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現行土地管理法的缺陷

論現行土地管理法的缺陷

摘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 》自1986年制定實施以來，經幾次修訂，逐步完善，現行版本是2004年版本。幾年的實施經驗總結，在肯定其對我國土地管理、維護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保護和開發土地資源、合理利用土地方面做出重要貢獻的同時，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資源配置與損失補償的非價值化原則，征收、征用土地補償的不合理性，集權型、管制型為主要內容的制度規范，監督檢查機制與公眾反饋機制的缺乏，公共利益界定的不明確，土地產權的不清晰，都是現行土地管理法表現出的問題。另一方面，由于制度的不合理，也開始暴露出來了很多隱藏的問題，例如，禁止集體土地入市，唯一進入市場的方式就是通過土地征收，這妨礙了農民集體參與工業化、城市化的機會；征地補償還是維持計劃經濟時代的地價制度，補償費還是由政府來定，而不是市場價，這就從農民身上拿走了巨額的財產，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小產權房的產生，也從側面反映出現行《土地管理法》存在的嚴重問題。合理分析現行《土地管理法》的缺陷，提出合理的建議，將會促進我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保護開發土地、合理利用提出寶貴意見。

關鍵詞 土地管理法 缺陷 征地 正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簡介：

1986年6月25日 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 》，明確提出制定本法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土地管理，維護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保護、開發土地資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實保護耕地，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第一版的土地管理法包括七章五十七條。之后一直到現在，總共進行了三次修訂。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的決定》，主要進行了五大方面的修訂；1998年8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修訂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進行了第二次修訂，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分為八章八十六條，增加了29條，同時增加了監督檢查這一章；2004年8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的決定》，為第三次修訂，這次修訂主要是區分了征收與征用的不同，包括以下幾條：第二條第四款修改為：“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 ；將第四十三條第二款、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一條、第七十八條、第七十九條中的“征用”修改為“征收”。

現行《土地管理法》為2004年版。本法自實施以來，為保護土地資源、合理利用土地、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同時，隨著實施時間的延長，經驗的積累，本法也暴露出來了一些明顯的缺陷和不足，資源配置與損失補償的非價值化原則，集權型、管制型為主要內容的制度規范，都成為現行土地管理法面臨的問題。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環境的變化，以及立法環境的不斷變化，從一定程度上都要求我們需要有一個適合我國經濟、社會現狀的土地管理法。本文主要論述現行土地管理法存在的一些缺陷和問題。

一、《土地管理法》中有關征收、征用土地的問題

《土地管理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土地實行征收或征用并給予補償。也正是這一條關于征收征用土地的規定，暴露除了很多與我國社會情況不相符合的問題，成為近年來一直備受爭議的焦點問題。中國征地補償理論和制度設計有明顯的計劃經濟體制特征，這是與我國現狀不符合的，因而必然引發矛盾。具體分析在《土地管理法》法條中體現的不合理之處，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法律規定不完備，對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明確。第二條強調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對土地進行征用，但未對公共利益做出明確的界定，導致征地權運用范圍過大，沒有充分尊重農民對土地財產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經營性用地也打著公共利益幌子進行征用。《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第四十三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可以看出，只有國有土地使用權才能上市流轉，農村集體的土地不能上市流轉，而征用權的行使是集體土地變為國有的唯一途徑;這種建設用地統一由國家征用、政府壟斷土地一級市場的土地使用制度，為地方政府“以地生財”創造了條件。政府以“公共利益”為借口可以征收征用集體土地，而不必征求農民的意見，農民對征收征用補償不能討價還價，不能行使權利對征收征用予以反對，也不能從政府利用征用的集體的土地通過拍賣賺取土地差價中獲得直接報酬。這就在客觀上形成了土地征占越多，政府利益越大的現狀。而農民則無緣于土地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價值增值。

二是征地補償標準不合理。《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征收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6~10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按照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數計算。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數，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數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單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數量計算。每一個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為該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4~6倍。但是，每公頃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最高不得超過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15倍。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30倍。土地在農村不僅僅是收入來源，還有著社會保障的功能。但是，中國農村整體上社會保障體制尚未建立，即使有的地方建立了社保機制也不完善，國家對農民的土地實行征收是永久的，而農民得多的收益卻相對來說非常少。特別是在我國西北地區，土地貧瘠，3年平均產值少的可憐，即便是最多的30倍補償，也無法保證農民今后的正常生活，反而斷去了農民的生活來源。所以，土地對農民具有重要的社會保障功能與歸依功能，相比較農民已有的經濟基礎和今后的需要，現有的補償標準難以保證農民原有生活水平的保持，更難以保證農民的后續發展。

二、土地所有權的規定不充分，導致土地產權不明

《土地管理法》第10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已經分別屬于村內兩個以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內各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小組經營、管理，已經屬于鄉（鎮）農民集體所有的，由鄉（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該規定反映出的問題是，誰是集體土地真正的產權代表？這就在實際操作中產生了很多的問題。一方面，農民基于土地使用權的取得，擁有土地的占有、收益權利卻缺失處分權。在農村土地資產占總資產比例較大的情況下，這種不清晰的產權主體安排，造成了一系列農村土地問題。產權主體不明確必然導致鄉(鎮)、村(組)、農民個人對自己應享有的權利不清楚。例如在征地補償問題上，由于所有權主體的不明確，造成土地收益權無法得到體現，難以實現對土地權利人的保護，影響耕地的保護，從而阻礙農村經濟發展，破壞農村的穩定。另一方面，集體并不擁有對土地的絕對所有權。因為所有權是所有人對于所有物進行支配的最全面、最充分的物權，所有權人有權排除他人對于其所有物的干涉，并且同一物上只能有一個所有權存在，而不能同時并存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所有權，它不僅包括對于物的占有、使用、收益，還包括了對于物的最終予以處分的權利。然而，我國集體所有的土地，集體是沒有處分的權利的，國家和集體土地是不能轉讓的。還有，對于土地的國家所有權來講，土地國家所有權的代表只能是各級人民政府，這就把名義上的國家所有制變成了實際上的各級政府所有制。這也導致了各屆政府為了自身政績和利益都拼命榨取土地收益，各地違規占地、違法占地的現象愈演愈烈，使全國各地房地產價格在地價的推動下瘋狂上漲。

三、“占多少，墾多少”原則的不合理性

《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一條規定“非農業建設經批準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墾多少’的原則，由占用耕地的單位負責開墾與所占用耕地的數量和質量相當的耕地，沒有條件開墾或者開墾的耕地質量不符合要求的，應當按照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規定繳納耕地開墾費，專款用于開墾新的耕地”，體現出政府可以根據模棱兩可的公共利益定義作為對土地任意征收的借口，而且采取的“占多少，墾多少”的占地補救措施，缺乏可持續發展土地的考慮。繳納的開墾費，并不能滿足開墾同等質量的土地的要求，而且這與土地的位置固定性、質量差異性本身是相違背的。因而，國家、企業、個人甚至外商可以通過利用公共利益這一幌子，擴大征收范圍，進行各種投資開發建設。

四、政府用計劃經濟的方式配置土地資源，產生嚴重問題

我國對土地資源的利用，總體上是一種政府用指令性計劃的手段，這種土地資源的配置方式，逐漸的與我國的國情產生矛盾，因而也引起了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開始制約我國市場經濟的有效發展，也損害了農民的利益。

一是城鄉有別的土地管理制度，完全關閉了農村集體土地特別是農村建設用地進入市場的大門，極大地扼制了市場機制在集體建設用地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土地管理法》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涉及農用土地轉為建設用地的，應當辦理農用地轉用手續”，“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強制性的征收征用土地和對集體所有土地的限制，與我國正在推進的城鎮化、工業化進程和城鄉統籌發展的改革實踐極不協調。

二是制度的不完善與利益的驅使導致小產權房的出現。隨著統籌城鄉建設的改革與發展，縣（區）、市（州）地方政府為了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在制度管理層面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已將土地管理權限于有意無意中默許給了鄉鎮政府乃至更基層的村社組織。其次，因為基層政府的支持，過去禁止在集體土地上建設商品房的規定實際上已變成一紙空文，加之開發商用于開發的集體土地價格低廉，各方為了更快更多地牟取各自利益，基層政府或組織大批騰挪整合土地，房地產開發商大規模建造房屋。這樣就形成了一方面大規模開發“小產權房”，另一方面法律與政策不予合法認可的沖突局面，從而成就了小產權房這樣畸形的存在。

三是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禁止集體土地入市，同時新征建設用地，首先轉化為集體所有，補償費采用固定模式，有政府來定，而不是市場價格，從而從農民身上拿走了巨額利潤，損害了農民利益，阻礙了農民集體參與工業化、城市化的機會。此外，農村土地除了被國家征用外，沒有其他途徑進入市場流轉。農地流轉特別是農村建設用地的流轉實際上處于法律的空白。這也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促使了小產權房的產生。

五、法律監督的不足

《土地管理法》中法律監督的不足，主要包括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監督反饋機制的缺失導致公共監督作用不能發揮，一是政府部門自身在監督檢查過程中的不足。《土地管理法》第六章中對監督檢查的規定，主要是面向政府部門，對政府部門應該履行的監督檢查職責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包括對土地監督檢查機關和人員的規定，對監督檢查措施的規定，以及對有關單位的應盡義務的規定，對行政處分和土地行政處罰的規定等。但是從法條中可以看出，這個監督檢查的主體始終是政府部門。也就是說，是政府部門監督法條的實施，檢查法條的執行情況，并要求相關單位予以配合。但是由于政府失靈的存在，以及在利益驅動下的部分政府職能的喪失，就要求監督檢查的主體決不能僅僅是政府部門。而這是我們《土地管理法》沒有提到的。

