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談談《楚辭》對漢初文壇的影響

中文123班 向子羿 2012210926

論楚辭對漢初文壇的影響

《楚辭》是中國文學的源頭之一，它以其所具有的獨創的藝術形式，記錄下了以屈、宋為代表的詩人對人生、社會、自然的感受與體驗，它們成為后世文學藝術模仿的原型，它們在中國文學史上所產生的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

劉勰《文心雕龍·辨騷》一篇，比較系統充分地論述了《楚辭》之成就與影響。我們截取其中這樣一段話：“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郁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劉勰注意到屈、宋所抒發的對現實的抑郁之情怨，離居時的悲傷感懷，描寫山水的生動形貌，以及時令節侯的變化等等，也得出了肯定性的結論：楚辭將“衣被時人，非一代也”。

文學的影響與接受有其自身的規律，它會自然地接受和選擇已有文學成就中適合于自身發展的經驗，過去已有的文學創作模式、主旨情調、意象原型、語言風格等等，必然對新的文學創作起到影響作用，《楚辭》對漢代文學的影響即是如此。漢初文學的成就，主要表現在散文和辭賦的發展上，而辭賦的發展主要繼承騷體傳統。《楚辭》對漢初文壇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文人的創作思想和文學作品的表現形式上。

一、從文人看楚辭的影響：

戰國時期以屈原為代表的楚地作家的出現，產生了一批把文學創作當作生命寄托以實現人生價值的文人。文壇在經歷了秦代的沉寂之后，到西漢文帝和景帝時期作家群體再度生成，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生不已，人才輩出。

《楚辭》所體現出來的注重自我品格修養，追求內修外美的人格，以及敢愛、敢怒，敢于抒發真情實感的特點，引起了漢初士人們的極大關注，從而在他們身上產生了雖然不同但又異常強烈的反響。以漢初文人賈誼為例，他開始深受漢文帝的重用，后由于絳、灌等人的讒毀而遭貶，流放至楚地長沙，自然會想起屈原這位先哲。《楚辭·懷沙》中屈原曾感嘆世界昏暗、是非不分、善惡顛倒：“玄文處幽兮，蒙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這令后來同樣歷經小人饞謗、君王貶斥的賈誼產生強烈的共鳴。賈誼《吊屈原賦》：“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①②①

②《中國文學史·一》人民文學出版社，游國恩等主編，2002年7月北京第2版，2013年8月第19次印刷，第121頁。《中國文學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袁行霈主編，2005年7月第2版，2012年12月第27次印刷，第131頁。夷為溷兮，謂跖、蹻為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雖然賈誼對此產生了巨大的共鳴，對屈原表示了深深的同情，但并不表明他對屈原，對《楚辭》的全盤認同。賈誼在《吊屈原賦》的末尾表達了他的觀點：“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他將人生歸結為“縱軀委命”,“知命不優”。這雖然是極度悲苦中的憤激之語,但也包含其對屈原立身行事的非議。賈誼是多才而又情感敏銳、脆弱的人,他對屈原的認同明顯帶有他自身的一些特點；漢初統治者較開明的政治,使得王朝和士人們的關系還比較融洽,是漢初不能全面認識屈原和《楚辭》的重要原因。

《楚辭》中的真情引起了文人的共鳴，而它包含的精神力量也鼓舞了漢初文人。司馬遷曾對《離騷》如此評價：“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灌淖污泥之中,蟬脫于濁穢,_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這是對《離騷》風格的評價,又何嘗不是對《楚辭》精神內涵的評價，司馬遷認識到了其中包含的最閃光的品格：不平、追求和高潔；也正是《楚辭》中光彩奪目的精神力量，鼓舞了司馬遷等漢代文人在逆境中奮斗不息。

二、從作品看楚辭的影響：

1、漢賦

漢賦“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是《楚辭》對漢代重要影響的具體體現。班固在《漢書·藝文志》將賦家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首列屈原賦，第二部分以陸賈為首，第三部分以孫卿為首，第四部分為雜賦。從這個分類可以看出“漢賦是直接受《楚辭》的影響發展起來的文體。”

最早把漢賦之源與楚辭聯系起來的是西晉的皇甫謐，他在《三都賦序》中說：詩人之作，雜有賦體。王夫之說得更為具體，他在《楚辭通釋·九辯》中說宋玉《九辯》“蓋亦效夏啟《九辯》之名，紹古體以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詞激宕淋漓，異于風雅，蓋楚聲也。后世賦體之興，皆祖于此。”這都非常明確地說明了楚辭對漢賦的直接影響。

漢賦有騷體賦、漢大賦和抒情小賦之分，分別代表了漢賦不同發展階段的主流形式。漢初以騷體賦為主。騷體賦的主題多言“悲士不遇”，情調以憂怨為主。或仿《離騷》，或仿 ③④

③

④⑤⑥ 《屈原和楚辭對漢代文化的影響》，《文史哲》1993年01期，作者：王洲明

《中國楚辭學·6》中國屈原學會編，2005年1月北京第1版第一次印刷，《楚文學與漢代文學之關系考論》第263頁 ⑤《中國文學史·一》人民文學出版社，游國恩等主編，2002年7月北京第2版，2013年8月第19次印刷，第89頁。⑥《中國文學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袁行霈主編，2005年7月第2版，2012年12月第27次印刷，第155頁。《九章》、《九歌》，與楚辭的格調大同小異。梳理其線索，大致是以漢初賈誼的《吊屈原賦》《鵩鳥賦》為端，“這些作品明為賦，實為楚辭體”。其后有莊忌的《哀時命》，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東方朔的《七諫》等等，有意識地模擬楚辭，可以說漢賦的發展過程就是楚辭的影響過程。

騷體賦在內容和風格上繼承了《楚辭》的優點，而為人所稱道，它們大都以抒發情感為主，這與屈原的一些作品非常相似。如淮南小山的《招隱士》，體制上頗似《九歌》，只是多了些敘述與鋪陳的成分。莊忌的《哀時命》則是賦寫屈原的悲劇。王逸說:“忌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辭，嘆而述之，故曰《哀時命》。”《哀時命》篇幅短小精悍，具有強烈的抒情性：“雖知困其不改操兮，終不以邪枉害方；世并舉而好朋兮，壹斗斛而相量；眾比周以肩迫兮，賢者遠而隱藏。為鳳凰作鶉籠兮，雖翕翅其不容；皇其不寤知兮，焉陳詞而效忠；俗嫉妒而蔽賢兮，孰知余之從容？”仿佛是代屈原訴說人生遭際，看小人蠅營狗茍，卻始終不改高尚節操，全賦比喻生動，情詞肯切，頗有《離騷》的韻味。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一云:“紓迥斷續，《騷》之體也;諷喻哀傷，《騷》之用也；深遠優柔，《騷》之格也；宏肆典麗，《騷》之詞也。”

