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暨南大學校史

暨南大學校史

○1911年一落

○1918年復校

○1949年再落

○1958年再復

○1970年三落

○1978年三復

1925年10月，只有師范文憑的曹聚仁被聘到國立暨南學校大學部，“一本正經做起教授來”。那時，國立暨南學校已經從南京遷到上海的真如。同事幫曹聚仁找了一位幫工的女傭，但女工的親友們一直弄不清楚，“濟南大學”為什么不在山東而在上海的鄉間？“暨南”的校名，更讓她們糊涂。曹聚仁對她們講了好多回、“可是又是'尚書'，又是'堯典'，又是什么'朔南暨'，太不容易攪了。”

時至今日，暨南大學的學生仍不乏這種尷尬。介紹學校時，總要在前面加上“廣州”二字才能講清。今年3月前，在中文搜索引擎“百度”上搜索“暨南大學”，還曾被好心地提示，“你要找的是不是濟南大學？”

為著復雜的校名，讓曹聚仁會忍不住“真想打他幾十板手心”的端方，就是百年前暨南大學的前身---暨南學堂的創辦人。

1906年，兩江總督端方上書光緒皇帝，請求允許“南洋各島及檀香山、舊金山等處僑民”回南京讀書，以“宏教澤而系僑情”。之后，在南京薛家巷成立專門學堂，并取《尚書·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之意，命名“暨南學堂”，意為將中華民族的道德風范和文化教育傳播到南洋等海外各地。

2006年11月16日，暨南大學將自己的歷史淵源追溯到百年前的暨南學堂，隆重紀念學校的百年發展。

1906：端方奏請成立暨南學堂

1908年，新加坡華僑學生林邦彥被當地僑會選派到暨南學堂讀書時，學校的老師除了舉人、貢生、秀才外，還有日本和德國的留學生。有位老舉人上國文課時唾沫四濺，遭到印尼僑生的反對，差點罷課。

學堂為僑生定制了統一的校服，全用黑色，黑革履，黑呢帽，帽邊鑲金絲線。出門旅行的時候，儼然是陸軍學生，威風凜凜。在回憶錄中談到郊游時，林邦彥更是對騎小毛驢的技巧津津樂道。

與他同批的還有后來成為新加坡大學校長的李光前。一次騎毛驢出去玩時，李光前跌掉了兩顆門牙。

當時的南京市民稱他們為“洋少爺”。在市民們看來，這幫學生面色黝黑，穿著奇裝異服，說著不知哪國的“鳥語”，還擅長打架，雖然出手大方，實在讓人敬而遠之。

林邦彥是從新加坡回國求學的第一批華僑學生。為防止倭寇和來自海上的反清力量，清政府長期厲行海禁政策，嚴禁官民出洋，并把海外華僑視為“化外頑民”、“天朝莠民”。海外華僑在居住國遭受欺凌和屠殺，清政府反而認定是“孽由自作”，“朝廷概不與聞”。

一直到鴉片戰爭后，清政府才不得不調整僑務政策，于1893年正式宣布廢除海禁，將海外僑民與內地人同等看待。

1901年實行“新政”后，清政府更鼓勵國內師生到南洋各華僑學校執教。隨著海外僑校的增多，清政府及沿海督撫還不斷派人到南洋各地“勸學”、“視學”，調查南洋華僑教育的情況。

1905年，端方受清政府委派，作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憲政。端方從歐洲回國，途經南洋，受到當地華僑商人和華僑學校師生列隊歡迎，“大為感動”。在林邦彥看來，這是促使端方奏請成立暨南學堂、免費招收華僑學生回國就學的原因之一。

1906年11月，被派到南洋考察華僑教育的錢恂，這位新文化運動健將錢玄同的兄長，從爪哇拍電報給端方，說大約有30名華僑學生想回國在南京念書。已經是兩江總督的端方立即表示贊同，之后上奏朝廷。

1907年2月底，第一批華僑學生21人抵達南京。3月23日，暨南學堂正式開學，成為國內第一所為培植海外華僑子弟而設的學校。為表示重視，端方還親自與21名僑生及全體教職工合影。1909年時，學堂有學生167人，來自爪哇的有70多人。1911年為鎮壓四川保路運動入川前，端方還給每個學生送了一幅自己的肖像。

1910年進入暨南學堂的陳維龍，是來自吉隆坡的僑生，在回國前，念過幾年私塾和半年新學堂，經學很熟悉，英文、算術卻很差。回國后又發現自己缺乏中國歷史知識，為此，陳維龍特意向國文老師請教，老師回答說，“那很簡單，你把《綱鑒易知錄》看一看，就能應付裕如。”當時南京書店無存貨，陳維龍趕緊向上海商務印書館訂了一套，“收到時把我嚇昏了，原來它一套書一共有一百幾十冊”。

陳維龍英文不好，卻又碰到一位留學日本的英文老師。他一直記得這位老師教的英文對話：“請問先生貴姓？”(What is your honourable sirname？)“敝姓陳。”(My humble sirname is Chen.)

讓陳維龍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教經學的江先生，背后被學生稱為“江道德”。他最喜歡說“讀圣賢書，所為何事？”為人確也規矩中正。遇有學生犯錯，他并不責罰，反而約他們到家中喝茶，細聲細氣地講道理給學生聽，讓他們記起自己的抱負和父母的期望。往往學生都“痛哭流涕，聲明要痛改前非”。

暨南學堂的第一首校歌，據說歌詞是游歷南洋多年的康有為所寫。不過陳維龍念書的時候，唱的校歌是另外一首《孔子頌》，歌詞是“圣德與天齊，大哉孔子何巍巍，一匹夫雖未自稱南面，救世心萬古昭垂”。

暨南學堂的學生是沒有了辮子的一群。1911年10月，武昌首義，各省紛紛響應。駐守南京的張勛領著“辮子軍”攻進南京城后，曾運來大炮對著暨南學堂。學堂趕緊把學生送到上海避難，大部分僑生返回南洋，小部分參加了革命軍，而暨南學堂也因此停辦。

1927：鄭洪年升級國立暨南大學

1917年，戰事稍停。11月1日，教育部批準恢復暨南學堂，委派江蘇教育司司長黃炎培為籌辦員。黃炎培邀請巴達維亞(今雅加達)中華學校校長趙正平共同籌劃恢復暨南。

他們很快擬定了《暨南學校章程》和《暨南學校規復宣言并招生啟》。“招生啟”介紹了暨南學校創辦的緣由：“今將原有之暨南學校從新恢復，擴充規模，改良辦法，分設專科，并經營有利于華僑教育之各種事業，總以華僑子弟回國者得受適宜之教育，造成有用之青年，以增進華僑文明程度，發達華僑實業為宗旨。”

1918年3月1日，暨南學校補習科正式開課。學校正式更名為“國立暨南學校”。校長為趙正平。5月，開始招收內地學生，以便與僑生互相取長補短。9月9日，暨南學校舉行開學典禮，當時有僑生70人，內地生40人。

暨南學校將“忠信篤敬”作為校訓，并由清末狀元張謇親筆書寫匾額，取意孔子的《論語》：“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1923年，為了適應學生的增多，并創建大學部，暨南學校從南京遷到上海的真如。真如是寶山縣下的小鄉鎮，離上海十余里地，有滬寧火車經過。

趙正平之后，暨南原教務主任姜琦接任校長職務。姜琦思想開明，在他治下，暨南學校更進一步擴充發展。但暨南學校升級為“暨南大學”，還是要等到1927年6月鄭洪年上任。

在曹聚仁心目中，真正能體現暨南精神的正是姜琦、鄭洪年兩位校長主政的時期。“那便是僑生最多，富有青春力朝氣蓬勃的時期”。

鄭洪年曾師從康有為，1927年起歷任國民政府財政部、交通部、工商部、建設部次長等各種職務，對教育問題也非常重視，以教育救國為己任。1907年首次歸國的21名僑生到達上海后，也是由鄭洪年接到南京。