一方面，公眾對政府部門監督的缺乏，對法律實施情況監督的缺乏，以及政府部門反饋機制的欠缺，成為我國社會發展的又一發阻力。農民向城鎮集中，幫助政府集中更多的土地資源，加快城鎮化建設，城市擴張帶動房地產業的發展，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房地產的經營商成為影響政府的重要社會利益集團。在這種種利益訴求的推動下，政府的角色正悄然發生著變化，其權力被不斷放大。政府已不再是單一的執法者，成為既是土地的占有者，又是土地的支配者；既是現行土地法律的執法者又是因改革發展而不得不突破現行土地法律規定的違法者的雙重角色。加速土地交易，造成土地的無序供應，也加快了農村土地的流失，從而威脅著國家的耕地保護紅線。“小產權房”問題正是在政府角色的悄然變化中由地方政府默許和推動，不正常發展起來的。歸根結底，是公眾監督的缺失。

另一方面，是政府部門自身監督檢查機制的不完善。農村改革實踐證明，為了更好地實現改革目標，適度的放權給地方政府是必要的，但在關系改革發展大局的重大問題上，國家必須統籌全局，必須加強監督，絕不能以土地為代價換取發展，也決不能因為自身監督不到位而產生損害人民利益的事。所以，加強監督檢查機制，完善公眾反饋機制，是更好的實行土地管理法，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科學合理的土地管理法，將會真正遵循它的立法宗旨，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

第二篇：淺論我國現行勞動法缺陷

淺論我國現行《勞動法》的缺陷

內容摘要: 本文從我國現在社會經濟中比較突出的勞動爭議問題為切入點，引出現行 《勞動法》中存在的缺陷問題。文章先從《勞動法》產生的背景說明了勞動法已不適應現在的社會經濟發展，而后分別從《勞動法》的法律沖突、勞動爭議處理機制不完善、對弱勢群體的保護不夠和其他一些法律需要補充的地方來分析現行《勞動法》中存在的缺陷。最后文章提出了針對缺陷的解決辦法。

關鍵詞： 《勞動法》、缺陷、法律沖突、勞動爭議處理機制、涉外勞動關系 序言： 去年年底，溫家寶總理幫農民工討薪成為社會熱點話題，一方面我們為總理關心百姓疾苦而感動，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當前因為勞動關系引發的爭端已經成為一個越來越突出的社會熱點問題，媒體不時可以看到相關的報道。在當前大力提倡依法治國的環境下，我們不禁要問，我國不是有《勞動法》來保護勞動者的權益嗎，為什么類似問題要通過政府以各種規定或命令的政治手段去解決矛盾，而《勞動法》這個本來的主角卻會缺席呢？本文正是針對這一社會現象從法律的角度分析現行《勞動法》的缺陷，并提出個人的解決問題的建議。

一、現行 《勞動法》的立法背景

說起我國現行《勞動法》的缺陷要從它產生的背景說起（注釋一）。自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關心廣大勞動者的勞動權益，出臺了多項相關的的法律和規定。其中，1986年10月《國務院關于發布改革勞動制度四個規定的通知》明確規定改革用工制度，擴大企業用工自主權，作為國營企業改革的配套措施，勞動用工方面將傳統的固定工制度向勞動合同制度轉變。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誕生，從此廣大勞動者有了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的切身權益，也為社

主義經濟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勞動法》制定頒布時，我國剛進入市場經濟初期，剛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處于起步階段，積極的就業政策尚在探索之中，勞動關系調整方式正由行政管理向依法調整轉變。《勞動法》的立法依據還是計劃經濟下的勞動關系調整準則，對市場經濟下將出現 的問題缺乏處理經驗。在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勞動法》對社會保障、促進就

業、企業工資宏觀調控的規定比較原則、簡略，對勞動關系的規范比較單一，對法律責任設定較輕。10年后的今天，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建立；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深地參與到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正在進行；城鄉協調發展已經提上日程，農民進城就業規模越來越大。由此影響到經濟成份、就業方式、用工形式越來越多樣化，勞動關系遠比10年前復雜，維護勞動者權益的任務遠比10年前艱巨。由于我國勞動關系發生巨變，變得

復雜化、法律化；非公有制勞動關系不斷加重，出現性質多元化的局面；在勞動關系中，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相比更處弱勢。因此，《勞動法》存在薄弱環節，其中的 一些現行規定在實際工作中出現無法調整或難以有效調整的尷尬局面，迫切要求盡快進行修改和完善。再加上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我國仍處于體制轉軌和經濟轉型過程中，各種過去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和隨著改革深化出現的新問題交織在一起，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勞動保障工作，使《勞動法》的貫徹實施面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現行 《勞動法》的主要缺陷

（一）法律沖突問題

我國《勞動法》和現行的其他法律法規和地方的法律法規之間存在沖突，使得《勞動法》在執行中援引法律存在困惑。

1、在司法實踐中《勞動法》和我國制定的其他法律法規之間存在沖突。比如，2004年北京首例工會主席被炒案引發了許多的社會爭論。大致情況是：2004年8月30日，北京市三環相模新技術有限公司以“工作嚴重失職”為由解除了公司工會主席唐曉東的勞動合同，而唐曉東則認為這是公司借機報復自己為工人爭取合法權益的行為，他以“公司違反《工會法》及不支付工會經費”為由，向法院提起訴訟。目前二審終審，法院均裁定駁回“違反《工會法》”的起訴，口 頭通知不受理“不支付工會經費”的起訴。在此案中，三環相模新技術有限公司正是依據《勞動法》第25條第3款的規定，認為唐曉東工作嚴重失誤，據此解除唐曉東的勞動合同。然而，根據2001年修改的《勞動法》第17條規定除非在任的工會干部在工作中出現重大過失或者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公司不能解除工會干部的勞動合同。在企業解除與工會干部的勞動合同問題上，《勞動法》與《工會法》出現了交叉，在究竟應該依據哪一門法律出現了爭議。（注釋二）類似的情況還存在于多項其他法律中。

2、我國除了1994年頒布的《勞動法》外，各省還制定了地方性的勞動法規和勞動規章。從法律效力上說，《勞動法》是由國家立法機關依據憲法制定的調整勞動關系的規范性文件，其法律效力僅次于憲法而高于其他法規。但是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由于存在《勞動法》和地方性勞動法規的沖突，使得《勞動法》在執行中援引法律存在困惑，也使得有些法官在司法判決時無所適從。例如： 2001年12月24日，北京市政府以第91號令發布了《北京市勞動合同規定》。根據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規定，如果勞動合同期限屆滿，而仍存在事實勞動關系，沒有續延勞動合同，應按原來的條件履行，用人單位終止勞動關系的，法院應予以支持。而北京的規定卻明確在這種情況下用人單位不得終止勞動關系。二者存在著沖突。（注釋三）

（二）勞動爭議處理機制不完善

現行的勞動爭議制度已不能適應目前日趨復雜的勞動關系，主要是“仲裁前置程序”的不合理性、勞動爭議處理時間過長、仲裁水平有待提高、勞動爭議仲裁缺乏有效監督等一系列問題。

根據我國相關的法律規定，目前的勞動爭議處理是采取“一調一裁二審”的單軌體制。仔細考慮，發現在實踐中此體制存在如下的弊端（注釋四）：

1、“仲裁前置程序”的不合理性。

它妨礙了勞動爭議當事人行使解決勞動爭議權利的自由，不利于切實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當事人之間發生爭議或者權利受到侵害時，其享有法律賦予的不可剝奪、不可讓予的請求中立的司法機關給予公正裁判的權利。而我國的“仲裁前置程序”卻妨礙了勞動爭議當事人行使解決勞動爭議權利的自由。

2、勞動爭議處理時間過長，“一調一裁二審”的處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勞動者“有冤有處申”，但事實上，我國現行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從調解，到仲裁，再到人民法院的兩級審理，此程序的完成，正常情況下所需時間為一年左右。從實踐來看，這一處理機制程序過多，時間過長，不利于案件及時了結。

3、仲裁水平有待提高，仲裁員的素質普遍偏低，與法律職業共同體目標之建立相背

4、勞動爭議仲裁缺乏有效監督。雖然我國《勞動法》和《勞動爭議處理條例》規定了勞動爭議仲裁的基本制度，但對勞動爭議仲裁如何監督卻缺乏必要的和有效的機制。

（三）現行《勞動法》對弱勢群體的保護不夠

對于在勞動關系雙方中明顯處于劣勢的勞動者一方來說，勞動法律提供的保護不夠。由于勞資雙方在經濟地位、信息獲取、供求關系等方面的不平等，從而使得勞動者一方處于明顯的弱勢，這在農民工、私營企業工人、低收入階層表現尤為明顯。現行的《勞動法》規定過于籠統，勞動監察力度也不夠，從而未能給勞動者提供的有力的法律保護。主要表現在：

1、勞動雙方在簽訂勞動合同時的不平等地位。由于在就業市場上資方處于有利的地位，就在勞動合同上大做手腳，主要表現在：拒絕或拖延簽訂勞動合同、在合同中任意延長試用期限、對工資標準制定模糊等。尤其是農民工進城務工人員，更是極少有簽訂用工合同的，這使得在勞動糾紛中勞動者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2、任意侵犯勞動者合法權益。主要表現在：任意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不按照國家正常假期休假、工作環境不達標、不按照國家規定為勞動者交納保險金、強迫勞動者抵押現金或證件等。

3、正因為勞動爭議被當做民事案件審理，舉證責任也要按照民事訴訟“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來分配，這對勞動者來說，顯然是勉為其難。在勞動訴訟中，因物證一般為用人單位或雇主掌握（如考勤記錄、加班加點手續、工資發放憑證等），勞動者不能舉證。在訴訟費用方面，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在訴訟過程中的優劣態勢則顯而易見。因此，多數國家設立專門的勞動法院或者勞動法庭來審

理勞動案件，在舉證責任和訴訟費用上都明顯體現出保護勞動者的傾向。

（四）其他一些法律需要補充的地方

1、涉外勞動關系的法律適用空白。非常遺憾的，《勞動法》作為一個基本法律，未設立涉外勞動關系的法律適用一章。

涉外勞動關系的適用是指勞動關系的主體、客體、內容具有涉外因素時對于法律的選擇，是沖突法律規范。近年來，涉外勞動關系的問題日顯突出，尤其是外國人到中國工作和中國人到外國工作的數量增多。《勞動法》要確定準據法，還要考慮不同勞動法律規范對于勞動者權利的影響。

