪婪昏庸無恥，而是一個“改革與革命賽跑”的失敗者。其實，他倡導的是英國那種雙方雖然激烈對抗、但是最后能夠妥協讓步的非暴力革命。1689年英國“光榮革命”取得的成果，意義非常偉大：人民應享有選舉議會議員的自由；議會享有辯論的自由；不經議會同意不能制訂或終止任何法律；不經議會同意不能征稅等。國王威廉王后瑪麗接受了這些條件，確立立憲君主制，英國從此告別了血腥內亂政治。

托克維爾認為：被革命推翻的政權“并不該死！”他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我不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當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我像醫生一樣，試圖在每個壞死的器官內發現生命的規律。我的目的是要繪制一幅極其精確、同時又能起教育作用的圖畫。”

他冷靜分析大革命的利弊與得失，“我將試圖說明：同樣是這些法國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錯誤，哪些失策”，“一個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強大、更加專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奪得并集中全部權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價換來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無物的自由表象；這個政府如何把選舉人的普選權標榜為人民主權，而選舉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議，又不能進行選擇；它又如何把議會的屈從和默認吹噓為表決捐稅權；與此同時，它還取消了國民的自治權，取消了權利的種種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論、寫作自由——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貴、最崇高的成果”。

經過比較，他發現“大革命有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在第一階段，法國人似乎要摧毀過去的一切；在第二階段，他們要恢復一部分已被遺棄的東西。舊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習慣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幾年后重又出現，恰如某些河流沉沒地下，又在不太遠的地方重新冒頭，使人們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革命之后出現了大倒退。

托克維爾斬釘截鐵地聲明：“為了達到上述目的，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個人、階級，還是輿論、回憶，也不管他們多么令人敬畏。我這樣做時往往帶有歉意，但從不感到內疚。但愿那些由于我而感覺不快的人，考慮到我的正直無私的目的而饒恕我。”

所以，當年《舊制度與大革命》一出版，就引起震動，反復再版，20世紀以來，牛津大學把這本書指定為基礎教材，西方還于1977年成立了托克維爾協會，由此可見影響之大。

這本書怎樣解讀法國大革命？由于法國經濟繁榮，所以國王路易十六不愿意像英國“光榮革命”那樣實行民主立憲，甚至企圖調動軍隊鎮壓群眾。憤怒的巴黎群眾因此發動起義，國王路易十六化裝逃跑未遂。起義群眾以犧牲98個人的代價攻占了著名的巴士底獄，然而卻發現里邊竟然只關了7個普通犯人，2個精神病患者。公正地說，被革命送上斷頭臺的路易十六，其實心地善良，他鼓勵發展經濟，努力救濟窮人，國王狩獵區飼養的野獸毀壞了農田，他居然親自撰寫必須賠償農民損失的理由。在投票表決處死國王時，雖然有387票贊成，但也有334票反對。在法國大革命200周年慶典上，法國總統密特朗感嘆說：“路易十六是個好人，把他處死是件悲劇。”

托克維爾首先承認大革命的偉大意義：“大革命通過一番痙攣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當、大刀闊斧、毫無顧忌地突然間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點一滴地、長時間才能成就的事業。這就是大革命的業績。”但是同時，他強調即使沒有這場流血的暴力大革命，“古老的社會建筑也同樣會坍塌……只是它將一塊一塊地塌落，不會在一瞬間崩潰。”舊制度好比一座歷史悠久的破房子，改革是扒房子，革命是燒房子；自我轉型改革能夠小心翼翼地把舊建筑拆掉，其中許多部件還能夠繼續使用。然而，舊房子拆了一半的時候最丑陋，最讓群眾無法忍受，所以往往爆發革命，熊熊烈火燒毀了舊房子，導致血流成河。

《舊制度與大革命》書中有兩個小標題非常刺眼：一是“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為何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二是“減輕人民負擔，為什么反而激怒了人民？”托克維爾的結論更令人震驚：“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文化革命初期不堪批斗侮辱而投水自殺的著名作家老舍，在話劇《茶館》中有一句“民國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臺詞。他在無意之中為托克維爾這個著名觀點，做了中國版的注釋。

對于當今中國來說，這本書的意義非同小可。

所謂“托克維爾定律”，通俗地說就是“百姓富了不敬官”。斯大林、毛澤東時代，社會都很穩定，朝鮮和古巴至今仍是鴉雀無聲的國家。2014年我國人均GDP為7485美元，北京、上海等7省市人均GDP破萬。然而繁榮昌盛卻出現了“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維穩”成了頭等大事。匪夷所思吧？

