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在歷時35年的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的當口

在歷時35年的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的當口，毫無疑問，轉變政府職能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公眾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最為期待的內容之一。

時間回到今年的3月17日。當時，剛剛當選為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在閉幕后的中外記者見面會上表示：“必須從改革行政審批制度入手來轉變政府職能。現在國務院各部門行政審批事項還有1700多項，本屆政府下決心要再削減三分之一以上。”

在接下來的半年多時間里，政府確實是做到了“言必信，行必果”。在4月24日、5月6日和9月25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取消或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審批項目，而在10月25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又部署推進公司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以期降低創業成本，激發社會投資活力。

從過去這段時間的表現來看，中央政府轉變政府職能、削減行政審批的決心很大，而且有很多切實可行的舉措。但是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要追問一個問題，為什么要進行政府職能轉變？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一共經歷了六輪大的機構改革，形成了基本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組織架構和職能體系。但是即便如此，問題也很多，用中編辦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的說法就是“國務院部門在職能定位、機構設置、職責分工、運行機制等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依我愚見，一個最為根本的辦法就是要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如何處理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按照以往的經驗，往往就是要政府盡量不干預市場行為，或者說凡是市場能夠解決的問題都交給市場，把這種表述換成法律語言，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第十三條的規定，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的；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行政機關采用事后監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夠解決的”事項都可以不設許可。同時，這部法律還對法律以外的行政許可權的設定做了嚴格限定，明確規定行政規章不得自行設立許可。

是不是意味著控制了行政許可，或者說行政審批的數量就可以視為是限制了政府的權力？這可能是太簡單化了政府的行為模式。一個簡單的例子是，現代社會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社會福利，同時還存在著廣泛的財政補貼，以往企業只是作為納稅人而存在，但是在現代社會，很多企業往往從政府那里獲得巨額的財政補貼。很顯然，這些都是《行政許可法》所無法解決的現象。

經濟學或者說政治經濟學對政府有三個模型。一種是把政府看成“看不見的手”，政府之所以必需是因為它不得不提供一些市場提供不了的公共品——如法律和國防，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如果市場運轉良好，政府規模越小越好。但是現在現實生活中，政府并不是只看不

見的手，而是隨處可見。為什么？很多人認為，之所以需要有政府，那是為了糾正市場失靈，于是“扶持之手”就粉墨登場了。

不過以上兩種模型都無法解釋這樣一個現象，很多為了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政策，往往通過后會與其目標背道而馳，無論是政府管制、國有制和價格控制都產生了這種現象。為什么會這樣？為此經濟學家施萊弗想出了“掠奪之手”這個模型，根據他的觀察，政治家的目的并不是社會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自己的私利。

在我看來，這個模型可以解釋目前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各種亂象。比如說很多政府之所以設立行政許可，其出發點可能是為了解決“市場失靈”，但是在現實過程中卻往往變成不少政府機構和個人尋租的空間；很多旨在促進經濟發展扶持企業的財政補貼最后就變成那些和權勢者勾兌的游戲。為什么會發生這個現象？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如施萊弗所說的“追求私利”。

更為重要的是，現代政府所能“掠奪”的財富越來越多。40多年前，一位學者如此評價美國政府：“近十年來，美國最重要的發展之一，是政府開始成為財富的主要源泉。政府是巨型壓力器，它吸進稅收和權力，釋放出財富：金錢、救濟金、服務、合同、專營權和特許權。政府一直都具有這項職能。但是，在早期，這種政府供給的分配規模很小，現在則空前巨大。”

與美國相比，中國也毫不遜色。財政部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公共財政收入117210億元；從支出情況看，2012年全年累計公共財政支出125712億元，一個可供佐證的數據是，2012年中國上市公司的利潤總額為19245億元，2012年當期實際繳稅22233億元，比上年增加17%，繳稅額比凈利潤多14%。換句話說，所有上市公司上繳的稅收比其利潤還要多，這從一個側面佐證了當代中國政府所擁有的巨大財政能力。

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王紹光為代表的學者認為中國政府的能力非常有限，因為政府的汲取能力——財政汲取能力十分有限，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就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極低，1995年財政收入占13.3%，如果僅從這個數據來看，現在政府的能力有了長足的進步，2012年中國GDP為519322億元，財政收入約占GDP的22.57%。但是從現實的反映來看，越來越多的財政收入并未給企業帶來明顯的好處，相反的是企業負擔加重——上市公司中企業上繳稅收數額高于企業利潤就是一個明證。