2、漢詩

相對于漢賦在整個文壇的壟斷地位，漢詩處于邊緣化狀態，漢詩存留雖少，但仔細分析，仍可以看出《楚辭》對它的影響。從詩歌構成形式看，漢詩可分為三類：其一，詩句中夾一“兮”字的作品，如劉邦《大風歌》等。其二，雜言體作品，如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等。其三，四言句式作品，如劉邦《鴻鵠歌》、司馬相如《封禪頌》等。

下面將對這三類漢詩進行分析。

一、詩句中夾一“兮”字的作品。如劉邦《大風歌》：“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這類詩歌的形式與《楚辭》相近，以六字句、八字句為主，應屬于典型的騷體，其受《楚辭》影響明顯。

二、雜言體作品，如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等。“《安世房中歌》、《郊祀歌》為祭祀歌，其主旨和形式都與屈原《九歌》非常接近，故《漢書·禮樂志》稱：高祖樂楚聲。房中樂，楚聲也。”⑧這些雜言體盡管句式不一，但錯落有致，有一定的規律性，與《楚辭》的形式構成相似。

三、四言句式作品。如劉邦《鴻鵠歌》：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這首四言詩是高祖勸慰戚夫人時所唱，《史記·留侯世家》記載：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劉邦說《鴻鵠歌》為楚歌。可以說，劉 ⑦⑧

⑦《論楚辭對漢賦的影響》荊州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6期(社會科學版)，作者：孟修祥、梁惠敏。《楚風北襲與北學南漸——簡論兩漢文風的消長軌跡》，《文學評論》2006年第5期，作者：葉志衡。邦《鴻鵠歌》、司馬相如《封禪頌》等四言之作在形式上也受了江、漢一帶楚歌的影響。⑨

三、結論

王逸《楚辭章句》指出：“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這是比較全面而且是最早論述《楚辭》對后世影響的話語。他對《楚辭》業已產生的影響作了足夠充分的說明，并且獨具只眼地作出了《楚辭》“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的預言。

經過上文的分析與論述，我們可以肯定《楚辭》對漢初文壇有著極大的影響，這影響主要體現在文人的創作思想，和文學作品的表現形式上。從文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他們與《楚辭》的情感的共鳴，以及受《楚辭》所包含的精神力量的鼓舞。從文學作品上，我們可以看到“漢賦的發展過程就是楚辭的影響過程”，以及漢詩在形式內容上明顯地受了《楚辭》的影響。事實上，《楚辭》對漢初文壇的影響不僅僅如此，其更深遠的作用有待我們進一步研究發掘。

⑨《楚風北襲與北學南漸——簡論兩漢文風的消長軌跡》，《文學評論》2006年第5期，作者：葉志衡。

第二篇：論楚辭對漢賦的影響

論楚辭對漢賦的影響 荊州師范學院學報2””2年第》期(社會科學版)收稿日期:2””2 ”9 ”9 作者簡介:孟修祥(19《》))，男，荊州師范學院文學院院長、教授，文學碩士;梁惠敏(19《8))，女，荊州師范學 院藝術學院講師。論楚辭對漢賦的影響 孟修祥1 梁惠敏2(1荊州師范學院 文學院，湖北 荊州 434”2”;2荊州師范學院 藝術學院，湖北 荊州 434”2”)

摘 要:漢賦“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漢大賦鋪張揚厲、結構宏大、語言華麗、句式工整，這種審美情趣和特點直接受楚辭的影響，故有“楚艷漢侈”之說;抒情賦以《楚辭》為模仿對象，具有抒情述志，注重音韻節奏而篇幅不長等特點，它直接脫胎于《離騷》、《九章》。一方面是因為統治者需要歌功頌德，文人以辭賦創作作為進仕的手段;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頓與挫折，諸多悲劇性的人生遭際，需要以辭賦寫志抒情，楚辭也始終在賦家創作中起影響作用。以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為代表的以描寫皇宮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為主要內容的漢大賦得楚辭之形，以賈誼《吊屈原賦》為代表的以抒寫個人情志為主的抒情賦得楚辭之神，二者對楚辭各取所需而面目各異。

關鍵詞:楚辭;漢賦;影響;接受分類號:I2”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3-8”19(2””2)”》-””《3-”》

《楚辭》是中國文學的源頭之一，自它誕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它與中國文人的不解之緣。因為它最先代表著文人，以最為強烈的印象，把當時許多復雜的社會狀貌和詩人自己內心極其復雜的思想情感、心理氣質、人格個性，以最為激動人心的方式表達出來。《楚辭》以其所具有的獨創的藝術形式，記錄下了以屈、宋為代表的詩人對人生、社會、自然的感受與體驗，它們成為后世文學藝術模仿的原型，它們在中國文學史上所產生的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是任何人都難以估量的。王逸《楚辭章句》指出: 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這是比較全面而且是最早論述《楚辭》對后世影響的話語。王逸注意到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模仿《楚辭》的藝術表現手法、創作模式、藝術構思及華麗詞藻，但王逸并非是在對《楚辭》的影響作系統而具體的論述，就王逸所處的時代來說，還只能算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孕育著文學自覺時代即將到來的階段，他對《楚辭》業已產生的影響作了足夠充分的說明，并且獨具只眼地作出了《楚辭》“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的預言。后有劉勰《文心雕龍·辨騷》一篇，比較系統充分地論《楚辭》之成就與影響。我們截取其中這樣一段話: 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郁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

劉勰論《楚辭》之影響與王逸有所不同。他注意到屈、宋所抒發的對現實的抑郁之情怨，離居時的悲傷感懷，描寫山水的生動形貌，以及時令節侯的變化等等，也得出了肯定性的結:楚辭將“衣被時《3人，非一代也”。作為一代之文學的“漢大賦”，主要是為漢王朝統治者“潤色鴻業”的需要而出現的。司馬遷《史記·平淮書》云:“漢興七十余年之際，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稟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國家強盛，民生富足，與這種經濟基礎相適應的漢賦應運而生。在漢武帝時代，從皇帝公卿，到文人學士，直至地方官吏、行伍將領皆有賦作問世。到漢成帝時，僅獻給皇帝的賦作就“千有余首”，而楚辭中鋪張揚厲、驚采絕艷的特點正好適合了漢賦創作的借鑒要求。所以《文心雕龍·詮賦》說:“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也。”

文學的影響與接受有其自身的規律，當一個新的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因素形成一種文學需求時，這種文學自然應運而生，它也會自然地接受和選擇已有文學成就中適合于自身發展的經驗，過去已有的文學創作模式、主旨情調、意象原型、語言風格等等，必然對新的文學創作起到影響作用，楚辭對漢賦的影響就是如此。