在貧窮饑餓的年代里，“七億人民七億兵，日夜想念毛澤東”，老百姓對大小干部都相當崇拜，毛澤東時代極少有群眾鬧事。改革開放后，老百姓有飯吃了，干部威信全面下降了，“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老百姓敢當面奚落嘲弄縣鄉領導，從北京到地方各級政府常被上訪群眾堵住大門，“截訪”成了新聞熱詞。

曾為鄧小平經濟改革的大造輿論的周瑞金先生，憂心忡忡地寫道：“中國現在已經坐在一個火藥桶上。在缺乏法治和制度制約的今天，部分權力的墮落和百姓對腐敗的憤怒，都已經到了嚴重地步，社會矛盾一觸即發，實行憲政社會主義已經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習近平主席居安思危，他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國家無論在體制、制度上，還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與前蘇聯有著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艷陽天；弄不好，蘇聯的昨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君知否？蘇聯和東歐劇變并不是因為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聯合國曾經做過測算，以購買力平價計算，1989年蘇聯人均GDP為8210美元，南斯拉夫人均GDP為3454美元。東德比較窮時，柏林墻很堅固；東德富起來后，柏林墻反而倒塌了。請看數據：1986年東德人均住房面積為26平方米，1988年東德每百戶有電冰箱152臺，53%的家庭有小汽車，1989年東德人均國民收入已經達到12000美元！總而言之，無論是蘇聯，還是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最不可思議的吊詭之處恰恰在于，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復辟資本主義，并不是在他們最窮的時候，而是在他們漸漸吃飽飯的時候。那些最窮的社會主義國家，反而沒有“改變顏色”。

最近中東的局勢動蕩也證明了這個原理。

先說“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人均收入2240美元不算低，過去十年，突尼斯經濟保持穩定增長，平均經濟增速達5.68%。穩健的經濟增長使得國際社會對突尼斯印象良好。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2010年公布的全球經濟競爭力排行榜上，突尼斯位列世界第38位。但是民眾始終無法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果實，以本·阿里為核心的權貴集團成為財富巨無霸，才是問題的根源。

再看推翻穆巴拉克統治的埃及，人均收入接近7000美元，遠高于中國大陸的2010年農民5919元、市民19109元人民幣。加之風俗使然，普通埃及婦女佩戴重達1公斤左右的金首飾也不足為奇，但巨大的貧富差距和腐敗，讓埃及人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至于推翻卡扎菲政權的利比亞是非洲首富，2010年全國人均收入竟達12062美元，國家實行高福利政策，全民享有免費醫療和教育，對糧食等生活必需品實行價格補貼，許多家庭都有小汽車，但貧富懸殊極大。因為反政府武裝各派之間互相不買賬，再加上恐怖主義如ISIS之流法西斯武裝血腥攪局，阿拉伯的民主之路必然曲折漫長，但獨裁專制已經日暮途窮。豬的最高理想是吃飽睡香，然而老百姓不是豬，活著不僅僅是為了吃飯，還需要享受尊嚴、公平和正義。

“百姓富了不敬官”成了國際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世界真理，因為發達國家老百姓嘲弄總統，幾乎是家常便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德曼的名著《資本主義與自由》已經被翻譯成18種語言，僅英語印刷就超過了50萬冊。經濟學家吳惠林甚至說“這是一本每個地球人不可不讀的書。”弗里曼的重要觀點之一，就是經濟自由必然導致政治自由：“對于促進自由的社會，經濟安排扮演一個雙重的角色。一方面，經濟安排方面的自由本身就是廣義自由的一個成分，所以經濟自由本身就是目的。另一方面，經濟自由也是成就政治自由的一個絕對必要的手段。”通俗地說，也是“百姓富了不敬官”。

這確實是個讓許多人無法理解的社會怪圈：百姓貧困饑餓并不影響社會穩定；百姓變富了反而會“忘恩負義”得寸進尺，要求人權和民主。也正是如此，我們國家領導人三番五次苦口婆心啟發那個兄弟國家領導人，也學習中國搞改革開放繁榮經濟，但對方就是無動于衷我行我素。許多國人批評說人家太糊涂，其實人家那才真叫精明。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2013年8月9日《經濟觀察報》發表《破解〈舊制度與大革命〉之問》說：“不能認為革命不識好歹，群眾得寸進尺。革命的每一步驟，都包含著百年的歷史積怨和憤懣，革命群眾沒有退縮，而政府卻沒有根本對策，最后只能是全盤崩潰。”對于真心實意為人民服務的廣大官員來說，“百姓富了不敬官”最正常，共產黨鬧革命，就是為群眾謀福利。我們的《憲法》上非常莊嚴地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而官員則是人民的公仆。

