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沉默權制度引入的思考專題

刑事偵查學

沉默權制度引入的思考

10法學五班 王源 2010300080205 沉默權制度是否應該引入中國刑事司法制度之中，每到刑事訴訟法修改之時，總能引起極大關注和熱烈討論。特別是，近年來大量因刑訊逼供而引起的冤假錯案頻頻被曝光，引起了社會公眾對國家司法制度的強烈質疑，嚴重打擊了社會公眾對于法律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之價值的信心。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一些學者試圖借鑒法治發達國家已經相對成熟的沉默權制度，解決我們所面臨刑事偵查困境，探索刑事法治發展的道路。

（一）沉默權釋義

沉默權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刑訊官員提問依法可以保持沉默或拒絕回答而并不因此受到追究的權利，訊問官員則有義務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此項權利。沉默權制度是被追訴者面對追訴機關時的防御手段，其消極作用在于被追訴者在面對警察訊問時有保持沉默，不自證其罪的權利，而其積極作用在于違反沉默權規則所獲得的被告人陳述，被告人有權請求不將其作為定案的根據。

（二）沉默權制度歷史淵源

沉默權制度的發展及形成經過了漫長的歷史，在社會因素及司法實踐的孕育之中逐步確立。

追溯歷史，沉默權制度的發展主要經歷了三大階段：第一階段為消極沉默權階段，即不得以被追訴者之沉默做出不利于他的推論，其標志是英國17世紀的約翰·李爾本案件。第二階段是積極沉默權階段，即將被追訴者的沉默轉化為偵查、檢察和審判機關的義務，其標志為美國于2O世紀60年代確立的“米蘭達規則”。第三階段是限制沉默權階段，即對沉默權的行使做出適當限制，其標志是英國1994年《刑事審判與公共秩序法》。下面，將重點介紹沉默權確立的標志——米蘭達案及米蘭達規則。

“米蘭達規則”形成的一個重要背景是美國國家基本法對刑事訴訟、刑事偵查中被追訴人權利的保護性規定已經形成。1791年，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明文規定“任何人不得在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其罪”；1868年批準生效的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進一步規定：禁止執法人員“未經正當法律程序而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這為沉默權的實現提供了程序保障。1963年3月3日晚，米蘭達在車內強暴一名婦女，隨后釋放。后經被害人描述和辨認，警方依法逮捕了米蘭達，米蘭達供認罪行并在供認書上簽字。案件宣判之后，米蘭達以警察違反了憲法第五修正案為由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美國最高院支持了米蘭達的訴訟請求，認為被告雖沒有受到身體強迫，但是“警察局的關押環境和復雜的訊問手段就構成了警察迫使許多嫌疑人講話的不可否認的力量”，這種場合下所作的供述不足為證。由此，著名的“米蘭達規則”應運而生，它要求警察在將犯罪嫌疑人拘捕后進行訊問前，必須告知其享有保持沉默的權利，即“你有權保持沉默，你可以不回答任何問題，否則你的陳述將會成為對你不利的證據”。

（三）針對沉默權制度的價值分析

沉默權產生之初是為了將公民從教會法院神明審判、糾問式審判的司法恐怖之中解放出來，從而保障被追訴人應有的正當權益。但是，現代社會早已不是中世紀，以人權為核心的現代法治理念已經被世界各國所認同，針對沉默權的爭論從來沒有平息。

沉默權制度的優勢表現在：第一，從自然倫理的角度來看，有利于保障人權，維護人格尊嚴。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自我保護是人的本能，因而強迫一個人說出不利于己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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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是違背人之本性的。保障被追訴人的沉默權，是對個人自由表達意愿的尊重，實質上是在保證一個人的其他天賦人權的實現。第二，從法律價值來看，有利于保護無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通過程序的辦法維護實質正義。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判斷 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猶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第三，從刑事訴訟實踐的角度來看，有利于平衡控訴雙方的訴權，優化訴訟結構。在強大的國家追訴機關面前，沉默權賦予了被追訴人面對代表偵查機關自我防御的能力，當他完全無力對抗國家追訴的時候，至少還保持著最低限度自我保護措施——保持沉默。第四，從刑事偵查實踐的角度來看，有利于一定程度上抑制刑訊逼供，迫使偵查機關改進偵查技術，偵查人員提 升偵查素質。沉默權的內涵是被追訴人不能被強迫要求自證其罪，偵查機關損害被追訴人此項訴訟程序權利而獲取的供述不能作為證明其犯罪行為的證據。從程序上確認了偵查機關采用刑訊方式逼取被追訴人供述的違法性，不得不改用更加溫和的詢問方式，并通過尋找其他相關證據來證明犯罪行為。

