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校史展覽解說詞（模版）

校史展覽解說詞

今年是我校的百年華誕，也是中國國立農業高等教育開展的一百年紀念。作為曾經中國農業高等教育的策源地，今日中國農業高校的領頭雁，農大百年滄桑，經歷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和新中國四個時期，校名和校址也屢經變遷，從我們面前的這張歷史沿革表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曲折的經歷，坎坷的歲月，磨礪了農大堅韌頑強的精神，形成了農大情系民生的傳統，也鑄就了農大的世紀輝煌。

一、學基初奠 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農學院（1905、12－1914、2）

中國農業大學的源頭可以追溯至1905年，京師大學堂農科大學的籌建。也許是巧合，也正是那一年傳統中國選拔人才的科舉制被廢除，現代教育真正正式登上了歷史舞臺。

農科大學擇地建校

京師大學堂自1905年起建設分科大學。在這張珍貴的歷史文獻——學務大臣《奏請建設分科大學片》中，將瓦窯村地方已購土地留作建農科大學的字跡清晰可見。1908年，望海樓一帶取代了瓦窯村成為學校新的落腳地，下面的兩個歷史文獻（《奏請撥望海樓地方葦塘官地建設農科大學片》、《教育公報》）對改址的原因均有記載。羅振玉，農大人不會忘記這個名字。他不僅是堪與梁啟超、王國維比肩的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文化名人，更是農科大學的創始人。1909年，羅振玉被任命為京師大學堂農科大學首任監督，他對將農科大學的創建極為重視，這份《復勘釣魚臺地畝情形報告》就是他當年親力親為的明證。報告意見被當局采納以后，農科大學的校址就基本落實了，從望海樓到羅道莊，面積達1200畝，這給日后農科大學的建設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從1908年算起到1958年遷校馬連洼，農大在此辦學達半個世紀之久。

農科大學校址的選擇，嚴格遵循了四個原則，充分地體現了第一代高等農業教育者的良苦用心與嚴謹精神。

1912年11月，農科大學從馬神廟京師大學堂舊址遷入北京阜成門外羅道莊（今北京玉淵潭公園）校址，石刻“農科大學”高懸于大門（第一張板的門頭，回指對照1993年復制實物）。“農科大學”的大學的講堂大樓（工字樓）和辦事樓比赫赫有名的北大沙灘紅樓還要早六年。盡管今日我們已無處憑吊，但在這些老照片中，我們依稀可以想像出它們當年的雄姿。

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5月，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校，農科大學改稱“北京大學校農科大學”。1913年，農科大學的第一屆畢業生走出校門，此時距1905年建校已經有8年之久，這也折射了中國現代農業高等教育創辦的不易：大學堂1904年正式招收預備科第一班學生，1909年預科班畢業后，部分學生和一些同年畢業的師范第四類學生升入大學堂農科，成為農科大學的第一批學員。1913年，在經歷時局動蕩影響之后，農大的第一屆畢業生在12月離校。他們(指照片)就是中國現代農業科技的星星之火！

二、風雨前行 國立北京農業專門學校（1914、2－1923、2）

1914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以“教授高等農業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辦學宗旨，將農科大學改組為獨立的“國立北京農業專門學校”，成為與北京大學同屬于教育部的當時北京國立八校之一。由于其時地方割據、軍閥混戰，學校在此后9年的發展歷程，可以用“步履維艱、風雨飄搖”8個字來形容，但仍取得了可觀的辦學成就，師資力量不斷加強，學科體系不斷完善。

民國建立初期，中國教育模式“以美為師”取代“以日為師”的趨勢十分明顯，這張小小的學年歷就是歷史的見證。1921年，在校長吳宗栻（圖片見第二板）主持下，改革學制：由3學年制改為4學年制；各學科采用單位制（相當于現在的學時制）；設必修與選修課程。大家可以參看這個文獻（教育部批準改革學制）。1921年10月20日《晨報》上刊登的《添招女生廣告》對我校而言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它標志著中國女性開始進入現代中國農業高等教育的視野中。可惜當年響應者寥寥，并沒有招到學生，直到1926年才有第一名女生入學。從第一名女生于1930年畢業算起，解放前共有71名女生從農大畢業，而今天的農大，女生的比例已接近一半。

當年的校園農場“兩岸葦花一溪水，新田千頃盡嘉禾”（1916年校友詩作），當年的農大人“愿學為農意豈奢，田間風味足桑麻”。農專時期，學校教學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重視學生的實地調查研究，這些老照片生動的記錄了當時的情景。從1916年起，每屆畢業班（三年級）都利用假期到國內各地和日本、朝鮮考察實習。第一次考察團的帶領者，即這位許璇教授（指照片中的許，再回指上一頁照片）。他在農大四個不同時期任職累計長達20年，并四次出任院長、校長，為學校的建設與發展做出了卓越成就，為中國高等農業教育做出了杰出貢獻。因此，他在中國近代高等農業教育史上享有崇高的聲望，被當年教育界譽為“罕有人物”、“一代宗師”。許璇教授1934年積勞成疾而不幸去世后，北平大學為他舉行校葬，為一位教授的逝世舉行校葬，在北平大學尚史無前例。

這一時期，學校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掙扎圖存，不斷發展，九年時間里共有三百零五名學生從這里畢業。同時，在農專校園還成立了足球隊、網球隊，辦起了雜志、叢刊，文化生活開展的紅紅火火。

五四運動中的農大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這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它標志著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農專在“五四運動”中做出過重要貢獻，是“五四運動”早期發起者之一，并始終站在運動前列(當年13院校，今天多已不存)。這是農大的光榮和驕傲，農大成為一所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學校，可以說即是從“五四運動”起。

農專的師生在5月4日和其他12所院校學生一起，齊集天安門舉行大會，舉行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北洋政府投降賣國行徑的示威游行，6月3日，學生運動遭到鎮壓，上千學生被捕，農專學生羅家楷等亦在其中，為了支援學生運動和營救被捕學生，農專學生發動捐款，并在北京第一舞臺和北大、清華、高師三校舉行募捐義演（義演、捐款啟事和義演的劇目單）；1920年，農專學生會抗議日本政府就山東問題和中國政府“直接交涉”所印發傳單；1920年5月，農專學生創辦《醒農》半月刊，把目標朝向農民，《醒農》的發刊宗旨是：“促人民之覺悟”，“謀農業之改進，”它是“五四時期”有相當影響的刊物之一，發行國內外。

三、開拓奮進 國立北京農業大學（1923、3－1928、11）

1923年3月，經過三年多時間的醞釀，北京農業專門學校改為國立北京農業大學。章士釗在“改大”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當時他剛剛從歐美考察歸來，即投身農專的建設中，并成為改大后的第一任校長。1922年12月，他到農專發表演說，闡述辦學方針，聲稱愿作改造農專的“炮手”。1923年上任之后，章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來推動農大的發展，他刊登在《晨報》上公開納賢延聘國內外農業專家來校執教的《征聘農業專家特告》就是一例，這一舉措在30年代開始顯出成效。1925－1926，在他已任教育總長后仍兼任過一段時間國立北京農業大學的校長。章士釗不僅為農大發展規劃藍圖，而且在他任校長期間，將每月工資捐贈農大購置參考書籍，至今圖書館仍有遺存。

這一時期，學校不僅學科體系完善，師資力量雄厚，這份經過當時的大總統黎元洪批準的《國立北京農業大學組織大綱》或可說明；學校當時擁有四個農事試驗場，增添了大量試驗器材和圖書資料，學術活動異常活躍，農業化學學會、森林學會先后成立；而且一度經費充足，1923年學生人均經費為一千一百五十元，是當年北大學生人均經費的三倍還多。“不愧為吾國最著名之農業大學。”

這一時期農大革命組織的“萌芽”也值得我們關注。

“五四運動”以后，李大釗、鄧中夏等在北京大學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組織“北京共產黨小組”，積極探索救國救民之道。1921年初，在鄧中夏的直接指導下，楊開智(楊開慧兄)、樂天宇、蔣文xiao（音同“孝”）三人組成了社會主義小組，這樣的小組在當時北京高等學校中只此—家。半年后，根據鄧中夏指示，在此基礎上，建立農專第—個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這也是北京高校最早建立的團支部之一。團支部的建立把農專的學生運動推向新的高潮。

1924年1月，根據中共北京地委的指示，農大青年團(此時已改稱共青團)的全體團員轉為共產黨員，成立了農大歷史上第—個中共支部，樂天宇為第一任支部書記。農大支部是北京高校中最早成立的中共支部之一。此后，革命運動在校內外迅猛發展，組織迅速擴大。黨員人數由最初的十余人，到1926年發展到五十余人之多，最多時占在校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農大支部還在京郊農民中發展黨員，進行農民教育，開展農民運動。農大黨支部是大革命時期北京地區一支有戰斗力的革命隊，—個堅強的戰斗堡壘。

那個時期還有一些事值得我們銘記。“茍且偷生生同朽骨，為國而死死亦光榮。”這是1926年6月，寫給三?一八慘案中死難的農大學生林孔唐烈士的挽聯，在那場發生上世紀20年代中期的反帝運動中，農大學生用鮮血寫就了不能忘卻的紀念。這些文獻和照片真實地記錄了那段歷史。

1928年5月，“濟南慘案”發生后，北京各界掀起了反日運動。農大全體教職工和學生們立即行動起來，集會、游行、宣傳、成立反日濟案后援會，抗議日軍的暴行。8月，為了喚起人們永不忘國恥，在校園里建起“毋忘國恥”紀念碑。“七七事變”后，北平淪陷，農大校園被日軍占據為兵營，紀念碑被毀。這座“毋忘國恥”紀念碑的建立，足見當年農大師生愛國熱忱。

四、發展壯大

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1928、11－1937、9）

1928年，國民政府進入北京，改北京為北平，實行大學區制，再提國立九校合并改組，幾經抗議反復，北大、北師大各自獨立，但農大卻從此開始了她作為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的歷史。這是解放前農大歷史上繼農專時期后第二段較長的穩定期，也是學校不斷發展壯大的時期。

北平大學農學院校門兩側墻壁上有四個醒目大字：教民稼穡。全校師生也用實際行動為這四個字做了最生動的注腳，他們秉承了農專農大的優良傳統，近一步加強了同農民群眾的聯系，在全國各地農村參加勞作，進行農事推廣，設立農村建設試驗區，開展面向農村、服務農民的教育活動。據記載，1935年，西郊農民贈農學院七尺大木匾一塊，上書“福利農民”。此匾曾高懸生物大樓之上，后屢經戰火**，不知所終。這一時期每年舉辦的“與農民同樂大會”，正是自農科大學建立起，一代又一代的農大人堅持走面向農村，為農業、農民服務的道路中的一種有效嘗試，是不斷思考與摸索得到的成果。

北平大學農學院任職較長的劉運籌院長，雖然政治上不夠明智（阻礙學生運動的開展），但其辦學業績不容抹殺。他提出了心理建設、物質建設和社會建設三大建設計劃，對學校的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提出并推行“農村建設實驗區”，別具匠心倡議以每年11月11日為“中國農民節”，其“雙十一”的含義，即為“士”與“土”兩字的組合，意為知識、知識分子與土地、農民相結合。

這一時期，學校的學術科研活動漸成規模，各種學會組織多達九個，學術會議不斷，農業刊物也有十余種，尤其是隨《世界日報》出板發行的《農學周刊》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到20世紀30年代，經過學校二十余年的建設，教學設施逐年增加，原先“水涸已無魚可釣，池塘只有鳥堪羅”的荒蕪校園也是“紅桃白李，爭風河岸，綠柳青松點綴全境”，風光秀麗，景色怡人，時有“東方小瑞士”之稱。

在學習之余，學校的體育運動也是開展的有聲有色。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北平大學農學院的學生和教職工也迅速地投入到了救國運動中。10月，農學院抗日救國會在校內外連續舉行救國宣傳，演出自編自演的新劇，觀看演出人數達1500多人。11月時，在突破當局再三阻撓，赴南京請愿的北平各校2000多人大學生隊伍中，就有農學院90余名學生的身影。同時，農學院師生還積極進行軍事訓練，準備投身救國戰斗中。這為他們日后從事農業科研活動，為抗戰中的顛沛流離、艱苦西遷進行了必要的體力上的準備。

在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中，平大農學院學生同樣以巨大的愛國熱情匯入抗日救亡的時代洪流之中。

五、共赴國難 西安臨時大學、西北聯合大學農學院（1937、9－1938、7）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偌大的中國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國民政府將北平大學等北京數所大學幾經輾轉，遷至陜西，組成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學校成為西北聯大農學院，后又與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合并組建國立西北農學院。國難時艱中，平大農學院因國土淪喪而消失，新的國立西北農學院建立起來，這對大西北地區高等農業教育而言無疑是一大貢獻，但卻是以取消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國立農科大學為代價的。20世紀90年代初，當時已是百歲老人的原北平大學校長兼農學院院長徐誦明教授，在與農大研究校史的老師講起當年的經歷仍十分激動，談到他極力反對教育部肢解北平大學，甚至當面和教育部部長陳立夫爭論。農學院校友胡子昂等也紛紛致函致電陳立夫，表示反對，要求保存農學院建制，以便戰后復員。但農大的百年發展還是在這里一度中斷。從京師大學堂一路走過，中國最早的農科大學三十三年的起落沉浮，也是中國高等農業教育發展史的艱難開篇。

抗戰期間，華北偽政府在北京建立了北大農學院，抗戰勝利后，其中的部分人員經過甄別，也并入后來的重建的賡續血脈的北大農學院中。

六、浴火重生

國立北京大學農學院（1946、6－1949、9）

1945年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決定，國立北京大學在北平復校，農大也同飽經憂患的中華民族一起開始了她的重生之路。

抗日戰爭勝利后，西遷的學校大多開始復員原地辦學，而原來的平大農學院，因為被拆散、并遷，已經不復存在。但在校友會的不斷努力下，多次與北大校長胡適聯系、協商，達成共識，原北平大學農學院得以在原址恢復重建，改屬北京大學，農大被中斷的歷史得以延續。這份當時被刊載于北平各報的歷史文獻（胡適親筆致函答復北農校友總會）就是復校的見證，在答復中胡適明確表達了對北大農學院繼承原先北農歷史的肯定和支持，稱“現在之北大農學院，即為延續北農歷史之學院。”