擔任暨南學校校長后，鄭洪年力主將商科改為商學院，并在此基礎上增加農學院、文哲學院、自然科學院、社會科學院和藝術院五門，將暨南學校擴充為當時惟一的華僑大學---國立暨南大學。

鄭洪年希望從質量上完善華僑之最高學府的創建，“使華僑子弟得享受世界高深的知識，與祖國優美的文化，以為他日參加祖國一切運動，及提高華僑地位之準備”。他主張“知行并進，實事求是”，將應用技術課程作為大學的必修課；強調華僑的需要，開設《南洋概況》為全校的必修課；還規定每個本科生要掌握兩門外語，第一外語為英語，第二外語從法、日、德、荷蘭、馬來五種文字中選一種。國內生則必須從荷蘭、馬來文中選一種，以便畢業后派到南洋服務。

鄭洪年曾說，“余任事之初，以集中人才為先圖，其學有所長，德行足為學子表率者，無遠近皆以禮先之。”魯迅、蔡元培、馬敘倫、胡適、鄭振鐸等都曾應邀到校講演。夏?尊、周谷城、周建人、曹聚仁、潘序倫、潘光旦、葉公超、梁實秋、許德珩、洪深、黃賓虹、陶冷月、孫大雨等人則被延聘來校任教。

曹聚仁在暨南學校教外國學生讀《浮生六記》、《老殘游記》；教中國學生讀《天演論》、《拊掌錄》。在他看來，這些思想方法論和文學批評一類的著作，在過渡時代，對于語文入門，是非常有用的。而他所用的教材，多取自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說集》、林琴南的《拊掌錄》這樣用古文體翻譯的西洋文學名著，“一方面可以養成青年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欣賞能力，一面也介紹了西洋文學名著”。

在真如時期，暨南學校的僑生占了學生總數的95％以上，“每逢假日，真如車站一眼看去，都是戴著形形色色的帽子、近于'小黑炭'型的小伙子。”

真如時的暨南大學，學生最多時有1700多人，這讓校史專家馬興中印象最為深刻。在解放前，大學規模能上千人就已經不錯了。

真如鄉間的農民則把暨南師生看作另外圈子中的人，學生被當成從海外回來的王子，“腰纏十萬貫，騎鶴來上海”。“因此，他們的雞也特別值錢，雞蛋也比上海的貴”。曹聚仁在回憶錄中說。

“一?二八”事變后，暨南大學的師生積極參加救亡圖存的運動，引起了國民政府和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廣泛關注。1934年1月23日，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以“視察教育和籌募基金”的名義，調鄭洪年前往南洋。校長職務由沈鵬飛代理。

1935年，歷史學者何炳松接任校長。

何炳松就職后，在第一次全校大會上指出：“現在國勢阽危，國難嚴重，許多人已經無書可讀……我們在有書可讀之時，應努力讀書。”他提出的培養目標是：“要造成復興民族之斗士，不要造成爭權奪利的政客。況且暨南比其他大學另有特殊之使命，將來本校畢業同學，必須能向海外發展，能在外界立足”。

之后“八一三”事變，真如成為戰火的中心，暨南大學只能再度播遷。1938年，暨南大學遷到上海公共租界。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租界為日本軍占領，暨南大學又播遷到福建建陽。

1945：何炳松掌校10周年

“不準穿裙子”

文革初，華南師范學院的一群紅衛兵要來暨大“造反”，聲明要“剃光飛機頭，剪光牛仔褲”，還要肅清穿裙子的“資產階級小姐”，暨大學生以“穿裙子”為主題跟他們展開辯論。暨大主張“可以穿裙子”，華師堅持“不準穿

裙子”。暨大論證人類穿衣是以穿裙子開始的，并且男女不分，如果不準女人穿裙子，也應該禁止男人穿褲子。結果暨大大獲全勝。

演說會是暨大的一項傳統。早在1925年，學校就成立了演說會，每周開展一次演講。1929年的上海高校演講比賽中，暨大學生奪得國語演說冠軍和英語演說冠亞軍。

1943年，18歲的福建少年陳默從南平考入國立暨南大學，選了國際貿易系，因為“可以賺洋人的錢”。入校前，陳默已經知道“何炳松”這個名字，他高中念的外國歷史課本就是何炳松編的。

那時，何炳松已經在國立暨南大學當了8年校長。他還需要在校長位子上苦苦堅持3年。

何炳松由官費送赴美國留學，先后就讀于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史學、經濟學和國際政治。他在國內最先傳播魯濱遜的“新史學”，力圖以西方史學理論為基礎，吸收中國傳統史學精華。1935年1月，他與王新民等9人聯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提出“中國本位文化建設”應以“此事此地的需要”為基礎，保持中國的特殊性，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加以批判地繼承，同時也對歐美文化進行批判地吸收。這就是現代史上有名的“十教授宣言”，在當時引發了關于中國文化的大討論。

體現在治校上，何炳松大力提倡“忠信篤敬”的校訓，重視道德教化，以傳統文化培養僑生的品格；主張學以致用，學術救國；在學術思想上，同樣兼收并蓄，還在1944年邀請《資本論》的譯者之一王亞南到校講座。

陳默認為何炳松校長“很了不起”。一方面，可以跟教育部要到錢，雖然經費很少，但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還是很買何炳松的面子；第二，何炳松在教育界、知識界威望很高，能夠請到那么多有名的教授，到福建建陽那樣艱苦的山區教學。

回想當年的艱苦，暨大校友總會副會長陳默很感慨。點的桐油燈，能用兩根燈草就很不錯了。作為校舍的孔子廟，也沒有燈，上課就需要早早去，搶靠南的、窗戶邊上的座位，才不會太費眼。

何炳松在一次周會上流著眼淚說：“大家生活太苦了，我都知道，點燈的桐油買不起，作筆記的墨水買不起，先生們的太太，有做小生意的，賺那么一角錢二角錢，有的教授連換洗長衫也沒有……”

1944年，數位教授提議在1945年6月隆重舉行紀念何炳松校長掌校10周年活動。他們在提案中說：“本校雖有四十年之歷史，校長任職十年者以何先生為第一人；國內各大學校長能任職十年者亦殊不多見。況何先生接事于校局兀臬之際，支撐于困難嚴重之時，經營擘劃，艱苦卓絕，校譽日高。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尤能不避艱險，毅然內遷。上海大學不啻十數，而能完全內遷者，僅有本校，大學校長內來者，僅有何先生一人。”

1945年6月1日開始，紀念活動持續了3天。畢業學生自發為他排演了平劇晚會。徐克仁當時在《群英會》中扮演周瑜，他回憶選平劇的原因是，全校師生都知道何校長對昆曲有特殊研究，但學校里沒人會唱，他們決定排演平劇以代。

印象中，陳默還記得何炳松愛喝點小酒，但生活清貧，只能拿鄉間的黃酒代替。在10周年活動的晚宴上，200多名畢業生每位“奉半觴為壽”，何炳松“一一盡之無難色”。

1945年8月，抗戰終于勝利。暨南大學開始著手遷回上海的事宜。何炳松慘淡經營，嘔心瀝血，都要找到合適的校址了，卻被一紙調令發到國立英士大學當校長。他曾給學生阮毅成發過電報，稱“不得已力疾拜命”，準備鞠躬盡瘁了。但因長期勞累過度，1946年7月病逝于上海，時年56歲。

鄭振鐸在悼念文章中寫道，何炳松“做了十多年的暨大校長，暨大的學術空氣始終是純潔的。……學術研究的自由，從來沒有受到任何干涉。”

任過臺灣《中央日報》社長的阮毅成認為，何炳松的史學是可以與梁啟超并稱的。梁啟超晚年不問政治，專心著述講學，留下許多著作。而何炳松的西洋通史，臨死前還缺三分之一沒有完稿。