但是，沉默權制度是一柄雙刃劍，英國著名法學家邊沁、美國著名法學家龐德曾十分激烈地反對沉默權：邊沁把沉默權稱為“人的思想所曾經發現的最有害和最荒謬的規則之一”；龐德在肯定其歷史作用的同時，提出沉默權可能成為職業罪犯利用律師逃避法律制裁的避風港。沉默權制度的缺陷主要有：第一，給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機，不利于打擊犯罪。沉默權是完全保護被追訴人的制度，職業罪犯可能利用這一便捷手段繼續進行犯罪行為，侵害不特定社會公眾的權益；從這種意義上而言，沉默權是以威脅并可能損害社會上多數公民的合法權益為代價來維護極少數人的利益。第二，降低偵查效率，提高偵查成本。偵查機關不能規定被追訴人供述案件真實情況的義務，強迫其為之供述亦因違反法定程序而喪失證據效力，顯然會增加偵查機關的偵查壓力，耗費偵查人員的時間、精力，延長偵查時間。第三，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刑訊逼供問題。刑訊逼供問題反映的是整個刑事偵查法律體系的缺陷、刑事偵查人員素質的低下，而不是讓被追訴人對被追訴的犯罪擁有保持沉默的消極權利就可以完全解決。沉默權保護被追訴人權益的效果取決于它所依附或從屬的整個法律體系的質量，不顧實際盲目引進可能會產生新的問題。

任何事物都是對立統一的矛盾體，沉默權也是如此。利弊相權取其輕，因沉默權的行使也許放過真正的罪犯，但他最終無法逃脫法律對他遲到的懲罰；而沒有沉默權對被追訴人的適當保護，可能因一次錯誤判決而對無辜的人產生無法彌補的損失。因此，我們應當結合我國立法、司法實際，引入沉默權制度。

（四）沉默權制度引入的實踐分析

我國有引入沉默權制度的外在壓力和內在基礎。從國際層面上來講，憑借英國、美國以及英美法在全世界的影響力，沉默權制度在其產生和確立之后逐漸被眾多西方國家所采納，于20世紀50年就已經上升為國際人權法上的一項基本人權。而其中的相關國際條約中國已經簽約，有履約之必要。從國內基礎上而言，憲法明文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公民享有言論自由”；刑法、刑事訴訟法均已寫入了保護人權條款，刑事訴訟法以“未經人民法院判決，不得確定任何人有罪”確立了中國的無罪推定原則。沉默權以保護人權為宗旨，是無罪推定原則的應有之義，實在有引入沉默權的現實基礎和實際需要。

沉默權制度的引入將讓我們面臨著兩個緊迫的問題：一是，現有法律體系的調整；二是，沉默權消極效應的規避。

針對法律體系的調整，既要修正法律規范，也需要更新刑事偵查理念。其一，刑訴法93條明確規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如實回答義務”，明顯有悖于被追訴人針對訊問“有保持沉默的權利”，必需修改或者刪除。其二，針對“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傳統刑事偵查理念應當更新。沉默權是被追訴人的一項權利，可以由其選擇行使或者放棄；當被追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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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放棄此項權利而向偵查機關如實坦白案件事實時，理應作為量刑的從輕情節予以考慮，但不能因為其行使不說的權利而受到責罰。因此，這句偵訊標語應當從每位偵查人員的內心深處抹去。

針對沉默權消極效應的規避，需要結合我國的刑事司法實際對沉默權的行使在一定范圍內予以適當限制。以英國1994年《刑事審判與公共秩序法》為標志，各法治發達國家針對不斷變化的新犯罪形式，出于打擊犯罪的需要，紛紛對沉默權加以限制。美國經過于1984年的紐約州訴夸爾斯一案確立了“米蘭達原則”的例外，基于公共安全的例外和基于緊急情況下不必宣讀米蘭達規則即可采取刑事措施；愛爾蘭針對恐怖犯罪、毒品犯罪提出例外；加拿大更是通過1993年《證據法》的判例解釋“本條規定廢除了普通法上的拒絕自證有罪的權利”。結合各國經驗，我們應當在針對涉及緊急情況和重大犯罪的時候應當限制被追訴人的沉默權，打擊犯罪，以期保護更多的社會公眾的利益。對于緊急情況和重大犯罪的界定，需要結合我國犯罪發生情況及各種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來合理確定其范圍，若范圍過寬過廣將使沉默權形同虛設，無疑是一種倒退。

總之，沉默權引入中國刑事制度就是一個利益均衡的考量。我們要尋求保護人權與打擊犯罪之間的平衡點，千萬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也不能因不敢嘗試而止步不前。積極探索，努力實踐，總能找到沉默權與中國現有法律體系、中國社會的契合點。

第二篇：關于我國設立沉默權制度的思考（精選）

「內容提要」沉默權是被告人的一項重要的訴訟權利，它是被告人的防御權、人格權，是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權；它具有體現刑事訴訟價值、豐富刑事訴訟職能、實現刑事訴訟結構公正、完善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作用；沒有沉默權的權利體系是不完備的權利體系。本文試圖通過對沉默權內涵的淺述，并聯系我國具體的司法實際，闡述在我國設立沉默權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沉默權米蘭達警告證據規則司法制度必要性

在美國警匪片中，警察在銬住犯人時所念的那套家喻戶曉的說詞大意為“你有權保持沉默，但是你說的一切可能在法庭上用作對你不利的證詞。你有權找律師，審問時可有律師在場”等，這套說詞就是著名的“米蘭達警告”，也即沉默權在西方國家司法實踐的重要表現。本文試從中分析沉默權的內涵，論證其在刑事訴訟活動中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探討在我國建立的問題。