在院長俞大紱的主持下，李先聞、李景均、熊大仕、林傳光、周明牂、黃瑞綸、陳華癸、李連捷、應廉耕、李蔭楨、汪振儒、汪國輿、吳仲賢??一大批學界才俊從四面八方匯聚而來。宏大的規模、廣闊的教學實習場所和優美的校園環境，北大農學院擁有當時北京大學各學院中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北大農學院設系之多，分科之細為當時全國農業院校之冠，當時北大有六個學院三十三個學系，農學院就占十個。

從1945年到1948年12月（羅道莊解放）的三年間，農學院的進步力量，在黨地下組織的領導下不斷發展。從反“甄審”斗爭到抗暴斗爭，到“五二○”反饑餓反壓迫斗爭，再到“八一九”大逮捕，到處可見北大農學院師生反抗、斗爭的身影。1948年12月17日，北大農學院所在的羅道莊地區獲得解放。農學院在歷經苦難之后，懷著對光明的熱切期待，沖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迎來了更大的新生。

1949年7月，輔仁大學農學院并入北大農學院。農業大學最粗壯的源流就此形成了。

下面，讓我們把目光再次回到風雨如磐的現代中國歷史中，梳理農業大學另一個主要源頭：清華大學農學院。

一、學科草創 清華學校農科與清華大學農學院籌辦（1921－1933）

二十世紀初作為留美預備學校的清華，因為當時學生“多有志向學習農科者”，就以開始設置農學方面的課程，不少學生經由清華赴美學習農學或生物學，學成后即歸來報效祖國，他們中的大多數成為中國現代農學研究和農業高等教育的中堅。

1921年，清華學校開辦農科學校，又有許多有志學農的青年從這里走出國門；1928年清華改為大學，30年代初即已開始積極籌建農學院，當時的國民政府甚至已將圓明園故址拔歸清華辦農事試驗場。

二、人才輩出 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1934－1946）

1934年，作為農學院過渡的農業研究所在清華創立，由校長梅貽琦擔任主任，在有限的條件下在河北做了大量的科學研究。但是，很快的抗戰爆發了，正常的發展被迫終止，清華也開始了顛沛流離的轉移和在大后方昆明艱難辦學的歷程。農業研究所克服了種種困難，為我國西南地區的農業、生物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更為可貴的是，這一時期的農研所為國家培養儲備了一批農業科學技術人才，如展覽中所寫名單，一個只有60人的隊伍，有這么多的院士先后產生，實屬罕見。所以說清華農研所是一所英才庫，毫不夸張。這是清華農研所對國家最大的歷史性貢獻。

三、志存高遠 清華大學農學院（1946、6－1949、9）

抗戰勝利后清華復員北平。1946年，清華農學院成立，湯佩松任院長。湯佩松奉命籌備清華大學農學院時，設計了一幅嶄新藍圖，擬訂了農學院的發展目標。

對于清華大學農學院要辦成什么樣，培養目標是什么，要如何實現這樣的目標等等，湯佩松在當年的《籌備方案》和日后的回憶中闡述的十分清晰。（湯佩松談辦學目標中的劃線部分）這樣的設想和全盤籌劃，在我國農業教育中可以說獨樹一幟。

由于不久新中國建立，清華農學院被合并組建北京農業大學，湯佩松的抱負未得實現，但他的辦學理念，并沒有全被埋沒。農大應當辦成什么樣的學校？這個問題，一直是農大人思考、議論、關注的問題，今日的農大，以國內最高、世界一流的高等農業學府為目標，已經是我們的共識了。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走近匯成農業大學第三支源流是華北大學農學院。

一、篳路藍縷 延安自然科學院生物系（1940、8－1946、3）

華北大學農學院的前身是1940年中共中央創辦的延安自然科學院生物系，主任是農科大學的老畢業生樂天宇。

在那個戰火紛飛的歲月中，延安自然科學院生物系為陜甘寧邊區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大家每次聽到熟悉的《南泥灣》的旋律時，都會想到王震和他領導的三五九旅。但歷史不會忘記，是樂天宇和他領導的延安自然科學院生物系深入細致的考查和科學的研究報告，促成了南泥灣的開發。

二、不畏時艱

北方大學農學院（1946、3－1948、7）

1946年，為了“開展農村大生產運動，為戰爭和人民服務”，延安自然科學院生物系經延安大學農業系的短暫過渡后，在山西長治成立了北方大學農學院。學院在參加生產的同時積極開展研究工作，尤其是獸醫研究，被國際學界認為是“現代中獸醫學”的開端。

三、高歌猛進

華北大學農學院（1948、7－1949、9）1948年7月，北方大學與華北聯合大學合并成立華北大學，農學院隨之稱為華北大學農學院，并從太行山上搬遷到石家莊辦學，對華北地區的農業實踐發揮了科學的指導作用。

新中國成立以后，北大、清華、華大的三所大學的農學院，在中央的支持下，開始醞釀大的調整。三院合并已是大勢所趨。從9月中籌備起，只用一個半月，合并與搬遷工作就順利完成了。12月17日，新領導班子宣布就職，樂天宇任校委主任。錢俊瑞(時任教育部副部長兼農大籌委主任)在就職大會上講話說：“今天全中國范圍內以這樣大的力量辦這樣的學校是頭一個。中央人民政府對這個學校方針與實施給以重大注意，我們建設這個學校，對中國農業及農業教育要樹立新的榜樣”。1950年4月8日，北京農業大學校名確定，農大歷史的新篇章就此展開。

“三位一體”辦學方針

樂天宇提倡“生產、教育、研究三位一體”，其實早在40年代初就有實踐。當時，延安自然科學院生物系師生在大生產運動中，到農村去與群眾密切結合，邊生產、邊教學、邊研究，在完成群眾生產任務的同時，完成學習和研究任務。“三位一體”在北方大學農學院、華北大學農學院一直延續下來。

就當時的形勢而言，實行“三位一體”辦學方針的華北大學農學院為解放區的農業生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積累了寶貴的辦學經驗。新中國建立后，樂天宇在主持北京農業大學工作時仍堅持這一構想。1950年起舉辦的農耕學習班，正是“三位一體”論的重要實踐。后來，由于三位一體方針不夠明確、具體，又在實踐中發生了單純強調生產的狹隘實用主義的偏向，漸漸地就不再被提起了。

農大建立之初的教改回顧

三院合并成立的北京農業大學后是新中國第一所多科性農業大學，既肩負著歷史賦予的重任，又面臨著嚴峻的考驗，首先遇到的是如何把具有不同歷史傳統與特點的三所農學院真正團結起來，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為建設新型的社會主義農業大學而共同奮斗。建校初期所采取的一系列各項教育改革的嘗試，有的取得了顯著成效，積累了寶貴經驗，為中央和師生們所肯定，但也有失誤，尤其在課程改革上，出現了有違黨中央的方針與政策的現象，以致出現了“農大**”問題。這也是新中國的高等農業教育者們在探索中前進時所付出的代價。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直接關懷下，農大糾正了錯誤，重新步入正軌。為“配合國家經濟建設培養高級農業建設人才”，學校建立較為齊全的教學和學科結構，一面進行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一面積極投身于社會主義建設。

1954年北京農業大學被國務院列為全國六所重點院校之一。

農大的院系調整

從1952年下半年開始，在中央的部署下，全國性的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展開。農大原有的11個系調整為6個系、9個專業。（展覽所列機構表）。而此次調整中分離出去的森林系與河北農大森林系合并建立了北京林學院，現在是北京林業大學，已經別立新宗；分離出去的農機系，則與華北農業機械專科學校、北京雙橋機耕學校合并成立了北京機械化農業學院，成為新中國高等農業教育的一所重要學府，1960年，北農機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院校。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后來改為北京農業工程大學又于1995年與北農合并成立中國農業大學，它位于清華東路北側的校址，是現在的東校區。

五年學蘇

在教學上，這一時期的北京農業大學和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都進行了很多探索和改革。如全面修訂教學計劃，精簡課程，減少學時（見計劃表的對比）；如在學習蘇聯取得的經驗上，遵循“學習蘇聯先進經驗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方針，對教學大綱進行修訂；建立生產實習制度（有圖片）；改革考試制度；請進蘇聯專家；引進、翻譯蘇聯教材等等。1954年以前學校的科研工作，重在恢復和整頓，為日后大規模開展科學研究工作做好準備。1954年之后，在農業合作化高潮中，吹響了向科學進軍的號角，從各個方面（展覽有說明）加強科研工作。全校的學術水平、科研水平有了顯著提高，農業調查、品種選育、植物保護、獸醫、植物生理等方面均有大量建樹。

這些珍貴的圖片與文獻，真實地記錄了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探索中的曲折發展

從1958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始前夕，農大走過了曲折發展的道路，經過了“教育大革命”、全校下放鍛煉——調整，貫徹《高教六十條》——試行半農（工）半讀等幾個重要的發展階段，這十年是學校在曲折中前進的十年，學校工作既遇過挫折，也有迅速發展，在全體師生的共同努力下，克服環境的艱苦，取得了令人稱道的豐碩成果。1958年，北京農業大學搬離了走過半個世紀風雨的羅道莊老校區，新校址位于圓明園西北面的馬連洼，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西校區。

遵照毛主席指示，1958年北農大和北農機全體師生均下放鍛煉一年，這一年的實踐有得有失，獲得了不少經驗，也付出了代價。但正如1961年中共中央關于討論和試行《高教六十條》的指示中所說：“不論是成功的經驗或者是錯誤的經驗，都是我們寶貴的財富”。

認真總結1958年前后的“教育革命”經驗與教訓，貫徹執行中央關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和《高教六十條》，學校工作得到迅速恢復與發展。建立了正常的、穩定的教學秩序，調整了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甄別了冤假錯案，調動了廣大教師的積極性，特別是老教師受到應有的尊重，充分發揮他們在教學與科研工作中的主導作用。全校科學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發展，為農業建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學生中認真讀書努力學習蔚然成風，教學質量顯著提。全校師生員工團結一致，共同戰勝暫時困難，學校的領導工作，學校的風氣和教學質量出現了繼五十年代之后，第二個輝煌時期。

文革罹難，堅韌求卓

在文革十年中，中國農業高等教育受到嚴峻的考驗，北京農業大學和北京農機學院都遭受了那個年代特有的苦難與艱辛。

兩所學校受到的遠大于其他高校的沖擊，學校幾近癱瘓，甚至面臨被解散的境地。學校分別被遷出北京，從東到西，從北到南經歷了數次輾轉，顛沛流離，甚至幾次更改校名，陜西甘泉縣的深山溝，重慶山城，河北的涿州和邢臺都留下了它們的足跡。許多寶貴的歷史文物也因此劫難而散失無蹤，那塊“農科大學”的石刻門頭原本在1958年隨校從羅道莊移到馬連洼，現在也只能在發黃的相片中看到，永遠成為記憶中的風景。

農大是“抗棍棒的種子”，即使在那樣的環境中，農大人懷著報國憂民的胸懷，以頑強堅韌的精神，在教學和科研上孜孜不倦。開展貧下中農再教育，進行調查研究，為當地農民培訓技術人才。尤其是具有特色的短訓班，對普及農業技術，推動當地農業生產起了一定作用；小麥育種工作評選出了適應陜北旱塬地區種植的10多個品種，比當地原有品種增產20%~50%。另外，學校開辦的獸藥廠、赤霉素廠也陸續投入生產。

1972年、1974年，北農機和北農大分別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技大會上，北農大有6名代表（沈其益、蔡旭、李連捷、俞大紱、沈雋、湯逸人）出席，12項科技成果獲科學大會獎，獲得6面獎狀。

文革結束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河北日報》等紛紛發表報道農大的文章，這是對農大極大的支持，也寄托了全國人民對辦好這所高等農業學府的殷切希望。

遷回原址，撥亂反正

1978年，經歷了文革浩劫之后的短暫調整，共和國撥正了航向，科教事業迎來了春天，農業高等教育的發展也迎來了轉機。北京農業大學和北京農業機械學院也在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親切關懷下，兩校分別從河北涿縣、邢臺先后搬回北京原址辦學。

(這一段說明作參考)1977年8月4日，沈其益在鄧小平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者座談會上發言，高鵬先、王明遠、沈其益聯名給中央寫信，時任副主席的鄧小平同志于8月9日作了批示，并建議國務院派專人調查和處理。稍早的時候，俞大紱、沈其益、熊大仕等著名教授就曾先后聯名上書鄧副主席、華國鋒主席，另外以華北農大全體教職工名義寫信給中央軍委及軍委副主席聶榮臻元帥，請求退還馬連洼校舍，恢復北京農業大學校名。1978年11月29日，國務院正式下發了《國務院關于華北農業大學搬回馬連洼并恢復北京農業大學名稱的通知》，在通知發表的第二天，1978年11月30日，《光明日報》發表題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文章，這恰是經歷嚴寒、迎來春天，農大又獲新生的真實寫照。

也是在1977年8月，華北農業機械學院王永波、萬鶴群、唐文霞、喬東生等十九位教職員工曾給鄧小平副主席寫信，匯報學院情況，陳述了文革外遷中，學院遭受的損失，反映了廣大教職員工要求改變現狀的迫切愿望。鄧小平接到信后不久就做了重要批示。1979年，胡耀邦和鄧小平同志批示同意農機學院遷回北京原址恢復原校名，十五位總理、副總理也批示同意。這兩個文件清楚的記載了這一事件。農工大也終于回到了發展的航道中。遷回北京辦學后，北農大和北農機首先面臨的就是收回校園的問題。這是當時校園校舍被外單位占用，學生無處讀書，教學、科研和住宿能只能在臨時搭建的棚子里和廁所里進行的慘狀（指收回校園迫切要求一組照片）。經過多年的努力，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學校才收回大部分北占用的校舍。今天，中國農大的兩個校區中還能清晰地看到那段特殊歷史留下的印跡。

十年浩劫也是人才的浩劫，北農大和農工大在8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了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同時進行的隊伍整頓與建設和也經過十年的努力取得了顯著成效，對照這些圖表，我們可以有一個初步的了解。致力建設，成果斐然

1984年，國務院將北京農業大學列為全國重點建設的十所高等院校之一。1988年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更名為北京農業工程大學。

