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史學史復習資料

1．編年體：是我國最早的史書編纂體裁之一。孔子刪定的《春秋》采用編年體，初步將人物、地點、時間、事件四個因素結合起來記敘歷史，它已有了明確的時間順序，把事件有系統地按年代先后加以編排，上下連貫，從中可以看出歷史的發展過程。這種體例經過《左傳》作者做了進一步的完善。

2．紀傳體：是以記載歷史人物事跡為主的史體。創立于西漢司馬遷的《史記》，該書以本紀記載歷代帝王的事跡和國家發生的重大事件；以表的形式譜列年爵；以書的形式記歷代典章制度；以世家的形式記載諸侯公卿的事跡；以列傳的形式記社會各階層人氏的事跡。以后歷代正史均沿用這種史體！

3．《通典》：唐代著名史學家杜佑所著。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該書所載了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迄唐玄宗天寶末年（也涉及到歷代的典章制度。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等九門，對每一種制度，都能綜慣古今，溯源明流。該書為編寫制度通史開創了先例

4．《史記》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包含 12本紀、10表、8書、30世家、70列傳，共130篇，記述了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帝三千多年間的諸多方面的歷史，其內容豐富，堪稱為一部體大思精的百科全書。《史記》開創了紀傳體史書的先河，讓歷代學習。其記錄的時間、范圍廣泛，事跡全面，人物豐富，涉及典籍面廣，在史料搜集取舍上，為后世樹立了典范。司馬遷編寫《史記》時，尊重史實，秉筆直書，重視人在歷史上的作用，重視用社會經濟生活來探索歷史發展的原因，這些進步思想對史學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5．《史通》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史學理論著作。作者劉知幾，是我國古代社會杰出的史學家。《史通》共20卷，對唐代以前的史學著作和史學家做了系統的總結，并提出了劉知幾個人的修史主張。著名的“三長論” 和“直筆論”。認為一個優秀的史學家必須具有才、學、識三長，而以識最重要，對于寫史，劉知幾主張“直筆”，要做到“不掩惡，不應美”，“不避強御”，“無所阿容”，反對迎合權勢或從個人恩怨出發歪曲史實。這些卓越的見解，對后世史學產生了巨大影響。劉知幾強調人事在歷史上的作用，認為歷史是變化和發展的，評價人物和事件應從當時的客觀形勢出發。他還反對是古非今，認為不應“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

6．《文史通義》是一部史學理論著作。它是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的代表作，與劉知幾的《史通》一直被視作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雙璧。《文史通義》共8卷，包括內篇和外篇兩部分，內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該書版本很多，內容不盡一致。1921年，吳興劉承干所刻《章氏遺書》本，《文史通義》內篇增1卷，《文史通義》“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史學理論的主要內容：其一，“六經皆史”論。關于我國史學的源流，《文史通義》開卷便宣稱“《六經》皆史也”。其二，有關歷史編纂學問題。這是該書的主要內容之一：章氏發展劉知幾的史學理論，于“才、學、識”之外，提出“史德”問題。他說：“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史德》）具備“義、事、文”方可稱為“史學”。“義”指歷史觀點，“事”指歷史事實，“文”則是表達的文筆。在章氏看來，三者以“義”為主，而“事”與“文”不過是求“義”的根據和技巧而已。其三，把方志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由于章學誠是封建社會末期史家，在《文史通義》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評論，但也擺脫不了宣揚綱常禮教之例，如他把謗君和怨悱的人說成“亂臣賊子”、“、”名教罪人"

7．二重證據法1925年由王國維提倡，把發現的史料與古籍記載結合起來以考證古史的方法，對20世紀中國學術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作為一種重要的治史觀念和方法，是20世紀初年中西學術交融和新史料大量發現刺激之下的產物，此為其所具有的強烈的時代性。在利用殷墟甲骨、西域簡牘、敦煌文書等新出地下資料進行多方向多層次的大量研究的情況下，王國維最終總結出了綜合利用“紙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的著名的“二重證據法”，這是王國維昭示后人的一條十分重要的歷史研究方法，影響深遠。

8。《海國圖志》：魏源著，是第一部由中國人編撰的最詳備的世界史地著作，書中介紹和傳播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特別是戰艦和火器生產技術；系統的的闡述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和辯證關系。是一部研究鴉片戰爭的經驗教訓，探尋向西方學習富國強兵之路的維新思想的啟蒙書！

中國古代史學產生應該具備哪些基本條件？（1）文字的發明。沒有文字就不可能有史書，對于某件事情，如果沒有文字記載，單憑記憶，不可能長久。有了歷史記載的材料，才能編纂成史書和產生史學。(2)歷法的產生。因為史學史以時間為基礎的，有了歷法才能推算時間，確定歲時年月。一部史書如果沒有確定的時間，即使史料載豐富也是毫無簡直的。（3）歷史意識的產生。統治階級的需要以史為鑒，作為施政的依據；同時作為教育后代的教科書等

9．《 史記》與《漢書》在體例在體例在體例在體例、、、、內容等方面有哪些差異？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迄西漢武帝約三千年的歷史。《漢書》是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僅記載西漢一代歷史。在體例上，《漢書》對《史記》體例進行了改造，如改書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傳，同時創設了《惠帝紀》、《地理志》、《食貨志》、《藝文志》等。在一些人物的傳記中，增入大量有用的文獻，如《董仲舒傳》全文收入了他的“天人三策”，《食貨志》中收入董仲舒的“限民名田說”等。《漢書》還詳細記載了昭、宣、元、成、哀、平及新莽歷朝的歷史）《）《）《）

10．劉知幾的史學貢獻

1、第一次系統地總結了唐以前史學發展狀況，使史學評論走上了獨立發展道路。

2、揭露了古史記載的虛偽，批判了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觀念。對古人和經典進行了批判，體現了一種不盲目崇拜古代、不迷信圣人和經典的批判精神。

3、提出整套修史方法，規范史書修撰環節。對史料：主張“采摭群言”，對“闕之不足為少，書之唯

益其累” 的材料，必須堅決舍棄；論史事：主張荀悅、干寶提倡的“五志”，再廣以“三科”，反對“四煩”； 論人物：選擇惡可戒世、善可勸后者，反對“愚智畢載，妍媸靡擇”。

4、論述了各類史體的長短得失，提出了史體特別是紀傳體的發展方向。

（1）論古今史體，歸為“六家”。認為古代史學是發展變化的，史書體裁是不斷演進的，他把古代史籍分為記言體、記事體、編年體、國別體、通代紀傳體、斷代紀傳體六家，并一一考鏡其源流發展、宗旨意趣和利弊得失。（2）對編年、紀傳二體短長進行剖析。編年體按年記事，但人物或有或無，或詳或略。紀傳體內容豐富充實，但紀傳體多重復，時間概念不清。“二體”各具短長，尤其對紀傳體的體例和結構作了理論總結。

5、爬梳了史官制度的發展，揭露了史館修史的弊病（1）史官制度的發展：在《史官建置》篇，劉知幾對唐初以前的史官發展脈絡加以條梳。（2）唐代設館修史的五大弊病：人浮于事，各不相下；史料保存制度不健全；難以直書；監修者眾，史官無所適從；監修不當，銓配無 法。

6、提出“史才”標準，奠定后代史學人才標準 史官素質：彰善貶惡，不避強御；編次勒成，郁為不朽；高才博學。史學人才標準：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才”：組織史料和表達的能力；“學”，有淵博的歷史知識，掌握豐富的歷史資料；“識”：是對歷史是非曲直的觀察、鑒別和判斷的能力。

郭沫若的史學貢獻

郭沫若開辟了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歷史的科學道路。他在1929年寫成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試圖以馬克思主義解釋中國歷史發展全過程的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論證了中國歷史上有奴隸制的存在，而奴隸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轉化而來，奴隸制本身后來又轉化為封建制。它論證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展學說是一個普遍的規律，而中國歷史的進程同樣是受這個普遍規律所制約的。這是郭沫若對中國史學的重要貢獻，也是有利于中國革命的重要論點。郭沫若出版了《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這是研究先秦學術思想的姐妹篇，他還為中國古史研究作出了文獻學方面的卓越成就，他在古文字學、古器物學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詣。他根據形式、花紋、文體和字體，為中國青銅器的分期提出了權威性的看法

第二篇：中國史學史教程復習資料

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對象和范圍：

1、史學史定義：史學史是研究歷史學發生、發展及各時期史學活動狀況的學科、它有著清理史學遺產、闡明史學演進過程和揭示史學發展規律的任務。（對象與任務）

2、史學史研究的內容：（1）歷史觀（2）史學思想和史學理論（3）史學評論（4）歷史編撰（5）官方修史制度（6）史家及史學機構的史學活動

3、范圍：

第一章 中國古代史學的產生與初步發展

第一節

? 中國最早的歷史典冊—《尚書》和《詩經》 ? 《尚書》和《詩經》中的《雅》、《頌》是中國最早的歷史典冊。但它們比卜辭、金文記載有更鮮明的官文書性質，也有更明顯的自覺意識。

1、《尚書》

《尚書》上所記的內容，都是殷、周王朝的大事。

《尚書》中有多處提到“冊”、“典”。

《尚書》中的《商書》和《周書》各篇在表述形式以記言為主。

《尚書》在史學萌芽時期的重要成就，是它發展了金文記載中的自覺的歷史意識和歷史鑒戒觀念。

2、《詩經》 《雅》、《頌》：作為史詩來看，它們半是文學，半是歷史。對先王功業的歌頌，是對后來史學在人物傳記等方面的發展，都包含著創始的意義。

3、國史

所謂國史，是指周王朝和各諸侯國的史冊。（1）國史的特點：

國史在形式上具備時間、地點、人物、人物活動和活動連續性的記載條件。

在內容上主要是對于貴族活動的記錄，在書寫工具上主要是“書之竹帛”，而不是“鏤之金石”。

歷史記載上出現有人物活動的連續性，這是國史的一大特點，更具有史書的性質。（2）國史的表述形式：一種是只記某時有某事發生。第二種形式是寫出史事的過程。第三種形式是記言，或以記言為主，或記事又記言。

第二節 私人歷史撰述的出現

一、孔子和《春秋》

1、體例與內容

《春秋》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上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歷魯12公，共242年的歷史，現豐約16500字。

2、《春秋》的特點：（1）“屬辭比事而不亂”，即綴輯文辭、排列史事都有一定的規范，全書井然有序。初步創立了中國編年體史書的雛形。（2）《春秋》在撰述上的成就，言少而意明，意義深遠，表述婉轉而又順理成章，直言其事而無迂曲，能起到懲惡勸善的作用。

二、《左傳》和《國語》：《左傳》和《國語》是戰國早期的私人撰述，是記述春秋時期史事最重要的兩部史書。

1、《左傳》：編年體史書

2、《左傳》的特點：（1）《左傳》在歷史編撰上擴大了編年體史書的容量。（2）《左傳》在歷史表述上的藝術性，以寫戰事、寫辭令尤為突出。（3）《左傳》在內容上有一個鮮明的特點，是詳細地記載了春秋時期民族交往的活躍和民族組合的進程。（4）《左傳》作者重視民族關系的記載，在中國史學的民族史及民族關系史撰述上有開創的意義。

3、《國語》：它是分國記言之書，以政治言論為主的文獻匯編。不是一人一時所完成的。包含了不少有價值的政治見解和歷史見解，這使它在先秦的史書中具有鮮明的特色。有著意記述歷史發展過程的部分。在歷史表述上比較突出的一點是，善于指陳歷史形勢或對重大政治事件作出歷史的總結。

4、評價：《左傳》和《國語》在歷史思想上都反映出戰國早期的歷史特點。

它們不像《尚書》、《詩經》那樣籠罩著“天命”和“上帝”的神秘氣氛，而是面向人間的歷史。

它們發展了《春秋》重人事的進步思想，但又不像《春秋》那樣據守周禮，而是重視人事的發展和歷史人物對社會變動的認識。

《左傳》和《國語》都寫出了大量的在歷史進程中的人，寫出了他們的活動、議論、風貌。這是在以前的歷史記載中所沒有達到的成就。

《左傳》和《國語》雖然都還記載了一些卜筮、星占、鬼神故事，但在全書中不占重要地位。

三、《竹書紀年》、《世本》和《戰國策》

1、《竹書紀年》：現今所知中國史學上最早的具有通史雛形性質的作品。它記事，起自夏、殷、周，止于戰國后期。魏國史官的私人撰述。

2、《世本》：是一部早已亡佚的通史雛形性質的撰述。它是從傳說中的黃帝一直寫到戰國末年的通史。

3、《戰國策》：主要是記載戰國時期各國辯士的活動及他們的策謀權變，也記載了一些軍國大事和社會情況。按國家編定次序。以記言為主。所寫辭令，善于鋪陳形勢，闡述利害，意在打動和說服對方。于描寫人物，而且往往是在記言中顯示出人物的精神及思想的變化。