一、沉默權的緣起及內涵

“米蘭達警告”起源于1966年美國最高法院審理的一起案件：一個18歲的姑娘被人綁架強奸，她指認是米蘭達所為。警方審訊了米蘭達，并以他的供詞作為開庭時的證詞。米蘭達被判有罪后上訴到最高法院，理由是警方沒有告知他有保持沉默的權利，而他的供詞是迫于壓力編造的。他說如果事先告訴他有沉默權，他是不會供認的。考慮了種種論證之后，美國最高法院裁決米蘭達的供詞在法庭審判中無效。由于這一判例，此后警方在逮捕和審問被控犯罪人時，都要說“米蘭達警告”。這便是沉默權在司法制度中的誕生。沉默權（PrivilegeofSilence），又稱反對自我歸罪特權（thePrivilege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項訴訟權利。①

沉默權在英美法系國家受到了極大的推崇，這與他們重物證輕口供的證據采信規則是分不開的。沉默權包含了以下幾方面的意義：第一，犯罪嫌疑人沒有義務說不利于自己的話，追訴方或法院不能采用不人道或有損尊嚴的方法強迫他說；第二，犯罪嫌疑人有權在訊問中始終閉口，但法官不能因此作出對他不利的裁判；第三，犯罪嫌疑人有權在知道說話后果的情況下說一些對自己有利或不利的話，這些話必須出于自愿。如果被逼開口，法庭不能以此作為定案根據。②也正是因為這些內涵，沉默權的確認曾被認為是人類在通向文明的斗爭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我們不可否認沉默權在保障人類權利上的重要貢獻。沉默權的實施，最大限度地保護了當事人的利益，促進了法制的正當化、文明化和科學化。沉默權是人們作為人而理應享有的權利，它在本質上是一種道德權利，是對人的主體性的尊重，它所保障的是刑事程序的人道性和公正性價值。

二、我國司法實踐情況及建立沉默權的重要意義

在中國，目前仍未確立沉默權制度。當然這與我國的實際情況是分不開的。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將當事人的口供擺在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上，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國的偵查技術不夠先進，所以需要當事人的口供指引；另一方面，重視當事人的口供確實可以提高辦案效率，更好地打擊犯罪。但是，在忽視沉默權的中國，文明發展到現在，開始不斷暴露出一些問題。比如，越來越頻繁見諸于報端的刑訊逼供。雖然我國刑法對刑訊逼供罪有明確的規定，但司法機關在其偵查、起訴甚至審判活動中，以刑訊逼供，特別是以威脅、引誘、欺騙等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現象卻屢禁不止；對公民的任意傳喚、拘傳、羈押甚至超期羈押，以及對被限制自由的公民實施的非人道待遇等等現象也是常有所聞。刑訊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有罪推定思想和嚴重依賴口供的口供主義的影響。③而法律規定“應當如實回答”又常常在道德觀念上支持辦案人員對犯罪嫌疑人施加各種壓力甚至刑訊。其實，要有效地制止這種現象，要從許多方面入手，比如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而在司法上，更要對這些刑訊逼供的證詞采取根本的否決方式。因此，在我國建立沉默權制度，有其重要的意義。

首先，確立沉默權是保障公民權利的需要。經驗表明，在刑事訴訟中，最容易且頻繁受到侵犯的是受追訴人的權利。受到刑事追訴的人與擁有特殊權力和專門技術手段的追訴官員相比，本來就處于劣勢地位，如果再賦予追訴官員強迫其陳述的權力，被追訴者的其他權利就會因此而毫無保障，也容易助長追訴官員刑訊、威脅等非法行為。而賦予其沉默權，實際上是要增強其在刑事程序中與追訴一方相抗衡的手段，以達到維護被追訴者合法權利，抑制追訴權濫用的意圖。任何公民（包括無辜的人），都可能涉嫌犯罪而受到追究。所以，保障被告人沉默權，實際上是對每個公民權利的保障，是人權保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人權呼聲日益高漲的今天，對公民權利的保護，以免受到國家強制的侵害，就更要在各方面加以有效的保護。④隨著社會的進步、民主的發展，中國也開始越來越重視對訴訟當事人權利的保護，因此，將刑事訴訟當事人的位置擺到與追訴機關平等的地位上來是發展的必然趨勢。

其次，確立沉默權能有效防止冤獄的發生。由于被追訴者享有沉默權，為追訴官員的取證增設了障礙，追訴官員就不得不放棄通過逼取認罪口供來獲取有罪證據，他必須充分收集其他證據，這就為查明案件真實，防止冤錯提供了保證。這對維護社會長治久安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因為如果冤獄太多，社會就難以長久穩定。⑤

第三，確立沉默權有助于實現程序上的公平。現代法治國家刑事訴訟注重程序的正當與文明，強調尊重和保障受訊問人的人格尊嚴和意志自由，沉默權就是一個體現。從理論上講，沉默權是同強調訴訟結構平衡、當事人的主體地位、無罪推定原則及舉證責任的原理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因為強調訴訟中控、辯雙方的對等性，就不得對受追訴的人科以協助追訴一方追究其刑事責任的義務。否則，就毫無公平可言。既然承認受追訴的人的主體地位，從而承認受追訴的人意志的獨立性，他就享有充分辯護的權利，在不愿答辯時也就享有不做答辯、不予回答即沉默的權利，而不得違背其意志強迫其做出答辯。否則，受追訴的人就會成為不具有獨立性的訴訟客體。既然根據無罪推定原則，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宣判有罪以前在法律上視為無罪的人，那么，指控其犯罪的一方為證實其有罪，就必須負有提出充分證據的責任，而不能強迫他本人提出證據證明自己有罪或者無罪。從證據理論上講，沉默權規則也是對偏重自白的證據觀的否定。在糾問式刑事程序中，自白被稱為“證據之王”和“最佳證據”，在證據運用上強調“無供不錄案”，自白的證據價值被片面夸大了。為獲取作為最佳證據的自白，以便得以定案，導致了刑訊的合法化和法外刑訊的廣泛適用。沉默權的訴訟理念卻恰恰相反。承認沉默權，就表明了這種程序本身并不把破案的希望寄托在獲取認罪口供上面。正是基于這一點，并基于對人權保障的追求，在確認沉默權的程序中，均嚴厲禁止并在出現時堅決予以制裁一切違背供述人意志的強迫取證的方法。⑥