本科、研究生招生自1980年起開始恢復，且規模不斷擴大，學校在教育教學改革上成績巨大，學科設置日臻完善，教學研究成果斐然。研究生教育方面也獲得了較大發展，可以稱作中國現代農業科技人才的搖籃。（指招生數字及碩士點、博士點及博導數字）育天下英才是學校的宗旨，學校不僅重視本、專科及研究生的培養，還十分重視成人教育及干部的培訓，為國家的農業建設輸送不同層次的人才。這是學校繼續教育的情況（指繼教圖片、文字）農大人以解民生之多艱為己任，在科學研究領域取得了輝煌的成果。在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為“三農”服務，解決農業生產建設的實際問題方面農大的老師們辛勤奉獻，孜孜以求，1978—1995年間，取得科研成果國家級、省部級獎勵約280余項（指科研成果統計數字和獎狀）。許多具體細節，我們在一樓的參觀中都有了了解。學校在國際交往與合作方面也取得了顯著成績，這是與德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建立校級關系的情況（指64板上半部分圖片）。這是與以色列、德國、泰國、韓國建立國際合作項目情況（指64板下半部分圖片）。1980—1995年，北京農業大學、北京農業工程大學主辦國際學術會議50多次，這幾項是主要的，涉及到土壤改良、動物、農業工程、生物技術、可持續農業綜合管理等諸多方面。（指65板上半步圖片）。國際交往增多，打開了師生的國際視野，派出留學、進修、接觸外國留學生、聘請外國專家數量多、地域廣。獲得了國際資助，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學校的發展（指65—66板圖片）。對照一樓的關于交流與合作的介紹，我們會對中國農業大學近年來的發展有更深刻的認識。

這是這一時期校園風貌及文化活動（指67頁板面作部分介紹即可）。

兩校合并，宏圖大展

1995年10月，北京農業大學與北京農業工程大學（北京農機學院）合并，一所規模更大、學科設置更趨綜合化的新型農業大學——中國農業大學正式形成。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欣然為學校題寫的校名。

1998年，學校被列入國家重點建設“211工程”高校；2003年，學校被列入國家重點建設的高水平大學“985工程”高校行列。

合校后的十年，中國農業大學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這一點您在一樓展區已有較深刻的了解。三屆領導班子（指六位領導人照片）在實現學校平穩過渡、逐步地推進學校實質合并、機構改革與創新、提高教職工待遇、校園綜合治理等等方面，帶領全校師生員工，努力拼搏進取，迎來了今天中國農業大學生機勃發、欣欣向榮等大好局面。天地玄黃，中國農業大學從20世紀初中國教育現代化的源頭一路走來；百年滄桑，學校的命運與國家現代化的命運息息相伴。百年發展鑄就了她的輝煌，百年積淀造就了她的品格。“長風破浪正當時”，中國農業大學正以開闊的胸襟、開放的眼光，開創屬于自己更為光輝燦爛的未來！

第二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展覽解說詞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展覽解說詞（試用稿）

（2006年10月）

一、序廳

一九三七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日軍大舉侵華。不久，平津淪陷。著名的北方三校北大、清華、南開被迫南遷長沙，合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繼續辦學。隨后，南京淪陷，戰火危及長沙，臨大被迫遷至昆明，并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西南聯大高舉“愛國、民主、科學”的偉大旗幟，“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在昆八年，為國家培養了大批英才，對云南的科學、文化、經濟建設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被譽為我國教育史上的一顆璀璨的明珠。

（相關連接：這是用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旗圖形制作的倒三角錐體燈箱，底座是一幅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老昆明地圖，寓意三校落腳昆明合組西南聯大：頂部采用了光導纖維七色光線的變化制作了無數星星閃爍的星空，寓意了西南聯大培養的人才像星空中閃爍的星星一樣眾多而耀眼）

二、西南聯大的前身

北京大學是我國第一所綜合性大學。其前身是創辦于1898年的京師大學堂。1912年改名為北京大學。1917年蔡元培擔任校長后，按照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針，對北大多方改革和整頓，延聘具有先進思想的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到校任教，使北大走在新思想新科學的最前面，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傳播馬列主義的主要陣地。其中，北大校徽是前北大校長蔡元培請魯迅先生設計的。

清華大學的前身是1911年用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創辦的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學堂。1912年改名清華學校。1925年設立大學部，1928年改稱國立清華大學。1931年梅貽琦擔任校長后，推行“通才教育”，實施“教授治校” 等制度，使清華成為我國又一所著名高校，教學與學術空前發展。

南開大學前身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嚴修、張伯苓1904年創辦的私立敬業學堂，1907年改名為南開中學堂。1919年建大學部，成立南開大學，制定了重視體育、提倡科學、倡導團體組織、注重道德訓練、培養救國力量等五項“訓練方針”，到30年代已成為我國最著名的私立高校。

北方三校南遷，全因戰火所迫。“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日軍全面侵華，不久，平津淪陷，天津的南開大學成為中國第一所罹難的高等學府，校舍盡被日軍飛機炸毀，而清華大學的體育館被改作日軍廚房，圖書館也被挪作它用。

為保存中國的教育文化力量，北大、清華、南開隨內地、沿海高校相繼遷往大后方。最初三校遷至長沙組成了國立長沙臨時大學，租借韭菜園、圣經書院、岳麓書院等地為校舍，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上課。（相關連接：因此每年的“11月1日”成為臨大，后來的西 1 南聯大和我們今天云南師大的校慶日。）不久，南京失陷，僅維持了4個月的長沙臨大又被迫再度西遷。

長沙臨大決定遷滇，是認為昆明離戰區較遠，相對安全，又有滇緬公路、滇越鐵路通往國外，交通較為便利。

1938年2月，臨大師生分三路入滇：一路沿粵漢鐵路至廣州、香港，乘船至越南海防，轉滇越鐵路到昆明（相關連接：該路女生和教職員家眷）；一路沿湘桂公路經桂林、柳州至南寧，再經越南轉滇越鐵路到昆明（相關連接：該路10余位教師——朱自清、馮友蘭、陳岱孫、錢穆等）；另一路組成“湘黔滇旅行團”，徒步橫跨三省進入昆明。同年4月，三路師生先后抵達昆明。其中，第三路是最為艱難，也是影響最大的一路。它由二百多名師生組成湘、黔、滇步行團，徒步三千五百里，歷時兩個多月抵達昆明，被譽為教育史上的長征。（相關連接：聞一多堅信抗戰必勝，在路上未剃胡子，到昆明時已留起一部美髯，但沒想到這一留便是八年，直到日本投降之日他才剃掉，一時傳為美談）

旅行團由聞一多、黃鈺生等十一名教師組成輔導團，帶領學生西行。當時的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先生十分關心教育，出發前，為每一位同學準備了統一的行裝：草綠色軍服，外罩黑色棉布大衣，打綁腿、背干糧袋和水壺及一把長沙油紙傘，并委派了一位將軍帶隊護送前行。

由于每天要步行幾十里，甚至上百里，“挑腳泡”成了同學們每天必做的“功課”。在步行團到達貴州地界后，地形變得復雜艱險，像“鵝翅膀”、“二十四拐”這樣的地形屢見不鮮。當然旅行團一路上也飽覽了祖國的錦繡風光，同時師生們深感如此的大好河山，怎可任糟日寇踐踏？途中，接到臺兒莊大捷的消息，想到自己辛酸的求學史，同學們悲喜交加，團隊和當地百姓一塊兒冒雨慶祝。

當步行團抵達云南地界，云南省政府派專車為步行團接送行李，大大鼓舞了師生們的士氣。4月28日，步行團在昆明東郊賢園整修后，整齊地列隊進入昆明，受到了先期抵達的清華校長梅貽琦先生等的歡迎。在行軍途中，同學沿途收集素材，著書立說，使得這次行軍不僅是人員的遷徙，更具有教育的意味。這是步行團成員編著的《西南三千五百里》、《西南采風錄》，其中，聞一多和朱自清專門為《西南采風錄》作了序。隨著步行團抵昆，也就開始了西南聯大在昆八年的歷史。

同學們正當弱冠年華，血氣方剛之際被迫遷滇求學，他們在祖國山區行走了三千多里，親眼看到了山區的同胞是怎樣過著封建愚昧、沒有文化、極度貧困的生活！他們敏銳意識到國家領土無比遼闊，意識到了時間、空間及思想方面的可怕距離分隔了東部沿海城市地區和處于原始狀態的內地。他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了自己身上所承擔的責任。

三、西南聯大在云南

西南聯大在滇八年，時值物資緊缺，物價飛漲，又屢遭日機轟炸，生活困苦不堪。但師生們克服種種困難，精誠合作，共濟時艱，結茅立舍，弦歌不輟，繼承和發揚三校優良校風，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為抗戰作出了重大貢獻，推動了邊遠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在中國現代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其影響延續至今，享譽世界。

奉教育部令，長沙臨大抵昆后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聯大的校門，在今天云南師大正門的位置（相關連接：在向前推進八米的地方，因市政建設而拆）（相關連接：據一些老校友回憶，是由聯大師生動手壘成）聯大校歌，歌詞采用《滿江紅》的詞牌名填寫而成（相關連接：是一篇高昂愛國主義精神的詩篇。這首歌也一直為我們今天云南師范大學的師生所傳唱）。

聯大校徽，以大三角中套有三個小三角組成，寓意三校的團結與合作。校訓為“剛毅堅卓”，剛強、有毅力、堅定而卓爾不凡，這一校訓一直為我們今天的云南師大所沿用。（相關連接：聯大校旗-——這面校旗是1941年10月10日，舉行首屆昆明市運動會，要求參賽的單位舉棋繞場一周。為此，經討論確定制定一面由三角形組成圖案的校旗，三個等腰三角形代表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的西南聯大。該校旗原來為美國的聯大校友保存，后來輾轉送回國內，經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討論，認為該校旗應該保留在云南師范大學，1998年由原清華大學黨委書記李傳信同志轉送云南師范大學，2003年65周年校慶時，我校復制了三面分別贈送北大、清華和南開。）.1938年4月啟用關防，“關防”，作用相當于今天的公章。

西南聯大的行政機構是汲取西方大學制度之長、結合中國國情、集三校管理經驗而建立，適應了三校聯合辦學與戰時特殊形勢的實際，有較高的權威性與辦事效率。聯大最高領導機構為校常委會，其領導下的議事辦事機構是“兩會三處”，即校務委員會和教授會，教務處、總務處、建設處(后改為訓導處)。

聯大沒有專門的校長，由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芩、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組成三常委，共管校務，由于張、蔣均在國民政府兼職，負責日常事務的是清華校長梅貽琦先生。（相關連接：張伯苓——我的表你戴（代）著；蔣夢麟——我的不管就是管。）

西南聯大初到昆明，沒有專門的校舍。理學院租用昆華農校，工學院租用拓東路的迤西會館、全蜀會館等地，由于校舍緊張，文學院和法商學院則在蒙自辦學，直到一學年后，新校舍建成才遷回昆明。當時昆明流傳一句話：昆明城有多大，西南聯大就有多大。1939年新校舍建成。新校舍十分簡陋，鐵皮頂教室，茅草頂宿舍，唯一的瓦頂建筑是西南聯大圖書館和學生食堂。（相關連接：“民主草坪”——圖書館前的草坪常舉行各種時事講演、聚會，稱為“民主草坪”，今天的云南師大仍有所保留。“火腿椅”——當時聯大學生使用的一種桌椅兩用的椅子，稱為“火腿椅”，這種椅子今天在聯大舊教室內仍有保留。）圖書館前的草坪常舉行各種時事講演、聚會，稱為“民主草坪”，今天的云南師大仍有所保留。當時聯大學生使用一種桌椅兩用的椅子，稱為“火腿椅”，這種椅子今天在聯大舊教室內仍有保留。學生們的學習條件是這樣，生活條件呢？在這樣一間宿舍里，要住四五十人，床擠著床。用水只有幾眼土井，還得擔心日軍飛機的轟炸。

為躲避敵機轟炸，聯大教授疏散到昆明城郊農村居住，加之戰時物資匱乏，通貨膨脹，貨幣一再貶值，師生們生活極其艱苦。但是，大家深信抗戰必勝，保持樂觀精神，崇尚真理，追求真知。

在這個小院的一間十多平米的小屋里，曾住過華羅庚和聞一多兩家共十四口人，用一塊布簾隔屋而居，為此，華羅庚曾賦詩一首：“掛布分屋共容膝，豈止兩家共坎坷。布東考 3 古布西算，專業不同心同仇。”教授收入微薄，為了維持一家人生計，聞一多公開掛牌刻印以貼補家用……聯大教授薪金比例表……教授們艱難，同學們更艱難……（介紹兼差示意圖）。

聯大在昆之初，設文學院、理學院、法商學院、工學院四學院，增設師范學院后，擁有5個學院、26個系，2個專修科、1個先修班，經常在校的教職工約35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約占一半，八年間在聯大任教的教授先后共有300余人。聯大大師云集，名家薈萃，為當時國內教授陣容最強、學術水平最高的高等學府。

文學院設中國文學、外國語文、歷史學、哲學心理學四個學系，知名教授約四十余人。許多基礎課程常由幾位教授同時或先后開設，讓學生自由選修。文學院學生每學年一般在450人左右，共畢業本科生650余人。

理學院設算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地理氣象學五系。1942—1943年，有教授、副教授50余人，學生的共同必修課，除國文、英文、體育外，尚須修習中國通史、社會科學基礎課程等。每學年在校生平均約350人，共畢業本科生670余人。

法商學院初設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商學四系。1940年5月，社會學系從歷史社會學系中分出歸入法商學院。1942—1943年，法商學院有教授約30人，學生700余人，占全校學生35％以上，其中經濟學系500余人，是全校學生人數最多的一個學系，共畢業本科生1280余人。

工學院設土木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化學工程學系四系。1938年秋，增設航空工程學系。1939年初，又增設電訊專修科。本院有教授、副教授約70 人。全院有學生近2400人，畢業本科生929人。

聯大師范學院為當時全國6所師范學院之一，共設國文學系、英語學系、史地系、數學系、理化系、教育學系和公民訓育系七學系。系主任及任課教師多由聯大其他學院教授兼任。1942—1943年，師院共有教授、副教授16人(未計兼任)。建院之初，借用昆華中學北院校舍，1940年10月日機轟炸，昆北院校舍幾乎全毀，即遷往昆華工校，直到聯大結束。師院共畢業本科生220余人（落實人數）、專科生80余人。為給云南培養更多的師資，師院開辦了三年制的專修科，并與省教育廳合辦過暑期講習會、中學在職教員晉修班、中學理化教師實驗講習班等。

