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海洋環境污染的刑法規制

海洋環境污染的刑法規制

姚寶國 中國海監第九支隊

隨著海洋開發利用力度的加強，海洋環境污染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日益突顯出來，逐漸呈現出環境事故頻發、海洋資源盜竊猖獗的犯罪高發態勢。2008年廣西北部灣潿洲島發生的一起較為嚴重的溢油事故就是其中的一例。我國海洋污染的加劇暴露了我國在海洋保護方面措施的軟弱性。在我國，長期以來，海洋環境的法律保護主要是依賴行政法與經濟法，海洋環境保護刑事立法處于相對落后的狀態。刑法是最嚴厲的調控手段,也是預防和懲罰海洋污染行為的最后一道防線,我們有必要對海洋環境污染的刑法規制做進一步的探究。

一、海洋環境污染行為的類型及刑事立法現狀

（一）海洋環境污染行為的類型

對于“海洋污染”法律意義上的概念界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條第1款第4項對海洋污染定義做出了如下規定：“是指人類直接或間接把物質或能量引入海洋環境(包括河口灣),以致造成或可能造成損害生物資源和海洋生物、危害人類健康、妨礙包括捕魚和海洋的其他正當用途在內的各種海洋活動、損壞海水使用質量和減損環境優美等有害影響。”我國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以下簡稱《海洋環境保護法》）沒有對海洋污染作出直接地解釋,但是對“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定義作出了明確的界定,其第95條第1款規定:“海洋環境污染損害是指直接或者間接地把物質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環境,產生損害海洋生物資源、危害人體健康、妨害漁業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動、損害海水使用素質和減損環境質量等有害影響。”

從當前海洋環境違法犯罪行為的現狀來看，海洋環境污染行為主要包括以下兩種情形: 一是指對海洋生態環境的損害，即通常所理解的海洋環境污染行為，例如海上漏油、廢棄物傾倒等； 二是海洋自然資源損害，例如盜挖海砂等非法開采行為繼而引發海洋生態環境損害。

（二）我國海洋環境污染刑事立法的現狀

我國對海洋環境進行保護的工作始于上世紀70年代。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以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海洋環境保護立法受到了高度重視,有了長足進展。

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的制定通過標志著海洋環境保護工作開始步入法制化軌道。目前，我國己經形成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有關海洋環境保護的規定為根據,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以下簡稱《環境保護法》）為基礎,以專門法為主體,以海洋環境保護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和標準為補充,與國際公約相協調的防治海洋環境污染的法律體系。

在刑事立法方面，我國1979年刑法沒有對嚴重污染環境的行為單獨設立罪名,發生的海洋污染事故造成財產損失、人員傷亡的犯罪行為參照過失危害公共安全罪、重大責任事故罪來定罪處罰。為了解決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的問題,提高我國的法治水平,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六章第六節專門規定了“破壞環境資源罪”，重大海洋環境污染在我國現行刑法中已經被犯罪化,在刑法第383條規定了“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進一步明確了破壞環境資源犯罪的具體情形的認定。同時，我國刑法在“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等破壞環境資源犯罪中專門規定了“單位犯罪”，對“單位犯罪”實行兩罰制（刑法第346條），懲治對象一是包括直接責任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在內的自然人，二是公司企業等單位。2011年出臺的《刑法修正案

（八）》對“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作出了修正,擴大了刑法懲罰的范圍,但是仍舊只對“后果嚴重”的案件追究刑事責任。針對我國海洋污染犯罪行為的頻發的現狀,依靠現有刑法的規定很難實現刑法規制海洋環境污染的目的，因此，需要我們進一步厘清現有刑法對海洋環境污染犯罪的規定，分析其存在的缺陷與不足，進而提出解決的對策，以期更好地發揮刑法懲治、預防污染海洋犯罪的作用。

二、目前規制海洋環境污染的刑事法律困境

（一）海洋環境的刑法保護體系嚴重滯后

1、現行刑法沒有專門規定污染海洋的罪名。我國刑法涉及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名包括污染環境罪等 15項具體罪名，雖然《刑法修正案

（八）》第 46 條對《刑法》第 338 條所規定的內容進行了修改，降低了犯罪成立條件，擴大了刑法對污染環境行為的調控范圍。但令人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國刑法并未將海洋污染納入刑法調整的范圍，只能以污染環境罪進行兜底。由于我國現行刑事立法中尚未設立污染海洋罪,這直接導致司法實踐中污染海洋環境構成犯罪的行為只能根據具體情況以瀆職罪中的“環境監管失職罪”及破壞環境資

源保護罪中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和“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罪”定罪處罰。由于保護的法益不同,三個罪名并不是懲罰破壞海洋環境的犯罪行為,而只是通過懲罰這一犯罪行為而達到保護另外特定法益的目的,因此,現行刑法中已有的相關罪名設立并不能在保護海洋環境方面起到更好的作用。

2、現行刑法對污染海洋犯罪行為的犯罪形態規定單一。我國現行刑法中環境犯罪的成立均以既遂為構成要件,根據我國刑法理論的通說,犯罪既遂有四種表現形態:結果犯(實害犯)、行為犯、危險犯和舉動犯。結果犯是指不僅要實施具體犯罪構成客觀要件的行為,而且必須發生法定的犯罪結果才構成既遂的犯罪。具體到污染海洋犯罪行為中,依照我國現行刑法必須是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其第338條規定，“違反國家規定，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后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由此可見，只有造成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的污染海洋犯罪行為才構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既遂。刑法修正案(八)對該罪做出修訂定后取消了“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但仍以“嚴重污染環境的”為結果要件。