三、沉默權在適用中的一些思考

從以上的種種原因不難看出，沉默權的確立對于改變辦案人員的觀念和抑制刑訊逼供有積極意義。當然，單純規定沉默權是不夠的，還要規定保障沉默權實現的具體措施，如訊問時的律師在場權，對訊問方法和時間的限制，實行偵查、羈押分離，確立非法自白的排除規則等等。沉默權及其保障措施，可以有效抑制刑訊逼供。在有些實行沉默權的國家，刑訊逼供基本絕跡。

確立沉默權后，破案不能僅依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而需要努力采取其他收集證據的方法，尤其是技術偵查手段。沉默權的確立既是對被控者的法律保護，更是對公權力的制約，它不僅可以大大降低刑訊逼供現象的出現，無疑也將大幅度增加口供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保障訴訟公正進行。

當然，沉默權也不可避免的有其本身的弊端。因此，英美法系國家在長期的實踐中，形成了對沉默權的一系列制約措施。美國在刑法上首先規定，如實供述的被告人可以得到從輕處理；其次，陪審團強迫證人作證的權利和檢察官強行搜查的權利給被告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以上兩點的結合是對沉默權最有力的制約。而英國也于1994年在《刑事審判和公共秩序法》中對沉默權的適用進行了一定的限制。

是否適用西方的沉默權制度，一直是中國法學界討論的重要問題之一。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們也能更好地認識這一制度的優劣，而如何更好地發揮沉默權的優勢，有效地抑制它的缺點也成為了法學家探討的問題。沉默權是文明發展、人權保障的重要標志，它可以更好地保護刑事訴訟被追訴人的利益，維護程序的合法。但同時，它也為偵查人員的辦案設置了不少障礙，成了一些不法分子規避處罰的方法。總之，當我們確立了符合法治社會要求的刑事訴訟理念后，重要的問題就在于如何使這種理念能夠在客觀上貫穿于我們的現實生活與司法實踐。為了能夠在刑事訴訟中，充分而有效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權利，僅僅確認一些法治的理念是不夠的，沒有一些充分有效的程序性監督制約機制，即使法律明文規定沉默權，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也難以不開尊口。沉默權仍會像許多其他規定一樣而流于形式。⑦

四、結語

可以說，確立沉默權是司法制度進步的標志。作為一種成熟的法律制度，“沉默權”在司法和審判的實踐中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我國目前的司法制度也已日益完善，不少專家認為，目前中國實行這項制度的時機已經逐漸成熟，因為修改后的新刑訴法不但吸收了西方法律“無罪推定”的原則，而且規定在刑事偵查階段，律師可提前介入。也許不久之后，沉默權作為證據立法中的重要內容會積極加入我國的刑事訴訟中。

注釋：

①《沉默權的立法思考》作者：施國明出處：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②《再談沉默權》作者：宋英輝

③《有關沉默權》作者：吳宇廈

④《再談沉默權》作者：宋英輝

⑤《再談沉默權》作者：宋英輝

⑥《再談沉默權》作者：宋英輝

⑦《綜述：你有權保持沉默？——沉默權在中國》出處：2000年09月13日北京晚報

華惠芳

第三篇：辯論反方：不應當引入沉默權

一、反方學者觀點：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不符合我國國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義務如實回答對他的提問。

“沉默權最大的弊端就是加大了司法成本，而且喪失了口供的便捷性，給偵破案件造成很大的困難。”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王懷旭教授說，“雖然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筆錄只是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七種法定證據之一，但目前絕大部分案件都要依靠它尋找突破口，由于我國的證據制度強調證據間的相互印證，不是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有主觀色彩的自由心證和內心確信，某些證據比如兇器等，沒有口供再高的偵查技術也很難查清。

”沉默權是一種具有某種奢侈性的制度，承認沉默權必然導致破案率大幅降低。“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肖勝喜副檢察長指出，確認沉默權需要滿足很高的條件要求，就我國目前的制度配套、偵查能力、人員素質和司法資源來看，顯然難以做到。由于可能造成一大批真正的罪犯逍遙法外，在目前治安狀況如此嚴峻的形勢下，社會能否承擔如此代價，實難把握。

北京東城公安分局的一位預審員坦誠地說，”你可以說我們的軟硬兼施侵犯了嫌疑人的權利，是粗暴的懶惰行為，但事實上，訊問是一門比刑偵技術更為精深和有效的學問。我們可以不使用刑訊逼供，可以不把嫌疑人看作罪犯，但你給他們不回答我們提問的沉默權利，就像繳去我們的武器一樣可怕。"如果每一起案件都在充分獲得了直接的犯罪證據之后再去觸動犯罪分子，那么破案率必將大大下降，很多本來能得到及時破案的案件只能白白扔掉。