聯大實行“通才教育”，既重視基礎課程的教授，又適應抗戰急需安排必修課與選修課。教學中兼容并包，文理滲透，科學與人文并重，貫穿抗日救國教育思想，加之實施學分制、選修制與嚴格的招生考試制度，在民族危亡關頭，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

聯大的研究機構由三校獨立設置，但研究工作則由聯大統一協調。三校共設置13個研究所（室）32部（組），其中，北大有3所11部，清華有8所16部（組），南開有2所（室）5部（組）。研究實力之雄厚，在戰時中國高校中首屈一指。它們除了培養出一批研究生（招生240人，畢業74人）外，還與聯大各院系相互依托、配合，在極其困難的條件 4 下，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聯大科研的許多方面適應戰時需要調整了研究重心，其中特別注重科學技術在國防軍事及工農業生產方面的應用研究，為抗戰救國和大后方經濟文化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

抗戰時期的高校內遷，是為抗日救亡、民族復興而進行的一場中外罕見的教育大轉移。它保證了我國同日本帝國主義斗爭到最后勝利的精神財富和人才資本，為戰后中國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礎和物質基礎，為邊遠地區注入了新的文明因素和發展動力。西南聯大以其人才、思想、學術的優勢，極大地促進了云南等邊遠地區的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成為西部大開發的先聲。

教學與科研結合，是研究型大學的傳統。中國近代大學科研從20世紀20年代起步，至全面抗戰前已有相當基礎。在戰時環境中，西南聯大的科研特別注意汲取國內外最新成果，具有創新性與前沿性，有利于促進教學與培養學生成才。

抗戰時期科研轉向是時代的趨勢，然而也有過分注重應用研究而忽視理論研究的偏向。此種情勢下，聯大既重視抗戰急需的應用科學，又著力于關乎國家發展民族復興的基礎科學，許多項重大研究成果，進入世界前列。

西南聯大不僅在科研和學術走在時代的前列，同時也被譽為“民主堡壘”。西南聯大愛國民主運動是在中共聯大地下黨組織領導下進行的。聯大地下黨組織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基層組織，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基層組織。它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先是長江局）和云南省工委直接領導。“皖南事變”以后，云南省工委主要在昆明以聯大為中心展開學生、工人的工作。1944年國民黨當局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挫敗后，聯大黨組織在上級領導下，發起組織了一系列愛國民主運動，聯大被譽為大后方的“民主堡壘”。聯大結束，三校北返，師院留昆，聯大黨員或到平津、或留云南，為新中國誕生作出了新的貢獻。

抗戰軍興，抵抗侵略的炮火喚起了國人的民族自強意識，抗日救亡成為中國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隨著內地文化藝術單位和一批著名大學的遷入，眾多文化名人相繼來滇，昆明繼重慶之后成為大后方又一文化中心。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下，昆明的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其中，知識青年從軍抗日和抗戰文化活動是其主要方面之一。1、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局勢朝著有利于盟國的方向發展，盟軍在太平洋戰場開始反攻。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國際戰場與中國戰場結合的云南，已從抗戰后方變為反攻前線，為將侵略者逐出國土，中國與盟軍配合，積極準備反攻滇西和緬北。滿懷愛國熱情的聯大同學，響應前方召喚，紛紛投筆從戎，奔赴抗日戰場。

2、戰時昆明，抗戰文藝社團及其創作、出版、演出等各種活動十分活躍。滿懷愛國熱情的聯大師生是抗戰文化活動的主要力量和積極參與者。

3、戰時昆明先后出版的報刊有250種以上，其中，許多報刊由聯大師生創辦、編輯，或撰稿。聯大師生通過報刊等大眾傳媒宣傳抗戰、倡導民主，為國人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戰場局勢，堅定抗戰決心，重振民族精神、宏揚中華文化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4、1940年8月1日開播的昆明廣播電臺，是為抗戰國際宣傳而建立的中國最大的廣播電臺。西南聯大以其強大的思想、學術、人才優勢，全力支持了該臺的抗戰宣傳。從1940年該臺試播到抗戰勝利，先后在該臺專任或兼任編輯、播音員和技術人員的聯大師生有100余人，成為該臺編播人員的主體。

在民主運動低潮時期，1942年1月6日以聯大學生自發的 “倒孔”運動，打破了“皖南事變”后國統區沉寂的局面。從1944年起中共聯大地下黨組織、進步社團組織了一系列有重大影響的愛國民主運動，因此西南聯大及昆明被譽為中國抗日大后方的“民主堡壘”。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西南聯大的歷史使命結束，三校準備復員北返。云南人民依依不舍送別八年來生死與共的聯大師生，對西南聯大在轉移學界風氣、開拓邊地文明等備加褒揚。

四、聯大人杰

“中興業 須人杰”，西南聯大培養了楊振寧、李政道等諾貝爾獎獲得者，兩彈元勛等一大批英才，還有一批志士為民族解放和新中國的建立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輝煌業績，彪炳史冊，光照千秋。

聯大在滇八年，總計前后在聯大就讀過的學生有8000余人。共培養聯大學籍的本科畢業生近2500名、專科生約200名，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學籍的本科畢業生1280名、研究生74名，總計畢業約4000名。是當時全國畢業生最多的高校之一。

1957年，楊振寧、李政道由于作出了弱相互作用下宇稱不守恒這一物理學上的重大發現，推翻了宇稱守恒定律，從而獲得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這是華人科學家首次獲此殊榮。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舉行表彰大會，向在“兩彈一星” 研制中作出突出貢獻的優秀科學家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獎的23位科學家中有8位是聯大校友。

我國自2000年起開始設立中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獎勵在我國科技領域作出重大貢獻、業績最突出的科學家。該獎每年頒發1次，每次獎勵2位科學家。2001年，聯大校友黃昆獲此殊榮。2003年，聯大校友劉東生獲此殊榮。2005年聯大校友葉篤正獲此殊榮。

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是國家在科學技術和工程科學技術方面設立的最高學術稱號。當選者均為中國科學技術界學術水平最高、貢獻最大的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1955年，中國科學院開始設立學部，選聘學部委員。以后停止評選。1980年重新選聘學部委員。1994年起改稱院士。1995年開始評選院士。中國工程院1994年初次遴選院士，1995年開始增選院士。

西南聯大除為國家培養了一代國內外知名學者和眾多建國需要的優秀人才外，還培養了許多著名的政治家，其中有的進入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行列。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先后有17位聯大校友為民族解放和新中國建立而英勇獻身。從1938年至今，西南聯大師范學院和云南師范大學，肩負歷史的重任，發揚西南聯大愛國、民主、科學的光榮傳統，恪守“剛毅堅卓”的校訓，為我國的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建立了輝煌的業績。作為西南聯大五個學院之一的師范學院，今天的 6 繼承者——云南師范大學，秉承歷史、勇創未來，為國家特別是云南的教育、社會和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1938年根據教育部令，西南聯大于當年8月增設師范學院，為當時中國的六所師范學院之一。西南聯大遷滇，大師云集，名家薈萃，“一時文教之盛，遂使昆明屹然成為西南文化中心”。發展師范教育，培養人才成為當時社會之共同呼聲，西南聯大師范學院在昆成立，培養了很多高水平的優秀教師，并采取多種方式培養云南師資，對云南的文化教育、社會經濟、科學技術產生了巨大影響。

1945年8月抗戰勝利！西南聯大三校戰時使命結束，返回在即。為了答謝云南人民對西南聯大八年的鼎力支持，繼續為西南培養師資，教育部決定，西南聯大師院留昆獨立設置，改稱國立昆明師范學院。

新中國成立后，國立昆明師范學院改稱昆明師范學院，是時全校共設有七個系，在校學生約1000余人。60年代初，云南體育學院、滇西、滇南大學撤銷，相關專業并入昆明師范學院，學校發展成八個系12個專業，在校學生達2800余人。1984年4月11日經云南省人民政府批準更名為云南師范大學。1998年7月經云南省報教育部批準，云南教育學院、云南體育進修學院和云南師范大學合并辦學，組建了新的云南師范大學。

構建二十一世紀的新型師范大學，已成為云南師大承負的歷史重任。在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建設中，它將為實現云南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作出自己更大的貢獻。

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展的介紹到此結束，謝謝各位的參觀！

“一二·一”運動展覽解說詞（試用稿）

（2006年10月）

1945年爆發的“一二·一”運動是繼偉大的“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之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又一次震撼全國的著名學生運動。抗日戰爭結束后，它是國民黨統治區燃起的第一把反內戰、爭民主的烈火；是全國解放戰爭時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內以學生運動為主的工人、農民和愛國知識分子組成的同反動派進行斗爭的第二條戰線的起點。“一二·一”運動從1945年11月25日，由西南聯大、云南大學、中法大學、英語專科學校在聯大民主草坪舉行反內戰時事晚會開始，到1946年3月17日爭得出殯大游行而勝利結束，歷時113天。

“一二·一”運動發生在云南這片紅土地上，是云南人民的驕傲，它繼承和發揚了云南各族人民反帝愛國的光榮傳統，是云南歷史上一份極其珍貴的遺產，也是當前對青少年一代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國情、省情教育的極好教材。正如聞一多先生殉難前著名的《最后一次講演》中所說：“云南省光榮的歷史，遠的像護國運動，近的像‘一二·一’，這些都是屬于云南人民的，我們一定要發揚這些光榮的歷史。”

抗日戰爭爆發后，昆明成為后方重鎮，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和中法大學及一些文化企事業單位紛紛南遷昆明，進步力量在此大匯合，在黨的領導下，逐步形成堅強的民主基地。

昆明的民主運動，是和周恩來同志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關懷與領導分不開的。當時中共中央南方局通過《新華日報》指導在后方的抗日民主運動。設在昆明青云街的《新華日報》昆明營業處舊址、地下黨的一個秘密聯絡點翠湖南路小井巷一號舊址，都表明昆明的民主運動是在中共南方局和云南省工委直接領導下進行的。

黨中央派朱德同志做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和各界愛國人士的團結、爭取工作，爭取了一批社會上層和地方實力派人士站到愛國統一戰線方面來，使昆明民主運動得以蓬勃開展。

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1938年，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經長沙遷到昆明，組成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這些南遷來的人中，有不少知名的學者，而且有許多還參加了“五四”和“一二·九”運動，隨著他們的到來，帶來了光榮的革命傳統和火種，促成了“一二·一”運動的爆發。

西南聯大當時被譽為國統區的“民主堡壘”，在西南聯大的民主墻上，經常有各種進步社團刊出的反內戰壁報和漫畫。

抗戰的勝利使全國人民歡欣鼓舞，人們渴望休養生息，治療戰爭創傷，重建祖國家園，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妄圖奪取勝利果實，陰謀發動內戰，維持其一黨專制的獨裁統治。中國共產黨代表了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于1949年8月25日發表了《中共中央對目前時局的宣言》，聲明實現和平、民主，建立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是全民族面臨的重大任務。三天后，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從延安到重慶同蔣介石共商和平建國大計，于10月10日簽訂了《雙十協定》。但《雙十協定》墨跡未干，蔣介石就背信棄義，秘密印發了《剿匪手本》，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把大批國民黨軍隊運到內戰前線，瘋狂進攻解放區，妄圖以武力消滅共產黨和人民軍隊。

為發動內戰，控制云南。1945年10月3日，蔣介石派盧漢率部前往越南受降為名，調滇軍主力離開云南，同時，命其嫡系部隊發動突然襲擊，以武力改組云南省政府，將龍云趕下臺，由李宗黃代理云南省主席職務，準備鎮壓共產黨領導的云南愛國民主運動。《新華日報》報道了云南改組事件。

國民黨反動派為了獨吞勝利果實，實行獨裁統治。1945年11月進攻解放區的國民黨正規軍已達八十多萬人，11月5日中共中央號召：“全國人民行動起來，用一切方法制止內戰”。昆明學生醞釀以行動響應。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領導下，11月23日，由西南聯大、云大、中法大學、英語專科學校四校學生自治會發起，決定于11月25日在云大至公堂舉辦反內戰時事晚會，但遭到國民黨當局禁止，并強迫云大校方不準借給會場。

當晚，時事晚會改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前大草坪舉行，到會的有六千多名師生和各界人士，錢端升、伍啟元、費孝通、潘大逵四教授先后在會上發表演講，呼吁制止內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會議期間，國民黨中央第五軍包圍了聯大校本部，并切斷電源，鳴槍放炮，還派特務查宗蕃搗亂，企圖擾亂會場，破壞晚會。群眾揭穿了特務的面目，將其趕出會場，師生冒著敵人的槍彈，點著小汽燈，聆聽四位教授的講演。大會通過了四大學學生團體建議：發表反對內戰宣言，呼吁美國人民和政府，反對美軍參加中國內戰的提案。大會在《我們反對這個》的反內戰歌曲中結束，這時國民黨軍隊已實行戒嚴，封鎖路口不準通行。學生群情激憤，紛紛簽名罷課。第二天，國民黨中央社發表了“西郊匪警，黑夜槍聲”的消息，完全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這更加激起了學生的憤慨，西南聯大、云大、中法大學、昆華工校等十八所大、中學校學生相繼罷課，發表了《昆明市大中學生為反對內戰及抗議武裝干涉集會告全國同胞書》，許多學生到接頭講演，遭到暴徒的追捕。學生們不畏強暴，繼續寫標語畫漫畫揭露國民黨的暴政。

由于愛國學生罷課，廣大群眾投入到了反內戰、爭民主的激流中來。反動派兇相畢露，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實行武力鎮壓，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一”慘案。

12月1日上午九時左右，一幫軍警、特務帶著刺刀、鐵棍、木棒、扁擔闖進云大，撕毀標語，追打同學，并嚎叫“沖上去”。因云大門口臺階較高，加上學生早有準備，他們居高臨下，用石頭、瓦片不斷還擊，特務只好退去。云大當即派人向聯大罷委會報信，聯大學生當機立斷，緊守校門，發動同學用黑板、課桌椅等頂住大門抵御暴徒、特務的進攻。十點左右，二百名佩帶“軍官總隊”符號的武裝特務，氣勢洶洶地向聯大新校舍沖來，借口要看聯大“民主墻”上的壁報，強行入校。先入校的十余名暴徒一進校就行兇打人，同學們聞訊紛紛趕來，群起反擊，并爬上墻頭高呼“中國人不打人”，奮力將暴徒逐出校門。暴徒在門外繼續行兇，打傷前來勸阻的袁復禮教授等人。當一個暴徒揭開手榴彈，欲往聯大校內扔時，南箐中學于再老師急忙上前，將正要行兇的特務攔腰抱住。幾個特務將他推到幾丈遠的地方，隨即將已拉開弦的手榴彈向他扔去。隨著爆炸聲，于再老師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用自己的寶貴的生命挽救了無數戰友。

