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市場邏輯本質是對策不是博弈

此信息由中美嘉倫提供 http://www.jlun.net

市場邏輯本質是對策不是博弈

通過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的市場監管理論的獲獎，揭示了“博弈”和“對策”是經濟主體兩種不同的行為方式，揭示了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由博弈向對策轉化的歷史必然性，也揭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歷史必然性。

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憑借其在大型企業、市場力量和監管等領域的學術貢獻榮獲201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瑞典皇家科學院說：“許多行業都是由少數大型企業或單個壟斷者控制。如果不受監管，這類市場經常產生不良的社會后果——(實際)價格高于由成本推動的價格，或者效率差的企業通過禁止更有效率的新企業進入市場而存活。”“價格高于由成本推動的價格，或者效率差的企業通過禁止更有效率的新企業進入市場而存活”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市場失靈”，而這種市場失靈是由企業壟斷造成的，而企業壟斷又是由不受監管的市場完全競爭造成的。完全競爭必然走向競爭的反面——壟斷，壟斷使競爭不再充分，從而使市場失靈。這說明真正的市場競爭是充分競爭而不是完全競爭。怎樣充分競爭?引入政府的作用。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讓·梯若爾為有關這類市場失靈的研究注入新活力”。他的研究對于政府如何處理企業合并或聯合，以及如何監管壟斷企業具有重要意義。2012年，讓·梯若爾在接受法國《回聲報》采訪時就曾指出，2008年金融危機主要源于監管失敗。他認為，一些經濟學家無限相信市場效率，而這一觀點已經“落后時代30年”。如果在一個市場中，內部交易者可以隨意轉移資源，進行內部交易，將對其他交易者特別是小股東不利，股票市場也不能發育健全，只有信息透明才能保護小股東，使他們有積極性向市場注入資金。所以他認為公司信息透明性與公司治理很重要。對于由數家公司巨頭主導的行業壟斷及由此造成的價格與價值的背離，只有政府規制才能有效監管并糾正市場失靈。借助這些新的理念和相應的機制設計，政府可以更好地鼓勵強大的公司變得更具創造力，同時又防范它們傷害競爭和客戶。讓·梯若爾針對企業信息不透明與壟斷造成的市場失靈提出的加強政府監管的對策方案說明，政府不在市場之外而就在市場之中，政府本身就是市場主體;包括企業規制在內的政府宏觀調控是保證企業信息透明、市場充分競爭與有效運轉的必要環節，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配置資源、政府主導作用與市場基礎作用不是對立的而是內在統一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把市場作用與政府調控對立起來、把政府看成市場外部性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政府本身作為市場主體，對于壟斷造成的市場失靈所采取的應對措施，是經濟主體“對策”的典型——政府的強勢地位，使其對企業的規制行為很難納入通常所理解的完全競爭主體之間的“博弈”范疇。因此，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意義，就在于通過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的市場監管理論的獲獎，揭示了“博弈”和“對策”是經濟主體兩種不同的行為方式，揭示了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由博弈向對策轉化的歷史必然性，也揭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歷史必然性。政府宏觀調控與微觀經濟活力是內在統一的，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內在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高級更完善的市場經濟形態。

更多詳細信息請訪問管理咨詢 http://www.jlun.net/

此信息由中美嘉倫提供 http://www.jlun.net

信息經濟學是博弈論的理論基礎，而博弈論又是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在西方現代經濟學中之所以沒有把博弈與對策、博弈論與對策論明確區別開來，是由于沒有把信息經濟學由信息認識論上升到信息控制論。停留在信息認識論層面的信息經濟學，只能教人在“囚徒困境”中進行非合作博弈實現消極的“納什均衡”，不能教人通過合作博弈實現積極的信息對稱，這樣的信息經濟學只能教人博弈不能教人對策是必然的。像張維迎這樣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市場自發論“邏輯”就是建立在信息認識論與博弈論基礎上的，他的厚厚的一大本《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就是教人怎樣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進行博弈。誠然，信息對稱或從信息不對稱向對稱轉化是自然現象，社會領域信息對稱是有自發的一面。人類社會追求信息從不對稱到對稱轉化，是人的認識論意義上的本能，正好像追求公平是人的社會學意義上的本能、通過內部基因變異外部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實現生物體和環境的對稱與物種進化是生物學意義上的本能、基本粒子運動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產生萬物是自然界本體論意義上的本能一樣。但人類追求信息對稱不能僅僅停留在自發層面，而必須上升到自覺層次;就好像人的本能不能停留在動物層面而必須上升到理性層次一樣。這就是信息認識論必須上升到信息控制論的邏輯的與歷史的依據。之所以會出現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梯若爾教授說的，好的經濟學家忙于教學和研究，所以沒有時間面對大眾媒體，差的經濟學家反而做這些事情的現象，就是因為差的經濟學家有時間面對大眾媒體，大眾媒體比較容易通過和差的經濟學家的接觸實現和經濟學家之間的信息對稱，大眾媒體通過和差的經濟學家的接觸可以相對提高和經濟學家信息對稱的邊際效率;而那些差的經濟學家之所以也樂于接受媒體采訪，也是出于用名氣來彌補學問不足、實現自己人生超越與心理平衡的本能沖動。這就是為什么著名經濟學家都是媒體經濟學家、好的經濟學家都不大著名的重要原因。但這種低層次的、表面的信息對稱會出現社會信息對稱中的“劣幣驅逐良幣”，在社會大眾整天聽那些差的經濟學家夸夸其談時，聽不到好的經濟學家的真知灼見。實踐證明：要解決市場經濟信息不對稱問題，必須走出信息看信息，在經濟控制論領域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僅僅從信息層面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是不夠的，必須從控制論層面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而受控的實踐是一個主體與客體從不確定到確定，從不對稱到對稱的雙向融合過程。這說明必須用自覺的信息對稱代替自發的信息對稱。這就必然要求用信息控制論代替信息認識論，把對策和博弈分離開來，用對策代替博弈。本人之所以長期主張從現有的“博弈”中分離出“對策”，把現在不加區分的“博弈”和“對策”看成兩個概念，用對策代替博弈，就是希望提高人實現信息對稱的自覺性，減少人實現信息對稱的盲目性，提升人實現信息對稱的層次性，從而改變人的自發的行為方式，提高人的主體性，提高人作為經濟主體活動的效率與效益。

市場的邏輯本質上是對策的邏輯不是博弈的邏輯。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之所以得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就是因為他把博弈論運用到經濟活動的控制中，提出用機制設計和產業組織來控制人的經濟活動，使人與人之間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的無序“博弈”得以規范，使市場能夠有序運轉。這對于經濟學理論與人類經濟實踐的發展都有重要意義。讓-

