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現階段我國的貧富差距及其治理對策

現階段我國的貧富差距及其治理對策

摘要：當前我國社會進入矛盾多發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還面臨許多社會矛盾和挑戰，實際上進入了社會矛盾多發時期。而其中，貧富差距就是一個眾多社會矛盾之中的一個。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給我國社會的穩定產生了許多不利影響，引發了很多的矛盾。因此，正確認識現階段我國的貧富差距并探討出相應的治理對策是一項緊迫的任務。

關鍵詞：貧富差距 現狀

治理對策

我國現階段的貧富差距現狀

現階段，“中國不同人群之間收入分配差距急劇拉大，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也是當前國內外人士所普遍關注的一個重大經濟與社會問題”，并且“中國社會貧富差距早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社會藍皮書：2011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2011版)》指出“十一五”期間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10%，尚低于同期GDP增速，且城鄉收入差距、地區收入差距以及社會階層收入差距將持續拉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

二、區域間兩極分化加劇，東西部差距有擴大的趨勢。

三、不同行為的職工收入差距過大。

四、城市、農村內部以及區域內部貧富差距拉大。

由此可見，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形勢十分嚴竣。那么，我國的貧富差距趨勢為何會日益明朗化、擴大化呢？

一、自然原因與歷史原因。我國的自然資源相對不足，在農村、城市以及區域間甚至區域內部的生態條件相對懸殊，并且歷史發展過程中造成各地的社會結構、經濟發展上水平的差異。這些原因都成為貧富差距的潛在原因。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

1、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還沒有建立，缺乏分平競爭的平臺，行業壟斷頻繁發生。

2、在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中，非法收入已成為現階段拉大貧富差距的一個重要原因。主要的非法收入有：貪污腐敗、行賄受賄、權錢交易帶來的巨額的租金、流失的稅收以及流失的國有資產等。

3、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正是形成如此之大的城鄉貧富差距的體制原因。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阻礙了資金、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自由流通，這使農民與城市居民在各方面都存在較大的差別。另外，城鄉投資顯然不平衡。“城鎮一直是國家投資重點，對農村的投資長期明顯少于城市，而農村只有依靠自我積累，才能進行相應的建設，造成農民享受不到與市民同等國民待遇和機會，成為‘二等公民’，這既導致農村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發展嚴重滯后，又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減少了農民的收入，加劇了城鄉發展的不平衡。”[2]

三、國家宏觀戰略在執行中的缺失。我國改革開放后政府實行的是“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動后富的”政策，“將效率原則和效益目標放在區域經濟布局和發展的優先地位，制定并實施東部地區優先發展的非均衡發展戰略。”[3]但在實施過程中，先富帶動后富的戰略思路沒有得到很有效的貫徹執行，導致了區域間差距的擴大。

四、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我國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但在按勞分配中，由于勞動者的個人天賦與勞動能力的差異，勞動分工的不同，按勞分配已引起了分配上的不公平。在按生產要素分配時，盡管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一部分人的收入，但是卻由于各社會成員所掌握的財富與社會資源的不同，形成了“馬太效應”——窮人更窮，富人更富。因此，“按生產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作為兩種完全不同的分配方式，這正是當前中國人之間收入分配拉開的主要的基本的原因”。[4]

五、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是造成我國貧富差距加大的重要原因。“社會保障是現代國家最重要的社會經濟制度之一。”[5]但現階段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很不完善。存在覆蓋范圍窄、保障水平低、法律不夠健全、監察執法等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其平衡收入再分配、縮小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的功能顯得較薄弱。

現階段我國的貧富差距的治理對策

當前我國社會進入矛盾多發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還面臨許多社會矛盾和挑戰，實際上進入了社會矛盾多發時期。而其中，貧富差距就是一個眾多社會矛盾之中的一個。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給我國社會的穩定產生了許多不利影響，引發了很多的矛盾。可見，怎樣控制甚至消除過大的貧富差距是當前社會的緊迫任務。

一、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當前，要深化市場改革，建立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須做到以下幾點：

1、打破行業壟斷。對新興產業采取扶植和保護政策不能成為行業壟斷的理由，凡可以由市場做得更好的行業要堅決清除市場準入壁壘，擴大市場競爭。

2、建立平等競爭、自由流動、統一開放的市場，特別是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消除城鄉間的就業歧視和擇業差別，使勞動者能夠根據自身的利益追求和特長自主擇業，形成資源合理配置的局面。

3、要完善市場規則，構造競爭機制，整頓流通秩序，強化市場管理，取締非法經營活動，打擊非法手段牟取暴利。

二、完善分配制度。首先必須完善分配制度，理順分配關系，調整和規范國家、企業和個人的分配。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既要提倡奉獻精神，又要落實分配政策，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懸殊。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加大稅收調節力度，強化高收入人群稅收監管，改變工薪階層成為納稅主體的現狀。規范分配秩序，合理調節少數壟斷性行業的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三、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當前作為保障體制中堅的社會保險制度本身具有缺陷。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須要建立好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等，為不斷縮小低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之間的貧富差距提供制度保障。還應該擴大保障種類，建立醫療、住房、就學救助等保障體系，多渠道籌集和積累社會保障基金，為弱勢群體提供保護，從根本上解決好各利益群體的利益平衡。“以‘補償原則’為基準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使勞動者普遍享有增長成果分享權。”[6]

