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鐵路改革進入深水區

鐵路改革進入深水區

進入改革深水區的鐵路，隨著4月2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針對鐵路建設發展的專項決議，再一次明確了今后的改革目標。盡管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但是有著前途燦爛的指導目標，涉水而過的鐵總依然能夠會當擊水三千里，平穩到岸。在下步的具體操作過程中，針對敏感的投融資市場，鐵總絕不只是走過場，而是務實的走“庖丁解牛”的細膩路。

渴望外資走進鐵路，初衷不單是為了減輕肩頭沉重的債務壓力，面對繁重的基礎建設重任，中國鐵路仍然任重道遠，壓力也空前的大。盡管在今后的建設項目中，國家投資占據著80%的份額，但是缺口仍需多方籌措，銀行終究不是鐵路的取款機，沉重的利息也讓鐵總不堪負重，背水一戰的鐵總只能尋求外資共同參與國家基礎項目建設。此次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正式明確了外資進入鐵路的有效途徑，一直徘徊在鐵路門外的外資終于可以堂而皇之的登上國家鐵路建設的大舞臺。

歷史的車輪終究不以人的意識為轉移，依舊按部就班的向前運轉著，創造過太多奇跡的中國鐵路，被歷史推向了改革的前鋒，從此神秘不再，輝煌依舊。國務院制定的加快推進鐵路投融資體制改革的五項措施，可以說從政策上確立了外資進入鐵路的渠道，也從法律角度保障著外資的穩定性，一切的疑問還有猶豫都將隨之化解。當然，在好的融資形式面前，鐵總斷然不會躺在政策上靜等資金進入，也會殫精竭慮的制定出相關的細化措施，猶如庖丁解牛般的透明，讓外資不再持有懷疑。事實上，具有龐大資產的鐵路，憑著雄厚的基礎，再加上良好的信義度，且有穩定的預期效益，應該說一直是各種外資心動的蛋糕，只不過礙于政策的不確定性，無法尋找合適的理由參與鐵路的建設和運營。一方面是鐵路苦于建設資金囊中羞澀，另一面是眾多的外資想分擔卻苦于無門，兩個極端迫使鐵總只能靠發行債券和銀行貸款來確保建設項目的順利實施。這也是民眾無法理解的，為什么鐵路運營這么好卻依然有著巨額的虧損。

其實，國家允許外資進入鐵路，不僅僅是為了緩解鐵路建設的自身壓力，更廣的一面是讓眾多的外資也有大顯身手的舞臺，雙贏才是最終目的。隨著投融資各項措施的逐步到位，鐵總也多方位的敞開融資大門，可以這么說；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國鐵路的建設依然還處在黃金期，這個前景也讓多數的外資看到了錢景。有著政府的強有力推動，資本市場必將更加規范化，外資的歷史地位也終將會被確立，有著外資參與的中國鐵路一定會呈現良好的發展趨勢，這不是善意的祝福，而是改革的必然

6個小時即做出決策的政企分開，中國最徹底的鐵路改革啟動，讓傳統的鐵路一步邁向大市場。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也是一個時代的開始。

鐵路改革掀大幕 巨靈一斧走蛟龍

文｜秦戰

多年以來，對鐵路行業政企不分、壟斷、服務差的質疑不斷，公眾一直期待發起深入全面的鐵路改革。2013年，沉寂已久的鐵路改革終于拉開大幕。

2013年3月13日下午，全國各地鐵路局“大員”被火速召集進京開會。14日9時，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的決定，鐵道部政企分開決定正式生效。

6個小時后，3月14日15時，在鐵道部所在地，中國鐵路總公司正式掛牌成立。

新一輪的中國鐵路改革，是中國鐵路一次由內而外的大改革。從體制層面來看，改革的方向是政企分離和政資分離，分離鐵道部政府職責，合并入大交通部，讓鐵路企業回歸市場，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中國鐵路總公司是經國務院批準，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設立，由中央管理的國有獨資企業，由財政部代表國務院履行出資人職責，交通運輸部、國家鐵路局依法對公司進行行業監管。