更多詳細信息請訪問管理咨詢 http://www.jlun.net/

此信息由中美嘉倫提供 http://www.jlun.net

梯若爾：“如果在一個市場中，內部交易者可以隨意轉移資源，進行內部交易，將對其他交易者不利，股票市場也不能發育健全。因此保護少數小股東很重要，這樣他們才會有積極性向市場注入資金。”因此，“我認為透明性很重要，公司信息、公司治理也很重要。”如果說，“透明性”屬于信息認識論范疇，那么“公司治理”就屬于信息控制論范疇。通過信息控制實現信息對稱(透明)，實際上是用對策代替博弈，雖然讓-梯若爾本人仍然把對策稱之為博弈，或者他仍然把對策與博弈混為一談。這不奇怪，人類任何概念的發展，都有一個從模糊到精確、多義到一義的過程，讓-梯若爾的機制設計與產業組織理論客觀上揭示了把對策與博弈兩個概念剝離開來、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用對策代替博弈的必然性，雖然他本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用對策代替博弈、實現信息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方法，首先是進行產業組織的機制設計，也就是讓-梯若爾說的，如果想把事情分析透徹(實現信息不對稱向信息對稱轉化)，就必須用博弈論(這里的“博弈論”實際上就是對策論)表述出來，這樣就能知道改變游戲規則(進行機制設計)時會有什么樣的結果(是否能通過對充滿信息不對稱的經濟活動進行規制實現信息不對稱向信息對稱轉化、對充滿無序的經濟活動進行規范使之實現從無序向有序轉化的目的);其次是靠健全的法規和制度，對諸如內部交易等無序非法的博弈行為起訴、罰款甚至投進監獄，使之得到有效控制。這種通過制度設計(機制設計)以實現信息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原理，可以運用于市場的任何一個角落，包括宏觀的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關系，微觀的勞動力市場與經理人市場，以及股票、債券、期貨、借貸市場，等等。市場經濟的信息對稱問題，實際上可以歸結于制度設計問題。讓-梯若爾認為禁止內部交易很不容易，必須靠健全的法規和制度，說明科學的制度設計完全可以回避“信息不對稱”問題，控制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各級政府官員、政府和企業、企業和企業特別是大企業和小企業、企業和股東與客戶“多種勢力和群體”的“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從而實現經濟主體與客體的信息對稱，掌控經濟體制改革方向，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社會主義國家在進行信息控制實現信息對稱方面確實有制度優勢。

曾幾何時，西方經濟學否認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并由此否認經濟科學決策的可能性。在他們那里，經濟規律與社會規律，社會規律與宇宙整體規律是脫節的，所以才有不確定、信息不對稱、非理性、有限理性，才有“囚徒困境”與博弈。在現代西方經濟學中，只有博弈沒有對策，即使在西方經濟學家的著述中也有出現“對策”字眼，但在概念上仍然是博弈。讓-梯若爾的對策論產業組織理論實際上指出了西方經濟學通過對策走出經濟人有限理性造成的“囚徒困境”的出路，雖然讓-梯若爾仍然沒有對對策與博弈的概念做明確的區分。讓-梯若爾把博弈論定義為研究人與人之間、組織以及國家之間的相互作用。讓-梯若爾的博弈論定義過于寬泛，以致使人無法把握博弈的真正本質。人與人之間、組織以及國家之間的相互作用包括物質、能量、信息的交換，信息的交換中又包括博弈與對策兩種方式。讓-梯若爾對博弈論的寬泛定義實際上是把博弈與對策、博弈論與對策論混為一談。實際上博弈與對策不同。所謂“博弈”，是在信息不對稱基礎上依靠經驗和猜測進行決策的思維方

更多詳細信息請訪問管理咨詢 http://www.jlun.net/

此信息由中美嘉倫提供 http://www.jlun.net

式與行為方式，因此冒險是其本質特征，“風險也大機會也越大”是經營活動的基本信念;其信息不對稱向對稱轉化過程是自發的而非自覺的，結果很難做到真正意義上的信息對稱。所以西方現有的信息經濟學實際上就是信息不對稱經濟學;信息不對稱經濟學是博弈論的理論基礎，建立在信息不對稱經濟學基礎上的博弈論又是市場自發論、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理論基礎。西方經濟學中所謂人與人之間在“囚徒困境”中通過非合作博弈實現“納什均衡”就是經典的博弈。但“囚徒困境”只是西方經濟學家抽象思維的產物，在現實生活中并不真正存在所謂的“囚徒困境”，現實生活中人們總是通過各種手段(包括間諜手段)實現信息對稱，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對策;即使人們經過努力后無法實現完全的信息對稱，人們這種想辦法獲取信息、實現信息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努力、措施從不得力向得力轉化的摸索過程，就是一種對策的過程而不是什么“囚徒困境”中的博弈過程。所謂對策，就在信息對稱或接近對稱的基礎上依靠知識和智慧進行決策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其本質特征是不打無把握之戰，“多算勝，少算則不勝”，“知己知彼百戰無不勝”，即使信息不對稱也可以通過各種制度、機制、方案設計取得和信息對稱一樣的效果;因此屬于對策范疇的信息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過程是自覺的而非自發的，積極的而非消極的。讓-梯若爾對我國提出的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和取消內部關稅使國內商品自由流通等建議就是在總結經驗掌握規律基礎上的對策論建議，雖然他在表述上仍然把他的對策說成博弈。博弈論建立在信息經濟學(現有的信息經濟學實際上是信息認識論)基礎上, 而作為博弈論理論基礎的信息經濟學(信息認識論)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論的基礎上。建立在一般均衡論與信息經濟學(信息認識論)基礎上的博弈論，與建立在對稱經濟學、知識經濟學與信息控制論基礎上的對策論有本質的區別。讓-梯若爾強調了經濟主體包括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主導作用，說明了博弈向對策轉化、信息認識論向信息控制論轉化的必要性，在強調實證性的西方經濟學中打開了一個缺口，說明西方現代經濟學范式被中國經濟學——主體與客體對稱、規范性與實證性統一的對稱經濟學范式所代替是歷史的必然。這是讓-梯若爾對人類經濟學的最大貢獻。從人類經濟學本身的整體發展邏輯而言，讓-梯若爾今年獲獎可謂名至實歸。

更多詳細信息請訪問管理咨詢 http://www.jlun.net/

第二篇：治理理論的本質及其實現邏輯

治理理論的本質及其實現邏輯

[摘要]作為一種不同于傳統行政與管理的新理念，治理理論備受推崇。目前，主流學界對治理理論的界定，突出其多元協商及網絡參與。這誠然提出了治理與傳統管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差異，但不能解釋治理與傳統管理的根本區別。治理理論與傳統管理理念的一個本質差異在于，前者打破了重點與非重點、主要與次要的格式化模式，改變了科層制格局的等級恒定法則。在治理之下，任何部分都可能發揮對整體格局具有舉足輕重的核心作用。因此，治理理論要真正取代傳統管理，重點之一在于能夠構建參與者共同的價值認同。在具有共同價值認同之下，各個部分才可能低成本地進行協商和參與，實現真正的治理。[關鍵詞]治理理論;公共管理;價值認同;社會中心論;政府主導論;網絡參與論;科層制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8487(2017)03-0050-16 [收稿日期]2016-09-30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沿海大型項目環境風險及其整體性治理研究”(16BZZ079)。[作者簡介]王剛(1979-)，男，山東即墨人，博士，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海洋環境治理研究;宋鍇業(1992-)，男，山東威海人，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