第三節 中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體通史的誕生

一、司馬遷撰《史記》的貢獻

1、開創紀傳體通史之先河。

2、開創了政治、經濟、民族、文化等各種知識的綜

合纂史方法。

3、重視近當代史。

4、敢于秉筆直書。

二、司馬遷的歷史思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1、“究天人之際”：

（1）首先強調是天人之分，即天道與人事是不相干的；

（2）其次是對漢武帝時盛行的封禪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動予以揭露和批判；（3）第三是在刻意寫出人事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2、“通古今之變”：

（1）是對歷史的演進過程提出較為完整的看法；（2）是貫穿了歷史的變化與歷史進化的觀點。

（3）是提出了“物盛則衰，時極而轉”的歷史命題。

三、司馬遷的史學思想：

1、他的史學發展意識。

2對他的史學的社會作用有深刻的識：最高宗旨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中層次為紀表書世家列傳五個部分各自的總的撰述目標。基礎層次是對全書每一篇都交代其撰述思想的考慮。

3、十分重視對歷史撰述宗旨的闡說。

4、強調對于歷史文獻的認真辨析，提倡“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的治史態度。

第四節 中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的形成 紀傳體：

一、班固和《漢書》

1、班固的生平

其父班彪是東漢初著名學者，對史學的貢獻：寫《史記后傳》65篇；寫《前史略論》，評論司馬遷。從父讀書，入太學，作蘭臺令史，寫《漢書》，及東漢史；竇憲被殺牽連下獄，死于獄中，漢書未成，班昭受命寫八表，馬續寫天文志。

2、《漢書》的價值：

（1）首創了紀傳體斷代史 《漢書》是我國第一部斷代史，體例全襲《史記》而略有變更。（2）擴大了書志的范圍.（3）《漢書》的文學成就相當高。

（4）擴大了對少數民族和鄰國歷史的記載。（5）保存了豐富的文獻資料。（6）保存了豐富的文獻資料。

3、《漢書》在編撰上的特點：

（1）以西漢興衰為斷限，突出西漢皇朝史的地位。（2）撰述重點為漢武帝太初以后史事。（3）內容豐富，結構嚴謹。

4、《漢書》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1）掌握了較豐富的資料，并重視審查資料，辨別真偽。（2）善于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加以創造性的發展。（3）《漢書》在編纂形式上，整齊了紀傳體的體例。

（4）其成就一是對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較詳盡的記載，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域。

5、班固的歷史觀

（1）宣揚五德始終說與君權神授說，他在書中特立《五行志》宣傳陰陽實異學說。（2）積極維護封建秩序。

（3）宣揚性三品的唯心觀點，突出表現在《古今年表》上。表中把人性分為“上智”、“中人”、“下愚”，抬高統治者，丑化勞動人民。（4）較濃的正宗思想。

第二章 中國古代史學的全面發展

第一節 “正史”撰述的諸多成就

一、范曄和《后漢書》

1、范曄［東晉隆安二年（398）-劉宋元嘉十二年（445）］字蔚宗，23歲入宋，35歲任尚書吏部郎，同年被貶為宣城太守，著《后漢書》,10紀80列傳成，而志未成。

2、《后漢書》 體例、內容與評價

（1）依時而進，創立七種新類傳：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2）議論風生而為《漢書》所不及（3）以文傳意，語言文學成就高

3、《后漢書》的特點

①范曄刪削眾家后漢史，在材料整理上博采諸家。總之，范嘩對眾家東漢史的“整理”之功，更便于反映出東漢時期各類人物的事跡和風貌 ②范曄的歷史評論，是《后漢書》的精華所在：首先，他對東漢時期的治亂得失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次，范曄的人才論具有深刻的認識價值。第三，范曄的歷史評論還表明了他在歷史觀上的樸素唯物傾向。他批評佛教、種種方術。第四，范曄的歷史評論，顯示出他對東漢時期學術史的興趣和見解。第五，《后漢書》的其他類傳都寫的“筆勢縱放”，頗多精彩之處。范曄的史論，言深意遠，用詞典雅，筆勢縱放，在史學史上是不多見的。二 陳壽和《三國志》

1、《三國志》是唯一兼記魏、蜀、吳三國史事而又保存至今的著作。

2、《三國志》記事，起于東漢靈帝光和末年(184年)黃巾起義，迄于西晉滅吳(280年)，不僅僅限于三國時期(220～280年)的史事，故與《后漢書》在內容上頗有交叉。

3、從《三國志》看陳壽的史才

（1）首先是他對三國時期的歷史有一個認識上的全局考慮和編撰上的恰當處置。（2）陳壽的史才，還在于他善于通過委婉、隱晦的表述方法以貫徹史家的實錄精神。（3）陳壽的史才還突出表現在敘事簡潔

4、《三國志》的價值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魏志》的詳細（2）《蜀志》簡明。它僅占全書的三分之一，但是敘述扼要，簡明得體（3）保存了重要的史料。

5、裴松之與《三國志注》

（1）裴松之（372-451），仕于晉宋之際。宋文帝以《三國志》過于簡略，命裴松之補注，元嘉六年（429），裴松之撰成并奏上《三國志注》，文帝善之，稱為“不朽”之作。（2）裴注的內容：補闕、存疑、糾違、論辯

三、《宋書》、《魏書》

（一）《宋書》的特點：

1、在列傳中創立了家傳的形式

2、在類傳中，首創了《孝義傳》，標榜“孝行”和“孝廉”

3、創《索虜傳》以記北魏史事和南北關系

4、該書的“志”在文字上幾乎占了全書的一半，而在價值上更超出了紀傳，是司馬彪《續漢書》八志之后的重要著作。

（二）《魏書》的主要成就：

1、它是在歷代“正史”中第一部少數民族上層集團為統治者的封建皇朝史

2、在編撰上有特點，如《序紀》追敘拓跋氏的遠祖上至20余代史事；稱東晉為“僭”，是說明北魏是正統皇朝，稱宋齊梁為“島夷”，是說明北魏是中原先進文化的繼承者

3、在歷史觀上，與沈約和蕭子顯有相似之處，宣揚天命等。四、五代史紀傳和《五代史志》

（一）太宗貞觀十年撰成的五代史包括：《梁書》56卷，姚思廉撰。《陳書》36卷，姚思廉撰。《北齊書》50卷，李百藥撰。《周書》50卷，令狐德芬撰。《隋書》55卷，魏征撰。

（二）《五代史志》特點是：1它綜合并囊括了除前史符瑞志以外的全部內容，是正史中書 4 志撰述以來的一次總結性成果2它反映出撰述者對于天道、人事在認識上的邏輯發展。3其中的《經籍志》是以目錄書出現的學術史專篇，精煉地概括了唐初以前的文化典籍和學術流變，是繼劉向劉歆之后一次更大規模的歷史文獻典籍整理之總結性成果。

五、新修《晉書》和《南史》、《北史》

1、新修《晉書》（1）內容：《晉書》記事，起于泰始元年(265年)，迄于元熙二年(420年)，含西晉4帝、東晉11帝共156年史事，并追敘晉室先人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在東漢末年和曹魏時期的活動，還包括了大致跟東晉同時存在的北方十六國史事。

（2）成就：首先在于它寫出了兩晉歷史的全貌，彌補了以往諸家晉史的缺憾。《晉書》的成就還突出地表現在它對民族關系在歷史撰述上的處理。《晉書》的10篇志是天文、地理、律歷、禮、樂、職官、輿服、食貨、五行、刑法，寫出了兩晉的典章制度。

2、《南史》、《北史》： 李延壽秉承家學撰成《南史》、《北史》二書。《南史》，起宋永初元年(420年)，迄陳禎明三年(589年)，包括宋、齊、梁、陳四代170年史事，編為本紀10卷、列傳70卷，合計80卷。《北史》，起魏登國元年(386年)，迄隋義寧二年(618年)，包括魏、齊、周、隋四代232年史事，編為本紀12卷、列傳88卷，合計100卷。兩書共180卷

第二節 多種撰述的出現

? 史著類型多樣，許多類型前所未見。

① 紀傳體的地位進一步鞏固：A、陳壽《三國志》B、范曄《后漢書》 ② 編年體 蓬勃發展——東晉袁宏《后漢紀》

③ 地方史、歷史地理：A、常璩《華陽國志》B、酈道元《水經注》、楊衒之《洛陽伽藍記》

? 史評：有三類：評史事、評史書、評史家；《文心雕龍·史傳》論述史家腰直筆寫信史、修史豐富、紀傳編年二體的得失、歷代史書的得失。

? 史考：是考證史實，駁議辨疑。譙周《古史考》25篇憑借儒家經典以糾正司馬遷的謬誤。觀點保守，有很多不符事實的地方；但揭開了古史考辨的序幕。皇甫謐《帝王世紀》起太昊，止漢魏，專記帝王事跡。徐整《三五歷紀》從人類起源記起一直到漢魏。荀勖、和嶠等整理《竹書紀年》。? 史注：裴松之《三國之注》、裴駰《史記集解》、酈道元《水經注》、劉昭《后漢書注》 ? 雜傳：借人物事跡反映歷史內容

? 史要：節取原書，刪繁就簡，為普及歷史知識而作。? 典志類：記典章制度。家史： 譜牒： 別傳：

第三節 史學理論的發展-劉知幾和《史通》

一、劉知幾的史學批評意識：劉知幾的史學批評意識，得力于他在史學上的修養；他還受啟示于當時修史的實踐，這也是他撰寫《史通》的直接動因。

二、《史通》的主要內容：《史通》20卷，包括內篇10卷39篇，外篇10卷13篇，合52篇。內篇是全書的主要部分，著重闡述史書的體裁、體例、史料采集、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則，而以評論紀傳體史書體例為主。外篇論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雜評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對于歷史的見解。

三、劉知幾對史學的貢獻：

1第一次對中國史學作了比較全面而詳細的總結。主要在史纂學方面。可與王充的《論衡》劉勰的《文心雕龍》相比美。

2表彰直書，指斥曲筆。史家要做到“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

3批判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觀念。指出古人對堯舜禹孔子的推崇是一種虛美。4對歷史編纂學提出許多重要建議：如不寫天文志，建議增加都邑、方物、氏族志。

5指出史家須具備的條件：才是辨別史料的能力；學是指讀書搜集史料的學問；識是對史事的見解。

6文字表述應用當代文字。

7在修史制度方面，反對設史館修史，主張個人修史。

四、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說：“才”主要是指掌握文獻的能力、運用體裁、體例的能力和文字表述的能力；“學”指各方面的知識，主要是文獻知識，也包括社會知識和自然知識；“識”是指史家的公正態度實事求是的精神和膽識等。

第四節《通典》——第一部典章制度史

一、杜佑的生平杜佑（735—812年），出身于名門，其孫為杜牧。不滿20歲即“蔭補”入官，78歲致仕，近60年為官。經玄肅代德順憲六朝。766年開始寫《通典》，801年完成，歷時36年。他是通曉史學的政治家，又是精于政治的史學家，《通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種雙重價值。

二、《通典》的主要內容和史學價值

1、內容：二百卷，上自唐虞三代——下迄天寶之末（必要時上溯軒轅，下探肅代）；九大門類：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

2、價值：（1）創立了典制體通史的新體裁（2）創新了編撰典制的新體例（3）保存了豐富的古代史料

三、杜佑的史學思想的特點：

1、具有勇敢的批判精神

2、重實際，講功效，把對歷史的認識轉化為現實的實踐

3、把握了社會的癥結、反映了時代的要求。

第三章 中國古代史學的繁榮

第一節、正史、政書和地理書的編修

一、兩《唐書》的編修：后晉劉眗《舊唐書》；北宋仁宗時，宋祈、歐陽修《新唐書》

二、兩《五代史》的編修：宋太祖時，薛居正監修《舊五代史》；宋仁宗時，歐陽修私撰《新五代史》

三、元修宋遼金三史

1、三史的修撰及特點

（1）宋史：24史中部頭最大，496卷，編修時間最短。脫脫對三史編修的貢獻：良好的政治環境、義例、經費。宋朝有一套完備的修史制度，史館所存資料全運到大都國史院。特點：最大特點是材料豐富；有15志，為24史所僅有；本紀的書法以宋為正統；列傳的編撰原則是，人臣有大功者，雖父子各傳，其余以類相從。