2、對于企業違反勞動合同的處罰不夠嚴厲。在現行的《勞動法》中，對于企業違反勞動合同的處罰規定比較籠統或處罰過輕，比如現行《勞動法》 第十二章第八十九條和第九十條規定明顯規定過于籠統，對企業的違法行為的認定和賠償責任沒有細化。我國《勞動法》對有關法律責任的規定中，用人單位出現違反規定情況時，絕大數情況下就是由勞動行政部門給予警告，責令改正，只有在延長勞動時間、使用童工、暴力侵害勞動者人身三種情況下可能被處以罰款或吊銷營業執照。吊銷營業執照后用人單位完全可以重新注冊繼續經營；罰款和賠償等后果出現的前提是被裁判或被查處，而勞動者由于在勞動關系中的弱勢地位，大多會忍氣吞聲，并且由于勞動監察不到位等原因，使得這些后果的出現概率少之又少。這樣用工單位違法成本實在是很低，這樣就造成了一些企業的僥幸心理，從而造成更多的對勞動者的侵權行為。（注釋五）、另外《勞動法》中一些法律條文規定比較含糊。比如《勞動法》第二十條規定：“勞動合同的期限分為有固定期限、無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為期限。勞動者在同一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以上，當事人雙方同意續延勞動合同的，如果勞動者提出訂立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這一條的規定就比較含糊了，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可以各取所需、任意解釋。勞動者可以理解為：我在同一單位連續工作十年了，就有權力簽訂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用人單位卻認為，前提是“當事人雙方同意續延勞動合同的”，如果我根本不同意和你續延勞動合同，連短期合同都不和你簽，哪里談得上無固定期限的合同？我馬上就要解除你的勞動合同，你又能怎么樣？這樣就會造成理解上和法律執行中的困惑。（注釋六）

三、針對現行《勞動法》缺陷的一些建議

綜上所述，我國現行的《勞動法》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已不能適應我國新形勢下復雜的勞動關系特點了，建議的解決對策包括：

（一）統一法律規定，對于現行《勞動法》和現行的其他法律法規和地方的法律法規之間存在沖突的進行統一規定，確定在現行《勞動法》和其他現行的法律法規關于勞動爭議有沖突的地方，建議以現行《勞動法》為依據；地方的勞動法律法規在具體條款上和現行《勞動法》有不一致的地方，遵從地方服從中央的原則，尊重《勞動法》的在調整勞動關系方面的權威性,對于一些地區為了在勞動制度上的進行新的探索，出臺的更加嚴格的保障勞動者權益的地方法律法規，如果確有沖突的可以考慮以地方的法律法規優先考慮，這樣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現行《勞動法》的缺憾。

（二）完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這是現行《勞動法》改革的重點。鑒于現行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越來越不適應勞動爭議處理工作的要求，對其進行修改就顯的比較迫切。我國應借鑒國外的做法，實行“裁審分離，各自終局”的新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即勞動爭議雙方當事人在未能和解，而又不愿或調解機構調解不成時，對于仲裁和訴訟只能選其一適用，對首次裁決（判決）結果不服的，可在規定的期限內申請上一級仲裁機構（法院）重新審理，第二次裁決（判決）是最終結果，發生法律效力。

另外建議建立勞動基層法院，將勞動爭議案件集中由其管轄，并規定全部適用簡易程序，取消勞動爭議仲裁，其理由如下：

1、有利于及時、有效地保護勞動者的利益，節省訴訟資源。

出現了勞動爭議，當事人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減少仲裁的環節。而且法院可以適時地采用查封、扣押和先于執行財產等措施，有利于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保證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業內部規章制度以及各種保險費用交納、財務等情況都由用人單位掌握，一旦發生爭議，勞動者在證據取得與占有上往往處于被動地位。設立勞動法院后，人民法庭可以依當事人的申請進行調查取證，以彌補勞動者舉證能力較差的欠缺。

3、有利于當事人訴權的保護。

根據《勞動法》規定，當事人必須在知道自己的合法權益遭到侵害的60日內向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申請，超過60日的，不予受理。根據2001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規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根據《勞動法》第八十二條的規定，以當事人的仲裁申請超過60日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裁決、決定或者通知，當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對確已超過仲裁申請期限，又無不可抗力或其他正當理由的，依法駁回其訴訟請求。”那么如果當事人超過60日才提起仲裁申請的，將永遠不能獲得司法保護。相反，如果設立了勞動法院，在處理勞動案件時則可依民法通則的規定為兩年的訴訟時效，從一定程度上講，更有利于保護勞動者的利益。

（三）強化對弱勢群體的保護。

針對勞動關系雙方的特點和我國的現階段現實情況，《勞動法》除了要發揮維護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的合法權益、協調勞動關系的基本作用外，應體現向弱勢群體傾斜的原則，這在國外的立法實踐中也是廣為采取的。具體來講，主要是加強《勞動法》的普及和監查工作，使得弱勢群體懂得用《勞動法》這個最有力的武器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并在相關的法律規定中加強對弱勢群體利益維護的條款，并加以細化。在國外的勞動法律中，對于勞動者的權益進行了非常詳盡的描述，比如關于勞動者在性別、宗教、政治派別等方面不得進行歧視，勞動者工傷標準的確定十分的詳細，關于勞動者尤其是從事危險職業的勞動者在職業保護方面的規定很嚴格等等。這些都很值得我們借鑒。

（四）對法律中其他不完善的地方進行補充和修改。比如：對涉外勞動關系進行專門的規定，這也與我國入世后涉外經濟交往日益頻繁的背景有關；對于企業違勞動合同的處罰更加嚴厲一些，規定更為詳細，加大監查力度。對于《勞動法》中條文規定比較含糊的地方進行細化。

第三篇：論現行私營企業法律制度的立法缺陷(法律論文)

摘要：

私營企業迅速發展壯大，業已成為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對私營企業的政策導向從“引導、監督、管理”發展為“鼓勵、引導、支持”。因此在80年代到21世紀初先后制定了調整私營企業發展的法律規范。但是，長久以來以所有制成分來劃分企業法律制度的思路限制了立法發展，對私營企業還是存在了法律規范制度上的缺陷和由此而來的法律歧視現象。本文對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的尚在運行的有關私營企業公司法律規范進行了比較分析從中發現了不少有關法律問題。

如在《公司法》與《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上對私營企業中的有限責任公司的法律規范上就存在很大的法條競合；在經濟法律規范上，對私營企業尤其是有限責任公司在發起設立與國有獨資公司存在著不平等；在稅收征管上，對私營企業所有人的征稅上存在著基于一個法律事實而雙重承擔征收（企業所得稅與個人所得稅）義務的不合理問題；在刑法保護方面，對職務侵犯私營企業公司財產權利的犯罪行為的懲罰與預防上也有不平等問題等等。

解決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在于如何真正給予私營企業在法律地位和法律保護方面給予“國民待遇”，筆者認為應當在完善立法，清理不適宜的行政法規（如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等），加強執法水平，從而全面保護私營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規范私營企業的經營管理、市場活動。讓私營企業能夠在合理、平等的環境下發揮作用，適應WTO后中國市場經濟時代的需要，投入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去！

關鍵詞：私營企業、有限責任公司、法條競合、職務犯罪、立法缺陷

主要參考書目：

《經濟法學》（第二版）潘靜成著

《刑法學》趙秉志主編、黃京平副主編

《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學》皮協成著

《析我國企業立法的雙軌現象 ——兼論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法律體系的構建》 董皓著

《非公有制企業法律保護》劉劍文、楊漢平著

《現代民法學》余能斌、馬俊駒主編

《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摘自《人民日報》以及《新華網》）

本文涉及主要法律法規：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6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1997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2000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199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伙企業法》（1997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199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1988年 國務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1988年國務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施行辦法》修改意見（1996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1993年國務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1993年）

一、我國私營企業法律制度的立法概況

江澤民同志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報告中表明：“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生產力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我國對私營企業的政策導向從“引導、監督、管理”發展為“鼓勵、引導、支持”。因此在80年代到21世紀初先后制定了調整私營企業發展的法律規范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1988年 國務院）；《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施行辦法》修改意見 1996年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伙企業法》（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1999年）等基本上形成了私營企業法律制度體系。

（一）最初私營企業法律定義

按照國務院1988年頒布的《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的規定：私營企業是指企業資產屬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營利性的經濟組織。私營企業分為以下三種：（1）獨資企業；（2）合伙企業；（3）有限責任公司。

按照條例的定義：

（1）獨資企業是指一人投資經營的企業。獨資企業投資者對企業債務負無限責任。

（2）合伙企業是指二人以上按照協議投資、共同經營、共負盈虧的企業。合伙人對企業債務負連帶無限責任。

（3）有限責任公司是指投資者以其出資額對公司負責，公司以其全部資產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的企業。

（二）現行私營企業法律定義

而后就在此基礎上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分別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伙企業法》（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1999年）對私營企業的三種法律形態進行了進一步的定義：

1.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公司以其全部資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公司法》第三條）

2.合伙企業，是指依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的由各合伙人訂立合伙協議，共同出資、合伙經營、共享收益、共擔風險，并對合伙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的營利性組織。（《合伙企業法》第二條）

3.個人獨資企業，是指依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由一個自然人投資，財產為投資人個人所有，投資人以其個人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的經營實體。（《個人獨資企業法》第二條）

如今，以《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為代表的按所有制劃分的企業法律體系和以《公司法》為代表的按財產形態劃分的企業法律體系同時作用于我國企業法律關系之上，上述立法中同時存在兩個并行不悖的法律制度體系。這兩個制度體系的立法理論基礎以至立法精神均有差異，卻同時調整著一類法律關系，因此形成企業立法中鮮明的“中國特色”。

二、現行私營企業法律制度中的立法缺陷分析

（一）私營企業法律制度中的法條競合問題

“法條競合”（又稱法規競合），它指的是“兩個以上的法條構成要件相互重合、包含或交集，則便可能發生同一法律事實同時為它們所規范的情形，于是相對于法律事實處于競合的狀態。其特征在于同一法律事實同時為兩個以上法條所規范”。