一、問題的提出

治理理論①(governance theory)是20世紀末興起于西方社會的公共管理學科下頗具影響的理論之一。作為對國家(政府)、市場失靈的反思以及全球合作共治、新地區主義等現實的回應，治理理論自其誕生之日便強烈沖擊了傳統管理理念，被視為認識及解決現實問題的重要分析框架和理論工具，并迅速確立起自己的主要思想意涵(如主體多元協商、責任模糊互滲)，得到相關研究者的基本認同，成為國際學術界最為前沿的一門“顯學”。隨著主流學界賦予“governance”以更豐富和宏觀的理論意圖，治理理論開始涉及地方(local)、社會(society)、次國家(sub-national)、國家(national)、全球(global)等諸多論域[1]，成為一個包含不同意蘊，乃至可以映射任何事物的“流行詞匯”*2+。治理理論表面認同的背后蘊含著深刻的思想分歧。關于治理的本質，主流學界始終未在基本認同的基礎上形成整體性解釋，呈現出一種“碎片化”的闡釋表征，其一致共意僅局限于工具層面。

從經典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治理的本體論解讀依然多立足于“現代國家與社會結構變化”的規范分析框架，認為治理的實質在于“所偏重的統治機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權威或制裁”*3+，突出其“主體多元協商”及“網絡參與共治”，這誠然“捕獲”了治理與傳統管理的重要差異，但并未解釋治理與傳統管理的根本區別。因為這種治理的本質認知很容易造成治理與傳統管理的邊界混淆，導致治理泛化為其他管理形式，甚至于許多非治理行為也被冠以治理之名。基于這一本質認知也帶來了一系列對治理理論的誤讀，從而產生了部分學者將治理等同于新公共管理，國家治理等同于政府治理等思想誤區[4]。將治理理論進行適應性改造以契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推動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顯然從思想上就否認了治理與傳統(政府)管理的本質不同[1]。進而言之，主體多元、參與協商、網絡治理等語義轉變并不能構成治理與傳統管理差異的充要條件，也并不能解釋治理取代傳統管理的實現邏輯。有鑒于此，在治理理論概念趨模糊化以及治理的本質把握依然不清晰的背后，我們有必要對治理理論進行更為深刻的剖析，正如王詩宗所言，“治理理論需要提出進一步更具解釋力的基本假設”*5+。因此，本文試圖在治理理論研究的主流學術話語的基礎上進一步追問兩個命題：其一，治理理論相較于傳統管理的本質差異是什么?其二，治理理論作為傳統管理的一個連續譜系，其取代傳統管理的實現邏輯是什么?我們嘗試理解并捕獲治理理論本質及其實現邏輯的關鍵變量，以便進一步明晰治理的實質與實現要義。

二、文獻回顧：從管理到治理的譜系變遷

傳統管理理念普遍倡導偏重“技術理性”與“價值中立”的科層制。這一由韋伯最早提出的“烏托邦”式的理想管理模式，主要特征可概括為：強調集權，在既定章程與規則約束范圍內，通過等級形成的權威影響所產生的行動模式[6]。但以科層制為模式的傳統管理無疑會造成政府的能力負載，引發政府失靈現象。而政府失靈時，市場也難以補缺遺漏。于是學界開始探索政府與市場以外的第三種應對機制。20世紀90年代，世界銀行與經濟合作組織倡導的治理理論更強調主體的多元化，公正看待第三部門參與，使得傳統管理理念進一步深化，由此二者成為一個不可割裂的連續譜系。誠然，從詞源學角度來說，“治理”(governance)與其同源詞“統治”(government)都有管理、控制之意，并交叉使用。但其誕生伊始，治理的概念始終存在迷惑[7]。Kooiman 和Vliet認為治理是非外部強加的秩序的產生[8](P64)。Salamon 和Elliott則將治理視為一種通過現代努力的協同性來滿足人類需求的工具，其強調合作與授權而不是等級與控制[9]。在關于治理的界定中，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該委員會將治理界定為：“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10+。關于治理理論，學界有著悠久的研究傳統，已有研究呈現出社會中心論、政府主導論、網絡參與論三種主要路徑。

(一)社會中心論：作為“自治”的治理

該路徑的治理理論強調在“個體中心觀”視角下進行消解政府“統治”的實踐，即沒有政府的自治治理。這一路徑的代表學者羅西瑙(Rosenau)在其《沒有政府的治理》一書中提出，“無政府狀態就是不考慮普遍原則、規章、程序等的非等級式統治”*11+。其更意似于一種“前理想社會”式的非現實論。就其事實意義來說，作為自治治理的社會中心論更多的是立足個體中心觀的秩序建構，其肯定了在沒有政府狀態下進行合理治理的可能性，推翻了傳統管理理念中政府的一元主體地位，從而形成更良好的秩序建構或秩序層級。而該意涵的治理理論發展到現在逐漸形成了“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研究導向。即治理的實質就是公民社會的自組織網絡，它是一個圍繞共同的利益、目的，由個人組成的介于“公域”與“私域”之間的多元且自主的領域[12](P80)。也即無論政府、公民還是私人部門，任何個體都不擁有解決所有問題的知識與信息，傳統管理所產生的主體間的相互取替在治理理論中被主體間的依賴共生所取代，公民、各種社會組織將與政府平等治理各種問題。

(二)政府主導論：作為“管治”的治理

該路徑的治理理論是與“社會中心論”相呼應出現的對治理理論意涵的重新修正和逆向路徑，是一種主張“國家中心主義”視角下維持政府“統治”的理論。Stoker曾言，“治理所求的終歸是創造條件以保證社會秩序。因此治理的產出與統治并無任何不同，如果有所差異，也只在于過程”*3+。而在確立秩序的過程中，權力才是秩序建設的核心力量，政府才是合法權力的唯一擁有者。因此，作為“管治”的治理實際上即是政府自身的革新重塑[13]。該路徑的研究者肯定了政府由于其擁有的財政資源等獨特優勢[14]從而在治理體系中扮演的“元治理”(meta-governance)角色。元治理在堅持社會中心論基本內涵的同時，更為強調國家(政府)在治理體系中扮演的遠景構設、規則制定、行動協調等重要作用。在這一意義上，重新修正的治理理論(即元治理)與社會中心論路徑的本質區別在于，前一路徑強調治理過程中國家(政府)的脫離，后一路徑則強調協調治理過程中政府對其他主體的影響，其實質正如羅茨(Rhodes)所言，“是管理的新含義，是一種新的管理過程”*15+。(三)網絡參與論：作為“合作”的治理