（二）我國刑法對海洋環境污染犯罪刑事處罰過輕

我國刑法對破壞環境資源犯罪的處罰程度明顯過輕，這一結論我們可以從與不同罪名法定刑的比較中得出。例如，2006 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致使一人以上死亡、三人以上重傷、十人以上輕傷，或者一人以上重傷并且五人以上輕傷的”是構成環境污染罪最低要求的情形之一，其最高法定刑是三年，最低法定刑是拘役。”而根據《刑法》第 233 條的規定，“過失致人死亡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通過對比可以看出，污染環境罪和過失致人死亡罪若都造成一人死亡的結果，前者的適用的法定刑幅度是拘役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后者的法定刑幅度是六個月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很顯然，在危害程度一樣甚至污染環境的危害程度更大的情況下，當下刑法對其所施予的刑事處罰明顯輕于對過失致人死亡的處罰。這樣過輕的刑罰只能使違法者更加有恃無恐，刑罰的威懾力也將大打折扣。

（三）刑事司法與海洋行政執法之間缺乏有效銜接

根據我國《刑法》的相關規定,我國現階段的各種污染海洋行為中,已有相當一部分屬于

犯罪行為。但就全國范圍來看,卻鮮見因為海洋環境污染而構成刑事犯罪的案件,據統計，從2000年至2006年，中國海監依據海洋環境保護法和海洋傾廢管理條例、海洋石油勘探開發環境保護管理條例、防治海洋工程建設項目污染損害海洋環境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開展了一系列海洋環境執法工作，共依法作出相關的行政處罰1383件，但這上千宗案件中沒有一件被移交刑事處罰。海洋環境污染案件大多滯留于行政執法環節上，這反映出我國海洋環境污染犯罪執法方面可能存在以下一些問題：

1、刑事立法與海洋環境法律法規之間的銜接不足。我國相關海洋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對海洋環境污染事故雖然也設置了刑事責任條款,但卻沒有制訂配套的案件運行程序,海洋行政執法部門之間及其與刑事司法部門之間在案件的移送與交接上仍存在許多障礙,導致實體法形同虛設,從而很難真正懲治這類犯罪。比如，與海洋環境保護法相對應的，刑法第338條規定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在實踐中，何為“重大事故”、何為“重大損失”、何為“嚴重后果”，這些模糊的、不具有現實操作性的犯罪構成量化標準，主觀性強，在目前海洋環境保護法律法規中都缺乏切實明確的內容，這使得海洋行政執法者在實際辦案中無法參照。

2、刑事司法部門介入困難。與一般的刑事案件不同,海洋環境污染犯罪案件證據的收集和案件來源必須以海洋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罪案件為前提,刑事司法部門無權第一時間介入海洋環境污染犯罪案件。現今有關海洋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工作機制的法律規范較少，法律位階較低。除國務院關于《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屬法規層級，其它絕大多數都屬于工作規范性質的法律文件，沒有法律上的普適效力和約束力，對海洋行政執法機關更沒有強制效力。且相關規范多是原則性規定，實務性規定較少。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及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制定的《海洋行政處罰辦法》第十條僅規定“違法行為構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機關。”并無具體實施細則。由于海洋行政執法部門與司法部門至今尚未建立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機制。因此，盡管海洋行政執法部門查處了不少嚴重破壞海洋環境的違法行為，但少有移交刑事司法部門的案例。現實中，海洋行政機關是否嚴格執行這些規定全憑自覺和對案件移送的認識。這給刑法規制海洋環境污染犯罪行為也增加了不小的難度。

3、海洋環境污染犯罪案件審理難。一方面，海洋環境法律法規的數量激增及規范之間的沖突,加大了司法人員消化吸收法律法規的難度。截止到目前,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共頒布了8部環境保護法律、14部自然資源管理法律和34項環境保護法規,環境保護部門出臺了90多項全國性環境保護規章,司法部門近年來也出臺了環境犯罪案件具體適用法律規定的司法解釋和規定等。這些法律法規為懲治環境犯罪構筑了龐大法律基礎,但其中也有個別法律之

間存在一定的規范沖突,使審判人員在具體適用過程中難以把握。另一方面,海洋環境犯罪在審理過程中會涉及到海洋方面的專業性知識,這就要求審判人員應具備相關的專業知識,但是,目前我國法院中能熟識海洋方面專業性知識的審判人員數量還是不多,這對審判工作也會帶來一些不便。

三、完善海洋環境污染犯罪刑法調控的對策

（一）增設“污染海洋罪”

海洋污染有污染源多，污染源擴散范圍大，污染持續性強，對水生動植物危害嚴重等特點，單列一罪是十分必要的。由于我國沒有專門規定海洋環境污染事故罪,致使海洋行政執法機關忽視海洋環境污染犯罪案件的移送。明確設置“污染海洋罪”能夠更有效地懲治海洋環境污染犯罪,并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此罪的主體應該是一般主體,凡年滿16周歲的自然人及單位均可構成；客體為國家海洋環境和資源保護制度。對于該罪的主觀方面來說，不論犯罪人處于故意或過失皆可構成相應的犯罪；客觀方面應表現為行為犯、危險犯、結果犯三種犯罪形式。

（二）加大刑罰處罰力度

由于行政處罰的懲罰力度有限，不能作為對海洋生態損害者的最后威懾手段，根據《海洋環境保護法》第91條第3款的規定，在造成海洋重大污染時，對違法行為人處罰不超過 30萬元的罰款。因此，必須啟動國家刑罰權，即以更為嚴厲刑事法律責任為后盾，才能切實保障海洋生態保護行政職能的順利實現。我國現行刑法中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定刑與造成海洋嚴重污染的嚴重危害性不符。根據我國刑法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行為人犯多大的罪就應承擔多大的刑事責任,法院根據罪行的綜合情況處以相應的刑罰,但是,法院也只是在立法規定的刑罰范圍內處于刑罰。若刑事立法本身對該罪的法定刑較低,則法官即使對行為人處以重罪,也與實際的罪行不相應。建議在對污染海洋罪的刑罰立法時應科學地設立刑罰幅度,使犯罪行為人得到應有的懲罰。同時,加重罰金刑。罰金刑可以借鑒國外罰金刑的以日為單位計算罰金數額的規定，以敦促污染、破壞海洋環境犯罪人盡早停止危害環境或恢復環境的質量。罰金刑的功能一方面是剝奪犯罪分子繼續犯罪的條件,另一方面更是對犯罪分子的處罰和教育。