缺點：成書倉促，混亂、錯訛極多；詳北宋略南宋；宋元戰爭中隱諱不少蒙軍失利的史實；對元朝多加辯解。（2）遼史：

特點：資料珍貴；創設了一些表、志；附有《國語解》1卷，對契丹語匯作譯解；理學思想濃厚。

缺點：成書倉促，因此重復、錯誤、失載很多。

6（3）《金史》：

特點：保留較完整的金史；獨設交聘表，記與宋、夏、高麗的交往；志較詳；有國語解。理學思想濃厚。

缺點：褒貶有些失實；考訂不精。

四、《元典章》 和《元經世大典》

1、《元典章》：是至治二年(1322)以前元朝法令文書的分類匯編，全名《大元圣政國朝典章》。《元典章》是研究元代歷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獻之一﹐全部內容都由元代的原始文牘資料組成。元代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在書中都有具體生動的反映。有關貴族和官僚的特權﹑封建的身份等級制﹑對民眾的剝削壓迫﹑不平等的民族等級劃分等方面的資料十分豐富。

2、《元經世大典》：元代官修政書。又名《皇朝經世大典》。元文宗至順元年(1330)編纂﹐趙世延任總裁﹐全書分為十篇：君事四篇﹐即帝號﹑帝訓﹑帝制﹑帝系﹐別置蒙古局負責修纂﹔臣事六篇﹐即治典﹑賦典﹑禮典﹑政典﹑憲典﹑工典﹐各典復分若干目。

第二節、《資治通鑒》

一、司馬光生平：自幼愛好文史，政治上反對王安實變法，居洛陽15年專門修《資治通鑒》，哲學、文學、史學上皆有造詣。

二、編著《資治通鑒》的動因：1自幼的宏愿2北宋積弱局面3司馬光淵博的學識4宋神宗的支持

三、《通鑒》的巨大史學價值：

（1）保存了豐富的古代史料，引書330種；

（2）取材謹嚴，考證精詳，建立了優良的考史方法；（3）融會多種史體，發展了編年體裁；（4）歷史價值、文學價值都很高；（5）在歷史編纂學上有極大價值。

四、司馬光的史學思想：1鮮明的鑒戒史觀2史學思想的核心是“禮”3宣揚“尊君”的英雄史觀4治史態度不在《春秋》筆法上下功夫，具有求實考信的精神5在天命觀方面，主張“治人而不治天”。

第三節《通志》和《文獻通考》

一、《通志》

1、鄭樵簡介：北宋后期南宋初期人。一生勤奮讀書，北宋滅亡后不問外事，專心學問30年“風晨雪夜，執筆不休；廚無煙火，誦記不絕。”喜好游歷，實地調查。知識廣博，對文字學、金石學、天文、地理生物都有研究。南宋高宗 時作過樞密院編修，旋即辭職，一生完全是個學者。一生著述84種，其中通志200卷最著名。

2、《通志》的內容：是紀傳體通史，200卷，有帝紀、列傳、年譜、略；前三部分是抄撮而成，而略部最有價值，與《通典》、《通考》并為典章制度史。略有20：禮、職官、選舉、刑法、食貨、地理、器服、天文、災祥、謚、樂、藝文、校讎、圖譜、金石、昆蟲、草木、都邑、六書、七音。

3、《通志·二十略》的價值：（1）比斷代史的志的類別多

（2）其中8略是過去的志中所沒有的，氏族、六書、七音、都邑、校讎、圖譜、金石、昆蟲草木。

（3）略的內容不管前人有無記過，都是“自有所得，不用舊史之文”。

7（4）通志一書在史學上的貢獻除略的價值外，還在于它的史學思想。

4、鄭樵的史學思想（其史學思想與劉知幾、章學誠并稱）（1）會通思想。：一是縱的通，主張通史反對斷代史，揚馬擬班；二為橫的通，各種學術之間要通，“集天下之書為一書。”（2）提倡修史成一家之言

（3）反對妄學春秋褒貶法，反對作者議論褒貶，“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王莽、董卓之所為，豈不知其兇逆。”

（4）主張史書紀實跡，削去“妖學”的“五行相應之說”。（5）倡導求實的學風，反對空談義理與專務辭章之學。

（6）研究學術必須進行實際考察。為研究天文常常夜不睡覺，研究昆蟲常常到山里、農村與田夫野老相處。

二、《文獻通考》

1、作者：馬端臨，(1254-1323年)，字貴輿，號竹洲。饒州樂平（今江西樂平人）。宋元之際著名的歷史學家，著有《文獻通考》、《大學集注》、《多識錄》。他為謀求治國安民之術，探討會通因仍之道，講究變通張馳之故，以杜佑《通典》為藍本，完成《文獻通考》。

2、《文獻通考》：348卷，記上起三代，下終南宋寧宗嘉定五年(1212)的典章制度。唐天寶以前史實，以杜佑《通典》為基礎作拾遺補缺；天寶以后至宋嘉定五年，加以續修。共分24門，其中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門為作者自創。所載宋制尤詳，多為《宋史》各志所未備。《文獻通考》為三通之一，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3、馬端臨的史學思想

（1）主張“會通因仍之道”。

（2）對歷史的“相因”說提出了新的認識：他認為，歷史上歷代的“理亂興衰”是不可以繼承的，但歷代的“典章經制”卻可以繼承。

（3）從理論上對“文獻”作了界定：他認為，所謂的“文”是側重在史料的匯編和考訂上，信而有征，重在敘事；而所謂的“獻”是側重在類輯前人的議論上，重在論事。

3、馬端臨的進步的歷史思想

（1）馬端臨十分重視歷史上的社會經濟活動，發展了《通典》“食貨為之首”的唯物思想。（2）對待異常的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以唯物的觀點加以解釋。（3）歷史思想中的辯證因素。

（4）歷史進化思想及史論的進步思想。

4、《文獻通考》的文獻價值（1）《文獻通考》敘宋代典制是為詳細。（2）《文獻通考》比《通典》詳細。（3）《文獻通考》在文獻學上的價值。

第四章 中國古代史學的總結和嬗變

第一節 歷史批判精神和經世致用史學思想的發展

1、王夫之史論的歷史價值

王夫之，字而農，號姜齋，湖南衡陽人。明末清初重要思想家和歷史學家。晚年定居衡陽石船山，故學者稱他為船山先生。《讀通鑒論》：這是一部根據《通鑒》所載史事，用評論歷史的形式來發表自己政治主張和歷史哲學的史論專著。從思想上看涉及上自三代下至明朝的許多重大歷史問題。

史學思想：關于發展進化的歷史觀；精于辨析的興亡論；重視以史學經世致用史學思想

2、顧炎武的經世致用史學思想

顧炎武，字寧人，初名絳，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后因避仇，變姓名為蔣山傭，學者稱為亭林先生。江蘇昆山人，（1613-1682）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和著名的史學家。《日知錄》是顧炎武一生考證史事的結晶，是一部包含學術思想、政治見解在內的重要著作。

經世致用思想：力倡經世致用之學，總指導思想是“文須有益于天下”。批判封建主義，體現出民主主義思想。

第二節 官修史書的多方面成就

第三節 歷史考證的輝煌成果 1．王鳴盛與《十七史商榷》 內容：（1）文字校勘：這是全書的重點（2）典制考證：考證以地理、官制居多。（3）對史書及其作者進行評論（4）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 2． 趙翼與《廿二史札記》 內容：（1）評論各史體例之得失（2）指出各史材料的來源（3）評論歷史事件和人物：這是本書的重點。

3．錢大昕和《廿二史考異》 內容：（1）考校年代、地名之異同（2）厘正史書所載史實之失誤（3）考辨后人妄改與偽托（4）補闕及訓釋（5）闡發史家作史之旨意

第四節 章學誠和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終結：《文史通義》

一、章學誠其人：章氏字實齋，號少巖，浙江紹興人。生活于“乾嘉盛世”，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一生窮困潦倒。著作有《校讎通義》、《文史通義》、《章氏遺書》。

二、《文史通義》：是一部縱論文史，品評古今學術的著作。該書著作的目的：一是闡明史學的意義；二是評論文史著作編纂等方面的得失；三是評論當時學風流弊、世教民俗。

三、章學誠的史學思想：

1、主張史學要“經世致用”：章氏提出“史學所以經世”的觀點，就是要史學為現實社會服務。他既反對理學的“空言義理”，又反對乾嘉考據學者長于考據而不言經世的學風。

2、闡發“六經皆史”的觀點，認為無經史之別。

3、意義：一是擴大了歷史研究、史料搜集的范圍；二此說是針對宋學空談性命、離事而言理，認為“六經皆載道之書”的錯誤思想；三批評了“漢學家”只知終日為經史考證補訂，不敢面對世事的學風。指出六經所載，無不切合當時人事。

4．在史書編纂方法上提倡編修通史，主張將史籍區分為撰述、記注兩類。5．創立了“方志學”：他認為地方志應包括：通志（如紀傳體史書的內容）、掌故（如歷代會要內容）、文征（鄉賢傳和文選的內容）。把方志提高到史書地位，使方志成為方志學，這是章氏對史學的重要貢獻之一。

第五章 中國近代史學的興起

第二節 邊疆史地研究的開展

一、張穆與《蒙古游牧記》

1、張穆（1805—1849），又名瀛暹，字誦風，山西平定人。生平講求經世之學，于兵制、農政、水利、海運、錢法等莫不究心。鴉片戰爭后，對邊疆安全與中外交涉形勢深懷憂慮，提出了一些鞏固邊防的設想，并尖銳指斥簽訂《中法黃埔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對國家主權的損害。凡經史、小學、天文、算術，皆所博通，尤精西北輿地之學。著有《顧亭林先生年譜》、《閻丘潛先生年譜》、《魏延昌地形志》等。《蒙古游牧記》為其代表作。

2、體例及內容:《蒙古游牧記》依地志體例寫成，依蒙古所有部落分別記錄，以各盟旗為單位，敘述其地理、范圍、形貌和位置，再以各部落所在地來考察其社會沿革及歷代北方各民族間的交往關系。

3、價值與意義:《蒙古游牧記》極注重記敘當時所發生的邊疆問題，一改過去寫史忽略近代的傾向，可謂對史志體例的創新，這一巨大成果對于當時和后世影響極大。此書推動了研究邊疆地理的學風，對近代學術思想影響甚大。

二、何秋濤與《朔方備乘》

1、何秋濤（1824年－1862年），字原船，福建光澤人。清朝官員、學者。少負異稟，過目成誦。1845年中進士，被授予刑部主事的職位，努力從各種史料中探求俄羅斯情況及中俄歷史關系，從而“知夷制夷”。潛心研究北方邊疆史，1859年撰寫了《朔方備乘》80卷，是近代最早研究中俄關系史的著作。咸豐十年，奉召入覲，進呈之書賜名為《朔方備乘》。

2、《朔方備乘》是何秋濤(1824—1862)最為重要的西北邊疆史地專著，是清代西北邊疆史地學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部開中國中俄關系史先河的著作。此書共八十卷，首十二卷為“圣訓”、“圣藻”和“欽定諸書”，記述清太宗至道光皇帝歷代帝王關于邊事的上諭和紀事詩文，以及《平定羅剎方略》《欽定大清一統志》等有關俄羅斯及清俄關系的記述部分，是研究清代治邊政策的重要資料。

該書內容，有關于西北邊疆民族的記述，有關于西北邊疆山脈、水道及形勝的記述，有關于中俄關系、邊界的研究和記載，有關于邊疆史地文獻研究。內容廣泛，資料翔實可靠，對前人著述能廣征博取，并從歷史、地理、中外關系、文獻等學科角度進行多層次、多視角的研究，全面探討了西北邊疆史地概況。該書在中國近代史學史上處于重要的學術地位，何秋濤是清代西北邊疆史地研究的集大成者。