十一時左右，另一幫暴徒在三青團頭目周坤的率領下，闖到龍翔街的聯大師范學院，配合反動派安插在學校的特務學生，拆毀師院大門一扇，沖到第三院（食堂前男女宿舍樓下），同學們退到西面樓上，拋擲石塊、磚瓦與敵人對戰。特務肆意行兇，在飯廳前投擲手榴彈一枚，學生們猝不及防，推開食堂窗口，退入隔壁昆華工校，與工校同學一起進行反擊，將暴徒逐出大門。暴徒又打破大門，投進兩枚手榴彈，炸倒學生多人。聯大師院學生李魯連頭部中彈，在送往醫院途中身亡。昆華工校學生張華昌被炸，彈片穿入腦中。英勇搶救同學師院女生潘琰（共產黨員）被炸倒地，特務龔正德又用尖頭鐵條向她腹部猛刺三下。三人均于當天壯烈犧牲。一起參加反擊暴徒的繆祥烈同學，被炸斷了左腿，成了終身殘疾。12月1日這一天，有于再、潘琰、李魯連、張華昌四人犧牲，五十多人受了輕重傷，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一二·一”慘案。

為此，以聯大為首的昆明三十余所大中學校成立了罷課聯合委員會，并于12月2日為四烈士舉行了入殮儀式。12月4日，“罷聯”舉行烈士公祭，控訴反動派的罪惡。設在聯大圖書館的烈士靈堂，莊嚴肅穆，“黨國所賜”的橫幅特別醒目，它有力地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暴政。至24日止，前來公祭的團體達六百五十多個，群眾約十五萬人次，捐款法幣近三千萬元。

反動派的殘酷屠殺，激起了昆明大中學生的無比憤慨，同學們以“我們決不退下”的誓言投入斗爭。罷聯根據省工委的布署，組織了上百個宣傳隊，從12月2日起，走上街頭、9 郊區宣傳，并深入居民中演講，向各界群眾說明事實真相，控訴反動派的罪行，以爭取社會各界同情和支持，孤立反動派。學生宣傳隊在街頭演講、散發傳單，為四烈士籌募殯葬費而進行義賣活動。中國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發言人發表了對制造“一二·一”慘案的抗議，聯大教職員致函慰問受傷同學。在運動中全市中學生勇敢參加斗爭，堅持罷課的中等學校達三十七所，轟轟烈烈的反內戰、爭民主運動震撼昆明城鄉。

“一二·一”慘案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為了援助國民黨統治區蓬勃發展的愛國民主學生運動，在黨的號召下，全國各地都爆發了為援助昆明學生的游行示威，一個以學生運動為主的反內戰運動一時席卷了整個中國并輻射海外。延安《解放日報》1945年12月11日發表了《延安青年紀念一二·九大會，向昆明學生致敬》的社論；重慶《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說：“今天是昆明學生無愧于‘一二·九’的后繼者，的確是真正的愛國青年。”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也發表聲援函：聯大校友在重慶集會追悼四烈士，李公樸先生參加追悼會；上海各界群眾二萬人集會，追悼“一二·一”死難烈士；林漢達、柳亞子、馬敘倫參加了于再同志的追悼會；馬尼拉等地群眾及華僑也聲援“一二·一”學生運動；慘案發生后，上海、天津、成都、遵義等地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議國民黨的暴政，聲援昆明學生。

由于大中城市的學生紛紛舉行示威游行，抗議國民黨的暴政，使國民黨當局十分害怕，被迫將國民黨云南省黨部主任委員李宗黃調離昆明，將昆明血案禍首國民黨云南省警備總司令關麟征停職。

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領導下，昆明學生掌握斗爭策略，把復課條件同反對內戰要求區分開。“罷聯”提出了罷課的三大目標（嚴懲主犯李宗黃、關麟征；負擔死難同學之撫恤費，受傷同學之醫藥費；賠償一切公私損失等）五條要求（保障人身自由，不得非法逮捕師生；取消禁止集會的非法禁令；負擔喪葬、善后費、賠償公私損失；中央社更正誣蔑學生的消息；繼續控訴兇犯力爭嚴懲）。昆明學生通過艱苦斗爭，在五條要求達到后，宣告罷課勝利結束。12月27日，“罷聯”發表了《復課宣言》，全市三萬學生有秩序地正式“停靈復課”，反內戰、爭民主運動取得了初步勝利。

昆明學生復課后，立即轉入了新的斗爭。1946年3月17日，為四烈士舉行了盛大的出殯及公葬儀式。出殯行列以“一二·一死難四烈士殯儀”的橫幅布標為前導，撞擊自由鐘開路，由知名愛國民主人士參加的殯儀主席團走在出殯隊伍前面。隊伍中有在慘案中被暴徒炸斷左腿的聯大師院學生繆祥烈，有昆華工校、昆華師范、云大附中、昆華女中、聯大工學院、云南大學等校的師生三萬多人，行經昆明的主要街道近日樓、金碧路、護國門等地，沿途均設路祭臺。昆明群眾涌向街頭，含悲注目，送別四烈士。下午，殯儀隊伍回到西南聯大校本部，舉行四烈士公葬儀式。聞一多、吳晗教授作了悲憤的講話，學聯代表三萬多群眾在烈士墓前宣誓：安息吧，勇士！我們將以更堅決的步伐前進，我們要集中一切力量，向反動的中國法西斯余孽痛擊！最后公葬了四烈士。至此，“一二·一”運動勝利結束。

“一二·一”運動吹響了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區愛國民主運動的戰斗號角，它給國民黨發動派以沉重的打擊，豐富和發展了青年學生運動的經驗。隨內遷學校的復員和學生的畢業，師生們把“一二·一”運動的精神帶到了北方和全國各地。解放戰爭全面爆發后，在各地黨組織的領導下，全國青年學生繼續掀起新的愛國運動。他們與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結合起來，形成了反對國民黨發動派的第二條戰線，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武裝斗爭，加速了革命的進程，迎來了全國的解放。“一二·一”運動是繼“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以來最深入、最持久、規模最大的一次愛國學生民主運動。它高舉和平、民主的旗幟，代表了抗戰勝利后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全國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得到了全國各地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援，逐漸成為全國性的反內戰、爭民主的愛國運動。繼“一二·一”運動之后，愛國民主運動方興未艾：1946年北平學生抗議美軍暴行大游行；上海工人舉行反饑餓游行；1947年，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地學生舉行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 10 總罷課；上海復旦大學學生首先舉行了“反美扶日”大游行；昆明學生開展人權保障活動等等。

在昆明，“一二·一”慘案使廣大青年學生看清了國民黨當局的真面目。他們紛紛覺醒，在黨領導下，許多學生紛紛走上了武裝斗爭的道路，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滇黔桂邊縱隊，有的成了邊縱各支隊的骨干，有的為了云南的解放事業流血犧牲了。在全國解放戰爭形勢和云南愛國民主運動的推動下，1949年12月9日，盧漢宣布云南起義。1950年2月22日，周保中、陳賡、宋任窮率二野四兵團進入昆明，云南和平解放。

先烈雖與世長辭，但他們的精神永遠活在人們心中，每年“一二·一”運動紀念館都有許多大、中、小學學生和各界人士前來參觀、祭掃、悼念先烈。我們紀念館也專門成立了“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學生義務宣講團，向社會各界廣泛宣傳西南聯大和“一二·一”運動精神。

1965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將四烈士墓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2年建“一二·一”運動陳列室，1985年更名“一二·一”運動紀念館，鄧穎超同志親自題寫了館名。1992年、1994年，紀念館先后被列為昆明市、云南省的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1997年，“一二·一”運動四烈士墓和紀念館被中宣部列為首批全國百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之一；2005年“一二·一”運動四烈士墓和紀念館被列為全國紅色旅游景點景區；2006年，西南聯大舊址（內含“一二·一”運動四烈士墓和紀念館）被國務院核定并公布為全國第六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一二·一”運動是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統治區第一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以學生為主體的反內戰、爭民主的愛國民主運動；繼承和發揚了“五四”和“一二·九”運動的愛國主義革命傳統；繼承和發揚了中國青年為祖國的命運而獻身的革命精神，寫下了中國青年運動史上光輝的一頁。

李公樸、聞一多殉難展覽解說詞

“一二·一”運動反內戰愛國民主運動剛剛過去，1946年7月，在昆明又發生了震驚全國的“李聞慘案”。國民黨發動派暗殺了著名的民主戰士李公樸和聞一多。

1946年國民黨發動派悍然撕毀政協協議，在全面向解放區發動進攻的同時，加強對國統區愛國民主運動的血腥鎮壓，妄圖用逮捕、監視、屠殺等恐怖手段把一切愛國者斬盡殺絕，以建立其法西斯獨裁統治。當時的昆明“黑云壓城城欲摧”，進步力量自西南聯大復員后有所削弱。面對白色恐怖，著名的民主戰士、民盟中共執行委員李公樸、聞一多不顧個人安危，更加積極地投入到反內戰、爭民主的斗爭中，獲得各界人士的支持，同時也招致國民黨發動派的忌恨，加緊了對李、聞的暗害活動。李公樸聽說國民黨特務已把他列入暗殺的黑名單后，毫無懼色，對家里人說：“我跨出了門，就不準備再跨進來。”表現出為民主革命事業獻身的大無畏英雄氣概。

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樸先生和夫人張曼筠外出歸來行至大興街學院坡（現青云街）時，被國民黨特務槍擊受重傷，于12日清晨犧牲，臨死前痛罵國民黨“無恥”，并用盡力氣說“我為民主而死”。

對于李公樸先生的被害，聞一多怒不可遏，大家勸他暫時避一避，但他卻義無反顧，挺身而出，參加了李公樸先生喪葬委員會，并于7月15日去云大至公堂參加為李公樸舉行的追悼會。在追悼會上，他發表了他那氣壯山河的《最后一次演講》，憤怒地譴責國民黨的 11 罪行是“歷史上最卑劣、最無恥的事情”，極端蔑視反動派，把生死置之度外，并莊嚴宣告：“我們隨時象李先生一樣，跨出了門就不準備在跨回來。”當天下午，他出席《民主周刊》社舉行的記者招待會，進一步揭露發動派殺害李公樸的罪行。會后，聞一多在歸途中被特務暗殺于西倉坡聯大教授宿舍門前。同行的長子聞立鶴為保護父親，也受了重傷。

一城之內，五日之間，兩位民主戰士慘遭殺害，消息傳出，舉國共憤。毛澤東、朱德從延安分別電唁李、聞家屬，并高度贊揚李、聞“為民主而奮斗，不屈不撓，可敬可佩。”在上海各界舉行的追悼會上，鄧穎超宣讀了周恩來親撰的悼詞：“今天再次追悼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時局極端險惡，人們異常悲憤，但此時此地有何話說？我謹以自己虔誠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絕、和平有期、民主有望、殺人者終必覆滅。”

烈士為民主而死，烈士的血沒有白流，它喚起了更多的群眾丟掉幻想，投入到埋葬蔣家王朝的戰斗中。

李、聞生評述略

李公樸（1902—1946），祖籍江蘇常州，生于鎮江。中國現代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著名社會活動家和杰出的社會教育家。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1935年任上海各屆救國會執行委員。1936年任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同年11月，在上海與鄒韜奮等六人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世稱救國會“七君子事件”。抗戰爆發后獲釋。1939年5月到達延安，率領“抗戰教學團”到晉察冀邊區進行抗戰教育和宣傳，1941年底到昆明曾開設“北門書屋”，后又開辦“北門出版社”，從事進步文化活動，并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一二·一”運動中李公樸堅決站在愛國青年學生一邊，多次撰文抨擊國民黨，痛悼烈士。1946年他在重慶“較場口事件”中被特務打傷，傷未愈又回昆投入新的戰斗，同年7月11日晚被國民黨特務槍擊重傷，次日清晨犧牲。

聞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縣人。中國現代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著名詩人、文史學者、教授，是近代中西文化大交匯、大碰撞中成長起來的一位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1912年考入清華學校，后從事詩歌創作。1922年赴美國留學。1925年回國。先后在北京藝專、武漢大學、清華大學等校任教。清華等高校抗戰南遷，他隨校到長沙臨時大學。因戰火所迫，學校西遷，他隨“湘黔滇旅行團”徒步行走三千五百華里，沿途考察風土民情并寫生。1938年任西南聯大教授期間，積極從事抗日救國和民主運動。1943年后積極參加昆明的民主運動，“一二·一”運動中積極支持愛國學生，向反動黑暗勢力作堅決的斗爭，是青年學生的良師益友。1946年7月15日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他生前撰寫的《一二·一運動始末記》，成為記載“一二·一”運動的不朽文獻。

外 景 講 解 詞

歡迎大家來到“一二·一”運動紀念館參觀，我是本館的講解員

學院

級

班的學生

，今天由我給大家做總體的講解。

1982年11月27日，為紀念“一二·一”愛國民主運動、紀念為中華民族乃至世界培養了大批杰出人才，并作為“一二·一”愛國民主運動中堅力量的西南聯大，紀念支持“一二·一”愛國民主運動并為爭民主、和平獻身的李公樸、聞一多先生在云南師范大學校園（原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舊址）修建了“一二·一”運動紀念館。

紀念館初建于時稱“一二·一”運動陳列室。1985年9月經中共云南省委宣傳部批準，更名為“一二·一”運動紀念館，鄧穎超同志親自題寫了館名。1992年、1994年紀念館先后被列為昆明市、云南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1997年又被中宣部列為全國首批百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之一；2005年2月，紀念館及四烈士墓又被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六個中央和國家部委、局選定為全國紅色旅游經典景區，并被納入全國紅色旅游精品線——“昆明——會理——攀枝花——冕寧——西昌”，成為昆明市唯一一家入選的單位。