法條競合的現象主要是發生在“私營有限責任公司”這一特定的法律主體上的，由于不同法律規范（即《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中有關規定中的情況。

《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與《公司法》之間就“有限責任公司”的法律主體規定上的法條競合具體如下：

1.投資主體的限制

《條例》第十一條規定 下列人員可以申請開辦私營企業：(一)農村村民；(二)城鎮待業人員；(三)個體工商戶經營者；(四)辭職、退職人員；(五)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允許的離休、退休人員和其他人員。而《公司法》并無此規定，也就是說對于發起組建有限公司的投資者（股東）并不要求身份或者其他禁止性規定。

實際上原先國家同意私營企業開設，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因此對無業人員給予的“優惠措施”。而現在，許多在職人員往往有投資的需求（看證券市場投資者中，大多是在職人員就可以看出投資的需求是很大）。從法理上而言，購買某公司股票的投資者即是股東。股市有很大的風險，眾多的投資者手中的社會閑散資金（游資）需要更多的出路。投資開設公司，做個股東，做兼職老板實際上是很多在職人員的想法。《條例》的規定則阻礙了投資需求。

2.出資人（股東）人數上的限制

《條例》第九條第（三）款規定投資者為二人以上三十人以下，而且有限責任公司投資者超過三十人的，應當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作專項申報，經同意后始得辦理登記；《公司法》第二十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由二個以上五十個以下股東共同出資設立。

這種情況下，如果某村有幾十名村民希望共同成立一家私營企業來經營農副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那么如果成立合伙企業，就會產生由于合伙經營的無限連帶責任而導致了經營風險（萬一發生債不抵債，只能以個人財產清償債務）；而如果選擇有限責任公司的形式，就在風險的防范上處于有利位置，但是如果發起人超過30人，就不能成立公司。當然也可以選舉出幾名代表作為注冊發起人，但是這也為今后的股權爭議埋伏隱患！

3.資本變動的限制

《條例》第九條第（六）款規定：不得減少注冊資金；而《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條規定：公司需要減少注冊資本時，公司應當自作出減少注冊資本決議之日起十日內通知債權人，并于三十日內在報紙上至少公告三次。債權人自接到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未接到通知書的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九十日內，有權要求公司清償債務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公司減少資本后的注冊資本不得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額。

企業是有生命的，尤其是私營企業，一般私營企業與國有企業不同，是自籌資金開業的。自籌資金運作下，如果企業經營良好是可以增加注冊資本，而經營困難的話，尤其是背負大額債務時，減少注冊資本是有效防范破產風險的辦法之一。《條例》這一規定是為了防止私營企業為逃避債務而減少資本或者防止虛假出資行為，但是在實際經營活動中資本是不斷在流動更新之中的，如果企業發生經營虧損的話，減少注冊資本是比較合法而有效的防范風險的方法。而對私營企業尤其是私營有限責任公司采取限制措施反而不利，因為這片面加重了企業義務，過高的負債將使企業加速破產，更不利于企業經營。

4.行業準入上的不合理限制

《公司法》沒有明確就經營范圍的限制進行列舉，也就是說不對私營企業公司的經營進行限制。而《條例》在第十二條規定“私營企業可以在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的范圍內，從事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商業、飲食業、服務業、修理業和科技咨詢等行業的生產經營。私營企業不得從事軍工、金融業的生產經營，不得生產經營國家禁止經營的產品。” 同時根據1996年12月17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施行辦法》修改意見中“第五條 《條例》第十二條規定私營企業可以經營的行業，還包括營利性的文化、藝術、旅游、體育、食品、醫藥、養殖等行業。”

這樣根據上述有關規定，對私營企業在金融、保險、交通、郵電、通信、煤炭、電力、航空、醫療衛生、新聞等行業方面限制準入，這是與國際通行作法存在很大差異，尤其在中國加入WTO后，需要進行改革的重要方面。

（二）經濟法律規范調整中對私營企業的不合理限制

1.公司設立登記上的“一人公司”

按《公司法》第二十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由二個以上五十個以下股東共同出資設立。國家授權投資的機構或者國家授權的部門可以單獨投資設立國有獨資的有限責任公司”。上明確規定發起組建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必須2人以上，實際上否定“一人公司”的存在.但是國有獨資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卻不受限制，國有獨資公司只有一個股東：即國家授權投資機構或部門。如：《公司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設立的國有企業，符合本法規定設立有限責任公司條件的，單一投資主體的，可以依照本法改建為國有獨資的有限責任公司；多個投資主體的，可以改建為前條第一款規定的有限責任公司。”

而且國有企業改制股份有限公司在發起人數上不受限制，如《公司法》第七十五條規定：“設立股份有限公司，應當有五人以上為發起人，其中須有過半數的發起人在中國境內有住所。國有企業改建為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人可以少于五人，但應當采取募集設立方式。”

一方面明令禁止一人公司；另一方面對國有公司作特殊規定。這是明顯的區分企業所有制，對國有企業的特殊照顧而造成的對私營企業的歧視。

2.公司改制上的缺陷

根據《條例》第九條第（七）款規定私營企業不得向社會發行股票。也就是不允許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私營企業只能有私營有限責任公司形式。同時根據《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１９９２年５月１５日國家體改委印發)第十條 公司發起人，是指按照本規范訂立發起人協議，提出設立公司申請，認購公司股份，并對公司設立承擔責任者。公司發起人應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立的法人(不含私營企業、外商獨資企業)。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作發起人時不能超過發起人數的三分之一。自然人不得充當發起人。這樣，從法理上說私營企業無疑也就失去了向社會公開募集資金的融資機會。

而按照《公司法》第九十八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變更為股份有限公司，應當符合本法規定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條件，并依照本法有關設立股份有限公司的程序辦理。”也就是說有限責任公司可以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并且可以采取公開募集發行股票。

眾所周知。一旦企業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就意味著相對封閉的股權結構被打破，社會資本進入了該企業，公司法中的法人治理結構——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就會發生真正意義上的權力制約，從而對企業的經營管理發生質的飛躍，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互相監督、互相促進就能使企業在規范的環境中發展，這就是自身制約！比起國有企業的政企分開的改革，更加有效、規范！

3.稅收征管上的雙重征稅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1994年國務院）第七條規定：　條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1993年國務院，下同）第五條中對企業所得稅征收的范圍（即計稅依據）是：

一）生產、經營收入，是指納稅人從事主管業務活動取得的收入。包括商品（產品）銷售收入、勞務服務收入、營運收入、工程價款結算收入、工業性作業收入，以及其他業務收入。

二）財產轉讓收入，是指納稅人有償轉讓各類財產取得的收入，包括轉讓固定資產、有價證券、股權，以及其他財產而取得的收入。

三）利息收入，是指納稅人購買各種債券等有價證券的利息、外單位欠款付給的利息，以及其他利息收入。

四）租賃收入，是指納稅人出租固定資產、包裝物，以及其他財產而取得的租金收入。

五）特許權使用費收入，是指納稅人提供或者轉讓專利權、非專利技術、商標權、著作權，以及其他特許權的使用權而取得的收入。

六）股息收入，是指納稅人對外投資入股分得的股利、紅利收入。

七）其他收入，是指除上述各項收入之外的一切收入，包括固定資產盤盈收入，罰款收入，因債權人緣故確實無法支付的應付款項，物資及現金的溢余收入，教育費附加返還款，包裝物押金收入，以及其他收入。

同時根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1994年國務院）第八條規定：“稅法（指個人所得稅法）第二條所說的各項個人所得的范圍：

一）工資、薪金所得，是指個人因任職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資、薪金、獎金、年終加薪、勞動分紅、津貼、補貼以及與任職或者受雇有關的其他所得。

七）利息、股息、紅利所得，是指個人擁有債權、股權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紅利所得。

九）財產轉讓所得，是指個人轉讓有價證券、股權、建筑物、土地使用權、機器設備、車船以及其他財產取得的所得。個人取得的所得，難以界定應納稅所得項目的，由主管稅務機關確定。”

對于國有企業而言，企業生產經營所得部分繳納企業所得稅，而職工（包括廠長經理等）的工資等收入部分繳納個人所得稅是理所應當的。企業所得稅與個人所得稅是不相矛盾的。

但是按照私營企業（主要是私營有限公司，合伙企業與個人獨資企業只繳納個人所得稅）的特點來看，投資者每年生產經營所得的收益（企業的贏利、所有者權益等）中所負擔的稅收除了要交納企業所得稅外，作為未分配利潤部分還要繳納個人所得稅（股息、紅利等），屬于基于同一法律事實（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得到一項權益（利潤）而雙重承擔義務這也是明顯的不合理的，是與權利義務相一致的法律原則相抵觸。

（三）現行刑法對私營企業權益保護方面的缺陷

就職務犯罪（利用職務便利進行財產侵占、謀取非法利益的犯罪行為）的懲罰與預防等刑法保護方面，私營企業、公司與國有企業、公司所受到的待遇不同。尤其是在懲罰力度上，對侵犯私營企業公司財產利益的犯罪行為刑罰明顯較輕（有些甚至僅對國有企業公司人員），造成犯罪成本較低，實際上的危害性也較大。如：

1.《刑法》明確規定的職務犯罪行為及其處罰分析：

（1）.職務侵占罪與貪污罪

前者法定最高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沒收財產；后者法定最高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可適用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2）.挪用資金罪與挪用公款罪

前者法定最高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后者法定最高刑10年以上或無期徒刑。

（3）.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與受賄罪

前者法定最高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沒收財產；后者法定最高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可適用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4）.公司企業人員行賄罪與行賄罪

前者法定最高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后者法定最高刑為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沒收財產

從上可以看出對于行為內容和危害性相同的職務犯罪行為的處罰打擊上，明顯存在著重視保護國有企業權益而對私有企業權益不能同等對待，這種區別所有制而造成了法律歧視現象。而且《刑法》對于其他職務犯罪行為的處罰也因國有、私營的性質不同而區別對待。