二、沉默權制度的弊端

1．理論上對沉默權的批評。事實上，在沉默權的產生之初，就褒貶不一，存在著廣泛的爭議。例英國著名法學家邊沁就曾激烈地反對過沉默權，他認為，一，自證其罪并不比其他人作證更殘忍；二，要求被告人自證其罪并沒有什么不公平；三，沉默權只會保護有罪的人，而對無罪的人沒有什么價值。他把沉默權稱為“人的思想所曾經發現的最有害和最荒謬的規則之一”，并且以諷刺的口吻說：“如果每個級別的罪犯聚集在一起，并且按他們的愿望設計出一種制度，為了保護他們的安全，除了這項規則作為首選，還會是什么？無罪者絕對不會利用這項規則，無罪者絕對會主張說出來的權利，就像有罪者援引沉默權一樣”。他認為沉默權的產生是偶然的，不能由于禁止拷問而將一切正常的訊問都予以禁止。美國法學家龐德接受了邊沁的思想，并在20世紀初期，在不否認沉默權在歷史上產生的必然性的前提下，認為沉默權已經失去了繼續存在的理由，因為沉默權不能幫助無罪的人，倒是職業罪犯通過律師濫用這一權利。

當然，即使在美國，對于沉默權也沒有統一的說法，比如在“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中就是以5：4的微弱多數獲得通過的。當時持反對態度的科拉克等法官認為，“法院在很大程度上忽視的是這一規則的危害——毫無疑問，法院的新規則將會極大地減少被告人自白的數量。”另外，美國律師協會刑事司法標準道德委員會主席戈德斯托克也說，“我認為憲法中不應當規定沉默權，我找不到在刑事訴訟中有什么理由實行沉默權。沉默權不僅給執法人員制造麻煩，而且對公眾也不利，警察不得不采取另外的辦法來解決問題，反而侵犯了公民的權利。

對于上述沉默權的觀點，有的顯屬過激，但其中揭示的關于沉默權的弊端還是客觀的，沉默權的缺陷和消極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2．沉默權降低了訴訟效率，不能有效地懲罰犯罪。被告人供述是偵查人員查明案件事實的捷徑，而沉默權賦予被追訴者沉默的權利，從而堵塞了這條捷徑。偵查人員所擁有的訊問權實際上是名存實亡，與口供相連帶的各種潛在的證據也只能完全依靠現有的偵查技術以及偵查人員的專業能力來獲得，從而大大減慢偵查進程，甚至使偵查工作停滯不前。沉默權與經濟訴訟原則之間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是訴訟效率的天敵。

沉默權制度確立以后，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張行使沉默權，對偵查、起訴、審判人員的訊問不予回答，這時辦案人員就必須停止訊問，轉而進行其他證據的調查。如果難以查到其他相關證據，案件真實無法查明，就不得不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釋放，而此時倘若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真正的犯罪實施者的話，那么就無疑會導致放縱犯罪的發生，妨礙了為被害人伸張正義。

3．沉默權必然增加訴訟成本。如果一旦被追訴者采取沉默的態度來對待偵查人員的訊問，那么偵查人員就只能自己去花時間，花精力，通過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去尋找線索，查找證據，了解案情，而這些證據本可能從被追訴者口中獲得線索。因此，沉默權制度的建立必然會導致訴訟成本的增加。

4．沉默權不能從根本上遏制刑訊逼供。筆者在前述沉默權制度的優點時曾提到，沉默權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抑制刑訊逼供的作用。但是，理論與實踐總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由于客觀各種原因的存在，再加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偵查人員總能想出各種手段、各種理由來規避法律上的責任。因此，沉默權本身不是醫治刑訊逼供的靈丹妙藥。要使沉默權制度真正起到抑制刑訊逼供的作用，就必須對其進行充分的完善，建立配套的機制，彌補存在的漏洞。

司法所追求的不僅是公正的實現，更需要以一種看得見的程序正義的方式來實現。且不說罪犯也理應有自己的人身權利，在法院沒有最終定罪之前，任何犯罪嫌疑人都無法認定為案件真兇，那么，他們保持沉默的權利，就不應該受到非法侵害。倘若這樣近在咫尺的司法秩序都不能夠得到遵守，那么那些“永恒的正義”便注定只能成為正義的烏托邦。需要注意的是，美國人之所以能夠接受“米蘭達警告”，能夠忍受米蘭達規則所帶來的副作用，正是因為他們認為，法律首先需要鉗制的應該是公權力，其次才是危及社會的犯罪分子。公權力一旦脫韁，其對社會的危害遠甚于個人犯罪。放過真兇，不過是讓正義遲到；而動用公權機器濫殺、錯殺無辜，則直接讓正義變形乃至貶值。公權力之所以為“公”，不僅是一種身份的表征，更在于他們理應對公平正義進行不懈追逐。倘若偏離航向、濫用權力維護所謂“永恒的正義”，就極可能將一些守法公民的合法權利也推入罪惡的深淵。屆時，即使它維護了一百次正義，也無法抵銷一次不義帶給人們的傷害。