此外，國務院將原鐵道部相關資產、負債和人員劃入鐵總，將原鐵道部對所屬18個鐵路局、3個專業運輸公司及其他企業的權益作為鐵總的國有資本。不算地方鐵路局的資產，劃歸在新成立的中國鐵路總公司名下的資產就達4.6萬億元。據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預估，鐵路總公司資產總計在20萬億元以上。合計下來，相當于5~6個中石油，10個國家電網。

新成立的中國鐵路總公司，背負著以前鐵路建設積攢下來的巨額債務。為了減輕改革負擔，國務院決定，鐵路總公司的國有資產收益，應按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有關規定執行，歷史債務問題沒有解決前，國家對其暫不征收國有資產收益。鐵路總公司還將繼續享有稅收優惠政策，繼續明確鐵路建設債券為政府支持債券。

中國鐵路總公司成立后不久，就在貨運改革方面出了一記重拳。2013年6月15日開始，中國鐵路總公司啟動其成立以來第一次貨運組織改革。改革旨在從根本上改進鐵路貨運服務，并依托鐵路全天候、大運力、低運價等優勢，從整列大宗貨物運輸到高鐵快遞包裹，全面參與現代物流業競爭。

這次鐵路貨運組織改革有四大內容。一是改革貨運受理方式，簡化手續，拓寬渠道，敞開受理，隨到隨辦，試圖給廣大客戶提供最直接、最方便、最快捷的服務。二是改革運輸組織方式，根據客戶的運輸需求編制運輸計劃，及時安排裝運，提高運輸效率。三是清理規范貨運收費，嚴格執行國家的運價政策，堅持依法合規、公開透明收費。四是大力發展鐵路“門到門”全程物流服務。構建“門到門”接取送達網絡，實行“門到門”全程“一口價”收費，推動鐵路貨運加快向現代物流轉變。

鐵路貨運組織改革以來，市場的感受是：現在要車皮不難了。原來人們印象中的“鐵老大”變身“店小二”，迎合市場，改進服務，成為現代物流企業。貨運需求不斷回升，鐵路貨運裝車呈攀升趨勢。2013年1至11月，全國鐵路貨運總發送量完成361399萬噸，同比增加4678萬噸，增長1.3%。其中，貨物發送量完成360817萬噸，同比增加5226萬噸，增長1.5%。

鐵路運輸在我國客、貨運輸中均占有最重要地位。但鐵道部長期實行政企合一的體制，不僅成為制約鐵路自身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對于建立統一的綜合交通管理體制也構成了現實阻礙。一方面市場競爭機制無法建立；另一方面政府安全監管職責履行不到位。鐵路體制改革的滯后嚴重影響了綜合運輸管理體制的建立。

隨著國務院機構的改革和職能的改變，已經規劃多年的鐵路制度改革終于塵埃落地。鐵路改革方案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關注，對于鐵路政企分開的改革方案也是議論紛紛，褒貶不一。其實各種鐵路體制模式都有其優點，也有其缺點，完美的模式是沒有的。中國的鐵路改革需要借鑒各國經驗，也需要結合自己的特點。總體而言此次改革利應該遠遠大于弊。原鐵道部既承擔鐵路建設規劃和項目審批以及價格管制等政府職能，又承擔路網建設與維護管理及運輸組織及運輸服務等企業職能，實行政企合一的體制，這在歷史上對于中國鐵路發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現在遠遠不能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沒有政企分開，其他什么改革都無法推進，什么模式都無從談起。實行政企分開的改革方案，其優勢主要有四點：

一是通過改革，有利于形成政府依法管理、企業自主經營、社會廣泛參與的鐵路發展新格局。中國鐵路總公司成為市場主體，可以落實經營自主權，促進企業內部改革，提高發展內生動力，增強鐵路發展后勁，推動鐵路建設和運營健康可持續發展。

二是通過改革，明確中國鐵路總公司的安全生產主體責任和國家鐵路局的安全監管責任，有利于厘清企業和政府角色，有利于從體制上保障鐵路運營秩序和安全。

三是通過改革，有利于充分發揮各種交通運輸方式的整體優勢和組合效率。由交通運輸部統籌規劃鐵路、公路、水路、民航發展，可以加快推進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建設，推動各種運輸方式協調發展和有機銜接，優化布局結構，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大交通格局。