當然，政府可以說財政收入增加是因為政府支出責任增加，教育、醫療、養老和社會保障等一系列支出都需要錢。這些領域的支出當然需要錢，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都需要經過政府這個環節，這些領域的市場化和民營化同樣也可以解決問題。事實上，扶持之手因為私利的緣故會變成掠奪之手。還是以上市公司為例，目前中國的A股市場已經出現一些專門以吃政府補貼為主的公司，據媒體于2012年初提供的信息，2011年中國有195家滬深上市公司收到各種形式的政府補貼110億元，平均每家公司收到補貼逾5000萬元，占這些公司2010年凈利潤總額的五成左右。

誰能夠獲得補貼？表面上來看政府給補貼設定了各種標準，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往往是和政府走得近的公司更有資格獲得補貼。這樣一來，表面上是為褒獎先進為名的補貼最終又變成補貼關系戶。市場對優勝者的褒獎本來是來自消費者或者客戶的用腳投票，但是一旦有些企業能夠從政府獲得補貼，那么它當然也就沒有動力通過創新、提供產品獲得消費者認可，一門心思獲得政府的認可就成為企業行為的目標。于是，政府補貼最終結果很可能是，既無法導致市場中的企業優勝劣汰，也難以引導行業升級換代，卻扭曲了市場——讓某種產品始終不能夠以其真正成本在市場中運行。

如何防止政府從扶持之手變為掠奪之手？表面上來說是要進行政府職能轉變，但是追究根本原因還是要減少政府“扶持”或者“掠奪”的能力，當務之急就是要減稅，從根本上切斷政府變大的可能，斬斷扶持之手。盡管減少行政審批是政府職能改變的重要方面，但遠不是全部——尤其是對那些有著巨額財政能力的政府而言更是如此。

第二篇：中國稅制改革進入深水區

中國稅制改革進入深水區

李寧

國務院10月26日常務會議決定，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的改革，將從2012年起在上海開展試點。改革試點目標是，為進一步解決貨物和勞務稅制中的重復征稅問題，完善稅收制度，支持現代服務業發展。

回顧近年來歷次影響較大的稅制改革，主要有兩次，一次是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另一次是2008年的結構性減稅改革。1994年分稅制改革時一次體制性機制性的變革。至今進行的稅制改革，也是在分稅制改革基礎上的完善和改進。2008年的結構性減稅改革，主要針對增值稅等大稅種的改革，目的是拯救金融危機，防止經濟衰退。國務院2012年在上海試點增值稅和營業稅擴容改革，一方面是對2008年結構性減稅改革的延伸；另一方面如果試點成功全國推廣的話，則是又一次稅制領域的深刻變革，改革帶有根本性全局性變革性的特點。因為增值稅第一大稅種的地位決定了此稅制改革必須結合其他稅制改革進行，必須結合財稅體制綜合性改革進行，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

一是房產稅改革有望全國推開，征收范圍也涉及存量住宅。今年2月份，上海重慶試點房產稅改革，是稅制向個人私有財產征收的一次重大舉措，對于完善稅制、提高直接稅在整個稅制中的比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果增值稅和營業稅合并，地方主體稅種就會消失。對此，從稅制方面為地方開辟新的稅源、建立新的支撐地方收入的稅種則成了稅制改革首先考量和解決的問題。縱觀國際經驗，房產稅承擔著充當地方主體稅源的重大使命。這次在上海試點增值稅改革，也與上海試點房產稅改革有很大關系。當然，上海試點房產稅，征稅范圍是增量房，目前的稅制并不能適應整體稅制改革需要。下一步，如果房產稅繼續深入改革，那么上海必須向存量房“開刀”，至于是否向首套房開征，還要觀察增值稅改革情況和民意對加稅改革的可承受度。

二是綠色稅制建設借機推進。所謂的綠色稅制，就是有利于節能減排、保護環境和資源的一系列稅制體系，包括物業稅、環境稅和資源稅等。當然現有車船稅、資源稅、耕地占用稅等具有節能環保的作用，但不盡完善，需要結合整體稅制改革進行合并改革。建立有利于資源與環境向匹配的稅制體系，不僅符合經濟發展要求，而且也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保護。改革可謂大勢所趨。如果增值稅改革深入推進，并且秉承降低基本稅率減稅改革（有學者建議將增值稅基本稅率降低至11%），那么綠色稅制改革必定會提上稅制改革日程，隨著增值稅改革的進程有加快之勢。