（三）完善刑事司法與海洋行政執法之間的銜接機制

由于目前法律規定本身的模糊和不明確，造成海洋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上的困惑。現行海洋行政實體法規常用“構成犯罪的”、“造成重大損失”等詞語將行政相對人的違法行為區分為一般違法行為與刑事犯罪，有時定量不準，導致罪與非罪界限模糊，影響對犯罪行為的及時查處。為幫助海洋執法部門在執法過程中準確認定有關犯罪，正確運用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手段，對違法行為進行必要的懲治，有必要以海洋執法機關管轄范圍為基礎，對海洋行政法律、法規與目前的刑法進行比照和分析，將海洋部門在行政執法中可能遇到的犯罪情況以及相應的法律規定進行梳理，明確罪與非罪的界限，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或)最高人民檢察院予以解釋，規定犯罪的立案標準等。具體地說，通過立法協調統一刑事法律、司法解釋規定的內容，消除立法上的歧義給執法造成的困惑和無所適從；規范海上刑事案件的移送標準、移送的時間結點、海洋行政執法部門與公安機關對涉嫌犯罪案件移送證據標準要求的差異。建議制定統一的銜接機制單行法律，由于海洋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跨越了行政與司法兩個權力領域，規范的是海洋行政執法活動與刑事訴訟如何銜接的問題，應屬于權力運行、制度架構等國家基本制度的范疇，根據《立法法》第8、9條規定，對該事項只能制訂法律，惟有如此，才能保證海洋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的法律效力，從而從根本上解決海洋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問題。

第二篇：新時代毒瘤的刑法規制

摘要：所謂 網絡 犯罪，是指發生在網絡空間的，以 計算 機網絡為犯罪工具或者攻擊對象實施的嚴重危害 社會、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在犯罪構成特征上網絡犯罪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在客觀方面是違反有關計算機網絡管理 法律、法規的空白罪狀。在主體上屬于一般主體與特殊主體兩者兼有的混合主體。主觀方面既包括故意，又包括過失。本文最后立法缺陷進行簡要 分析 之后，提出了相應的法律對策。

關鍵詞：網絡犯罪 犯罪分類 立法缺陷 立法建議

電腦和網絡的飛速 發展 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進步和無窮的利益。但是，網絡技術也是一把雙刃劍。電腦和網絡領域的違法犯罪現象也已成為 現代 社會難以拒絕的“不速之客”。對網絡犯罪的規制、打擊和預防遂成為現代社會、國家和政府的重大課題。有鑒于此，筆者擬對這一 問題 做一粗淺探討。

一、網絡犯罪概述

（一）網絡犯罪的概念網絡犯罪是一種犯罪新形態，它是 經濟 一體化、網絡全球化帶來的負面 影響。我國1997年刑法，是第一部規范計算機安全與犯罪的刑事法典。其中的第285條、第286條和第287條以及隨后修訂的《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對我們了解網絡犯罪的概念給出了實體法的依據。可以說，所謂網絡犯罪，是指發生在網絡空間的，以計算機網絡為犯罪工具或者攻擊對象實施的嚴重危害社會、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筆者認為，可以將網絡犯罪歸為兩類:一類是針對計算機網絡系統，以其為目標的專門性犯罪，比如現在在網絡上頻繁發生的黑客行為。這類犯罪一般不帶有明顯的利益目的，而是某些擁有專門技能的行為人在其技術層面上想要達到的某種追求。可是這種看似單純的技術犯罪所能產生的后果和造成的影響是最為嚴重的。另一類是行為人以計算機網絡為手段所實施的其他較為傳統的犯罪行為。這類犯罪是傳統犯罪在網絡空間中的延伸，是 時代 發展的產物。根據近期學術界的 理論 研究 成果，我們也可以將這兩類犯罪分別稱為“純正的網絡犯罪”與“不純正的網絡犯罪”。

（二）網絡犯罪的特征

1、犯罪客體網絡犯罪的犯罪客體是我國刑法所保護的、為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關系。雖然我國刑法將其歸在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但是其所侵害的社會關系的復雜性是十分明確的。它侵犯的不僅是社會管理秩序，還有公共安全、公私財產所有權、公民個人隱私權、國防利益等。所以我們可以說網絡犯罪所侵犯的客體為復雜客體。

2、客觀方面犯罪客觀方面，是指刑法所規定的，說明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造成侵害的客觀外在事實特征。具體到網絡犯罪，是指違反國家計算機信息網絡管理制度，實施非法的網絡活動，嚴重破壞社會網絡秩序的行為。表現為違反有關計算機網絡管理法律、法規，侵入國家事務、國防建設、尖端 科學 技術領域的計算機系統，對計算機信息系統功能、數據和 應用 程序進行刪除、修改，或者破壞計算機系統軟件、硬件設備等侵害計算機系統安全的行為，以及利用計算機實施偷窺、復制、更改或者刪除計算機信息，詐騙、教唆犯罪，網絡色情傳播，以及犯罪網絡侮辱、誹謗與恐嚇等犯罪。

3、犯罪主體網絡犯罪的主體既包括 自然 人主體，也包括法人主體。屬于一般主體與特殊主體兩者兼有的構成，即既以是達到法定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行為人，又可以是具有一定計算機網絡專業知識的計算機行業從業人員。個人所為的職務行為屬于網絡犯罪行為的，此行為的法律后果應該由相關法人來承擔。

4、主觀方面網絡犯罪的主觀方面既包括故意，又包括過失。其中故意表現在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造成對計算機網絡系統信息的或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結果，卻對此種結果持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態度；過失則表現在行為人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破壞計算機網絡信息的完整性、正常運行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結果，但是由于疏忽大意沒有預見，或是行為人已經預見，但輕信能夠避免而造成上述結果的發生。