暨南大學復員回滬后，受內戰影響，僑生比例非常低。曹聚仁1949年春重回暨大教書時，他班上30多個學生，僑生僅3人。

1949年，暨南大學只有20余名教職員和40余名學生追隨時任校長的李壽雍去臺灣。

1949年6月，暨大被接管。7月12日，暨大教授陳炳相向軍管會要求取消人類學系，理由為人類學目前所教內容“為反動課程”，學生人數極少，且“多要轉系”。

8月20日，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發表軍教字第一號命令，將暨南大學恢復為華僑高級學府，原有文、法、商及理學院分別并入復旦及交通大學，地理學系并入南京大學(前身為中央大學)，人類學系并入浙江大學。暨南大學暫時停辦。

1958：復辦；1978：再復辦

在1935年那場關于中國文化的討論中，跟何炳松的“文化本位”針鋒相對的，是陳序經的“全盤西化”。28年后，陳序經也來到暨南大學擔任校長。

1958年，在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大力扶持下，暨南大學得以重建。陶鑄擔任了重建后的第一任校長。陶鑄將暨南大學的辦學方針確定為“辦成盡可能符合海外僑胞的愿望與要求，具有特色的綜合性華僑大學”。并進行院系調整，以“面向華南，面向東南亞，面向亞熱帶，面向海洋”。

“文革”中，這被批判為“讓暨大在1958年的大躍進聲中上馬，暗地里卻又死抱著要把暨大辦成資產階級大學的罪惡計劃不放。”

現在是校史專家的馬興中，1961年進入暨南大學中文系。他記得那時候除了文科生，暨大的理科生也要學習中文寫作。而且，學校里還開了“西方經濟學”，講起證券股票。這在當時國內大學極之罕見。

1963年1月，受陶鑄的邀請，陳序經擔任了暨南大學重建后的第二任校長。周恩來曾經說，陳序經是“最善于團結高級知識分子的學者專家，能聘請到一級教授任教的教育家”。

陳序經曾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攻讀政治學和社會學并獲博士學位，回國后涉獵文化諸領域，率先使用了“文化學”的概念，并運用文化學的理論和方法系統研究歷史與現實問題，在1930年代提出了頗多爭議的“全盤西化論”。

陳序經的口頭禪是“我是為教授服務的”。他認為建一流大學就是要抓名教授。對所請的名教授的學術經歷和特長，陳序經不用去人事部門翻檔案，就能如數家珍。

在校園里碰到教師，年屆六旬的陳序經總要停步問候。學校專門為他配備的小車(由暨大香港校董費彝民捐贈)，也往往成了他搭載教師們的巴士。

擔任校長后，他主持制定了暨南大學“十年培養提高師資規劃”，提出要在十年內把暨大辦成一所規模完善、質量優良的重點大學。但一年后，陳序經被調任南開大學校長。

1966年，“文革”開始，暨南大學停止招生，但學校里還有1000多人。

1970年1月，林彪想把第一軍醫大學搬到廣州，取代暨南大學，就口頭上稱國務院同意將“房子已經空起來”的暨南大學轉交給軍方。2月，口頭通知暨南大學革委會，宣布撤銷暨南大學，并在2月12日確定了搬遷計劃。

5天后，《關于撤銷暨南大學的請示報告》才被起草。到3月5日，廣東省革委會才正式下發撤銷暨南大學的通知。

這一停，又是8年。

1978年10月，暨南大學再度復辦。在此之前的4月17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國務院僑務辦公室《關于恢復暨南大學、華僑大學有關問題的請示》，指出復辦后的暨南大學“以招收海外華僑、港澳同胞和臺灣籍青年學生為主，同時也要招收少部分國內的學生(以國內的歸僑和僑眷的子女為主)”，還特別規定對華僑、港澳學生實行“來去自由”的政策。

根據上級的決定，暨南大學停辦時調到廣州地區4所院校的教職員工，原則上均應調回，分配給4校的原暨大的設備、圖書，歸還暨大。被占的原暨大校園、校舍也一并歸還。

暨南大學歷史系主任張曉輝，是1986年研究生畢業到暨大工作的。那時候，暨大的校長是梁靈光。1983年3月就任省委書記、省長的梁靈光，同年10月兼暨南大學校長，至1991年6月卸任。

梁靈光與暨南大學的淵源早在1930年代便已開始。暨南大學的救國會就是在校園附近的梁靈光寓所成立的。梁靈光其時在上海讀中學。

“一二?九”運動后，19歲的梁靈光隨暨大學生代表團赴南京請愿，火車上遇到了暨大學生朱含章。暨南大學的學生搶占了火車頭，后來成為梁的夫人的朱含章也到火車頭協助鏟煤。

在張曉輝看來，梁靈光任內的8年，奠定了暨南大學這20多年來發展的基礎。

這8年里，暨南大學采取適應海外、港澳實際的做法，擴大對外招生。從1980年開始，暨大就實行對華僑、港澳學生單獨命題、提前考試和錄取。1983年和1984年又先后在香港和澳門設立了考場。1985年和1986年報考暨大的境外考生超過2000人。至1988年僑屬子弟已占暨大學生人數的90％，成為名符其實的華僑最高學府。

1988年，蔣經國開放臺灣同胞回大陸探親。余乃述教授成為1949年后到母校暨南大學參觀訪問的第一位臺灣暨南校友。

經過臺灣和海外部分暨大校友的長期努力，臺灣的“行政院院長”郝柏村決定在臺灣開辦一所暨南大學。經過幾年的籌備，該校于1995年招生開學，定名為“暨南國際大學”。

經過鄭洪年、何炳松、陳序經等校長不斷努力，暨大建立了“孔子學院”的傳統。今年是暨大百年校慶，孔子被“請”回校園劉斌／攝

鄭洪年掌校時間(1906年－1909年)(1927年－1934年)

何炳松掌校時間(1935年－1946年)

陳序經掌校時間(1963年－1964年)

1907年，第一批華僑學生21人抵達南京，兩江總督、暨大創辦人端方十分重視，與僑生和教職員工合影留念

1926年國立暨南學校校徽

目前在使用的暨南大學校徽

1936年，在柏林舉行的第11屆奧運會上，中國首次組團參加，其中9名暨大學生分別參加了田徑、籃球和足球三項比賽。好動的僑生為暨大建立起了強勢的體育傳統

第二篇：暨南大學

暨南大學

一、前言：

暨南大學是中國一所極具特色的學校，其出名不僅由于它在近代的各種跌宕起伏的變遷，更在于它是一所對外開放的大學，它融合了許多國家的學子，在中國這片廣袤的大地上發揮其海納百川的胸懷，發揚著中華民族有容乃大的品格，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具有東西方文化的人才。

二、學校簡介：

暨南大學是由國務院僑辦、教育部、廣東省三方聯合共建，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國家教育部領導的一所具有文、史、理、工、醫、經、管、法、教等學科的綜合性大學，1996年成為了國家重點建設的“211工程”大學之一。暨南大學為中國最早開設商科教育的國立高等學府之一，前身是1906年清政府創立于南京的暨南學堂。1927年更名為國立暨南大學。暨南大學是中國第一所招收外國留學生的大學，也是中國境外生最多的大學，是中國大陸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大學，暨南大學學科健全，同時具備“國際性”、“外向型”的特點。名牌專業以經管新聞為主。現位于中國廣東，現任校長胡軍。校訓“忠信篤敬”

三、歷史軌跡 ：

學校的前身是1906年清政府創立于南京的暨南學堂，后遷至上海，1927年更名為國立暨南大學，抗日戰爭期間，遷址福建建陽，1946年遷回上海，1949年8月合并于復旦、交通等大學，1958年在廣州重建。1983年中共中央頒布文件《關于進一步辦好暨南大學和華僑大學的意見》，將暨南大學列為“國家重點建設大學”。1996年成為國家首批“211工程”重點建設大學。