“一二·一”運動紀念館占地總面積7000余平方米，內含不可移動文物：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一二·一”運動四烈士墓，李公樸、聞一多先生衣冠冢，國立昆明師范學院紀念標，聯大舊教室等。設兩個展館及一個展室：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館、“一二·一”運動紀念館、云南師范大學校史暨成果展覽室，展室面積共計1422平方米。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館及“一二·一”運動紀念館分別陳列展出了西南聯大校史、“一二·一”運動歷史以及李公樸和聞一多倆先生的生平事跡三個展覽，共計展出696幅歷史圖片，12幅圖表，161件實物，300余萬字，是目前全國有關西南聯大及“一二·一”運動資料最多、最集中的展館。

“一二·一”運動紀念館建館至今，共接待海內外各界人士90余萬人次，其中90%為大、中、小學學生，每逢清明、“五·四”及“一二·一”紀念日期間，他們都到這里舉行入黨、入團、入隊及成人宣誓儀式。李嵐清、李鐵映、周培源、雷潔瓊、費孝通、王漢斌、彭珮云、孫孚凌、朱光亞、陳至立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及楊振寧、李政道等著名學者均來館視察和參觀過。

20多年了，紀念館已成為宣傳云南、昆明的重要窗口，以及對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對青少年一代進行愛國主義革命傳統教育的重要課堂和陣地。西南聯大和“一二·一”的歷史雖然都已成為歷史，但歷史不容遺忘，歷史創造的偉大精神更不容遺忘，讓愛國主義精神永 駐人心！

各不可移動文物介紹：

1、“一二·一”運動四烈士墓，建于1946年3月，在216平方米的墓地上，從右至左排列著于再、潘琰、李魯連、張華昌四烈士的水洗石長方形墓，墓前各有墓碑一塊。上刻烈士姓名、籍貫、所在學校、終年春秋。四烈士墓的后方正中間是高3.2米，寬3.55米的自由女神像浮雕石屏。自由女神身后跟隨著無數熱血青年，呼喚光明；石屏基座上為陰文鐫刻的馮至、蕭獲等人寫的5首悼詩。四烈士墓前是聞一多先生衣冠冢。烈士墓四周有鐵鏈圍欄。進入墓臺的臺階之上刻有一柄“自由民主”之劍，象征了聞一多先生的勇敢戰斗精神。整個陵園為參天塔柏翠竹襯托，莊嚴肅穆。墓地正前方兩側矗立著兩根高3.5米的石雕火炬柱，兩團熊熊燃燒的火焰象征革命傳統代代相傳。其基座上鐫刻著聞一多撰寫的《“一二·一”運動始末記》，是記載“一二·一”運動的不朽文獻。同時，四烈士墓后還有1946年7月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李公樸先生的衣冠冢，因“李聞事件”的特殊歷史關系，1980年3月26日而從昆明西山遷移至此。

2、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位于四烈士墓西側，立于1946年5月4日，碑為墨石，由碑首、碑身、碑座和石拱券組成。碑首半圓形，高0.55米，寬1.23米。通高3.5米。碑額篆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由聯大中國文學系教授聞一多題寫。碑文由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撰寫，聯大中國文學系系主任羅庸書丹。被稱為現代“三絕碑”。碑文詳細記述了西南聯大前后九年的辦學經歷，是一篇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杰作。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陰面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碑，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同年而立，碑為墨石，碑身高2.28米，寬0.88米，碑首為圓形，高0.6米，寬1.23米。碑座高0.65米，寬1.23米。通高3.5米，碑文由聯大校志委員會纂列，楷書、陰刻，27行，共記抗戰八年聯大投筆從戎學生834人名單，是西南聯大學生參加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爭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的歷史見證。

3、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旁有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常委、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為西南聯大師范學院獨立設置題寫的“國立昆明師范學院”紀念標柱，為火炬形，寓意聯大光榮傳統代代相傳，背面有“教學相長”四個篆字。

4、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舊教室，為土坯墻，鐵皮頂，東西向，長條形，長16米，寬5.8米，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艱苦辦學的歷史見證。

第三篇：校史解說詞(詳)

校史解說詞

各位同學：

大家好！歡迎來到林啟恩紀念中學校史室參觀。

林啟恩紀念中學是印尼愛國華僑林如光先生1986年捐資興建的一所僑資公立學校，1987年9月招收第一屆學生。開辦時是一所完全中學，有高中，也有初中。從2000年開始，只招收高中學生。現在是汕尾市重點高級中學，被評為廣東省一級學校、廣東省普通高中教學水平優秀等級學校、廣東省現代教育技術實驗學校、廣東省安全文明校園、全國綠色學校和全國群眾體育先進單位。創辦以來，受到各級領導的親切關懷，黨和國家領導人宋平、謝非、葉選平等曾先后親臨學校視察、指導工作。

辦學30多年來，林啟恩紀念中學實現了從完全中學向高級中學的轉變，從一般學校發展到辦學條件先進、信息技術一流、高考成績突飛猛進、藝體教育漸成特色的省一級學校。在發展中，學校積淀了厚重的辦學文化，積累了豐富的辦學經驗。以人為本的管理風格促進了和諧發展辦學環境的形成；自強不息追求進步的傳統，為學校的持續發展提供了精神動力；穩定的師資隊伍成為學校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現代信息技術的普遍應用，推動了教學方式、學習方式的變革；藝體教育優勢突出，成為學校一大辦學亮點；高考成績不斷上升，辦學影響逐漸擴大。這些，為學校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首先，大家看到的是一組林如光先生的圖片。林如光先生，是林啟恩紀念中學創辦人，原籍廣東陸豐，生活在印尼，年少喪父，白手起家。為紀念他的父親，1986年，林如光先生回到家鄉，捐建了一所用父親的名字來命名的學校——林啟恩紀念中學。篳路藍縷，玉汝于成。校史室中第一部分的圖片是建校初期，啟恩人艱苦創業的情形。這些照片還反映了中央及省市領導關心我校辦學以及來學校視察的情況，包括林如光先生與黨和國家領導人葉選平、李瑞環、張德江等合影的照片。

1992年，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宋平同志來到林啟恩紀念中學，關心學校的建設，為我校師生留下“為國成長”的珍貴題詞。

學校在校園醒目的地方和每個課室掛有校訓“好學力行，敬業樂群”，學校大廳前貼有“勤學守紀，文明進取”校風警句，學校的辦學理念為“啟智增能，崇德承恩”，其中，“崇德承恩”涵蓋了學校的德育理念。學校的辦學方針為“在全面發展的前提下鼓勵創新，在合格達標的基礎上支持冒尖，在規范要求的同時發展個性”。學校大禮堂外塑有宋平同志給我校的題詞“為國成才”的橫匾。教學樓內到處懸掛有名人名言、學生書畫作品等，校園文化環境優雅，凈化、綠化、美化，教育性、知識性、藝術性強，藝術氛圍濃厚。

學校占地面積88870㎡，布局科學合理，建筑設計獨特，空氣清新，環境優美，集實用性、科學性和藝術性于一體。校園草綠樹蔥，花開四季，花香四溢，校園綠化率，是環保教育的絕好基地，2002年被評為全國綠色學校。辦學30多年，碩果累累。2006年3月，建立了國家青少年體育俱樂部，被授予廣東體育傳統項目學校和廣東省群眾體育先進集體稱號；2006年12月，被評為廣東省現代教育技術實驗學校；2008年，被評為廣東省一級學校和廣東省高中教學水平優秀等級學校；多次被評為省市文明單位，多次被汕尾市授予高考優秀成績獎和高考進步獎；2016年被指定為廣東省學雷鋒示范點??這里，獎杯和獎牌，團團簇簇，無不記錄著啟恩人團結奮斗的印跡。

學校現有教職工共290人，其中，省級名師、骨干教師及地市級名師、學科帶頭人有20多人，成立了1個省級名教師工作室和2個汕尾高級名教師工作室。他們對工作兢兢業業，樂于吃苦，默默奉獻。學校現有學生3900人，同學們能遵守校紀、校規，勤奮學習，力求上進。學校的很多活動如各種體育比賽、文藝演出、圖書閱覽、德育活動、募捐活動等都由學生自發組織。同學們在啟恩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中，個性得到了張揚，潛力得到了發掘，特長得到了發揮。在這里，啟恩學子不斷地超越自我，創造佳績。

啟恩的辦學理念和辦學思想，啟恩的教學改革、課程改革的經驗和措施受到省內外的普遍關注，并且產生了較大的示范輻射作用，學校聲譽遠播。近年來，先后各市縣兄弟學校前到啟恩中學交流新課程改革及創建等級學校的經驗。汕尾電視臺、陸豐電視臺多次對啟恩中學進行了系列報道，各級報刊也先后采寫多篇報道，宣傳和推廣了啟恩的辦學業績和經驗。

同學們，校史室的基本情況就向大家介紹這里，回顧歷史，展望未來，林啟恩紀念中學將一如既往地堅持自己的辦學方針，上下給力，和衷共濟，努力構建現代學校制度，走內涵式優質化的發展道路，把學校建設成為陸豐人民滿意的現代化高級中學。

謝謝大家！

第四篇：北洋部分校史解說詞

北洋解說詞討論稿2010-3-12

北洋大學部分校史展解說詞

序：

歡迎大家蒞臨天津大學校史博物館。

天津大學的前身——北洋大學，是中國第一所大學，誕生于1895年，中華民族危難之秋。創立之初，就承載著救國圖強的歷史重任，已經走過了114年的光輝歷程，經歷了工法肇基、創新轉型、西遷播火、津沽復校、迎接解放、院系調整、改革開放等重要時期。

現在讓我們走進“時光隧道”，回顧學校百余年的發展歷程。右邊的10個燈帶是學校發展的十個重要時間標志，顯示屏上播放的內容是學校發展的10個時期的重要歷史圖片。

左邊的石版畫是標志著北洋大學作為開中國高等教育之先河的“開源圖”，其詳細描述了奏請學堂成立的奏折片段、中外教師合影、中國的第一張大學畢業文聘、第一屆畢業生、初創四學門律例、工程、礦冶和機械以及各學門的畢業生等內容，反映出中國第一所大學的創辦歷程。

第一部分 巍巍學府 國之大學

現在我們位于第一展廳，“巍巍學府 國之大學”。北洋大學倡導西學體用，招生方式不同于傳統的科舉取士，而是由學校直接面向社會招考。在上海《申報》、天津《直報》上刊登招生啟事，在社會上產生很大影響。這幅油畫就表現了北洋大學堂首次招生報名的情景，各階層人士攜子報名，十分踴躍。

這里陳列的檔案是北洋大學成立公告和招生啟事的手稿，以及當時刊登招生啟事的《直報》、《申報》。

這份檔案是奏請創辦北洋大學的朱批奏折。時任天津海關道的盛宣懷通過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奏請光緒皇帝在天津建立首座西學學堂，奏折中開宗明義地指出，辦學的宗旨為“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以設立學堂為先”。可見，北洋大學一成立就肩負著“興學強國”的重任。1895年10月2日，光緒皇帝御筆朱批“該衙門知道”，北洋大學隨即成立。

這里展出的五位人物直接影響了北洋大學堂的創辦：光緒皇帝、洋務派代表李鴻章、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天津海關道盛宣懷、美籍教育家丁家立。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世人惶恐。為了強國救國，十八省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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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名上書，這就是舉世聞名的“公車上書”，光緒皇帝頒布《強國詔》，此時盛宣懷提出在天津設立西學學堂。盛宣懷的提議在當時可謂大膽，在封建科舉制度下全面倡導西學，其勇氣可嘉。

學堂最初選址在天津大營門外梁家園村的博文書院舊址。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德軍侵占了學堂。1903年北洋大學堂在西沽重建校舍，占地348畝，前臨北運河，后帶桃花堤，景色相應成趣，校歌中的“花堤藹藹，北運滔滔，巍巍學府，北洋高”描繪的就是此處的景色。

趙天麟校長任職期間，總結北洋20余年的辦學經驗，將其凝煉為四字校訓“實事求是”，意在辦事求學必須腳踏實地，根據實證，求索真相。“實事求是”的校訓傳承至今，成為學校發展 的不竭動力和寶貴財富。這些底襯文字是趙天麟校長在1925年為北洋大學三十周年校慶題寫的祝詞，既是其辦學思想的回顧與總結，又是對“實事求是”校訓的進一步詮釋。巨幅的“實事求是”是1985年茅以升老校長為校慶九十周年題寫的。

這是北洋和天大時期的校旗和校徽。

誕生于1935年9月的北洋校歌更是把北洋精神作出了深刻地闡述，展現出北洋人“要實地把中華改造”的決心和志向。

下面請大家一起簡要回顧北洋的發展歷程，1895年創辦時名為天津北洋西學學堂，1896年更名為“北洋大學堂”，1912年1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令“所有學堂，一律改為學校。”北洋于該年4月，改名為“北洋大學校”，直屬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1913年，遵教育部令改稱“國立北洋大學”。1917年2月教育部令北洋大學的法科調入北京大學，并于1920年最后一屆法科畢業生離校停辦法科專辦工科。1928年7月，大學區制試行，北洋改稱“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隨后不足一年時間，北平大學區被廢止。隨即根據國民政府頒布的《大學組織法》，北洋更名為“國立北洋工學院”。1937年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7月底天津淪陷，9月10日，教育部令北洋工學院與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和北平研究院西遷，共同設立西安臨時大學。1938年4月，國立西安臨時大學更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7月，教育部指令將西北聯大改組為西北大學、西北工學院、西北師范學院和西北醫學院。其中西北工學院由北洋工學院和其他三所大學的工學院組成。1946年1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復名北洋大學。北洋根脈回津復校。新中國成立后，北洋大學受到了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1951年北洋大學與河北工學院合并，由國家定名為天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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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1959年被列為國家首批重點大學。改革開放后，天津大學首批進入 “211”和“985”重點建設工程，經過一百一十四年的創新發展，目前正按照“三步走”的戰略朝著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目標努力前行。

下面請參觀第二部分：工法結合 大學肇始

北洋大學以哈佛、耶魯等世界一流大學為藍本，由美籍教育家丁家立總理學堂事務，開設西學的法律、科學和技術等課程，“一改中國數千年封建教育之傳統”，“開中國現代高等教育之先河”。

這是北洋大學創辦之初制定的《頭等學堂章程》，它是中國第一個大學章程。該章程系統地規定了大學學制、招生辦法、課程與專業設置、教師延聘、教學管理與經費使用等內容，制度完備、要求嚴格，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繼起者之規式。北洋大學的誕生在社會上反響強烈，這里展出的是1895年刊登在《京津泰晤士報》和《博來評論》等英文報紙上有關北洋大學的報道。