四是通過改革，鐵路成立總公司以后，有利于更好的適應市場競爭的需要，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務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鐵路是國民經濟大動脈，鐵路的改革和發展對改善經濟結構、拉動地方經濟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發展鐵路是利國利民，關乎民眾出行的便利性，而鐵路公司化經營會使其提高效率，加快建設步伐，為老百姓創造更加便利地出行條件，獲得更大的實惠。

鐵路的這次改革，將掀開發展的嶄新一頁。相信鐵路會用一個良好的開局，為經濟社會發展，為人民生活改善做出應有貢獻

第二篇：改革進入深水區

習近平說“現在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既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李克強說：“現在改革已進入深水區，要闖險灘必然要觸動利益，為了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我們必須義無反顧、奮力向前，敢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堅定不移、循序漸進推動各項改革。從這個意義上說，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敢于啃30多年改革剩下的‘硬骨頭’。這是檢驗我們改革勇氣和決心的試金石，也是最終決定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改革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經過3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內涵發生了重大變化。如果說在過去30多年的改革中，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內涵主要是指推動生產力在量上的擴大，使生產力以更高的速度發展，那么，現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內涵已變為不僅推動生產力在量上的適度擴大，更重要的是促進生產力在質上的提高，使生產力以更高的質量發展，也就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

“使生產力以更高的質量發展”要比“使生產力以更高的速度發展”更困難、更復雜、更艱巨。這是因為，使生產力以更高的質量發展，不僅要通過改革繼續打破原有體制的束縛，激發市場經濟的活力，而且要通過改革構建起一整套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保障體系。而在一整套制度保障體系中，最定型化、最有權威、最有效力的就是法律制度保障體系。這也就是要求市場經濟向著更高的發育和成熟階段升級。

市場經濟本身雖具有活力，但不能自動地使生產力以更高的質量發展。市場經濟具有經營活動的自主性、經營環境的競爭性、經營目的的趨利性3個屬性，這3 個屬性使市場經濟的作用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是積極作用，可以發揮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能動性，使市場主體面臨競爭的外在壓力、具有提高經濟效益的內在動力，從而使市場經濟充滿活力，促進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另一方面是消極作用，市場主體出于贏利的內在動機，有可能做出違反市場正常秩序、損害他人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諸如制售假冒偽劣產品、破壞資源環境、不正當競爭、壟斷行為、偷稅漏稅、滋生權錢交易的腐敗現象、擴大收入差距等。

為了使生產力以更高的質量發展，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這就要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地位和權益，保障正常的市場競爭，保障市場主體合法的經營收益，從

而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有效抑制市場經濟的消極作用，這就要約束市場主體履行法定的責任和義務，遵守市場競爭規則，維護他人正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不能為追逐利潤而做出違法行為。要做到這兩個方面，靠市場機制本身、靠政府的行政權力、靠一般的政策規定、靠普通的道德教育都是不夠的，而必須靠一整套法律制度保障體系。法律制度具有規范性、權威性、強制性。規范性是指，以法律形式將市場主體的合法地位和權益定型化，將市場競爭規則定型化，將市場運行秩序定型化，這樣可避免行政干預的隨意性和一些政策的易變性。權威性是指，法律規定為全社會所接受、所遵循，具有普遍的社會約束力，任何人和組織都沒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強制性是指，一切違法行為都要予以追究，依法給予懲處。如果說行政權力是傳統計劃經濟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最高保障，那么，法律制度就是市場經濟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最高保障。所以人們常說，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

由此，第五輪改革應以加強法律制度建設為突破口或重點任務。這是在當前條件下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使生產力以更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是市場經濟本身成熟程度升級的內在要求，是在改革深水區、攻堅期，以法律規范方式有效調節各方面利益關系的內在要求。