南京時期（1906——1923）

暨南大學的前身是創辦于1906年的國內第一所華僑學府——暨南學堂。19世紀末20世紀初時，海外華僑的人數已達700萬之多。這些身在海外的華人飽受殖民統治者的歧視與壓迫，甚至連受教育的權利也被剝奪了，于是華僑歸國學習的要求日益強烈。起先清政府認為“人民出洋，已非我民，我亦不管”，將華僑視為“化外之民”。后來迫于內外交困，清政府不得不改變其僑務政策，并開始關心華僑教育。暨南學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的。

上海時期（1923——1941）

暨南學堂停辦以后，海外華僑和國內教育界人士都強烈要求恢復暨南學堂，卻遭到袁世凱的百般阻撓，直到1917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才批準恢復暨南學堂。在黃培炎的主持下，暨南學堂于1918年在原校址復學，并改名為國立暨南學校。當時學校設有中學部和師范科（中專性質），已由補習學校的性質過渡成正式培養歸僑子弟的學校了。1919年，中學部（舊部四年畢業）在三年級以上分為文科和理科。1921年夏，增設商科大學——又稱國立暨南商科大學，后遷至上海，與當時的國立東南大學合辦上海商科大學。1922年，在南京增設女子中學部，同時原與東南大學合辦的上海商科大學開始在真茹獨立辦校。1924年，商科大學三、四年級停辦，南京部分全部遷到上海真茹。學校人數升至500余人，學科類別也由五系增至八系。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上海真茹的國立暨南學校改組為國立暨南大學。

福建建陽時期（1941——1946）

1941年，鑒于時局日益艱險，學校未雨綢繆，著手為內遷做準備，在福建建陽童游鎮設立分校。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暨大師生從上海出發，經長途跋涉，于1942年6月抵達建陽，遂將分校改為校本部。抗日戰爭結束后又回到了上海一段時間。

廣州重建時期（1958——1970）

此時的暨南大學雖然仍力圖繼續按照僑校的特點進行辦學，無奈在幾經戰亂之后，僑生生源銳減，因此暨南大學不得不再次停辦。隨后，暨南大學的院系分別合并于復旦大學、交通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高等學府，當時仍愿意歸國學習的部分僑生被安置于燕京大學（后屬北京大學）。

解放幾年后，華僑歸國學習的愿望再次高漲。1958年9月，在原廣州華僑補習學校的基礎上進行擴建以后，暨南大學終于再度開學。然而由于其僑校的特殊性質，在文革時期第三次停辦，當時學校的院系被胡亂并入了其他院校，校址則讓出來給了第一軍醫大學。直到1978年秋，經過多方努力，尤其是在葉劍英的大力支持下，暨南大學得以再次復校。

現狀

如今的暨南大學，已是國家“211工程”重點綜合性大學，直屬國務院僑務辦公室領導。學校學科門類齊全，師資力量雄厚，國際化、現代化、綜合化特色明顯。海外及港澳臺學生高居全國高校之首，來自境外的研究生占全國高校海外及港澳臺研究生總數的四分之一，無愧“華僑最高學府”的稱號。

暨大被稱為“中國第一僑校”。1906年清政府為“宏教澤而系僑情”設學于南京。1960年許多東南亞華僑青年來暨南大學學習漢語，其中以印度尼西亞僑生最多。其中每4個人中就有3個是來自東南亞的僑生，當時暨南大學就被譽為“華僑學生的搖籃”。

四、暨南大學歷屆領導人

暨南學堂創辦人 端方

暨南學堂堂長 國立暨南大學校長 鄭洪年（1907-1909.1,1927.6-1934.1）

暨南大學學堂堂長 楊熙昌（1909.1-1911.10）

國立暨南學校校長 趙正平（1918-1920夏,1921秋-1925夏）

國立暨南學校校長 柯成懋（1920夏-1921秋）

國立暨南學校校長 姜琦（1925秋-1927夏）

國立暨南大學代代校長 沈鵬飛（1934.1-1935.7）

國立暨南大學校長 何炳松（1935.7-1946.5）

國立暨南大學校長 李壽雍（1946.6-1949.5）

暨南大學校長 陶鑄（1958.6-1963.1）

暨南大學校長 陳序經（1963.1-1964夏）

暨南大學校長 楊康華（1964.3-1970.3,1979.8-1983.10）

暨南大學校長 梁靈光（1983.10-1991.6）

暨南大學校長 周耀明（1991.6-1995.12）

暨南大學校長 劉人懷（1995.12-2005.12）

暨南大學校長 胡軍（2005.12-至今）

主要校長風采

創始人：端方，清朝晚期,兩江總督、朝廷重臣端方于1905年呈遞5籌設暨南學堂6奏折,獲清政府批準,并在南京籌辦招收歸國僑生的暨南學堂。1907年3月上旬,首批來自爪哇的歸國僑生抵達上海,然后轉到南京,這是華僑學生回國求學開始。1907年3月23日,暨南學堂正式開學,國內第一所華僑學府從此誕生了。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暨南學堂被迫停辦。雖然學堂僅辦了4年多,但為華僑學生回國求學打開了大門。暨南的名字已傳遍南洋,為后來暨南學校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基礎。辛亥革命的勝利和中華民國的成立,激發了海內外華僑的愛國熱情,各地華僑熱心辦學。

鄭洪年，（1907-1909.1,1927.6-1934.1）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任命鄭洪年為校長。鄭到職之后,即提出改組與擴建計劃。他表示:“鑒于僑胞處于殖民政府鐵蹄之下,受盡帝國主義之蹂躪,暨南教育非提高程度,擴充為完善大學,不足以增進僑胞之地位,不足以謀適應其特殊環境,不足以使華僑父老咸達自由平等之目的。”并計劃將暨南學校/擴充為一完善之大學,改商科為商學院,并增設農學院、文哲學院、自然科學院、社會科學、藝術學院五門,以期從質量上完成華僑之最高學府。使華僑子弟得享受世界高深的知識,與祖國優美的文化,以為他日參加祖國一切運動,及提高華僑地位之準備1927年9月5日,國立暨南大學隆重舉行開學典禮。此時,商科大學改為商學院,原有系科改組為工商管理學、銀行學、國際貿易學、會計學以及普通商業學等5科,繼續招生,4個年級俱全。經過兩年的努力,至1929年,除商學院外,相繼成立了文學院、理學院、教育學院。其中文學院下設中國語文學、外國語文學、政治經濟學、歷史社會學4個系;理學院下設數學、物理學、生物學3個系;教育學院下設教育學、心理學2個系以及師資專修科;1930年又成立法學院,下設法律系及外交領事專科。至此,國立暨南大學擁有5個學院、16個系和2個專科,成為一個完全的大學。

廖承志，(1963.2-1970.3)暨南大學董事會董事長

20世紀50年代后期,籌建一所全日制、正規的華僑高等學府的條件基本成熟。為適應僑生回國升學的需要,在陶鑄、廖承志等的大力推動下,1958年9月暨南大學在廣州重建。時任中央僑務委員會主任的廖承志,對暨南大學的重建工作始終予以熱情關懷。他認為暨南大學辦學目的就是接納海外的炎黃子孫,讓大家共沐中華文化。當廣東開始籌建暨南大學時,中僑委即撥專款人民幣100萬元資助。廖承志主任還身體力行,多次蒞校視察指導工作,就如何辦好暨南大學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意見。如1960年11月,在聽取廣東省副省長、暨南大學建校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嘉人關于暨南大學工作的匯報后,他就暨南大學的發展規模、專業設置問題,作出了重要指示。