該路徑的治理理論試圖基于“網絡結構”*16+(network structure)②的框架整合“社會中心論”與“政府主導論”兩種研究途徑。一方面，其吸納了“社會中心論”的某些觀點，將公民社會組織視為區別于傳統管理的新的治理主體;另一方面，其承認一個高效、法治的政府所具有的重要意義。當代主流學界對治理理論③的概念界定與意涵認知也主要集中在這一路徑上，這也是治理理論的最終走向[13]。作為“合作”的治理，其立足點是純粹的“多元主義觀”，政府只是整體管理系統中的一元，公民、市場、社會組織等與政府處于近乎等同地位，各個主體之間通過共享公共權力的良性互動形成多元行動網絡，政府不再是聯系各個主體的必然環節。其實質正如羅茨(Rhodes)所言，是多元參與主體通過資源的相互依賴和經常性互動，培育出共同價值觀，形成一套解決問題的方式，或者說是“多元利益轉化為集體行動和實現社會行為體對行動服從的手段方法等”*17+。在這一意義上，國家衰落、網絡轉向等信仰與實踐上更多的協商與約定成為治理的目標所向[18]。通過對前述三種路徑的簡單描摹，我們可以得到以下認知：其一，已有治理理論的研究路徑經歷了“社會中心—政府主導—網絡參與”的連續變遷。在這一變遷過程中，主流學界逐漸對治理的概念意涵形成了一定的共識，但對治理的本質及其與傳統管理的對比依然停留在“社會中心”或“政府主導”的基本分析框架，對治理體系中不同主體的互動關系局限于“誰主誰次”的層面，這依然不能回答“治理的實質及其取替傳統管理的實現邏輯”這一核心議題。而且社會中心論強調消解政府這一主體，政府主導論將政府這一主體請回到元治理的行動位置上，網絡參與論則將前兩種研究路徑進行了理論整合。可以觀察到，治理的三種研究路徑并非是涇渭分明的，更多的是以政府等其他主體在整個治理行動網絡中的地位及與其他主體的相互關系作為治理與傳統管理的劃界標準。這種對治理的本質認知極易導致治理與傳統管理之間發生誤讀，使得一些與治理的基本價值理念相違背的非治理行為由于具有主體多元等表象特征而被歸結為治理行為，如申建林和姚曉強認為，一些學者將村民自治等同于鄉村治理是對治理理論的明顯誤讀[4]。村民自治中雖然存在主體多元的治理表征，但是主體之間依然存在著主要與次要的關系，即村干部與鄉村精英左右決策，而普通民眾對村集體決策的影響微乎其微，管理色彩較為濃厚;其二，治理理論的三種研究路徑演變告訴我們，治理作為一個理論范式始終處于動態的嬗變過程中，這誠然是由于治理過程本身的動態模糊所致，但恰恰也是治理范式的這種動態特性，促使我們有必要找到貫穿于三種治理研究路徑中體現出的治理的特質。簡而言之，無論不同研究路徑的治理理論存在多大的理論互斥性，其應該都包含著治理理論的本質要義與實現要求。

三、治理的本質：消解“主次關系”的圖式

前已述及，傳統管理與治理是一個連續譜系，后者建立在對前者質疑的基礎上，其共同演繹了治理路徑的嬗變邏輯，并使治理理論呈現出不言自明的本體特質，呈現出一種更為寬泛的意涵[19]。有鑒于此，基于敘事的一貫性，本文認為有必要通過治理與傳統管理的差異對比來捕獲治理的實質。由表1可以觀察到，治理理論顯著打破了傳統管理理念以政府為中心的等級制，是建立在資源交換、權力依賴的基礎上，把有效管理看作政府與社會的合作過程。治理脫離了原初的單一層，將管理的最小分析單元從個體轉移到網絡[20]。政府、公民、社會組織等不同行動體“以信任和合作為治理機制，共享共同權力，共治社會事務，共分公共收益。兼具權力格局分權化、政策過程分割化、治理結構扁平化等特征[21]。由此，筆者認為，治理理論之所以能取替傳統管理，其一個根本原因就在于前者打破了重點與非重點、主要與次要的格式化模式，改變了科層制格局的等級恒定法則。[FL)](一)治理打破了重點與非重點、主要與次要的格式化模式

有研究者認為：“多元化的治理主體之間存在著權力依賴關系。”*22+這可以看作是對治理本質認識的端倪。Stoker曾指出，所謂權力依賴(power-dependence)主要包括三個維度：第一，致力于集體行動的組織必須依靠其他組織;第二，各組織以資源交換、共同談判為手段來達成目標;第三，資源交換結果受制于各參與者的個體環境，也受制于整體游戲規則及整體參與環境。可以觀察到，依據權力依賴的概念，任一投身于集體行動的組織都需要借助其他組織的力量來進行資源交換，并合作達成共同目標[23]。進一步而言，治理理論中多元主體間的權力依賴關系，使得整個治理環境變成互依互賴的整體。在對特定社會公共事務的處理過程中，與被處理客體相關的利益主體只能通過彼此有限資源的交換，以共同談判的形式采取一致的集體行動，從而搭建起“全面參與④”模式。在該模式中，任一利益主體都沒有處理該社會公共事務的全部知識與資源，對被處理客體的權力也不再局限于傳統管理中的國家(政府)。而各主體間囿于只能平等互賴、全面參與，才能針對特定社會公共事務達成協商一致的行動策略，使得多元主體間的“主次”界限也逐漸模糊。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講，治理理論顯著促使了公共權力的重新配置與社會運作秩序的再次調整，在這一重構過程中，治理主體間逐漸形成了無“主次”的伙伴關系，打破了傳統管理中各個主體間重點與非重點、主要與次要的格式化模式。治理理論帶來的“主次關系”轉向也進一步佐證了這一觀點：一方面，從國家層面來看，“草根NGO”等邊緣化主體越來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2015年實施的新環保法還從法律視角賦予了700多個非政府環保組織以“環境公益訴訟主體”的資格;另一方面，從全球環境治理的現狀來看，治理理論影響下的國際環境治理體系也正處于嬗變之中，它改變了以往大國主導一切決定一切的“主次模式”，一些小國也能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譬如，就碳排放治理等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召開的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正是由于拉美、非洲國家等全球治理體系中“次主體”的反對，192個參與主體國最終只形成了一個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性草案。由此，傳統管理視角中的“主次關系”模式在國家乃至全球層面的治理實踐中被“反形塑”，主要、次要的格式化模式逐漸消弭于治理理論所建構的“權力依賴網”。(二)治理理論改變了傳統管理科層制格局的等級恒定法則

傳統管理的組織基礎是層級節制的科層制布局，以“等級恒定”(hierarchy constant)為法則。科層組織內部等級森嚴，權威自上而下按照“金字塔”式的階梯方式固化確立，形成恒定等級。而治理理論中囿于任一參與主體都只是整體中的特定部分，彼此單獨行動都無法解決特定問題，在權力依賴的情況下就產生了網絡制格局。網絡制格局包括不同行動體之間的非分散聯結，具體而言是針對特定公共事務的信息共享、決策共議、行動共商等。它攻擊了傳統管理的等級式制度，建立起互信基礎上弱化中央控制的非分層系統，搭建起扁平化的管理合作網絡。由此，我們認為傳統管理與治理理論一定意義上也是“科層制格局”與“網絡制格局”的建構性沖突。后者與前者的本質區別在于，網絡制格局下的治理理論對科層制格局下傳統管理“等級恒定”的悖逆。