第三篇：中國稅制改革進入深水區

中國稅制改革進入深水區

李寧

國務院10月26日常務會議決定，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的改革，將從2012年起在上海開展試點。改革試點目標是，為進一步解決貨物和勞務稅制中的重復征稅問題，完善稅收制度，支持現代服務業發展。

回顧近年來歷次影響較大的稅制改革，主要有兩次，一次是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另一次是2008年的結構性減稅改革。1994年分稅制改革時一次體制性機制性的變革。至今進行的稅制改革，也是在分稅制改革基礎上的完善和改進。2008年的結構性減稅改革，主要針對增值稅等大稅種的改革，目的是拯救金融危機，防止經濟衰退。國務院2012年在上海試點增值稅和營業稅擴容改革，一方面是對2008年結構性減稅改革的延伸；另一方面如果試點成功全國推廣的話，則是又一次稅制領域的深刻變革，改革帶有根本性全局性變革性的特點。因為增值稅第一大稅種的地位決定了此稅制改革必須結合其他稅制改革進行，必須結合財稅體制綜合性改革進行，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

一是房產稅改革有望全國推開，征收范圍也涉及存量住宅。今年2月份，上海重慶試點房產稅改革，是稅制向個人私有財產征收的一次重大舉措，對于完善稅制、提高直接稅在整個稅制中的比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果增值稅和營業稅合并，地方主體稅種就會消失。對此，從稅制方面為地方開辟新的稅源、建立新的支撐地方收入的稅種則成了稅制改革首先考量和解決的問題。縱觀國際經驗，房產稅承擔著充當地方主體稅源的重大使命。這次在上海試點增值稅改革，也與上海試點房產稅改革有很大關系。當然，上海試點房產稅，征稅范圍是增量房，目前的稅制并不能適應整體稅制改革需要。下一步，如果房產稅繼續深入改革，那么上海必須向存量房“開刀”，至于是否向首套房開征，還要觀察增值稅改革情況和民意對加稅改革的可承受度。

二是綠色稅制建設借機推進。所謂的綠色稅制，就是有利于節能減排、保護環境和資源的一系列稅制體系，包括物業稅、環境稅和資源稅等。當然現有車船稅、資源稅、耕地占用稅等具有節能環保的作用，但不盡完善，需要結合整體稅制改革進行合并改革。建立有利于資源與環境向匹配的稅制體系，不僅符合經濟發展要求，而且也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保護。改革可謂大勢所趨。如果增值稅改革深入推進，并且秉承降低基本稅率減稅改革（有學者建議將增值稅基本稅率降低至11%），那么綠色稅制改革必定會提上稅制改革日程，隨著增值稅改革的進程有加快之勢。

三是稅制改革既是經濟領域的改革，也是行政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稅制改革必須依賴于行政體制改革的推進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因為與稅制改革緊密相連的是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和預算制度改革等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所以，推進稅制改革，還要看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推進程度。同樣，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的進程，也是決定稅收改革的重要因素。如果積極的財政政策退出經濟領域，當然國家花的錢也就少，自然收稅的壓力也就降低，減稅改革推進阻力就小。如果積極財政政策只管充當經濟發展先鋒，那么以結構性減稅為主的稅制改革就會降速，甚至延緩。

不管怎樣，增值稅試點了，房產稅也試點了，我們有理由相信改革會逐漸深入，會逐漸建立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稅制體系。

（甘肅省隴西縣國家稅務局 748100 身份證：***055 聯系電話：*** 建行賬戶：***1828開戶行，中國建設銀行甘肅省定西市隴西縣支行東大街儲蓄所，備注，如有條件，稿費請打卡號。此致敬禮。）

第四篇：我國改革進入深水區的矛盾

我國改革進入深水區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國改革也由以前的“摸著石頭過河”到現在的進入改革深水區，值得慶賀。但也面臨許多新的矛盾，急需通過深層次改革予以解決。這就給處于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干部的自身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

1．中國改革的重點發生了變化，由體制外轉向了體制內。

過去的改革把體制外的問題逐步得到了解決，比如個體私營經濟、資本市場等問題，有些問題雖然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也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把改革推向了深水區。進入到體制內改革，如政治體制改革，干部任命制度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等等，操作起來很難。