二、網絡犯罪的分類

（一）危害網絡安全運行的犯罪

1、制造、傳播、使用病毒的行為計算機病毒是指隱藏在計算機系統數據資源中，影響計算機系統正常運行，并可通過系統數據共享的途徑蔓延傳染的有害程序。隨著計算機技術的不斷發展進步，人們所可以制造出的病毒的種類在不斷增長，其破壞力也隨之急劇增加。2007年上半年，新增計算機病毒樣本超過10萬種，與上半年同其相比增加了23%，其中木馬病毒新增數占總病毒新增數的68.71%，高達76593種。1

2、破壞他人計算機系統，干預或阻礙合法的電腦使用之行為黑客行為，此為行為在全球范圍內呈明顯的上升趨勢。黑客攻擊主要利用“系統配置的缺陷”、“操作系統的安全漏洞”或“通信協議的安全漏洞”等來進行的。攻擊方式大致可以分為拒絕服務攻擊、非授權訪問嘗試、預探測攻擊、可疑活動、協議解碼、系統代理攻擊等六大類。例如現今網路上非常流行的“ddos(拒絕服務)攻擊“，就是由于一些網絡通訊協議本身固有的缺陷，通過偽造超過服務器處理能力的請求數據，造成服務器響應阻塞，從而使正常的用戶請求得不到應答，以實現其攻擊目的。

（二）妨害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犯罪

1、妨害國家安全行為包括通過互聯網竊取、泄露國家秘密、情報或者軍事秘密，利用互聯網造謠、誹謗或者發表、傳播其他有害信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或者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行為。

2、擾亂社會穩定行為包括利用互聯網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破壞民族團結，組織邪教組織、聯絡邪教組織成員，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等行為。

（三）妨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和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

1、侵犯知識產權行為主要是指在網絡上對已有的、他人的知識產權（包括商標、音箱、圖示、文字）等方面的不告知使用或是超出授權范圍的使用，以求非法牟利。隨著網絡普及速度的加快，人們的日常生活與網絡的聯系更加緊密了，隨之而產生的網絡知識產權在立法與實踐中的問題也更為凸顯。網絡中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主要表現為侵犯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域名權等，其中尤以侵犯著作權最甚。網絡的普及加快了信息數字化的步伐，使得一部作品在表現形態和使用方式上發生了質的變化。技術的發展已經提出了需要解決的問題，即網絡傳播行為的法律性質，或者法律上如何看待利用網絡傳播作品的行為。

2、網絡淫穢色情行為主要是指利用計算機網絡制作、復制、傳播色情、淫穢物品，提供色情服務信息等行為。網絡的開放性、匿名性等特點，為色情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溫床。我國公安機關嚴厲打擊的一些淫穢色情犯罪行為，目前 更多地轉移到了網絡空間來實現，給社會帶來了更為嚴重的危害，也加大了打擊的難度。現在視頻聊天軟件可以在網上進行在線聊天，視頻直播，這些聊天軟件可以在設置的一個房間里同時有幾百人在線聊天。犯罪分子通過聊天軟件的這種特點在網上開設視頻聊天室，利用視頻裸聊吸引網民注冊，通過網民贈送的各種虛擬物品獲取利益。例如北京市公安局網監處在網上監測到一聊天室中正在進步淫穢表演。經查，發現該聊天室某房間內有一昵稱為“浪漫太子”的男性用戶正在組織登錄房間的其余6人通過e話通視頻聊天軟件進行淫亂活動。

3、提供虛假信息行為主要是指制造并有意傳播虛假的商業事件或市場信息，達到損害他人或擾亂 金融 秩序的目的的行為。主要表現為利用互聯網傳播虛假事實，損害他人商業信譽和商品聲譽，及利用互聯網編造并傳播影響證券、期貨交易或者其他擾亂金融秩序的虛假信息。

（四）侵犯公民人身、民主等合法權利的犯罪

1、網絡盜竊行為主要是指利用網絡的公開性、交互性、匿名性的特點，通過計算機更改程序和數據，或非法獲取信用卡資料等手段，實施的盜竊活動。目前，主要的網上盜竊活動包括偷竊信息和數據、偷竊密碼和數據及偷用服務等。其盜竊的對象主要包括盜竊各類賬號密碼、信息和秘密、網絡資源及網絡服務等。尤其是對經濟信息、商業秘密的盜竊活動，會嚴重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給國家和社會帶來極大危害。

2、網絡詐騙行為主要是指利用網絡技術，采用各種非法手段，實施詐騙活動，非法獲取利益的犯罪行為。它的類型包括假冒、仿造、發布虛假信息，編制或篡改程序、數據庫文件等。主要方式可以是多種多樣，包括網絡拍賣、網絡服務、信用卡、國際數據器拔號、非法多層次傳銷、偽造賬戶、操縱股市以及虛假的 旅游、商業、投資、中獎機會等。

3、侵犯個人隱私行為網絡信息化社會日漸形成，人們對 科技 手段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個人隱私逐漸暴露于公眾面前，因此給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隱私被侵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網絡環境下的隱私只指公民在網絡中享有的個人信息和網上的個人活動依法受到保護，不被他人非法侵犯、知悉、搜集、復制、公開、傳播和利用的一種人格權和財產權。《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互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利用國際互聯網制作、復制、查閱和傳播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信息。對個人隱私保護不周，既不符合充分保障個人權益的法治要求，也會成為 電子 商務發展的巨大阻礙。

三、網絡犯罪的立法缺陷及法律對策

（一）網絡犯罪的立法缺陷

1、立法層次過低，法律規定滯后立法主體多、層次低，缺乏權威性、系統性和協調性。目前，在各類網絡立法中，除《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全球化，其余全部是法規和規章，政府管理性法規數量遠遠大于人大立法，就是在政府立法中行政法規的數量也只占很小的比例，更多的是由各類行政權力主體制定的規范性文件。現行的《互聯網信息管理辦法》和《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等法規已不能滿足實際的管理需要。實際上，現行法規強化政府對網絡管制的條款多，相關網絡主體權利保護的條款少。較早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中規定立法目的是：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互聯網的健康發展，促進個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作為目前我國有關網絡方面法律效力最高的這個決定，其立法目的應該被所有的法規和規章所全面遵循，但在其后頒布的各類法規和規章都不約而同紛紛只強調規范秩序、維護安全，而忽視各網絡主體的權利保護。