最早把漢賦之源與楚辭聯系起來的是西晉的皇甫謐，他在《三都賦序》中說:“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凌遲，風雅寢頓。于是賢人失志，辭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因為班固在《兩都賦》中提出了“賦者，古《詩》之流”的觀點，所以皇甫謐借用其說。但是，他特意評價荀子、屈原的辭賦創作，明確指出了“賢人失志，辭賦作焉”，失志是賢人創作辭賦的動因。“因文以寄其意，托理以全其體”，所以成為賦體文之首，也就是賦體文的源頭。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自漢至魏，四百余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源其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也認為漢魏四百年的文學，其源出于《詩經》、《楚辭》;王夫之和劉熙載說得更為具體，王夫之《楚辭通釋·九辯》說宋玉《九辯》“蓋亦效夏啟《九辯》之名，紹古體以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詞激宕淋漓，異于風雅，蓋楚聲也。后世賦體之興，皆祖于此。”劉熙載《藝概·賦概》說“長卿《大人賦》出于《遠游》，《長門賦》出于《山鬼》；王仲宣《登樓賦》出于《哀郢》；曹子建《洛神賦》出于《湘君》《湘夫人》。”“枚乘《七發》出于宋玉《招魂》。”這些說法雖不全然正確，但非常明確地說明了楚辭對漢賦的直接影響。雖然劉熙載在《藝概·賦概》中也說:“言情之賦本于《風》，陳義之賦本于《雅》，述德之賦本于《頌》。”也說明了《詩經》對漢賦的啟示作用，但比較《詩經》與《楚辭》，后者影響漢賦顯然要廣泛深入。班固《漢書·藝文志》把楚辭與漢賦合在一起，羅列屈原、唐勒、宋玉、荀子、賈誼、枚乘、司馬相如、司馬遷、揚雄等1”》人，作品1””4篇。劉向編《楚辭》也把賈誼的《鵩鳥賦》、淮南小山的《招隱士》、嚴忌的《哀時命》、東方朔的《七諫》、王褒的《九懷》、劉向的《九嘆》、王逸的《九思》等賦作放了進去。毫無疑問，從漢代起，人們就已經明確了楚辭與漢賦的源流關系。為了比較清晰地看出其影響的范圍和線索，我們有必要把漢賦的兩大類型，即以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為代表的以描寫皇宮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為主要內容的漢大賦，和以賈誼《吊屈原賦》為代表的抒發個人情志為主的抒情賦(也有人將其稱為騷體賦)的發展線索作一簡略梳理。以嚴可均《全漢文》和《全后漢文》中所載的14”篇左右的辭賦作品為據(包括斷章殘句)，其中抒情辭賦《”多篇，以抒情為主的變體1”多篇。雖然這些作品在表現手法上不盡相同，但表現的主題大體不出“悲士不遇”，情調以憂怨為主。或仿《離騷》，或仿《九章》、《九歌》，與楚辭之格調大同小異。如果粗略地勾畫其線索，則以漢初賈誼的《吊屈原賦》《鵩鳥賦》、《惜誓》發其端，這些作

品明為賦，實為楚辭體。其后有莊忌1的《哀時 命》，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東方朔的《七諫》等 等，有意識地模擬楚辭，逐漸導向漢大賦的產生這 一發展方向。尤其是枚乘《七發》的出現，采用主 客問答的形式，文詞鋪張夸飾，從而搭起了賈誼到 司馬相如之間的橋梁。洪邁《容齋隨筆》卷七云: “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脂，上薄騷 些，蓋文章領袖，故為可喜。其后繼之者，觀仿 太切，了無新意。”

司馬相如的《天子游獵賦》o的

出現，標志著漢大賦的形成。劉勰《文心雕龍·時 序》云: 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 會，聚雕篆之軼材，發綺之高喻，于是王褒 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玉 屑之談，清金馬之路，子云銳思于千首，子政 《4校讎于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 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 述《楚辭》，靈均余影，于是在乎。

劉勰指出了漢代辭賦自武帝起就非常受重視，直到 成帝、哀帝，時間已過百年，辭賦家的創作也起了 很大的變化，但是從總的趨向上看，由于屈原的深 刻影響，辭人之作始終保持了楚辭的文學傳統。下 面分別從漢大賦與抒情賦兩個方面來談漢賦所受楚 辭的影響及其變異。劉勰《文心雕龍·宗經》云:“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德樹聲，莫不師圣;而建言修辭，鮮克宗 《經》。是以楚艷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 懿歟!”劉勰主張文學創作應該宗經遵道，因此，對楚辭之驚彩絕艷與漢賦之鋪張揚厲是持批評態度 的，但他又確實指出了漢大賦源于楚辭而出現極大 變異的現象。《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之語云:“合 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 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內，總覽人 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揚雄《法言》 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追求結 構的宏大，語言的華麗，句式的工整成為漢大賦的 共通之點。這種審美情趣和特點是與楚辭有其淵源 關系的。

楚辭的特點是“驚采絕艷，難與并能”，其中

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創造規模宏大的場面，采用華麗 多彩的裝飾來達到不同凡響的氣勢。如《離騷》中 寫屈原幾次漫游就是如此。以第一次漫游為例: “前望舒使先驅兮，后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 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 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云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 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屈原的漫游隊伍非同一般，有月神望舒，風神飛廉，靈鳥鸞皇，還有雷神、鳳 鳥，等等，隊伍浩浩蕩蕩，場面神奇壯觀，筆調 非同凡響。陳本禮《屈辭精義》說:“(屈騷)洋洋 灑灑，滔滔汩汩，無義不搜，無典不舉。起伏照 應，頓挫回環，極文人之能事。”《離騷》充分體現 了屈原的這種寫作特點。司馬相如的《天子游獵 賦》也是這種寫法:“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拖蟲兒旌，靡云旗;前皮軒，后道 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 中。鼓嚴簿，縱獵者。河江為陸，泰山為櫓，車騎 雷動，殷天動地，先后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 裔，緣陵流澤，云布雨施。”雖然是寫天子游獵，不同于屈原想象中的云天漫游，但是，賦中寫天子 率領浩浩蕩蕩的游獵隊伍是“車騎雷動，殷天動 地”，聲勢浩大，場面驚人。鏤象、玉虬、蟲兒旌、云旗、皮軒、道游之類的描寫，雍容華貴，又威武 雄壯。這恐怕就是劉勰所謂“楚艷漢侈”的依據。楚辭中許多作品都采用了鋪張揚厲的表現方法，《離騷》的漫游規模，《九章·橘頌》對橘樹品質的 反復形容，《招魂》與《大招》從南寫到北，從東 寫到西，天地上下四方面面俱到，都給予漢大賦的 作者們以模寫的范本。

楚辭的詭異之詞對漢大賦的影響也很明顯。劉 勰《文心雕龍·辨騷篇》說:“至于(《離騷》)托云 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女戎女，詭異之辭 也。(《天問》)康回傾地，夷弓畢 羿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異乎經典者也。”雖 然在劉勰的話語中，是以一種批評的口氣來說的，但確實說出了《楚辭》充滿豐富而神奇的想象，利 用神話傳說來構造奇特的藝術氛圍的浪漫藝術特 色。《夸飾篇》說:“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 如憑風，詭濫愈基。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 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余波，語瑰奇則假珍于玉樹，言峻極則顛附于 鬼神。”漢大賦的夸飾手法的運用比之屈、宋，有 過之而無不及。

