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哈耶克評論

公 法 評 論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自由秩序原理》讀書筆記* 朱蘇力

意志自由理論是統治階級的一個發明。

——尼采 [1]

哈耶克的進路

許多人曾經以不同的進路（理論的和詩意的）強調自由的重要性。如果僅僅就對促進人 們充分理解自由的重要性并為之行動而言，哈耶克的所有著作也許并不比裴多菲的名章“生命 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對于一個民族或一個普通人具有更大的作用。因為，從根本上看，自由于人之可貴并不在于它有一個重要的很能自圓其說的論證；而在于 自由是人的生命的一種需求。自由對于人的意義不在于它是如何闡述出來的，而在于是否為人 們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感受到并得以堅持。無論中國近代以來追求民族獨立的志士仁人，還是為 了婚姻自由而私奔甚至不怕被沉塘的村姑，我想都是出于一種生命的本能而追求自由，并以自 己的行動甚至生命實踐著自由。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哈耶克關于自由主義的論證只是強調 自由的進路之一，而不是唯一，它并不具有更本真的特點。世界可能會因為哈耶克關于自由主 義的論證而多了幾個哈耶克的理論信徒，但是世界不大可能因為哈耶克的論述而增加了對于自 由的本能渴求。

我這樣理解哈耶克，并不是貶低哈耶克，而是要使哈耶克獲得他應得的地位。我并不否 認哈耶克對于自由之闡述是有貢獻的。但是這種貢獻不過是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的開 篇中所言：“舊有的真理若要保有對人之心智的支配，就必須根據當下的語言和概念予以重述。人們在過去對舊真理所做的最為有效的表述，已日漸失用，因而也就不再含有明確的意義。盡管這些舊真理賴以為基礎的理念之確當性一如往昔，但其語詞（甚至當它們指涉的依舊是我 們當下所面臨的問題時）卻已不再傳遞其往昔的信念；其論辯的情境也已不為我們所知悉；而 且他們對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亦幾乎無力作出直接的回答。”[2] 哈耶克無疑是20世紀的一位重 要思想家，他為市場經濟的辯護無疑是深刻的，同時是影響深遠的。然而哈耶克的貢獻就在于 針對當代的一些問題，從自由主義的傳統，以一套新的學術語言和概念對于自由作出了重述。因此，哈耶克為自由的辯護也許只有在自由主義的論述傳統之中才是獨步20世紀的。

哈耶克自由論述的獨到之處，在我看來，在于他的論證進路是個體主義的知識論，而不 是或不限于傳統的政治哲學。他的基本命題是，自由使得每個個體都能更充分地運用自己的知 識，進行空前的實驗和創造，積累對于自己有用的知識，但由于人類具有模仿能力，個體也就 是在積累對于人類有用或潛在有用的知識，他人和人類社會可能以此來應付來自各方面的挑戰 和危險。[3] 例如，在一種群居形成習慣的社會中，一個人獨居寡處可能會被這個群體的其他 人視為怪僻、異端，但是，按照哈耶克的論證邏輯，個體選擇的這種生活方式不僅創造了一種 替代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一旦發生一場人們無法事先預知的迅速傳播的瘟疫，僅僅由于 這樣一種生活方式的存在，不僅這個個體可能得以存活下來，而且他的生活方式有可能為他人 效仿（而不是“知道”或“理解”――在哈耶克看來，人的更大能力是效仿，而不是知道），因此可能使這個群體免于滅頂之災。同樣的道理，個體的知識和技術創新有可能為人類改善自 己的生存狀態而利用。因此，這種邏輯不僅對于一個群體是如此，對于一個社會，甚至對于整 個人類均如此。因此，自由在哈耶克那里，不是作為一種抽象的絕對價值出現的，而是從其對 于人類的生存價值上分析的；在這一分析框架中，自由永遠是人類生存的backup, 是一種戰略 儲備。在這個意義上看，哈耶克的自由是功利主義的，而不是形而上學的。這種為自由的論證 或辯護的確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據我有限的閱讀還沒有哪一位學者曾經在這一高度上論述過自 由對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意義，一般只是從自由能帶來社會繁榮興旺這一點上論述（例如密爾），或者強調自由本身對于個體的價值（例如康德）。

哈耶克的這一基本命題至少有兩方面的假定，一方面是關于知識主體的，即不可能有一 個全知全能的人，個體的理性總是有限的，即有限理性的假定。這一點已經受到人們的高度重 視。但是，在我看來，哈耶克的論述中還隱含了一個關于人類生存狀態和環境的假定，即時間 和空間都并非一成不變的，我稱之為時空非均質化假定。這個假定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定意義 上，這一假定甚至是前一假定的前設，如果接受了這一假定，甚至必定推出有限理性或理性不 及的假定。對于這后一假定，我將在后面論述。

迪爾凱姆的進路

哈耶克的論證是強有力的。但是，如前面所強調的，強調自由的重要性，這并不是唯一 的論證進路。實際上，從其他理論進路，其他學者曾經或者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據我有限 的閱讀，我想舉兩個例子，一個是迪爾凱姆以及其后法國學者，另一個就是我們的常識進路— —“情況是不斷變化的”。

迪爾凱姆在《自殺論》和《社會學方法的準則》兩書中都提出過與哈耶克相當類似的觀 點，盡管是從一條與哈耶克相對立的進路――總體主義的（holistic）進路，并且沒有直接討 論“自由”的問題。[4] 迪爾凱姆認為，所謂違法犯罪不過是對集體形成的一種慣常的行為習慣和道德（集體良知）的違反，這種違反，在每個社會中每天都在發生，并往往受到制裁。但 是他認為，其實犯罪“為必要的改革直接作了準備。哪里有犯罪，哪里的集體感情就處于為形 成新的形式所必要的可塑狀態”；他特別舉了蘇格拉底為例，認為“盡管按照雅典的法律，蘇 格拉底就是一個罪犯，對他的判決也完全正確。然而他的罪行，即他的獨立的思想，不僅對全 人類有益，而且對他的祖國也是有益的??，他的罪刑為雅典人所必須的新的道德和新的信仰 的形成作了準備。”因此迪爾凱姆認為，這種犯罪是“社會生活的正常成分。”[5] 他還曾指 出“如果考慮到社會在同一時期里不僅必須面對各種不同的情況，而不可能保持一成不變，那 么這種必要性就更加明顯了。??如果現在沒有未來的萌芽，那就不可能有未來。”[6] 特別 要指出的是，哈耶克在強調自由的時候，并不僅僅強調思的自由，而是更強調做的自由，[7] 實際也就是強調競爭的自由。因此，在這個關于違背常規對于人類生存和繁榮的意義問題上，迪爾凱姆和哈耶克的論證的實質性要點是一致的。

當然，迪爾凱姆討論的是社會生活的規范性與個體創新之間的關系，而不是“自由”。盡管如此，這個問題實際上可以轉化成哈耶克筆下的自由問題的討論。并且，在一定意義上，至少在我看來，迪爾凱姆甚至更為深刻。哈耶克強調自由無疑是對的，他看到個體自由在社會 中可能受到限制，個人的創造力可能受到壓制，但他不承認這是一個難以避免的兩難，而更多 傾向于將“自由”在近代社會之喪失視為一種虛假個人主義欺騙的結果，一種思想和觀念的結 果。他的解決辦法是在政治哲學層面提出一個法律下的自由制度。但是這種解決問題的辦法實 際只是在形而上的層面，無法落實到實踐層面；他只能提出一些原則，而無法落實在操作層面。他解決問題的辦法是追求自由概念上的包容性。在這個意義上，他的確是、而且也僅僅是1 8世紀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后人――他的進路限制了他對現代社會科學的更深刻全面的理解和 把握。盡管他是經濟學家的重鎮，但是一旦進入社會理論和法律理論問題時，他基本停留在1 8世紀。迪爾凱姆的深刻之處在于他發現這種社會有序與個人自由之間的矛盾是一種難以在理 智、智識甚或制度層面完全解決的問題，是一種人類的近乎“荒誕”的悖論的或兩難的生存狀 態。這并不是說迪爾凱姆認為社會規范性與個人自由就一定是對立的，迪爾凱姆和哈耶克一樣 都意識到社會規則會促進自由；但是，哈耶克從傳統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進路沒有看到的，而 迪爾凱姆特別是迪爾凱姆的后代法國學者例如福柯和布迪厄從社會科學研究中看到了的是，社 會如果要成為一個社會，事實上不可能在一切方向上發展，無論在社會資源、知識路徑、社會 結構上都不可能，因此社會即使在促進最大可能的自由時，也必定會有自由的“機會成本”的 問題，而且我們無法事先計算這種自由的機會成本。

迪爾凱姆的這一洞察到了福柯這一代就更為明顯了。福柯的大量著作都充滿了對那些被 壓抑的聲音的同情，展現出他的知識考古所發現的被埋藏的那些知識，他更展現了現代資本主 義社會的自由是如何在征服上建立起來的。這就是福柯的名言所概括的，“啟蒙運動發現了自 由也發明了訓誡”。[8] 布迪厄關于社會結構與人的能動性之間的辯證法，所針對的問題也是 類似的問題，盡管布迪厄討論的不再是迪爾凱姆的具體的自殺或犯罪問題，但布迪厄不過是在 法國的迪爾凱姆傳統中以一種更為理論化的框架重構了迪爾凱姆的問題。[9]

常識進路

我們再轉到我所說的“常識進路”，即強調“情況是不斷變化的”，當然，這里的“情 況變化”不僅是時間上的，也是空間上的。如果從這一進路看，甚至無需假定個體的有限理性，我們也將同樣得出自由重要的結論。相反，所謂關于人的理性有限或理性不及，都不過是情 況不斷變化的結論。在空間上，由于各地的情況不同，因此，對于一地一事知識之了解不能壓 制他人對于此地此事之了解，在時間上，由于個人生命之有限，前人對于某地某事之做法不能 排除后人對于某地某事之做法。如果按照中國人的這種常識，那么所謂理性有限不有限、及與 不及的問題幾乎可以完全無關。