第三篇：賭球行為 賭博 刑法規制論文

賭球行為論文：論賭球行為的刑法規制

【中文摘要】足球比賽追求技術與速度的完美結合,激烈的身體對抗和瞬息萬變的比賽形勢使之與其他體育項目相比多了一份激情和懸念。然而,正是足球比賽的這些特性以及球迷隊伍的龐大,讓許多“莊家”看到了利益,小到國內聯賽大到世界杯,“假、賭、黑”現象愈演愈烈。在中國,賭球行為亦是屢禁不止,這不僅是對廣大球迷的欺騙和傷害,更是對中國足球文化的腐蝕。2009年,公安部痛下決心聯合司法等部門進行足壇“掃黑”,上至足協高官,下至俱樂部球員,數十人將因為參與賭球面臨刑事處罰。轟轟烈烈的“足壇反賭”行動受到了眾多法學家和法律工作者的關注,大部分學者認為我國刑法關于賭博罪的量刑原本就畸輕,如對賭球行為繼續沿用這一條文,過低的犯罪成本必定無法遏制或者完全消滅賭球現象。因此,筆者建議將賭球資金達到一定標準以及賭球次數較多的參賭者列為賭博罪的犯罪主體,同時,通過刑法解釋的形式在賭博罪刑罰基礎上提高賭球行為的自由刑上限,并且規定從重處罰的情形加大財產刑處罰力度。本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賭球概述。主要對賭球的概念及其表現形式,以及賭球形成和日漸泛濫的內外因素進行分析,同時對賭球的社會危害性作簡要論述。第二部分:我國現有立法對賭球行...【英文摘要】

【關鍵詞】賭球行為 賭博 刑法規制 【英文關鍵詞】

【目錄】論賭球行為的刑法規制8-99-1010

摘要4-8引言第一章 賭球行為的界定9-14第二節 賭球成因分析10-1

2二、管理缺位10

第一節 賭球概述

一、利益誘惑

四、打

一、影響

三、立法漏洞10-11擊困難11-12體育精神12罪1

3第三節 賭球的社會危害12-1

4二、敗壞社會風氣12-1

3三、誘發其他犯

四、流失大量資金13-14第二章 我國現行立法對賭球行為的規制及缺陷14-21刑法規制14-17

第一節 對各類主體參與賭球的二、一、對足協高層涉賭的規制14-1

5三、對球員、教練員涉賭的規制對俱樂部涉賭的規制1515-16

四、對比賽執法裁判涉賭的規制16

五、對聚眾賭球者、賭球莊家的規制16-1717

六、對普通參賭人員的規制

一、犯罪主體范第三章 賭球行為定

一、不增第二節 刑法規制存在的缺陷17-

21二、量刑過輕19-21圍過窄17-19罪及量刑建議21-28設新罪名21-2

3第一節 罪名方面21-2

5二、擴大賭博罪犯罪主體范圍23-2

5一、提高自由刑刑罰上限2

5三、明確財產刑處罰標準

致謝31 第二節 量刑方面25-28

二、規定從重處罰的情形25-2626-28結論28-29

參考文獻29-31

第四篇：惡意欠薪”刑法規制必要性思考

"惡意欠薪”刑法規制必要性思考

［摘要］惡意欠薪作為一種較為突出的社會現象，嚴重侵犯勞動者合法權益，破壞勞資關系，激化社會矛盾，如不及時遏制，將嚴重影響社會治安秩序的穩定，也不利于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惡意欠薪”刑法規制必要性思考。如果將惡意欠薪納入刑法規制的軌道，是法律公平公正的體現，既順應民意，具有堅實的事實依據與法律依據，又符合世界潮流，用刑法的方法制裁與防范惡意欠薪行為是非常必要的。

［關鍵詞］惡意欠薪；刑法規制；必要性。

根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提議，惡意拖欠職工工資的行為最終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

（八）》規制為犯罪，即“以轉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數額較大，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有前兩款行為，尚未造成嚴重后果，在提起公訴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并依法承擔相應賠償責任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這一規定倍受關注，社會各界反映強烈。惡意欠薪入罪，凸顯了我國法律加強了民生保護，必將保障職工的合法權益，及時遏制惡意欠薪行為，因此，受到廣大勞動者的擁護；中新社記者就此問題也采訪了30多位人大代表，來自人大代表的聲音有支持論①、慎行論②和反對論③三種；作為中國物權法核心起草人之一的梁慧星教授反對欠薪入“刑”，他強調，不要輕易采取刑法手段，“把老板判幾年刑，工廠垮了，勞動者又會失去工作”，應在法律理論體系框架內設計出有效的解決方案。他建議將勞動者工資債權作為特殊債權處理，優先國家稅收受償，把拖欠工資的訴訟時效延長至10年，同時將拖欠工資比照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實行法定強制利息等；一線維權工作者山西省總工會紀檢組組長、黨組成員王珍認為，欠薪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社會穩定，刑法的處罰是最有威懾力的，因此，“惡意欠薪”入罪很有必要①。上述觀點見仁見智，在短時期內也不可能趨同。筆者認為：惡意欠薪刑法規制具有事實依據和理論依據，符合世界潮流，可以更好地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協調勞資關系，也是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前提與保障。