從內容上看，漢代有些賦作的內容基本上就是 楚辭的內容，以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為例，其 中描寫魯靈光殿上的雕畫云: 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 靈，寫載其狀，托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 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辟，遂古之 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 軀，鴻荒樸略，厥狀睢盱。炳煥可觀，黃帝唐 虞。軒冕以用，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亂 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 敘。

魯靈光殿上的雕畫，正是屈原《天問》中所寫到的 上古神話傳說的內容。王延壽在賦中細加描述，恐 怕與屈原《天問》在他的腦海中印象甚深不無關 系。

雖然司馬相如的《美人賦》不是漢大賦，但刻 畫人物之美，表白自我之堅貞的用心，完全脫胎于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同樣虛構一位東鄰美女如 何美貌，如何誘惑人，而始終不為其動心:“臣之 東鄰，有一女子，云發豐艷，蛾眉皓齒，，恒翹 《《翹而西顧，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 矣，臣棄而不許。”后東出鄭衛，又遇一美女的誘 惑:“女乃弛其上服，表其褻衣;皓體呈露，弱骨 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而作者始終是“脈 定于內，心正于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 舉世聞名，與彼長辭。”?才華橫溢之于相如者，不 再作創新，而完全采用宋玉式的構思方式，可見 《登徒子好色賦》于其心中印象之深也，或許就是 深入到無意識之中的不經意的自然流露，故王木矛木 《野客叢書》卷十六云:“仆觀相如《美人賦》，又 出于宋玉《好色賦》。自宋玉《好色賦》，相如擬之 為《美人賦》，蔡邕又擬之為《協和賦》，曹植為 《靜思賦》，陳林為《止欲賦》，王粲為《閑邪賦》，應`為《正情賦》，張華為《永懷賦》，江淹為《麗 色賦》，沈約為《麗人賦》，輾轉規仿，以至于今。” 此處，楚辭中的香草美人意象，神仙世界的各 種人物和事物也經常出現在漢大賦之中。有的直接 借用楚辭的句子。我們知道，關于《遠游》著作權 的爭議很大，吳汝綸、廖平、郭沫若、陸侃如等人 論述《遠游》與《大人賦》的關系后，得出的結論 是《遠游》非屈原所作。其中郭沫若的說法值得我 們注意，他認為《遠游》是《大人賦》的初稿。他 說:“只是《遠游》整抄《離騷》和司馬相如《大 人賦》的地方太多，而結構與《大人賦》亦相同，我疑心是《大人賦》的初稿。”因為稿本未脫《楚 辭》的窠臼，所以不好拿去見皇帝。值得注意的不 是郭沫若的錯誤結論。而是他發現《遠游》和《大 人賦》的極大的相似之處?，這正好說明了楚辭對 司馬相如影響的深刻性。一方面，楚辭對漢賦作者 產生影響，另一方面，漢賦作者在接受楚辭時是有 選擇的。劉勰所說的“枚(乘)、賈(誼)追風以 入麗，馬(司馬相如)、揚(雄)沿波而得奇”，說

明了接受者選擇風格之不同。同時還有層次上的差 異:“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 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1]無論是才高者、中 巧者，還是吟諷者、童蒙者，盡管各自取舍層面不 同，這正好說明楚辭對漢賦影響之廣泛。班固《離 騷序》云:“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 不能及也。”班固之言，道出了一種文學形式一旦 形成一種創作規范，成為一種范本式的文體樣式，一般說來是不可仿學的，因此，漢代的文學家要回 到宋玉、唐勒、景差的創作路子上，肯定是不可能 的了，唯有另辟蹊徑，于是，變異的現象出現了。漢賦作家們在作各自的探索，探索的結果是各種不 同風格的形成:“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賈誼 《鵩鳥》，致辨于情理;子淵《洞簫》，窮變于聲貌;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 宏富;子云《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2]漢賦作者們的探索是有成就的，各 自創作特色的形成就是其成就之一。然而，無論其 特色如何不同，作為賦的總體的或基本的創作特點 不可能改變。摯虞《文章流別論》說:“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則言富而辭無常。”以追求事物的外在形態的形式 美為目的，以華麗的詞藻為修飾手段，造成各類意 象的鋪張揚厲，唯恐不勝的特點，所以，摯虞指 出:“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 事相違。”過分的鋪張揚厲，注重詞藻的華美而忽 視內容的表達，即使是想表達作者本人的思想感 情，也只是做了文章的一個尾巴而已，這就是為了 “潤色鴻業”所導致的“勸百諷一”的特點。那么，賦中的諷意是否真正起到一點作用了

呢?我們不妨先看看《漢書·揚雄傳》中的一段話: “(揚)雄以為賦者，將以諷之，必推類而言，極麗 靡之辭，閎侈鉅衍，況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 于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 《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云之志，繇是言 之，賦勸而不止明矣。”武帝好神仙，司馬相如想 以《大人賦》來諷諫，結果是不僅沒有收到諷諫效 果，反而弄得武帝飄飄然有凌云之志，其追尋神 仙，希望長壽的勁頭更大了。原因很清楚，一點點 諷諫之意淹沒在鋪張揚厲，“競于使人不能加”的 華麗詞藻之中，怎么可能有諷諫之效呢?清人程廷 祚說:“至于賦家，則專于侈麗閎衍之詞，不必裁 以正道;有助于淫靡之思，無益于勸戒之者，此其 所短也。”[3]正因為漢大賦過分地鋪陳，造成板重、堆砌的毛病，并一向被人譏誚。如袁枚在《隨園詩 話》中說:“古無類書，無字書，又無字匯，《三 都》、《兩京》，言木則若干，言鳥則若干，，當 類書類志讀耳。”文學創作，如同類書和類志，那 文學價值何在?審美感受何在?袁枚的譏誚正好點 到了漢大賦最突出的毛病所在。

漢大賦從形式上對楚辭繼承的多，如對神話傳 說的借用，對話形式的運用，對語言文詞的講究，把諸如香草美人，飛龍瑤象，玉鸞神鳥等意象照 搬，甚至成句照搬?等等，但是，楚辭最根本的東 西卻不被漢大賦所仿效。班固《漢書·藝文志》云: 《》“春秋之后，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士失志之賦作矣。大儒 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 隱古《詩》之義。”雖然班固把屈原納入到儒家詩 教的范圍，但同時也指出了“離讒憂國，皆作賦以 風”創作目的與漢大賦創作之不同的根本之處。