1962年3月7日,中僑委廖承志主任到暨南大學視察工作,他對陶鑄校長提出的新的辦學方針作了具體的補充,并要求學校草擬貫徹新辦學方針的方案。同年3月下旬,在北京聽取暨南大學王越副校長的匯報時,又著重指出:/各科系專業不宜設置過多,新聞及對外貿易專業應招收僑生;暨南大學還須艱苦奮斗,搞好基礎課,提高教學質量。他對師資問題也十分關心,積極向暨南大學推薦師資人選。五六十年代在僑務工作中仍存在左傾思想,華僑的身份被人懷疑,同時華僑對國內的政治教育也心存顧慮。他針對學校任用人才存在的偏向問題著重強調:物色師資時對政治素質應作全面、正確的權衡。針對暨南大學招收華僑、港澳學生和臺灣省籍學生較多的情況,他指出:/華僑、港澳學生在各方面都同國內學生不同,有其特殊的地方,不能簡單化,要一視同仁,不得歧視,根據特點,適當照顧。要根據他們的特點,正確地、耐心地、生動活潑地進行工作,使學生好像在家里一樣感到溫暖。

在他的過問下,1961年8月11日,中僑委與教育部聯合發出了有關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特別強調：暨南大學主要招收歸僑學生和港澳青年。

現任校長：胡軍，教育領域一直被認為是中國計劃經濟的最后一塊堡壘。原有的教育體制沿襲多年，積弊已深。去年教師節前夕，汪洋書記到暨南大學要求為高校教師創造一個可以凝心靜氣鉆研學問的環境。隨后，暨大啟動了一項名為“寧靜致遠”的工程。

針對這些問題，暨南大學校長胡軍在接受南方日報記者專訪時，多次提及改革之難：大學改革意味著利益格局的重新調整，要沖破傳統的思維定勢，改變沿襲多年的成規，樹立真正的大學文化和形象，困難之大可想而知。因此，不僅要勇于改革，更要善于改革，要學會“軟磨硬泡”。對于大學改革，他有三點主要觀點。1.“三風”建設，不在強制而在自律。2.改革難點利益格局的重新調整

3.人才培養注重原始創新能力

五、大學主流思想變革

1.恪守“忠信篤敬”校訓

暨南大學 “忠信篤敬”的校訓出自 《論語·衛靈公》：“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校訓具體何時由誰首先提出已無從考究，但現在流傳下來的校訓是30年代曾主事暨南11年的著名教育家、歷史學家何炳松的題詞。暨南辦學命途多舛，曾幾度播遷、停辦，解放后在廣州重建的暨南大學，原有校訓已不復存在，直至1994,年才正式恢復 “忠信篤敬”校訓。

“忠信篤敬”的本意是“言語忠誠老實，行為忠厚嚴肅”。學校恢復校訓后，順應時代的發展要求，給校訓注釋了新的內涵。校訓的恢復和沿用，不僅充分體現了暨南大學的辦學傳統和辦學特色，更給予暨南師生以極大的鼓舞與鞭策，并以此為準繩，自律自己的行為，明確自己的目標，對搞好學校的校風、教風、學風建設，提高辦學水平、品位，對外樹立良好品牌具有深遠的意義。

2.倡導“愛國愛校，團結奮進”的暨南精神

暨南師生歷來就有愛國愛校的傳統，早在20世紀20年代,暨南遷入上海真如不久，就有大批富有愛國熱情的僑生和國內生積極投身到國內興起的反帝反軍閥國民革命運動。抗日戰爭爆發后，暨南師生不論是在上海“孤島”，還是在建陽山城，均以各種形式積極進行抗日活動，被稱之為“東南民主堡壘”。在這些斗爭中，較為著名的是1940-1941年的“上海孤島”時期，學校處在日偽勢力的四面包圍中，但暨大師生有堅定的愛國立場，堅持民族氣節，不向日偽低頭，表明學校的態度是“漢曹不兩立，忠奸不并存”。在日寇攻入租界后，暨大師生悲壯地上完著名的“最后一課”后關閉學校，以示不做日偽統治下的順民。著名文學家、時任暨大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教授在《蟄居散記》一書中記述了暨大的“最后一課”的情景。解放后，在廣州重建的暨南大學繼承了先輩們愛國愛校、團結奮進的光榮傳統，力求把學校辦出水平、辦出特色，吸引更多的港澳臺、海外學子前來求學，為香港、澳門的順利回歸和祖國的統一事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鑒于暨南大學的辦學成就與地位，在學校建校90周年前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欣然為學校90周年校慶題詞：“愛國愛校、團結奮進”，給暨南師生和各地校友以莫大鼓舞。全體師生眾志成城，自強不息，努力工作，在1996年順利通過了國家“211工程”部門預審，成為國家重點建設的百所大學之一。之后，學校正式發文，確定以江主席的題詞“愛國愛校、團結奮進”作為暨南精神，并號召全校師生以此為精神動力做好本職工作。正是這種精神的鼓舞，近年來，暨南大學走上了跨越式的發展軌道，辦學實力不斷增強，呈現出強勁的上升態勢。

3.實施“僑校+名校”的發展戰略

加入WTO后，我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進入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面對新的形勢，要搶占高等教育發展的制高點，獲得海內外學子對學校的認可，暨南大學適時對自身的辦學理念和發展戰略提出了新的要求，在2001年建校95周年前夕，中國工程院院士、暨南大學校長劉人懷提出了學校新的發展目標，即遵循“國際化、現代化、綜合化”的辦學理念，實施“僑校+名校”的發展戰略。“僑校”是暨南大學的立身之本，是學校辦學的特色和生命；而“名校”則是要求學校上水平、上檔次，躋身一流行列，是學校可持續發展的源泉所在。實施“僑校+名校”的發展戰略，就是要求學校在保持“面向海外、面向港澳臺”的辦學特色基礎上，提升學校的辦學水平，提升海內外對學校的認可度.參考資料：

1.360百科——暨南大學 2.暨南大學官方網站

3.3.360留學網——暨南大學

4.盧建民，夏泉，UIS視角下暨南大學的品牌戰略 5.暨南大學校史編寫組，暨南校史，暨南大學出版社，

第三篇：中央財經大學校史

各位同學，你們好，我是今天的講解員***。現在大家所在的校史館在前不久剛剛建設完工，其實，在2009年，我校建校六十周年之際，學校在學院南路校區重新設計興建了校史館。但是為了讓沙河校區的眾多學子，特別是大一新生方便、及時地參觀校史館，接受校史校情教育，學校又在學院南路校區校史館的基礎上在沙河校區建設了這個校史館。

“任何涉入一條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這里的水來自何方，它為什么這樣流淌”，而對于每一位新來中央財經大學的莘莘學子來說，都渴望了解這所大學的初創，以及它歷史上的人物、事件和種種故事。那么首先我要向大家介紹的是我校的發展歷程：

我校建校已有60多年，經歷了辦學初創期、單科性學院定型期、學校恢復期、向多科性大學轉型期等幾個階段，目前已經進入了努力創辦高水平大學新時期。

辦學初創期 自1949年建校起至上世紀50年代末是學校的初創期。

中央稅務學校

我校的前身是中央稅務學校，始建于1949年11月6日，校址位于西皇城根22號，現改為西黃城根南街45號，也就是這張圖片所示的位置。

西皇城根22號，最早是一所尚書宅地，由清末郵傳部尚書陳璧所建，又名陳家大院，這處院子有30余畝，200間房舍，能容納500余人，當時學校花費了相當于7000多袋面粉的價格購得該處院落。

此時的中央稅務學校還不能說是正規的高等院校，是為中央政府培養亟需的稅務干部，還只算是一所具有高等教育性質的財經類學校。

中央財政學院

為了加強高等財經教育，財政部開始在中央稅務學校的基礎上籌備建立中央財政學院，所以從1951年9月開始，西皇城根22號院也成為中央財政學院的校址，同時學院也在西直門外四道口處，也就是現在的學院南路校區處興建新的校舍。在初期，稅務學校和財政學院并行運行，直到1952年6月，稅務學校才正式并入中央財政學院。