一、惡意欠薪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惡意欠薪刑事制裁的事實根據。

勞動報酬是勞動者賴以生存的基礎，惡意欠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在于切斷了勞動者應有的生活來源，不僅嚴重侵犯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而且破壞了和諧的勞動關系，甚至于激化社會矛盾，誘發群體事件，因而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2003年，溫家寶總理幫助重慶云陽民工熊德明討薪，使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引起了全社會前所未有的關注。目光雖然密集，卻并沒有圓滿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中華全國總工會的相關數據顯示，拖欠農民工工資仍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現象：在全總2010年10月新聞通氣會上，全總新聞發言人、宣教部部長李守鎮介紹，今年以來，尤其是近一個時期，以工資和薪酬待遇為核心矛盾的勞動糾紛事件和職工權益被嚴重侵犯事件呈高發態勢。一個表現是基于提高工資待遇的突發性職工群體性事件（如停工罷工事件）增多，另一個表現是因欠薪而導致的農民工討薪被打等惡性事件頻發［1］。如2010年7月21日，西安市臨潼區新豐鎮召安村的118名湖北籍農民工在連續數天討薪未果后，遭到300多名手持木棒的人圍困毆打，30多位農民工被打傷，9人重傷。又如，長春市農民工討薪挨打事件、河南農民工趙建英討薪被打骨折事件及陜西農民工段天長討薪被打身亡事件［2］等等，社會影響極壞。經媒體報道后，雖然對受害人做了安撫，追究了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但是，欠薪問題已經到了不容忽視、必須解決的時候了。

長期以來解決惡意欠薪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渠道：一是雙方協商；二是由調解組織進行調解；三是農民工申請勞動仲裁，由勞動仲裁庭做出先予執行裁決后交人民法院先予執行，或待做出裁決后再憑勞動仲裁裁決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四是由勞動監察部門做出支付工資的行政裁決，然后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五是勞動者對勞動仲裁裁決不服可向人民法院起訴。一般來說，惡意欠薪通過前二種渠道根本無法解決。而通過勞動仲裁、勞動監察部門行政裁決后，再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法律程序繁瑣，耗時較長。所以，出現很多被惡意拖欠工資的農民工為迅速實現其合法權益就會選擇群體上訪，甚至演變成殺死欠薪者及其家屬的極端事件。如果惡意欠薪作為刑事案件予以規范，公安司法機關就可以憑借國家強制力量介入惡意欠薪的違法行為的偵查工作，對于控制欠薪者轉移財產，使農民工的工資能夠及時得到追償具有積極的作用，同時由于加大了違法成本，也對預防惡意欠薪犯罪具有一定作用，正如有人所言的“原子彈的魅力不在于爆炸時候產生的巨大損害，而在于將其置于發射架上時散發的陰森與恐怖，范文《惡意欠薪”刑法規制必要性思考》。”

二、將惡意欠薪有條件地進行刑事制裁符合。

刑法特有的性質和功能———惡意欠薪刑事制裁的理論根據

（一）惡意欠薪刑法規制并未違背刑法的謙抑精神。

對于刑法的謙抑性，著名刑法學專家陳興良認為，“謙抑，是指縮減或壓縮。刑法的謙抑性，是指立法者應當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罰（而用其他替代措施），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有效地預防和控制犯罪。”［3］由上可知，所謂刑法的謙抑性，其實是刑法的必要性，亦即刑法不得過分擴張而應當其所為。刑法的謙抑性要求我們不得濫用刑事手段，但并非要求我們對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采取消極的態度，在目前運用民事、經濟、行政等法律法規在保護職工獲取勞動報酬權利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社會需要的情況下，立法機關將惡意欠薪這種嚴重侵犯他人權益嚴重危害社會穩的行為設定成犯罪行為是十分必要的，對惡意欠薪情節惡劣的進行刑事制裁，并未破壞刑法的謙抑精神：

———勞動者的弱勢地位常常使民事法律的平等保護難以落實。民法調整的是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我國現行的民事法律強調形式上民事法律關系主體之間的平等，卻忽視了實質上的平等，農民工作為勞動關系中的被雇傭者，他們不可能同作為雇傭者的企業主處于各種資源方面的平等地位，由此導致農民工處于弱勢地位。這種弱勢地位也體現在訴訟過程中，如農民工時間、人力、物力上的障礙、經費上的投入、舉證難、執行難等問題，決定不能完全依靠民事法律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在工資被惡意拖欠后，很多情況下也只能是忍氣吞聲，自認倒霉。

———勞動法律的不配套和強制性規范的欠缺也使對惡意欠薪案件的處理軟弱無力。有關民工基本權益的工資方面立法的法律地位過低，僅僅在有些部門的規章中臨時規定，憲法保護的公民的勞動權包括合法取得勞動報酬的權利，而配套法律不協調，法律地位過低使得這些規章在實行過程中的效力低，勞動行政機關在執行過程中的力度也就很難達到理想效果。而作為勞動行政執法機關的處罰依照規定主要種類包括：警告、罰款、沒收違法所得、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從中不難發現當惡意欠薪發生時，行為人的責任與該行為對社會的危害遠遠不能協調，難以起到有效的預防作用，而且實踐中行政機關大多一罰了之。

可見，對于惡意欠薪的追償，無論是行政制裁還是勞動訴訟等手段，都有很大的缺陷，對那些惡意欠薪者而言猶如隔靴搔癢，起不到遏止和預防作用。刑法作為其他部門法的保障法、作為社會的后盾，當其他法律不能很好發揮作用時，有必要作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角色出現，以有效制止惡意欠薪的行為，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因此，惡意欠薪的刑法規制很有必要，符合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尤其是關于“提起公訴前支付勞動者報酬，并依法承擔相應賠償責任的，就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前置性特殊規定，也是刑法謙抑精神的具體體現。

（二）惡意欠薪刑法規制符合刑法的功能。

刑法的功能是指刑法現實與可能發揮的作用，刑法具有保護和保障的功能，由于刑罰的嚴厲性，就必須考慮到適用刑罰權的正當性與必要性，只有這樣才能達到遏制與預防犯罪的目的，當一種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應當由刑法規范而不規范的時候，刑法也就喪失了應有的功能。考夫曼教授曾經說過：“寬容并非毫無界限，它不是不計任何代價的容忍，有效的法律必須予以遵循，違背法律，特別是犯罪是不能容忍的，而非人性者不能所主張，乃屬當然之理。

［4］”