抒情賦以《楚辭》為模仿對象，是具有抒情述志，注重音韻節奏，而篇幅不長等特點的一種賦體文，它直接脫胎于《離騷》、《九章》。在漢人的藝術觀念里，抒情賦是押韻而又可以朗誦的文。《漢書·藝文志》說:“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而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諷諭之義。是以揚子云悔之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漢賦的發展過程就是楚辭的影響過程，抒情賦仿屈原《離騷》、《九章》而作，漢大賦主要承宋玉、唐勒而來。漢大賦因“競為侈麗閎衍之詞”，而暴露出創作上的許多弊病。抒情賦不僅僅因為在形式上與大賦不同，主要是在內容和風格上繼承了屈原《離騷》等作的優點，而為人所稱道。漢人擬騷之作頗有值得品味的地方，它們大都以抒發情感為主，這與屈原的一些作品非常相似。如淮南小山的《招隱士》，體制上頗似《九歌》，只是多了些敘述與鋪陳的成分。劉向仿屈原《九章》 作《九嘆》，共九題:《逢紛》、《離世》、《怨思》、《遠逝》、《惜賢》、《憂苦》、《愍命》、《思古》、《遠游》。王逸《九嘆小序》說，劉向“追念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嘆》。”“言屈原放在山澤，猶傷念君，嘆息無已，所謂贊賢以輔志，騁詞以曜德者也。”《九嘆》在表達對屈原的深深的懷念的同時，流露出了劉向本人對生活遭際不滿的騷怨情懷，他編《楚辭》不僅僅是出于愛好，更是一種獨特的情感表達方式。正如《九嘆·惜賢》所云:“覽屈氏之《離騷》兮，心哀哀而怫郁。聲嗷嗷以寂寥兮，顧仆夫之憔悴。，”劉向同情屈原的人生遭際，頌揚屈原的人格精神，編《楚辭》的目就是以之發揚楚辭傳統，正本清源。那么，他的《九嘆》既是對屈原作品所表現的內在精神的闡述，也是借以抒情寫志。

從作品的構思上看，張衡的《思玄賦》與屈原《離騷》更為相似。《思玄賦》也塑造出一位抒情主人公形象，先說自己如何有內在的美質，有杰出的才華，但世道人心不好:“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圓方。珍蕭艾于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是非美丑被混淆，又因小人讒言嫉妒，使其壯志難酬，幾次求女都不成，無論是太華之玉女，還是洛浦之宓妃，都是“雖色艷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于是來一番天地上下四方的巡游，歷經蓬萊、瀛洲、扶桑、湯谷、昆侖、閬風等諸多神仙地界，也見到過許多仙界人物，但最終仍然難舍故國家園:“據開陽而盼兮，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依而徘徊，”在家國情懷的驅動之下，回歸故土，這完全是以《離騷》為范本之所作。莊忌的《哀時命》主要是賦寫屈原的悲劇。王逸說:“忌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辭，嘆而述之，故曰《哀時命》。”《哀時命》篇幅短小精悍，具有強烈的抒情性:雖知困其不改操兮，終不以邪枉害方;世并舉而好朋兮，壹斗斛而相量;眾比周以肩迫兮，賢者遠而隱藏。為鳳凰作鶉籠兮，雖翕翅其不容;皇其不寤知兮，焉陳詞而效忠;俗嫉妒而蔽賢兮，孰知余之從容?作者仿佛代屈原訴說著自己的人生遭際，在世俗小人朋比結黨營私，嫉賢妒能之時，詩人明知處境艱難，卻始終不改其高尚節操。比喻生動，情詞肯切，頗有《離騷》的韻味。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一云:“紓迥斷續，《騷》之體也;諷喻哀傷，《騷》之用也;深遠優柔，《騷》之格也;宏肆典麗，《騷》之詞也。”趙壹的《刺世嫉邪賦》發揚屈騷的“諷喻”怨刺的精神，而表達思想情感更直接，直抒胸臆，如火山爆發一樣，將矛頭直指社會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弊端:“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微行。嫗女禹名勢，撫拍豪強。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懾逐物，日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進一步又說:“原斯瘼之所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鉆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險而靡緣。九重

既不可啟，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 于目前。”劉熙載《藝概·賦概》說:“后漢趙元叔 《窮鳥賦》，及《刺世嫉邪賦》，讀之知為抗臟之士。唯徑直露骨，未能如屈原之余味文外耳。” 就總體而論，由于創作目的不同，以司馬相如

《7《天子游獵賦》為代表的以描寫皇宮帝苑和帝王巡 狩游宴為主要內容的漢大賦得楚辭之形，以賈誼 《吊屈原賦》為代表的以抒寫個人情志為主的抒情 賦得楚辭之神，二者對楚辭各取所需而面目各異。本來文人追求的是仕途的成就，不大看重辭賦創作 的。如揚雄所云:“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4](P.4~》)他 認為辭賦之作不過是雕蟲雕刻之類的小技，為壯夫 所不為。所以，他后來很后悔自己之所作，于是，輟而不為。他的話被后來的曹植在《與楊德祖書》 中所肯定:“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 來世也。昔揚子云，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 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 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 勛績，辭賦為君子哉!”雖然如此輕視辭賦之作，但是文人創作辭賦在中國文學史上一直未曾斷流。一方面是因為統治者需歌功頌德，文人也不能放棄 以之作為進仕的手段;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頓與 挫折，諸多悲劇性的人生遭際，需要以之作為寫志 抒情的表白和發泄，所以，辭賦與中國文人始終相 伴相隨，那么，楚辭的影響也始終在起作用。還是 劉勰說得好:“(楚辭)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 絕艷，難與并能矣!，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衣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 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依文人的具體情況各有其取舍 罷了。參考文獻: [1]周振甫1文心雕龍選譯[M]1北京:中華書局，198”1 [2]程廷祚1青溪集·騷賦論下[M]1金陵叢書本1 [3]北大中國文學史教研室1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M]1 注釋: 1即嚴忌，避明帝諱而改姓嚴。《史記》“集解”徐廣曰:名忌 字夫子。“索隱”案:“《鄒陽傳》云:枚先生嚴夫子，此則 夫子是美稱，時人以為號爾，而徐廣云字為非。《漢書》作 嚴忌者，案忌本姓莊，避明帝諱而改姓嚴也。” o蕭統《文選》分《上林》、《子虛》兩篇。?關于《美人賦》的主旨:《西京雜記》云:“長卿素有消渴疾(糖尿病)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 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傳 于世。”章樵于《古文苑·美人賦》題下注云:“美人者，相 如自謂也。詩人騷客所稱美人，蓋以才德為美。相如乃托其 容體之都冶，以自媚于世，鄙矣!”當以《西京雜記》之說 為是。

