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法律思想史上的儒法之爭

中國法律思想史上的儒法之爭

——“人治”與“法治”

法家的“法治”理論和儒家的“人治”理論是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兩大重要的法律理論，這也是法家和儒家一直以來的必爭點，兩種思想在不同的時代由兩大家提出來，各有其特點。

一、儒家的“人治”理論

先秦儒家認為：天下的安危取決于統治者，尤其是國君的道德和素質。儒家的“人治”有兩個主要內容：一是君主的言行表率作用重于設法立制；二是治理國家中選拔德才兼備的人比建立制度更為重要，其人治思想體現在法律方面的內容，核心是論證“人”和“法”的關系，即治理國家中統治者的道德品格更為重要。

孔孟的“為政在人”

孔子認為在治理國家時，最高統治者的言行，甚至喜怒哀樂直接關系到國家的安危、社會的治亂、人民的苦樂。因為上行下效是普遍規律。他強調“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因此統治者自身要給人民和自己的臣下樹立榜樣。同時，孔子進一步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的觀點。

國家舉賢才要做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以彌補“任人唯親的不足”，重人治，輕法治，主張賢人治國論。

孟子認為“君”和“法”的關系是：“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提出“尊賢使能”的“惟仁者宜在高位”的人治論。

荀子的“有治人，無治法” 第一、法是由人制定的。治理國家關鍵在人而不在法，法必須要有好的統治者才能執行好，法雖“治之端”，但畢竟是由治理國家的統治者制定出來的。

第二、法是由人執行的。即使有了良法，還得靠人來執行貫徹，否則就是一紙空文發揮不了任何作用。“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

第三、法不能應對復雜、變化多端的國家大事和社會生活概括無遺。而且法有一定的穩定性，不能完全隨機應變，這就需要人在執行法律中發揮自身的靈活應變和當機立斷的能力了。

二、法家的“法治”理論

法家是春秋戰國時興起的一個學派，其核心思想是主張順應歷史發展，“依法治國”。法家的“法治”思想是建立一定的理論基礎上的。首先，他們認為這是“好利惡害”

人性論所決定的，人們的本性都是喜歡追逐利益，而厭惡災難的，正是出于這種本性，刑法才能起到統一人們言行的作用。其次是“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進化觀，商鞅認為“禮治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才是治國的根本方法，韓非子提出“治民無常，惟法為治。法與時轉則治，法與世宜則有功”，認為治國是之道應隨著時事變化而變化。而且歷史發展有不同時期，即上古、中古、近古和當世。而以德服人的德治和人治都已成為歷史，當代的時代特色是以力服人。最后是“富國強兵”的功利主義，“強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利多則人朝，力寡則朝于人”的殘酷的生存環境，富國強兵唯有頒布法律，鼓勵耕戰，使人民喜農樂戰。

商鞅的“法治”理論 第一、“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觀和基于“好利無害”的人性論而主張的“獎勵農耕”的富國強兵論。

第二、“一賞，一刑，一教”論

獎勵只能施于農耕和告奸，使農民喜農耕而樂戰；“刑無等級”，反對“刑不上的大夫”

傳統；取締不利于農戰的思想言論，使富貴之門只能對對努力農戰的人開放，并主張“燔詩書而明法令”，實行文化專制。

第三、推行法治的時候要做到法、信、權三者的有機結合。

第四、“以刑去刑”的重刑論；再次充分發揮刑罰的威懾作用，公開宣揚“禁奸止過，莫若重刑”。

韓非子“不務德而務法”的“法治”理論 第一、“法與時轉則治”的歷史觀

第二、“人民眾而貸財寡的”人口論，隨著人口的增長，財富相對減少，在人多物少的情況下，人們的利害沖突就會加劇，這是對“好利惡害”人性論的一種補充。

第三、“依法為本”的法、術、勢的結合，為了依法有本，按照“法”的精神，制定了成文法并予以公布，成文法公布后，以實行刑、賞來貫徹實行。

第四、“抱法處世則治”

國家推行法令必須要有權利作為保證，即“勢”，極力主張實行君主集權，而且，“人治”的好壞取決于君主的賢明與否，遠遠不及法治有保障，君主有法律的約束，立法實行刑賞，而這些都是要以君主掌握權勢為前提的，只有中央集權才能給君主以權勢的保證。