三、惡意欠薪問題刑法規制順應民意———惡意欠薪刑事制裁的民意基礎。

（一）惡意欠薪刑法規制可以讓全體勞動者活得更有尊嚴。

2011年3月份召開的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在三個公開場合承諾，讓老百姓生活得“更有尊嚴”。他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公正、更加和諧。”但是，在現實社會中，農民工為了討回自己的血汗錢而走上高樓、塔吊，有的欠薪資本家有意躲避、甚至暴力對待討薪者的違法行為時有發生。2004年11月11日南方都市報報道《工人討薪疑遭滅火干粉噴射》。2006年01月23日新華網報道《討薪農民工被殺妻子法庭哭喊“血債血償”》。這樣的事情時有發生，人的尊嚴何在。然而，讓每一個公民活得更有尊嚴，除了政府采取相關的保障措施外，首當其沖的就是法律制度的保障，用刑事立法打擊惡意欠薪，能震懾無良老板，向勞動者提供公權救濟，也有助于緩解社會矛盾，有著當然的緊迫性、正當性和社會民意基礎。

（二）惡意欠薪刑法規制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

惡意拖欠職工工資的現象，雖然受害對象多數為農民工，但是在一些白領階層也依然存在，尤其在建筑行業由于層層轉包，現金流轉不暢，這種現象更為突出。每個公民都享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自由和權利，而惡意欠薪嚴重侵犯了勞動者依法享有的獲得報酬的權利，破壞社會和諧，造成社會秩序的極大隱患，會導致用工荒等負面現象的發生，如不加以制止，將影響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因此，可以說修正案惡意欠薪入罪的規定，是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更是社會公平公正的保障。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我國各地的勞資矛盾有進一步加劇的傾向。過去20年，政府從發展經濟，促GDp的角度，將利益的天平向投資方傾斜，這無形之中對勞動者的利益保障不夠。用刑法的方法加強對勞動者的保護，可以充分調動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促進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

客觀來說，我們關于惡意欠薪入罪的規定相對來說還較為滯后，在一些市場經濟更為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早有相關規定。例如在美國，拖欠工資的老板不得入高檔場所消費，不能有私家車，情節嚴重的會被追究刑事責任；韓國也早已規定，惡意欠薪可判處3年以下監禁或2000萬韓元以下罰款；再如《泰國刑法典》第334條規定：“意圖不支付工資或報酬，或者付低于約定的工資或報酬，而以欺詐方法非法誘使10人以上為自己或第三人工作的，并處或單處六千銖以下罰金。”第348條規定：“犯本節罪，除第343條外，告訴才處理。”［5］香港雇傭條例規定，雇主遲于工資期屆滿7天不支付雇員工資即屬“違法”，可處罰款20萬港元及監禁一年。各國的制度雖受制于各國的國情，但在與犯罪作斗爭的對策上，存在相通和借鑒之處，很多國家都注重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紛紛將拖欠工資的行為納入刑法調整的范圍。

（三）惡意欠薪刑法規制不違背國際公約的有關規定。

我國政府已經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其第11條為：任何人不得僅僅由于無力履行約定義務而被監禁。全國人大代表遲夙生律師表示：增加“欠薪罪”與國際人權公約相違背，“從國際法角度講，必須保證所有人不因欠款而監禁”。但是，筆者認為，這里的“無力履行約定義務”（inability to fulfil a contractual obli-gation），是指還不起債，而不是有能力不還債。

還不起債，只是個人的財產問題，該行為人沒有“惡意”，一個窮人不能因還不起債，就被定為犯罪，該規定的本意是保護窮人的尊嚴。但黑心老板惡意逃債，有極大的惡意和社會危害性，不是該公約調整的內容，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

（八）》規定的是惡意欠薪入罪，不是欠債入罪，二者有著本質的區別。

綜上，惡意欠薪作為犯罪由刑法加以規制，可以更好地加強民生保護，是法律公平公正的體現，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也是社會和諧的保障，它既順應民意，又有事實和法律根據，無疑為職工勞動權利多一層法律保障，以實現讓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幸福而有尊嚴的生活。

第五篇：食品安全刑法規制的缺陷及完善論文

我國刑法對食品安全犯罪的規制經歷了從非犯罪化到犯罪化，從不完善到比較完善，從單行刑法到刑法典的發展過程。從中國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沿革來看，可以分為三個時期：1949年至1979年的非犯罪化時期、1980年至1996年的犯罪化時期、1997年至今的完善和擴張期。

一、我國刑法對于切實保護食品安全、打擊食品安全犯罪方面仍存在的不足之處

從刑法對食品安全犯罪的打擊現狀來看，以《刑法修正案（八）》為節點，刑法的不斷完善很好地契合了社會公眾對于進一步保護食品安全的呼聲，體現出很大的進步性。但縱觀我國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現狀，特別是與國外相關立法比較來看，我國刑法對于切實保護食品安全、嚴厲打擊食品安全犯罪方面仍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主要表現在：

（一）刑法對食品安全犯罪的定位有所偏頗

食品安全犯罪所侵犯的客體包括不特定人的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對此已無爭議，但二者何為主要客體還沒有定論。現行刑法將侵犯食品安全的兩個基本犯罪——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歸為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可見，當時的立法者傾向于將該類犯罪的主要客體歸結為國家對市場經濟秩序的監管。然而，一些學者結合當前形勢對此提出了質疑，認為食品安全犯罪本身具有公共危險的性質，并且在當今風險社會的條件下，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和有毒、有害食品一旦流入市場，其危害更加不容低估。為了凸顯食品安全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的特點，有必要將其納入危害公共安全罪。筆者對此表示贊同，在一個犯罪存在雙重客體的情況下，其主次關系并非一成不變，應當看到刑法對食品安全犯罪的定位沒有做到與現實相契合。