?參見郝志達《談3楚辭·遠游4論爭中的幾個問題》，載《河 北大學學報》1987年第4期;《3遠游4與3大人賦4之比 較》，載《楚辭研究》，齊魯書社1988年第1版。兩文認清 事實，深入作品內部進行研究，從《遠游》與《大人賦》的 主題、結構、雷同的句子等幾個方面，細致入微、有度有法 地比較分析，結論是《遠游》為屈原所作無疑。他所收集整 理的1《萬字的《3遠游4匯注匯評》是他所作結論堅實的資 料基礎。

?僅以東方朔《七諫》為例，照搬成句就非常多，參見湯炳正 先生《楚辭類稿》，巴蜀書社，1988.責任編輯孟祥榮

On the Influence of Chu Ci on Han Odes MENG Xiu-xiang LIANGHui-min(Chinese Department，Jingzhou Teachers College 434”2”)Abstract The Han odes were derived from “Book of Poetry” and greatly developed from “Chu Ci”.Han Odes ap-pear to be gorgeous with their grand structures，magnificent language and balanced sentences.This kind of style ofwriting was directly influenced by “Chu Ci” and lavishHan odes.Lyrical odes followthe example of “Chu Ci”，feature lyricism and emphasize rhythms and rhymes and their brevity.The Han odes were directly derived from “Li Sao ”and “Jiu Zhang”.There were two reasons for it.On the one hand，rulers needed odes as means of showing off their exploits and literati regarded them as a way of promotion.On the other hand，literati at that time suffered defeat，tortures and social tragedies and as a result，they took odes as means of expressing their ambitious emotions.Furthermore，÷Chu Ci“ has a-l ways played an importantrole in the creation ofodes.For example，÷Ode tothe Emperor'sHunting” bySimaXiangru and “Condolence on Qu Yuan” by Jia Yi both borrowed a lot from “Chu Ci” but differed from each other in some degree.Key words Chu Ci;Han odes;influence;acceptance 《8

第三篇：淺談屈原及其開創的楚辭對后世的影響

淺談屈原及其開創的楚辭對后世的影響。

學號：12106049 姓名：黃智霞 班級：12語教（1）班

摘要：楚辭的代表作家屈原，起作品的愛國主義情感深厚而真摯。屈原是我國文學史上的第一位詩人，是一座跨越時空的豐碑，也是一個豐富、復雜的“模式”載體。屈原的愛國情感是十分強烈，兩千多年來一直給后世重大的鼓勵和鼓舞，屈原也因此成為不朽的愛國典范。楚辭卓越的藝術成就對后世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楚辭是我國浪漫主義文學創作的開始，它的出現，大大豐富了我國文學創作的藝術表現力，尤其是對詩歌的發展有著重大意義。

關鍵詞：楚辭

詩歌

浪漫主義

屈原

“楚辭”一詞，最早見于司馬遷《史記·酷吏列傳》，說明這一名稱形成于西漢初年。《楚辭》一書，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非出于一個時代。楚辭是由屈原宋玉等一方文學人士所創造的，它開創了我國詩歌史方面的成就輝煌，為世人矚目。屈原是楚辭創作的第一人，其辭是楚地的歌辭，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其中以《離騷》為代表，騷體的意韻更加顯著，之后又著有《九歌》、《問天》、《九章》等作品。楚辭及其作者因思想內容的深刻和藝術表現上的巨大成就，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占極其重要地位。

一、楚辭對漢賦的影響

楚辭發展到漢代時已經基本定型了，屈原辭賦以及宋玉以下漢人的傷悼屈原，以事名篇的擬騷辭賦已經發展成了完整的楚辭體。風、騷并稱，由來已久，是詩歌創作的典范。屈原的愛國主義情感，其愛國思想雖有其時代局限性，但兩千年來一直給后世以巨大的啟發和鼓舞。漢初，遭遇與屈原極相似的賈誼在赴長沙任太傅途中經過湘水，憑吊屈原自沉殉國的地方，懷古傷今，寫下了《吊屈原賦》，對屈原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無盡的哀思。偉大的文學家、史學家司馬遷引用劉安語稱譽屈原“與日月爭光，可也”，并以“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的精神自勉，在身心受到巨大摧殘的情況下，隱忍茍活，發奮著書，幾十年的心血終于結晶成為傳世名作《史記》；被魯迅贊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從司馬遷艱辛的寫作過程和苦難的生活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出屈原靈魂的再現，精神的閃光。漢初的賦，受楚辭影響較多，如楚辭的華美辭藻、放射性思維方式、反復的鋪陳的藝術手法、設喻問答的篇章構筑形式，尤其是楚語方言“兮”字句的使用等，因而我們稱漢初的賦為騷體賦。漢代的賦不光是抒發作者政治見解和身世感慨的騷體賦，還是從描寫都邑繁華、物產豐饒、漢天子的聲色犬馬來歌頌在國威勢，專以鋪采為能事的散體大賦，以及反映現實、譏諷時事、詠物抒懷的抒情小賦，賦在漢代四百余年間十分興盛，產生了大批作家和大量作品，經歷了從騷體賦到騷體大賦到詠物抒情小賦的發展變化過程。漢賦不論從內容到形式，還是表現手法都繼承楚辭風格的擬騷之作。如賈誼的《吊屈原賦》《鵬鳥賦》，班固的《兩京賦》、張衡的《二京賦》《歸田賦》、揚雄的《甘泉賦》《羽獵賦》等等，無不與楚辭一脈相承。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對楚辭的接受情況

1、楚辭對建安文學的影響

楚辭不僅對漢賦影響深刻，對建安詩賦也有一定的影響。位居“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他的《登樓賦》情景交融，具有濃郁詩意，在表現手法和語言特色上頗具楚、漢辭賦之遺風。另外，楚辭中的浪漫手法和幻想仙境的表現手法也影響曹植的創作，他的《洛神賦》是最佳的代表，作者以浪漫的手法，通過幻想境界，描寫了一個神人相戀而又無法結合，最終含恨分離的悲劇故事，充滿神奇色彩，具有濃厚的抒情氣氛；此外，作者運用比喻的手法，美化女神的形象，華麗的語言中充滿生氣，給人沒得享受。

2、楚辭在楚辭在兩晉時期的發展情況

如果說建安文壇力主“文虛質實”，大體依然延續漢代質樸文風的話，那么從兩晉開始，提倡“麗美”之文的觀點逐漸成為主流。張華的作品講究對偶、用典、注重詞藻，正如鐘嶸所說的“其體華艷，興托不奇”。陸機多才善文，工于詩賦，在其作品《文賦》中就系統的提出了言貴妍、澡欲麗、詩綺靡的文學主張。潘岳的辭賦長于抒情，其作品《秋興賦》寫得精美而婉約，表現一種清麗的風格。

3、楚辭對南朝的詩歌影響

隨著文學創作的繁榮、文學理論的發展和聲律說的出現，南朝文人大多自覺地追求藝術表現的精美，講求聲韻格律、排比對偶、辭采典故，注意體制的精巧創作，風格浮華輕艷，在詩歌內容和形式上都作了新的拓展。南朝有許多著名的詩人，如謝靈運、鮑照、李煜等，他們的風格各有不同，共同創造了南朝的文學，對后世影響深遠，為唐詩的繁榮做全面準備。