中央財經學院

稅務學校和財政學院合并后，“蜜月”還沒度完，就趕上了1952年的全國院系大調整，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教育史上的大事件，是以蘇聯為師的結果。這次調整，私立大學全部改為公立，教會學校一律撤銷，對綜合性大學進行整頓，發展專門院校，重點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

這次調整，雖然改變了舊中國工科過于薄弱、師范缺乏的狀況，但也確實造成了高等教育長期文理、理工分家，人文教育和科學教育相割裂的狀況，給培養的學生造成了思想方式的缺陷和知識面的偏頗等負面影響。

不過，在這次調整中，我校還是受益的，北大、清華、輔仁、燕京大學的很多知名學者、著名教授來到我校，可以說是精英薈萃，名士云集。

中央財政干部學校

好景不長，中央財經學院只辦了一年就被撤銷了，究其原因不得而知，一種說

法是說國家可能處于對北京地區高校布局上的考慮，另一種是說，學校的辦學條件簡陋，院系調整過來的一些教授們不愿意在這里供職，因為與他們心目中的大學相去甚遠。

中央財經學院撤銷后，師資又被分到了北大、清華、人大等院校，原來中央財政學院和稅務學校人員大部分留下來承辦中央財政干部學校。不過，無論如何，干校的成立對改變當時財政干部培訓工作的落后狀況起到了重要作用，極大緩解了當時大規模社會主義改造時期財政干部緊缺的狀況。

中央財政金融干部學校

1958年，中央財政干部學校和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干校合并，成立中央財政金融干部學校，這次合并凝聚了財政和金融兩大力量，奠定了我校學科今后的發展方向。

單科性學院定型期 1960年直到“文革”期間停辦為止

中央財政金融學院

1960年1月，經國務院批準在我校原來干校的基礎上，成立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到了1961年，全國經濟困難，大家吃不飽飯，各個浮腫，于是中央決定精簡城市人口，所以這一年學校沒有招生，因此這一時期學校只培養了的四屆正規畢業生，共1597人，但就是這四屆學生，在后來出了眾多中國財政、金融領域的高管，這在后面會加以介紹。另外，在這一時期，我校開始接收外國留學生。

這一時期是學校歷史上發展較好、較快的一個時期，無論是校舍建設、教師培養還是學生培養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績，1966年文革開始，學校的基建工作停了，挖好的地基毀了，教師被下放，校舍被北京煙廠占了。

學校恢復期

1978年，國務院批準學校在原址復校，這就意味著煙廠得搬家，騰出校舍，但是因為煙廠是北京市的利稅大戶，市里更重視，所以在去留問題上雙方爭論了好幾年。財政部的領導去國務院、去國家事務管理局，都沒談下來。煙廠生產轟轟隆隆，學生沒法上課，于是上街、罷課，去請愿。后來事情鬧大了，新華社寫了一篇內參，報給了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志，胡耀邦批示，讓煙廠搬家，這是1981年的事兒了，但是煙廠徹底搬走是1988年，前前后后經歷了10年。可以說復校后學校經歷了一段相當艱苦的歲月，因為沒有地方，有的老師在澡堂里隔出一個空間，做宿舍，第二天起床，被子都能拍出水，幾百個學生一起住在大禮堂，學生沒有教室，就在臨時搭建的工棚里上課，但是就是在物質條件如此困難的情況下，同學們非常團結，保持著高昂的學習勁頭，晚上在煙垛上談理想，平時積極鍛煉身體，一心想為國家建設做貢獻。而教師到各地用人單位的走訪，普遍反映中財的學生務實、踏實，很得用，這可以說已經成為我校學生的傳統。

遷廠還校的十年，對學校的發展非常不利，同其他兄弟院校相比，實際上是失去了10年的發展機遇。沒有校舍，辦學規模就不能擴大，也不利于教師的培養。

向多科性大學轉型期

1996年學校更名為中央財經大學，是學校在復校后抓住的第一個歷史機遇，相對于原來的以財政、金融、會計等為主要學科的專門性院校而言，學校走上了多科性大學之路。

創辦高水平大學新時期

復校后的第二個歷史機遇是2000年學校由財政部劃歸到教育部，成為教育部直屬的國家重點大學，從而走上了“入主流、辦特色、建設高水平大學”的辦學道路。

捐資興學

這塊兒內容是1996年以來，向我校捐資十萬元以上的單位和個人的名單。其實無論是小從幾十元，大到幾千萬元的捐贈，學校都一一記錄在冊，并在基金會的網站上公布出來，但在因為數量很多，而這面墻的空間有限，所以無法一一列舉。

除了社會捐贈，很多從校友畢業后反哺學校，像涌金實業前董事長，已故經管86級校友魏東先生，有女巴菲特之稱的劉央女士等等。

相信有這么多的好榜樣，學生們在能力范圍內反哺學校，捐資興學一定會在中財形成風氣，這些虛位以待的空位，說不定也會出現在場同學的名字。

現在我們來到了校史館的室內展示部分。

前言

這是我校的新徽標，于2009年7月啟用，以學校的標志雕塑——“龍馬擔乾坤”為核心主體。

“龍馬擔乾坤”主題雕塑坐落于學院南路校區校門區廣場中央，落成于2000年5月16日，由著名工藝美術大師韓美林先生為我校建校50周年創作，造型是一個背負乾坤，昂首奮蹄的龍馬造型，予以中財學子像龍一樣騰天潛淵，吐納川海，也要像馬一樣遼闊原野，一任奔馳。

我校現階段的辦學目標是建設有特色、多科性、國際化的研究型大學。

歷程篇

校史館的室內部分分為歷程篇和成就篇兩個篇章，以“有特色、多科性、國際化、研究型”為主線，對建校以來學校取得的成績，進行簡要地回顧、總結和提煉。

與國同體

在中財6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學校始終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懷，這些照片是新中國歷屆國家領導人接見我校師生的照片，這是在我校建校50周年之際，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給我校的題詞。

復校后的歷次黨代會

在這塊兒內容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學校各個發展階段提出的校辦學目標，從第一次黨代會的建設全國重點財經院校，到2010年第五次黨代會提出的建設高水平大學的辦學目標，我們可以看出學校在不斷發展，辦學目標在不斷提高。

發展大事記

2000年后，學校發展非常迅速，在基建、科研、教育教學等各方面突飛猛進，這些發展變化在大事記里得到充分體現。

校園變遷 1988年之后，學校進入了校園建設逐步改造和建設階段，1997年清河分部啟用，到1999年建校50周年之際，校園面貌煥然一新，辦學條件有了較大的改善。但學校空間狹小，無法完全滿足學校辦學的需要，由于周邊無法拓展，學校抓住沙河建設高教園區的契機，在昌平沙河建設新校區，擴展辦學空間。2007年沙河校區破土動工，2009年正式啟用，迎來首批學子。長期困擾學校發展的校園面積過小問題初步得到了根本性的解決，為學校今后的更好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標志著中央財經大學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時期。根據學校的發展戰略規劃，沙河校區將成為學校未來的主校區。

在沙河新校區投入使用之前，為彌補教學條件的不足，2007年學校租用了校舍功能齊全，條件完備的上莊校區作為使用了11年的清河校區的替代校區。

同學們看到的西山分部，是中央財政管理干部學院并入中財后，其教學用地成為中央財經大學西山分部。

六十年輝煌

這是在2009年我校建校60周年之際，黨和國家領導人給發來賀信，題詞，還有來視察和講座的照片。

校慶當天共和國五任財長更是齊聚我校，祝賀60周年校慶。校慶期間，學校還舉行了一系列活動。各大媒體也爭相對校慶盛況進行了報道。

有特色

在2003年9月的《經濟》雜志上，記者王信川經過細心統計和精心研究，發表了文章“中國財金黃埔報道”，將目光聚焦在我校金融62一班。這個50人的班級出了30多位司局級以上干部，且大多身處經濟重要部門，并且他們的同屆和下屆校友也不了不少政府高官。這張圖片就是這期雜志的封面，封面上的這三位校友分別是時任國家審計長的李金華，財政部部長金人慶和原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時任天津市市長的戴相龍。