四、打擊權力腐敗，有效遏制貧富差距。建立有效的行政監督機制,對腐敗行為要綜合利用經濟、政治與刑事處罰手段,進行嚴厲的法律制裁,加大打擊力度,取締其非法收入,以縮小貧富差距,緩和階層矛盾。

貧富差距是世界性關注的問題,我們要理性而正確地看待。我們不僅要認識到貧富差距存在的合理因素,還要認清它給社會、政治、經濟、階層關系帶來的不利影響。我們必須要采取適當的措施,適度地減小貧富差距,更重要的是,要解決好由于貧富差距所引起的各階層的利益摩擦和矛盾,協調好各利益群體關系,保持社會的穩定,實現社會的公平。

參考文獻：

[1] 張靜.論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原因及解決途徑[J ].泰山學院學報.2006，（3）[2] 顧荷娟.淺析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及對策[J].張家口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8(3)[3] 顧荷娟.淺析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及對策[J].張家口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8(3)[4] 張靜.論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原因及解決途徑[J ].泰山學院學報.2006 [5]謝靜，論中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原因及對策.[J] 首都師范大家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增刊

[6] 張靜.論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原因及解決途徑[J ].泰山學院學報.2006

第二篇：我國貧富差距現狀及對策分析

09學年《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實踐論文

我國

貧

富

差

距

現

狀

及

對

策

分

析

信息技術系 05級4班 沈珊珊（2047）

[論文關鍵詞]貧富差距 現象 影響 原因 對策

[論文摘要]貧富差距問題是全球許多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會出現的問題，我國自改革開放后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并日趨嚴重的現象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普遍關注。我們應該針對貧富差距的現狀提出相關對策來縮小我國的貧富差距。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社會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社會結構也在發生急劇的變化。平均主義的局面逐漸被打破，居民收人分配差距越來越引起社會的關注，中國已由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一個貧富差距過大的國家。

一、貧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國貧富差距現狀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確認識貧富差距的概念。貧富差距是指由于各個社會成員所處的具體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環境不同，而形成的實際占有社會財富的差距。它表現為一定量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貧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兩部分。[1]前者主要屬于經濟問題；后者用個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養、知識產權、社會知名度等來表示，通過一定時期各種社會關系諸如個人的社會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狀況等的綜合反映，主要屬于社會問題。

二、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分析

改革開放30 年來, 我國居民生活的總體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但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相關研究表明，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5（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所占收入和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人和消費的份額高達50%）,我國已經是世界上40個收入分配基尼系數超過國際警戒線的國家之一。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由意大利經濟學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數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預警兩極分化的質變臨界值，所以是衡量貧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來說，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據此，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國際警戒線。今年來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的基尼系數還在攀升。貧富差距在我國的表現如下:

（一）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擴大化趨勢。最近，中國社科院在發布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08）》其中指出，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出現全方位擴大。在過去的十幾年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額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數據顯示，1978年至2007年間，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實際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加了

7.3倍。但1990年以來農民收入的增幅明顯低于城鎮居民，二者之間絕對額的差距逐年擴大。2007年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2]

（二）除了城鄉之間，我國各行業之間收入差距也在明顯加大。由于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夠健全、市場競爭機制不夠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國家政策的相關保護，從而導致行業壟斷現象仍然存在。當前，壟斷行業主要包括電力、電信、民航、鐵路、石化、金融、保險、煙草、煤炭、房地產等部門。這些壟斷性行業憑借壟斷經營的特權及國家政府的特殊保護，與其他行業進行不公平競爭，從而取得高額壟斷利潤，使行業間差距不斷擴大。最近，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作出的一

份評估報告指出，在北京，高收入行業職工工資增長速度快于低收入行業，將兩者差距進一步拉大。報告舉例說，證券業、航空運輸業、銀行業等行業的職工年薪能達到10萬元以上，而紡織業、農業、文體用品制造業等行業的職工年平均工資卻低于2萬元。[3]

（三）區域間貧富差距擴大。區域間的貧富差距主要表現在東部和西部之間的貧富差距。據國家統計局數字表明，1999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10732元人民幣，西部地區為4302元； 到2005 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22200元，西部地區為8970元。6年間，東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擴大到13230 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個省市自治區GDP總和不到人民幣4萬億元，約占全國GDP的17%； 而東部地區GDP達到2萬億元的省份就有3個，其中江蘇省為21500億元，山東省為22000億元，廣東省為25000億元。從這一組數據不難發現東西部之間的差距的明顯。

三、造成貧富差距的原因

1．分配制度的改革加劇了貧富差距的擴大。我國現階段實行的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種分配制度克服了以往平均主義的弊端，能夠從物質利益上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同時還有利于發揮各種生產要素的作用，充分配置有限的資源，有利于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由于各類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按貢獻進行分配，而其中資本這項要素總是得大頭。這樣，在勞動收入大體均等的情況下，收入差距主要因資本要素占有者財產性收入高低而拉大。