事實上，如果在一個更大的文化傳統中看，所謂理性有限或理性不及這個概念也許只有 在西方傳統中才是有意義的，甚至才可能發生。因為，在西方的猶太－基督教文化傳統中，一 直預設了一個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上帝。此后，由于所謂的“人”和“理性”的 發現，一個大寫的理性或人又先后取代了先前上帝的位置；甚或可以說，人又“按照上帝的面 目創造了自己”。因此，只有在這樣的文化傳統中，進入現代之后，才有必要、同時也才有可 能提出理性是否有限或有所不及的問題。而在中國傳統中，從來沒有構建出來這樣全知全能、理性無際的神人，中國傳統只有圣人，但這只是道德上的，而不是智識上的，即使是圣人也強 調的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正因為中國人這種關于世界“情況不斷變化” 的前提性判斷，這種強調面對“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的實踐理性，因此，中國人似乎歷 來不大相信原則（道德原則似乎除外），人們總是強調自己去面對現實，解決問題，獲得真知，獲得創新。這種思路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具體解決的思路，就是所謂“普遍真理與具體 實踐相結合”的思路，這就是“實事求是”的原則。事實上，這也是中國近二十年來改革之所 以取得相當成果的一條基本經驗，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這近乎 哈耶克的“自發秩序”）。盡管其論證方式完全不是哈耶克的自由主義進路，完全不需要有限 理性的假定。

因此，哈耶克對于自由的論述很難說是一種“最正確的”“最真實的“進路，因為并不 存在這樣的進路。“太陽底下無新事”，“條條大路通羅馬”。

自由的兩難

但是，在我看來，哈耶克并沒有充分回答為什么自由會被“遺忘”，為什么“傳統的語 詞和表述會無力對當下的問題作出直接回答”。對于這個問題，哈耶克的基本觀點是，由于一 種虛假的個人主義，一種歐陸理性主義的個人主義偷梁換柱篡改了真正的自由主義。這種分析 有真確的成分，但僅僅從思想傳統上辨析，不能令人信服，而且也違背了哈耶克自己關于制度 是行動的產物的命題。我們可以沿著哈耶克的邏輯來分析哈耶克，我們可以發現其在理論上難 以自恰或有不少虛構。哈耶克認為，在英美的自由主義傳統中，人們有更多的自由，可以產生 更具生命力和活力的自發秩序，保持社會的高度自由狀態。但是哈耶克所批判的福利國家、“ 社會主義”和國家干預的因素也同樣在英美發展起來了，這很難說是為一種虛假個人主義所蒙 騙的結果，如果哈耶克堅持自己的理論，他就應當承認，這種所謂的“奴役之路”也是一種“ 自發秩序”。在這里，不分析社會歷史條件的演變，而僅僅分析觀念或學說的演變，哈耶克對 歷史難題選擇的是一個最為小兒科但未必能令人信服的答案，他的進路仍然是18世紀政治哲學 家的進路，盡管他是一位重要的經濟學家，但是他對19和20世紀的社會科學研究成果顯然是缺 乏了解或缺乏重視的。

如果僅僅從邏輯上看，自由之所以被“遺忘”（其實未必會被遺忘），就是因為自由有 一個內在的兩難。簡單地說，自由對于一個個體來說就是可以不斷創新，不斷競爭，按照自己 的意愿進行社會交往。但是一旦要進行社會交往，就必須要有一些起碼的規則，也就是要形成 哈耶克也不得不認可的那種法律下的自由（freedom under law）。規則并不等同于剝奪自由，相反，規則往往是自由得以構成的條件之一；即“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但是，它也畢竟 要求“有所不為”。因此，不可否認，規則對于自由創新是有限制作用的。如果要寫詩，就不 能像寫小說那樣寫；用中文交流就必須不能夾帶太多英文單詞同時使用俄文語法。并且這種規 則必須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持久性。而穩定性和持久性實際上就是要限制創新，排除創新。而 且，由于事先人們并不知道什么樣的創新是對未來有意義的，這種限制和排除也未必就是不正 當的、惡意的或毫無道理的。因此，即使是一種起初自由的制度，如果沒有外來的刺激，沒有 異端，長期下去，也會逐步僵化起來，缺乏新的包容性，對某些創新變得不自由。因此，就現 實生活來說，不可能存在一種各種創新創意層出不窮永遠競爭的自由狀態，這種狀態如果有，也是人們無法忍受的。因此在人的生命對于未來之預期中，蘊含著一種深刻的保守即希望相對 簡單、穩定和穩步發展的傾向。而這種傾向本身是對自由和創新的一種潛在的威脅。

哈耶克似乎沒有看到現實生活中這一兩難問題；或者看到了，也沒有真正理解這個問題。他只是提出了法律下的自由這一概念，因此在思辯層面“回答了”這一問題。但是，這種思 辨式的答案無法回答現實中的具體難題。因此在這一點上，我認為迪爾凱姆的思想要比哈耶克 更為深刻。在迪爾凱姆看來，個體的創造力往往會被一個社會視為某種異端，甚至是犯罪，而 且社會也的確有理由這樣認為；但恰恰是這種創造力是未來的種子，是社會變遷的開始，是對 社會的重塑。而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的第二部分中，并沒有展示人類自由的這種無法避 免的兩難，而是試圖用法律下的自由、自由秩序、自由的原則這樣一些大的原則來描述一個自 由的烏托邦同時也是一個法律的烏托邦。事實上，這也是哈耶克為什么在這一部分總是言不及 義，無法討論具體的法律問題，而只能限于重述一些永遠正確的“大詞”（波普爾語）或原則，一些法理學的常識或理想的根本所在。[10] 在我看來，這第二部分是缺少份量、最缺少干 貨的一部分。[11]

當然，有人可能會反駁我說，哈耶克并不要對法律下的自由作出詳盡分析，他只是提出 一個自由的理想，一個自由的烏托邦，以鼓舞人們為此努力。這種反駁是無力的，是偏袒的，是無原則的。如果僅僅是想提一個烏托邦，我不知道柏拉圖的理想國或孟子的“老吾老及他人 之老，幼吾幼及他人之幼”或基督教的天國，甚至哈耶克批評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有什么地方 弱于哈耶克。固然，作為理論應當具有獨立于現實的一面，但是，如果一個理論完全不考慮實 際操作問題或者實際上無法操作和實現，那將無非是一種煽情，和“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與“人生來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之類的命題毫無兩樣。

法治

哈耶克在第二部分中集中討論了自由與法律。其中有不少重要的、富有啟發性的然而是 自我重復的思想，例如法律與立法的區別，自發秩序等等。然而，令人不滿意的是，恰恰是在 法律和法治問題上，他并沒有什么新的可以稱之為他的貢獻的。他基本是重述了到20世紀末已 經成為常識然而未必真確的一些原則。特別是在第10章中，他似乎要界定法律的特性或者是法 治的特性，然而，他的分析就總體說來，沒有任何獨到之處。

他列舉了“真正的法律”的一些特性：抽象的一般性規則，具有公開性、可預測性，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溯及即往。然而這幾點不僅為受哈耶克批評的戴雪等人早就系統指出，[ 12] 而且這些特點若要仔細分析起來，實際就是一點，強調規則的統治，其目的和功能都是為 了和使得人們可以根據規則作出合理預期和安排，并在規則的制約下，同時也是在規則的促成 下充分運用個體的知識。[13]

例如，法律的抽象性和一般性或普遍性原則，就是說一個法律不能是對個具體問題的決 定，而必須是針對所有人的某一類問題。事實上，只有在這個意義上的法律，才可能稱之為規 則。如果總是針對一個具體事件或某個具體個人，這樣的“法律”就是一個行為（act），就 是哈耶克所說的命令，而無法成為規則。又如法律公開的原則，即制定法必須頒布，法律必須 為人們所知曉。[14] 但是法律為什么必須公開，必須為人們所知曉，這里的核心問題也許并 不在于法律是否“頒布”本身這個行為，重要的在于頒布在理論上可以說是使人們了解法律的 最便捷的途徑，尤其是在一個以文字作為基本的交流手段的社會中。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無論 強調的是普遍性還是公開性或可預知性，實際上真正重要的都是法律便于人們掌握、預測和利 用。而只有法律作為規則時，才是便利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實際是法律普遍性的另一種表述形式，因為只有對人們同等適用 的法律，才有可能并便利人們了解和預測，人們才可以從他人如此行為的得失中預測自己的類 似行為的后果，從而了解規則。否則的話，人們就會因不了解法律對自己的要求是什么、自己 應如何行為，而陷于無所適從的境地。又如法律不溯及即往的原則，也正是因為人們無法依據 尚未形成的法律規則來決定自己的行為。而司法獨立則被視為規則性得以真正貫徹、落實的保 障。從這一方面看，所有這些特點都可以用信息經濟學中的信息費用來解釋：規則性是節約信 息費用的，規則是有效率的。如果從這一角度看，我們也還可以進一步理解，號稱不成文法的 普通法國家，為什么可以沒有法律頒布的問題，以及在小型社會之中，也沒有成文法，為什么 仍然可能有法律下的自由。這就是因為，在這里，盡管沒有成文法，人們也仍然可以依據他們 的習慣行為和一般智識、根據他人的行為后果預測法律將如何要求。事實上，現代各國的法律 實踐也總是認為，任何個人不能以不了解法律而作為違法的借口。因此，法律的所有這些特點 以及法治的這些標準，都是為保障人們預期、運用個體知識的不同說法而已，而并非什么可以 分解的特點。這種分析本來應當成為哈耶克的知識論進路研究自由與法律的自然延伸，然而，哈耶克不知是放棄了還是并不理解從他自己的知識論進路研究法治的巨大可能性。