三、楚辭對唐代的影響

楚辭對唐代詩歌的創作影響很大，許多的唐代的著名詩人都繼承了屈原所開創的楚辭韻味。李白曾說：“屈原詞賦懸明，楚王臺榭空山丘”，他認為屈原是永遠不朽、流芳百代的。詩人杜甫繼承了屈原強烈的愛國思想，他的詩歌總是滲透著憂國憂民的情懷。“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詩人的喜怒哀樂全都系于祖國命運的盛衰起伏，著名的“三吏”、“三別”也是其愛國詩篇，在唐代中，杜甫是屈原精神的真正繼承者。

四、結束語

《文心雕龍·辨騷篇》概括楚辭對后世的影響：“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屈原詩歌的藝術特色，主要體現為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大膽的夸張、奇特的想象，熔神話與現實于一爐，他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他所開創的楚辭是我國浪漫主義文學創作的開端，楚辭的出現大大豐富了我國文學創作的藝術表現力，以屈原作品為主體的《楚辭》，是南北文化多層次地相互交融的文化結晶，是豐富前代典籍和絢麗的宗教文化會聚而成的結晶。屈原和其開創的楚辭對后代有深刻的影響，給予后代巨大的文學能量。

參考文獻：

[1]郭興良，周建忠；中國古代文學（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

[2]鐘嶸；《文心雕龍·辨騷篇》。

[3]魯迅；《漢文學史綱要》[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20。

第四篇：漢民族中庸思想對語言的影響

漢民族中庸思想對語言的影響

中庸思想有著悠久的歷史,并隨著世代的傳承演化為一種文化心理,這種心理對中國人行為產生深遠的影響。中庸和諧文化心理表現為同異有度心理和均衡對稱心理兩種。這兩種心理對漢語表達的影響表現在語言形式和語言意義兩個層面。同異有度表現為語表形式的求同和求異兩類;均衡對稱心理表現為語表形式和語表意義的均衡,它制導的修辭現象有對偶、回環、對比、避諱、矛盾等表達形式。中庸和諧文化心理影響下的漢語表達具有與眾不同的審美價值,即表現為均衡美、參差美、均衡美、含蓄美、靈動美、音樂美。

一、中庸和諧文化心理對漢語表達的影響

中庸和諧文化心理與漢語表達兩個事物之間存在聯系,按照邏輯就應該表現為前者對后者的影響和后者對前者的影響兩個方面。但是,由于語言研究本位的限制,我們這里僅談一個方面。中庸和諧文化心理的兩種表現形式:同異有度心理和均衡對稱心理,分析了這兩種心理對中國人為人處事的原則、建筑藝術、繪畫藝術以及書法藝術等方面的影響。按照邏輯,中庸和諧文化心理對中國人的行為存在深刻影響,也極有可能對漢語表達產生這樣那樣的影響,而且同樣也是深刻的。本章將搜集語料證明中庸和諧文化心理對漢語表達存在深刻影響,并揭示其影響的具體形式。

（一）中庸和諧文化心理對漢語語言觀的影響

民族心理是一個民族文化長期積淀的成果,是存在于全體民眾心靈深處的一種深層的心理結構,它對語言的影響是內在的、根本的、深遠的,正如學者們所指出的那樣:心理機制一般是隱蔽的,而選擇的結果則是外顯的。因此,通過一定的民族所使用的語言表達特點分析,從中可以看出民族的自理觀念,這些民族的心理觀念又對語言表達現象的闡釋提供最為有力的依據。漢語表達的特征蘊含了漢民族多種心理因素,對這些心理因素的分析將使我們找到漢語表達特征產生的深層根源。受儒家文化特別是中庸思想的長期的浸染,追求言語表達上的中庸和諧成為漢語表達的一大特色。追求言語和諧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在先秦諸子的著述中,我們能讀到關于言語和諧的觀點,如孔子的禮之用,和為貴,莊子的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老子的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后相隨等和諧觀,說明漢民族重視和追求言語的和諧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而且在言語和諧觀上有自己的獨到的主張)中庸和諧。客觀地講,實現言語表達和諧的手段有很多種,中庸之道僅是實現語言和諧的一種手段。和諧的效果和辨證的手段是漢語語言觀的核心。中庸和諧文化心理影響下的語言觀具體涉及到漢語表達的語形、語音、語意和意境等層面"語形上追求整齊和參差的對立統一;語音上追求輕重緩急、高低抑揚的適切;語意表達上講究顯隱適度合題切境;意境傳達上追求意與境合、意境相生。

（二）中庸和諧文化心理在漢語表達中的體現

一個民族的語言觀直接決定著該民族語言表達特點。中庸和諧文化心理對漢語的語言觀產生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的結果必然在漢語表達上有突出的顯現。下面我們就從漢語表達的語料中選取實例,對中庸和諧文化心理的存在和影響進行深入地分析。

（1）同異有度心理在漢語表達中的體現

一個民族內心深處認同的文化心理對該民族的行為習慣和價值取向時刻起著影響作用。同異有度心理作為中庸和諧文化心理的一種,它不僅對中國的建筑、書法、音樂、繪畫等藝術產生影響,而且對漢語表達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同異有度心理在漢語表達上表現為,說寫者為追求和諧的言語狀態有意地調動語言因素(形式和意義諸因素)而構建出形式上同異參差的言語作品。

（2）均衡對稱心理在漢語表達中的體現

培根說:絕妙的美都顯示出奇異的均衡關系。這里所談的均衡屬于形式上的一種對稱關系,是美學的基本原則之一。均衡對稱心理不僅對漢民族的建筑、音樂、書法、美術產生影響,而且對漢語表達同樣產生深刻的影響。由于均衡對稱的圖形與中庸和諧文化心理相吻合,所以,漢民族特別鐘情于言語表達形式上的均衡對稱。均衡對稱的言語表達形式,是指說寫者基于均衡對稱心理有意調用或字數相等,或語音相對的詞或句子,構成形式上整齊相稱的言語作品。

總之,中庸和諧文化心理表現為同異有度心理和均衡對稱心理,這兩種心理分別在漢語表達的語型、語意、意境等層面產生著不同程度的影響,這種影響古今傳承,這一點古今大量的語言事實都可證明。其中,同異有度心理主要語形上有所體現,呈現為顯性特征;而均衡對稱心理則語形、語意、意境三個方面都有體現,語型方面呈現為顯性特征,后兩者則表現為隱性特征。也是由于中庸和諧文化心理的存在,讓獨具特色的漢語表達更加精彩紛呈。