2．壟斷致富。壟斷行業中的企業憑借對關鍵資源的獨自擁有或政府賦予的排他性地生產某種產品的權利，在產品市場或者要素市場上具有獨自決定價格的能力，它們可以不用平等地參與市場競爭，借助自身的壟斷優勢獲得高額壟斷利潤。這些壟斷利潤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會轉化成為該行業在崗職工工資，從而導致壟斷行業的工資水平高于其他行業。

3．非法暴富。我國已有富豪階層出現，他們的人數不多，集中的財富占了全國居民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這些富人中相當部分是靠勤勞致富的，然而不少人主要是通過非法手段取得的。他們走私販私、制假販假、集資詐騙、偷稅漏稅，更有甚者，置黨紀國法于不顧，以權謀私、做權錢交易，搞“腐敗經濟”，看看當前的腐敗問題，很多都與經濟金錢有關。而這些不正當手段得來的財富，必然加劇貧富差距。

4．稅收體系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個人所得稅在調節社會收入分配方面能夠發揮獨特的作用，但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還不夠完善，個人所得稅所需要的征管條件還不完全具備。另外，目前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存在著覆蓋范圍比較窄、保障程度低、制度不完善等問題。我國社會保障體系是建立在城鄉二元化隔離的基礎之上，造成了城鄉社會保障的巨大差別。這種缺乏覆蓋城鄉全體人民的公正合理的社會保障體系，實際上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四、解決當前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思考

從當前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現狀來看，雖說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尚未達到兩極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就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矛盾和問題，甚至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和安全，所以應采取相關措施縮小我國的貧富差距。

（一）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促進就業機構的調整。從目前來看，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消除城鄉之間在居住、就業、社保、教育、醫療、稅收、財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導農村富足勞動力有序轉移。[4]為此，應大力實行戶籍制度改革，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徹底消除城鄉壁壘，疏通人口城鎮化的渠道，通

過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村人口流動，促進城鄉勞動力的合理分工。同時，要優先發展金融業、電信業、保險業等與農村工業發展有較大關聯的第三產業，為小城鎮建設服務。

（二）打破行業壟斷，縮小行業收入差距。政府應采取措施降低非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程度，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從而消除或減輕行業之間的不公平交易，縮小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通過立法來限制、減少市場壟斷，堅決反對壟斷價格行為，打擊不正當競爭。另外，考慮對某些個人收入明顯高于其他行業的壟斷性行業應征收壟斷稅。在稅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業、困難行業的發展，保障其職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控制收入差距于適當的范圍之內必須兼顧效率和公平。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上報告中承諾縮小中國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他說，“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還強調，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充分發揮稅收對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要制定合理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和累進稅率，還應征收遺產稅、高消費稅等。還要通過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農村的發展。

（四）完善社會主義保障體系，保持社會穩定。[5]要堅持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和醫療制度，進一步完善失業保險制度，完善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健全農村醫療保險、社會保險制度，以促進農村的穩定和發展。市場機制追求效率，社會保障則應更加注重公平。通過社會保障有效地實施再分配，使人民群眾都能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構建共同的社會利益基礎，才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保持社會穩定，實現社會和諧，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

（五）鼓勵發展慈善事業，形成三次分配格局。有學者把“慈善事業機制”稱為“三次分配”機制。要縮小財富差距，就應當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講效率，就是要讓那些有知識、善于創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勞務報酬，首先富裕起來；二次分配要講公平，政府應當利用稅收等手段來幫助弱勢群體，建立全面、系統、適度、公平和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三次分配要講社會責任，富人們應當在自愿的基礎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財富，幫助窮人改善生活、教育和醫療的條件。另外，對于熱心于慈善事業的企業，政府應該在稅收和投資項目的立項審批等方面給予優惠和照顧，從而鼓勵更多的企業家參與慈善事業，回報社會。

五、縮小我國貧富差距的對策

1.調整收入分配政策，注重初次分配的公平。初次分配是在全社會各種微觀單位內部分散進行的分配。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的數額要比二次分配大得多,初次分配的大格局一旦確定下來,二次分配很難從根本上改變,只能通過財政收支和轉移支付手段在局部或一定環節上作出調整和修正。因此,初次分配就要注重公平。要逐漸提高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勞動要素報酬水平,提高勞動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工資在成本中的比重。

2.改革稅收制度，發揮稅收在調節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一是加強個人所得稅的征管。隨著經濟的發展,政府應及時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降低中低收入群體稅收負擔,相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對高收入者實行累進稅率,并通過轉移支付的形式,向貧困地區、弱勢群體進行有目的、有計劃的援助。二是改革完善財產稅。應盡早開征遺

產稅、贈與稅、物業稅。對于一些高收入群體的奢侈消費項目,如高爾夫球、桑拿、健身等,可以考慮開征特別消費稅。

3.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當前的重點是盡快建立對困難群體的利益保障機制，盡快制定和實施《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辦法》和《失業保險條例》，進一步加大對困難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幫助困難企業解決社會保險金和醫療費等的拖欠問題。加緊研究《企業工資條例》,對工資的確定原則、依據、拖欠工資等違規行為處罰力度等作出明確規定,保證低收入者的收入受法律保護。充分發揮群眾團體和慈善基金會、紅十字會等民間組織的作用,形成多層次的社會救助機制。