三、我的觀點

儒家提倡的“人治”以德治和禮治作為相輔相成的手段，體現了其統治的人性化，但其實行起來是有很大難度和不確定性的。

首先，孟子關于君主對于國家的作用，闡述的過于夸張統治賢人個人的作用，過分貶低法律的作用，將國家能否治理好完全維系在統治者的賢能與否，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

其次，“人治”有其固有的弊端。“人治”是以人為中心，那么能否選用到賢能的人從事政治就是能否實行好“人治”的關鍵所在，但歷代以來選賢任能就算有再完善的措施和制度，也不能保證任用的全是賢者，從這點來說，實行上有一定難度。另外，人的主觀性參與十分多，眾所周知的是，人的主觀性在不同環境下對于不同的人，甚至在不同的時間里都是千差萬別的，這又怎么保證法律執行的公正性呢？而且這也很容易讓一些人鉆法律的漏洞，貪污腐敗，不利于整個社會的長治久安。

而法家的“法治”思想也是有些問題的。

首先要明白的是法家的“法治”思想跟我們今天所說的“ 法治”思想是有著根本差別的，它既不體現“民主”，也不承認法律具有“至上”權威，相反，法家的“法治”所需要的使人民的絕對服從，它的主要目的是憑借此建立中央集權國家，加強對于人民的統治和控制。君主的權利即使有法律的限制也是十分有限的。

其次，在法家學說里，君主是絕對凌駕于法律之上的，法律只是君主加強統治的工具，并不是用來維護人民的利益。

而且由于法家的“法治”是和君主專制密切相關的，在古代過分強調法治容易產生暴政，從而使人民怨聲載道，最終將導致國家走向滅亡之路。秦始皇統治時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另外，法家的“法治”思想中人們的“好利惡害”理論有些過于絕對化，人的確有好利惡害的一面，但這并不能說明我們就可以把這個作為實行刑罰的依據，而且韓非子的人口論有些牽強附會，他沒有考慮到人口增多的同時也會帶動生產力的發展這一客觀因素。

所以，綜上所述，我并不單一的贊同儒家的“人治”或法家的“法治”理論，如果能將他們相互融合，優勢互補，將是非常好的治國之法，自漢朝起的儒家的治國思想就是融合了這兩種理論，得以在千年的封建社會里不斷完善，不斷發展。

第二篇：先秦儒法兩家法律思想之比較

先秦儒法兩家法律思想之比較

在先秦諸子百家中，儒家和法家可謂兩個重要的法律思想流派，二者既有對立的一面，又有統一的一面。

權衡儒法兩家法律思想的區別可以著眼于三個方面。首先，在治國之道上。儒家推崇“人治”，提倡“仁政”，弘揚“德主刑輔”的思想。儒者認為“不教而殺謂之虐”，對待百姓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寬猛相濟”，使民心悅誠服，達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而實然，“禮治”與“德治”均須“賢者”來貫徹，當權者的賢明與否對政事興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賢人政治，國君表率”便被儒家置于了律法的更上位。與此相反，法家則極端強調法律之權威，倡導“一斷于法”，以法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行為規范和取舍標準，申令法之功用在于“禁奸”，而非勸善，國家應憑靠強制力量“緣法而治”，入法制之軌。

其次，在確立刑罰的程度上。儒者擯斥“暴政而為、濫殺酷刑”，從“仁政德治”的主張出發，力圖做到“以德去刑、慎刑戒殺、先教后刑、刑罰適中”。而法家則立足于人“性惡好利”的觀點，主張“輕罪重判、小罪重罰”，認為“嚴刑”方能“去奸止過”，“以吏為師、以法為教”才可使民“服法畏法、莫敢為非”，最終實現“以刑去刑”。

最后，在法律的適用中。儒家始終秉持以“仁”為核心的法律觀，將“禮”作為立法和司法的主要原則，來維護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核心的宗法等級制度。在“刑法”與“禮”發生矛盾時，不惜“以禮屈法”。而法家則抨擊儒者的“禮有等差”，提倡“法不阿貴、刑無等級”、“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在治國上實現“一賞、一教、一刑”，凡“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均“罪死不赦”，即所有臣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盡管儒法兩家的思想迥異顯然，但二者仍有統一之處。首先，二者均認為法律在本質上是君主統治國民的工具。其次，儒者在重視道德教化的同時，也認可了刑殺的必要性，講求“寬猛相濟”。最后，法家并未擯棄“禮”，在“愛民便民”的基礎上也常“禮法并用”。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是先秦諸子百家中內容最豐富的部分，為中國傳統法律制度的發展起到了指航的作用。它們的互補與交融也構成了中國傳統治國思想的核心理論。