2.《刑法》規定的其他職務犯罪行為的處罰只偏重于國有企業分析

（1）對于企業、公司的董事、經理利用職務便利進行同業經營謀取非法利益行為的刑罰，只限于國有企業、公司。

國有公司、企業的董事、經理利用職務便利，自己經營或者為他人經營與其所任職公司、企業同類的營業，獲取非法利益，按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條規定：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而對于私營公司、企業的董事經理利用職務便利進行同業經營謀取非法利益行為的處罰僅能按照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五條規定“董事、經理違反本法規定自營或者為他人經營與其所任職公司同類的營業的，除將其所得收入歸公司所有外，并可由公司給予處分。”這也就是只能按照《民法通則》的有關民事責任規定進行追究。

（2）對于其他利用職務便利的危害行為，其處罰也僅限于國有企業公司的負責人

I.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將本單位的盈利業務交由自己的親友進行經營的；或以明顯高于市場的價格向自己的親友經營管理的單位采購商品或者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向自己的親友經營管理的單位銷售商品的；以及向自己的親友經營管理的單位采購不合格商品的。按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條規定：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致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II.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因嚴重不負責任被詐騙，按刑法第一百六十七條規定：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III.國有公司、企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徇私舞弊，造成國有公司、企業破產或者嚴重虧損，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按《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規定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而私營企業公司的工作人員有上述行為的卻沒有明文規定進行處罰，如果按照“罪刑法定”原則，那么上述危害私營企業公司利益的行為就不會認為是犯罪，那么社會危害性是否真的不構成嚴重了呢？是否就可以逍遙法外了嗎？這是可以是認為一種法律歧視。

三、關于修訂完善私營企業法律制度的一些建議

1.完善立法工作，清理解決法律與行政法規中的競合問題。

曾經有人說不如重新修改制定《私營企業法》，筆者認為大可不必。事實上由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經頒布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伙企業法》等企業法律制度。這些法律基本上已經將國務院1988年制定的《私營企業暫行條例》進行了立法完善，修改了行政法規中的缺陷。因此應當通過國務院廢止《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在尚未解決或廢止前，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七十九條規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在實際工作中不再適用《條例》。

更重要的是，在《民法典》呼之欲出之際，及時地修改現行法律法規，以適應WTO后，中國政府向國際允諾的一樣，對私有財產保護與國有財產保護相等同。對私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同等對待。

2.加強刑法保護作用，修改關于職務犯罪的刑罰規定。

職務犯罪是社會危害性較大的行為，對于侵犯公私財產所有權的行為應當嚴厲打擊，尤其是對私有財產所有權的職務侵犯行為，更應當予以打擊，避免造成“反正私人老板的錢來得未必干凈……”等“仇富”心態下，過于偏輕刑罰。由此形成“侵犯私有財產的犯罪成本不高”的錯誤觀念。

筆者建議：

（1）罪名上進行統一，不再區分企業公司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的主體資格

（2）刑名上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實施的犯罪行為從重處罰；

（3）通過加強刑罰的統一完善，對職務犯罪行為進行大力懲罰與預防。

3.稅收方面應對私營企業實行所得稅帶征制

對于稅收方面存在著的企業所得稅與個人所得稅之間的雙重征稅情況，筆者認為由于現實情況下很難重新修訂稅法。事實上筆者認為可以試行“帶征稅”制：即稅務機關核定實行按銷售額或營業收入帶征方式征收企業的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

計算公式為：

企業當期銷售收入（去稅）*0.3%（企業所得稅0.25%+個人所得稅0.05%）=應繳稅額

帶征稅由于其計稅依據于銷售收入（以增值稅為主）帶征其他稅收方法簡便，又能在合理的基礎上較傳統計稅方法減征稅款，對于企業而言好處是不言而喻的。

實行帶征稅則稅務機關只須從源頭掌握增值稅發票管理，尤其是當前金稅工程（稅控開票應用）的正式啟動，加上不定期抽查各企業賬目，發現問題立即上門檢查。將普查改為抽查既不至于影響企業日常經營活動，又可以節省人力物力。一旦發現偷漏逃行為嚴厲打擊追繳，防止稅收流失。

因此，私營企業實行帶征稅制，有利于國家節省人力物力集中精國力進行稅務工作，也有利于企業通過稅收優惠政策，增加收益流入周(本文權屬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請登陸www.tmdps.cn查看)轉資金，從而促進經營活動的健康發展。筆者以為應當在更多區域對私營企業實行帶征稅制，利國又利民。

最后，要更好地切實地提高國家工作人員尤其是行政執法人員的執法水平，嚴格依照法律規定執法，嚴格遵循《行政處罰法》進行處罰同時實際工作中加強對《行政復議法》和《行政訴訟法》的宣傳，切實保障私營企業的合法權益。在市場行業的準入、開放，以及在市場主體資格的認定與行政監管上，要將私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公司同等對待。真正給予私營企業公司與其他企業公司同樣的“國民待遇”加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從而真正地促進社會生產力，讓私營企業發揮活力，投入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運動中去！

第四篇：論我國現行財務報表缺陷及改進措施

論我國現行財務報表缺陷及改進措施

摘要

中文摘要：財務報表是以會計賬簿為主要依據，以貨幣為計量單位，全面、總括地反映會計個體在一定時期內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理財過程的報告文件，是會計核算的最終成果。定期地對會計賬簿資料進行歸集、加工、匯總，編制各種會計報表，為有關方面提供總括性的會計信息，是企業一項不可或缺的會計工作。在我國資本市場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對企業會計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和準確性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而我國現行的財務報告披露的內容還不夠完整，財務報告中各項目確認的原則和時點還有一些局限，因此，應對財務報告披露的內容予以拓展，以滿足日新月異的經濟發展的需要。

關鍵詞：財務報表 缺陷分析 改進措施 披露信息

Abstract：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in accounting books as the main basis, to the currency as the unit of measurement，overall reflect the accounting entity with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he financial status, operating results and financial process report file, is the final result of accounting.For the collection, processing, summary of accounting books data regularly, prepare accounting statements, is concerned with gener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is an essential business accounting work.Rapid development of capital markets in China，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adequacy and accuracy of th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The current financial report disclosure of the content is not complete, the project financial report to confirm the principle and point some limitations, therefore, to deal with financial report disclosure to expand, to meet the nee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hange rapidly.Keyword: Financial statements

Defect analysis

Improvement measur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一、財務報表概述

1．財務報表的含義

財務報表亦稱對外會計報表，是會計主體對外提供的反映會計主體財務狀況和經營的會計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或財務狀況變動表、附表和附注。財務報表是財務報告的主要部分，不包括董事報告、管理分析及財務情況說明書等列入財務報告或報告的資料。對外報表即指財務報表。對內報表的對稱，是以會計準則為規范編制的，向所有者、債權人、政府及其他有關各方及社會公眾等外部使用者披露的會計報表。

2．我國現行財務報表的內容

報表至少應當包括資產負債表、利潤表、現金流量表、所有者權益變動表和附注。其中，現金流量表的編制和列報、合并財務報表的編制和列報，對于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企業應當根據其經營活動的性質，確定本企業適用的財務報表格式和附注。信托投資公司、租賃公司、財務公司、典當公司應當執行商業銀行財務報表格式和附注規定，如有特別需要，可以結合本企業的實際情況，進行必要調整和補充。擔保公司應當執行保險公司財務報表格式和附注規定，如有特別需要，可以結合本企業的實際情況，進行必要調整和補充。資產管理公司、基金公司應當執行證券公司財務報表格式和附注規定，如有特別需要，可以結合本企業的實際情況，進行必要調整和補充。會計報表附注由上市公司按照《會計報表附注指引》進行編制。

會計報表附注包括外幣會計報表核算方法、壞帳核算方法、存貨核算方法、短期投資核算方法、長期投資核算方法、固定資產計價和折舊方法、收入確認原則、所得稅的會計處理方法、合并會計報表的編制方法、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控股子公司及合營企業、公司承諾事項（或有事項）等內容。

二、我國現行財務報表的缺陷分析

1．財務報表結構不盡合理

第一，在我國的現金流量表中，籌資活動分類上，一方面按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將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分為“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和“發行債券收到的現金”，另一方面按權益性融資和債務性融資分為“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和“分配股利、利潤或償還利息支付的現金”。而國際會計準則中只按權益性融資和債務性融資分類，實際操作更簡單。我國這兩種方法并存的現狀概念上前后矛盾且不利于實

際操作。

第二，關于中期財務報表。一是準則規定采用會計報表一致的會計政策，雖然利于保證中期財務報表的可靠性，但相關性大大降低，使用者無法從中期財務報表獲得對報表的預測。二是中期財務報表附注要求列示面面俱到，既增加工作量又沒能突出重點，對中期財務報表中季節性、周期性的信息披露規定不夠詳細。

第三，財務報告列報項目與國際財務報告列報的項目相比不完整，不能夠全面的反應會計信息。

2．財務報表信息披露不完整

現行財務會計報告體系在對外提供的信息披露上表現為不夠完整，主要表現在：一方面運用統一貨幣計量原則提供歷史信息，而對使用者未來決策有用的預測信息、人力資源價值、管理員工的素質等信息，被排除在財務報表、甚至是財務報告之外。二方面不能提供有差別的財務報告。由于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和信息獲取途徑各不相同，某些特定使用者已不滿足于通用的財務報告，隨著新的會計環境下財務分析職業的興起，市場和財務信息使用者根據決策需要向企業提出有特定需要的有差別報告。然而，現行財務報告體系仍無法提供。三方面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信息，在財務報告中長期被忽視。

現行財務報告體系主要揭示硬性資產，對知識資本、知識產權、人才資源等軟性資產未能予以揭示。在知識經濟時代，這些軟性資產才是企業未來現金流量和市場價值的動力所在，其重要性日益凸現，決策活動的最顯著特征是對未來投資活動的籌劃或規劃，是一種包含有預期的經濟行為。特別是在一些高技術企業和大型企業中，無形資產在總資產中所占比重及所起的作用已越來越重要，其市場價值通常比賬面價值可能要高出幾倍，現行財務報告已不能有效滿足信息使用者基于無形資產的決策需求。隨著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成分的多元化、投資形式的不斷多樣化，這種不完備的會計信息就會成為培育市場主體、支撐市場體系發育的不可忽視的障礙。