4.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監管力度。壟斷企業憑借對資源和市場的控制,通過壟斷價格形成高額壟斷利潤,從而維持了本行業的高收入水平,這種現象很不公平。我們要加強對某些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監督和管理，引進競爭機制和競爭主體,打破行業壟斷。通過《反壟斷法》來有效地約束壟斷經營行為,對壟斷企業的定價權實行嚴格監督,對某些自然壟斷行業實行高于一般行業的稅率,使其獲得的超額利潤收歸國有。

5.堅決取締各類非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充分運用法律手段,打擊各種違法經營活動,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特別要加大對腐敗行為的懲治力度，強化對掌握權力和掌握公共資源的公務人員和機構的監督和約束,鏟除腐敗,緩解收入分配領域的矛盾。依法嚴懲侵吞國家財產及以偷稅漏稅、權錢交易等非法手段謀取私利的一切腐敗行為。

6.創造平等的教育和競爭機會。治貧的主要手段是教育，要加大對貧困地區教育的投入，給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機會，提高他們的生產能力。同時，打破生產要素流動壁壘，促進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打破城鄉壁壘，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讓他們更多地參與市場競爭，給予他們平等待遇，讓其分享到更多經濟增長的成果，這才真正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

7.加快西部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步伐，縮小地區經濟差距。國家應加大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加強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鼓勵外地投資者到中西部投資，通過各種形式增強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實力，以經濟發展帶動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長，縮小與東部發達地區居民收入的差距。

參考文獻

[1]高佳，當前我國貧富差距問題探析[D]，江蘇，江蘇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2007:6

[2]劉佳，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出現擴大 17年間增加12倍[N]，北京商報，2008-10-16

[3]郭愛娣，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收入比3.33∶1[N]，京華時報，2008-08-29

[4]朱光磊，中國的貧富差距與政府控制[M]，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2002

[5]李中華，透視現階段貧富差距的拉大[J]，求索，2005(3): 25-27

[6]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R].2007年10月

[7]林毅夫:以初次分配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J].黨政干部文摘,2007(6)

[8]林彬:由基尼系數引發對中國現今貧富差距問題的思考[J].現代商業,2007(17)

[9]于猛:縮小我國居民貧富差距的對策研究[J].商業經濟,2007(11)

第三篇：現階段我國反腐敗的對策分析

文章標題：現階段我國反腐敗的對策分析

在嚴厲打擊腐敗犯罪的同時，加強對腐敗行為的防治，是黨和政府的一貫主張和要求。綜觀世界各國反腐倡廉、懲治腐敗的措施，不外乎治標和治本兩大類，只是根據不同時期、不同情況而有所側重。懲治著眼于對腐敗的打擊，重在治標；預防則重在防患于未然，立足于治本。

分析我國當前反腐敗對策，重在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反腐敗的整體戰略，逐步實現三個轉變：一是由被動防御向主動進攻轉變；二是由權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轉變；三是由事后監督向事前、事中監督轉變。

第一節構建教育、制度、監督三者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建立健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要求，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的第三部分，專門對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深入推進反腐倡廉工作，做了精辟的闡述。200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這標志著我們黨和國家反腐敗斗爭特別是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如何建立健全好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

一、教育是基礎

立足教育防范，加強事前監督，做到“以德治權”。注重道德教化，是自古以來一直被視為反腐防腐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如管仲倡導“修以成廉”，孔子把“欲而不貪”作為從政的美德。教育的意義在于塑造健康的人格、積極的生活態度和良好的職業道德，使他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榮辱觀，形成以廉為榮、以貪為恥的良好社會風尚。

（一）豐富教育內容，增強時效性

首先是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對黨員干部，加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艱苦奮斗等優良傳統的教育，使之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權力觀，從思想上筑起拒腐防變的堤壩，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應該注意聯系實際，用正確的意識形態主導社會思想陣地，用科學的理論武裝國家公職人員的頭腦，以提高其政治思想素質，保持明確的政治方向，堅定的政治立場和清醒的政治頭腦，增強其堅持政治原則的意識和分辨是非的能力。

其次是加強職業道德教育。職業道德是思想教育的延伸，當前對公職人員的職業教育，在內容上應突出對依法辦事、文明執法、清正廉明、服務人民、忠于職守、獻身事業等行為要求和精神的強調，有重點地進行職業理想教育、責任心教育、道德修養教育、黨風黨紀教育和紀律教育。道德素質的提高有助于克服失職瀆職現象的發生，而職業道德加強有助于逐漸減少公職人員腐敗犯罪的現象。

再次是加強法制教育。提高法律意識有利于反腐敗，不僅應組織公職人員學習與本部門行業單位工作業務有關的法律法規，更應學習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公務員法以及其他相關法律，同時還應進行黨紀、政紀、行規、工作制度、工作紀律、職業紀律等教育。

（二）找準教育對象，突出針對性

要督促領導干部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牢記“兩個務必”，自覺經受住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條件下長期執政的考驗。領導干部的廉政狀況及其模范作用直接關系到一個地區、單位或部門的風氣，關系到黨在群眾中的影響，這就要求領導干部樹立服務意識、表率意識、責任意識、管理意識、公正意識和廉政意識。對領導干部的教育搞好了，既有利于遏制領導干部自身的腐敗行為，也有利于領導干部自覺、主動地遏制和查處其下屬腐敗行為，而不是充當其下屬腐敗行為的保護傘。