第三篇：試比較分析儒、法兩家法律思想的得與失

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是在儒、法兩家法律思想的爭斗與融合中逐步形成的。儒、法兩家的思想雖然尖銳對立，但在長期的實踐中卻互相融合。這兩種思想的對立與融合構成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發展歷史，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具有深遠的影響。儒家重視德禮，強調執法人員的品質，法家重實踐,這些對我們現代社會司法改革具有極大的借鑒作用。

春秋戰國是我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大變革時期，激烈的社會動蕩和急劇的歷史變革，在思想領域中的反映就是思想界出現了學派林立、“百家爭鳴”的局面。“百家”之中對法律思想貢獻最為突出，爭論最為激烈的就是儒家與法家。儒家與法家兩家對中國歷史有著重要的影響。兩者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沖擊與碰撞，不斷地又互相吸取思想的精華。兩者提出了治國安邦的種種政治主張，也提出了內容更為豐富更為系統的法律思想。但是在儒家與法家兩者之間，存在著曠日持久的激烈爭論。

在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各學派之中，儒、法兩家是最有代表性的兩家。

先秦儒家形成于春秋末期，發展于戰國時期，創始人是春秋時期的孔丘，在戰國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孟軻與荀況。儒家代表著剛剛登上政治舞臺的封建貴族的利益，因而為統治者出謀劃策，教育人民安分守己。建立統一的貴族政體，維護宗法等級秩序，這是其政治法律思想的基本點。孔、孟代表著封建貴族的利益，而荀況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要求，是先秦儒、法思想融合的重要人物。

法家是戰國時期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主張“變法”和“以法治國”的學派。法家多由當時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組成，法家思想是戰國初中期地主階級奪取政權和進行變法的主要思想武器，故法家的法律思想是當時被多數國家統治者采用的法律思想。認為人的一切行為規范都應該用立法的形式明確規定，并主張有法必依，賞罰嚴明；他們都注重實力，倡導以獎勵務農和參戰的途徑富國強兵；他們都鼓吹君主集權，把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利統一在專制君主手中，法家的理論基礎是“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和歷史進化觀。

1、儒法兩家法律思想的對立表現

儒法兩家法律思想的比較研究主要是其思想的對立和兩家法律思想的得與失，以及其法律思想對秦王朝以后中國歷代封建王朝法制的影響。

儒法兩家法律思想的對立是“法治”與“禮治”的對立。“法治”是法家的旗幟，是與儒家進行爭論的焦點。在內容、形成、性質以及理論基礎等方面，“法治”和“禮治”既有聯系，又存在著明顯的對立。

（1）“法治”是針對“禮治”所維護的宗法制度而提出的。

（2）“法治”是針對“禮治”的重視“德治”、教化而提出的。

（3）“法治”又是針對“禮治”強調“人治”而提出的。

2、儒、法兩家法律思想的得與失

儒、法兩家法律思想的得與失，這個問題是同學們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例如“禮治”與“法治”的得失問題，儒家的“人治”與法家的“法治”比較問題，儒家與法家關于預防犯罪的思想和措施對當時和先秦以后歷代法律制定的影響，法家和儒家思想對統一的封建王朝法制建設的作用對比，特別是對目前法制建設的影響，等等。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法家先驅管仲就提到“以法治國”。但與今天的“依法治國”有著本質的區別。“依法治國”強調法律的權威性，視憲法和法律為治國的最高依據或根據，不允許任何個人凌駕與法律之上；而管仲的“以法治國”實質是人治，是在法律服從皇權的前提下的一種治國方略。同樣是強調法律的權威，但古代的法威威不及皇權法律的制定是為了維護至高無上的皇權，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雖然統治階級有時會提出一些“明德慎罰”、“以德配天”、“欲至于萬年，唯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周公《梓材》）”之類的保民安民思想，及“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荀子）的君民融合關系的重民思想。但仍然改變不了其階級本質。《詩經》云：“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充分揭示了統治階級個人專制的思想。國即君，君主對國家享有絕對的所有權和支配權。