三是稅制改革既是經濟領域的改革，也是行政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稅制改革必須依賴于行政體制改革的推進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因為與稅制改革緊密相連的是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和預算制度改革等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所以，推進稅制改革，還要看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推進程度。同樣，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的進程，也是決定稅收改革的重要因素。如果積極的財政政策退出經濟領域，當然國家花的錢也就少，自然收稅的壓力也就降低，減稅改革推進阻力就小。如果積極財政政策只管充當經濟發展先鋒，那么以結構性減稅為主的稅制改革就會降速，甚至延緩。

不管怎樣，增值稅試點了，房產稅也試點了，我們有理由相信改革會逐漸深入，會逐漸建立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稅制體系。

（甘肅省隴西縣國家稅務局 748100 身份證：***055 聯系電話：*** 建行賬戶：***1828開戶行，中國建設銀行甘肅省定西市隴西縣支行東大街儲蓄所，備注，如有條件，稿費請打卡號。此致敬禮。）

第三篇：當前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

當前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觸及更多深層次矛盾，必然涉及利益關系深度調整，復雜性和難度前所未有。既要敢于擔當，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堅定不移推進改革，又要講究策略方法，因地制宜、試點先行、積微成著，漸進式推進，努力取得改革新突破。

李克強指出，改革是最大動力，也是最大紅利。要始終堅持讓人民群眾在改革中受益。今后改革的環境條件和重點任務會變，但這個要求不會變，也不能變。要建立更加公平有效的體制機制，注重利用增量帶動理順利益關系，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李克強圍繞繼續簡政放權、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改革促進結構優化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深入闡述了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和任務。他強調，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

第四篇：中國進入常態化反恐深水區

中國進入常態化反恐深水區

關于反恐

“要深刻認識反恐形勢的嚴峻性復雜性，強化底線思維，以堅決態度、有力措施，嚴厲打擊各種暴力恐怖犯罪活動。”――云南昆明火車站暴力恐怖案件發生后，總書記指示

“反恐怖斗爭事關國家安全，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事關改革發展穩定全局，是一場維護祖國統一、社會安定、人民幸福的斗爭，必須采取堅決果斷措施，保持嚴打高壓態勢，堅決把暴力恐怖分子囂張氣焰打下去。”

“要堅持專群結合、依靠群眾，深入開展各種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動，筑起銅墻鐵壁，使暴力恐怖分子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2014年 4月25日，總書記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體學習時指出

“迅速偵破案件，從嚴懲處暴恐分子；及時組織救治受傷群眾，安撫受害者家屬，全面加強社會面巡控和重點部位防控，嚴防發生連鎖反應。對暴恐活動和恐怖分子必須警鐘長鳴、重拳出擊、持續保持嚴打高壓態勢，全力維護社會穩定。”――總書記對新疆烏魯木齊市“5?22”暴力恐怖案作出重要批示時指出

中國面臨的恐怖威脅增多

中國面臨的恐怖威脅升級，進入常態化反恐的深水區，這也是中國發展必須破解的重要課題。中國中央政府高度重視反恐問題，4月25日政治局集體學習專門討論了反恐問題，習主席還就反恐政策發表重要講話。可以看出，中國最高決策層已充分認識這場反恐斗爭的長期性、尖銳性和復雜性，并將反恐上升到關系人民安全、國家穩定和中華民族復興的政治高度，全國上下對此已有充分共識，并作好相應的斗爭準備。誰搞恐怖活動，誰支持恐怖活動，就是與全中國人民為敵，就是與整個中華民族為敵。