3．報表的編制重結果輕過程，重成本輕價值

關于重結果輕過程：財務報表通常只能說明企業某一時點的理財結果和經濟效益成果，而不能詳盡說明企業理財的過程及經濟效益實現過程，無法反映其經濟內容的實現過程。比如資產負債表上所反映的只是某一時點上資產、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的靜態狀況，并不能明確反映企業管理當局在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是如

何籌措資金，對籌措來的資金又是如何具體加以運用的，是否及時償還了債務等。又如，通過損益表報表使用者只能了解到企業所取得的收入是多少，至于收入是如何具體取得的，卻很難了解到。這些無疑都給財務報表分析帶來了很大的局限性。

關于重成本輕價值：成本、價格和價值是經濟學中重要的三個概念，但在會計核算中，它們之間的轉換關系卻不容易理解。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僅代表資產的存量特征，價值則代表資產的流量特征。現行財務會計模式重成本輕價值，主要是考慮到財務報表信息的可靠性。近些年很多會計學者提倡重價值是站在提高財務報表信息的相關性立場上的。

4．財務報表信息缺乏可靠性和相關性

受到“財務報表信息披露不及時”的影響，其結果是：一方面當用戶得到信息時，許多會計信息已是“遙遠的歷史”而失去了相關性；另一方面，那些占有信息優勢的人可利用信息披露的時間差而進行內幕交易，導致了投資者之間的非公平競爭，使證券市場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在現階段，我國會計信息失真的現象比較嚴重，尚未解決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問題。現行財務報告模式是立足于企業已發生的確定性交易和事項，基本上是一張歷史會計數據匯總表，其可靠性大多來自歷史資料，它對使用者決策的時候所需信息的相關性較低。盡管企業會計制度規定提取八項減值準備，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歷史成本與現行市價之間形成的差距。但是，以歷史成本模式所生成的財務信息，雖然具有較高的可信度，但無法滿足決策有用性的要求，在整個財務報告體系中，歷史信息仍占絕大的比重，使許多能反映企業未來前景、對使用者非常有用的現金流量預測性信息被排除在財務報表之外。相關性又分為一般相關和決策相關，一般相關就是將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業績、財務狀況變動信息都視為與使用者經濟決策有關的信息。決策相關是指財務報告使用者在一些共同的信息需求外，還需要一些特定的決策信息。財務會計報告提供的信息只有在真正滿足了使用者的特殊需要后，才在真正意義上符合相關性原則。但相關性絕不是一個可以確指的概念，它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在很多情況下，企業出于各種目的，需要向外界展示其良好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一旦實際經營狀況很難達到目標，企業會主動選擇有利于提高利潤的會計核算方法，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來粉飾會計報表。比如以賒購方式購買的貨物，故意將年終要采購的物資推遲到下年初再購買，或將借款在年終有意償還，等下

年初再重新借入，從而達到提高本年流動比率的目的。在會計期結束之前，企業如果意識到當期收入與利潤，以使信息使用者對本企業的利潤水準有較高評價。在制造業，有的企業為提高利潤水準，往往采用高估期末在產品成本，低估入庫產成品的成本的方法。人為操縱的結果，極有可能使信息使用者得到的報表信息與企業實際狀況相距甚遠，從而誤導信息使用者，也使財務報表分析失去意義。

隨著企業產權結構的不斷變動，子公司購買、處理行為已不鮮見，由此引起合并范圍的頻繁變動。而由于合并范圍政策的變化，也會引起合并范圍的變動。根據這些情況，必須解決子公司變動時的規范合并處理問題，以解決當期利用合并范圍的變動任意調節利潤、任意改變已形成的財務狀況，扭曲會計信息的行為。從上市公司的資產重組實務來看，企業集團內部轉讓股權這種內部交易往往金額大、可能對企業財務狀況產生重要影響，而且，由于在關聯方之間發生，可能有失公允，甚至被大股東利用控股關系進行操縱，用以調節轉移集團內部利潤，粉飾上市公司業績。

5．會計核算方法本身的局限性

列入報表的僅僅是可以利用的、可以用貨幣計量的經濟資源，我們對報表的分析僅僅是分析了那些報表中所列示的經濟資源，實際上，企業有許多經濟資源或是受客觀條件制約、或是受會計方法的制約而并未在報表中得到體現。隨著科技的發展，人力資源逐漸成為第一資源，作為提供生產經營信息的信息系統，會計由注重成本逐漸轉向對企業整體價值的關注。與物質資本投入不同，人力資源轉化為生產不是直截了當，但對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的作用和影響是巨大深遠的。特別是在高科技企業與信息產業里，擁有的人力資本和無形資產對企業整體價值的貢獻遠比有形資產大。現行的財務報表無法真實的反映這種貢獻。報表使用者無法通過對報表的分析來了解企業重要人才的結構、對現在經營的影響程度、對未來發展的影響程度等信息。

企業的營銷網絡的價值，根據會計制度方法，建立營銷網絡是需要發生費用的，而這些費用發生以后，都會減少企業的利潤，等到營銷網絡建成之后，它就成為無形資產，而我們無法通過對財務報表的分析來了解這些資產的價值。企業的商標、專利技術等都是寶貴的無形資產，但是按照會計方法的謹慎性原則，這些商標的注冊、專利的開發，都只是作為一個減項記錄在當期的利潤表中。我們無法通過對財務報表的分析來了解這些無形資產的價值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企業的品牌知名度、優秀的組織管理體系、非專利的技術在目前會計核算方法下沒有

被量化，無法變成報表項目。這些都是企業的財富卻不能在報表中體現，它們能為企業帶來強大的經濟效益。因此，可以說，通過報表分析，我們只能了解到企業經濟資源的一部分。

6.基于會計計量的會計信息局限性

歷史成本計量是指按照資產購置時支付的現金或現金等價物的金額，或按照購置資產時所付出的對價的公允價值計量；負債按照其現時義務而實際收到的款項或者資產的金額，或者承擔現時義務的合同金額，或者按照日常活動中的償還負債與其需要支付的現金或現金等價物的金額計量。物價變動是當今經濟社會運行過程中的不可改變的形勢，物價變動使歷史成本計價反映的會計信息缺乏可靠性和有用性：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非貨幣性資產如果按照歷史成本進行計量，會導致資產負債表上反映的非貨幣性資產的價值相對于實際的要小。而來自銷售收入的現金會被日益增加的資產重置成本所耗用，反映在損益表上，就有可能使企業的資金流動出現入不敷出的境況。

簡單而言，重置成本就是指在當前的物價水平下，購買或建造出相同或相似的資產所花費的全部成本乘以該資產的成新率之后的價值。從重置成本的含義中，我們就可以看出重置成本的確定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一方面，有一些資產隨著技術的進步被淘汰了，只能根據與其相似的資產確定其重置成本，然而，相似的資產本身就具有很大的靈活性，企業選擇不同的相似資產確定的重置成本也會不同，這就必然會影響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和相關性；另一方面，成新率是需要估計出來的，估計的準確性會因為專業知識程度和經驗豐富程度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即使是具備深厚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的工作經驗的專家估計出的結果也難免會與實際情況有所偏差，這樣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影響會計信息的準確性和可用性。

可變現凈值一般僅在財務報告日對企業持有的存貨資產作價值審核時使用。可變現凈值，是指企業在正常生產經營過程中，以存貨的估計售價減去至完工估計將要發生的成本、估計的銷售費用以及相關稅金后的金額。在計算可變現凈值時，存貨的售價、至完工將要發生的成本、銷售費用以及相關稅金的金額確定都需要估計，在計算上缺乏足夠可信的證據，影響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在企業實務中資產負債采用現值計量模式的情況并不多，企業會發生一些涉及到資金的分期收取或支付的經濟業務，這時就要考慮資金的時間價值，采用現值計量模式。此類業務發生涉及的是非流動資產和非流動負債的確認。運用現值進行計量時，是

將資產或負債在未來一定期限內產生的現金流入量或流出量進行折現，并將這個折現額作為資產或負債的價值進行計量。折現額可以用如下公式來表示，其中NPV表示折現額，NCF表示第1年產生的凈現金流量，r為折現率，n表示期限。該公式表明折現額只是未來現金流量和折現率的結合，未來的現金流量是估計值，折現率也可以是某個隨意的利率。這樣，得出來的現值，不可能個個都準確并且與決策有關，這表明折現額是無法保證會計信息的相關性要求和準確性要求的。

所謂公允價值計量模式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債務清償的情況下以市場價值或未來現金流的現值作為資產和負債的主要計量屬性。用公允價值對企業的會計要素進行列示，存在很多人為的主觀因素，尤其是當資產不存在活躍的市場，將該項資產未來現金流的現值作為其公允價值，此時的公允價值不僅只能對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作近似的、模糊的反映，而且還是對企業未來事項的反映，一定程度上違反了權責發生制，其反映的會計信息的可靠性是很難得到保證的；而且，目前我國的資本市場尚未成熟，許多非市場因素仍然對市場起著干擾作用，各種資產價格難以真正反映其價值，絕大多數資產的公允市價難以獲得，所以即便是資產存在活躍或者相對活躍的市場，很多情況下也只能通過估計得出資產的公允價值，無法直接按照其交易價格確定，大量的估計誤差降低了會計信息的可靠性，也必然削弱會計信息的相關性。

三、完善我國現行財務報表的改進措施

1．進一步完善財務報表的結構和內容（1）現金流量表結構和內容的完善。

對于籌資活動具體項目的分類應與國際通行的做法一致，按且只按權益性融資和債務性融資進行分類，同時要對籌資活動定義做出相應調整。將“吸收投資所收到的現金”分為“發行股票或其他權益性工具所收到的現金”和“發行企業債券等收到的現金”；將“償還債務所支付的現金”和“分配股利、利潤或償還利息所支付的現金”合在一起又重新分為“償還債務及利息所支付的現金”和“分配股利、利潤所支付的現金”。