由于放棄了這一可能性，哈耶克實際上就只能回到傳統的政治法律哲學，在法律概念或 特性上兜圈子了，并試圖依據這些所謂的原則來規定法律或評價。由于不熟悉法律問題，他甚 至得出一些荒唐的結論。例如他批評霍姆斯關于一般性法律命題并不決定具體案件的觀點，[ 15] 認為這是進步黨人（在某種意義上，這是社會主義思潮在美國的一種表現形態）的觀點。這種將法官從長期司法實踐中獲得的真知灼見意識形態化的做法充分反映了一個脫離法律實踐 的人可能會有什么樣的偏見，并且會墮落到何等程度。在哈耶克看來，一般性規則似乎是永遠 是明確的，所有的案件也總是齊整地落入這個或那個眾口稱是的規則之內，因此必定可以用一 般性法律命題來裁定具體案件。但是事實并不如此，每個案件都可能涉及到諸多規則，或者因 為當事人各方在規則指導下利用他們個體的知識而不得不涉及到諸多規則，甚至有許多案件是 兩可的。例如商家完全可以以保護私有產權的法律而反對知假買假的做法，王海這樣的消費者 也完全可以訴諸同一規則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而聲稱自己的權利。在這種境況下，一般性的抽 象法律命題就很難解決具體問題。解決具體糾紛時究竟運用哪個規則，因此，就無法與審判者 的判斷相分離。空談法律的基本特點和一般原則至少在很多時候并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就 如同僅僅懂得保持平衡之原理的人未必能騎好自行車一樣。世界不會因為有更多的人在理論層 面懂得了某個原則而變得更好。在這一點上，哈耶克似乎完全忘記了自己幾十年前研究得出的 并在此書中多次重復的結論：市場、法律、語言和國家都是人們行動的產物，而不是對原則思 考的產物。[16]

由于對于自由原則的高度重視，哈耶克得出的另一個重大的然而又是有重大問題的結論，這就是他對程序的輕視，以及邏輯上的一系列自我矛盾。哈耶克在許多地方主張要區分形式 合法和實質合法，強調法律必須堅持自由的原則，并引述了亞里士多德的法治是良法之治的觀 點。如果僅僅在思辨層面，這并不成問題，但是哈耶克將這種觀點延伸到司法實踐中，這就造 成了依據以自由為核心的“高級法”對立法進行實質性審查可以保證法律不出差錯的觀點。當 然，這也許還不是一個問題，如果有一個真正了解高級法的全知全能且沒有偏私的法官或法院 的話。問題在于哈耶克將美國最高法院當成了這樣一個具有神奇才智的范例。這如果不是無知，那么就是欺騙。因為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也是一些“人”組成的，他們大多是由歷屆總 統從自己黨派中挑選的，其中一些人往往會為了黨派的利益而決一死戰。[17] 在許多重大問 題上，最高法院都是分裂的，甚至是嚴重分裂的。例如受哈耶克批評的羅斯福新政的“社會主 義”措施，為最高法院之否決僅僅是以4：5票之差，而此后不久近乎同一的法案在羅斯福“重 新包裝最高法院”的威脅之下又以5：4獲得通過。這就表明哈耶克所主張的以自由的基本原則、以高級法來審查法律并不像哈耶克所描繪的那樣可以信賴。另一個典型的例子則是Dred Sc ott案件，此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在審查美國聯邦政府立法之后，竟然肯定了一個因來到北方 而成為自由人的黑人返回南方后仍然是奴隸，并因此認定聯邦的有關廢除奴隸制的立法（密蘇 里合約）違憲。此外，盡管哈耶克大力批評法律僅僅重視程序性合法或形式合法，而事實上，他所強調的“真正的法律”的那些特點本身都是一些形式化的特點，并且他所贊美的司法審查 制度本身也是一種程序化的制度。

在第二部分中，諸如此類的事實、分析上的問題以及自我矛盾之處相當多。

哈耶克的失足之處

這個小標題本身也許就有問題：也許哈耶克根本就沒有失足，因此談不上失足之處。盡 管有這種可能，我還是認為哈耶克在這本著作中違背了他的知識論的要點。盡管哈耶克認為人 的理性是有限的，有些問題是無法言說的，但是哈耶克在許多問題上似乎表現出一種“致命的 自負”（借用他自己的一本書名），即認為自己發現了社會發展的真理，關于自由的真理，這 最典型地（或之一）表現在他第一章中對作為單數的自由與復數自由的辨析上。這種辨析是需 要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字里行間，他充分展示了那種霸氣，即只有自己所理解的自由 才是真正的自由，是自由的精髓，而其他都是假的或誤解。他相信天才，過分地不相信所謂的 即時民主，都是這種智識上的精英觀念的體現。我當然承認人的智識上有差別，也不大相信民 主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是，如果有一點休謨傳統的懷疑主義（這是哈耶克尊敬的傳統），那 么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同樣應當有一點自省。

哈耶克的另一個失足之處可能來自于他對計劃經濟的正確批判。由于在這一方面判斷的 正確，很可能導致他對自己判斷所依賴的某些思想根據統統確信無疑。事實上，一個正確的判 斷完全可能是一個系列錯誤的結果。一個人相信氣功有療效并且確實在氣功鍛煉中病愈的人也 許“證明了”他關于自己的病會好的判斷是正確的，但并不因此證明了他關于氣功治病的確信 和推理是正確的。人們常常因為而且完全可能因為自己某個判斷得到“證實”而誤認為自己的 理論資源都是正確的。哈耶克關于計劃經濟的判斷可能是來自他的理論，但未必如此；在我看 來，更可能是洞察在先，而論證在后。在這個意義上，任何證實都是可疑的，都不具有終結性 ；也正是看到了一點，波普爾反對證實論，而主張證偽論，盡管在另一個意義上證偽也仍然是 證實。

上述分析，并不是要貶低哈耶克。而是要將哈耶克放在一個知識傳統和脈絡中來理解哈 耶克，從而看到他的貢獻和他缺陷。同時這也是堅持哈耶克以及上面所提到的其他進路的基本 命題，即關于自由重要性的論證并非只有一條進路，而是可以并且也應當有競爭的。人們對于 自由之理論論證之接受，如前所說，很大程度上不取決于該理論的論證是否周密、詳盡，而在 于他們當下的欲求；并且取決于理論范式的簡潔和暢銷（這在科學上常常如此），并因此也取 決于理論的路徑依賴。如果我們在獲知哈耶克對自由的出色分析之后，誤以為這就是對自由的 唯一論證進路，我們就很可能會忘記哈耶克關于自由之真諦，而成為一個哈耶克教條主義者。

為了強化這一點，我們還必須注意，哈耶克關于自由的理論和論證之所以獲得了世界的 重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深刻地看到了、預見了計劃經濟的失敗。這當然是了不起的。但是，正是由于這一點，我才認為，并不一定是由于他的理論深刻，最終使得人們最終理解了他的 理論的重要，而是因為世界這個大文本改變了他的小文本的意蘊，是一系列非話語的實踐改變 了其話語的意義，改變了我們對他的理解和解釋。

寫到了這里，獲得這樣的感想，是我自己也未曾料想到的。但是我并不想因此否定哈耶 克，哈耶克的許多洞見仍然是深刻的，但是，就到目前為止我的一些閱讀來看，他最有獨創意 義的并可以稱之為貢獻的是他的知識論，而不是他的政治哲學和法律哲學。

1998年2月25－26日于北大蔚秀園

* 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8年春季號。

[1]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anderer and His Shadow, in Human, All Too Huma n, trans.by R.J.Hollingda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no.9, p.305.[2] 《自由秩序原理》，鄧正來譯，三聯書店，1997年，頁1－2。

[3] 《自由秩序原理》，第2－4章。

[4] 迪爾凱姆，《自殺論》，馮韻文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狄玉明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

[5] 《社會學方法的準則》，頁88，89。

[6] 《自殺論》，頁346。

[7] 《自由秩序原理》，頁34。

[8]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By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s, 1978, pp.222.[9] 當然這一傳統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期，追溯到盧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 在枷鎖之中”。這里的枷鎖，據薩拜因，實際是指社會的風俗習慣、傳統文化，但并不一定具 有貶義。見，《政治學說史》下冊，劉山等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9章。

[10] “我們由此進入了法理學領域的探討，但我們將從歷史的角度去關照其間的問題。然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我們對保障個人自由的各種制度的進化過程所持的認識，主要依憑的 既非法律家的觀點，亦非歷史家的觀點。我們所關注的乃是一種理想的發展，然而必須指出的 是，在過去的歷史長河中（除個別時期以外），人們只是模糊地認識到了這一理想或者說不盡 完善地實現了這一理想”。《自由秩序原理》，頁7。

[11] 不盡如此，哈耶克的這一部分甚至使我懷疑他對法學研究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和真誠。這兩點指責是嚴厲的，但并不是苛刻的。哈耶克根本沒有理解法理學的一些基本問題，還是 停留在前法學階段的階段；例如關于法律的基本特點的分析，所謂普遍性、一般性、公開性、可預知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溯及即往等。他對霍姆斯、戴雪的批評都是“站著說話 不腰疼”，不著邊際的批評。他所引用的學者或語言顯然太隨意和太selective。他對約翰· 馬歇爾大法官的贊美和引用完全無視馬歇爾的所作所為。他甚至隱含地默認了以司法審查方式 肯定美國南方奴隸制的Dred Scott案件，但又不提出自己的理論論證。他完全無視美國最高法 院是一個由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傾向的人組成的機構，而將它視為一個有集體意志的人格，這 也完全違反了他的個體主義研究進路。這種例子太多了。在這里，我并不是僅僅因某些問題質 疑哈耶克，而是使我對這一部分所體現的哈耶克的學術品格產生根本懷疑――我更傾向認為他 是自由主義的辯護士，而不是自由主義的思想家。