這種“等級恒定”的悖逆可以這樣理解：一方面，在網絡制格局中，傳統的權力和權威已失去了其核心作用[24]，如果網絡中權力的控制作用依然強大，網絡便會退化成科層，因此即便部分主體(通常是政府)囿于多量的資源占有可能在治理體系中具有更大的正式權力，但是網絡制格局中任一主體都不能隨意對其他主體施以壓力，這意味著“等級式”的傳統管理模式逐漸向“誘導色彩”濃厚的引導式管理發展。當然，即便網絡制格局中存在這種引導式行為，但并沒有形式性的命令等級或科層鏈條貫穿其中[25]。在這一意義上，治理間接促成了“政治以及傳統層級統治與社會自主治理之間的互補”*26+(P54-90)，使得其中的任何參與主體都肩負普遍的責任與義務;另一方面，科層制格局的凝結要素是以權威為基礎的。不同主體權威的差異塑造了主體間的等級結構，而等級結構反過來又鞏固了主體的權威，但網絡制格局中作為組織凝結要素的合法權威逐漸被“信任”所取代，并成為多元主體間合作互賴的粘合劑。信任成為多元主體的實質聯結紐帶，意味著法律等制度性要素對網絡制格局中的諸多主體所帶來的約束與限制趨于寬松，傳統等級式的上下級關系也自然逐步消解。

值得說明的是，治理理論對科層制格局“等級恒定”的改變并不意味著完全取替[5]。在涉及經濟、政治體制等需要“權威”作用的關鍵領域[27]，治理往往需要與科層協作以延展其作用半徑。再從價值視角來看，科層制對“效率”等“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⑤的追崇導致工具理性的不斷膨脹必然是以價值理性的不斷喪失為結果的，這使得“實質合理性”(essential rationality)墮于次要地位。而治理理論則是一種消解主次關系的圖式，呈現出“形式與實質合理性”殊途的同歸。在這一同歸的過程中，如果沒有等級結構保證“形式合理”，治理的“實質合理”追求往往也難以有效實現。所以，治理的宏觀意圖并不是簡單的單向度關注，其諸多主張改變了既有理論的藩籬，但也有對科層等級的融合保留⑥。

基于前述研究，本文認為治理相較于傳統管理的本質在于：在治理之下，任何部分都可能發揮對整體格局具有舉足輕重的核心作用。按黑格爾(Hegel)的觀點，自古希臘羅馬哲學到德國古典哲學，對整體與部分這對哲學范疇，通常有兩種解釋：一種是直接機械的、形而上學的，即整體由部分構成，部分間及部分與整體間沒有內在聯系;另一種則是有機的、聯系的。后一種解釋按照唯物辯證法的敘事觀可以這樣理解：一方面，整體的性能態勢及其變化會影響部分的性能態勢及變化;另一方面，部分也能約束整體，甚至于一定條件下，關鍵部分會對整體狀態起決定作用。在傳統管理體系中，各個部分更傾向于第一種機械聯系，政府作為關鍵部分處于核心地位，發揮主導作用。社會組織、公民等處于被動、從屬的非關鍵部分，部分之間的聯系并不緊密。而治理理論顯著打破了這一論斷，政府、社會組織、公民在作為整體的治理體系中，都隸屬于關鍵部分，對整體格局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各個關鍵部分之間的內在聯系也十分緊密，從而推翻了“機械”的傳統管理形式。

國外學界有部分研究者提出的“生態治理”(ecological governance)⑦概念已經開始觸及治理的這一核心本質。“生態治理”與傳統管理“機械唯物”視角的不同之處在于，其主張用一種有機、生態的視角視察管理行為。但是，研究者們在“治理”前冠以“生態”的名稱，又反映了他們并沒有意識到這是治理的核心特質。事實上，生態治理在組織結構、決策過程等諸多維度都呈現出與傳統管理的本質區別，其諸多主張都體現了治理的本質要義：其一，生態治理中的每個參與主體都在明確的原則和核心價值觀的規范下依據各自使命進行運作;其二，該理論下的組織結構由網絡結構取代了層次結構，具體而言是相互關聯的參與主體基于動態網絡整合成的連貫統一體;其三，生態治理的決策過程要求整個治理體系中的每一個參與主體都有權力和責任參與到決策當中，如回應外部需求、與其他主體相聯系，故而其決策是建立在參與、民主及協商一致的基礎上;其四，生態治理的權威相較于建立在科層基礎上的“職位權威”更具流動性，且系統中的每一參與主體都沒有超越其他主體的權威[28]。

四、治理本質思想的展開：多元價值觀

長期以來，治理理論研究者圍繞治理相較于傳統管理的本質形成了三種研究路徑，貫穿于三種路徑中的核心就在于：治理之下，任何部分都可能發揮對整體格局具有舉足輕重的核心作用。那么，將治理的這一本質思想展開，我們可以發現其內在包含著一種多元價值的思考，這一點可以從治理誕生的外圍淵源去探討。既有研究者指出，治理理論誕生于福利國家危機、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大背景之下[29]，這只是從現實的角度，而非理論的角度指出治理理論何以能在20世紀下半葉風靡全球。盡管有研究者捕捉到公共選擇理論和新自由主義思潮等治理理論的外圍淵源[1]，但少有相關研究指出及證明，發軔于20世紀的語言哲學(linguistic philosophy)⑧及后現代哲學(postmodernism philosophy)也對治理理論的形成及演變有著重要影響。毋庸置疑，這兩個重要哲學流派的諸多主張都與治理理論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契合。(一)治理理論的外圍淵源：語言哲學、后現代哲學 在治理誕生的20世紀，西方哲學也在歷經著重大變革。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以《邏輯哲學論》(1921年)一書將分析哲學推向高點，又在《哲學研究》(1953年)中提出語言哲學的觀點對分析哲學進行了全面批判，并親手“埋葬”了其此前推崇的分析哲學[30]。語言哲學也逐漸成為20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方哲學的主流。而分析哲學到語言哲學的發展變化，其基礎都建立在語言的轉向上，并與對理性的認知息息相關。前者高舉解構形而上學與建構完全理性兩面大旗，將一切哲學問題歸結為語言問題，后者在繼承前者解構形而上學的同時，又改變了前者對完全理性的推崇。雖然二者都以解構形而上學為發端，但對理性奴役的反叛卻肇始于語言哲學，這種反叛延續至20世紀七八十年代又引起后現代哲學的誕生，后者繼承了前者對傳統“形而上”的批判，并將其外延至文學、藝術等其他領域。1.語言哲學對分析哲學的“埋葬”及其與治理理論的契合

在前維特根斯坦時期(即分析哲學時期)，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一書中基于傳統形而上學的崩潰聲稱，語言與現實行為之間只是一種意義賦予的關聯，這一闡釋源自于維特根斯坦對弗雷格(Frege)和羅素(Russell)批判認知理論和反心理主義的繼承[30]，即忽略認知、思維、意向、意指等心理意義上的概念對現實行為的影響，可以表達為：“語言—現實”的“指謂模型”。但語言與認知等概念實際上是緊密相連的。因此，維特根斯坦在意識到指謂模型的立論錯誤之后，又以語言哲學的概念對形而上學進行了重新批判。在語言哲學的理論殿堂中，語言并不直接反映現實行為，認知對現實行為也具有實質影響，可表達為：“語言—認知—現實”的形式。在反應現實行為的過程中，語言通常是落后于認知的需要，即語言符號是有局限的。由此，前維特根斯坦到后維特根斯坦，即分析哲學到語言哲學的變遷過程中，語言與認知的主次界限逐漸模糊，前者的統治地位開始動搖。