三、姚瑩與《康輶紀行》

1、姚瑩(1785年--1853年)，安徽桐城人，為桐城派古文主要創始人。字石甫，號明叔。鴉片戰爭爆發時，力保臺灣國土，取得了五戰五勝的戰績，后因清王朝向英國議和，致使其被革職。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豐帝即位后，與林則徐同時被重新起用鎮壓農民起義和太平天國革命，后病死軍中。其平生著作集為《中復堂全集》。

2、《康輶紀行》系姚瑩二次從成都入藏，記其沿途見聞撰成。旨在“知彼虛實”“徐圖制夷”，以“冀雪中國之恥，重邊海之防”。該書對英法歷史，英俄、英印關系，印度、尼泊爾、錫金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回教源流等問題，都有所闡述，尤其注重考察西藏地區情況，揭露英國侵藏野心，建議清政府加強沿海與邊疆防務，以反抗外國侵略。

3、《康輶紀行》內容：

（1）入藏道路行程：是書詳細記載了姚瑩一行兩次由蜀入藏行程。

（2）風土人情習俗：是書對沿途當地人民的衣食住行及喪葬、節日等習俗進行了詳細而生動的記載，顯示了藏文化豐富多彩的內容。

10（3）佛教文化信仰：書中記載了蕃地的佛教信仰及其文化。

（4）政治、經濟資料：書中豐富的政治、經濟資料尤為珍貴，詳細地記載了清朝對藏實施的民族政策及管轄措施。

第三節 關于外國史地的研究與撰述

一、魏源與《海國圖志 》

1、魏源（1794～1857年），清代啟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魏源認為論學應以“經世致用”為宗旨，倡導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總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新思想。著有《圣武記》、《道光洋艦征撫記》、《海國圖志》及《元史新編》、《古微堂詩文集》、《書古微》、《詩古微》、《孝經集傳》、《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學古經》、《兩漢古文家法考》、《春秋繁露注》、《老子本義》、《墨子注》、等。

二、王韜關于世界史研究的成就

1、王韜（1828年-1897年）今江蘇省蘇州人。是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我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報刊政論家，近代報刊思想的奠基人。王韜一生在哲學、教育、新聞、史學、文學等許多領域都作出杰出成就，主要著作：《法國志略》、《普法戰紀》、《扶桑游記》、《漫游隨錄》。

2、《法國志略》24卷：體裁為按事立篇的紀事本末體與按專題安排的典制體相結合；特別重視對資本主義生產和貿易方法（銀行、商會、郵政、鐵路）的評論和對法國文化、學術發展的介紹；一是使國人增長知識，提供鑒戒；二是以法國的富強和進步激勵國人覺醒，打破閉塞。

3、《普法戰紀》20卷：記1870-1871年普法戰爭，是中國第一部寫當代歐洲戰史的著作；依當時報紙所載資料及采集其他文獻，按時間先后匯編而成。

4、王韜的史著，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是世界史研究，一類是中國史研究，第三類是對西方入侵后中國社會的變化的研究。其指向的根本目標是為中國變法改革尋找歷史與時代依據

5、王韜的世界史研究具有兩個顯著特點： 一是全方位的研究，涵蓋了當時世界上最為強盛實力最強的西方國家；二是以法國史為重點，對法國史研究尤為著力，《法國志略》與《普法戰紀》兩書尤見其成就。

三、黃遵憲與《日本國志》

1、黃遵憲（1848年4月27日～1905年3月28日）晚清詩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字公度，別號人境廬主人，漢族客家人，廣東省梅州人，光緒二年舉人，歷充師日參贊、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參贊、新加坡總領事，戊戌變法期間署湖南按察使，助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政。工詩，喜以新事物熔鑄入詩，有“詩界革新導師”之稱。黃遵憲從1877年起，他先后出任了清朝駐日使館參贊和駐美國、英國、新加坡等國的總領事，1897年代理湖南巡察使，是當時卓越的政治活動家、外交家和著名詩人。黃遵憲出任駐日使館參贊以后撰寫的《日本國志》，堪稱中國近代歷史文獻寶庫中的稀世珍品。另著有《人鏡廬詩草》、《日本雜事詩》。被譽為“近代中國走向世界第一人”。

2、《日本國志》的內容共四十卷，分十二志：國統志、鄰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職官志、食貨志、兵志、刑法志、學術志、禮俗志、物產志、工藝志。全書共50余萬字。

書中把日本明治維新的相關內容作詳細記載，論述日本變革的經過及得失利弊，并推論及于我國。作者在書中圍繞日本明治維新史，系統闡發了自己矢志改革的迫切愿望。

3、《日本國志》主要思想：

一是強調學習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稱贊西方資產階級政體及其頒行的法律制度，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胥全國上下同受治于法律之中”等等。

二是強調效法西方發展經濟。呼吁重科技、興礦山、開鐵路、辦商務，努力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抵制外國資本主義勢力。

三是主張武備，鞏固國防。認為在“弱肉強食，眈眈虎視”的國際局勢下，中國要想“安民和眾豐財，非講武不可”。

四是重視“西 學”，主張吸收西方文化思想。

4、《日本國志》的主要特色：

1．遵循經世致用的原則：第一，服務當代；第二，實事求是。

2．體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明治維新使日本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觸動了來自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黃遵憲，中國近代以來許多學者的治學態度也使他憂心如焚。

3．采用適宜的史學表現形式：該書較好地采用了三種表現形式：一是志體，二是史表，三是史評。

第六章 中國近代史學的演進

第一節 梁啟超的新史學與章太炎的史學

一、梁啟超簡介

1、梁啟超（1873-1929），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自由齋主人等。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學者。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資產階級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運動領袖之一。曾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2、梁啟超學術地位：被公認為是清朝最優秀的學者；是中國歷史上一位百科全書式人物；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臺后仍在學術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是中國第一個在文章中使用“中華民族”一詞的人。梁啟超于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以史學研究成績最顯著。

二、梁啟超的新史學：所謂“新史學”，包括20世紀初開始介紹西方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并用以批判和改造傳統的舊史學，重新認識和編寫中國歷史的一系列有別于舊史學的“新史學”，其中包括了唯物史觀歷史學。

（一）梁啟超早期“科學史學”觀的基本內涵

1、科學的“進化史觀”：梁啟超用進化論觀照中國傳統史學觀念時，批評其“倒退論”和“循環史觀”的不科學。只有歷史進化論才是“科學的”歷史觀。2．尋求公理公例、因果關系的“科學史學”目標觀。3．科學的治史方法。4．“科學”的治史精神：首先推崇的是笛卡爾的懷疑、獨立思考精神；從清代學者的治學中發掘出“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

舊史的“四弊”和“二病” “四弊”：“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 “二病”：“其一能鋪敘而不能別裁”；“其二能因襲而不能創作”。

（二）梁啟超史學思想的前后變化 1、1901年，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次年，又發表《新史學》。以此為標志，新史學思潮開始出現于中國史壇。

2、梁啟超前期的史學貫徹著愛國思想，并與政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后來他游歷歐洲諸國，親身感受到了西方的文化氛圍，直接了解到了西方學術的發展狀況，接觸到了西方不同 12 的哲學思想流派和各種歷史觀點。回國后，他對他曾經深信不疑的進化史觀開始產生了懷疑，并進而否定歷史發展中的因果關系，造成了他一生中前期和后期的史學思想的變化。3、1922年，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出版。書中一開始就對史學做出了新的界定，對比一下他當年在《新史學》中將史學定義為“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的觀點，變化是十分明顯的。4、1922年，梁啟超發表的一篇演講《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提出了幾個有針對性的問題：第一，史學應用歸納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第二，歷史里頭是否有因果律？第三，歷史現象是否是進化的？在該文中，他對歷史進化論中的公理公例、因果律都產生了疑問。

三、章太炎的史學

（一）章太炎治史的特色 第一、仿效“西方皙人之史”，必以闡明“事跡”為基礎，若“事跡不具”，僅僅“變更義法”，是不可取的。

第二、主張“分時”與“分類”相結合。第三、認為對于史書體裁的變更，要“能破”，“能立”，做到“以故經說為客體，新思想為主觀”。

第四、提倡中外比較和“旨在獨裁”的史學方法和治史風格。

第二節 新歷史考證學的成就

一、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和古史新證

1、王國維：1911年辛亥革命后，出走日本，隨羅振玉研究古文字學、甲骨金石學、漢晉木簡；1916年回國；1923年，任清廢帝溥儀南書房行走；后應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教授；1927年，當北伐軍勝利進軍之際，自沉于昆明湖。

2、王國維的古史新證方法（“二重證據法”）：主要成就是“古史新證”，最大特點是把新發現的材料跟古史記載結合起來從而獲得對古史的新解。主要方法包括：第一、文獻與文物參證；第二、中外史籍互相補證；第三、運用西方理論研究中國典籍。

二、胡適和顧頡剛史學的特點

（一）胡適的史學方法論 關于史學內容：“史學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科學的，重在史料的搜集與整理；一方面是藝術的，重在史實的敘述與解釋”；

提出考訂史料和解釋歷史的整套方法和程序：一是“用歷史演變的眼光來追求傳說的變”，二是“用嚴格的考據方法判史料”。

（二）顧頡剛的古史觀：顧頡剛的古史觀是疑古、疑經思想與新史學思想方法影響的結果。

1、顧頡剛的古史觀主要是從上古史關于堯舜禹的地位問題，以及有關傳說的演變中，認為上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所謂層累地造成主要包括三個意思：(1)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2)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3)對于上面的傳說，雖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實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最早的狀況。

2、顧頡剛提出推翻偽史方面的標準

（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就是不能單純信任古書中的一統觀念，而必須由將來地質學和人類學的發明來證實；

（2）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如以往古史稱黃帝時就是一統是不可靠的，中國的統一始于有秦；

（3）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以往古史多是神話，春秋以后又將占神人化更是多一層作偽；（4）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

三、陳寅恪和陳垣的史學成就

1、陳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六歲起在家塾讀書，打下國學基礎；光緒二十八年（1902）赴日留學，此后兩赴歐美留學，曾在德國、瑞士、法國、美國知名大學學習，專門研究各國語言、社會歷史、人文等，能閱讀英、法、德、日、希臘、拉丁、突厥、波斯、滿、蒙、藏、梵、西夏等文字的材料；1924年回國，任清華國學研究院教授；先后在清華、北大、中央研究院歷史史語言研究所、西南聯大、香港大學、廣西大學、燕京大學等任教或從事研究。

2、陳寅恪的治史方法：第一、考異求真；第二、辨證史法；第三、把握歷史大勢：從種族和文化兩端探究中國中古社會；第四、詩文證史。

3、陳寅恪的史學成就：會通的民族文化史觀；文獻的融會及文史互證的研究方法；精湛的史論和史評；蒙古史研究；隋唐史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

第三節 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立

1919-1949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可分為三個階段：

1919-1927年，為理論準備階段：李大釗做出重要貢獻，他闡釋和宣揚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寫成《史學要論》一書；

1927-1937年，為形成階段：郭沫若、呂振羽做出重要貢獻，郭沫若出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它標志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開始形成；

1937-1949年，為建設階段：馬克思主義史學有較大發展。

李大釗史作的主要內容：闡釋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兩個要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及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闡釋了歷史、歷史學和歷史及三者間的關系，歷史理論與記述歷史的關系，歷史理論與歷史哲學、歷史研究法的區別和關系；指出了唯物史觀對于史學和人生的重要意義。

第三篇：《中國史學史》期末復習資料

《中國史學史》復習參考題： 一．名詞解釋

1.史學史

“史學史”概念是20世紀20年代梁啟超在其著作《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明確提出。

史學史是研究史學發展規律的一門科學，其主要任務是對歷史學的起源、發展至形成為一門科學的基本過程和規律予以探討和總結。其研究對象為：（1）研究關于史學的發展過程及其階段性的特點；（2）研究史官、史家與史學思想；（3）研究史學與社會的關系；（4）研究史學發展與相互學術文化領域的關系；（5）研究史學發展的規律性等。

其成果是為歷史研究起指導作用，而中國史學發達則是為中國史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條件。

2．《春秋》

《春秋》是孔子根據《魯春秋》和參考其它史書編纂而成。“（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

記載了上起魯隱公元年（前722），下迄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歷史。其內容以魯國歷史為主，但涉及到列國之事。主要記載各國間的朝聘、盟會、戰爭、災異以及統治階級人物活動的事跡。