第五篇：壯漢雙語教學對學習漢語文的影響的研究

壯漢雙語教學對學習漢語文的影響的研究

摘 要：本文將簡要分析壯族學生學習漢語文的主要障礙，其中包括語言障礙、思維障礙和心理障礙三個方面。并對實行壯漢雙語教學對壯族學生學習漢語文的重要意義，以及實現雙語教學的主要途徑進行分析。

關鍵詞：壯語 漢語 雙語教學 主要途徑

一、壯族學生學習漢語文的主要障礙

1.語言障礙

我國少數民族眾多，一直以來各少數民族之間習慣運用本民族語言進行溝通交流，因此在壯族學生學習漢語文時，存在語言上的障礙。漢民族語言與壯民族語言之間存在很大差異，在語音、詞匯以及語法中都呈現各自獨立的狀態，例如在壯民族語言中，北方壯語沒有送氣音，而南方壯語中不存在翹舌音。[1]

2.思維障礙

在語言的學習過程中，思維能力十分重要，而思維是指人腦對客觀事物進行概括的、有目的性和規律性的反映。這種反映需要通過語言來表達，因此語言和思維之間有著相互產生促進的關系。在壯族學生學習漢語文的過程中，思維方式的不同也是影響學習的重要原因之一。壯族學生在進行漢語文考試時往往會不知道怎么寫或是寫什么，有些同學將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后，通常也是思維調理和語言邏輯不清晰的文章。其次，少數民族生活的地區多為我國邊遠地區中，受現代技術和先進思想的影響較小，因此生活狀態和思想觀念仍處于傳統和閉塞的狀態。[2]

3.心理障礙

我國少數民族在中華五千年的歷史中，大多數的時期都是處于被壓迫的狀態，并且在現代化發展的今天，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少數民族仍生活在邊遠地區且經濟水平和信息技術落后，繼而存在自卑的心理。其次在我國建國后就確立了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基本國家制度，旨在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但有些極端的學生會在接受幫助時產生被歧視心理，從而影響漢語的教育事業發展。[3]

二、壯漢雙語教學對學習漢語文的重要意義

1.有利于學生對漢語文深入理解

在壯族學生學習漢語文的過程中，由于語言和思維習慣的障礙，如果直接使用漢語授課會導致學生很很理解，從而影響教學質量和效果。壯族學生學習漢語文時實行雙語教學，有利于加深壯族學生對漢語文知識的理解，從而提學習效率和進度。多數的壯族學生對漢語不是十分熟悉，并且不能夠完全理解，因此在進行漢語文教學中進行雙語教學，能夠幫助學生在課本中和思維中找到對應的壯族語言和文化載體，使學生形成知識記憶，因此在漢語文的教學中，教師講漢語知識轉換成壯族語言進行講授能夠幫助學生加深理解并逐步提高漢語能力及知識儲備。

2.有利于培養學生漢語思維習慣

在壯族學生學習漢語文時，實行壯漢雙語教學有利于培養壯族學生的漢語思維能力。思維是人們對客觀事物進行判斷而得出的結論，需要用言語進行表示，因此可以理解為思維方式決定著語言的表達形式及能力。由于生活環境以及生活習俗的不同，各個少數民族之間的思維方式都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差異。思維上的差異屬于正常現象，因為即使是同一民族之間，不同的人也會存在不同的思維習慣和想法，但是思維習慣會嚴重影響語言的表達與理解。

3.有利于知識和情感的相互滲透

實行壯語和漢語的雙語教學有著重要的意義，不僅能夠幫助壯族學生更好的學習漢語文，提高語文素養，同時也是促進漢民族和壯民族之間情感交流的重要途徑。首先在漢語文的教學中進行漢壯雙語教學，能夠幫助壯族學生更好的理解漢語文知識，從而提高學習效率和成績以及綜合素質。其次，壯族學生學習漢語，能夠幫助其更好的了解漢語言和漢民族文化，并能夠促進漢語言及文化在壯族中的普及和傳播。壯族學生對漢語及漢文化的喜愛與學習能夠增強少數民族學生的民族認同感和歸屬感，是各民族大團結實現共同繁榮的前提條件，有利于語文知識和民族情感的相互滲透。

三、漢語文教學中壯漢雙語教學的主要途徑

1.在教材和教學中進行雙語教學

漢語文教學中壯漢雙語教學的實現，首先要在漢語文的教材中加入壯族文字，并且在教師教課的過程中應使用雙語教學，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以及課堂教學效果。并且在實際的教學環節中可以將漢語和壯語的語音、詞匯和語法進行學習和比較，從而促進壯族學生對漢語文的知識的理解。具體的教學方式有教師指導學生進行漢語文閱讀、吟詠和函詠等，使學生在熟讀的過程中加深對漢語文的學習和理解。其次可以引導學生將課本中的知識與實際生活像聯系和結合，從而培養壯族學生的漢語思維能力。最后充分利用教材，并增加關于閱讀和寫作的聯系，從而切實的提高學生的漢語能力。

2.通過寫作練習轉變學生思維

思維是形成語言表達的前提，而寫作能夠很好的鍛煉學生的思維能力以及語言表達能力。由于壯族學生的思維方式與漢民族不同，并且漢語詞匯和語法等積累少，因此在寫作練習時往往不知如何表達和描述，并且進行思維轉換難度較大。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能夠在漢語文的課堂教學中順利的實現雙語教學，教師應重視對學生漢語寫作等環節的練習。例如可以組織學生在進行演講或回答問題前，先寫成書面形式的草稿，既鍛煉思維和寫作能力又能防止表述錯誤。其次在寫作教學中教師可以讓學生先進行口頭表述，當其能夠明確自己要表達的內容后再寫成書面作文。

3.堅持個體和群體齊進步原則

基于激勵理論，在實行壯漢雙語教學的環節中，應加入對學生學習成績的激勵制度，并堅持個體和群體一齊進步的原則，使學生在鼓勵表揚和互相幫助下更好的學習漢語文。首先可以對學習熱情高和學習成績較好的學生進行表彰和鼓勵，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熱情和激情。其次不能只重視成績較好的學生，要重視群體發展，因此可以將學生分成小組形式，其中優等生和進步較慢的學生各一半，通過成績的較好的學生帶動其他的學生一齊學習，從而保證個體和群體的進步。

結語

在壯族地區漢語文教育中實行壯漢雙語教學有著重要的意義，不僅能夠幫助壯族學生更好的學習漢語文提高語文素養，同時也是促進漢民族和壯民族之間情感交流的重要途徑。通過對壯族學生的漢語教育，能夠促進民族之間的團結，早日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的目標。

參考文獻

[1]寧嬋.民族雙語教學的研究――以壯漢雙語為例[J].許昌學院學報，2014，33（05）：149-151.[2]曹紅梅，李芳蘭.廣西壯漢雙語教師語言使用、語言態度調查[J].民族翻譯，2010（02）：84-92.[3]?⑽渚?.城市化背景下壯語保護的困境及對策――以百色市為例[J].賀州學院學報，2016，32（04）：3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