這里是盛宣懷與丁家立共商創辦北洋大學的情景復原。這位是盛宣懷，北洋大學創始人、首任督辦，被譽為“中國近代實業之父”，一生從事洋務事業，涉獵輪船、電報、礦業、鐵路、紡織等重要實業。1895年創辦北洋大學堂后，次年于上海創辦了南洋公學，可謂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驅和奠基人。

這位是丁家立，美籍教育家，學堂章程的起草者、首任總教習，任職長達11年之久，素以“嚴謹治校”著稱。丁家立早年畢業于達特茅斯大學和歐柏林大學研究院，曾任李鴻章的英文家庭教師。他的學識和管理，得到了北洋大學師生的交口贊譽。

下面展出的丁家立起草的規劃書的英文手稿。北洋大學設頭等學堂和二等學堂，頭等學堂為大學本科，二等學堂為預科。頭等學堂內分設律例、工程、礦冶和機械四個學門，學制四年。頭等學堂所設課程可分為基礎課和專業課，各學科的學生都要學習基礎課，如幾何學、格物學、筆繪圖、各國史鑒、作英文論等。專業課則各有側重。（例如：工程學科有工程機械學、材料性質學、橋梁房頂學、水利機器學等；礦務學科有深奧金石學、測量礦苗學、礦務兼機器工程學等；律例學科有萬國公約、各國通商條約、大清律例等）除修滿課程外，要求寫作策論，也就是畢業論文。隨著社會需求的擴大，北洋大學先后又開設了鐵路班，法文班、俄文班和師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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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教習多為中外碩學鴻儒。其中美籍學者福拉爾博士（H.V.Fuller）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深有研究，在課余專門講解相對論原理，開啟了學生的科學思想。外籍教習使用外文原版圖書授課。這是當時的美籍教習任納福為北洋學生編寫的《世界通史綱要》，此為北洋叢書之一。在北洋工作的優秀中外籍教習紛紛獲得清政府的嘉獎。這是當時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為教習向清政府請獎的錄副奏折。

學堂教學設施堪稱一流，這是化學講堂，具有現代風格的弧形設計，便于師生的交流互動。學堂建有圖書館、地質陳列室、礦山模型陳列室、礦物標本室、金屬組織實驗室、物理實驗室、化學實驗室、測量儀器室等實驗實習設施。

學堂經費投入巨大，頭等學堂每年需三萬九千余兩白銀，二等學堂每年需一萬三千余兩白銀。如此巨大的辦學經費從哪里來呢？這份檔案是盛宣懷發布在《直報》上奉旨“勸令加捐”的通令，可見，北洋大學的辦學經費來自國家海關關銀。

四年之后，頭等學堂有了第一屆畢業生。這是“中國第一張大學畢業文憑——欽字第一號考憑”，頒發給首屆法科畢業生中優等生第一名的王寵惠，他是中國近代法學名家，有“近代法政精英第一人”之稱。第一張文憑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研究價值。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北洋大學法科開設的主要課程有20種，囊括了當時西方大學法學院的主干課程。

這是清政府獎勵總教習丁家立的“雙龍寶星”勛章。寶星勛章制度始于1891年，分五等共十一級。丁家立曾兩次獲得寶星勛章，照片上的和展出的是他第二次獲得的二等三級勛章。（注：第一次，1895年受三等一級寶星勛章；第二次，1903年受二等三級寶星勛章）

這幾份檔案記錄了北洋大學選派學生出國留學情況。北洋大學在《頭等學堂章程》中就列有選送優秀畢業生出國留學計劃。1901年，北洋大學資送首批大學畢業生直接進入哈佛等一流學府的研究院深造，成為中國最早選送優秀畢業生出國深造的大學。1906年，北洋大學又在近代教育史上開創了整班出國的先例。

這張照片檔案室北洋大學第一屆畢業生合影：首班入學30人，畢業時僅有18人，北洋大學淘汰率之高，教學管理之嚴格，可見一斑。

北洋大學的教育質量很高，當時得到了清廷的贊賞。這幾份檔案記載著清宣統年間，北洋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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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畢業生被清廷授予進士出身和翰林編修身份的情況。

北洋大學的辦學之路是成功的，它培養了我國第一批大學本科畢業生、為中華民族培養了第一批近代社會的精英人才。

北洋大學有一批具有遠見卓識的管理者，雖然稱呼各異，但他們為學校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其中蔡紹基、唐紹儀、梁敦彥和梁如浩曾是早期留美幼童，親身接觸美國教育，對北洋大學堅持美國大學模式辦學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位是趙天麟校長，他是北洋大學時期的著名校長之一，他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校訓，堅持嚴謹治校，重視學生全面發展。他在任期間北洋學生在外交官考試、高等文官考試、清華留學生考試全國三大重要考試中連中三元，北洋名聲鵲起。

第三部分：創新轉型 專辦工科

中華民國成立之初，高等教育推行大學區制，劃全國大學教育為四個區，分別以北京、南京、武昌、廣州為本部，各設一所大學。1913年和1914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先后兩次試圖將北洋大學和北京大學并為一所，遭到雙方的反對，未有成效。1917年訓令兩校，將北洋法科入校生調入北京大學學習，將北京大學工科入校生調入北洋大學學習。1920年北洋大學遵照教育部237號訓令，正式停辦法科，正式進入專辦工科時期。

北洋大學法科的師資力量、課程設置及圖書設備在當時國內首屈一指，人才輩出：如前面提到的“近代法政精英第一人”王寵惠；中國現代法學家、政治學家、外交活動家、聯合國國際法院大法官徐謨；著名的外交家、中國第一位國際奧委會委員王正廷；革命先驅、中共早期創建人之一張太雷等等。法科的停辦對于北洋大學來說無疑是一巨大損失。

專辦工科時期，學校進行了創新轉型。首先進行了學科調整和擴充，在原有的土木、采礦、冶金三學門的基礎上，1925年恢復停辦了24年的機械學門，1933年起陸續增設電機工程學系、航空工程組。加強師資隊伍，聘請教師大多具有海外博士學位或海外學習的背景。辦學模式由教學型發展為教學與科研并重，建立了我國第一批工科研究所，即礦冶工程研究所、工程材料研究所；1934年招收了我國第一批工科研究生；出版了大量學術研究成果，率先實現了中國大學功能的轉型。當時北洋被稱為“理工學術之重鎮”。

北洋大學非常重視實踐教學，注重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學校當時擁有一批設備一流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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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這里復原了三個實驗室。這是復原的水工所場景，是中國乃至東半球第一個水工試驗所。在此基礎上，產生了一大批科研成果，被當時譽為“科學堡壘”。這是復原的機械試驗室。試驗室設備與當時美國大學試驗條件相伯仲。這是復原的航空試驗室。1934年，鄧曰謨教授就是在這里成功試制了中國第一臺飛機發動機。由于北洋擁有雄厚的機械和航空教學基礎，國民政府教育部批準北洋大學開辦航空系，這里展出的是教育部令和航空工程系課程表。

北洋逐步邁入以工為主的快速發展時期。嚴謹的辦學傳統得到了進一步繼承發展，同時注重教學科研并重、教學和實踐緊密結合。

這里展示的是這一時期兩位著名的校長，茅以升、李書田。

茅以升校長堅持嚴字當頭，這是當時茅以升為土木工程專業學生張度批改的作業。他提倡教學和實踐的結合，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著名錢塘江大橋的興建，凝聚了北洋師生的聰明才智和心血，這是當時學生在錢塘江大橋實習的照片資料。在錢塘江大橋實習中得到磨礪的北洋學子，日后多數成為了橋梁設計和建造領域的學術泰斗。

李書田校長嚴謹治校，提倡教學、科研并重，是位極具思想的教育家，在《國立北洋大學籌備緣起及分期完成計劃》中提出，用16年時間將北洋大學建設成為工理文法醫相結合的綜合性一流大學。這一宏偉的計劃被戰爭無情地打斷。

1937年“七七事變”后，北洋奉命西遷入陜。部分在津師生進入英、法租界，乘船出大沽口入渤海，于山東青島或龍口上岸，取到西安，與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平研究院合組國立西安臨時大學。

1938年3月，山西臨汾失陷，陜西潼關告急，臨時大學又奉命南遷漢中，沿途涉渭河、過大散關、越秦嶺。秦嶺峭壁嶙峋、地勢險惡，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師生每天步行少則30-40里，多則70-80里，終于臨大工學院在城固縣城以南40里的古路壩落腳。隨后，臨大更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1938年7月，聯合大學改組，工學院獨立設校，由北洋李書田負責，籌建國立西北工學院。北洋的名號消失。各界校友積極呼吁教育部恢復北洋名號，均無成效。1941年10月，中國工程師學會在貴陽召開年會，學會中北洋畢業生甚多，借此相聚之際，商議復校事宜，組建籌備委員會，準備向政府提案恢復國立北洋工學院，如不成功則籌設私立北洋工學院。鑒于這種情況，北洋校友、時任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下劃出浙江英士大學工學院，建國立北洋工學院。1943年李書田建北洋工學院西京分院，三工連理，根系北洋。在此以前，李書田個人還相繼建立了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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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西康技術專科學校、貴卅農工學院，北洋精神在中國的西部大地播撒，薪火相承，弦歌不斷。抗日戰爭勝利后，這些學校或整體或部分地留在當地，成為了中國西部大地上高等教育的中流砥柱。

西北工學院在七星寺設立了分院，北洋學子在艱難條件下潛心苦讀，開夜車成風，火燭光焰徹夜不息，被譽為“七星燈火”，這幅油畫表現的就是北洋學子在七星燈火下苦讀的情景。

北洋堅持在西北辦學，自強不息，追求科學，肩負救國圖強的社會責任。莘莘學子不畏艱險，終使北洋文脈未斷。北洋自覺自愿地擔當起維系中華民族文化血脈的重任。

第四部分：窮理振工 北洋重興

北洋西遷入陜，合組西北工學院，海內外校友多次奔走呼吁，呈請教育部恢復北洋大學。這是杰出校友、時任國立北洋大學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的王寵惠（國民黨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給教育部部長朱家驊的親筆書信要求恢復北洋大學，朱家驊隨即轉呈蔣介石。終于，1946年1月，教育部批準恢復國立北洋大學。

抗日戰爭勝利后，北洋工學院西京分院、泰順北洋工學院、西北工學院三地師生，如百川歸海，匯集西沽。這幅鉛筆畫表現各路師生返津復校的情景。復校后在原來工學院的基礎上，增設了理學院。理學院下設物理、數學、化學、地質四系，院長為陳藎民。工學院下設土木、水利、采礦、冶金、電機、航空、機械、化工八系，院長為李書田。

抗戰時期，北洋大學遭到嚴重破壞，損失估計約16億多元，而教育部所撥付的復原和修繕費不足8億；復校時教育部任命茅以升為校長，但茅由于修復錢塘江大橋，一直未來校任職。北洋處于極端艱難的時期，天津《大公報》言：“北洋大學誠然有其非常光榮的歷史，但今日卻正臨于非常艱難的境地”。在師生的強烈要求下，教育部任命水利專家張含英為校長。全校師生乘十來輛大汽車到火車站熱烈歡迎張含英校長的到來。張含英剛一下車,便被蜂擁而至的同學們擁起抬出了站臺,場面之熱烈,使他深受感動。不久,教育部撥來了辦學經費。有了校長,有了經費,一度沉寂的北洋學府有了生氣。

雖然北洋大學辦學遇到種種困難，但是校風依舊。1947年制定的《國立北洋大學組織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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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嚴”字當頭，以“研究高深學術，培養專門人才”為辦學宗旨。社會上流傳有“考學難！考學難!考上北洋難于上青天！”的說法。這是這一時期培養的畢業生和一些珍貴的歷史資料。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北洋大學獲得了新生。這幅油畫表現了北洋大學代表迎接解放軍代表的場面。這一時期，由校長負責制改為校務委員會負責制。這是黨團活動從地下轉向公開的圖片。

這是這一時期的掌校人：金問洙、鐘世銘、張含英、劉錫瑛。

北洋時期（1895-1951年）共培養畢業生4597名，此處展出了50名杰出畢業生和14名教師的簡要事跡。（附重要校友的簡要事跡，供講解中酌情選擇）

（王寵惠：第一張文憑的獲得者，蜚聲國際的法學家，德國民法典的英文翻譯家，對中國的法學和近代法律的制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王正廷：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國際奧委會委員。

馬寅初：著名經濟學家。1957年寫成《新人口論》，他說，人口問題，“若不早為之圖，難免把一切變為失望和不滿”。錯批一人，多生三億。這是后人對馬寅初人口論遭到批判的惋惜。

劉瑞恒：原籍天津，1903年考入北洋大學堂。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專擅外科，我國近代公共衛生事業創建者，近現代醫學巨星。

孫越崎：著名的愛國主義者、實業家和社會活動家，我國現代能源工業的創辦人和奠基人之一，被尊稱為“工礦泰斗”。“五四運動”時期北洋大學學生會主席。

徐謨：1917年畢業于北洋大學法律學系，1922年獲美國華盛頓大學法學碩士學位，曾執教南開大學。從1931年起，先后擔任南京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常務次長、政務次長等職，對1932—1941年間中國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起過重要作用。從1946年起，在荷蘭海牙長期擔任聯合國國際法院大法官職務，聲名顯赫。

張太雷，革命先驅，原名曾讓，后改為太雷，是少數見過列寧的中國共產黨人之一。

黃汲清，中國大地構造學的奠基人。出版了中國第一部地層學專著《中國南部二疊紀地層》，首倡二疊系三分，是中國二疊紀地層研究的奠基人。他是中國區域地質調查的早期開拓者，首次主編完成了全國地質圖和一套綜合地質圖件。1945年，他的經典著作《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英文版），系統地劃分了中國的大地構造旋回和基本構造單元，全面論述了中國及鄰區的大地構造特征及其演化歷史，提出了多旋回構造運動的著名論斷，創建了中國大地構造理論體系。

吳自良，“兩彈一星”鈾是原子能工業的主要原料，把鈾235從天然鈾中分離是原子能工業和制造原子彈的關鍵技術之一。用氣體擴散法以工業規模生產鈾235的技術中，要使用一個關鍵部件——“甲重分離膜”，北洋解說詞討論稿2010-3-12