2．改革的導向發生了變化，由政府主導轉向了市場引導。改革的邏輯起點是中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改革的導向來自于市場經濟的基本價值規律和市場法則，為改革帶來的諸多挑戰。過去政府是萬能強勢的大政府，改革一直在政府的設計、主導和推動之下，今后的改革要遵循市場化的導向，由市場化引導改革。

3．改革的路徑發生了變化，由“摸著石頭過河”轉向理性探索。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提出了“摸著石頭過河”理論，實質是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大膽探索，這一理論也曾指導了初期和中期的改革。現在改革向深水區推進，依靠感性認識尋找改革的突破點的做法急需升華，必須轉向理性探索，這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改革，更多地依靠理論的自信、道路的自覺來引導改革向縱深發展。

4．改革面臨的矛盾發生了變化，由“效率問題”變成了“公平問題”，由“允許部分人先富” 變成了“實現共富”的問題。

這就需要通過改革解決現實中存在的競爭起點不公平、競爭機會不公平、競爭過程不公平、競爭結果不公平的深層次問題。解決這些矛盾的具體方法就是要建立和諧的利益均衡機制、加強社會建設和社會結構的改造、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推進民主法治和民主政治建設。這就給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給黨員干部自身的黨性素質、民主素質文化素質、、道德素質和法律素質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繼承和弘揚延安精神。

第五篇：中國進入常態化反恐深水區

中國進入常態化反恐深水區

關于反恐

“要深刻認識反恐形勢的嚴峻性復雜性，強化底線思維，以堅決態度、有力措施，嚴厲打擊各種暴力恐怖犯罪活動。”――云南昆明火車站暴力恐怖案件發生后，總書記指示

“反恐怖斗爭事關國家安全，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事關改革發展穩定全局，是一場維護祖國統一、社會安定、人民幸福的斗爭，必須采取堅決果斷措施，保持嚴打高壓態勢，堅決把暴力恐怖分子囂張氣焰打下去。”

“要堅持專群結合、依靠群眾，深入開展各種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動，筑起銅墻鐵壁，使暴力恐怖分子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2014年 4月25日，總書記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體學習時指出

“迅速偵破案件，從嚴懲處暴恐分子；及時組織救治受傷群眾，安撫受害者家屬，全面加強社會面巡控和重點部位防控，嚴防發生連鎖反應。對暴恐活動和恐怖分子必須警鐘長鳴、重拳出擊、持續保持嚴打高壓態勢，全力維護社會穩定。”――總書記對新疆烏魯木齊市“5?22”暴力恐怖案作出重要批示時指出

中國面臨的恐怖威脅增多

中國面臨的恐怖威脅升級，進入常態化反恐的深水區，這也是中國發展必須破解的重要課題。中國中央政府高度重視反恐問題，4月25日政治局集體學習專門討論了反恐問題，習主席還就反恐政策發表重要講話。可以看出，中國最高決策層已充分認識這場反恐斗爭的長期性、尖銳性和復雜性，并將反恐上升到關系人民安全、國家穩定和中華民族復興的政治高度，全國上下對此已有充分共識，并作好相應的斗爭準備。誰搞恐怖活動，誰支持恐怖活動，就是與全中國人民為敵，就是與整個中華民族為敵。

中央對這場斗爭的認識十分清楚。中國面臨的恐怖風險上升，是在國際安全環境大氣候變化下發生的，要準確判斷目前所處的反恐環境，就有必要理解中國當前所處的國際環境。對比新疆暴恐分裂活動的歷史周期，可以發現目前這場斗爭的嚴峻性。20世紀30、40年代，以及蘇聯從阿富汗撤軍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都經歷了恐怖活動高發的階段，中國新疆的“東突”恐怖活動，也大致符合這一周期，并且也有此國際背景。特別是90年代初，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后，地區亂局產生的恐怖禍水沖擊新疆，發生了一系列惡性暴力恐怖案件。目前，美國正加緊從阿富汗撤軍，盤踞南亞的國際恐怖勢力也出現異動，“外溢”威脅加大。特別是中東北非**以來，新一波跨國恐怖活動正在加速形成，敘利亞已成為多國暴恐分子的實戰訓練場所，其中也包括來自中國新疆的“東突”恐怖分子。可以說，中國面臨的恐怖威脅又到了一個類似上世紀90年代初的歷史新關口中，目前中國恐怖威脅上升有明顯的國際背景。