[12] A.V.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Macmillan, 1968, pp.188-196，提出的法治三原則，大致是，法律必須事先確立，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司法決定法律適用;Lon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rev.ed., Yale Uni versity Press, 1969，提出了8項原則：法律的一般性、公布、不溯及即往、確定、不自相矛 盾、可行、穩定和實際落實；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 Clarendon

Press, 1980, 基本重復了富勒的原則，增加了規則限制的裁量和官員守法兩點

[13] 因此，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葛利亞經過多年司法之后得出的結論是：法治就是規 則之法（the rule of law as a law of rules）。見，Antonin Scalia, “The Rule of La w as a Law of Rul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56, no.4, 1989, pp.1175。

[14] 這一點，如今――由于法律太多――已經為法律必須可能為人們所知曉所替代。大 量的立法，實際上包括律師都不可能完全在不查閱法律的情況下知曉（因此現代社會需要律師，甚至律師也需要律師），更不用說常人了。

[15] 《自由秩序原理》，頁194。

[16] 哈耶克，《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賈湛、文躍然等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 991年，頁7以下。

[17]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哈耶克贊揚過的Marbury v.Madison案件；關于此案的背景，請 參見，蘇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比較法研究》，1998年1期。

第二篇：哈耶克簡介

哈耶克政治、經濟與社會福利思想

哈耶克政治理念

政府與權力。哈耶克把政府行為分成強制性措施與服務性活動兩類，二者的目標都在于為個人決策提供一個有益的框架，從而使個人在其中能夠尋找到能夠實現自己目的的手段。認識到干預主義理論的弊端，認為不對政府權力施以限制，不僅會摧毀社會的繁榮與和平，而且還會摧毀民主這一維護自由的手段。

自由與責任。兩者密不可分，個人責任意味著個人必須照管自己的福利，并采取相應預防措施。只有對自己負責的人才能真正獲得自由，對責任的恐懼必將導致對自由的恐懼。

強烈批判平均主義。追求絕對平等最終只會極大地侵犯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政府的目的僅在為所有人提供相同的環境，實際上，每個人的知識水平和潛力的參差不齊的，無法保證每個人的結果平等。

哈耶克經濟主張

反對經濟計劃。在社會經濟領域引入一定程度的計劃性是必須的，但是，這種計劃性不能 競爭占據資本主義經濟調節手段中的主導地位。

關于分配問題。認為，由市場所決定的分配是最公正的，任何人為的分配措施都會破壞這種公平性。反對用集權的方式對收入分配進行調節以期達到均等的目的。

推崇經濟自由，倡導市場競爭。認為，沒有經濟自由，不但各種東西不可能由那些最懂得如何生產因而能以最低成本生產這些東西的人來生產，而且所有消費者最喜歡的東西也不可能生產出來。在一個經濟自由的社會中，要盡可能運用競爭作為協調人類各種努力的工具。

哈耶克對西方社會保障的批判

1、收入保障制度的后果

首先，與選擇職業的自由不相容。當一個人的收入受到保護的時候，他就有可能失去選擇職業的自由。其次，有可能帶來特權，影響他人的利益，從而對自由構成損害。

再次，導致社會對立和價值標準的蛻化。這種社會價值標準所強調的不再是自立意識和行為，而是對收入保障的追求。

2、對國家保障的批判

對國家統一控制和實施的社會保障體制提出尖銳批評。

反對由國家壟斷的養老金制度。

反對實行國家單一控制的健康保險制度。

關于失業保險制度。

哈耶克關于西方社會保障建設的主張

1、社會保障制度的合理性

為了避免各種災難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具有其合理性，沒有理由認為在一個達到了普遍富裕水平的社會中，不應該想所有的人提供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是個相對的概念，如果人們在過于絕對的意義上理解社會保障的花，普遍追求社會保障，不但不能增加自由的機會，反而構成了對自由罪嚴重的危險。

2、貧困問題與最低生活保障

哈耶克分析了弱勢群體的產生過程。由于地方社區中的生活紐帶斷裂了，又由于高度流動和開放的社會的不斷擴展，越來越多的人與特定群體之間不再有緊密的聯系，因而也就不可能在蒙受不幸的情況下再指望從這些群體中得到相應的支持和幫助。

我們不應當由于目光短淺而不通過增加收入的途徑，而是通過收入再分配的方法去救治貧困。

主張實行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在他看來，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就是應對遭受市場影響的弱勢群體的反抗的有效手段。但也有先決條件，即只有證明他存在這一需要，他才能有權享受這一最低福利。

3、社會保障政策選擇

在市場之外提供保障而讓競爭自然進行且不受阻撓。另一方面，社會保障本身的提供也應體現出競爭原則，他強烈反對政府在社會保障領域中的壟斷行為。

對社會保障的資源及時性進行評估。

給個人責任的發揮留下空間。各種新方法自發產生且迅速發展，多種多樣的實驗都會進行，這些都肯定會找到解決當前一些緊迫問題的新答案

第三篇：哈耶克論自由

哈耶克的“自發社會秩序”理論及其認識論基礎均是錯誤的

在1984年出版的《哈耶克論自由》中，格雷（Gray, 1984）對哈耶克的思想和學術觀點做了較深入的理論評述，由此贏得了格雷本人在學界的學術聲譽，并致使哈耶克本人在生前把格雷視作為學術知音。在這本書中，格雷對哈耶克的贊譽之辭、之處頗多。格雷曾把哈耶克描述為一個康德主義者，還說維特根斯坦對哈耶克的影響至深（然而，從哈耶克晚年的自敘中，可以斷定，格雷顯然主觀臆斷了哈耶克理論與康德哲學的關系。另外，格雷對哈耶克思想與維特根斯坦哲學關系的理解也是錯誤的。對此，筆者以后擬以專文評析）。

在這部著作第一版中，格雷曾對哈耶克的“自發社會秩序”理論進行了全面的評析，并非常準確地辨析出了該理論的三個基本點：“看不見得手”（的演進機制），默會和實際知識（tacit and practical knowledge），以及傳統的自然演進。從這部書第一版的整體論述中，可以看出，格雷對哈耶克的自發社會秩序理論基本上是肯定的。但是，在這部書1998年第三版的“后記”中，格雷對哈耶克的“自發社會秩序”及其整個社會理論和哲學基礎則基本上進行了全面地否定與批判。

格雷對哈耶克理論的全面挑戰，首先是從哈耶克理論進路的知識論層面上著手的。在理論層面上，格雷認為，在哈耶克晚年的著作中，其自發社會秩序理論是與一種制度演進上的達爾文主義即文化進化的信念聯系在一起的。在另一方面，它又在許多面相上來說實為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哲學一種“回光返照”。格雷認為，稍加思考，就會發現，這兩個方面都是站不住腳的。首先，從文化進化的角度來說，格雷認為，我們并不知曉與達爾文生物進化相類似的任何文化進化機制。從哈耶克的文化進化論來說，它之所以是錯誤的，首先是因為它不能界定文化進化的單元是什么。按照新達爾文主義的生物學，進化單元并不是生物種類，甚至也不是生物個體，而是基因，或者說基因鏈。那么，在社會領域中，哈耶克所說的文化進化的單元是什么？并不清楚。照哈耶克本人看來，文化進化的社會單元似乎是社會群體。然而，格雷認為，在社會體系中，將社會群體及其習俗和傳統分割為單元個體而進行評估是極其困難的。

即使繞開這一問題，格雷又發問到，如果文化如哈耶克所理解的那樣是進化的，那么，進化的標準與尺度又是什么？如果把社會群體的沿存及其成員數量的多寡作為文化成功的標準的話，那么，覆蓋眾多人口的華夏文化、印度文化和非洲文化豈不是比覆蓋相對數量較少但具有高得多的生活水平的人口的歐洲文化更先進？因此，格雷認為，盡管哈耶克在其晚年的許多著作中從競爭和社會實踐中的自然選擇之角度對文化進化有過大量論述，使其好像有一個輝煌的文化進化理論，但在實際上，他只是提出了一種科學的隱喻，除此之外什么都沒有。格雷還進一步認為，由于哈耶克僅僅依賴于“群體選擇”這樣一個空洞的理論概念，使他忽略了在宗教、經濟和政治體制出現和消亡上的歷史偶然事件。在這一點上，哈耶克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是有相同之處的。

在哈耶克文化進化論中的這些問題，自然會影響到他的自發社會秩序理論。在1992年在蘇黎士召開的哈耶克思想國際討論上，格雷（Gray, 1994）就開始斷言，哈耶克的“自發社會秩序”概念，并沒有唯

一、清楚和連貫和含義，而是許多獨立論題的“大雜燴”（an eclectic conflation），而這些論題，或者是問題百出，或者明顯就是錯誤的。譬如，在哈耶克的晚期著作中，“自發秩序”不僅存在于人類社會中，也存在其他生物種群、自然現象如星系、磁場、晶體等等之中。因此，在哈耶克的著作中，“秩序”除了意指某種自我復制的結構外，究竟含義是什么，并不清楚。然而，很明顯，哈耶克是在“不含價值標準”（value-free）意義上用“自發秩序”來稱謂和解釋所有自我調節系統的。但是，如果“自發秩序”是一個“不含價值標準”的概念，在社會領域中的“自發秩序”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良益的，僅僅是非設計的、相對穩定的、并能夠在一定時間里能自我復制就夠了。從這一點來看，黑社會組織和市場都可以是“自發秩序”。只要有人們交往中的協調現象存在，不管是在戰場上，在監獄中，在集中營中，還是在犯罪團伙的交往和競爭企業的價格戰中，只要人們的活動不是由計劃和和單個人的意志來協調，而是出自習俗或慣例的自發調節，就會有“自發社會秩序”。因此，“自發社會秩序”應是一個不含道德評判的概念。既然如此，它與自由社會理論就沒有必然的聯系。