孔子作春秋的史學貢獻在于：（1）具歷史著作之雛形。

《春秋》按照明確而連續的時間順序羅列了我國春秋時期的大事，有取舍詳約，于紀事中寓褒貶，對我國史學著作具有發端的意義。

（2）初步提出史書的具體內容

《春秋》初步將“義、事、文”三個要素結合起來記敘歷史，從中可以看出史書的特點和價值，對后世史書的形成與發展具有重大影響。

（3）“屬辭比事”：提出了一套歷史編撰方法

“《春秋》屬辭比事而不亂。”（《禮記·經解》）（4）重人事而不宣揚鬼神

《春秋》盡管也記載了災異，可是沒有人為地去為災異披上神秘的色彩，更沒有把它與人事關系牽連在一起。

（5）不足

首先，記事太簡單，一部包括242年歷史的著作總共一萬六千多字，可以說是只有標題而無具體內容。其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以個人主觀來定褒貶，開了后世史書中“曲筆”的先例。

3．司馬彪

（243年—306年），字紹統，河內溫人，西晉史學家、文學家。晉高陽王司馬睦長子，司馬懿六弟，自小好學不倦，然好色薄行，所以不得為嗣，實為廢除他的繼承權。司馬彪因此折節改志，閉門讀書。晉武帝時，任秘書郎、秘書丞等職。其代表作為《續漢書》，其內容大多失傳，惟有《律歷志》等八志并入《后漢書》而得以保留。它的特點為：（1）注重考察典章制度的變化以及與前史的聯系；（2）強調以“君威”“臣儀”為核心的“順禮”等級秩序；（3）推崇“務從節約”政治作風，把對歷史的考察和現實的需要結合起來。

4．《史記》三家注

（1）南朝宋裴骃作《史記集解》，廣引前人成果，隨文作注，不駁《史記》原文。

（2）唐司馬貞《史記索隱》，既為《史記》的原文作注，同時又為裴骃的《集解》作注。不僅攻駁裴骃舊注，亦且攻駁司馬遷《史記》原文，提出辨正。

（3）唐張守節《史記正義》既為《史記》原文作注，同時也為《集解》和《索隱》作注。《集解》、《索隱》、《正義》，依次相注，關系緊密，被稱為“《史記》三家注”。

5．《漢紀》

漢獻帝因《漢書》“文繁難省”，命荀悅 “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漢紀》30卷，82432字。記事起于劉邦之興，迄于王莽之敗，以班彪著《王命論》、班固撰《漢書》結尾，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斷代史。

三）《漢紀》的貢獻

第一，荀悅確立“約撰舊書（《漢書》），通而敘之。總為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的改編原則。

即以《漢書》的“本紀”為綱，將《漢書》“傳、志、表”的主要史實，按時間的順序，散放于11個“帝紀”各年之下。所以《后漢書》評價為“辭約事詳”。

第二，《漢紀》以“荀悅曰”的形式撰寫史論30多條，總結西漢歷史經驗教訓，以供借鑒。范曄肯定《漢紀》“論辯多美”。

第三，《漢紀》在《左傳》編年體的基礎上，新創立“連類列舉”的方法，在有關史事之下記載與之有重要聯系的人物和制度。既擴大了編年體史書的容量，又保持了編年體記述歷史發展軌跡清楚的特點。這樣使編年體更加成熟。

6《三國志》裴松之注

因為陳壽《三國志》“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故裴松之受宋文帝之命“奉旨尋詳，務在周悉”，“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三國志》”。

裴注主要內容為：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

其主要貢獻在于：

第一，裴松之注將前人注解經史的“箋注名物，訓釋文義 ” 方法，改變為廣采博引文獻以“補缺、糾謬”，開創了經史注釋的新方法。

第二，裴松之注引書二百多種，有32萬字，“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崖略”（《四庫全書總目·三國志提要》），有保存文獻之功。

第三，裴松之注雖存在“嗜奇愛博，頗傷蕪雜”的弊端，但所載材料被考證之家 “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于陳壽本書焉。”

7史館

貞觀三年（629）唐太宗正式設立史館，并移至“禁中”門下省，建立修史制度，專門從事修史工作。“自是著作郎始罷史職”。

宰相負責監修，稱“監修國史”；專職修史，稱“史館修撰”；他官兼領，稱“兼修國史”。從此，這種官修史書成為定制，歷代相襲，這一措施，是中國封建社會史書編纂工作上的一個重大變化，從此，紀傳體正史的編纂全由政府掌握。

8《史通》

唐朝劉知幾（661——721）著；其內容今本為二十卷，分為內、外兩篇。內篇

主要評論紀傳體史書體例及史書編撰方法的得失。其中涉及：A.史料的搜集;B.鑒別和取舍;C.史書編纂的對象、體例、態度及方法等；外篇則主要敘述了A.敘述歷代史官的建置沿革;B.正史源流;C.評論史家和歷史著作的得失。

劉知幾的史學貢獻在于：

（1）第一次系統地總結了唐以前史學發展狀況（2）揭露了古史記載的虛偽（3）提出了“史才三長論”（4）倡導秉筆直書，反對曲筆諱飾（5）提出了改造舊史的主張 對《史通》的評價

（1）《史通》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史學理論著作，奠定了我國史學理論的基礎。（2）《史通》的史學思想豐富了我國的史學園地。

（3）《史通》提出史學理論對后世的歷史編纂學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9.司馬光

司馬光（1019—1086），宋代著名政治家、歷史學家。字君實，陜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幼喜《左傳》，“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

宋仁宗時（1038）中進士，仕歷仁、英、神、哲四朝，反對王安石變法，在其居洛陽十五年，專門從事《資治通鑒》編纂。宋哲宗即位（1085），司馬光還朝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主持“元祐更化”。死后追封溫國公，謚文正。他在史學上的代表作為《資治通鑒》，記載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起，到五代后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征淮南共1362年的歷史。它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

10鄭樵

鄭樵（1104——1162），字漁仲。南宋興化軍莆田人。16歲時，到夾漈山隱居讀書，“困窮之極，廚無煙火，而誦記不絕”。（《夾漈遺稿》下）

家貧無圖書，“聞人家有書，直造其門求讀，不問其容否，讀已則罷”。（同上）

他對各種學術做了有計劃、有系統的研究，“十年為經旨之學，三年為禮樂之學，五、六年為天文、地理、蟲魚、草木之學，八、九年為討論之學。”（《獻皇帝書》）

這些為他編撰《通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1．史學四長

這是清代著名史學家章學誠的史學思想之一，他在代表作《文史通義》認為在劉知幾《史通》“才學識三長”的基礎上，應增補一個“史德”。即是一個優良的史家應該具備“才學識德”四長。

所謂“史德”，即“著述者之心術”。認為史官作史要力求做到“善惡褒貶，務求公正”，不能憑私意進行褒貶。

二．答問題

1、簡述中國古代史學產生的標志

第一，對歷史的認識上，初步完成從神的歷史到歷史是人的活動這一認識過程。第二，史學價值的認識上，初步提出歷史的社會功能。第三，史學成果的表現形態上，出現了多種體裁的歷史撰述。

第四，史學理論上，形成“君舉必書”的史官、國史的制度，“書法無隱”的良史觀念的出現，表明對史學客觀性的重視。

二．簡要論述《春秋》的史學貢獻。

（1）具歷史著作之雛形。

《春秋》按照明確而連續的時間順序羅列了我國春秋時期的大事，有取舍詳約，于紀事中寓褒貶，對我國史學著作具有發端的意義。

（2）初步提出史書的具體內容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初步將“義、事、文”三個要素結合起來記敘歷史，從中可以看出史書的特點和價值，對后世史書的形成與發展具有重大影響。（3）“屬辭比事”：提出了一套歷史編撰方法（4）重人事而不宣揚鬼神

《春秋》盡管也記載了災異，可是沒有人為地去為災異披上神秘的色彩，更沒有把它與人事關系牽連在一起。

三．簡要論述《左傳》的史學貢獻。

第一，《左傳》以編年為主，兼有他體。

《春秋》作為編年體史書還帶有很大的原始性，記事簡單，如同大事記。《左傳》在編年記事的總格局中，也集中記載歷史事件的原委，或集中記述人物的經歷，彌補了史事經過、人物活動被年代割裂的不足。

第二，《左傳》記事的范圍更廣泛。

不只局限于政治、軍事、外交的活動，而是涉及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如經濟、學術文化、社會生活、自然現象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第三，《左傳》創造了“君子曰”的史評形式。

書中有“君子曰”、“君子以為”、“君子謂”等語約80余條，對所載史實或人物或直接發表議論，或引用他人言論進行評論，開創了“史論”之先河。后來《史記》“太史公曰”，《漢書》“贊曰”等無不受其影響。

第四，《左傳》善于總結歷史經驗。

特別高揚“民本”思想，《左傳》對民心向背與戰爭勝負、國家盛衰的關系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四．簡要評價“班馬異同”

第一，《史記》是紀傳體通史，《漢書》是紀傳體斷代史。

《漢書》是在通識指導下寫成的斷代史，書中《刑法》《食貨》等志，《匈奴》《西域》等傳，都突破漢代的斷限，敘述歷史的源流，將歷史的斷面與歷史的連續性結合起來。第二，《漢書》強調漢朝的正統。

《史記》是“通古今之變”，《漢書》有濃厚的封建正統觀，把《史記》的《項羽本紀》、《陳涉世家》貶入列傳，把新朝皇帝寫為《王莽傳》，放在《漢書》之末，這是為了突出劉氏王朝的正統地位。第三，《史記》“圓而神”，體例靈活；《漢書》“方以智”，體例嚴整。

《史記》五帝、夏商周、秦、秦始皇、項羽、西漢諸帝“本紀”寫法不一，體例繁雜。《漢書》改為以帝王為中心的大事記，確立以一帝一紀的基本模式。

《漢書》“十志”，改進《史記》“八書”，在記述形式和內容上有很多創新，具有嚴密的組織系統。《漢書》將《史記》的“世家”并入“列傳”，簡化了紀傳體。《史記》“列傳”隨意命名、年代順序混雜。《漢書》列傳以“年代”為序；先專傳合傳，后類傳；統一以“姓名”標目。

第四，班固以封建正宗思想評價司馬遷“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 ”（《漢書·司馬遷傳》），反映了不同的歷史觀。

五．簡要評價劉知幾《史通》對我國史學的貢獻。

（1）第一次系統地總結了唐以前史學發展狀況

劉知幾對此前史學所作的歷史回顧和理論分析，總結了史學的發展狀況，提高了史家的自覺的歷史認識，推動了史學的發展。（2）揭露了古史記載的虛偽

在《史通》中設有《疑古》、《惑經》等篇，對《尚書》、《春秋》等儒經中記載的古史提出了大膽的懷疑。

（3）提出了“史才三長論”

劉知幾指出：“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才”：是指寫史的表達能力；“學”：是指具有淵博的歷史知識，掌握豐富的歷史資料；“識”：是對歷史是非曲直的觀察、鑒別和判斷的能力。

（4）倡導秉筆直書，反對曲筆諱飾

劉知幾要求史官寫史“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要“不掩惡，不虛美”，“善惡必書”，為此他作《直書》、《曲筆》兩篇。（5）提出了改造舊史的主張

比如主張刪去或改造《藝文志》，同時改造《天文志》、《五行志》。主張增設《都邑》、《氏族》、《方物》三志等等。

六．簡要列舉唐修八史

《梁書》：姚察、姚思廉 《陳書》：姚察、姚思廉 《齊書》：李德林、李百藥 《周書》：令狐德棻等 《隋書》：魏征等 《晉書》：房玄齡等 《南史》：李延壽 《北史》：李延壽

七、簡述《文史通義》的內容。

《文史通義》是清代著名史學家章學誠的代表作，共8卷，分內外篇。內篇5卷，外篇3卷。該書是一部縱論文史，品評古今學術的著作。其中于史學理論貢獻尤多。該書著作的目的：一是闡明史學的意義；二是評論文史著作編纂等方面的得失；三是評論當時學風流弊、世教民俗。集中體現其史學思想：

1．主張史學要“經世致用”

章氏提出“史學所以經世”的觀點，就是要史學為現實社會服務。

既反對理學的“空言義理”，又反對乾嘉考據學者長于考據而不言經世的學風。2．闡發“六經皆史”的觀點 3．主張史家必須具有“史德”