如果主人對自己掏錢雇來的小保姆感到畏懼，而小保姆卻經常訓斥主人，那恐怕不正常；如果主人對小保姆曲意奉承討好巴結，經常請吃請喝還悄悄送厚禮，那也不正常；如果主人對小保姆非常熱愛，縱情歌頌，那就更不正常了。

因為“保姆者，仆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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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王岐山為何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

王岐山為何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

■2012年，一本外國老書持續大熱，市面上幾次脫銷。它不是一本大眾暢銷書，當初僅僅是法國史學術圈子里的專業書，現在卻成為有識、有憂之士的公共讀物。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也向參加座談會的專家推薦：“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后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

最近，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可謂洛陽紙貴。這樣一本探究18世紀法國大革命起源及特點的著作，能在中國引起廣泛關注，除了高層領導人的推薦外，更大的原因是書中內容與當下中國的關聯性。

當前中國社會背景復雜和社會矛盾激化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有某種相似性。

法國貴族在喪失了其古老政治權利后，仍占據著高官顯爵的地位，并保持著種種令人憎惡的特權（主要是免稅特權），對人民漠不關心，而且越來越頑固地維護他們的封閉利益，從而加劇了社會不平等這個舊制度的頑癥。

當今中國，在經歷了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后，開始面臨一些轉型難題。利益分化嚴重，貧富差距加大，階層固化、社會不公等現象，都是中國現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視的挑戰和考驗。出路在哪里？答案是深化改革。

毫無疑問，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改革風險很大，但不改革風險更大。改革勢必會遭到特殊利益集團的阻礙，尤其那些依靠權力尋租、依賴特權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犧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礙會很大。但是停滯、不改革，忽視社會的公平正義，只會增加群眾的不滿情緒，甚至使社會陷入動蕩的危險境地。對此，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跡象顯示，新一代領導人已經拿出敢于啃硬骨頭的勇氣和魄力。

當前中國與大革命前的法國都處于最繁榮的時期，物質財富的增加，催促了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敏感，對特權、腐敗、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因為政府和社會的關系發生了變化。18世紀末，時代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法國的平民等級，尤其是平民的上層資產階級，在經濟實力上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法國貴族還想像中世紀那樣維護他們的特權已經行不通了。正如托克維爾所說，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猛力拋棄。

這是一個值得借鑒的歷史經驗。當前中國，隨著物質生活的富足，人們開始追求更多的表達權、批評權。尤其是隨著新興網絡文化的發展以及人們知識的增加，對官員的腐敗、特權更難以容忍，對影響到自身直接利益的行為更勇于表達觀點，甚至是據理抗爭。這都在影響和改變著中國的政治生態和治理模式。歷史告訴我們，在經濟繁榮期，應十分關注人們的態度，對民眾不滿的地方要及時回應，使下情上達，及時疏導民眾的情緒。說到底，也就是要真正實踐科學發展的理念，使發展的紅利人人得以分享，使發展的代價降到最低。

法國大革命為追求社會平等，而不惜犧牲自由、秩序的民主政治實踐告訴我們，在面對理想秩序與現實秩序的落差時，人們應保持理性，改革需大膽而審慎。

大革命時期的法國，階級矛盾尖銳，經過啟蒙運動洗禮的人民，已普遍產生了徹底糾正不平等狀態的強烈渴望。然而，法國大革命并沒有為我們提供一個實現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因為它太激進了，充斥著一種平等主義的夢幻，正如托克維爾描述的，“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環境中焦慮興奮，努力改變處境：追求更好的東西是普遍現象；但這是一種令人焦慮憂傷的追求，引人去詛咒過去，夢想一種與眼前現實完全相反的情況”，最終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動蕩和最可怕的混亂。

事實上，在革命來臨之前，法國政府已開始進行改革，然而，“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開始改革的時刻”。當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國已經廢除時，人們對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容忍。最后，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會，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但是人們很快就忘記了自由，甘當獨裁者拿破侖統治下“平等的奴隸”。托克維爾明確表達了他對法國大革命沒有處理好自由與平等關系的失望情緒，他認為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當前中國面臨的現代化難題與之類似。對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膽而審慎。不拿出大膽的勇氣改革，就是在與“革命”賽跑；一味追求激進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動蕩混亂的危險，只能依靠審慎的進一步改革化解，決不可誤入冒險激進的歧途。

可以說，經由改革達成代價最小的現代化道路，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問題在于改革怎樣推進、制度怎樣變革，《舊制度與大改革》這本書能帶給我們一些啟

第三篇：解讀《舊制度與大革命》(二)

解讀《舊制度與大革命》(二)