盡管從實質上說，中國古代法治實為人治，法律只是統治階級統治工具。但從形式上看，中國古代法治的推行對于促進中國封建社會進步，推動中國古代文明，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中國古代法治切切的說是啟蒙于“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代。這一時期也是社會由奴隸制社會轉型于封建社會的大轉變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牛耕開始普遍推廣，“私田”大量出現，動搖了奴隸社會的經濟基礎——井田制，由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以周天子為首的王室日益衰微，致使“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以此同時，思想界卻異常活躍，社會進入了一個由“學在官府”到“私學”大興，“百家爭鳴”的新時代，出現了儒、法、墨、道等的大論戰，形成了“禮治”、“德治”、“人治”與“法治”的對立。法治思想正隨著一股一股的改革潮流迅速的成長。

在這些法家的鼓吹下，法治思想逐漸走向歷史舞臺，充當了主角的角色，成為了鞏固政權的有力工具。秦國統一，秦始皇以法家思想為主導，一方面采取各種措施加強中央集權；一方面大力排擠其他各大學派，焚書坑儒，殘殺儒生。此時法家思想達到頂峰。“法治”達到登峰造極的地位，同時也為中國古代法治埋下了一粒生機勃勃的種子。此后的漫漫封建社會長夜里，“法治”從來就沒有真正地退出過歷史的舞臺。

中國古代法治雖然從實質上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但作為歷史中上演的主角，它是順應社會發展的潮流的，而且對當今社會問題的思考有著深刻的借鑒作用。它不僅僅是推動了中國幾千年來的文明發展，而且也將會有助于推動中國現代的文明

第四篇：淺談儒法道墨教育思想的異同

淺談儒、法、墨、道四家教育思想的異同

摘要：儒、墨、道、法家思想是春秋戰國時期產生的適應當時社會的思想，分別由孔子、墨子、老子、韓非子創立并得到發展。一定的社會孕育一定的思想，且具有一定的相同點和必然的不同點。本文將主要采用文獻法，從教育目的、教育內容、教育作用來闡述儒、法、墨、道四家教育思想的異同。

關鍵詞：儒、法、墨、道的教育思想；比較異同

一、儒、法、墨、道四家教育思想的相同點

（一）從產生背景來看，儒、墨、道、法家的思想都是在社會動蕩且四分五裂的春秋和戰國時期產生的；

（二）從內容來看，這些思想無疑都是孔子以及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及莊子，和韓非子的對治理國家的各自的態度；

（三）從產生的作用來看，都是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作用。

二、儒、法、墨、道四家教育思想的不同點

（一）關于教育目的：

1、儒家：孔子辦教育的目的在于推行其政治主張，在政治上主張舉賢才，在教育上主張培養“君子”“圣人”“賢人”或“君子儒”“大丈夫”“大儒”等，著力培養德才兼備以德為主，能為實現德治、仁政、禮治的理想而奮斗的人才。

2、墨家：造就“兼士”的教育目的論，主張培養“兼士”“義俠”等，認為要實現“兼相愛，交相利”，只有培養能“以兼易別”的“兼士”，才能建立一個“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的“公平合理”社會。

3、道家：主張培養“上士”“隱君子”“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道家強調“道法自然”即回到自然中去，過者“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方能體悟自然之道。

4、法家：主張培養“耕戰之士”或“智世能法之士”，主張以法治國，反對儒家的“仁義道德”和墨家的“兼愛”等說教，也反對道家的“恍惚之言、恬淡之談”。要求教育也“服之以法”，以培養“法術之士”為教育目的。

（二）關于教育內容

1、孔子重視道德教育，主張以道德教育為主，以“六經”為主要教材。墨子與孔子一樣重視“德行”，也講《詩》《書》但全盤否定了《禮》《樂》的價值。墨子十分重視武藝、科技的教育。還注重辯論學、邏輯學。這說明墨家的教育內容大大突破了儒家的“六經”的范疇。