在附注中要增加以下信息進行披露：不能提供給集團使用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金額，尚未使用但能用于未來經營活動和進行償付業務的資金，維持甚至提高企業經營能力的現金流量信息等。

按照寬型會計信息結構的思路，財務報告應當傳導的信息指標體系至少應當包括企業財務信息和非企業財務信息（如經營業績信息）兩大基本組成部分。企業非財務信息主要用來反映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對社會、自然以及相關環境所產生的效應，以便為投資和購買活動提供更完整的會計信息。這就要求企業財務報告不僅要及時提供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和現金流量表，還應及時提供反映企業經營社會邊際成本及其變動狀況的信息。應當明確的是，財務報告制度的改進，目的在于為建立一個有效的擴大就業范圍、維護雇員利益和環境資源管理體系創造必要的微觀基礎。因此，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完整的會計信息必須全面地、系統地反映企業經營過程所形成的一切財務性和非財務性信息。

（2）中期財務報表的改進之處。

應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的規定，編制簡明的中期財務報表而不是完整的中期財務報告。附注可將披露著重于周期性或季節性的成本、收入和費用，所得稅的估計，重大會計變更的數據，提高預測盈利的準確性。其中要注意披露的所得稅費用，應基于預計的企業全部財務的實際稅率，以便給管理當局對該剩余時間的估計提供線索。若實際稅率過低，意味著以后在低稅率區域可能有利可圖；若資本利得稅比其他稅種低，即未來期間可能大規模處置固定資產，提高了會計信息的相關性。

（3）財務報表適當增加報表附注，揭示非財務信息。

第一，拓展信息披露的內容。按照財務報告的充分揭示原則，凡是為達到公正表達企業經濟事項所必要的信息，均應完整提供，并使用戶易于理解，亦即財務報告應揭示所有對用戶的理解及決策有用的重要信息。因而應在現行財務報告的基礎上，首先增加對衍生金融工具的揭示，把衍生金融工具納入表內，充分披露它的價值變動、報酬與風險的轉移、潛在風險以及對財務報表的影響。其次，增加財務報表附注。在會計發達國家，會計報表附注長度幾乎是報表本身的5倍，從中可以看到附注的地位。相比之下，我國現行財務報表仍停留在以報表為主要內容的階段。因而適當增加報表附注，增加對表外項目如長期購買協議以及不符合傳統會計要素定義與確認標準的知識資本、人力資源等的披露也是“符合國際會計慣例”的，更是“著眼于用戶”的具體表現之一。

第二，適當引入事項會計和數據庫會計。具體運用原則：一是使用者能夠按照事項重構資產負債表中的匯總數據，并按照需求重新匯總數據；二是在收益表中對事項的描述信息應有助于使用者在設定外部變量變化的情況下，對未來發生

的同類事項的預測。

由于報表內容日益復雜化，表內已無法包容更多的信息，而表內某些信息若不加以必要的說明或補充又難以理解。因此，增加報表附表及表外附注說明將成為更好的理解報表信息的解決途徑。這些附表及附注說明可能反映的信息包括：有助于理解財務報表的重要信息，采用與報表不同基礎編制的信息，可以反映在報表內，但基于有效交流的原因而披露在其他部分的信息，用于補充報表信息的統計信息等。

2．加強財務報表目標理論研究

會計目標是人們通過會計工作所預期達到的一種目的或結果，是一種主觀性要求的體現，受人們視角的影響比較顯著。無論是“決策有用論”還是“經營責任觀”，都是一方面在承認會計信息應為每一類型使用者提供特殊目的的財務報告的同時，又認為具有共性的一般財務報告便足以滿足大多數使用者的需要，會計目標強調的是共性而非個性。可見這樣的目標不能達到滿足所有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的初衷。當然，實務與理論的偏差并非人們意愿所導致，而是由當時的會計環境、會計手段所限制，因此，應為現在和潛在的投資者、信貸者以及其他用戶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包括關于企業未來現金流量的金額，時間和或然性的信息；關于經營業績及資源變動的信息。這一目的已成為公然接受的會計目標。

現行財務會計報告目標應適應新經濟的特征，運用新時代的先進技術，將其確定為：一是隨時向現在和潛在的信息使用者提供能滿足個性要求的會計信息；二是使會計信息成為宣傳企業的窗口。

3．編制預測財務報表

企業間競爭加劇、經營風險提高，預測和了解前瞻性信息對投資者、經營者及相關利益都大有好處。這種會計預測，雖然不一定具有絕對的可靠性保證，但是畢竟可以克服只有會計歷史信息的不足，因而是會計信息披露的一個重要方面。應根據歷史信息，考慮企業現狀，采用前瞻性預測原則分別編制預測資產負債表、預測利潤表、預測現金流量表。必須注意的是，編制預測會計報表，也要力求規范化、提高準確性、保證及時性，并且要注意編制報表本身過程中所存在的成本控制問題，防止出現新的報表弄虛作假行為。

目前狀況下，可以借鑒美國各大公司的做法，要求上市公司在提供財務報表分析、解釋的同時提供公司業績和前景討論以及分析，其中包括對現在已知的事項、趨勢和不確定性對公司流動性、資本資源和經營業績的重大影響的評估等，以提高財務報表的整體有用性。

4．完善財務報表披露內容

（1）注重財務報表披露內容的可靠性，相關性的高度統一。

可靠性和相關性都是會計信息質量的重要質量特征，可靠性是基礎，相關性是保證，但可靠性和相關性有時會出現矛盾。財務報表如果不適當地被拖延，就可能失去相關性；而為了在及時的基礎上提供信息，在了解某一交易或事項的所有方面之前有可能有必要做出報告，這就會影響可靠性。要在可靠性和相關性之間進行協調，做出適當的選擇，決定性的因素在于如何最佳地滿足使用者的經濟決策要求。要實現決策有用的會計目標，兩者缺一不可。未來的財務報表不論怎么改革，只有在綜合分析提供信息的費用和效用的恰當比例的條件下，達到可靠性和相關性的高度統一，才不會偏離財務會計的本質。因此，財務報表作為使用者必要的決策工具必須注重這二者的關系。

（2）提高非財務信息披露的數量和質量。

在市場經濟下，財務報表應不僅揭示財務信息，還應擴大對非財務信息的揭示。現行財務報表體系雖然在財務報表中揭示了大量包括定性信息在內的非財務信息，但并不是說財務會計報表充分披露了這些非財務信息，這只是借助非財務信息來輔助說明與解釋財務信息，幫助信息使用者更準確地理解運用財務信息，最終提升財務信息的價值。未來的會計應拓展財務信息的深度和廣度，為增加財務信息的價值服務；應將與信息使用者有關的非財務信息、預測信息、管理會計信息、環境信息、社會責任信息等納入披露的范圍。同時，對現行財務報表不能反映的一些“表外項目”也能通過適當的方式進行披露，充分滿足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

但是，財務報表的信息披露必須符合效益大于成本的原則，且不能超出財務會計的對象和職責。現行財務報表僅對財務定量信息予以揭示，不能完全分析出給企業長期價值創造帶來影響的具體因素。

5．發展實時報告

投資者最關心的問題莫過于企業未來的前途是否樂觀，而預測未來的變化，單憑過去按月、按年編制的會計報告在時效上不能很好地滿足報表使用者的需要。因為當前企業面臨的現狀是產品生命周期不斷縮短，衍生工具不斷涌現，經營活動的不確定性日益顯著，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期大大縮短。因此，建立一套能提供適時信息的財務報告制度勢在必行。應將企業各項經濟業務活動通過計算

機網絡系統反映，并存儲在相應的數據庫中，供信息使用者隨時查閱，更快捷地滿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提高財務報表及時性，有利于企業對自身管理進行實時控制，也有利于及時修正管理中的失誤，不斷提高經濟效益。

6．多種計量基礎并用，財務與非財務信息并重

改變過去主要以歷史成本為計量基礎的計量方式，在可能的情況下更多的采用市場價值計量，使會計信息更貼近于現行價值，但并不是放棄歷史成本的計量方式。兩種計量方式綜合使用，各取所長，使信息使用者從報表可以比較全面的了解到企業的財務情況。

除現有報表中以貨幣計量的信息外，還應披露其他非財務信息。例如，市場份額、用戶滿意程度、新產品開發和服務、企業面臨的機會和風險、股東和主要管理人員的信息、企業經營業務、資產范圍與內容、主要競爭對手及與人力資源有關的無形資產的價值等。非財務信息的披露，有利于輿論信息使用者對企業的綜合分析評價及對企業前景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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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現行的公務員晉升機制缺陷

現行的公務員晉升機制，雖然較之于傳統的干部提拔方式己有了長足性進步，但仍然存在很多缺陷，如制度構建還不夠完善，實際運行還不夠順暢等。正如曾慶紅同志所說:“干部人事制度，干部人事工作還存在不少問題。有些地方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禁而不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在一些地方，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封官許愿、拉幫結伙、任人唯親的現象相當嚴重;跑官要官、買官賣官、造假騙官，甚至害命謀官的現象，觸目驚心、發人深省。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以卜幾個方而:

一、制度規定死板《公務員法》明確規定,國家公務員的職務應逐級晉升。得到晉職的公務員,必須符合公務員法規定的資格條件:在近兩年考核中定為優秀或近三年考核中定為稱職以上;晉升科、處、司(廳)級正職,應分別任下一級職務兩年以上;晉升科、處、司(廳)、部級副職和科員、副主任科員、主任科員職務,應分別任下一級職務三年以上;晉升助理調研員、調研員職務,應分別任下一級職務四年以上;晉升助理巡視員、巡視員職務,應分別任下一職務五年以上;另外,還有對工作經驗的要求:晉升處級副職以上的領導職務,一般應具有五年以上工齡和兩年以上的基層工作經歷;晉升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門副職和國務院各工作部門司級副職,應具有在下一級兩個以上職位任職的經歷。對學歷的要求:晉升科級正副職和科員、副主任科員、主任科員職務,應具有高中、中專以上文化程度;晉升處、司(廳)級正副職和助理調研員、調研員、助理巡視員、巡視員職務,應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晉升部級副職,一般應具有大學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參見《國家公務員職務升降暫行規定》)。這導致了公務員的線性發展路徑,即公務員只能一步一步、一級一級的向上發展,以獲得晉升的資格和年限要求。根據這些條款規定,一個大學本科畢業生從加入公務員隊伍到成為一名處級干部至少要十年時間,這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公務員，使其晉升空間狹小。