《文史通義》認為《史通》“才學識三長”還不夠，應增補一個“史德”。

所謂“史德”，即“著述者之心術”。認為史官作史要力求做到“善惡褒貶，務求公正”，不能憑私意進行褒貶。

4．在史書編纂方法上提倡編修通史，主張將史籍區分為撰述、記注兩類。

三．論述題：

（一）論述司馬遷及其《史記》的歷史貢獻。

1.司馬遷

司馬遷（前145—約前87）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縣）人。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早年師從董仲舒學習《公羊春秋》，跟孔安國研究《尚書》。20歲起開始游歷各地。后回到長安后，擔任郎中之職，出使巴蜀、云南等地。36歲的司馬遷在洛陽受父親司馬談遺命修史。后繼父職為太史令。曾經主持《太初歷》的修訂。48歲時遭“李陵之禍”，以“誣上”罪被判死刑。后受宮刑。55歲左右，完成其代表作《太史公書》撰寫。《史記》的內容

《史記》有12本紀，30世家，10表，8書，70列傳，共130篇，52.65字，記載上起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共兩千多年的歷史。

2.歷史貢獻：

1.創立了完備的紀傳史體

《史記》五種史體各有淵源，但把這五種體裁有機地結合在一部書中，使它們相互配合，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從而形成一種完備而嚴密的史體——紀傳體，始自司馬遷。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開創了史學家編寫紀傳體史書的先河。鄭樵評價說：“使百代而上，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

2.確立了“詳近略遠”，重視當代史的撰史原則。

在《史記》130篇中，專記漢代有62篇，并記前代及漢代者11篇。自楚漢相爭至漢武帝太初年間共100年的歷史，《史記》用一半的篇幅來記載，反映了司馬遷對當代史的重視。

3.在史料搜集和取舍上為后世史家樹立了典范。

撰寫過程中廣采當時流傳的先秦典籍。如《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等。注意利用朝廷收藏的文獻檔案。比如秦殘留的文書檔案及漢初封王、侯的策命盟誓等。再加上實地采訪和實地調查得來的材料等；

而在在史料的收集和考辨中，奉行兩個原則：

A、“考信于六藝”，認為儒經是核實史料可靠性的重要依據。“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B、“擇其言尤雅者”：“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對奇異不雅的傳說，他一般摒棄不用。

4.《史記》是歷史和文學統一的典范。

《史記》首先是一部史學名著。書中所有人物事件，都是真人實事，不夸張，不虛構。它是一部實錄，一部信史。

《史記》又是一部優秀的歷史文學作品。司馬遷能抓住文學的特點，通過種種藝術加工，忠實地塑造了各種類型的人物典型，使史學、文學兩者結合并統一起來。

司馬遷善于抓住主要情節，具體細致地描寫人物的活動，避免了千人一面的概念化的敘述。這是司馬遷人物傳記的最大特色。

所以，魯迅評價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

（二）論述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史學貢獻。

1.《資治通鑒》的史學貢獻

記載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起，到五代后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征淮南共1362年的歷史。它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

（1）材料豐富，考證精詳

司馬光稱“遍閱舊史，旁及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進資治通鑒表》）十七史之外，引用史書達322種之多（見宋高似孫《史略》）。

《四庫全書》稱其“網羅宏富，體大思精，為前古之所未有”。

司馬光注重史料的考證，撰寫《通鑒考異》三十卷，選擇比較可靠的史料修入《資治通鑒》。

（2）完善了傳統的編年敘事法

1.《資治通鑒》吸取紀傳體長處，將各種分散史料集中，把當時復雜的史事、多樣的人物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來。

2.用編年方法，按時間先后敘述史事發展變化的前因后果，使歷史變得系統明晰。因此，《資治通鑒》避免了編年體的弊病，完善了編年敘事法。

（3）通過史論來表明自己的態度和觀點 《資治通鑒》共有186篇史論： 其中“臣光曰”三字史論，共102篇。引用其他史家論贊的，有84篇。

這些議論，反映了司馬光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也體現了政治思想。

資治通鑒的史學貢獻還突出在表現在他的史學思想上：

（1）突出史學的資政的作用

司馬光提出作史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

（2）主張據事直書，反對正統觀念

《資治通鑒》盡可能符合客觀史實，強調“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于至公”。

《資治通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

（3）反對神鬼怪異之說，重于人事

《資治通鑒》對有關神鬼怪誕記載，一概不加采錄。主張“治人不治天”，在人事作用上談歷史盛衰。

（4）強調維護禮制，宣揚“尊君”的英雄史觀。

司馬光認為等級名分禮制的維持，是封建社會長治久安的關鍵。其重點在于尊君，認為“夫治亂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

（三）論述明清時期史學發展的特點。

1、大規模官修史籍活動

由明清政府組織的大規模修史活動頻繁，編纂了大量卷帙浩大的歷史著作。其特點：

第一，據李晉華《明代敕撰書考》統計，官修史籍有100余種，清代官修史籍達150余種。有《元史》《明史》《明清實錄》“七《通》”等名著。

第二，明清官修史籍集中在前中期，體現“盛世修史”的特點。

第三，所修史籍多為典章制度史，是當時官方史學服務于政治的表現。第四，大規模官修史籍活動中蘊含封建統治者的文化專制因素。

既通過籠絡知識分子階層修史以強化意識形態控制，又通過“焚書禁史”（明朝“焚《通紀》案”、“禁李贄著作案”，清代“莊廷鑨《明史》案”等）以實行文化專制主義。

2、史著的豐富、體裁的創新和理論的發展

第一，《明史藝文志》分“史部”為10類，著錄史書1378部，共27547卷；《清史稿藝文志》分16類，著錄史書2473部，共57995卷。

第二，史書體裁不斷創新，歷史撰述向專史方向發展。

其一，分學術、制度、個人、地方、軍事等專史。其中，以梳理學術源流的思想學術專史最為突出。如馮從吾《元儒考略》、周汝登《圣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黃宗羲《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數十種。

其二，既反映歷史演進大勢、又記載社會歷史全部內容的紀事本末體，走向綜合體裁。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張鑒《西夏紀事本末》，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馬骕《左傳事緯》等。

馬骕《繹史》采用紀傳、紀事本末、學案、典制等體，附以世系圖、地圖和年表。

第三 史學理論獲得重大發展。

其一，劉知幾《史通》重新獲得重視和研究。

明代陸深《史通會要》、李維楨《史通評釋》、王惟儉《史通訓故》，清代黃叔琳《史通訓詁》和浦起龍《史通通釋》等。

其二，明代卜大有《史學要義》、胡應麟《史學占畢》，到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等史學理論專門著作的撰寫，顯示史學理論探討的不斷深入。

其三，明代王陽明到清代章學誠相繼提出“六經皆史”，促進史學擺脫經學的羈絆，提高了史學的獨立地位，同時也促使學術由考經向考史發展。

3、歷史批判與學術總結的出現

第一，明清時期，不斷出現反映時代抗議精神的私家史學著作。

明代祝允明《罪知錄》皆“舉、刺、予、奪，言人所不敢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李贄《焚書》《藏書》“顛倒千萬世之是非”、“獨出胸臆，無所規放”（《藏書》卷首）。

直至清初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王夫之《讀通鑒論》、唐甄《潛書》等，均為歷史批判的名著。第二，出現整理性的學術總結運動。

從明代中期楊慎、焦竑、陳第、方以智開始復興“古學”，“風氣既開，國（清）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揣之空談。”（《四庫全書總目》卷119《通雅提要》。）到清代中期興起了以文獻考據為手段，對數千年的歷史文獻進行全面總結和情理的高潮。

其一，出現三大考史名著。

其二，發展了文字、音韻、訓詁、版本、目錄、校勘、輯佚、辨偽等一系列科學的學術方法。

4、史學與社會的聯系緊密，不斷走向社會深層

第一，歷史的教育功能受到社會各階層的普遍重視，歷史普及讀物大量涌現。

如《資世通訓》是明太祖“思以化民成俗，復古治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明太祖實錄》卷97），以及《宗藩昭鑒錄》《相鑒》《武士訓戒錄》等等。

明代馬維銘《史書纂略》“取二十一史本紀、列傳，各撮取大略，匯為一編。”

清代有《廿一史約編》《廿四史約編》《史略》等等，均是通俗史學著作。第二，史學的社會功能得到各階層的廣泛認同，史學經世致用的觀念深入人心。

明代心學家王畿提出“儒者之學務于經世。然經世之術約有二端：有主于事者，有主于道者。”（《龍溪王先生全集》卷1）

陳子龍《明經世文編》、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賀長齡《清經世文編》等。

5、中西文化交流加強促進域外史地著作的興盛

第一，鄭和下西洋，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和鞏珍《西洋番國志》為明初中外交通史書。第二，明中期，張燮《東西洋考》，李言恭《日本考》，鄭若曾《朝鮮圖說》，嚴從周《殊域周咨錄》等，為東西洋歷史地理著作。蔡汝賢《東夷圖說》指出“日本橫于海上，其心叵測，沿邊二十六郡憂殷哉??有經世之責者試思之。”（《東夷圖說·總說》）

第四篇：中國史學史復習材料

先秦史學的特征：

1、史學撰述體例的特征。

先秦史學在撰述體例方面，歷經了一個持續不斷的演進變化的過程，這與史學形成與發展所應具備的相關要素及相應條件密切相關。文字形成之后，結繩刻畫和口述傳承被神話傳說的追述形式所替代。歷法的逐步完善、史官的出現、政事的需要，漸次形成甲骨、金石、竹木等不同載體的政令檔案匯編，進而形成早期的編年體史著。隨著史官制度的完善和分工的細密、社會生活劇烈變動的需求等諸多因素，史學撰述體例逐漸豐富多樣，并駕齊驅，編年體漸趨完備，國別記言體形成，紀傳體通史規模初具。

2、史學記載內容的特征。

隨著文字的形成、史官及史官制度的逐步完善、社會發展的需要以及史學撰述體例自身的發展、史學主體意識的形成、史學功能認識的提升，促使并且推動史學記載的內容不斷發生相應變化。先秦史學記載的內容，呈現著記事內容從簡到繁、單一到多重、簡單到復雜、重神到重人、事件到觀念、制度到思想、政事到社會人生的全貌的層遞式的發展變動演進的特征。

3、史學主體意識的特征。

在人類社會歷史生活的發展變化進程中，中國古代先人在與自然的抗爭中，在復雜的社會關系中，在爭取生存、發展和追逐利欲的紛爭中，史學主體意識逐次呈現出從古到近、人數由少到多的自覺意識不斷累積增強的發展變化趨勢。

4、史學功能原則的特征。

隨著史學的發展完善，史官制度的發展完備及其職分職責的細密化，歷史經驗教訓的累積，史學意識的自覺化的增進，以及紛繁復雜的社會歷史形勢變動的需要，人們對史學功能原則重要性的認識與時俱進，使之呈現出漸次加深及逐步形成共識的特征。如史學借鑒功能的形成，疏通知遠認識功能的形成。

5、史家歷史觀念的特征。

伴隨著史學多重因素的發展變化，歷史社會生活環境的劇烈變動，歷史典籍的漸次增加累積，史家認識的不斷提高深化，史家的歷史觀念呈現出層出不窮、多家并存、互促互進、各領風騷的競爭不息的特征。先秦史家的歷史觀念的不斷變化，依次或并行而形成天命史觀、圣王史觀、民本史觀、復古史觀、循環史觀、變易史觀等歷史觀念，不斷推動影響著先秦歷史的發展進程。

總之，先秦史學的特征是多方面的。它促進并且推動了先秦史學從萌芽到規模初具的發展進程，為中國史學的發展形成奠定了堅實寬廣的基礎，并對其后中國史學的發展演進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秦漢時期的史學特征：

1.開創了紀傳體編史的先例。

紀傳體是秦漢史學的創造，司馬遷是開創者。他在《史記》中采用了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本紀放在全書之首，按年月次序編寫帝王的歷史，以記載帝王的言行政績為主，同時敘述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重大事件；表采用表格的形式排列人物或事件；書記載典章制度；世家主要是記載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的歷史；列傳主要是人物傳記。這五個部分既有分別，又有聯系，相輔相成，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在五種體例中，又以本紀和列傳為主，故稱為紀傳體。在《史記》的影響下，紀傳體成為我國史學的最重要編寫體例，其他正史都是采用這種方法編寫的。2.厚今薄古的史學觀念。