中央集權下的民主社會，最首要的核心內容就是平等。等級制度下不存在平等，沒有“人人平等”的概念，也不會產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豪邁。對此，貴族出身的托克維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認可的。然而，《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核心思想之一是，托克維爾認為，與平等相比，自由更重要。對這一概念的理解，是認識托克維爾的關鍵，也是無數人借助《舊制度與大革命》來解讀當下的關鍵。托克維爾時代的“自由與平等”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附有托克維爾另外兩篇文章，寫作時間早于《舊制度與大革命》，基本與他的成名作《論美國民主》的寫作時間相同。我不知道國內其他版本是否都附有這兩篇文章，它們對于理解托克維爾關于“自由”的觀點很重要。

托克維爾說：“法蘭西對今日人類命運的影響是有益的還是有害的？這只有未來才能知道”；“數百年來，所有歐洲古老國家都在默默地從事摧毀國內的不平等現象。法蘭西在自己國家中激發了革命，而革命在歐洲其他地區則步履艱難”；“法國人敢于說出別人還只敢想的東西。別人尚在模糊的遠景夢幻的事物，法國人卻不怕今天就付諸實施。”他的這些話指的就是法國大革命。雖然托克維爾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飽含深情，但對于法國大革命確實有所保留。關鍵在于，民眾通過法國大革命要求實現平等，把不平等的矛頭指向貴族和教會，造成了很多在托克維爾看來屬于暴政的野蠻行為。因此，他主張借鑒英國的做法，實現民主不是消滅特權階級實現平等，而是保留特權階層，讓他們具有一定的開放性，以實現自由的民主，避免平等的民主可能造成的暴戾。

我們在討論托克維爾“自由比平等更重要”的觀點時，必須注意一個前提：托克維爾本人是貴族出身。在等級制度未被打破時，與低等級相比，貴族不僅擁有不平等的特權，還擁有自由與民主的權利。因此，當底層民眾也要求獲得民主權利時，貴族希望更多保留自由，實際上依然是貴族特權意識的體現。對于底層民眾來說，在等級制度下既沒有自由也沒有平等。當中央集權制打破等級制度，限制貴族特權，民眾首先要求平等權利，這是自然而然的首要選擇。因為，平等與自由相比，前者看得見摸得著，后者有點虛。

法國大革命在全歐洲激發了普通民眾對于平等的渴望，卻在歐洲各國貴族聯合鎮壓下遭遇失敗，等級制度在法國多次復辟。1830年，巴黎市民為推翻波旁王朝發動起義，史稱“光榮的三天”。畫家歐仁?德拉克羅瓦以此為題材創作了著名油畫《自由引導人民》。可見，廣大民眾的民主要求同樣包括了“自由”。但這個“自由”常常是指出版、言論自由。對于民眾來說，平等包括財產、教育、法律權益等，與言論自由相比，財產等方面平等更實在，也是自由的基礎。

“自由重于平等”背后實為貴族與民眾權利之爭

要理解托克維爾說“自由比平等更重要”，還應該多理解一點法國貴族與英國貴族的區別。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作者也有描述。由于法國中央集權制開始得比較早、比較徹底，因此，法國貴族比英國貴族受到更多的限制。法國貴族在大革命之前維持著財產方面的特權，但政治自由受到較大的制約，法國國王以政府官員來取代原先掌握政治權利的貴族。英國在法國大革命之前爆發了克倫威爾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也試圖建立強大的中央集權制，克倫威爾因此也被稱為“獨裁者”。但這場革命未能徹底成功，等級制度再次復辟，克倫威爾等人的尸體被挖出來，象征性地處以絞刑，后又被砍頭示眾，尸骸被扔到垃圾堆，其頭顱直到三百年后才被下葬。

克倫威爾革命失敗后，英國貴族的政治權利沒有像法國那樣受到限制，而是與資產階級融合，用托克維爾的話說，歐洲各國貴族“唯有在英國又重為掌權階級”。于是我們也就能夠理解托克維爾的主張，所謂“自由比平等更重要”，無非是說貴族的權利比民眾的權利更重要。只不過，這個貴族權利在英國社會經克倫威爾的革命后，不再那么封閉，而具有一定的開放性，例如貴族與平民的通婚。這一點直到戴安娜王妃時期依然被英國人津津樂道。而在法國，貴族與平民的通婚很少見，而且被貴族看不起。因此，法國貴族到最后，幾乎就像中國清朝時期的八旗子弟。當然，英國貴族階層的開放性并不僅限于此。舊貴族的改造與新貴族的形成大致可以看成是社會精英的構成方式的轉變，英國的方式就是舊貴族與資產階級結合，因此既保留舊貴族的等級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性。托克維爾在書中專門提到：這種改進后的等級制度，“它最終和英國人一起傳到美國”。美國《獨立宣言》時間上雖早于法國大革命，但其強調的“人人生而平等”正是啟蒙運動這一意識的體現。