5．在一些重大的恐怖性犯罪、有組織性犯罪的案件中，沉默權也往往會被這些“職業罪犯”所濫用，從而使其逃避法律的懲罰。

結語：由于我國的歷史傳統、國情、民俗與西方國家有許多不同之處，在民眾的觀念形態、思維方式等諸多方面，更與歐美國家有很大差異。同時，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又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法制水平不高，法律意識淡薄，物質水平比較低，而沉默權制度的實施需要很高的要求和前提條件，我國在短期內是不可能具備這些條件的，如果現在強行規定并實施該制度，勢必會給整個社會帶來不安定。因此，目前沉默權對于我國而言，是一項超越國情的奢侈性制度，沉默權制度在中國應該緩行。

第四篇：試論沉默權制度

試論沉默權制度

沉默權是現代法治國家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是“人類通向文明的斗爭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它體現了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嚴和自由意志的尊重，也體現了一個國家在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狀況和刑事訴訟的文明與進步程度。對沉默權的最直觀、最形象的了解，莫過于美國的“米蘭達警告”，即在美國的影視劇中警察拘捕犯罪嫌疑人時常所說的臺詞：“你有權保持沉默，有權請律師辯護，如果你開口，你所作的供述將可能作為在法庭上對你不利的證據??。”由于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我國目前仍然沒有從立法上確立這一制度，但隨著我國與國際社會聯系的日益密切，以及實現司法公正、構建和諧社會、建設法治國家的內部要求，理應盡快確立一個符合我國刑事訴訟現狀的沉默權制度。

（一）沉默權的含義

沉默權（the right of scilence），學理上又稱反對被迫自我歸罪的特權（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項訴訟權利，是無罪推定原則的核心內容。沉默權實質上賦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兩項權利：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于是否陳述享有不受強迫的權利；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于是否提供不利于自己的陳述享有選擇權。簡言之，沉默權是處于不利地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是他們維護自身尊嚴權利，當然也是對警察、檢察官權力的一種制約。

（二）我國沉默權制度的現狀：

從總體上看，我國還未確立沉默權制度，因為沉默權包括三層含義：第一，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第二，有權拒絕陳述；第三，不因拒絕陳述而被做出不利于己的法律推定。目前，在立法上仍然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列為我國刑事訴訟法七大證據之一。這是與沉默權不相容的，也可以說，從根本上否定了沉默權。正是這種制度，為國家司法人員通過刑訊等野蠻或非人道的方式獲取有罪供述或其它證據成為可能。其次，根據我國“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刑事政策，如果犯罪嫌疑人拒絕回答或不如實回答，往往被認為是態度不老實，是抗拒的表現，在有其他證據藉以定案的情況下，這樣的被告人是要被嚴懲的。實際上，在我國刑事訴訟中，從最初的偵訊，到審查起訴過程中的訊問，再到法庭審理階段的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沒有保持沉默的權利，相反，倒有“如實回答”一切與案件有關的訊問義務。因此，中國目前還不存在沉默權制度。

(三）我國實行沉默權制度的必要性

隨著我國社會的民主化、法制化進程的加快，市場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我國有必要建立沉默權制度，這是樹立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維持刑事程序正常運轉的現實需求

1.確立沉默權是保障公民權利的需要。在刑事訴訟中，訴訟雙方最容易且頻繁受到侵犯的是受追訴人的權利。受到刑事追訴的人與擁有國家強制力量作后盾的控訴方相比，本來就處于劣勢地位，如果再賦予追訴官員強迫其陳述的權力，無疑加劇了訴訟雙方力量的不均衡。而賦予受追訴人沉默權，實際上是要增強其在刑事程序中與追訴一方相抗衡的手段，以達到維護被追訴者合法權利，抑制追訴權濫用的意圖。沉默權是最基本的言論自由，保障被告人沉默權，實際上是對每個公民權利的保障，是人權保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社會的進步、民主化進程的加快，我國也開始越來越重視對訴訟當事人權利的保護，因此，將刑事訴訟當事人的位置擺到與追訴機關平等的地位上來是發展的必然趨勢。

2.確立沉默權有助于實現程序上的公平。現代法治國家刑事訴訟注重程序的正當，強調尊重和保障受訊問人的人格尊嚴和意志自由，沉默權就是一個具體體現。從理論上講，沉默權是同強調訴訟結構平衡、當事人的主體地位、無罪推定原則及舉證責任的原理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因為強調訴訟中控、辯雙方的對等性，就不得對受追訴的人科以協助追訴一方追究其刑事責任的義務。根據無罪推定原則，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宣判有罪以前在法律上視為無罪的人，那么，指控其犯罪的一方為證實其有罪，就必須負有提出充分證據的責任，而不能強迫他本人提出證據證明自己有罪或者無罪。

3.確立沉默權是遏制刑訊逼供的客觀需要。刑訊逼供獲取口供的現象一直是我國司法領域的頑疾，長期以來屢禁不止。修改前后的刑事訴訟法，雖然都明確規定了“不輕信口供”，“嚴禁刑訊逼供”，但在實踐中因刑訊逼供導致冤假錯案的現象屢見不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傳統習慣的不良影響、有罪推定觀念的束縛、辦案經費的匱乏、偵查人員素質水平等等，但最根本的原因其實還是在“證據”本身，即司法實踐過分依賴言詞證據--口供。如果免除犯罪嫌疑人如實陳述的義務，賦予其保持沉默的權利，訊問者實施逼供行為的違法性就有了十分明確的界限，有利于促使刑事訴訟程序由“口供中心主義”向“證據裁判主義”轉變，由片面強調懲罰向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方向轉變。