它涉及粉末冶金、物理冶金、機械加工、金屬腐蝕等多項技術。當時，只有美、蘇、英三國掌握這項技術，屬于重大國家機密。為了打破核壟斷，使我國步入核大國行列，吳自良受命挑起了負責研制“甲種分離膜”的重任。歷時3年多，終不辱使命。

姚樹人，1958年，29歲加入錢學森領導的火箭與衛星攻關小組，承擔研制火箭燃料的重擔。偏二甲肼液體燃料屬于高度保密技術，無相關資料可查，且高能燃料易燃易爆，經歷了多次與死神擦肩，終于在1958年底，圓滿完成任務，保證了“東方紅”衛星的順利升空。）

第五部分：紅色傳承

“愛國奉獻”是北洋大學的又一光榮傳統。

在歷次愛國運動中，北洋師生都始終站在前列。這是“五四運動”中的北洋大學師生。北洋學子通電社會各界、致電巴黎和會的中國專使，要求拒簽和約。北洋學子在“一二?九”運動中，在抗議美軍暴行“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斗爭中，在1948年反南遷迎解放的護校運動中都表現出了強烈的愛國熱情和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

北洋學子的驕傲、中國共產黨早期創始人之

一、革命先驅張太雷在北洋大學讀書歷時近五年，這是他的畢業證書。在北洋大學學習期間，積極參與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他由一名品學兼優、愛國進步的青年大學生，向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轉變，逐步成長為一位杰出的職業革命家。在領導廣州起義時不幸壯烈犧牲，年僅29歲，是犧牲的第一名政治局委員。

在學期間曾在北洋美籍教習福克斯主辦的《華北明星報》任編輯和翻譯。華北明星報現存于美國國會圖書館和紐約公共圖書館，天津現存為1928年以后的報紙。這是徐向前、聶榮臻等人為張太雷烈士的題詞。

趙天麟烈士，北洋教師的楷模：愛國教育家。天津人。1904年考入北洋大學堂法科，1906年學堂資送赴美留學。曾任北洋大學校長、天津耀華學校校長。七七事變后，天津淪陷，堅決抵制日本奴化教育，支持學生抗日活動，1938年6月被日本憲兵殺害。

還有革命烈士李恒林、于奇、張佩懷、馬克昌、馬耀南、黃誠、孫景芳等。

眾多北洋學子投筆從戎，為新中國的建立獻出了年輕的生命，用青春和熱血鑄就了不朽的精 9

北洋解說詞討論稿2010-3-12

神豐碑。北洋不會忘記他們！他們永遠是北洋的驕傲！

北洋大學部分的展覽內容，到這里就結束了。下面請繼續參觀天津大學部分。

第五篇：永興一中校史解說詞

校史解說詞

尊敬的各位來賓，尊敬的各位校友：

歡迎參觀永興一中校史展覽館！我們的展覽本著“尊重歷史，重在當代”的精神，主要從16個方面，對學校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分別作了簡略地回顧、介紹和展望；其主旨是為了給學校歷史做一見證，回顧一代又一代一中人的孜孜求索，銘記各級領導無微不至的關懷，旌表歷屆學子拳拳愛校的情誼，弘揚自強不息追求卓越的一中人精神，以及激勵來者拼搏進取的斗志。讀史可以明智。下面，就讓我們走進永興一中的歷史，去感受，去思考。

1、校訓

校訓,體現了一所學校的辦學傳統、精神風貌,是一所學校文化傳統和辦學理念的沉淀。從省立三女師到永興一中的漫長歲月里，學校形成了獨特的辦學風格和基本的傳統精神。在七十周年校慶時，為了承前啟后，把這種風格和精神概括地提煉為“勤、實、嚴、活”的校訓。勤，是治教治學的精神，業精于勤，天才出自勤奮；實，是指教與學的態度，對科學應有老老實實的態度，實事求是，來不得半點虛假；嚴，是對教與學作風的要求，教要一絲不茍，嚴肅認真，學要扎扎實實，嚴肅對待；活，是從教與學的方法上提出要求，活學活用，在書山學海中要知入知出，發展創造能力。進入展廳，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永興一中的校訓，就是讓你可以直接觸摸到我們學校最核心的靈魂和特質，記住它，就好像記住母親的叮嚀。

2、校史概略

永興一中創辦于1912年夏，始稱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師范學校，校址在衡陽江東岸丁家碼頭荷花坪。由于寇犯神州，時局動蕩，學校曾十易校名，五遷校址。從雁城東岸到豹水河畔，從女子師范到完全中學，從省立學校到省屬重點，從省屬重點到省示范高中，無不烙上寒暑百年易，滄桑幾度遷的痕跡。翻開省立第三女子師范學校的早期歷史，一大批湖湘優秀女兒，都薈萃于此。早在衡陽辦學期間，學校曾被譽為“湘南革命搖籃”。百年來，學校共培養師范生、高初中畢業生5萬余人。他們遍布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還有的旅居海外。永興一中幾輩人孜孜不絕的求索、可歌可泣的革命傳統、引人稱道的“自強不息”一中人的的精神、以及一脈相連的“勤、實、嚴、活”的校風，構建了學校薪火相傳的校魂。

3、先賢志略

永興一中于建國前的38個崢嶸歲月里，她哺育了不少志士仁人，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奮斗不息，直至獻出自己的寶貴生命；她也培養了大批學有專長的博學之士，他們為民族的振興和科學的繁榮貢獻了自己的智慧。惲代英、何叔衡、郭亮、黃克誠、毛澤建、伍若蘭、何寶珍、曾志等。惲代英、何叔衡、黃克誠、周里、毛澤健、曾志、夏明衡、伍若蘭、白薇等都曾此求學或進行革命活動??他們的靈魂就如歌曲里一個個躍動的音符，他們的名字就如夜空里一點點燦爛的星光。

4、篳路藍縷

崛于民國，沐風浴雨，立志教化；起自龍山，披荊斬棘，砥柱中華。永興一中的前身是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師范學校，1912年，她誕生于雁城衡陽。首任校長是康和聲先生。從衡陽到長沙、到資興、到永興，學校先后經歷五次搬遷。從最初的省立三女師到現在的永興縣第一中學、學校校名十易。學校于輾轉流徙中謀求生存，在戰亂頻仍中堅持辦學。歷經時代風雨洗禮，飽受戰亂考驗，她的皺紋里寫滿了歷史的滄桑，她的身影后留下了一串浸透汗水的深深地腳印。

5、桃李芬芳

百年一中，冶精鑄華；春風化雨，桃李芬芳。建校以來，秉承“為民辦學，為國育才”的宗旨，學校與民族共命運，與時代同呼吸，為國家和民族培養了五萬余名優秀學子，其中有革命先驅、文壇巨匠、科技精英、金融巨子??莘莘學子在這里乘風破浪，走向三湘大地，奔赴五湖四海。由于版面十分有限，加之校友們散居各地，難以收齊信息資料，在這里無法展示每個人的豐采，我們為之深感遺憾和抱歉，我們只好從現有的信息資料中，選取部分校友豐采作為代表來展示。

6、情深意長

情深意長，路再長，也沒有情誼長；海再深，也沒有恩情深。感謝友誼！感謝母校！感謝恩情！各位親愛的校友，各位來賓，在這個版塊里讓我們一起來感受彌足珍貴的友誼和難以言報的恩情。

7、名師風采

名師不僅出高徒，名師也可以造就名校。100年來，永興一中的一代代教師，揮灑汗水，辛勤耕耘，栽桃種李，植蘭藝蕙，換來了桃李芬芳，蘭蕙馨香。他們書寫出了永興一中光輝燦爛的校史。他們是永興一中的驕傲，是晚輩后學的楷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人們將永遠景仰他們！新世紀以來，新一代教師繼承先輩們“自強不息、追求卓越”的光榮傳統，再展英姿，再現輝煌。學校名師薈萃，英才云集。380多名教職工中，專任教師288人，其中特級教師4人，高級教師132人（碩士研究生5人），省級以上勞模和優秀教師、省市縣學科帶頭人、高級教師占專任教師的48%。許多青年教師迅速成長為學校的業務尖子、教學骨干，建設成了一支思想素質、精神面貌、業務水平、科研能力各方面都具有較高水準的教師隊伍，為學校順利實施新課程，提高教育教學質量有了根本的保障。

8、崢嶸歲月

歲月崢嶸，步履蹣跚。1949年——1978年，學校歷經接管改造、“一五計劃”、整風反右和大躍進、貫徹“八字”方針和“四清”、文化大革命等幾個時期。近30年間，學校發展起起伏伏，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烙上了深深地時代印記。“向黨交心”，社會主義大教育，停課搞生產，紅衛兵的大串聯，校內外大辦農場??雖然再教育幾乎取代了文化知識和生產技術的學習，學校教育蒙受了巨大的損失，但學校辦學規模的不斷擴大，思想教育的“五愛”中心，教學過程中的“五個原則”等就像春天里石頭下的一顆嫩芽，讓我們看到了她生生不息的那抹綠色。

9、沐浴春風

沐浴春風，振興發展。1978年——1999年，從地區重點中學到省重點高級中學，校園面積不斷擴大，師資力量日益雄厚，管理理念與時俱進，教學質量穩步提升，學校在校園建設、制度建設、隊伍建設、校風建設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其間的學校70周年校慶和80周年校慶，更是學校發展的里程碑，學校集思廣益，一次次調整辦學方向和制定發展規劃。70周年校慶時確定永興一中的校訓為“勤、實、嚴、活”，完成了一中辦學歷史承上啟下的一次對接。80周年校慶時開始醞釀、1993年提出的“德育為首，教學為主，質量第一，全面發展”的指導思想，一直指引著學校素質教育和特色教育的方向。單位、集體、個人所獲榮譽巨多，如點點星光，點綴著一中闊遠的天空。

10、共鑄輝煌

時光荏苒，歲月如歌。步入新世紀，學校以黨和國家有關方針政策為指導，以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需要為依據，遵循現代教育的基本規律，積本校百年的辦學經驗，堅定不移地全面推進素質教育，10多年來，她以驚人的變化和驕人的辦學實績享譽三湘。每一個五年發展計劃的制定，都描繪著永興一中的美好藍圖；“依法治校、科研興校、改革活校、特色立校、質量強校”的辦學理念規范著學校前行的每一個步伐；“夯實基礎，全面發展，人文一中，質量一中，為學生一身幸福奠基”辦學宗旨，引領著學校走向新的彼岸；“重振百年名校，爭創省一流”，成為了一中人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一個個倩影走進清華園內、未名湖畔；一張張獎狀、一座座獎杯見證著一次次的成功和喜悅。在歷史的這端，一中人又舉起了生生不息不滅的火把，唱響了代代流傳的歌謠，續寫了一個又一個新的輝煌。

11、畢業留影

同窗數載，溫馨如昨，青春歲月，永難忘懷。舊時話語，舊時光陰，舊時照片，凝成一根小小的時針，觸動著畢業學子的心。那教室、那圖書館、那棵古樟、那小池塘、那木板樓、那迷人的水杉、那整齊的法國梧桐??都隨著一張張普通的照片，一一翻開塵封多年最美的記憶和留念。傳道授業的老師，同窗共處的同學，曾經生活過和學習過的那片熱土。讓我們一起來回憶那段人生中物質最清貧、精神最富有、感情最單純、記憶最深刻的校園生涯。

12、杏壇榮光

風雨洗禮半個世紀，勵精圖治幾度輝煌。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全校從領導到教師、到學生，團結一心，奮發努力，解放思想，銳意進取，大面積、大幅度地提高了教育教學質量，學校許多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學校規模不斷擴大，教學設施不斷更新，師資水平不斷提高，教育教學水平不斷攀升新臺階，學校社會影響日益增強。各方面的工作都得到了社會承認的，受到了新永興父老鄉親的高度贊許。2010年，以劉小勤為首的新一屆領導班子確立了“夯實基礎，全面發展，著力打造人文一中，質量一中，為學生一生幸福奠基”的辦學宗旨。歷年來，師生個人和集體所獲榮譽無數。學校先后獲得縣雙文明建設先進單位，市校園文化建設樣板學校，省培養優秀體育運動后備人才重點學校，全國群體工作先進單位等榮譽稱號。

13、校慶足跡

永興一中百年發展史中，成功舉辦了多次校慶。每一次校慶都堪稱學校辦學史上的里程碑。歷屆校慶得到了當時的領導、師生、校友和社會愛心人士的大力支持。校慶是一種榮耀，是一份激情，更是一種責任！它是學校發展進步的展示，更是學校展望未來、與時俱進、不斷創新、銳意進取、昂首闊步的鞭策！我們都是母親的孩子，母親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常回家看看。2022年，我們再聚首！

14、領導關懷

新中國成立以來，學校的建設和發展得到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關懷。在學校百年慶典將臨之際，我們展出這一板塊，就是要銘記各級領導對我們的關懷、支持、激勵，乘國民經濟騰飛之強勁東風，挾科技、教育發展之迅猛氣勢，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繼往開來，再續新篇，再創輝煌。

15、翰墨留香

百年一中的創立和發展，凝集了多少先賢仁人的心血；百年一中的進步和騰飛，聚焦著社會賢達多少人關切的目光。他們吟詩作賦、潑墨揮毫，或殷殷寄語、或贊美鼓勵、或指導鞭策。一詞一語，寄寓著他們濃濃的期盼；鐵筆銀鉤，蓄積著我們奮發的力量。

16、校園全景

學校位于便江河畔、縣城中心，占地158畝。為迎接學校的百年華誕，學校新新鋪了柏油路，新建了籃球場和學生食堂，裝修了教職工活動中心和會議廳，立了校訓石，建了一座優雅別致適宜休閑的小花園??百年老校煥然一新，又展青春風采。校園四季如春，風景宜人，亭臺樓榭、假山噴泉相映成趣，教學區、辦公區、運動區、生活區布局合理，是莘莘學子求學問道的好地方。

結束語

歲月悠悠，世事滄桑。100年間，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伴隨著中國現代化的坎坷歷程，永興一中緊跟時代步伐，領時代風氣之先，自身也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她有著輝煌的過去，也有著燦爛的現在，我們也相信，她也一定會有更加輝煌燦爛的明天。新老校友們，讓我們攜起手來，為母校的明天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讓母校永葆青春！

由于母校歷史悠久，歷屆校友散居全國各地甚至居留海外，聯系不便，再加上時間倉促，缺乏資料，這個展覽一定存在著許多錯誤和疏漏。請歷屆校友和知情人士指正的同時，還多多包涵。展覽觀看完畢，謝謝大家的光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