特色學科

60年的辦學歷程，學校形成了鮮明的財經特色。

經濟學和管理學是我校兩大傳統優勢學科。建校初期我校所開設的專業主要屬于應用經濟學，直接服務于當時國民經濟建設，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專業是國家在我校率先設立的。

這是我校現階段財經專業的建設情況，我校是全國擁有應用經濟學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的四所高校之一，這四所高校分別是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

2006年，學校搭建了“經濟學與公共政策創新平臺”，引進了一大批海外優秀歸國人員任教，還聘請了一批世界一流學者，包括諾獎得主擔任學術委員、名譽院長，平臺學生采用國際化的教學模式進行培養，采用國際公認最權威的英文版教材和英文授課。2006年末該平臺被列為國家 “優勢學科創新平臺”。這張照片是六十周年校慶前夕劉延東同志來校視察時，與平臺教師的合影。

我校注會專業在2006年和2007年的教學質量評估中連續名列全國第一，這是中注協發的文件。

保險學專業獲得了國際保險業著名專業資格認證機構的資格認證，我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在申請會員方面具有很好的優勢，這是會員證。

前不久學校MBA項目又獲得了AMBA國際認證。

財經人才培養

我校學生生源好、表現好、就業好、發展好、社會反響好，在20世紀50、60年代的畢業生中，一大批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有的成為擔綱扛鼎的領軍人物。其中就包括上面的這五位，分別是：金融62級校友李金華、財政62級校友金人慶，財會63級校友戴相龍，這三位在前面已經提到過，另外還有總后勤部副部長孫志強，原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王啟人，都是我校中央財政金融學院時期的學生。

我校1978年復校后培養的大批校友，現在也已成為國家經濟管理部門、金融保險機構、企事業單位、學術界、文化界等行業領域的骨干力量。

而新一代畢業生也是人才輩出，如我校2006屆會計學院畢業生王一鋼同學被國際會計師公會授予“杰出英才獎”，畢業后被摩根士丹利公司錄用，是當年全亞洲唯一被錄用的本科畢業生。

多科性

院系成立時間

這是自1949年以來，我校各院系成立的時間，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所在的學院的發展演變情況。大家可以看到，1995年，法律系、中文系成立，學校開始有了非財經專業的院系了。

學科樹

目前我校的學科專業建設形成了以經濟學、管理學、法學為主體，文學、哲學、理學、工學、教育學、藝術學等多學科協調發展的多學科體系。多學科的交叉融合有利于鞏固傳統優勢學科，培植新的優勢學科，催生新的學科生長點，為學校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研究型

這塊兒內容里展示的是我校近年來在教育教學科研工作方面取得的成就。學校還聘請了一批國內外著名學者，其中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5人，他們用英文為本科生授課和舉辦講座。教師隊伍和課程國際化水平的提高，提升了學校國際化的水平，為培養學生的國際意識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國際化

目前學校與遍及世界五大洲的高校、政府機構、國際組織、跨國企業等120家單位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這些項目包括學生的合作培養，學生與教師互換，教學與研究方面的合作。

名人名家

這些是我校建校以來的部分名人名家。

學校歷任領導

這是我校第一任校長李予昂，時任財政部稅務總局局長，他既是一名出色的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又是一名精通書畫、溫文爾雅的文人雅士，是公認的高官中的才子。

這兩位是我校現任領導，分別是黨委書記胡樹祥教授、校長王廣謙教授。

學校早期著名學者

這些事我校早期的著名學者，除了這位凌大珽先生是1949年學校成立便來校工作，以及崔敬伯先生是1955年來校工作外，其余的都出自我校中央財經學院時期，他們當中，有在當時就已經享譽全國的經濟學家，如曾任清華大學經濟系主任、西南聯大商學系主任的經濟學家、教育家，當時就任學院第一副院長的陳岱孫老先生；還有大名鼎鼎的社會學家，如現代中國人口學開拓者之一，國民政府時期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陳達老先生；還有一些默默耕耘、厚積薄發、大器晚成的學者，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專家，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的整理執筆人鄭必堅。

對這一版塊兒內容的整理不容易，由于一些歷史客觀因素，及人為因素，使得學校早期的歷史資料非常欠缺，而僅存的資料又有待整理，所以這些榜上有名的只是早期在我校執名師名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內容還有待我們對資料的進一步整理和挖掘。

復校后的著名學者

1990年，黨中央、國務院決定，給做出突出貢獻的專家、學者、技術人員發放政府特殊津貼，這些是我校96年以前政府特貼獲得者。

姜維壯教授是我國比較財政學的開拓者；李天民教授對我國管理會計學發展發揮了開拓性的作用，其所著《管理會計研究》，是我國第一部全面系統探討管理會計理論與方法的專著，填補了我國在這一領域的空白；劉光第教授最早提出我國國民經濟應從實物管理向價值管理轉變的政策性建議；聞潛教授在我國宏觀調控方面較早系統提出“消費啟動理論”，具有重要理論影響；趙天壽教授是20世紀80年代我國第一顆氣象衛星“風云一號”的副總工程師，1990年北京亞運會計算機系統運行方面的副總工程師。

另外還有兩位教授也屬于這個范圍，一是中央財經學院時期就來我校工作直至去世的崔書香教授，是1993年政府特貼的獲得者，她是將“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引入國內的第一位學者；在后面要提到的現任我校校長王廣謙教授也是1993年政府特貼的獲得者。

現時期高層次拔尖人才

我校目前擁有“千人計劃”引進人才1人，長江學者4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第一、二層次）”人選4人，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1人，國家級教學名師2人，其中一位長江學者Barry Eichengreen在國際化師資的內容里進行了介紹。

今天為大家簡要的對學校的情況進行了介紹，下面的時間大家可以隨便看看。在這里我也預祝各位同學能夠盡快度過迷茫期，早日融入全新的大學生活，克服困難、努力學習、愉

快生活，讓自己的大學時光精彩不留遺憾。今天，你以中財為家，明天，中財以你為榮。再次感謝大家！

第四篇：重慶大學校史

重慶大學創建于1929年，校址最初設在重慶市菜園壩，1933年遷至重慶市沙坪壩嘉陵江畔至今。學校1935年成為省立大學，1942年改為國立大學。截止1949年，重慶大學已成為一所擁有理、工、文、商、法、醫等六個學院，二十一個系科的綜合性大學，在國內外享有較高的聲譽。周恩來總理及夫人鄧穎超女士曾于1938年、1946年兩度到重慶大學為學生運動作演講，給重慶大學和重慶市的學生運動指明了革命的方向。

建校初期至1949年期間，在校任教的著名學者有：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教授、最早把現代數學引入我國的學者之一的何魯教授、著名的經濟學家馬寅初教授、著名會計學家潘序倫教授、中國化工學會創始人著名化學工程專家張洪源教授、我國第一位赴北極考察學者、著名電訊工程專家馮簡教授、著名數學家柯召教授、著名作家艾蕪先生等。;Z: G(^C(P7 k!t在校就讀后來成為知名學者的有：被譽為“中國恐龍研究之父”的周明鎮等十余名兩院院士、著名詩人楊明照先生、著名經濟學家錢榮堃先生等。

然而，就在重慶大學高速發展的時候，政治卻讓重大成為犧牲品，沉積了近三十年的精髓在1952年及其后的幾次的院系調整中所剩無幾8 y(G* S' s$ r, S4 V9 h8 W3 a(, Y

（此部分參考《重慶大學校史下冊1949-1994》，重慶大學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以及2009年的《漫步重大》創刊號）：0 p7 J& k+ m# X8 g“ c” E(?$ n