（三）創新教育方式，體現多樣性

在教育內容上要突出針對性。對共性問題進行專題教育，對各個時期易發問題開展疏導教育，對已經發生的問題進行警戒教育，在教育時機上要突出超前性。注重預防腐敗行為的發生。在教育形式上要突出形象性和層次性。要將宣傳月教育與經常結合起來，將組織教育與自我教育結合起來，將書本教育與示范性教育結合起來，將理性教育與警示教育結合起來。在教育效果上要突出目的性，對公職人員進行教育目的明確，要講究實效，而不是走過場，在教育頻率上要突出反復性和連續性。

二、制度是保證

推進制度創新，強化事中監督，做到“以法制權”。依靠制度懲治和預防腐敗，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保證。因為，制度周全嚴密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反之，制度存在漏洞可以使壞人有機可乘。要真正形成用制度規范從政行為、按制度辦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機制，就必須加強制度建設，出臺一批必要的法制法規和一批易于操作的實施細則，形成一個制度網絡。在這個網絡下，各個領域都有制度在發揮作用，使領導干部做任何事都必須執行制度規范的程序，使其權力的運行控制在法定范圍之內，無任意的自由裁量權（目前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自由裁量權過大），這樣才能堵塞滋生腐敗的漏洞，鏟除滋生腐敗的土壤。

（一）完善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

創新現有的體制制度，規范權力運作，應重點做到“四個管好”：一要“管好人”，通過對“人權”的制度創新與改革，有效遏制“吏治腐敗”；二是“管好權”，通過對“職權”的科學設置，促進政府職能轉變，清除“權錢交易”的體制機制因素；三是“管好事”，當前的重點是抓好對政府重大建設項目、重大工作事項的“隨機監察、同步審計、重點參與、全程監督”[1]和對土地使用出讓、產權交易、建設項目招投標、政府采購等進行管理方式市場化的改革；四是“管好錢”，進而有效切斷腐敗“尋租”的“財源”。

（二）推進從源頭上防治腐敗制度改革與創新

一是改革創新干部人事制度。要積極推進干部人事工作的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進程，擴大黨員和群眾對干部選拔任用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繼續推選和完善民主推薦、民主測評、差額考察、任前公示、公開選拔、競爭上崗、責令辭職、引咎辭職、任職試用期等制度。

二是改革創新行政審批制度。嚴格執行《行政許可法》，建立行政許可過錯追究制，嚴肅追究過錯責任人和主管人員的責任。

三是改革創新財政、金融和投資體制。要進一步深化收支兩條線管理改革，完善資金轉移支付制度，全面推行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制度，加快建立財政資金績效評價體系，形成財政資金規范、安全、有效運行機制。加快銀行、證券、保險業的改革，建立和完善投資監管體系，改革并加強對政府投資的管理。

四是改革創新司法機制。制定和修改有關法律，完善司法機關的機構設置、職權劃分和管理制度，形成權責明確、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高效運行的司法體制，保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完善訴訟程序，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嚴格執行審判公開制度，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健全司法工作規范和違法司法行為責任追究制度。

（三）改革創新懲處制度，增大腐敗風險

目前，我國社會腐敗行為成本低，風險系數小，且常常出現反腐敗的“呆賬”，腐敗分子大多有僥幸心理，因此，要徹底開展反腐敗斗爭，必須增大腐敗分子搞腐敗的成本和風險。

一是增加腐敗被發現的概率。首先，真正嚴格實行領導干部經濟責任審計制；其次，借鑒國外政策設計，獎勵那些掌握腐敗證據者能站出來的人，提高對腐敗的舉報率和偵破率。腐敗最終能否被揭露和偵破，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內部人”是否愿意舉報、指證或作證，這就需要非常巧妙的政策設計，如重獎公共機構內部的“吹哨者”等。

二是加大對腐敗分子的懲罰力度。我國目前查處官員腐敗案件的主要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八章中關于貪污賄賂罪的規定，還沒有一部專門的反腐敗法，這給腐敗行為的界定、分類、量刑都帶來一定困難，況且《刑法》對貪污罪的處罰具有很大的彈性，這就給犯罪分子留下潛在的空間，使其有可能通過各種關系而逃避法律的懲罰。因此，加大對腐敗分子的懲罰力度，其內容至少應包括：經濟上實行重罰，法律上嚴厲懲處。實行重罰（經濟處罰）重處（法律、黨紀、政紀處罰）同時并用，使犯罪分子在政治上、經濟上得不到任何好處。當前應盡快完善反腐倡廉相關法律和規范國家工作人員從政行為制度。加快廉政立法進程，研究制定反腐敗方面的專門法律。修訂和完善刑法、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制度，完善對違紀違法行為的懲處制度。抓緊制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國家行政機關公務員行政處分條例》的配套規定和黨紀政紀處分的相關制度，制定和完善對損害群眾利益行為的責任追究辦法，探索和完善辭職、辭退、免職、降職、降薪、任職等有關規定，完善違紀違法財物沒收追繳責令退賠的規定等。