然而，在哈耶克的著作中，“自發秩序”決非僅僅是被用來作為一種解釋和比喻用場的價值中立的概念，或者說哈耶克只是在實證社會理論的意義上使用它。事實上，哈耶克的這一概念有著明顯的規范意義。因為，照哈耶克看來，只要人類的經濟生活是通過一種自愿交換的網絡來實現的，所有成員的福利都會得以增進。很顯然，根據哈耶克在闡釋中央計劃體制非可行性的知識論中所衍生出來的自發社會秩序的理念，在人們自愿交換的網絡中所產生的人類活動的協調，要比任何通過人為理性設計和全面計劃的社會安排更為優越。從這一點上來看，在哈耶克的社會理論中，有一個不可超越的內在矛盾。

根據對哈耶克自發社會秩序理論的這種理解，格雷進一步指出，如果沒有一套法律規則——如能強制實施的產權以及契約條件，市場過程作為一種自發秩序可能并不能比黑社會更有社會益處。哈耶克顯然認識到了這一點。然而，照格雷看來，哈耶克自發社會秩序理論之謬誤的核心問題在于，他從由市場制度的法律框架所支撐的作為一種自愿交換體系的市場過程的良益之處，錯誤地推論到這一法律框架本身也是由一個自發過程而來的，從而也是一種自發制度。格雷認為，如果按哈耶克的思想而相信法律規則及其法律體系也有一個進化選擇過程，那將是一種理論幻覺，是毫無根據的，而且是非常危險的。

哈耶克誤解了資本主義的原生過程

在對哈耶克的自發社會秩序理念在理論層面上進行反思性地批判之后，格雷又在社會實踐層面上指出，哈耶克思想的偏激方面，部分源自他對資本主義原生過程的錯誤理解。

按照哈耶克的理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經由一個演進發展過程而來的，而這一過程與政府的強制力量沒有任何關系。然而，照格雷看來，正如卡爾?博蘭尼（請注意，這里是作為經濟史學家的Karl Polanyi，而不是政治哲學家和哈耶克的友人的Michael Polanyi）在其目前仍然不大為人們所注意的大師級著作《偉大的轉變》（Polanyi, 1957）中所陳述的那樣，自由市場體制并不是來自“自發的發展”，而是經由國家政權所人工制造出來的（artifacts of state power）[ 3 ]。譬如，十九世紀的英國自由市場就是國會專制主義的產物，是經由一個強權政府的法令（fiat）而建構出來的。因此，格雷認為，英國市場體系并不是無數無計劃漸進變遷結果，而是強勢政府的設計物（resolute statecraft）。

從歷史史實來看，格雷認為，在英國的“圈地運動”時期，一些產權被創造出來，一些產權也被廢除了，而在過去內生于市場交換中的習俗也被宣布無效了。在維多利亞時代中期，英國的社會環境可能最適宜自由市場的發展。盡管如此，格雷認為，這一時期英國無約束的自由市場并沒有沿存多久。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市場已完全在政府的管制之下了。許許多多的非協調的立法干預（并不是完全出自整體設計，而是針對某些特定的社會問題和促使市場運作而尋求解決辦法）出現了。正是經由這種刻意的國家設計，自由市場在英國“自發地”消逝了。

格雷接著指出，哈耶克對維多利亞時代中期英國市場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認識上的錯誤觀點表明，他在理解各種法律體系與國家的諸種關系上犯了一個重大的理論錯誤。這就是他把獨一的英國普通法實踐視作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法律范式了。特別是在哈耶克的晚期著作中，他把法律視作為一種進化現象，一種通過經由歷史積累增生的習俗與慣例體系（這里格雷顯然忽略了德國、英國和美國的法學理論中歷史學派如Friedrich Savigny, Henry Maine等在法律起源問題上的理論觀點。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上海三聯出版社出版的拙著《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第七章）。格雷認為，這種法律模式并不適應許多法律體系，如歐洲大陸具有制定法傳統的國家，甚至也不適應于蘇格蘭在十八世紀的羅馬—荷蘭法系植入過程。又如在當今世界最持久和成功地實現了現代化制度的土耳其，其法律制度完全是出自一個人的創造，那個人就是Kemal Attaturk。格雷由此認為，在土耳其這個國家，支撐其西方式市民社會的個人主義法典，并不是無數的演進增生的結果，而是出自其政治家敏捷和勇敢的領導能力。根據上述史實，格雷斷言，與哈耶克的認識完全相反，英國的經由緩慢普通法演進過程而型構出來市場制度，只是人類社會歷史的一個極其有限的特例，而不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范式樣板。

哈耶克的社會理論對轉型經濟各國的改革沒有任何理論和實踐意義

如果照格雷的上述觀點，哈耶克的自發社會秩序理論從根本上來說“tells nothing”，其知識論和方法論基礎也是錯誤的，并且哈耶克又錯誤地理解了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原生過程，那么，哈耶克作為一個二十世紀的大思想家的理論貢獻又在哪里？格雷在《哈耶克論自由》第三版的“后記”中指出，如果說哈耶克還有任何理論貢獻的話，那就是，他“比二十世紀的任何思想家都懂得中央計劃（體制）無能再創造出資本主義的生產率”。即使在這一點上，格雷也緊接著就對哈耶克打了很大折扣。他說：哈耶克“完全不能理解無約束的市場（unfettered markets）在自由文化（環境）中會削弱社會的凝聚力。由于他捍衛與傳統有關的屈從于市場力量的自由概念，而忽略了自由市場從許多方面改變和破壞傳統，他的思想也被致命地削弱了”。

在談到哈耶克在與中央計劃體制論戰上的理論貢獻時，格雷還對哈耶克進一步打了折扣。他認為，實際上到目前為止，中央計劃體制的可行性并沒有被任何理論——包括哈耶克對這一體制模式的理論挑戰——所證否（這里也說明作為一個政治哲學家的格雷對這方面的經濟理論文獻了解甚微。筆者在《經濟科學》1999年第五期上發表的一篇長文中已對這方面的文獻——包括Amartya Sen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這個問題上的一篇重要論文的觀點——做了綜述，并加了自己的一點邊際思考，參韋森，1999），而是被世界史實所證否了。

既然中央計劃體制的可行性像格雷所認為的那樣已被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實踐所證否了，那么，現在處于“轉型時期”各國所面臨的（就如哈耶克的友人邁克爾?博蘭尼早在1951就指出的那樣）就不再是在市場制度和中央計劃模式上的選擇，而是在好的還是壞的市場制度上的選擇。在后一種選擇上，哈耶克的社會理論又有多少參考或“指導”意義？格雷直言回答道：“（the）Hayekian theory spawns a host of disabling illusions”！

首先，哈耶克的社會理論認為，市場制度是出自人類行動的非計劃的結果。格雷說，這只適應于原初市場（rudimentary markets）的情形。在現代經濟中，市場制度決非是這樣出現的，而是法律和政府設計的人造物（artifacts）。因為，照格雷看來，非原始形式的市場制度均是法律（如產權法、合同自由的條件與限制）的創造物，而非自然演進的結果。因此，格雷認為，哈耶克在市場制度的理論分析上的錯誤歸納（即把伴隨著數百年普通法非計劃發展的英國市場型構的經驗，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樣板——這里格雷似乎自我否定了他認為英國市場是議會專制主義刻意建構之結果的觀點），只會“坑害”（betrays）后計劃經濟各國的市場改革。

格雷接著指出，即使承認英國的經驗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后行政控制經濟各國也沒有數百年法律進化的歷史自由空間。甚至即使這些國家有數百年法律進化和市場自由發展的空間，誰也不能預計這些國家就一定會型構出英國式與普通法內生在一起的市場制度框架來。因此，格雷認為，在后行政控制經濟各國普遍缺失市場運行的法律框架的條件下，只有通過建構主義的立法，才能創造出這一框架（曾任教牛津、巴黎等大學的老資格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Anthony de Jasay（1994）曾諷喻格雷的這一改革思路為“無馬先置鞍”）。否則的話，如果后行政控制經濟各國均采用哈耶克的自發社會秩序的改革思路，即采用俄羅斯“粗野的”、“自發的”、“哈耶克式”的私有化路徑，只會導致改革的“作俑獲利者”（nomenklatura 〔1〕）的“尋租”，結果產生出一種“黑社會勢力”（mafia）控制經濟的“無政府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

因此，格雷的結論是，非常清楚，哈耶克的市場制度自發型構模型，只是對一個西方國家（英國）市場發展特例的“堂而皇之”的理論歸納。它對解決后行政控制經濟各國今天所面臨的種種社會問題，只有很少或者說根本就沒有任何參考意義。

* * *

對格雷教授對哈耶克社會理論的上述全面的“建構主義”的反思與批判，筆者這里不想做任何評論（在最近在劍橋所撰寫的一篇英文論文中，筆者已在某些方面與他做了些討教）。這里只想留下如下兩個問題讓讀者去思考：如果現在處于“轉型時期”的原行政控制經濟各國均能有“全知全能”的為市場經濟設計運作規則的“政府計劃者”的話，那么，為什么還會有二十世紀“中央計劃體制”非可行性（infeasibility）的歷史證明？中國二十余年改革的巨大成功以及俄羅斯改革的長期困境，是證否（falsified）了哈耶克的“自發社會秩序”理論，還是證明了格雷對哈耶克社會理論的建構主義的批評？

第四篇：哈耶克社會福利思想

哈耶克的社會福利思想分析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風行一時。尤其是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新自由主義思想逐步在全球范圍內發展、擴張，可以說，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它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作為其中主要代表人物的哈耶克，其理論思想也伴隨著新自由主義理論思潮的全球擴張而得以在各個國家流傳。