（四）建立沉默權制度的設想

沉默權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僅要有立法者的決策、執法者訴訟觀念的轉變、公眾認識的提高，而且要建立健全配套的運行機制和相應的保障機制。當前條件下，需要建立我國最低限度的沉默權的保障機制：

1.全面確立無罪推定原則。無罪推定原則是現代法治國家普遍承認和確立的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是沉默權構建的理論基石。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盡管吸收了“無罪推定”原則的合理因素，但并沒有全面規定無罪推定原則。因此，應在刑事訴訟法中進一步明確無罪推定原則，將《刑事訴訟法》第 12 條修改為：“任何人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決之前，應被視為無罪的人，享有沉默權。”

2.明確規定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廢除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的規定。在《刑事訴訟法》“任務和基本原則”一章中增加一條，即：“任何人都不受強迫作不利于自己的陳述，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有權保持沉默，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禁止將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作為從重處罰的情節。”

3.建立包括作證豁免制度在內的鼓勵被告人積極供述的制度。一是適當借鑒“辯訴交易”制度。辯訴交易制度除了起到彌補對抗式審判程序效率缺陷之外，更重要的它是一種通過法律利益懸賞引導被告人招供的重要機制。可以根據我國的國情，對于自愿認罪的被告人，在量刑時予以適當從輕處罰。同時，在程序上可以進一步簡化，以提高訴訟效率。二是建立作證豁免制度。作證豁免應僅限于證據豁免，對某些被告人陳述的對自己不利的事實可不作為對其指控的證據，可以按照法律規定免除其刑事責任，證據豁免應只限于黑社會組織性質的犯罪、恐怖犯罪以及跨國犯罪等重大復雜的案件，以有利于及時偵破案件，打擊主要罪犯。

4.完善我國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沉默權的確立必將使得刑事審判程序進一步趨向對抗化，對口供的依賴轉變為對證人證言的依賴。然而受我國經濟的發展，民主法制建設狀況，司法人員的素質，社會傳統觀念和有關配套性法律、法規不完善等多種因素的限制，刑事審判中，證人出庭作證極少，干擾了正常的刑事審判程序的進行。因此，需要完善證人出庭作證的制度及其配套措施，保證有作證義務的人出庭作證。一是要強化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明確其拒不出庭作證的法律后果。二是建立和完善證人及其家屬保護制度和司法救濟制度。對證人及其家屬在證人出庭時的人身權利和應享有的各種權益予以保障，特別是要規定對直接或變相打擊報復出庭證人的行為人，不論處于何種訴訟階段，均應當給予經濟、行政或法律的嚴厲制裁。三是明確證人作證經濟損失補償制度和獎勵制度。對于履行出庭作證義務的證人，應根據公平、合理的原則對因作證支出的費用和誤工費給予經濟補償，明確規定出庭作證的補償標準及實施辦法，由專職部門（法院）進行管理和分配，對積極作證的證人給予一定的榮譽和物質獎勵。

5.健全對刑訊逼供者的責任追究制度。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一直是禁止刑訊逼供的，但事實上卻是禁而不止。刑訊逼供現象存在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沒有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同時缺乏侵權救濟途徑。所以，有必要建立多渠道的侵權救濟途徑，加大對刑訊逼供案件的查處力度，嚴格追究違法者的責任，以有效制止侵權行為。建議修改《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增加規定“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

第五篇：沉默權制度淺析

沉默權制度淺析

摘要：沉默權制度是英美法系國家刑事訴訟中具有特色的一項制度，它體現了對人權的尊重和保護，也是“無罪推定”的形式訴訟基本原則的重要體現，本文從中國的視角研究沉默權，以期為我國的刑事訴訟完善提供有益的幫助。

關鍵詞：刑事訴訟；沉默權；程序正義

一、沉默權沿革

沉默權在西方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古羅馬關于自然正義的司法原則包含了沉默權的內容：“正義從未呼喚任何人揭露自己有犯罪”。實際上沉默權濫觴于17世紀英國的李爾本案件。1639年約翰.李爾本在法庭上大聲疾呼：“任何人都不得發誓自己的良心，來回答那些將使自己陷入到刑事追訴的提問，哪怕是裝模作樣也不行。”面對高踞座上的皇家大法官李爾本死不開口，法官惱羞成怒不僅判決他藐視法庭并將其拖到倫敦塔下公開施以鞭笞。可以說約翰.李爾本是幸運的，1641年英國光榮革命取得勝利，議會掌握了政權，并宣布李爾本案件的判決不合法，廢除了星座法庭，并禁止在刑事案件中依“職權宣誓”。李爾本的起訴使沉默權在與糾問程序的斗爭中取得了勝利。就在第二年一個由12名盎格魯主教組成的代表團向由清教徒控制的議會起訴，呼吁國王保護他們在上議院的豁免權，在這一案件的審理中沉默權被人們所主張。

1688年，國王詹姆斯二世起訴7個主教違抗他關于取消所有反對極端主義法律的命令，這個案件使得“沉默權”在英國終于牢牢地站穩了腳跟。在西方各國的刑事訴訟中，大多數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并且被認為是受刑事追訴者用以自衛的最重要的一項訴訟權利。但并沒有把沉默權的適用范圍擴大到了法庭審判前警察對犯罪嫌疑人的審訊。直到進入20世紀中期以后，在1966年米蘭達訴亞利桑納洲案件中對米蘭達規則的確立才標志著正式將原來的“審判沉默權擴展成了審訊沉默權。”