秦漢人寫時大多厚今薄古，與現實緊密聯系。在著史中，略古詳今。《史記》用一半以上的篇幅撰述當代史，班固的《漢書》，荀悅的《漢紀》以及官修的《東觀漢記》都是以當代史為主，而且由當代人寫當代史。充分說明秦漢史學家著述為現實服務的觀念。

3.秦漢史學進入了新的時期。

秦漢史學出現了繁榮的現象，史學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愈來愈高，它的重要性也愈益明顯。因而編寫歷史書成為當時的一種風尚，出現了大部頭的史學著作，如《史記》，《漢書》等巨著，而且這兩部著作均為私人編寫。與此同時，統治者愈來愈重視史書的編寫工作，特別是組織人力集體編寫，如《東觀漢記》等就是統治者組織學者進行編寫的。官修史書由此登上歷史舞臺。另外，隨著史學地位的提高，史書的列別比以前明顯增多，在紀傳體之外，還有編年體、雜史、起居注等形式。

魏晉南北朝史學特征：

1、史學的多樣化發展以及學科批評的展開。

史學的多樣化發展，集中體現在四點：第一，史書的數量宏富，體制不斷創新，種類多樣；第二，史書的作者來自社會不同階層，而且既有漢族，又有少數名族，成分多樣；第三，史書的領域一再拓展，專史門類多樣；第四，史學評論的逐步深化，史評對象多樣。從主要評論史事，到轉而以評論史家、史書為主，再到開始探討歷史學發展的歷程。

2、史學的學科獨立及其官化傾向。

魏晉南北朝史學的又一顯著特征，是史學擺脫了經學附庸地位而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學科。史學的學科獨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圖書目錄的分類，二是學校教育與學術機構的設置。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的官化傾向更集中的體現，一是自曹魏起開始設置專職史官修史，二是北朝后期初步形成以宰臣監修國史的“史館”制度。

3、史學上的門閥觀念和民族意識之印記。

當時的史學，從形式到內容，都烙上了門閥觀念的印記：一是譜牒、譜學的盛行和“譜局因此而置”。二是家史和別傳的大量涌現。三是正史的本紀和列傳成了門閥士族的譜牒家史。狹隘的民族意識是魏晉南北朝史書中的最普遍的表現。史學成了他們為本族和本族政權爭奪“正統”地位的工具。同時，主張各民族間友好相處的思想和堅持國家統一的觀念，在魏晉南北朝史學中也有所發展。

隋唐五代史學特征：

1、官方控制史學的程度加強。

這一時期的統治者，承北齊之制，設立史館，擴大編制，吸收一部分有才學的人為史官，以宰相監修，直接控制史書的修撰。

2、更加重視史學的鑒戒作用。

這一時期以魏征為代表的史學家，強調史學的鑒戒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強調人事，否定天命；第二，重視民心向背與政權興衰的關系；第三，注重君臣關系，強調君臣相輔。總之，這一時期編撰的史書，主要把亡國之君的行為當成本朝皇帝“取鑒”的基本內容，從反面向當時的統治者提供了一整套值得取鑒的治國方略，即注意調整君民關系、君臣關系，實行“以靜求治”的施政方針。

3、史書種類與體裁的多樣化。

史學在這一時期，有了長足的進步，各類型、各種不同體裁的史書紛紛出現。舊有的編年、紀傳體史書無論記載內容，還是形式都得到了更加的完善，典志體、地理書、方志、史注、史評等新的史體也大量出現。同時。這一時期也出現了大量的雜史、故事、筆記，有價值的類書以及眾多的佛道經典，文集數量明顯增加。

宋遼金元史學特征：

1、完備的修史制度。

宋代修史制度趨向完備，不僅超過了前代，而且比明清嚴密。遼金元設立了自己的修史機構，雖然沒有宋朝完整，但也比較系統地保存了本民族的歷史。元代翰林兼國史院，開明清翰林國史院的先河。

2、會通的史學思想。

北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鑒》敘述從戰國到五代的治亂興衰；南宋鄭樵繼承司馬遷通史之風撰《通志》，并明確提出了“會通”的思想；宋末元初的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是繼杜佑《通典》后又一部典治體通史。“主通明變”成為當時的風氣。

3、史學的義理化傾向。

一方面宋人學習《春秋》褒貶筆法，借以懲惡勸善。以義理斷史事，以史事證經義是義理史學的另一個內容。朱熹認為漢高祖、唐太宗雖然有大功業，也不值得肯定，因為他們的本心是出于利，而不是義。到元代，理學被確立為官方思想，理學化的史學占據主導地位。

明清史學的特征：

1、歷史著述的總結性趨勢。唐甄的《潛書》、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是中國早期啟蒙思想的總結性著作。王夫之的《讀通鑒論》與《宋論》是歷史評述的總結性成果。章學誠是全面總結我國古代史學理論的杰出史學家。《校讎通義》是一部系統的歷史文獻學理論的總結性著作。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是我國第一部最為完整的學術史專著。《大明會典》、《大清會典》、“六通”是典章制度史集大成之作，明《永樂大典》、清《古今圖書集成》兩部類書以及空前的大叢書《四庫全書》，都是古代文獻集大成之作，《四庫全書總目》則是目錄學的總結性成果。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均為體大思精的歷史地理學杰作。

2、求真務實的治史方法。

明清史家大都是具有求真務實的治史方法，追求史事之真實。王世貞治史求真務實的精神，開這一時代史學考證風氣之先河。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是清代考據學的先驅。乾嘉學者嚴密的考證方法，實事求是的學分、一絲不茍的治學態度，值得提倡。

3、歷史研究領域的擴展。

大凡明清史家，往往是博通百家的學者，不僅精通經史子集，而且關注天文、地理、水利、醫藥、士農工商等應用學科，表現出寬廣的文化視野。

明清歷史研究領域的擴展，還表現在通俗史學的繁榮。綱鑒類史書、歷史演義、歷史小說、歷史紀實、蒙學鄉塾讀本等普及類歷史讀物，盛極一時。明清史學不斷走向社會深層，獲得了更加豐富的表現形式，歷史知識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得到了普及。

4、具有啟蒙色彩的史學思想。

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衰落時期，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出現了市民階層。社會的變化，也曲折地反映到史學領域，興起了反理學、“六經皆史”與經世致用三股史學思潮。

劉知幾的史學理論：

１．劉知幾在《史通》中明確指出，史家治史不僅僅是勸善懲惡，而必須將史學作為治理國家、統治人民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重視史學的功用，強調史學與政治的聯系，這種理論不僅在當時，就是在后世也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２．劉知幾以前的史學家多鼓吹“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今不如昔”、“是古非今”等，劉知幾對此大加批評，他認為成敗與天命無關，今未必不如昔，只不過歷史在發展。社會發展必然出現新特點，這是一種客觀的、不以“天命”或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勢”在起作用。這在當時是進步的歷史觀。

３．劉知幾史學思想最大的貢獻在于他考察中國封建史學發展過程時，從理論上論證了以下兩個問題。首先，他提出了“史才三長論”，認為一位優秀的史學家應該具有史才、史學、史識。所謂史才，是指選擇、組織史料的能力和書寫記事的技巧；所謂史學，是指豐富的史學知識和史料知識；所謂史識，是指過人的見識，即分析歷史事件和評價歷史人物的觀點、態度。劉知幾認為一位史學家要搞好歷史，“三長”缺一不可，而其中史才、史學又離不開史識。其二，他主張直筆著史。劉知幾從歷史記載的真實出發，大聲疾呼“直書”、“實錄”，揭發和斥責對歷史進行歪曲的現象。并系統地總結了中國史學發展中提倡直書的傳統，明確地將“直書”作為編纂史書的基本原則，在理論上加以論證。

章學誠的史學理論：

1、經世致用論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對史學經世致用的思想作了深刻闡發。他認為，研究歷史要有效發揮作用，必須堅持詳近略遠的原則，注重研究當代史；還應根據不同的社會特點，使研究符合時代需要，以持世救偏；要敢于開風氣之先，千萬不可為世風所囿。

2、六經皆史論

章學誠認為六經是古代切合時事、服務于時事的歷史著作，“六經皆史”的“史”，既具有“歷史資料”的含義，用以矯正宋學空談義理的弊病，同時，又具有經世之史的內容，以反抗乾嘉考據學派閉口不談義理的流弊。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為史料搜集、歷史研究開辟了廣闊的天地。

3、史義論

史義論是章學誠史學思想的中心，最終把中國古代的史學理論推向最高峰。史義（又作史意）是相當于史事（歷史事實）、史文（歷史文筆）而言，指的就是歷史理論和觀點。章學誠主張只有具備史義的著作，才稱得上是“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否則只是史料匯編。

4、史德論

章學誠在總結唐代劉知幾才、學、識三長理論的基礎上，提出史家更重要的素質是具備史德。史德的內容不只是據實直書、書法不隱，更重要的是盡可能如實反映客觀歷史，能以理性制約情感。

5、史書編纂論

（1）章學誠提出要創立新史體，以改造舊書籍。新史體由本紀（按年編排的大事紀要）、因事命篇的紀事本末、圖表三部分組成，綱舉目張、圖文并茂。

（2）主張編寫通史。

（3）將史籍按內容和功能分為撰述（著作之書）和記注（為著作提供材料的資料匯編）兩類。

（4）擴大了史料收集的范圍。

（5）文人不能修史。文人修史講求文字技巧，往往影響史書記事的真實。

野史：野史是與正史相對應的史學門類，由私家撰述而成，既包括紀傳、編年、紀事本末、典志等體裁的私俢史書，也包括筆記、詩話、紀聞、稗史等，形式不拘，內容包羅萬象。

通俗史學：通俗史學是歷史演義、歷史小說、歷史紀實、蒙學鄉塾讀本等普及類歷史讀物的總稱，在擴大史學的社會影響、普及歷史知識方面作用大。筆記：筆記（又稱雜記、筆錄、叢談等），是隨筆記錄當時見聞、閱讀心得的一種書籍，大致可分為小說故事、歷史瑣聞、考據辨證三類。

第五篇：《中國史學史》讀書筆記.doc

史學理論讀書筆記

從遠古傳說到馬克思主義史學

——讀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看中國史學發展

文學院中文系08級1044408029 徐衛明

[摘 要]白壽彝主編，瞿林東、陳其泰、吳懷祺、施丁、顧誠等五位教授撰寫的《中國史學史》，于2004年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史學史》是歷史學專業基礎課程系列教材，但又不同于其他教材，它上起遠古時代神話傳說，下迄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馬克思主義史學，我們可以說這是一部通史性質的史學史教本。這本書匯注了白壽彝及他的學生兩代人的心血，是白壽彝先生在史學史研究領域的智慧結晶，是推動中國史學史發展的強勁動力。

[關鍵詞]白壽彝

《中國史學史》

著作特色

啟示與反思

史學史是一門還在樹立中的學科，還處于發展期。“史學史的任務是闡述史學發展的過

[1]1程及其規律，闡述史學在發展中所反映的時代特點及史學的各種成果在社會上的影響。”在整個史學史領域，我們須照此推演中國史學史的梗概。

中國史學史是研究中國史學本身發展過程與及其規律的學科。1941年，金毓黻代表作《中國史學史》出版，標志著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初步建立，早在20年代，梁啟超便第一個提出撰寫中國史學史專著的設想，而后，此領域學者前赴后繼。我們一般說，在20世紀20到40年代，中國史學史初現雛形。而作為史學史學科豐碑式的人物白壽彝，其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及建設貢獻巨大，影響不言而喻。

1964年2月29日，白壽彝先生在《人民日報》發表論文《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的商榷》，在文中，他明確提出：“中國史學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闡明我國史學發展的規律。在闡明中國史學發展規律的同時，中國史學史的研究還要批判地總結我國史學成果。闡明規律和總結成果，是我國史學史研究的兩個經常任務。”基于此，寫好教本又成為中國史學史研究工作中的重要環節，一本不同于一般史學專著的、具有通史性質的《中國史學史》教本孕育而生。