1952年重大醫學院調入當時的華西大學，即后來的華西醫科大學，后來又被并入四川大學；!B“ _: _5 L.N* S6 a2 ?8 I

1952年重大文學院并入四川大學，部分老師調入當時的西南師范學院 5 T9 v* {.h& M!{, xU;E

1952年重大鐵道工程專業調入西南交通大學土木系7 g# F0 p” H& y

1952年重大商學院調入當時的西南財經學院和四川財經學院，即現在的西南財經大學；)H-~# F8 P+ W# X.X9 W1 g$ e% f6 g-p

1952年重大法學院組成當時的西南政法學院，即現在的西南政法大學；

1952年重大體育系科調入西南師范學院，即西南師范大學（2005年7月與西南農業大學合并組建西南大學）；

1952年重大農業系科調入西南農學院，即西南農業大學（2005年7月與西南師范大學合并組建西南大學）；

1952年重大化學化工系調入四川化學工業學院即成都科技大學，后來又被并入四川大學；(K: D6 t" u.p

1952年重大的土木建筑組成后來的重慶建筑大學，重慶交通學院后又從建筑大學中分離，2000年重慶建筑大學重回重大；;r!Y4 Q8 W6 f% w6 p1 x% A9 @

1953年重大理學院并入四川大學；

1955年重大無線電系電報電話專業與天津大學兩個專業組成北京郵電學院，即北京郵電大學；

1956年在重大地質系的基礎上成立四川地質學院，就是今天的成都理工大學；

1952年調入重大有西南工業專科學校和川南工業學院機械科和電機科，石油專科學校鉆探和機械科，西南工業部工業學校機械科' B4 r6 p6 `& l3 z# {.y

1952年調整中，文，商，法，醫學院全部調入他校，工科專業有進有出，理學院暫時保留未動8 G6 r1 V7 k* ~$ N.M0 n8 P

1952年9月20日，以何魯教授為主任委員的重慶大學院系調整委員會開始著手搬遷事宜。從9月28日起，到11月19日，一個半月的時候，調整搬遷工作基本結束。但是對重慶大學的調整遠沒有結束。1 d7 Z& q-X6 I

1953年理學院全部調入四川大學，1955無線電系全部調出 ,1956地質系全部調出，1952大調整中，工學院是唯一保持了較強實力的學院，因為此時整個重大只剩下一個

學院--工學院。工學院自身也受到重創，無線電系和地質系全部遷出，土木建筑系也全部遷出，1958年重大曾增設了國防科技專業的6個新系，1962年時這6個新系又被調整組合，重大僅保留了無線電專業。第一次調整后工學院所存在的6個專業為：機械制造系，動力系，電訊系，采礦系，冶金系，地質系。第二次調整后所設置專業為：機械制造系，動力系，電機系，采礦系，冶金系。至此，風雨飄搖中顛簸著艱險成長的重大只有5個專業。三十多年的心血，已經無以言對。

到此，當時的重慶大學完全成為一所多科性工科大學

第五篇：南開大學校史

南開大學校史

南開大學創辦于1919年，創辦人是著名愛國教育家張伯苓,（1876-1951）和嚴范孫（1860-1920）。

南開大學成立時，設文、理、商三科，招收學生96人，周恩來為文科第一期學生（學號62號）。1920年增設礦科（1926年停辦）。1927年成立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后改稱經濟研究所）和滿蒙研究會（后改稱東北研究會），經濟研究所趨重實地調查和以物價指數為主的經濟統計工作，其出版的《經濟周刊》、《南開指數年刊》等多為國內外學術界所借重。1929年改科為院，設有文學院、理學院、商學院及醫預科，共13個系。1931年，商學院與文學院經濟系及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合并成立經濟學院；創辦化學工程系和電機工程系，附屬于理學院；1932年設立應用化學研究所。

早期的南開大學作為私立大學，其經費除政府少許補貼和學費及校產收入外，基本賴于基金團體和私人捐贈。本著“貴精不貴多，重質不重量”的原則以及投資所限，學校規模一直較小，1937年在校學生僅429人，但師資力量較強，凌冰（教育）、姜立夫、劉晉年（數學）、饒毓泰（物理）、邱宗岳、楊石先（化學）、李繼侗、熊大仕（生物）、蔣廷（歷史）、李濟（人類學）、肖公權、徐謨（政治學）、何廉、方顯廷、陳序經、李卓敏（經濟）、黃鈺生（心理學）、張彭春（教育學）、柳無忌（英文）、司徒月蘭（英文）、馮文潛（哲學）、張 1 克忠、張洪元（化工）等。竺可楨（氣象、地理）、湯用彤（哲學）、范文瀾（歷史）、羅隆基（政治）、吳大猷（物理）等也都曾在南開短期任教。

經過長期的艱苦創業，南開大學終以優越的學術環境、嚴謹的科學訓練方針以及崇尚務實的精神而名馳南北，為國家和民族培養了一批優秀人才，周恩來、陳省身、吳大猷、曹禺等是其杰出代表。

1937年7月，正處于成熟發展時期的南開大學不幸慘遭日本侵略軍狂轟爛炸，三分之二的校舍被毀。同年8月，南開大學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合組長沙臨時大學，三校校長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為常務委員，共主校務。翌年4月，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1939年南開經濟研究所遷至重慶沙坪壩南開中學內，繼續開展研究工作，并招收研究生；1942年7月，南開在昆明成立“邊疆人文研究室”，并出版《邊疆人文》刊物。聯大期間，三校風云際會，艱苦創業，和衷共濟，為國家民族培養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學人才和革命志士，譜寫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光輝篇章。

抗日戰爭勝利后，三校復員北歸，1946年南開大學遷回天津并改為國立。復校后設文學院、理學院、政治經濟學院和工學院，計16個系，另設有經濟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及邊疆人文研究室。師資力量有了加強，一批學者如吳大任、卞之琳、肖采瑜、傅筑夫、高振衡、李廣田、羅大岡、汪德熙、謝國楨、張 2 清常、王玉哲、楊生茂、司徒月蘭等來校任教。張伯苓在擔任校長長達30年之后，于1948年離任，由何廉代理校長。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南開大學開始了新的歷程。黨和政府十分關心南開大學的發展，周恩來總理于1951年、1957年和1959年三次回母校視察；1958年毛澤東主席蒞校視察；1994年江澤民總書記視察南開；李鵬、朱鎔基等也曾先后視察南開，黨和國家領導人給南開師生以極大的鼓舞。

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南開大學由一所學科比較齊全的大學變成了一所僅擁有文理學科的綜合性大學，設有14個系，3個專修科。院系調整后，鄭天挺、雷海宗、吳廷璆、李何林、朱維之、李霽野、季陶達、顧昌棟、溫公頤、陳仁烈、江安才、曾鼎禾、楊宗磐調入南開；王贛愚、何炳林、陳榮悌、陳茹玉、陳天池、王積濤、嚴志達、崔等一批國外留學者紛紛回歸，相繼加入南開教席。1958年，南開大學的貿易、企業管理、會計、金融、財政、統計等系轉入新組建的天津財經學院。1960年設立地質地理系（1961年停辦）、物理二系（1961年轉入蘭州大學）和哲學系。80年代前，長期停滯于9個系的設置，即數學、物理、生物、化學、中文、外文、哲學、政治經濟學、歷史等系。

1966年至1976年，南開大學正常教學秩序被破壞。1966年至1971年教學、科研工作完全癱瘓，五年之久不招生、上課。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學校大部分校舍遭到不同程度損壞。

改革開放以來，南開大學煥發青春活力。1980年以后，南開大學為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利用老專業基礎好的優勢，建立了一批新的專業和研究機構。文科重點增設了以財經類為主的應用性專業，并在此基礎上于1983年恢復了經濟學院，理科重點增設了交叉、邊緣和高新科技類專業。到80年代中后期，南開大學發展成為一所包括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生命科學、管理科學及藝術等多學科的綜合大學。

1994年，成立于1983年的天津對外貿易學院并入南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