17世紀之后，隨著資產階級政權的逐步確立，沉默權在法律中得到確認。許多國家將沉默權直接規定在憲法之中，可見，沉默權作為現代法制國家促進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民主化的一項基本人權，作為刑事司法公正的最低限度標準之一，得到了普通的強調和維護。

二、“沉默權”在中國

在我國刑事訴訟中，從最初的偵訊到審查起訴過程中的訊問，再到法庭審理階段的詢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沒有保持沉默的權利，而反倒有“如實供訴”一切與案件有關訊問的義務。為什么現行法對于沉默權采取如此強硬的態度，而且還明確肯定犯罪嫌疑人有“供訴義務”呢？其原因歸結如下：

1、歷史傳統文化的影響

在我國的整個歷史長河中似乎看不到人權的影子，中國社會的傳統特征是等級和身份，在市民社會中的個人地位相對于幾千年來的皇權或是現在國家的公權利都是微不足道的。雖說我們現在提倡法治，但從現實狀況看來似乎有些舉步唯艱的態勢。刑訊逼供的現象屢禁不止，錯案、冤案成為媒體的頭條已不再是罕事。在改革開放的步調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個人的法律地位和實際地位都有了明顯的提高，社會生活中的個人自由也有了起碼的保障。但我們所不容忽視的是傳統文化中的一些野蠻落后的東西并沒有完全消失。

2、我國本身的刑事訴訟制度的影響

在我國的1979年《刑事訴訟法》中，基于發現實質的需要對于與沉默權直接對立的“供訴義務”予以了肯定，這無疑使我們看到“沉默權”在中國刑事訴訟制度中缺少必要的背景支持，而“供訴義務”卻有其堅實的現實基礎。

3、國家政治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的影響

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里，我們所提倡的是共產主義。在長期實行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的籠罩下，我們主張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于中央，在處理利益關系上的基本原則是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集體利益服從國家利益，絕不允許個人的任何利益優先與國家懲罰犯罪的需要，更不能容忍已經成為權利約束對象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對于國家追究犯罪的任務構成威脅。

三、沉默權在中國不應是奢侈品

我國在1996年修訂《刑事訴訟法》時曾對于是否將沉默權寫入有過激烈的爭論，遺憾的是最后它擱淺了，但沉默權在我國也算是得到了一次啟蒙。但在我國正式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后，沉默權在我國法律界再一次得到了關注。根據國際、國內情勢看來筆者認為在我國刑事訴訟中建立沉默權勢在必行，其“必然性”表現在：

（一）建立沉默權有利于加強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人權的程序保障促進我國刑事訴訟的社會公信力。“人權問題”在21世紀的今天早已成為現代法制建設的一項重大課題，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這一特殊人群的權利更是不容忽視。它實際上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憲法權利在刑事訴訟的延伸，而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它所享有的權利不僅包括基本的生命健康權還包括其所享有的各種自由，作為刑事訴訟的主體，其言論自由就必然得在刑事訴訟中得以實現。

（二）建立沉默權有助于抑制刑訊逼供的違法行為，根治刑事司法中的這一毒瘤。“供訴義務”的存在導致大量無辜的公民在非法審訊中意志瓦解，最后作出不真實的供訴。這難道不是“刑訊逼供”的誘因或是錯案冤案頻出的先導嗎？“追求客觀事實”是貫穿中國刑事訴訟程序全過程、指導公檢法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的基本理念，所以建立沉默權可以說是根治刑訊逼供的必要一環。

（三）建立沉默權是履行國際義務與國際法接軌的必然要求。“條約必須信守”這一項基本法治精神早已為大家所知悉，若不信守條約則形同虛設。1998年10月5日我國正式簽署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并且贊同《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那么不自證其罪的特權作為這兩個國際公約中所倡導的司法文明的核心內容之一，我們怎么置之于不顧呢？

四、“沉默權”制度構想

（一）在現行立法中對沉默權進行肯定。不僅包括基本法《憲法》以及《刑事訴訟法》，還包括有公檢法三機關在具體的司法過程的各項行政法規等都應當對其進行說明，使之與沉默權相協調。

（二）在具體的執法過程中為沉默權建立保障機制。完善我國刑事訴訟法，建立刑事訴訟的人權保障機制，是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不僅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這一基本人權還告之這一基本權利，使其價值得到有效發揮、權利得以保障。

（三）對沉默權的具體內容進行完善，以適應我國的具體國情。鑒于中西文化的現實差異，我們在立法時更應當注意結合現行國內的法制狀況對其內容進行合理的調整，主要內容包括：

1、在沉默權與無罪推定的必然邏輯聯系上，我們應當把無罪推定作為沉默權的理論基礎和保障；

2、在引入沉默權后為了避免其帶來的負效應，我們應當真正落實坦白從寬的刑事政策，將其上升為法律規定，鼓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積極認罪服法；

3、建立權利告之機制，避免司法人員利用這一漏洞來誘取口供；

4、轉變偵查體制，把偵察訊問權與羈押管理權分開，偵查官提審犯罪嫌疑人必須經羈押機關的批準；

5、完善我國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明確其法律后果，并為其建立物質補償和啊安全保障制度，使證人無后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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