一、讀《中國史學史》所思：著作特色分析

《中國史學史》內容上起遠古的傳說時代，下至新中國成立后的史學。全書共8章，43萬余字，即：第一章，先秦時期：中國史學的童年；第二章，秦漢時期：中國史學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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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中國史學的發展；第四章，宋元時期：中國史學的進一步發展；第五章，明清時期：中國封建社會衰老時期的史學；第六章，近代史學(上)；第七章，近代史學(下)；第八章，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本書總結和借鑒中華民族史學的優良傳統和成果，闡明了中國史學發展的歷程、特點與規律。白壽彝先生深受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史觀影響，十分注重將中國史學史發展放入中華民族文化系統中來考察，使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得到了科學的說明。參加本書編寫的成員，都是在史學研究領域內有很深厚功力的專業工作者，還是具有豐富教學經驗的教師。該書文筆流暢，敘述清楚，說理深邃而又不顯枯燥，對于非歷史學專業的我來說，其也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1.遠古的神話傳說是中國史學的起源

中國史學的起源，是研究中國史學史分期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人認為史學的起源是文字，也有人認為史學開端于史官。而本書首章第一節即遠古的傳說，這就意味著白壽彝先生把中國的史學起源定格在遠古神話傳說。他說，“中國史學的歷史起源，可以從遠古的傳說說起。無論從歷史意識來看，還是從傳述歷史的形式來看，追本求源，中

[1]1國史學還是要從遠古的傳說說起。”所以本書開篇便談遠古的神話傳說，這體現著白壽彝先生的獨特見解。

在我看來，本書利用神話和傳說來說明歷史，探索史學發展的淵源，是極具開創性的。從書中我們知道，遠古的神話傳說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戰勝自然災害和在生產中取得成功的傳說，主要有大禹治水、女媧補天、后羿射日、農神烈山氏的柱、后稷周人的始祖棄等；一類是氏族由來和氏族、部落間原始戰爭的傳說，如禹、契、棄、公劉的傳說，黃帝、蚩尤大戰等。遠古的傳說不僅反映氏族社會人們的歷史意識，而且或多或少保存了一些真實的歷史內容，包含更多的歷史真實性。依據這些神話傳說，我們可以了解到遠古時期的神意史觀。在這些零零散散的神話傳說資料中，有關于遠古時期英雄人物的故事，有關于氏族神的傳說，有關于朝代更替原因的傳說，“在具體事件上這些傳說不一定完全真實，但作為當時人們的一種意識的存在卻是真實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2]它們反映了遠古時期人們的歷史觀念。”白壽彝先生告訴我們，應透過神話傳說的表象而注意其內在的思想性，并利用它們來探討氏族社會人們對于自然、社會、神和人及其相互關系的原始意識，這種意識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影響著文明時代史學家的歷史觀點的發展和史學的面貌。

在對待整個歷史分期上，本書共八個章節，即八個分期，白壽彝先生既考慮到史學自身所表現出來的階段性特征，又充分兼顧到史學發展與當時社會的關系這一橫面；既突出了史學史的“史”的特色，又展示了中國史學發展大的趨勢，使中國史學史的脈絡清晰明朗。

2.注重史學發展脈絡的整體性，同時在時代潮流中把握史學家的學術生活和成就 本書以時間順序來闡述史學發展的整體脈絡，以歷史朝代為線索，貫通古今；同時注意史學家在歷史發展潮流中的思想變化，把史學置于廣闊的社會背景及時代思潮中去考察，多角度、多層次地揭示史學發展的規律。如著者在介紹劉知幾和《史通》時，不忘提及其所處時代背景。在隋唐時期，門閥地主形成和發展起來，代替了前一時期的世家地主，成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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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占據主要統治地位的階層，有不少皇朝重視以皇家力量組織官書的撰述，并作出了成績，劉知幾著《史通》正是得益于官書撰述所提供的有利條件。在時代發展潮流中，著者還提到劉知幾的史學批評理論存在明顯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集中體現在他一方面提倡直書精神，認為直書產生“實錄”，其社會影響是“令賊臣逆子懼”；另一方面，他始終維護“名教”觀念，認為“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是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此，“實錄直書”理論便在徹底性上大打折扣，強烈的“激揚名教”意識，也和直書原則“唱反調”。著者在分析劉知幾的理論思想時，結合時代背景，闡明了隋唐時期極重的門閥觀念是體現在劉知幾思想和著作上的時代印記，從而，我們也能在時代大潮中把握史學家劉知幾的思想變化。

在我看來，從時代潮流中把握史學家的理論和思想，從而看到時代潮流對其理論和思想形成的影響，我們也就能夠辯證地看待史學家的思想理論的進步性和局限性。站在這個角度上，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章學誠的史學和方志學尚屬封建文化的范疇，在其方志學的理論表述中帶有明顯的儒家傳統思想和道德。我們也就不能強求章學誠以新史學批判封建的舊史學，在時代潮流中，這不是生于乾嘉之世的章學誠所能承擔的任務。在這一點上，本章編者在著作中作了深刻的分析，見解是獨到的。

3.注意史學發展同社會現象、社會思想的內在聯系

在第二章第一節中，著者特別提到“尊儒和陰陽五行說、讖緯說的流行”這一內容，旨在說明社會現象、社會思想對史學發展產生不可忽略的影響。著者在書中提到“儒學國教化，也就是儒學的神化和思想的僵化，一切都是以統治者所能承認的教義為準則，必須頂禮膜拜，[1]3刻板地服從，這對于史學的演進當然產生了消極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禁錮了史學家思想，鉗制了史學發展多元化趨勢。在論述陰陽五行說和讖緯迷信思想的盛行對史學演進的影響時，書中分述兩方面：一方面，陰陽五行說和讖緯說對包括史家在內的學者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造成了思想史上的低潮，對學術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如劉向、劉歆父子著書宣揚陰陽五行說為封建政治服務；但另一方面，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得到了考驗，有識見的史家和學者在唯心主義思想泛濫的困難條件下，繼承了孔子和司馬遷以來不妄災異、重視人事、重視總結政治成敗經驗的傳統，對唯心迷信的邪說有程度不同的抵制和批判，如桓譚和王充所做的努力。

在我看來，把握史學同社會現象、社會思想的內在聯系，有利于我們理解史學思想產生的影響因素和史學思想的時代印記。以第四章第二節中“理學對宋元史學思想的影響”為例，本書著者探討了史學思想發展與理學間的相互關系。理學的產生，使這個時期的史學思想打上了的鮮明的時代印記，理學家關于天人問題的探究，左右著宋代史學求通的觀點，同時，理學家把史學作為“格物窮理”的一種手段，求歷史盛衰之理，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用。而史學思想的發展對理學體系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進的作用。把社會思想同史學發展緊密地結合起來，我們能明晰史學發展的內在機制和規律，從而在橫向上把握史學發展的方向和動機。

4.體現對史學發展規律的探索和學術傳承

史學發展規律體現在諸多方面。在史書編撰體例上，白壽彝先生致力于史學在每個階段的發展情況，描繪其發展線索。如司馬遷開創“紀傳體”史書編撰體例后，便一發不可收拾，陳壽《三國志》、范曄《后漢書》、“二十四史”相繼繼承和發展“紀傳體”體例，白壽彝先生將其體例一一道出，以尋求著史書的規律性，同時，每談及一部著作，必說明其體例，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典制體都作論述。在史學思想的傳承性上，白壽彝先生將每位史家的史學思想單作論述，如第二章第三節“劉氏父子的史學思想”、第三章第五節“杜佑的史學思想”、第四章第七節“馬端臨的史學思想”、第五章第三節“王夫之的史學思想”等，注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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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思想發展的脈絡和前后的內在聯系。在歷史文獻學的發展上，白壽彝先生同樣是采取類似論述方法，如第三章第七節“歷史文獻學的成長”，其后對鄭樵、馬端臨在歷史文獻學上的造詣也多加論述。這種一脈相承的寫法，很好的體現了著者對史學發展規律的探索和建樹。

在我看來，《中國史學史》的這種編寫方式很好地體現了白壽彝先生在史學史研究領域著書的思想。以線條的方式將屬于一個系統的知識很好地穿起來，邏輯性強，呈現一個完備的整體。而這個整體又反映發展的全過程和發展特點及內在規律性，給讀者一個清晰的系統和明朗的概念體系。在前后對比對照中，找尋史學時代特點和運動規律。

5.著作內容豐富，細致入微，點面結合

對每一位編者來說，《中國史學史》都是他們智慧的結晶。該書內容翔實，引證豐富，細致入微。該書在整體上勾勒出中國史學發展的框架和脈絡圖，同時又對每個時期的史學發展面貌做了全面而又詳細的論述。我們來看書中第四章“宋元時期：中國史學的繼續發展”，開頭兩節，綜述宋元時期史學、史學思想和歷史文獻學的發展，在這其中包括六個小點來佐證宋元時期的史學發展的總體特點。在每一小點中，著者善于運用原始史料來論證其觀點，讓讀者甚覺踏實。如著者直接采用《進<資治通鑒>表》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于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來闡述司馬光著《資治通鑒》的意圖。

本書點面結合可謂匠心獨運。“點”，最明顯的體現是代表史家和代表著作的單獨論述；“面”即是指史學發展的整體概貌。作為教本，該書十分注意史學史知識的全面性；作為學術著作，該書又在寬的基礎上有重點地深入論述。通過“面”的論述，也就是俯瞰式的方法，我們對該時期的史學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然后通過“點”的分節或分目對重要史家、史著、史學現象或史學思想進行細致剖析。通過對典型史著或史學現象的評述，精雕細琢般把史學發展的水平具體而微地展現出來。

總的來說，白壽彝先生的《中國史學史》是高水準的中國史學史著述，有自己獨特的體系、風格和規模，讀后我們在感嘆之余更多的應該是一份思考。

二、讀《中國史學史》，我的幾點認識

中國史學的發展和中國歷史的演進，有著異曲同工之處。“中國這片土地是中華民族的[3]1古代先民生息并創造了燦爛文明和輝煌歷史的環境和舞臺。”同樣，我們回顧中國史學的發展，也不應該忽視這片孕育了幾千年文明的中華大地。中國史學的起源是遠古的神話傳說，我想，神話傳說是離不開這塊土地，離不開這片土地上的先民的生息、創造和探索。史學史知識的兩塊內容是過去的史學發展的狀況和今天對那些史學面貌的理解，過去發生的史學正是我們民族智慧的體現，人民群眾創造歷史，杰出人物探求史學。歷史在演進，史學在成長，史學史記錄著史學的演進，環環相扣，中國史學發展的系統，在《中國史學史》中得到完美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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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理論讀書筆記

《中國史學史》極具教本特色。我們知道史學論文的表達方式有4種，即專著、論文、綜合體史書和教材。教材區別于其他三種表達方式的特征在于其系統性和公允性，即以公允之心系統地陳述該領域盡可能全面的知識。教材的編寫不要求對知識的創新，也不要求對已采納的觀點進行論證，至于論證，是讀者需要做的思考，讀者要懂得教本為什么這么說而不那么說；同時，教本旨在給讀者一種總述方式上的一點啟示和引導，這是《中國史學史》編寫所秉承的一些準則。當然“那種教本中只能寫大家公認的有結論的東西的說法和做法，對

[1]2于新興的學科只能是一種阻礙”，所以本書在編寫上也謀求一些變化，比如在編排體例（章節體，注意歷史時期的階段性）和編寫內容（遠古神話、史學思想、歷史文獻學、歷史文學史學著作）上都有一些創新。

當然，《中國史學史》也存在一些缺點。比如有些章節在論述過程中，引用史家著作內容有些過多。在第五章第六節“章學誠著《文史通義》”，大段引用章學誠原話，不利于本書著者的觀點表達，同時給讀者造成不便，有損教本的傳播旨意。另外，書中對修史機構、史官制度的論及較少，我們只能從“皇朝史撰述的興盛”、“明代官修史籍”等內容中初見修史機構、史官制度的端倪。當然，沒有一部著作是十全十美的，盡管有一些缺點存在，我們卻不能忽視《中國史學史》在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的地位，所謂瑕不掩瑜。

一本《中國史學史》雖不能囊括中國史學發展的全貌，但作為大學教本，其價值卻不言而喻。讀罷，寫下一些東西，以饗勞自己。

參考文獻

[1]白壽彝.中國史學史[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2]薛瑩.讀<中國史學史>第一冊散記[J].史學史研究：1987，01.[3]趙毅，趙軼峰.中國古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 /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