縱觀哈耶克整個思想體系，我們可以發現，哈耶克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在經濟學上有著重要的理論貢獻，同時他也在政治學理論、法學和哲學等方面有著深入的研究，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思想體系。下面我們就結合哈耶克的經濟和政治理論，對他的社會福利思想進行分析和評價，也就是說要想真正理解和把握哈耶克社會福利思想的主要內容和實質，就必須將其放在整個的思想體系中加以考察，那么哈耶克關于社會福利的思想主要包括哪些內容，其實質是什么，有否合理性，對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有著怎樣的影響呢？在回答這一系列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就整個新自由主義理論的發展歷程及其復興的背景作簡單的介紹，從而有助于我們更好的理解哈耶克及其思想。

一 新自由主義發展歷程

新自由主義是和古典自由主義相對照而言的一種新的理論體系，它是在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在和凱恩斯主義不斷的斗爭中產生、發展并壯大起來的。從20世紀20︿30年代的創立到70年代的勃興，大約經歷了50多年。在這50多年的時間里，應該說新自由主義發展的并不是很順利，尤其是和凱恩斯主義的斗爭失敗后，新自由主義一度處于一種邊緣學科的地位中，很少受到人們的重視。只有到了20世紀70年代，新一輪經濟危機爆發，證明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并步能完全解決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在這樣情況下，新自由主義趁機抬頭并發揮著自己獨特的作用。具體來說新自由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創立、冷落、興起以及全球蔓延時期，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理論、思潮，產生于20世界20︿3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伴隨著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轉變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建立，古典自由主義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壓抑和挑戰，新自由主義便是在這樣的情景下產生的。有的學者將米塞斯1920年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計算》一文的問世，作為新自由主義產生或創立的標志，自此，新自由主義者便開始在西方國家積極的宣傳和推廣自己的思想學說和政治主張。同時為了推廣和維護自己的理論學說，新自由主義者們還和其他理論學派的學者們進行了激烈的學術辯論和爭戰，其中，新自由主義因主張限制國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而和國家干預主義的思想有著明顯對立的一面，由于二者具有明顯不同的主張，致使在新自由主義開始誕生之日起便陷入了和國家干預主義的論戰中。因而二者的論戰也最為西方國家思想界熟知，其中尤以哈耶克和凱恩斯的論戰最為激勵。

但是，在新自由主義形成不久，西方國家就爆發了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也就是1929年至1933年所爆發的、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在當時給新自由主義理論思潮發起者們以極大的打擊。同時，危機的發生徹底暴露了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理論的嚴重弊端。面對這場經濟危機，盡管新自由主義者們也有自己的行動和舉措，但是由于他們對市場自然秩序論和市場萬能論的推崇以及所倡導的政府失靈論和政府無效論的堅決擁護，所以面對大量的失業和有效需求不足，新自由主義者們提不出更為有效的政策和舉措，來解決當時的危機和混亂。這為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凱恩斯主義提供了條件。

客觀上，1929年的那場經濟危機的發生是與西方國家長期奉行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有著密切的關系。某種程度上講，正是這種市場萬能論和市場自然秩序論導致了西方國家經濟的混亂局面，因而極需第三者的介入來對市場經濟秩序作一番調整和規范，而這一角色和任務只能由政府來扮演和完成，也就是說亟待國家政府及時地進行干預和調整，以使社會經濟活動得以正常運行。于是主張以擴大政府支出創造需求，并借助政府干預經濟促進經濟增長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順勢應時地發揮了作用，并且上升到西方國家的正統地位。在實踐中，羅斯福“新政”成功的證明了凱恩斯理論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的有效性。因此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就得到了西方國家的普遍歡迎和推行，成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主流學說，其統治長達40余年之久。這40年既是國家干預主義盛行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取得成功的“凱恩斯時代”，同時也是新自由主義受到冷落時期（社科院“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

直到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又一次出現了高失業、低增長、高通貨膨脹的新一輪“滯脹”時，新自由主義才找到重新登上歷史舞臺的機會，并逐漸興起。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與凱恩斯主義的破產有著密切的關系（李新中）。20世紀70年代的新一輪“滯脹”主要是由1974年的“石油危機”和一系列社會問題引發的。面對這些問題，政府如果過度干預，就必然引起行政支出的增加，而行政支出主要是由稅收來承擔的，自然也就必然會引起稅收的加重，稅收加重又反過來進一步促使“滯脹”的惡化。凱恩斯理論面對這樣的一種惡性循環可以說是束手無策。雖然新自由主義同樣也無法迅速的解決經濟滯脹問題，但是國家干預也并不能完全消除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危機，這樣凱恩斯主義的“失靈”就為新自由主義反對國家干預提供了一種實踐上的口實。凱恩斯主義在經濟滯脹和新自由主義的雙面夾擊下逐漸喪失掉了自己主流地位，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主張開始重新抬頭。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直至今天新自由主義出現了伴隨全球化不斷向世界各地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蔓延的趨勢，當然也包括中國在內，至此，新自由主義完成了它從冷落到復興再到全球蔓延的一系列步驟，并一直在各個國家的思想界和實際的社會政策方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而作為新自由主義主要代表人物的哈耶克，他的理論思想產生影響和發揮作用大體上也呈現了這樣一種發展脈絡，下面我們就結合哈耶克的政治和經濟理論主張，來對他的社會福利思想進行分析和評介。

二 哈亞克社會福利思想的基礎

哈耶克的社會福利思想是建立在他的政治和經濟理念基礎上的，可以說他的社會福利思想恰是其政治和經濟理論的體現。如前所述，哈耶克在長期的理論研究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而這個思想體系又是以其的經濟和政治理論為核心內容的，因而我們需要對哈耶克的這些核心內容進行整理和分析，而哈耶克的這些經濟和政治理論所涉及到的范圍比較廣，內容也比較多，所以在這里筆者只對和社會福利思想有關的一些理論主張作簡單的介紹，并總結為以下幾點，首先我們來看看他關于自由，關于社會正義的政治主張。

1.哈耶克的政治理論

哈耶克在對自由進行論證時認為，自由就是“一個人不受制于另外一個或一些人因專斷意志而產生的強制性狀態”（哈耶克）。自由的意義在于“一個人自行決定什么樣的需要和誰的需要在他看來重要”，哈耶克始終認為自由是和個人責任密不可分的，個人責任要求我們對自己的命運負責，不承擔個人責任也就意味著對自由的喪失，個人只對自己的行動負責，而不應當對同樣具有自由的人承擔任何責任。從他的個人責任和自由的關系的角度我們可以看到，如果一個人因失業而失去了生活保障，那么僅僅是這個人自己對失業負責，不需要別人來為他的失業承擔任何責任，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所實行的失業保險在哈耶克看來并不是對自由的保障，而恰恰是對自由的一種惡意篡改，因為它將個人責任和個人自由截然分開，因而從其的這種自由觀出發，就不難推算出在哈耶克那里并不看好社會保障制度的作用，因為一些社會保障在發揮作用時往往是以某些人的個人自由為代價的。

哈耶克在論證國家和個人的關系時認為，要使所有的人都享有盡可能多的自由，就不能否認強制的必要性。在他看來盡管強制是一種罪惡，他將人類徹底淪為實現目的的工具，然而若強制以眾所周知的規則為依據，它就會有助于個人追求自己的目標和個人自由的實現，這樣就需要國家和政府來實施強制的功能。但是，如果不對國家和政府的作用給予限制，個人的自由又會受到傷害，這一點和其他自由者是一致的，也就是說把國家看作是“必要的惡”。從他的這種國家和自由的關系中我們可以看到，哈耶克是反對國家“集權主義”的，也就是說反對中央集權制式的統治，而這也是為什么哈耶克一些專著直到了改革開放后才不斷引入中國的原因，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國家一直是把哈耶克的一些著作看作為“禁書”。在他看來不但集權制的國家其自由是難以保障的，即便是在西方國家中，過多的側重于政府和國家作用的凱恩斯主義也是對自由的一種褻瀆。在這樣的情況下實施社會保障制度就成了限制人們自由的一種工具，也就很難達到福利學家們所暢想的一種平等的結果。比如中國在計劃時期所實行的一系列企業保險，便是對勞動力自由流動的一種限制，不但勞動力自由市場難以形成，就是自由市場經濟也難以保障。

在哈耶克的政治理論主張中，筆者認為最能體現其社會福利思想的就是他的關于正義的觀點。哈耶克在關于正義的問題上一直奉行的是程序正義論的觀點，認為只要市場過程本身是合法而公正的，其具體結果導致誰貧誰富是無可指責的。他反對所謂的社會正義。在他看來社會正義的典型特征是，它并不關注保障個人自由不受強制和干預以便讓每個人都追求其自身利益，而是關注社會機制的特定結果，即在經濟分配的結果上體現具體的社會目標或正義原則。哈耶克認為這種正義不關心程序和過程的公正性，而只對分配結果感興趣，因而是一種目的論的理論。他認為社會正義的原則經常設置某些特定的標準來干涉分配，比如兩個相當普遍的分配觀念是應得和需求，即要求社會的產品和服務遵循個人是否應得的道德標準或者根據個人的需求來分配，由于這種道德標準具有很強的主觀性，因而很難做到真正的公正和正義，并且他認為還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那就是以社會正義為導向的社會政策往往會變為個人或者利益集團謀取私利的工具。這樣可能就會出現兩種極端，一方面是，利用自己的努力可以獲得自身保障的人反而會獲得更多的政策保障，另一方面就是其他人更加沒有保障。利用社會工作的視角對這一矛盾進行分析的話，意思就是說，強勢群體反而獲得了政策保障，而弱勢群體卻更加的沒有了保障，即強勢更強弱勢更弱，而這樣的結果恰是和社會正義原則相背離的，會導致更加的不合理和不公正。

從哈耶克關于正義問題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發現，哈耶克是反對類似于福利國家的大規模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政策的。在他看來這種以社會正義為目標的社會保障制度和政策不但極大的限制了人們的自由，對個人自由造成了損害，而且由于不重視程序或過程的公正性，反而會使社會不正義。