三、監督是關鍵

構建制約機制，強化內外監督，做到“以權制權”。腐敗是一種權力失控癥，它的實質內容就是公共權力私用，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權力是一把“雙刃劍”，正確行使會造福于民，濫用權力就會成為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和制約，以經常性的、強制性的“他律”手段去規范干部的從政行為，以促進其“自律”意識的形成和強化。要堅持以管錢、制權、用人為主線，把監督滲透于人、財、物管理、使用、調配的全過程，堅持以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為重點，緊緊抓住易于滋生腐敗的重點環節和重點部門，綜合運用多種監督形式，發揮綜合威力，將監督貫穿于權力運行的始終。

（一）明確監督對象，突出監督重點

監督的重點對象是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特別是各級主要領導干部。領導干部必須認識到加強監督既是黨組織對自己的嚴格要求，更是對自己的關心和愛護，從而增強虛心接受監督的自覺性。領導班子議事規則落實情況、重大決策通過情況、重要干部任免情況、重大項目安排和大額度資金使用情況、民主生活會的開展情況以及領導干部個人重大事項報告、述職述廉、民主評議、談話誡勉、回復組織函詢等制度的執行情況等都應當處于經常性監督之下。尤其對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財政資金運行、國有資產和金融的監管三個重點環節必須加強監督。

（二）整合監督資源，形成監督合力

一是改革創新黨內監督制約機制。嚴格按照《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的規定，積極探索黨的代表大會在閉會期間發揮監督作用，以及黨的委員會發揮監督作用的途徑和形式，保障黨員有效行使監督權。首先要進一步完善黨內批評、民主生活會和民主評議黨員制度，使每一個黨員都有充分的權利和保證，可以及時地、毫無顧忌地批評上級機關和領導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其次要建立健全黨內舉報制度，為黨員行使揭發檢舉權提供順暢的渠道和嚴密的保護措施；第三要建立健全黨內彈劾罷免制度，使黨員的要求罷免權得到落實；第四要改革和完善黨的紀律檢查體制，紀律檢查機關對派出機構實行統一管理，充分發揮黨內專門監督機關的職能。

二是改革創新人大監督機制，以權力監督制約權力。要通過審議重大決策事項、執法監督和選舉、彈劾、罷免等手段，有效地對同級“一府兩院”的工作及其工作人員進行監督制約。“二十年磨一劍”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于2006年8月27日十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此舉有力地推動了人大監督躍上了一個新臺階。各級人大應早日建立監督常設機構，專司監督職能，使立法監督制度化、經常化。建立社會監督員制度，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進行全方位的監督。

三是支持和保證政府專門機關和司法監督。強化行政監察職能，保證政令暢通，維護行政紀律，促進廉政建設；強化審計監督，逐步推行效益審計，突出對重點領域、重點部門、重點資金和領導干部經濟責任的審計，依法實行審計公告制度；支持和保證監察、審計機關依法獨立開展監督，對拒不執行監督決定的，要依法追究有關機關和責任人員的責任。審判機關要依法審理行政案件，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檢察機關要依法加強對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活動、法院審判活動和判決生效后執行活動的監督。健全公安、審判、檢察機關相互配合的制約的工作機制，加大懲治和預防職務犯罪力度。

四是切實加強社會監督。反腐敗要依靠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參與，這是我國反腐敗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的生命力所在。依法保障人民群眾對黨和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批評、建議、控告、檢舉等權利，擴大群眾有序的政治參與，拓寬對施政行為的監督渠道，建立健全受理群眾舉報違紀違法行為的工作機制，建立利于群眾監督的利益機制。很多腐敗分子“不怕向上報，就怕見登報”，這足以顯示出新聞監督的力量。因此，要盡快出臺《新聞監督法》，用法律制度保證輿論監督的真正實現。

四、三位一體，懲防結合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是由教育、制度、監督及若干個相互聯系、相互配套的子系統構成，包括懲治和預防兩方面功能，是治標和治本的辯證統一。

（一）三位一體，并重并進

教育、制度、監督三者之間雖各有側重，不能互相替代，但又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相互配套、相互促進，三位一體，三者并重，三管齊下，統分結合，統一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反腐倡廉工作的實踐。

首先，教育具有引導性，側重于教化，教育的目的是要解決思想問題，但如果沒有制度和監督，是達不到教育的目的的。人的思想是外界條件在人腦中的反映，制度的不健全、監督的不到位，都是誘發掌權人滋生腐敗的外界條件。教育要用制度加以規范和鞏固，并善于運用監督的成果開展教育，深化教育的效果。其次，制度是保證，制度具有規范性，側重于強制，但許多事實表明，離開教育和監督，其保證作用難以實現，腐敗分子會想方設法尋找制度上的漏洞，鉆制度的空子；離開了監督，制度就形同虛設，這已經被反腐敗斗爭的實踐反復證明了的。制度制訂后要加強宣傳教育，并采取有力措施監督制度的執行，同時要及時根據監督的情況修改和完善制度，保證制度建設的科學性和強制力。再次，監督是關鍵，監督具有威懾性，側重于約束，但監督的前提是必須有制度，沒有制度，監督就沒有依據，失去了監督的標準，監督就成為走形式，黨員干部就會缺乏監督意識。監督要在廣泛深入的教育基礎上開展監督，不搞不教而誅，還要善于將監督的成果制度化，促進制度建設，進一步發揮好監督的標本兼治功能。因此，特別要注重三者“并重并進”，哪一環節都不能少，哪一手也不能軟。