法國大革命后，自由與平等在政治制度上朝著兩個不同的方向各自發展。一種是強調平等。為了保障平等，除了要消除以前等級制度的不平等，還要防止今后發生的不平等，由此就需要強大的中央集權持續地強大下去，否則，在自由的前提下，一定會產生新的不平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就是這一思路、方向的產物，目的是實現真正的平等、真正的民主。歐洲后來出現的蘇維埃就是這一思路的具體體現。雖然托克維爾沒有看到蘇維埃的成立，但他的論斷是正確的：為了更廣泛、更徹底的平等，就會限制自由。

另一種方向是英美等國，它們改變了法國大革命過于強調平等的傾向：既給予社會底層一定程度的平等，又保留了上層精英較大的特權，也即自由。在當今美國，我們依然可以看到被改造的“新等級制度”的特征：有錢的富裕階級具有很大的特權。不管現在如何說“美國夢”，這個特權階層在美國早期還有較大的開放性，越接近現代，這種開放性越低。英美民主制度實質上是對平等、自由不同程度的折中，而非“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自由”的口號那么簡單地極端化。平等和自由是一對矛盾，平等不能絕對，自由也不能絕對。過度的平等一定會傷害自由，過度的自由也一定會傷害平等。就個人社會權利來說，左翼通常更強調平等，右翼一般更強調自由。任何民主社會都是兩者不同程度的調和。民主之所以復雜，人們對民主的評價之所以眾說紛紜甚至對立，就是因為對這一調和的不同認可。混亂的“自由”折射西方政治理論缺陷

第四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讀書筆記

詹媛

201302405159

剛開始接觸這本書時，我本以為是簡單的描寫法國因為陳舊的封建制度而引發的一場革命，可能因為我天分不足，加之對法國的歷史并不了解，所以讀了一遍下來，我并沒有像大多數的學者一樣為當今中國的現狀而擔憂，其實簡單的說來就是覺得這是一本描述法國歷史的一本著作而已。正當我為自己的淺薄而苦惱時，我只好耐著性子將托翁這本精華之作再細品了一遍，可以明顯的感受到這本書真如王岐山先生所說的，當前中國社會背景復雜和社會矛盾激化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有某種相似性，是值得我們去學習、去借鑒的。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托克維爾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實與思想、歷史哲學與歷史本身結合起來”為目標的評價歷史著作。這本書著眼于對法國大革命前舊制度下政治、社會生活畫面的剖析，并由此闡明舊制度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基礎和決定性因素，同時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來并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制度原型。點明法國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毀封建等級制度，實現平等。

一、《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寫作手法與內容概述。

《舊制度與大革命》分為三編。主要是采用了問答式的寫作手法，就如托翁所說的，他從事的是“關于法國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寫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問題，所以從各章題目就可明了作者要解決的是那些問題。從方法論來說，這也就是后來“學鑒年派”創導的問題史學。這種寫作方法是很值得我們這些初學者學習的，這樣寫出來的作品能使讀者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表達的內容。同時這樣表達更能體現出文章的內容且對各方面的描寫都更加全面、明了邏輯性更強。

《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一編就大革命本身特點展開探討，顛覆了人們對大革命的一貫認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滅貴族特權和等級制度，是實現人民對平等的追求。在這一編中，我認為第五章是本編的重點，如托翁說的，前面所有的論述只是為了闡明主題，第五章作者基于對整個歐洲制度、社會結構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較，發現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眾對其仇恨越大。同時得出，法國大革命特有的功績，是企圖用平等、一致的社會政治秩序來取代統治整個歐洲的封建制、貴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編講述大革命得以發生的基礎——舊制度的種種機制。通過對每個機制的運行、發展的闡述得出，法國國王的中央集權制是所有機制如此變化、存在和運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敵人--貴族統治的封建等級制度，很早就被國王的中央集權制架空，在大革命開始前已經開始崩潰。在這一編中，我對十一章的內容感觸較深，第十一章闡釋了隱藏的大革命力量：人們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貪婪撈錢的欲望損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權經驗不足，不自信，行政風格上也受到司法習慣的影響，并不是絕對的專橫跋扈。另一方面，雖然被大量剝奪，貴族、教士、資產者、司法機構，還都保持著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國人并沒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從于專制的奴役。當然，托翁說，這種“病態的自由”雖然有助于法國人推翻專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國家”更難于建立了。從而舊制度塑造了大革命。