如果再考慮復雜的地緣政治因素和美國及西方所持的反恐雙重標，更不難理解中國進入常態化反恐深水區的意涵了。隨著中國國力發展和海外利益增多，且又多集中于高危動蕩地帶，更要加倍警惕此輪風險。其實，用砍刀棍棒搞恐怖襲擊，其影響并不亞于“9?11”式的飛機撞擊，同樣造成嚴重的社會恐慌，大幅增加政府的反恐安保成本，沖擊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同樣是與全體人民作對的恐怖公敵。

恐怖威脅與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活動密不可分

習總書記提出，“要正確把握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及時妥善解決影響民族團結的矛盾糾紛，堅決遏制和打擊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民族問題進行的分裂、滲透、破壞活動”。這有十分明確的針對性，暴恐活動的目的是搞民族分裂，而又常用宗教極端主義來洗腦和動員，以掩飾其搞分裂的本質。

中國面臨的新一輪“東突”恐怖威脅，與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活動密不可分。一方面，長期在境外活動的“東突”暴恐分子是打著宗教旗號從事分裂活動的武裝恐怖團伙，有長期在境外活動的歷史基礎，“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也即“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就長期盤踞南亞，并與“基地”組織密切勾結，而且還與當地極端宗教勢力和黑惡犯罪勢力勾結。另一方面，境內的暴恐分子或多或少受境外“東突”恐怖勢力的遙控和影響，不僅境外東突恐怖勢力派人向境內滲透，一些暴恐分子有境外受訓的背景，而且境內外的暴恐人員聯系還體現在網絡聯系和外逃參戰方面，境內的恐怖分子從境外發布的宣揚極端主義和暴恐戰術的視頻中有組織學習和運用，恐怖威脅日益加大。事實上，誕生在新疆的多個“東突”恐怖組織早已經將組織核心轉移到境外，通過人員滲透和遠程指揮等形式，在中國境內發動恐怖襲擊，4月30日新疆烏魯木齊案就是如此。

“東突”恐怖活動與新疆分裂活動密不可分。無論是“世維會”等長期在境外政治活動、爭取外國支持謀求新疆分裂的文派，還是“東伊運”等大搞暴力恐怖活動和極端宗教活動的武派，其最終目的都是分裂新疆和分裂祖國。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分裂活動和支持分裂的幕后勢力都是在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國內的恐怖暴力活動更是明目張膽挑戰這一核心利益，當然需要用重拳回擊。

美國和一些國家通過政府或非政府形式，收留和支持“東突”政治勢力，不斷以“民族問題”或“人權問題”為新疆分裂勢力撐腰，在中國看來就是不給面子和公然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這種做法雖然不等同于支持“東突”恐怖活動，但卻給“東突”恐怖勢力提供間接鼓勵，一定程度上縱容和默許了“東突”在中國境內搞恐怖破壞。更何況，美國等一些國家還在中國境內發生恐怖襲擊后支支吾吾，多數情況下置疑案件的恐怖性質，擔心中國政府是不是會利用反恐破壞人權等問題。

因此，反恐與治疆密不可分。習總書記到新疆考察工作，顯示出他對新疆戰略地位的重視和對新疆社會穩定的高度關注。在新疆考察期間，總書記提出了“從戰略和全局高度謀劃新疆未來”，“新疆工作的著眼點和著力點要放在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上”，“發展仍是解決新疆一切問題的關鍵”等重要論述，都是著眼于長遠，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重要論述。

我國面臨的反恐形勢日趨艱巨復雜，是一場需要調動各方面力量參與的長期任務。在全面加強對暴恐分子嚴打高壓的同時，迫切需要凝聚全社會的共識，緊密依靠群防群治的“人民防線”。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責編/劉建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