2.哈耶克的經濟主張 在本文中，筆者將哈耶克的政治和經濟主張分開來論述，其實二者是相互聯結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的，具有內在一致性。比如對集權國家的批判是和他對自由市場的推崇聯系在一起的；反對國家干預經濟與他對計劃經濟的批判相對照；他的程序正義論與經濟的不平等的必然性又有著相似之處等，也就是說很難將其的政治和經濟主張區分開來。因此在這里我們只對哈耶克的關于效率和平等的關系的問題展開論述。

在平等與效率的這種矛盾中，哈耶克和其他新自由主義者一樣側重于效率。哈耶克認為平等作為一個社會目標，當然是要爭取實現的，但不能強求平等，否則只會損害效率，也不能獲得真正的平等。哈耶克指出，即使市場經濟程序不可能給人們帶來公平的分配，但如果采用行政的、組織的手段，實行諸如 “收入均等化”或“公平分配財富”這樣一些措施去設法“糾正”市場秩序的缺點，那將是對市場秩序本身的破壞。他認為靠行政手段來調節收入，那樣的話不僅不會實現公正的理想，而且還會造成更大的不公。所以哈耶克堅持認為，建立福利國家的一套做法是有損自由的，是以效率的損失為高代價的，只有個人的行動才可能是公正的。由此可見哈耶克在平等問題上的立足點是機會平等或起點平等，而不是結果平等或分配的平均主。

從哈耶克的政治和經濟理論主張中，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哈耶克的一些主張和觀點有點極端，比如他的正義觀就屬于一種極端的類型，但他自由主義思想中的某些成分，比如自由和個人責任相輔相成的觀點以及正義的觀點為其社會福利思想中個人自由權利奠定了基礎，也為當前世界各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合理劃分國家責任和個人責任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和啟示。

三 哈耶克的社會福利思想

哈耶克的社會福利思想可以說更多的是體現在他對福利國家批評上，通過對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制度本身設計以及制度所能真正起到的效用的批評來論述自己的社會福利思想。下面我們就結合他對福利國家的批評來談談哈耶克的社會福利思想。

1.對福利國家的批評

哈耶克認為福利國家具有短視和低效的傾向，他認為福利國家中的政府在解決社會問題和提供社會保障方面形成了一種壟斷性的地位，也就是說福利國家中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一種壟斷行為，這種壟斷性制度由于缺乏競爭的挑戰，長期下來會導致低效，政府以排他性權利提供的服務會造成福利的過剩或者是不足，也就是前面提到過的會造成兩種極端行為：強者更強，弱者更弱。不但如此這種壟斷制度損害了個人的自由選擇權，限制了個人自由。哈耶克對福利國家的批評具體體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福利國家構成了對個人自由的威脅。哈耶克認為福利國家實際上是一個“家長式的國家”，她以一種整齊劃一的標準限制了個人在諸多問題上的選擇權，并控制著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收入，政府根據自己的判斷來分配財務，這時政府的權利大增，而個人的自由和責任日益衰弱。“真正決定人們得到什么東西，已不再是自由的競爭性試驗，而是權利機關所作的決策”。（哈耶克）所以在哈耶克看來，政府不再運用他所控制的有限資源提供某種特定服務，而是運用自己的強制性權力迫使人們得到權威人士認為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因此個人的自由受到了嚴重威脅。

第二，福利國家對經濟具有破壞作用，它抑制了自由市場經濟。福利國家主要是通過強制性的收入轉移來達到強者救濟弱者，從而實現社會正義和公正的，但是哈耶克認為這種強制性收入轉移具有明顯的不合理性。強制性收入轉移是依靠高稅收政策來實現的，高稅收政策使企業和個人繳納高額稅收，從而遏制了福利創造者的積極性。降低了個人積累。他認為個人在市場經濟中獲得收入是因為他滿足了其他人在市場上進行衡量的需要，而不是因為政府的強制性再分配。這種強制性收入轉移不但遏制了福利創造者的積極性，而且越來越高的福利政策也助長了懶漢傾向，破壞了經濟發展所需的動力和競爭力。這種強制性收入轉移政策也導致了個人責任和國家責任的混淆，由于福利國家中的一些政策忽略了個人責任的重要性，反而極易造成資源的浪費，進而破壞了自由的真正內涵。

此外，福利國家中，由于效率和平等的雙重標準，使得人們在效率和平等的取舍上難以平衡。效率和平等是一對相矛盾的價值取向，因而很難達到雙方的最優。哈耶克關于效率和平等關系的問題在前文中也已經論述過了，在哈耶克那里是把效率放在第一位的，也就是說當二者不能兼顧時，新自由主義者往往犧牲平等的價值觀，來實現效率。但是由于福利國家的種種社會政策或社會制度的限制，福利國家政府和個人又不能堂而皇之的犧牲平等或社會正義，也就是說由于社會政策的存在，尤其是在人們達到了這種強制性收入轉移的好處后，人們的這種“平等”意識會增強，所以福利國家在處理效率和平等的關系時，往往會陷入兩難的境地。因而在哈耶克看來福利國家的實施是以“效率的損失”為代價的，效率的損失不但會影響到經濟的發展，而且還會對自由市場形成一種強大的阻力，使得那種自發的市場秩序被認為的破壞掉。

2.哈耶克的社會福利觀的主要內容 從哈耶克的經濟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哈耶克是一個堅定的市場推崇者，他認為市場帶來的資源分配和財務分配是公正和有效的，而任何人為的財務分配要求都會導致社會失去前進的動力。平等只是機會平等，而非財務分配上的平等。基于這些理論前提，哈耶克在其《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提出了“有限度的保障和絕對的保障”的概念。哈耶克認為社會保障是個相對概念，不能在過于絕對的意義上理解社會保障，因而他將社會保障分為兩種，一種是有限度的保障，它是大家都可獲得的，是維持生計的最低收入保障，存在于市場之外；另一種是絕對的保障，這種保障不是大家都能獲得的，是某種生活水準的保障，只有控制市場才能得到。

哈耶克認為絕對的保障對自由具有很大的威脅，因為這種保障的目的是想保護個人或集團不遭遇競爭社會中不可避免的收入減少或其他痛苦，在他看來這種保障忽略了個人在市場競爭中所應擔負的責任，也就是說這種保障制度的設計沒有考慮到個人責任，個人責任意識的欠缺不僅容易使社會保障資源浪費，而且容易養成對社會保障制度的依賴，陷入這種依賴中的個人往往就會失去自己選擇的自由。而且他還認為這種保障通過政府的強制性權力給予某些個人或特殊群體，不但損害了個人自由而且還損害了市場的效率，所以政府憑借自己所擁有的強制性權力只能提供有限度的保障。

同時哈耶克還詳細論述了社會保障制度的演進過程。他指出社會保障制度在最初是以濟貧制度的身份出現的，隨著濟貧分范圍和水平的提高，濟貧制度面臨著促使個人放棄自我努力的危險。于是社會保障制度出現了，他最初的目標是用來維持人們的生活，避免成為公眾的負擔。但是社會保障制度在成為了國家壟斷權力后，就變成了實現社會再分配的工具。這樣，濟貧制度的性質就發生了極大變化，“他不再是絕大多數自立者同意給予少數無法生存的人以救濟的再分配，而是多數因為少數擁有的財富而從少數那里取走部分收入的再分配。”在哈耶克看來，根據一種先入為主的公平觀來平均分配收入的制度，顯然是與“自由秩序”不相容的。

當然他的社會福利還包括很多內容，比如主張在社會保障中引入競爭機制，在提供服務時要盡可能的消除政府的這種排他性權力，即一些服務能由市場提供的就應該引入到市場中來，以市場化的方式提供，也就是說主張社會保障的個人私有化等等。

四哈耶克社會福利思想的評介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哈耶克的思想在20世紀70年代復興以來，其關于社會福利的思想迅速在各個國家廣為流傳，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與當時西方福利國家出現的福利危機有著密切關系。就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總體情況而言，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到20世紀70年代已面臨著重重困難，社會保障支出在國家社會支出中所占的份額日益增多，而高水平的福利所帶來的高水平的支出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面對這些障礙西方福利國家紛紛開支實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并在改革中逐漸認識到個人責任在社會保障制度中的重要性，哈耶克及其所倡導的發揮市場效率和個人責任的理論主張正好順應了這種需要。哈耶克的思想不僅影響了撒切爾政府時期對英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而且對美國的社會福利改革以及拉丁美洲一些國家的社會福利改革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縱觀社會福利思想我們可以從中找到許多有益的啟示，比如他對個人責任的強調和市場效率的強調都為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鑒意義，我們國家改革前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說根本就沒有個人責任的存在，因而導致了我們許多社會保障資源的浪費，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社會保障的正義和公正的價值取向。同時當時的社會保障是一種平均式的社會保障，缺乏對效率的重視，所以和以效率為生命的市場經濟是不相適應的，所以我們應該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也就是說要適當的強調個人責任和效率在社會保障制度中的重要性，要是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應該與社會經濟的發展保持平衡。哈耶克的這一思想可以說對我們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有著極大的影響。

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哈耶克的思想中還存在很多缺陷，屬于一種比較極端的自由主義的思想。比如他反對社會正義的觀點，效率和正義關系問題上的過分的重視效率等，這些在前面已經提到過，所以在這里就不再詳細論述了，只簡單談談關于效率的重視對我們國家社會保障的影響。

改革后我們國家在社會保障制度上引入了競爭機制，也就是說把效率放在了優先的地位上，但是改革開放20多年后，我們國家的經濟已經有很大的發展，但是伴隨經濟發展而來的一些社會問題也層出不窮，尤其是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嚴重，在這樣的情況下仍把正義和公正作為效率的附屬品，就會使以上問題更加嚴重。雖然哈耶克一直認為社會正義具有明顯的主觀性，社會保障制度便是在這種主觀性的正義基礎上建立的，缺乏一種衡量的標準，因而很難做到真正的正義，但是這并不能說明社會保障政策在解決弱勢群體問題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承擔的責任。他所強調的機會平等或起點平等或許可以解決一些社會上存在的不公正現象，但是機會平等或起點平等也是很難做到的，因而就只能依靠一些人為舉措來改善這種狀況。