第三編主要從思想動因及其相關因素方面進行了補充性的分析闡述，進一步對革命發生的順序、邏輯和較為淺顯卻直接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而在第八章中，作者對大革命從舊制度種自然發生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總結，并再一次闡述對于自由的熱愛，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結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會換來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全書論述了大革命與舊制度之間的聯系，即舊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繼承舊制度。從而揭示了大革命爆發的真正原因，以及其背后深刻的歷史基礎和歷史動力。

二、法國大革命與傳統的革命的時代背景比較。

在歷史教科書里總結革命爆發的原因，無外乎國王獨裁專制，政府腐敗，苛捐雜稅，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見的說辭。我們也自然而然的覺得，肯定是官逼民反，老百姓覺得無路可走了所以才起來鬧革命。然而真相卻不是這么回事。

在考察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歷史背景時，托克維爾還觀察到了另一個“悖論”：大革命前二十年，社會財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國家因戰爭負債累累；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于事業心，更有創造性”；“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后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 本來人們認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處于水深火熱民不聊生的時候發生的，但歷史證明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那為何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托克維爾的判斷是：革命的發生并非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此前人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一心朝著新事物奔去。伴隨著社會繁榮，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從未如此緊密混合。國家財政管理不善在很長時間內僅僅是公共劣跡之一，這時卻成了國民的私人災難。也就是說，改革已經開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沒有改的這一部分顯得分外觸目，更令人無法忍受，后者堅持不改，這個時候革命悄然而至。

三、思考與感悟

老實的說，從《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這本書中我學到的知識挺多的，但我也同大多數人一樣陷入疑惑當中，那就是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到底是必然還是偶然的結果呢？為了解決我心中的疑惑，我從網上看了一些名家對這本書的見解，很多學者認為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并無其必然性，因為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并不容易，卻著實激烈、徹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蘭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場如此突然，如此徹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滿反復、矛盾和對立的革命。”認為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不易，主要依據是四個穩定的階級：國王與教士（第一等級）、貴族（第二等級）、資產階級、農民（第三等級）。而以上階級形態的構成，究其根源，均落腳于封建專制主義的舊制度的影響。

因為貴族在遭到集權權力較為充分的剝奪后，安于守住其經濟特權度日，資產階級則在積極爭取后實際掌握國王權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職和權力，并成為貴族以外享有特權最多的階級，對現狀較為安逸，他們被壓迫和貧困牢牢拴在偏遠的土地上，遠離公共生活，從不參與政治。因此，環顧各階級的境況，無論哪個階級，都沒有進行革命的直接動機。因此，法國大革命爆發并沒有其必然性。可是，革命還是似乎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因為法國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各種舊制度對他們的生活、思想都有一定的限制。托克維爾有詩意的描述法蘭西民族來進行解釋：“它從未自由到決不會被奴役，也從未奴化到再無力量砸碎桎梏。”所以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實屬偶然，但當回望法國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發生的，又會發現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適當的時機得以爆發。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須承認，所有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釋法國以外類似的革命。”

“以史為鑒”是古人提出來學習歷史最為主要的用途，所以了解過《舊制度與大革命》后，再從王岐山先生等名家將中國現狀與1789年的法國相比的而發出的言論來看，當今中國，在經歷了改革開放和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后，開始面臨一些轉型難題。利益分化嚴重，貧富差距加大，階層固化、社會不公、政府腐敗等現象，都是中國現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視的挑戰和考驗。

當前中國與大革命前的法國都處于最繁榮的時期，物質財富的增加，催促了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敏感，隨著物質生活的富足，人們開始追求更多的表達權、批評權。尤其是隨著新興網絡文化的發展以及人們知識的增加，人們對于對特權、腐敗、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改革勢必會遭到特殊利益集團的阻礙，尤其那些依靠權力尋租、依賴特權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犧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礙會很大。但是如果停滯、不改革，忽視社會的公平正義，只會增加群眾的不滿情緒，甚至使社會陷入動蕩的危險境地。借用托克維爾的話“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那么中國現在政府不斷強調政治體制改革說明中國社會也處在非常危險的地步。因此法國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在經濟繁榮期，政府應十分關注人們的態度，對民眾不滿的地方要及時回應，及時疏導民眾的情緒。要真正實踐科學發展的理念，使發展的紅利人人得以分享，使發展的代價降到最低。

寫完關于《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這篇讀書筆記，如果單純的只是寫關于對文中的內容的話，以我現在的水平來說，可能我很多都是摘抄原文而已，所以在我的這份讀書筆記可以說是借鑒網上各學者的一些觀點所寫的。因而望老師切勿責怪。

第五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舊制度與大革命

Why some think China is approaching a political tipping point 為什么有些人認為中國已經到了傾覆的邊緣？