（二）懲防并舉，注重預防

懲治和預防是反腐敗斗爭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兩個方面，有機統一并貫穿于反腐敗斗爭的全過程。懲治是手段，預防是目的。前者是治標之策，后者是治本之策。它們是懲中有防、防中有懲。只有嚴懲腐敗，民眾氣順，社會和諧，反腐敗才有號召力，教育才有說服力，才能為積極預防腐敗奠定良好基礎。也只有積極預防腐敗，關口前移，重在治本，重在建設，從源頭上鏟除腐敗的土壤和條件，減少腐敗的發生率，懲治腐敗的成果才能得以鞏固。

對腐敗分子進行嚴厲懲處，是完全必要的，非如此不足以威懾腐敗分子。但是，懲處不是目的，開展反腐敗斗爭最終是為了消除已經產生的腐敗和避免產生新的腐敗，以保持干部隊伍的純潔性。在反腐敗斗爭的實踐中，要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堅持懲防并舉，絕不可忽視任何一個方面，但是“并舉”并不意味著事事處處在懲治和預防腐敗問題上平均使力，應根據各自實際、面臨形勢、任務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要防范在先，打主動戰，打進攻戰，注重抓腐敗的苗頭、源頭，尤其是對新出現、反復出現、集中出現的腐敗問題，一定要從產生的深層次原因上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找準癥結，及時提出預防腐敗的戰略措施，不斷完善預防腐敗的體系，在堅決懲治腐敗，對腐敗現象和腐敗分子保持高壓態勢的同時，必須注重預防，注重治本，把腐敗現象消滅在萌芽狀態，這才是當前反腐敗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二節用發展的思路和改革的方法治理腐敗

我國之所以有今天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良好局面，無疑得益于發展和改革。解決腐敗問題也不例外，要把發展和改革體現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的各個方面和各個環節。用發展的思想和改革的辦法防治腐敗就是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以改革統攬反腐敗各項工作，把防治腐敗寓于各項重要改革措施之中，在發展中解決滋生腐敗的各種深層次問題。

一、用發展的辦法防治和克服腐敗

反腐敗工作的重大任務艱巨和重要目標，就是緊貼中心，圍繞中心，為中心工作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和堅強的政治保證。用發展的辦法解決腐敗問題，就是要從腐敗現象與經濟社會的普遍聯系和矛盾發展中尋找反腐倡廉的有效途徑和辦法。

（一）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始終抓住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放松，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大幅度躍升，可為反腐敗工作提供充分的物質條件。

物質條件越充分，解決問題的條件越成熟。所謂大發展，小困難；小發展，大困難；不發展，死路一條。因此，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包括腐敗問題的關鍵，必須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豐富的物質文化條件，不僅可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更能推動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的好轉。建立廉潔高效政府是執政黨的追求，更是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歷史和實踐證明，離開必要的物質條件去談反腐敗是一種說教，而用發展的辦法才是防治和克服腐敗的有效途徑。

（二）把反腐倡廉與經濟建設有機結合起來，既可以大力發展生產力，又能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是對黨的建設根本經驗的運用和發展，從而開辟了黨風廉政建設的新思路。

今后抓黨風廉政建設，不是也不可能就廉政建設抓廉政建設，而是必須把黨風廉政建設置身于國家發展的大局中通盤謀劃，通過發展經濟推動廉政建設，又以黨風廉政建設來促進經濟建設。用發展的辦法防治和克服腐敗將極大地豐富黨執政的合法性資源，提高黨執政的合法性程度，從而使我們黨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要把發展的成果作為檢驗反腐倡廉工作的標準，實現反腐倡廉工作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良性互動，使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呈現鮮明的時代特征。檢驗一個地方、一個部門反腐倡廉工作成效，既要看這個地方部門的黨風、政風是好是壞，更要看這個地方部門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否發展了。只有這樣，才能既有利于端正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又有利于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實現反腐倡廉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相互促進。

通過發展完善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項具體管理制度，逐步實現依靠制度管人，依靠制度管事，依靠制度管理國家經濟社會事務，使對公共資源、公共資金、管理崗位、公共投資項目的調配，不因領導人的關注而傾向某人或某一群體，創造和諧的經濟、政治、文化、人際發展環境，解決因國家工作人員心理失衡、社會矛盾加劇產生的腐敗問題，逐步鏟除滋生腐敗的社會條件。

二、用改革的辦法防治和克服腐敗

改革是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預防腐敗的重要途徑。[2]反腐敗問題必須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結合起來，堅持深化改革，創新機制，推進從源頭上防治腐敗的改革和創新。深化改革，是推動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發展，是從根本上解決反腐倡廉突出矛盾和問題的必然選擇。

（一）用改革的辦法防治腐敗，要求我們對中國經濟的轉軌特點有清醒的認識

中國改革選擇的是一條被世人稱之為漸進式、雙軌制為主要特征的道路。漸進式改革使得新舊體制長期并存，在有些方面舊的體制尚未受到觸動，而在另一些方面新體制已經深入人心，體制改革發展的不均衡，特別是政府改革的滯后，以及中觀和微觀層次的制度建設落后于宏觀水平上的體制改革等，凡此種種，都為腐敗行為創造出一種有利可圖的機會結構。