中央對這場斗爭的認識十分清楚。中國面臨的恐怖風險上升，是在國際安全環境大氣候變化下發生的，要準確判斷目前所處的反恐環境，就有必要理解中國當前所處的國際環境。對比新疆暴恐分裂活動的歷史周期，可以發現目前這場斗爭的嚴峻性。20世紀30、40年代，以及蘇聯從阿富汗撤軍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都經歷了恐怖活動高發的階段，中國新疆的“東突”恐怖活動，也大致符合這一周期，并且也有此國際背景。特別是90年代初，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后，地區亂局產生的恐怖禍水沖擊新疆，發生了一系列惡性暴力恐怖案件。目前，美國正加緊從阿富汗撤軍，盤踞南亞的國際恐怖勢力也出現異動，“外溢”威脅加大。特別是中東北非**以來，新一波跨國恐怖活動正在加速形成，敘利亞已成為多國暴恐分子的實戰訓練場所，其中也包括來自中國新疆的“東突”恐怖分子。可以說，中國面臨的恐怖威脅又到了一個類似上世紀90年代初的歷史新關口中，目前中國恐怖威脅上升有明顯的國際背景。

如果再考慮復雜的地緣政治因素和美國及西方所持的反恐雙重標，更不難理解中國進入常態化反恐深水區的意涵了。隨著中國國力發展和海外利益增多，且又多集中于高危動蕩地帶，更要加倍警惕此輪風險。其實，用砍刀棍棒搞恐怖襲擊，其影響并不亞于“9?11”式的飛機撞擊，同樣造成嚴重的社會恐慌，大幅增加政府的反恐安保成本，沖擊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同樣是與全體人民作對的恐怖公敵。

恐怖威脅與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活動密不可分

習總書記提出，“要正確把握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及時妥善解決影響民族團結的矛盾糾紛，堅決遏制和打擊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民族問題進行的分裂、滲透、破壞活動”。這有十分明確的針對性，暴恐活動的目的是搞民族分裂，而又常用宗教極端主義來洗腦和動員，以掩飾其搞分裂的本質。

中國面臨的新一輪“東突”恐怖威脅，與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活動密不可分。一方面，長期在境外活動的“東突”暴恐分子是打著宗教旗號從事分裂活動的武裝恐怖團伙，有長期在境外活動的歷史基礎，“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也即“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就長期盤踞南亞，并與“基地”組織密切勾結，而且還與當地極端宗教勢力和黑惡犯罪勢力勾結。另一方面，境內的暴恐分子或多或少受境外“東突”恐怖勢力的遙控和影響，不僅境外東突恐怖勢力派人向境內滲透，一些暴恐分子有境外受訓的背景，而且境內外的暴恐人員聯系還體現在網絡聯系和外逃參戰方面，境內的恐怖分子從境外發布的宣揚極端主義和暴恐戰術的視頻中有組織學習和運用，恐怖威脅日益加大。事實上，誕生在新疆的多個“東突”恐怖組織早已經將組織核心轉移到境外，通過人員滲透和遠程指揮等形式，在中國境內發動恐怖襲擊，4月30日新疆烏魯木齊案就是如此。

“東突”恐怖活動與新疆分裂活動密不可分。無論是“世維會”等長期在境外政治活動、爭取外國支持謀求新疆分裂的文派，還是“東伊運”等大搞暴力恐怖活動和極端宗教活動的武派，其最終目的都是分裂新疆和分裂祖國。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分裂活動和支持分裂的幕后勢力都是在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國內的恐怖暴力活動更是明目張膽挑戰這一核心利益，當然需要用重拳回擊。

美國和一些國家通過政府或非政府形式，收留和支持“東突”政治勢力，不斷以“民族問題”或“人權問題”為新疆分裂勢力撐腰，在中國看來就是不給面子和公然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這種做法雖然不等同于支持“東突”恐怖活動，但卻給“東突”恐怖勢力提供間接鼓勵，一定程度上縱容和默許了“東突”在中國境內搞恐怖破壞。更何況，美國等一些國家還在中國境內發生恐怖襲擊后支支吾吾，多數情況下置疑案件的恐怖性質，擔心中國政府是不是會利用反恐破壞人權等問題。

因此，反恐與治疆密不可分。習總書記到新疆考察工作，顯示出他對新疆戰略地位的重視和對新疆社會穩定的高度關注。在新疆考察期間，總書記提出了“從戰略和全局高度謀劃新疆未來”，“新疆工作的著眼點和著力點要放在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上”，“發展仍是解決新疆一切問題的關鍵”等重要論述，都是著眼于長遠，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重要論述。

我國面臨的反恐形勢日趨艱巨復雜，是一場需要調動各方面力量參與的長期任務。在全面加強對暴恐分子嚴打高壓的同時，迫切需要凝聚全社會的共識，緊密依靠群防群治的“人民防線”。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責編/劉建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