而后維特根斯坦時期語言哲學所主張的這種主次界限的打破與模糊是治理理論本質思想最原始的源泉。這種主次的打破還體現在語言哲學對“結構等級”的消解和“語言中心”的削弱：一方面，分析哲學認為，語言與現實之間只是決定與被決定的等級映射，而語言哲學推翻了奧古斯丁關于語言與現實一一對應的等級對峙，認為語言本身即是一種現實存在，從而將語言與現實之間主次的、對立的關系校正為平行的、互補的關系模式;另一方面，語言哲學所主張的“語言游戲論”又促使基礎主義認識論的滅亡。后者主張世界上存在著某種人類理性能最終依據的客觀本質，而語言游戲論則通過對“語言”比作“游戲”，而“游戲”是沒有本質的論斷摒棄了基礎主義對本質的追求。在這一意義上，削弱傳統的語言中心及顛覆對中心的吹捧成為后期維特根斯坦與德里達、巴爾特、福柯等諸多解構主義論者所共同的信仰，這種信仰不僅改變了對語言的慣習看法，還帶來了多元價值的“抬頭”*30+。

2.后現代哲學對語言哲學的繼承及其與治理理論的契合

如果說語言哲學是治理本質思想最原始的源泉，那么深受語言哲學影響的后現代哲學就是治理本質思想的直接源泉。在語言哲學的話語運動中，西方哲學逐漸厘清了自身的語言基礎，這種變化也深刻地影響了哲學、語言學、社會學、邏輯學等諸多領域，并引發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后現代哲學的產生。以德里達(Derrida)和利奧塔(Lyotard)為代表的后現代主義哲學論者繼承了語言哲學中體現出的“后形而上”思維及語言的轉向，對西方傳統哲學形而上的思維傳統再次進行了猛烈抨擊(如德里達的反邏各斯中心、利奧塔的反元話語敘事)。與語言哲學打破了語言與認知對現實行為的主次影響相似，后現代哲學則打破了話語之間的主次關系，其與治理理論在解構與建構雙形態上存在著諸多契合。

其一，解構性契合。解構是后現代主義的核心形態之一，解構性后現代主義的主要意涵包括：思維方式的反傳統、反表象、反形而上學，否定普遍價值意義，代之以價值的碎片化;反對主體居于主導地位，客體居于從屬地位的主客二分法;主張中斷和消解同主體范疇相聯系的獨特權力關系和隱藏的層次結構[31]。這些理念與治理理論試圖全面消解政府的絕對主權觀[32]及打破科層等級制格局的權威一脈相承。兩者都表現出對傳統的顛覆，呈現出反中心主體、注重邊緣化等關聯特征。

其二，建構性契合。建構是與解構相對應的形態。囿于解構性后現代主義重“拆解”而疏于“立新”，建構性后現代主義在對傳統理念進行消解的同時，還伴隨著繼承與包容，將傳統思維忽略的表象、邊緣進行存在性的重新建構與排列，旨在為現代世界提供一個積極的選擇途徑[33]。其在拒斥二元論的基礎上，主張構建整體而有機的后現代生態觀，系統中每一實體間是相互約束的依賴關系，反對割裂事物間聯系的機械論。而治理理論同樣主張主體間的有機聯系，認為每一個體基于理性產生集體行動，其中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可以共同組成新的權威空間(SOAs)，兼具“建構”的語義表征。(二)語言哲學、后現代哲學促使治理理論多元價值觀的萌芽

綜前所述，我們可以觀察到：一方面，治理理論本身就蘊含著豐富的后現代主義哲學色彩，不可避免地受到語言哲學，特別是后現代哲學思潮的影響，深嵌著后現代主義的時代烙印。其都“強調文本意義多樣性、多元性和不確定性，消解傳統‘形而上思維’對文本語言的多樣壓制”，呈現出思維的共振、話語的共鳴;另一方面，前述研究體現了這兩個重要的哲學流派與治理理論的多維度相關。語言哲學、后現代哲學雖然具體發端時間不同，卻都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成為西方社會的重要哲學思潮，治理理論則是20世紀末期成為駁斥傳統管理理念的新模式，故而不考慮復雜動態關聯，僅從簡單因果關系上，我們不妨得出結論：語言哲學與后現代哲學對治理理論的形成及演變有著重要影響。

而這兩大哲學思潮對治理理論最為重要的影響就是對多元價值的推崇，它們直接影響了治理本質思想的生成。語言哲學放棄了分析哲學中的“語言邏輯本質論”，代之以語言游戲論(Sparachspiel)。其強調“語言”如同棋牌、紙牌游戲一樣，是形式復雜、功能多樣，并不存在本質的東西，更像是一種家庭成員之間基于血緣關系形成的“家族近似”。這種沒有本質的非理性活動所遵循的規則也是隨意而盲目的，我們可以隨時根據自身需要調整規則。這種“游戲思想”直接催生了多元主義價值觀在“懷疑論”“相對論”的理論土壤上萌芽，使得傳統理性對非理性的統治在多元價值的成長下開始崩塌。而后現代主義哲學論者將語言哲學中的“游戲論”移植到其他不同領域，如后現代主義哲學代表利奧塔將人類的全部話語都視作“語言游戲”，這種游戲以“元素異質”“局部決定”及“無特權對話”為特征。他們主張用游戲的自由性、隨意性來抗爭任何理論存在的普遍性、確定性。這種態度的產生帶來了中心的隱匿與本質的消解等必然結果，同時進一步促生了主體多元、認識多元、價值多元等純粹多元主義觀的興起[30]，使得多元主義的哲學思想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哲學范疇，擴展到人文社科的不同領域，為治理理論的誕生播撒了理論的種子。

五、治理的實現邏輯

研究語言哲學、后現代哲學與治理理論的契合后可以發現，二者留給我們的遺產并不是某些確立的哲學論斷，而是多元的價值思考。它不僅在為治理本質思想的追根溯源提供了借鑒與參考，更為我們視察治理的實現邏輯提供了特殊“視窗”。在秉持這一意義上，筆者認為，無論是傳統管理還是治理，其實現效果都可歸結為“價值觀”的影響，將理論效果視作不同價值觀影響下的理論實踐，這一點可以從治理與傳統管理的差異對比中得到輔證。學界主流觀點在區別治理與傳統管理時，就大都帶有價值判斷，即其對治理與管理的區別采用兩兩對照的方式，大多從肯定前者而貶斥后者的方式去辨析二者的差異，價值判斷貫穿于“管理—治理”這一連續譜系的整個過程。有鑒于此，本文提出，治理理論要想真正取代傳統管理，重點之一在于能夠構建參與者共同的價值認同(value identification)，在共同的價值認同之下，各個部分才可能低成本地進行協商和參與，以實現真正的治理。