總之，哈耶克社會福利思想不僅對西方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改革有著重要影響，對我們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同樣也具有很大的影響。當然前提是要把握好哈耶克思想中合理的部分。

第五篇：哈耶克與《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與《通往奴役之路》

奧地利學派發展到20世紀，出現了一位自由主義的斗士，近乎于偏激地為自由市場經濟搖旗吶喊，其思想貫穿整個20世紀，他就是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一、哈耶克及其經濟學成就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出生于1899年的奧地利維也納，一戰中曾在奧匈軍隊服役，1921年在維也納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1923年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然后留學美國，1927年又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在著名經濟學家米塞斯的支持下，擔任奧地利經濟研究所所長。由于其經濟自由主義的論述，他被倫敦經濟學院聘為教授，50年代后又擔任了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在這個職位工作12年，又來到德國弗來堡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1944年的著作《通向奴役之路》使哈耶克成為舉世矚目的社會理論家，1974年哈耶克與繆爾達爾共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瑞典皇家科學院的公告指出，哈耶克把經濟“研究領域擴大到包括像經濟制度的法律構架之類的因素，以及有關個人、組織和不同社會制度發揮作用的方式”等諸多方面，而且“既深刻又有創造性”。哈耶克一生獲得很多榮譽，被贊成經濟自由主義的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提議封為榮譽爵士。

哈耶克在經濟學上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貨幣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主要觀點是支持自由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個體通過市場從事自由貿易的權利。哈耶克對自己所信奉的經濟自由理論不懈地追求，對當時世界上兩大經濟思潮宣戰，即東方的社會主義和西方的凱恩斯主義，他不僅反對社會主義，而且反對一切國家干預主義，其中包括凱恩斯主義。哈耶克反對凱恩斯在大蕭條期間為解決失業而實施的擴張性政策。他反對刺激消費者需求，擴張公共工程項目或扶持價格。他認為凱恩斯的政策會將原來也許是輕微的不景氣轉化為一場被暫時延緩的大蕭條，而且，通貨膨脹的經常出現最終將損害經濟。這一點很像08年金融危機后各主要經濟體的狀況，尤其是中國經濟。

由于他反對一切形式的國家干預，凱恩斯主義也當然在受批判之列。當時的西方國家正在熱衷于凱恩斯主義，所以，哈耶克的觀點難以讓人接受，當時美國著名的凱恩斯主義者漢森非常不平，說哈耶克這種“一網打盡”的做法，無異于是在“每一個床鋪下尋找‘國家干預’的妖魔”。

哈耶克的所有著作和論述都是為了論證，健全的、法律保證下的自由競爭的市場制度是迄今為止最有效率的制度，任何其他制度和政策方法都在可排斥之列。美國著名經濟學大師米爾頓?弗里德曼這樣評價道：“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影響是巨大的。他的著作結合成為嚴謹的經濟理論整體，對經濟史、政治哲學和政治學有重大影響。(2)”

哈耶克在70多年的學術生涯中，始終堅持自己的學術思想，高舉經濟自由主義大旗，為經濟自由而呼喊，從未退縮。從這一點來看，拋開學術成就，僅就學者的人格來說，哈耶克是受人尊敬。

筆者通過學習和歸納，粗略認為哈耶克的貢獻和成就有以下三個方面：

①成功地預測了1929年的經濟危機。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新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是米塞斯的門生、朋友和同事，兩人都預見到了二十年代的經濟危機，特別是哈耶克預測到了美國的經濟危機，他對時間的預測比米塞斯更為精確，在1929年初預料到這場危機。

哈耶克曾經說：“預料到將發生的事情的僅有幾個人，我是其中之一。1929年初，當我下此斷言時正住在歐洲，之后那里就經歷了一段時間的蕭條。我說只有利率下降，歐洲才有復蘇的希望，并且直到美國的繁榮崩潰時利率才能下降，我說的話在接下來幾個月里一一應驗了。”預測蕭條的能力使奧地利學派名聲大振，吸引了許多年輕的經濟學家。

哈耶克發展了米塞斯的經濟周期理論，是對社會主義中央計劃的主要批評者，并對政治理論做出了重要貢獻。1974年，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很多人也把它看作是對米塞斯遲來的贊頌。

②倡導自由主義，與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進行了長期論戰。

哈耶克對凱恩斯主義的預言，在20世紀70年代得到部分證實。他認為，過度的政府干預導致了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滯脹”。

③反對計劃經濟，反對社會主義。

他對計劃經濟的批判，被蘇聯和東歐的解體所證實，被中國改革開放向市場經濟轉軌所證實。如果我們摒棄意識形態的偏見，認真對待哈耶克的理論，對我們真正走出歷史的漩渦是很有價值的。

二、通往奴役之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法西斯的失敗已成定局，而在西方世界正興起向往社會主義的強大思潮，這使堅信經濟自由主義的哈耶克憂心如焚。他認為，計劃經濟無論在技術上，還是在制度上，都不能解決資源的合理配置問題，因而它根本不可能會成為一種比自由競爭條件下市場配置資源更有效率的制度，相反，它更有可能帶來經濟衰退甚至經濟悲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和思想的指導下，他發表了著名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在他看來要維護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經濟，首要的任務是反對社會主義。所以，他要揭露社會主義的潛在問題，顯示自由市場機制的優越功能，從而喚起西方的人們重新認識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

在劍橋完成的這部《通往奴役之路》，成為一本有影響的暢銷書。他向西方世界警告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危險性，并得出“只有資本主義才使民主成為可能”的結論。他的觀點憤事嫉俗，文中的含義毫無疑問地將希特勒、墨索里尼、羅斯福和斯大林都作為“最壞者當政”，他在1976年該書再版的序言中悲觀地指出：“自從我寫這本書以來，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和對極權主義當權者良好意圖的幼稚信任與日俱增”

《通往奴役之路》一書只有十幾萬字，除引言之外，分十五章

1、被離棄的道路

2、偉大的烏托邦

3、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

4、計劃的“不可避免性”

5、民主與計劃

6、計劃與法治

7、經濟控制與極權主義

8、誰戰勝誰

9、保障與自由

10、為什么最壞者當政

11、真理的終結

12、納粹主義的社會主義根源

13、我們中間的極權主義者

14、物質條件與理想目標

15、國際秩序的展望

筆者認為，從這部著作可以看出，哈耶克在二戰后期對世界前途發展流露出深深的憂慮，對納粹所帶來的世界災難的深刻反思，是一種居安思危且帶有悲觀的思考。在法西斯主義給世界帶來的戰爭災難面前，在社會主義成為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并在世界不斷傳播的時候，哈耶克進行了認真的思考，旗幟鮮明地指出了其實質特征，并與自由主義做了深刻的比較。

全書通篇在倡導自由主義，呼喚自由主義。其內容與論證已經超出了經濟學的范圍。哈耶克自己也承認“這是一部政治性的書。我不想以社會哲學論文這種更高雅虛妄的名稱來稱呼它”，“但是無論名稱如何，根本點仍是我所說的一切源自某些終極價值”。我想，這個終極價值就是貫穿全書自由主義觀點。

哈耶克將自由觀、民主、計劃、法治的關系分別進行了聯系和分析，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導致極權主義的必然。他認為，“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興起并不是對于前一時期社會主義趨勢的一種反動，而是那些趨勢的必然結果。甚至當共產主義俄國和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內部制度許多令人憎惡特點的相似性已廣泛為人承認的時候，大多數人還不愿意看到這個真理。結果，自以為與納粹主義的荒謬絕倫有天壤之別并真心誠意地憎惡其一切表現的人們，卻同時在為一些實現起來就要直接導致可憎的暴政的理想服務。(3)”而這一點很難被社會主義者所接受。

哈耶克對計劃經濟的剖析和批判是深刻的，對烏托邦式的理想目標也是不屑一顧的。他認為，“為了一個明確的社會目標而精心構筑的社會勞動者組織”，與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是有沖突的，“他們都想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達到這個單一目標，而拒絕承認個人目的至高無上的自主領域”(4)。這就是計劃的不可行，不現實，計劃經濟為什么被時代所拋棄的原因。借用亞當斯密的理論就是“試圖指導私人以何種方式運用其資本的政治家，不僅是其本人在瞎勞神，也是在僭取一種無論如何也不能安心地授權給樞密院和參議院的權力；由一個愚蠢和專斷到幻想自己是適于行使這種權力的人掌握它，是再危險不過的了。”

在左派眼里，哈耶克是頭號敵人。但在1980年代卻強有力地啟發了英國重返市場經濟原則，這部著作功不可沒，連撒切爾夫人都自稱是哈耶克的信徒。即使在美國，哈耶克也成為一種自由主義反思的精神領袖。學術界的認可使他獲得了197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1991年蘇聯帝國社會主義暴政的終結，也許是哈耶克人生旅途盡頭最值得他欣慰的事情，而且許多東歐國家的知識分子自發地成立了各種“哈耶克俱樂部”和“哈耶克協會”，是對他的理論最好的認可和繼承。

這部作品觀點鮮明，論證詳盡，但也許是翻譯的原因，讀起來還是有些晦澀，如果能通俗解讀，可能更容易被國人接受。

由于意識形態的差異，對哈耶克的研究是有一些禁忌的，主要是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問題。對中國所難以接受的就是哈耶克基于自由主義的立場，將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極權和法西斯主義混為一談，認為社會主義意味著奴役和獨裁。其實，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一直是未破解的題目，連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承認這一點，反之，我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同樣是一知半解，有時甚至可以認為是凱恩斯理論加上了社會主義制度構成了當前的模式，而二者都是哈耶克所反對，從反面聽聽不同聲音未見得是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