2、墨家的教育內容大致可分為兩大部分：一是中國古代文化知識，二是實用知識和技術。其教育內容為我國科技發展史和科學發展史寫下了極為難得的光輝篇章，他們在科技方面的創造，不僅在中國每就在當時的世界科技發展史上也居于領先和突出地位。

3、法家的教育內容突出了“法”，“以法為教”、“以吏為師”，重視“耕戰”和軍事教育，以提高人民的實際作戰能了為主。

4、道家的教育內容不同于儒、墨、法家。道家沒有書本教材，主張回到古樸的原始自然狀態，因此道家主張以“天道”為其教育內容。，要求人們聽憑自然、順應自然。

（三）關于人性論及教育作用

1、儒家：孔子是儒家的創始人，他的所提倡的社會規范思想是“禮”，其核心是“仁”；孟子是孔子之道的忠實捍衛者，他提出了“性善論”，包括“仁”、“義”、“禮”“智”四個“善端”；而荀子則主張人性惡，認為人的惡性本身是無法根本改變的，但是可以用“偽”來抑制人的惡性而使之歸于善；荀子和孟子的人性論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們都是對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之人性論的發展。

2、墨家認為人的本性是“素絲”。“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也變”。認為人沒有先天的思想意識，只有一種可塑的素質，一切知識和道德觀念都是后天的環境與教育的影響造成的。墨子提倡“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即墨子的社會整合方案是“兼愛”，社會控制方案分別為“天志”、“明鬼”、“尚同”，社會平等的思想是“尚賢”。

3、道家的人性論是一種自然的人性論。人是“無知無欲”“無識無情”的,一切聽憑自然的安排,一切人為的東西都是錯誤的,包括教育。一切智慧和道德只有害處，沒有好處，教育的作用只能加速對人性的背叛，加重社會的紛爭。教育是多余的。

4、法家認為人性是自私的，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商鞅認為凡人都是貪怕死、好逸惡勞的。只有嚴刑峻法，才能使惡人就范。教育作用的發揮應建立在“因人情”的基礎上，他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故禁令可立，而治具矣”。

我們國家現在充分將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相結合，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依法治國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思想，也是對儒家和法家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參考文獻：

【1】胡金平主編.中外教育史綱[M].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0 【2】周龍.儒法道三家法律思想之比較[J].青海社會科學,1996,03:104-108.【3】喻中.儒法道三家思想之“要旨”[J].人民檢察,2012,19:49-50.

第五篇：王軍儒思想工作總結

思想工作總結

隴縣第二高中

王軍儒

思想工作總結

我叫王軍儒，男，漢族，中共黨員。1973年4月出生。1992年7月陜西省鳳翔師范學校畢業后參加教育工作，1999年12月取得漢語言文學本科學歷。2007年2月被被寶雞市職改辦授予中學一級教師技術職務，2007年9月調入隴縣第二高級中學任教，現擔任高三語文教學及班主任工作。

任現職以來，一直擔任語文教學工作和班主任工作，憑著自己對教育事業的摯愛和對學校教育教學工作的不懈追求，認真執教，潛心教研教改，盡職盡責，出色完成了各項教育教學工作。2008年至2014年間曾先后榮獲“優秀班主任”“優秀教師”“優秀共產黨員”“課堂教學創新大賽”優勝者等稱號。任現職以來，自己撰寫的教學教研論文在《教師報》、寶雞市教育局主辦的《會刊》、《輝煌六十年》、“高中新課程教學與課程改革”中發表（或獲獎），指導學生在第14、16屆“語文報杯”全國作文大賽中獲省級一等獎。2011年獲得教育系統工作人員考核優秀等次； 2011年參加中學一級教師崗位職務培訓，取得合格證；先后參加并取得計算機一級和二級、新課程、心理健康培訓、公需課培訓、師德與安全教育培訓等合格證。

一、加強學習，提高思想素養

任職以來，我能自覺參加政治理論學習，堅持集中學習與業余學習相結合，保證學習時間，明確學習任務，注重學習實效，堅持做學習筆記，撰寫心得體會，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武裝自己的頭腦。平時，堅持讀書看報、收看新聞，關注國際形勢，關心國家的發展和進步，不斷提高自身政治覺悟和思想素質。熱愛黨、熱愛祖國，忠誠人民教育事業，熱愛教師工作，政治立場堅定，思想覺悟高，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態度明確，在思想上始終和黨保持一致，愛崗敬業，樂于奉獻，團結同志，待人熱情、樂于助人。平時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以飽滿的熱情積極投身教育教學活動，工作努力，上進性強。能積極參與師德師風教育活動，遵守職業道德規范，無違法亂紀事件發生，受到師生的一致好評。