(一)價值認同的重要性：基于理論與實踐層面的探討 所謂價值認同，原本包含著兩個層次的理解。一方面是指民族和國家等個體或社會共同體通過相互交往而在觀念上對某一或某類價值的認可和共享，并表現為共同價值觀念的形成[34]，它主張在多層次、多元化的價值觀念中倡導居于主導地位的核心價值;另一方面則指不分領域，超越國家、種族、宗教、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水平之上的全人類的普適價值[35]。無論是哪一層面的理解，將其置于治理的語境中，其共同含義在于：治理體系中的多元參與主體以某一或某類價值觀作為標準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規范，并內化為自覺價值取向。在治理實現的過程中，價值認同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理論層面思考：價值認同是主次關系轉化的關鍵驅力

在治理實現的理論層面，隨著傳統管理理念瓦解及由此形成的社會秩序重新建構中的沖突，價值認同已成為影響社會秩序型塑與穩定的重要因素。歷史地看，古代城邦社會就已經開始強調價值層的共識與認同對社會秩序型塑及穩定的重要影響。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指出，“城邦以正義為原則……而正義恰恰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近代康德則指出，“永久和平”的世界需要在“公民空間”基礎上超越認同與承認，形成“共識”*36+。換言之，社會秩序的重新建構離不開原有維持秩序主體對某一或某類價值的認同。在社會公共事務的治理過程中，價值層面的共識與認同成為尋找社會秩序的精神活動方式[36]。在傳統管理理念支撐下的社會秩序中，政府以外的治理主體通常是缺乏主體意識的，它們經常扮演的是缺乏“對象性”而存在的治理手段而非治理主體的狀態。作為“次要”一方的社會組織及公民囿于不能擺脫政府等強勢主體的權威與資源束縛，始終不能培育出自我意識，因而總是次要而被動的。由此，治理理論對社會秩序的重塑便離不開對政府以外的其他組織主體意識的培育。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啟示我們，價值層面的認同可以把某種價值從“教化”轉化為“識見”，從而賦予政府以外的價值主體以“自我意識”，并在自我意識基礎上出發，運用某種共識性認同重新確立新的權責觀與秩序體系。這樣，多元主體的價值認同與社會運作秩序的變化緊密纏結，并在對傳統管理“主次關系”的顛覆中扮演著關鍵作用。2.實踐層面佐證：價值認同是治理實現邏輯的先決條件

在治理實現的實踐層面，價值認同的重要性在全球治理中表現得尤為顯著。在通過約束性的國際規制解決全球性沖突、環境、人權等問題，以維持正常國際秩序[36]的過程中，許多研究者已經捕捉到價值認同的重要性⑨。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確立了近代國際關系中民族國家“主權至上”的原則以后，這一價值觀已深入人心，并極大地阻礙了治理在全球層面的實踐。全球治理的多元主體⑩往往會基于主權利益最大化的行動策略將責任推諉或轉嫁給其他主體。從這一意義上來講，治理的手段、結構等“形式基質”并非是全球治理的最大掣肘，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國家關系體系及依附其中的利益觀才是全球問題愈演愈烈的體系根源。因此，治理在全球層面實現的首要問題，應是對“國家中心”維持現狀的價值觀念予以解構重塑，國家中心主義迫切所需才是解決全球問題的價值障礙。不從價值視角弱化國家利益至上的利益觀，樹立起全球治理多元參與主體共同的價值認同，全球問題的解決也就無從談起[37]。亨廷頓也曾指出一個有趣的悖論：美國人認為自己社會中的沖突是好事，而不同社會之間的沖突卻是壞事[38]。如果從全球治理的角度，則可很好地解釋這一悖論。因為在美國人的觀點中，有一套平衡沖突的價值觀和機制。在價值觀互相認可下，一些沖突反而可以促進社會進步。相反，在當今全球社會，卻缺乏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和平衡機制。因此，在全球范圍內，不同社會之間的沖突有可能發展為不可逆轉的災難。(二)走向“價值認同”：基于治理重構模型的解讀

Lynn et al.曾提出治理輸出結果的簡約模型(reduced-form model)，指出治理的輸出結果(O：outputs)取決于環境因素(如政治結構、經濟表現等)、客體特性(如客體屬性、客體行為等)、手段(如核心進程與技術)、結構(如組織類型、制度文化等)、管理角色和行為(如決策工具、溝通安排等)五個變量的共同作用。如果將治理的最終實現效果作為因變量O，其他五個因素作為自變量f(x)，那么治理輸出結果的簡約模型如下：O = f(E，C，T，S，M)。[39]該模型將治理的實現視作環境、客體、手段、結構等不同變量的共同作用，但是并沒有考慮到價值認同在治理實現過程中起到的關鍵驅力作用。本文在前述研究的基礎上認為，治理輸出結果的簡約模型有必要導入“價值認同”這一變量。

在上述重構模型中，治理的實現邏輯由兩個重要環節構成。在政治結構和法律制度等治理環境改善的情形下，針對生態環境和人權保障等治理客體的變化、行政法規和合約安排等治理結構的重塑是治理實現的外化環節。而主體間共同的價值認同則成為治理實現的內化環節。進一步而言，外化環節體現了治理過程中具體的工具選擇(體現為某種制度安排、治理結構的適應)，它是治理實現的“形式基質”。內化環節則體現了治理過程中的價值共識變化過程，它是治理實現的實質基質。按照人類需求由生理需求到自我實現的層次邏輯來看，治理實現的邏輯與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在形式上相吻合，應該是“工具選擇—價值認同”的連續環節。其中，多元主體價值認同的建構途徑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價值認同的建構與“主體平等”的培育

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全球層面，多主體間價值認同的實現都離不開主體平等意識的培育。在治理的全球層面，民族國家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仍將是重要的價值主體，反映著各自的利益訴求。部分非政府組織和跨國公司雖然表象上呈現出對治理跨主權的追求，但實際上蘊含著特定群體的利益訴求，本質上依然是服從于民族國家這一價值主體的根本利益。非政府組織和正式的政府間組織歸根結底還是為母國利益服務的。因此，在治理的全球層面，盡管存在著各種國際規章的約束，多元價值主體之間囿于利益沖突博弈和資源占有差異，仍然處于地位不均勢的狀態。而在治理的國家層面，政府也通常成為治理的主導主體，即使在公民社會發育較為良好的一些西方民主國家，政府以外的價值主體通常也很難有超越政府的權威和資源。在這一意義上，構建治理的價值認同，首先就是對平等主體意識的培育，這既是特征也是要求。在弱化“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確立的民族國家主權觀的同時，更需要維持整體治理秩序中對非政府角色的價值肯定與認同。

2.價值認同的實現與“重疊共識”的捕捉

價值認同的實現還依賴于多元價值主體間的重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所謂重疊共識是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一書中系統提出的為處理當今社會如何在價值多元性的基礎上達成一致意見的重要概念。他認為盡管“現代民主社會中存在很多不相容卻合理的各類綜合學說”，然而存在著“合乎理性的完備性學說之重疊共識以保持多元社會穩定”*40+。將其置于治理語境下，即指多元價值主體承認彼此價值觀念分歧的同時，在治理目標上存在價值的共識與重疊。前已述及，無論是國家還是全球層面，治理主體地位往往呈現出不均勢。多元參與主體間的利益博弈和資源差距往往使得處于弱勢地位主體的價值觀呈現出對強勢價值觀的趨從與反趨從，兩者間的博弈態勢使得公共領域的價值觀很難呈現出一致性。這樣，介于一致與歧見之間的價值主體通過“重疊共識”的捕捉，才能保持多元條件下有理由的穩定。國內研究治理理論的著名學者俞可平教授指出，一個良好的治理所具備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回應和有效 [41]，其中蘊含的治理精神可以看作多元主體價