二、是傳統文化烙印較深，“官木位”觀念比較嚴重。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當公務員就是為了當官，當官的追求一旦實現，可以取得個人及家庭在經濟上的最大收益和社會上的崇高地位。我國傳統文化就有“學而優則們”等思想，“士農工商”、“二教九流”的等級排列幾千年來深刻地影響著人民群眾的觀念.“權力中心”的觀點在中國人的思想深處根深蒂固。受傳統仕官文化的影響，“官本位”成為了相當一部分公務員評判人生價值的坐標，許多公務員都把“為官”視為最大追求。晉升對于公務員來說確實是最好的獎賞，既榮耀又實惠，職位或級別的提升就意味著待遇的改善以及更大的責任和成就，帶來的不僅是更大的權力、更高的地位、巨大的榮耀，同時還有許多其它的實際利益。現行制度中職務與經濟利益(如薪酬、用車、住房、通信費等)直接掛鉤，加上關鍵崗位往往有掌控人權、責權和物權的利益含量，因此，晉升成了公務員最重要的激勵手段。盡管改革開放拓寬了可供個人追求的利益途徑，價值多元化的傾向也日益明顯，但傳統文化在個體心理上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盡管晉升對大多數公務員來說是最具吸引力、最具激勵效果的管理手段，但如果制度安排不當，晉升的激勵效果就會大打折扣，甚至產生負效應。如果公務員晉升機會多、缺乏競爭壓力，公務員努力工作的動力就不足，激勵效果就不明顯;反之，如果晉升機會過少，即使努力工作也難以得到升遷，激勵的功能就得不到體現。在公務員的晉升制度中，領導職務少于非領導職務，高級職務少于低級職務，而每個公務員都有追求較高級職務的需要，因此，這種職務設置的有限性和個人需要形成了矛盾，濘致公務員的期望大于現實，容易產生較多的目標受挫，影響公務員晉升制度激勵功能的發揮。

三、是傳統晉升制度慣性依然，實踐中潛規則仍大有市場。潛規則是在長期的交往中無意識形成的一種隱藏式的辦事規則，運行于社會的方方面面。在中國數千年傳統文化的積淀卜，形成了“人治大于法治”，“人情、而子大于法”的習俗。我國在公務員晉升方而出現的問題很大程度上就歸因于“潛規則”的泛濫、官場生態嚴重惡化，扭曲了紅頭文件和規范制度的執行，使得不規范晉升成為一種習慣。雖然公務員法對公務員的晉升有一系列的程序

保障，但是在程序運行中仍可以人為操控，似乎合乎程序規則，但實際上出現了用人過程中的“潛規則”。行賄者通過金錢撥動權杖，可以名正言順地在某些領導的“職權范圍內”、無懈可擊的“正常程序”下實現晉升目標，不顯山不，水地完成了一筆筆骯臟的權錢交易。公務員提拔晉升的標準為德、能、勤、績、廉五個方而，以德為第一考量標準，這本無可厚非，然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往往以上級領導的好惡為評判標準，缺少明確的客觀標準和統一的具體細則，這樣，公務員晉升過程中的不正之風就難以避免，于是潛規則大行其道，暗箱操作、裙帶之風日盛，幫派主義嚴重。據筆者了解，在各級黨政機關中，最終能給(或摘)烏紗帽的只有四人，就是書記、分管組織的副書記、組織部長和分管人事的組織部副部長，而權力往往最后集中到書記一人手中。現在有的省、市書記直接兼人大主任、副書記兼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監察權被黨委權力兼掉了，起不到什么監察作用。權力的高度集中，就很容易產生人事制度上的腐敗現象。加之政績的考核不是以替民眾辦實事、好事為政績，以民眾的滿意程度為評價標準，而是以完成上級黨政部門卜達的各種高指標為政績，以上級部門的檢查結果為判斷標準，于是浮夸、虛報、弄虛作假的現象隨之而起，“禮尚往來”、權錢交易、權色交易、人情關系很容易侵入組織人事領域，導致向無序晉升的方向發展。這樣一來，私人關系就不可避免地侵入到組織人事領域，一方而，下級升遷完全取決于上級主管個人的意志，故下屬官員為求升遷，就會很自然地揣摩上而的喜好行事，善于奉迎者可以輕松獲得上級賜子的權力地位;另一方而，上級官員往往傾向于選拔自己信任的人，以此來鞏固自己的權勢地位與私利，并通過下級官員的回報來獲得對自己的支持。當這種上下級之間約定俗成的恩賜回報關系在官場上反復出現，并且由各級官員在自己勢力范圍內不斷向下延伸與復制，就會形成越來越龐大的關系網絡。通過這套潛規則約定俗成，不斷模式化，形成私人關系上的利益與共的關系，在官員內部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庇護網”，雙方都可以在這一比護網絡確定的不成文的游戲潛規則內，互相提攜，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各得其所，這也就是現在晉升中腐敗“窩案不斷”的關鍵所在了。

四、是考評機制缺乏科學性，個人主觀因素影響較大。考察是公務員晉升工作的第一個關鍵環節，知人才能做到善任。在我國公務員晉升制度中，對考察的內容、程序、范圍、方式都作了相關的規定，但從實踐來看，考察工作機制還不夠科學。一方而標準不夠系統、明確、具體，難以準確把握，考察材料往往是千人一面，個性特點不突出;另一方而范圍還不夠寬，一般僅限于工作范圍內，基本是公務員在工作方而的表現以及在工作中的群眾認可度，對公務員在工作范圍以外的表現情況、交友情況則了解不多，由此得出的考察結論也不夠全而，在實踐中容易出現漏洞，成克杰、胡長青、工寶森、工懷忠之流“邊腐邊升”的現象就足以說明問題。除了考察之外，在晉升工作中，還存在人際關系濃重和非正當競爭的問題。在人事行政工作中，個人指定接班人，或因人設制，或因人改制，這些雖然是非常時期的產物，但是即使在今天，領導者的意志也可以產生相當大的作用。“由少數人來選人，在少數人中選人”的怪現象時有發生。有些領導不按程序辦事，搞神秘化，搞臨時動議，決定人選在前，授意考核在后，使干部考核流于形式;在選拔任用問題上不是從國家利益、人民利益出發，而是從個人私利出發，選拔自己的人;在公務員晉升問題上搞交易，你提拔我的人，我提拔你的人，收受賄賂，買官，賣官，等等。即使是正在全力推行的“競爭上崗”制度，由于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什么樣的崗位應該拿出來競爭，什么樣的人可以參加競爭，約束太多，操作不規范，有時也會淪為領導排斥異己的“正當”手段，在這種氛圍下，與領導關系的好壞往往成為了競爭成功的關鍵。

五、是問責制執行問題頗多，監督懲罰手段乏力。在公務員晉升制度中，山于法制觀念淡薄，人治問題存在，使得監督和懲罰機制被忽略。監督機關缺乏足夠的權力，在用人失察產生嚴重后果后，懲罰制度又顯得不夠規范，缺乏問責制作為后盾，故而在公務員晉升過程中產生了諸多流弊。在我國傳統的行政體制之下，政府及官員中存在著一些不良作風和陋習，一方而是歷史上傳統的“官本位”陰魂不散，不少官員對權力和貢任的理解錯位，行使權力、享受待遇人經地義，相應的義務和責任則是放之一旁，被質詢、彈幼、甚至公開道歉、引咎辭職更是天方夜談，除非是違法犯罪而受到法律懲處，否則不會也無需因失責而承擔貢任，因此責任意識淡薄，太平官、混事官仍大量存在，“功勞大家搶、過失人人推”成為普遍現象，職責不清、考核評估機制不健全，領導責任制往往是打官腔的“空話”;另一方而是行政體制內的干部能上不能下、官員任用主觀性強、拉幫結派搞小圈子等陋習仍未絕根，干部任用實踐中和制度設置上，標準不明確，方法不科學，可操作性不強。此外還存在著實際上的領導職務終身制。擔任領導職務的公務員一般都不愿意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即使自己不勝任工作，只要不觸犯法律，就一直堅持到退休。而一些領導同志“在解決干部‘下’的問題上，有的還存在‘官’貴民賤’等封建落后觀念，在調整不稱職、不勝任現職干部上，邁不開步子，怕得罪人，怕傷感情，怕丟選票，怕影響工作，怕影響穩定。”這種狀況嚴重影響了公務員的正常晉升，影響了公務員晉升機制應有的正激勵和負激勵的作用，也影響了公務員隊伍的生機與活力。缺乏有效的貢任制約機制和官員淘汰機制，就會導致無能庸才、腐敗分子爬到領導高層崗位上，損害公務員隊伍在人民群眾中的整體形象，削弱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和感召力、凝聚力。

六、忽視職業生涯規劃，職業生涯規劃是根據具體環境和情況，確定職業目標，選擇職業通道，設計職業方案以實現職業目標的過程。職業生涯規劃分個人規劃和組織規劃兩個方面。個人規劃是指員工通過對環境和自身因素的分析，確定職業發展目標并采取行動實現目標的過程；組織規劃是組織根據自身發展需要，制定職業需求戰略、職業變動規劃和職業通道，計劃和安排員工職業發展以實現組織發展和員工職業發展雙重目標的過程。在個人規劃方面，當前公務員普遍重視未來的職業發展方向，但是卻缺少必要的、理性的職業規劃以及與職業目標相應的自身素質的培養。職業規劃的缺失導致職業目標的混亂，甚至達成目標以后由于自身能力的欠缺而不得不放棄目標。在組織規劃方面，每個政府組織都存在著職業需求、職業變動以及職業通道，但針對個人發展所進行的此類行為卻有一定的模糊性，缺少必要的透明度。另外，組織忽視個人職業發展的情況也屢見不鮮。這些都對組織和個人的發展造成了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