Mar 16th 2013 |From the print edition

FOR some of China’s more than 500m internet users the big news story of the week has not been the long-scheduled one that their country has a new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already has more important jobs run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chairing its military commission.Rather it was the unscheduled, unwelcome and unexplained arrival down a river into Shanghai of the putrescent carcasses of thousands of dead pigs, apparently dumped there by farmers upstream.The latest in an endless series of public-health, pollution and corruption scandals, 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more potent(and disgusting)symbol of the view, common among internet users, that, for all its astonishing economic advance, there is something rotten in the state of China, and that change will have to come.對中國5億多網民中的一些人來說，本周的大新聞不是他們的國家有了個新的主席。這早是預料之中的事情。在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前，他已經擔任更為重要的職務—黨總書記和軍委主席。對這些網民來說，更大的新聞是數千頭死豬腐爛的尸體，沿江而下，毫無征兆和解釋的出現在上海。很明顯，這些不速之客是被上游的農戶丟棄的。此次事件是一連串沒完沒了的公共衛生、污染和腐敗丑聞中的最新一樁。很難想出還有更有力的證據表明，盡管中國取得了讓人驚訝的經濟成就，但是在中國有些東西已經開始腐爛，改變必將到來。該觀點在網民中非常普遍。

Many think it will.According to Andrew Nathan, an American scholar, “the consensus is stronger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1989 Tiananmen crisis that the resilience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China is approaching its limits.” Mr Nathan, who a decade ago coined the term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to describ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bility to adapt and survive, was contributing, in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an American academic quarterly, to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ith the titillating title: “China at the tipping point?” Ever since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in 1976, foreigners have been predicting the demise of one-party rule.Surely a political system designed for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with virtually no private sector cannot indefinitely survive more or less intact in the vibrant, open new China.In 1989 China went to the brink of revolution.When reform came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satellites, for a while China seemed like the next domino, waiting to topple.很多人認為改變會到來。美國學者Andrew Nathan認為，“中國獨裁政權的韌性已經接近了它的極限，這種共識比1989年的天安門危機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強烈。”十年前創造了“獨裁韌性”來描繪中國共產黨適應和生存下來能力的Nathan先生，在美國學術季刊《民主雜志》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的標題讓人感到刺激，“即將傾覆的中國”。自1976年毛澤東過世之后，國外人士一直在預計一黨統治的死亡。在開放和充滿活力的新中國，一個為實際上沒有私營部門的中央計劃經濟設計的政治體系，肯定不能無限期地幾乎毫發無損的生存下來。1989年當變革席卷蘇聯及其衛星國時，中國走到了革命的邊緣，一段時間內中國好像要成為下一塊即將倒下的多米樂骨牌。

But the party proved far more durable—and popular—than seemed possible in 1989.And as China’s economy soared and the Western democracies floundered, authoritarianism proved more resilient than ever.With China booming, few tried to emulate the Arab spring of 2011.They were easily dealt with by the pervasive “stability-maintenance” machinery.但事實證明，在1989看起來可能要倒臺的共產黨，其實更具有持久性，更得人心。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西方民主國家陷入困境，獨裁主義被證明比以往更具有韌性。由于中國經濟的繁榮，很少人嘗試效仿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運動。他們可以輕易地被無孔不入的“維穩”機器處理掉。

No single change explains why China might be nearer to a tipping point now.Bu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s eroding some of the bases of party rule.Fear may be diminishing.Nearly 500m Chinese are under 25 and have no direct memory of the bloody suppression of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its best to keep them in the dark about it.A few public dissidents still write open letters and court harassment and jail sentences.But millions join in subversive chatter online, mocking the party when not ignoring it.沒有某個變化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可能更加接近傾覆的臨界點。但是中國社會的不斷進步正不斷侵蝕著一黨統治的基礎。恐懼可能正在消失。近5億中國人的年齡在25歲以下，他們對天安門的血腥鎮壓沒有直接的印象：政府竭盡所能使他們對此事件一無所知。盡管一些持不同政見人士仍然寫公開信，對法院不公正的判決緊咬不放。但是數以百萬計的人會選擇上網，聊一些顛覆性質的話題，如果不忽視共產黨的存在，嘲笑它。