（二）刑法在調整范圍上，存在與《食品安全法》等不銜接的問題

在兩高最新的食品安全司法解釋施行之前，刑法與《食品安全法》的嚴重不銜接被廣大專家學者所詬病，正是由于刑法在調整食品犯罪時存在嚴重的遺漏導致司法實踐中大量的犯罪行為得不到有效制止，甚至屢禁不止。許多按照《食品安全法》已經達到適用刑法程度的行為，在刑法中卻找不到相應的依據，導致出現漏罪，或定罪不合理的情形。但在新司法解釋施行后這一問題得到很大的改觀，新司法解釋擴大了刑法的調整范圍，但仍存在一些缺漏，如食品生產者如果發現其生產的食品不符合相應的食品安全標準，便應當立即停止生產并召回已經上市銷售的食品，此外，還應當通知其他相關經營者和消費者，及時記錄召回和通知情況，但刑法中卻沒有相應不作為犯罪的規定。

（三）刑法對主觀上的過失犯罪未予規定

我國刑法對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構成，都要求行為人主觀上持故意的態度，但這種只強調主觀上必須故意的規定在實際操作中表現出與現實環境不符的一面。刑法對于食品犯罪主觀故意的現行規定是與社會公眾呼吁嚴厲打擊食品安全犯罪的呼聲相悖的，犯罪心理有兩種，忽視了對犯罪人過失心理的考量，必然導致現實中會遺漏對一部分過失犯的處理，使其逃脫刑事責任。雖然單從主觀罪過講，過失的危害程度要輕于故意，但是從危害結果來說，過失犯罪卻并不一定要小于故意犯罪。

（四）刑罰設置上，罰金刑的適用不具有明確性，適用死刑過于嚴苛，沒有根據食品安全犯罪的特征引入資格刑

首先，《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原先對于罰金刑的規定，將原來罰金數額的上下限取消，同時罰金的適用一律采取并處的方式。而最新的司法解釋也規定，犯《刑法》第143條和第144條規定之罪的，一般應當依法判處生產、銷售金額二倍以上的罰金。但是也應該看到，無限額的罰金制極易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擴大，可能導致由于法官自身因素或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地區類似案件乃至同一地區類似案件出現處罰差異較大，出現量刑畸輕畸重的情況。另外，《刑法》第143條規定，“后果特別嚴重”才適用沒收財產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的規定容易讓法官優先選擇罰金刑，從而忽略了沒收財產刑。

其次，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最高刑為死刑，這與刑罰的輕緩化、嚴格控制死刑的潮流以及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相悖。根據現行刑法，既然食品安全犯罪屬于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那么對其適用死刑便是值得商榷的。

第三，在刑罰種類上，缺乏與食品安全犯罪特點相適應的資格刑。因為該類犯罪的主體主要包括個體工商戶、公司、企業等，單位犯罪的現象也在有所增加，引入資格刑便十分符合當前食品犯罪的現狀，對于那些通過行政許可從事食品生產銷售的犯罪主體來說，剝奪其進入食品行業的資質并進行相關備注就徹底消滅了其再犯的能力。

二、完善刑法對食品安全保護的建議

針對刑法在保護食品安全方面定位上的偏頗、立法以及刑罰上的缺漏和不完善，應從以下幾方面來完善刑法對食品安全的保護：

（一）將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納入危害公共安全罪

主要客體與次要客體在刑法分則體系中的位置設定，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對于具有多重客體的犯罪來說，主要客體和次要客體的位置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社會、刑事政策以及犯罪自身的不斷變化，主要客體和次要客體同樣存在轉換的可能。對于食品安全而言，食品安全犯罪不斷變化發展的結果是，主要客體和次要客體的位置在進行著改變。相對于破壞經濟秩序，食品安全犯罪更對不特定多數人的人身權利造成威脅，這就與公共安全犯罪的客體不謀而合，這也是將食品安全犯罪置于刑法第一章最主要的原因。

（二）適當增加過失犯罪

在刑法中增加食品安全過失犯罪擴大了打擊范圍，加大了打擊力度，起到了“重典”的作用，對于扭轉當前我國食品安全的嚴峻形勢具有重要的意義。但筆者并不贊同超新過失論的主張，縱然它有助于遏制犯罪，但違背了罪刑法定和責任原則，極易擴大刑法處罰的范圍。在當前形勢下，一方面應當在刑法中明文規定過失犯罪的罪名，另一方面應該明確行為主體的注意義務，只有在主體具有預見可能性的情況下而沒有履行結果回避義務才能認定為過失犯罪。刑法應該結合《食品安全法》的有關規定對行為主體設定一定的注意義務，這樣有助于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后果做出事先判斷，提高了注意能力，也為偵查工作帶來便利。

（三）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罰配置

第一，在罰金刑方面，為了避免法官在量刑時因為刑法規定過于原則而導致裁量權過大以及適用上可能出現的不合理狀況，建議設立限額罰金制。《食品安全法》第84條和第85條規定：違法生產經營的食品、食品添加劑貨值金額不足一萬元的，并處二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貨值金額一萬元以上的，并處貨值金額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罰款。對于刑法而言，處罰的比例應當高于《食品安全法》的比例，以體現刑法的嚴厲性。

第二，由于生產經營資格往往是食品安全犯罪的前提，所以有必要在刑法中增加相應的資格刑。雖然《食品安全法》規定對非法的生產廠家可以適用吊銷許可證、停產停業等行政處罰手段，但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有著巨大的不同。二者在性質上有著根本性的差異導致不能因為行政處罰中有資格刑就可以替代刑罰中資格刑的設立。至于資格刑的設置可以參考《食品安全法》的有關規定，對自然人和單位分別作出不同的刑罰。

（四）重視附屬刑法在食品安全保護中的作用

附屬刑法具有及時性和針對性的特點，可以有效彌補法典中空白罪狀引起的漏洞，克服成文法典在面對不斷變化著的犯罪形勢時所表現出的滯后性，同時讓法典盡可能保持穩定和權威。我國要發揮附屬刑法在保護食品安全方面專業性、及時性的功能，就應當在附屬刑法中設置真正的罪行規范，在《食品安全法》中明確規定犯罪的罪狀和法律后果，做到與刑法典相互協調與配合，在保持法典的穩定性的同時又能及時打擊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