值觀的交織所形成的重疊性共識，這是價值認同實現的重要途徑之一。

六、結語

自治理理論興起伊始，研究者們不斷賦予其豐富內涵，并逐漸分化為“分析治理理論本身的本體論與側重于治理實踐的方法論兩個取向”。本文延續了本體論研究，所不同的是，本文在治理與傳統管理對比的基礎上試圖找到治理的本質。重回筆者在開篇提出的兩個問題，即治理相較于傳統管理的本質差異及其實現邏輯是什么?本文發現，治理理論與傳統管理理念的一個本質差異在于，前者打破了重點與非重點、主要與次要的格式化模式，改變了科層制格局的等級恒定法則。在治理之下，任何部分都可能發揮對整體格局具有舉足輕重的核心作用。同時，本文考察了治理本質思想生成的外圍淵源，發現語言哲學、后現代哲學對治理理論多元價值觀產生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治理的實現過程中，治理工具(包括決策方式、結構方式等外化環節)并不是治理實現的核心變量。多元參與主體共同的價值認同這一內化環節才是治理實現的核心與關鍵，只有在“價值認同”的基礎上，各部分才能低成本地協商，以實現真正的治理。進而言之，從單純的邏輯視角來看，“工具選擇”和“價值認同”的有機結合，才是治理實現的根本邏輯。而且這兩個環節有邏輯上的前后之分，即沒有政府、市場、社會等多元主體間價值認同的形成，公民的有序參與、協商機制的完善設置等就很難付諸推行，治理的結構、程序、制度等工具選擇將因為難以實現與主體的“價值同一”而不被認同，進而導致持續沖突的產生。然而，在具體的地方(local)、社會(society)、國家(national)、全球(global)等不同層次的治理實踐過程中，治理的實現邏輯一般很難區分出前后主次，“工具選擇”和“價值認同”這兩個“形式”與“實質”基質相互滲透、彼此促進，前一環節既是后一環節的前提也是歸宿，后一環節既是前一環節的基礎也是關鍵。正如伯克(Burke)指出，“認同與社會結構實質上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治理的實現邏輯正可以從這種辯證的“兩面”來加以理解，需要重申的是，這兩個方面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基質”，無前后主次之分。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價值認同的確立并不意味著良好治理的必然產生，還需要價值主體不斷推動的治理實踐才能將共識的價值觀轉化為實質的治理輸出結果。

第三篇：《市場的邏輯》讀后感

《市場的邏輯》讀后感

《市場的邏輯》這一本書可以說是對市場經濟的完美詮釋,也是對市場經濟的捍衛。市場經濟是人類最偉大的創造,是人類進步最好的游戲規則,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公平的一種制度。作者獨具慧眼,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分析了市場經濟的正確性,必要性和可行性。而在中國確立市場經濟的道路是艱難的,經過重重阻撓,尤其面臨“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可不可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質疑。用事實說話。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才走完的道路,各個領域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證明了這條道路是正確的。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市場經濟的偉大。不管走何種道路,人民吃飽了,穿暖了,有幸福感了,它就是好路,就是正確的道路。但綜合我國的國情,在中國建立完全的市場是十分艱難的。人口眾多,幅員廣闊,社會階層的復雜,各利益群體的特殊性,政治問題的不可調和性等等，都導致了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的艱巨性。我認為中國需要,并且迫切需要一次更深層次的改革。中國的問題不是一個“中國特色”就可以回答和解決的,同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同是遵循人類發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為什么中國就會產生其它國家從沒有過的問題呢？這真的需要中國當代領導集體乃至國人的思考。要想讓市場經濟造福國人，必須要一個懂市場經濟的領導集體來領導國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中國的問題歸根結底是經濟的問題,在我黨以及特權階層內部進行改革和調和進而使更加完備的市場制度得以推行下去,從而達到富國強民的目的是極其迫切的,否則,在全球市場經濟的角逐中中國必將打場敗仗！

第四篇：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黨建研究》 鄒發生

胡錦濤同志《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必須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那么，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內涵是什么？應該如何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揭示了社會主義本質與實現方式、發展道路的歷史辯證統一，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須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

社會主義本質是什么？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發展社會主義？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對社會主義本質作了精辟的概括：“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除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居于這一認識，以及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分析，鄧小平提出分“三補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三步走”的發展戰略，不僅僅是經濟目標，而且也是重要的政治目標，因為能不能實現“三步走”發展戰略，是對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檢驗。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這一戰略決策的是完全正確的。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重要的一條，就是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并強調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黨和國家的其他事務都要圍繞這個“第一要務”來進行，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

前進中的問題，發展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協調發展；是以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是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改革開發和科技進步為動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出發點的跨越式發展。這是對社會主義本質和實現方式之間關系的正確把握，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十六大發出的現代化進軍號角，提出的新“三步走”的發展戰略，是對鄧小平的“三步走”戰略中的第三步目標和步驟的進一步具體化這一新的戰略規劃，是歷史的必然和現實要求，表明了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始終決策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第一要務，以興國為己任，以富民為目標，說明黨在面臨各種繁重任務中發展始終是第一位的任務、根本的任務、中心的任務、壓倒一切的任務。

總之，發展才是硬道理。黨要承擔起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歷史責任，必須始終緊緊地抓住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把堅持黨的先進性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落實到發展生產力、發展先進文化、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來，推動社會全面進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緊緊把握住這一點，從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本質。

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揭示了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須不斷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執政為民，就是支持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共產黨執政，要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維護和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揭示了實現黨的遠大目標與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揭示了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和面臨的歷史挑戰，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關鍵在于與時俱進，和諧在于保持黨的先進性。

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揭示了黨的作風關系黨的形象、黨的生命，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須牢記“兩個務必”，當好公仆，始終保持與群眾的血肉聯系。

概而言之，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揭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要求黨的的全部理論和全部工作，要與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為最高標準，時刻體現人民群眾的意志和利益，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始終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只有這樣，中國共產黨才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才能成為全民族的堅強核心，擔負起帶領全國人民實現民族復興的宏大偉業。

第五篇：社會主義的本質是

1.社會主義的本質是________，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產富裕。（解放生產力）

2.2003年，中共中央頒布了兩部黨內重要法規是________ 和________。（《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3中國共產黨的黨徽和黨旗是的中國共產黨的________ 和________。（象征、標志）

4中國共產黨名稱最初由________提出，在黨的________大會上確定。（蔡和森，一大）

5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是________。（景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

6在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中，有兩個人貢獻特別突出，在黨的創建史上被稱為“南陳北李”。他們是陳獨秀和李大釗。“鄧小平理論”科學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黨的________。（十五大）（________）的發表，是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創立的主要標志.（《共產黨宣言》）

9_______

10、一九七九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元旦發表《________ 》，提出尊重臺灣現狀，實現臺灣與祖國大陸和平統一，實現“________”。（告臺灣同胞書、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