“Mass incidents”—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proliferate.Farmers resent land-grabs by greedy local officials.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workers staffing the world’s workshop in eastern China are more ambitious and less docile than their parents.And the urban middle class is growing fast.Elsewhere, the emergence of this group has brought dow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rough people-power(in South Korea, for example)or negotiation(Taiwan).And much of China’s middle-class seems discontented, furious at the corruption and inequality the party has allowed to flourish, and fed up with poison in their food, asphyxiating filth in their air and dead pigs in their water-supply.The internet and mobile telephony provide tools for spreading news and anger nationally.The party has to work har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o not also help unite all these atomised grievances into a concerted movement.It has a lot of hammers and a lot of nails.But it is still hard to pin jelly to the wall.“群體性事件”——抗議和游行——不斷擴散。農民們憎惡貪婪的地方官員無恥地攫取他們的土地。比起他們的父母來說，在中國東部—世界工廠—工作的農民工二代們多了些野心，少了些溫順。同時城市的中產階級正在快速的成長。在世界其他地方，這一階級的出現已經通過人民的抗爭（例如，在韓國）和談判（臺灣），推翻了獨裁政權。而且很多中國中產階級人士好像，對被共產黨縱容泛濫的腐敗和貧富差距問題，深為不滿和憤怒，對食物中的毒素，空氣中令人窒息的煙塵和水供應中的死豬，感到厭煩。網絡和手機為在全國范圍內傳播新聞和憤怒提供了工具。共產黨必須想盡辦法，確保這些零碎的不滿不聯合成協調一致的運動。它有許多“錘子”和“釘子”，但是要想把“果凍”釘在墻上，仍然是困難的。

The other reason for expecting change is that Mr Xi and his colleagues profess to know all this and to be serious about political reform.It has been a recurrent theme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NPC), China’s Potemkin parliament, under way this week.期待變化的另一個理由是習先生和他的同事們都自稱對這些情況很了解，而且要在政治改革上動真格。政治改革一直是人民代表大會上反復出現的主題。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波特金式（表面文章和弄虛作假的代號）的國會，本周正在舉行。

What looks like a serious purge o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by freeloading officials suggests the party begins to get it.The “streamlining” of government by merging ministries shows a new willingness to take on powerful vested interests.Mr Xi has urged the party to be brave in tackling reform: “like gnawing at a hard bone and wading through a dangerous shoal”(chewing gum while walking is for wimps).共產黨對愛揩油官員奢侈性消費的嚴肅整頓，暗示其要開始政治改革行動。通過部門合并來“精簡”機構，表明了政府要與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進行較量的意愿。習先生要求共產黨要勇敢的面對改革問題：“敢于啃硬骨頭，涉險灘”（邊走路邊嚼口香糖，那是膽小鬼做的事）。

Reform, however, does not mean tampering with one-party rule.Rather, as Fu Ying, spokeswoman for the NPC, put it: political reform is “the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ut another way, it is about strengthening party rule, not diluting it.Mr Xi seems to agree.A New York-based website, Beijing Spring, has published extracts of a speech he made on a tour of southern China late last year.He affirmed his belief in “the realisation of Communism”.盡管如此，改革并不意味著要改變一黨統治。恰恰相反，正如人民代表大會新聞發言人傅瑩所說“政治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換句話說，政治改革是要加強黨的統治，而不是消弱黨的統治。看上去，習先生也同意這種觀點。紐約一家網站“北京之春”登載了去年底習近平在中國南方考察中一次演講的節選。他表明了“實現共產主義”的信念。Democracy in China 中國的民主

Mr Xi also spelled out the lesson his party should draw from the failure of its Soviet counterpart: “we have to strengthen the grip of the party on the military.” He is right to pinpoint the willingness or not of the army to shoot people as the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Soviet experiences.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sobriquet Mr Xi would find more insulting than “China’s Gorbachev”.From where he sits, the career of Mikhail Gorbachev is an object lesson in failure.習先生也清楚地講明了中國共產黨應該從蘇聯共產黨的失敗中吸取的教訓：“我們必須加強黨對軍隊的控制。”清楚地指出軍隊是否愿意對人民開槍是中國和蘇聯經驗的關鍵區別，在這一點上他是對的。很難想到有比“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更讓習先生感到受辱的綽號了。從他的立場看，戈爾巴喬夫的生涯是一個失敗的教訓。

There is a vogu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for reading Alexis de Tocqueville’s1856 boo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The argument that most resonates in China is that old regimes fall to revolutions not when they resist change, but when they attempt reform yet dash the raised expectations they have evoked.在中國知識界，閱讀1856年托克維爾寫的關于法國大革命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是很時尚的事情。書中最能在中國引起共鳴的觀點是：舊政權由于革命而倒臺，不是在其抗拒變革時，而是當他們試圖改革，但卻無法滿足他們喚起的期待時。

If de Tocqueville was right, Mr Xi faces an impossible dilemma: to survive, the party needs to reform;but reform itself may be the biggest danger.Perhaps he will see more fundamental political change as the solution.But then pigs will no longer rot in rivers.They will fly.如果托克維爾是對的，那么習先生就得面臨一個不可能的兩難處境：為了生存，共產黨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大的風險。可能他將把更根本的政治變化作為解決方法。但是到那時，豬將不再在河里腐爛了。他們將會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