二、勤奮敬業，專心教育教學

自己刻苦學習教育教學理論，加強對課程標準、教材、教法、教改動態等方面的學習和研究，熟練掌握學科知識體系和教育教學方法，把握教材重點、難點和關鍵，通過觀察、訪談、問卷等形式了解學生心理特點和認知規律，經常征求和請教同科目老師的意見和建議，精心設計和組織教學，積極開展課堂活動，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和參與意識，師生的交流互動，反饋矯正，力求做到課課有特色，節節有實效。

2001-2007年在隴縣職教中心工作，任教研組長、班主任兼語文教學。能根據所學新課程理論和學生的特點改進教法，指導學法，努力提高教學水平和業務能力，教育成效顯著，教學成績優異，2次獲得縣教育局頒發的高考優勝獎。

2007年9月調入二中后，一直擔任語文教學并多次擔任班主任工作，能以工作大局為重，積極進取、開拓創新，研究新課標，不斷適應新的教學環境，教學成績優異，2008年獲得縣級聯考高一年級教學質量評估優秀獎。尤其在二中高考當中，勇于拼搏，敢于挑戰，超額完成既定的目標任 務，為二中近幾年高考取得優異成績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三、潛心教研，提高教學效率

在多年的教學過程中，堅持向教研要效率，向教改要質量，積極參加新課程培訓，參與課題研究，積極承擔教改實驗項目，用新的教育理論和教育思想來武裝自己，不斷探索課堂教學模式，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提高教學效果。

面對不同的學生，不斷的教材和教法，刻苦學習教育教學理論，探究教學方法和教學藝術，堅持寫教學后記、教學札記，不斷反思自己的教學，研究教法，體察學情，積極撰寫教研論文，2007年撰寫的論文《在不斷努力中成長》榮獲寶雞市“教師成長論壇”征文評選一等獎并在由寶雞市教育局、寶雞市教育學會主辦的《會刊》2007年第10期發表；2009年撰寫的《江蘇省高考語文命題對我校高三語文教學啟發》在寶雞市“高中新課程教學與高考改革”征文中獲得二等獎；自己撰寫的《如何提高文言文課堂教學的有效性》在2012年3月22日《教師報》發表。

積極參與校本教研，編寫校本教材《古詩詞賞析》、《高中生應用文寫作指導》兩部；2013年承擔校級教研課題《文言文教學中高效課堂的探索》并任組長。編寫的研討式教學設計多次獲得組內老師稱贊。指導學生參加過各種征文比賽，并在14屆、16屆“語文報杯”全國中學生語文寫作大賽中榮獲寫作指導省級一等獎。積極參與校文學社刊物《楊帆》文學社編輯與組稿及社團活動，指導學生撰寫發表作品，提高學生寫作能力。

四、注重研究，做好育人工作

在教育教學工作中，我十分注重對學生理想、興趣、知識基礎等方面的研究，根據實際情況，設計分層實施，分類推進的德育方案，將學生全身心都吸引到教育教學活動中，在潛移默化中幫助學生成長。在班務工作中，以情感為橋梁，了解學生實際情況，幫助貧困學生，溝通師生心靈，通過談話、家訪、輔導等手段轉化差生、培養名生，促進班級整體發展。帶領學生積極參與各項活動，不斷增強班級凝聚力和集體榮譽感，加強班級的制度管理，注重學生干部的選拔和培養，充分發揮學生干部的作用，加強家校聯系，形成勤奮、團結、拼搏、創新的班風，扎實、穩步、有效地搞好班務工作和育人工作。所帶班級多次被評為優秀班級體，個人也多次被評為優秀班主任，并在班主任工作會上作了經驗交流。

總之，經過自己不懈的努力，順利完成了承擔的教育教學任務，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這些已成為過去，今后還需付出更多的辛勤努力，不斷克服缺點，彌補不足，使自己不斷進步。

王軍儒

2014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