要以改革統攬防治腐敗的各項工作，把反腐敗寓于各項重要政策和改革措施之中。改革是破除一切陳舊觀念，消除體制機制弊端，解決腐敗問題的根本途徑和辦法。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通過深化改革和創新制度，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要大力推進有利于防治腐敗的各項改革，從根本上解決導致腐敗現象發生的深層次問題，不斷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條件。

（二）用改革的辦法防治腐敗，預示著在重大改革措施出臺之際，必須預見到可能出現的腐敗形式并及早采取防范措施

任何一項重大體制改革措施的出臺，都有可能產生新的腐敗機會和腐敗形式，為此，要求即將出臺的改革措施盡可能地縝密完善，以減少誘發腐敗的機會，同時針對可能出現的腐敗形式采取應對措施。這就需要加強決策程序的科學民主，依法行政，做到群眾參與、專家論證和政府決策的“三結合”。

體制改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這一過程中始終存在著大量的從事腐敗活動的機會，舊的腐敗形式消失了，新的腐敗形式又會出現，因此，反腐敗還必須伴隨于整個改革過程之中，需要用不斷深化改革的辦法來解決。

我們一方面必須對腐敗現象的頑固性保持高度警惕，另一方面必須堅定對改革的信念。改革解放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為反腐敗斗爭提供物質基礎；改革堵塞體制機制上的漏洞，為反腐敗創造有利的體制條件；改革通過觀念和體制的創新，為反腐敗斗爭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通過制度的完善，規范權力運行程序，使權力得到制約、分散、淡化，減少腐敗的機會和收益，不斷鏟除腐敗的土壤。用改革防止腐敗，可以起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預防和懲治作用。

第三節尋求國際反腐合作，嚴厲打擊腐敗分子

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軌跡證明，國門徹底打開之初，正是腐敗現象高發之時。加入世貿組織給我國反腐敗斗爭帶來了新的情況和新的問題，既有機遇，也遇到新的挑戰。特別是反腐敗的外向型特征越來越多地顯現出來，東西方文化沖擊帶來的消極影響不能低估，對此必須有清醒地認識。

從國際反腐敗發展趨勢看，腐敗現象已成為許多國家共同關注的一種國際公害，腐敗犯罪越來越呈現復雜化、有組織化、國際化的趨勢。由于腐敗犯罪的跨國、跨地區特點，加之各國法律制度存在較大差異，特別是在管轄權、引渡、司法協助、腐敗資產的追回等方面的種種限制，使得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單靠一國的力量難以有效地遏制腐敗犯罪的滋生和蔓延。鑒于腐敗犯罪這一國際化的嚴峻形勢，迫切需要世界各國之間加強合作，很多國家都強烈要求國與國之間的反腐敗的合作，要求將它擺到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要求國與國之間建立腐敗犯罪數據和情報交換機制及互信合作機制，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反腐敗國際合作途徑，提升打擊和預防跨國腐敗犯罪國際合作水平，將腐敗發展的國際化勢頭打下去。

一、同世界各國建立和完善符合國際引渡法的雙邊和多邊條約

當前，要進一步加強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協作配合，建立健全執法合作，司法協助、人員遣返、涉案資金返還等方面的國際合作機制，加大緝捕境外經濟犯罪逃犯的工作力度，要注意立足社會主義制度和基本國情，注意借鑒國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預防腐敗的有益做法。“追逃難”是當前我國反腐敗斗爭碰到的一個焦點和難點問題。據公安部統計顯示，到2004年底中國外逃的經濟犯罪嫌疑人尚有500多人（其中多為貪官），涉案金額達700億元。除了開展專項行動，我國檢察機關正在研究建立追逃長效機制。入世后，出國的手續越來越簡化和方便，一些巨貪和其他嚴重經濟犯罪分子可能事先就將贓款轉移出境，一旦風吹草動就腳底抹油，溜之大吉。由于我國與一些國家沒有簽訂引渡罪犯的條約，無法使一些巨貪和嚴重經濟犯罪分子將這些國家當作“防空洞”和“避風港”，得以逍遙法外。這種狀況不僅造成偵查機關立案的案件無法結案、涉案的贓款無法追回，更使國內的腐敗分子看到了“希望”，增加了僥幸心理，嚴重影響到打擊腐敗犯罪的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為此，司法機關和外交部門應當借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盡快與世界各國建立和完善有關引渡的條約，使犯罪分子不論逃跑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都能將他抓回來繩之以法，真正做到“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第58屆聯合國大會于2003年10月31日審議通過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2005年10月27日，全國人大表決通過批準《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中國正式成為該公約締約國，體現了我國黨和政府堅定反腐敗的鮮明立場和中國對國際反腐敗事業的有力支持，顯示出敢于并善于承擔國際義務的負責任的大國風范，為我國遣返外逃腐敗犯罪人員，追繳被非法轉移國外的資產提供了國際法依據，在中國反腐敗進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戰略意義。近年來，通過開展反腐敗國際合作，我們成功地將一些外逃的重大案犯緝拿歸案，追回了部分贓款，震懾了犯罪分子。原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行長余振東案發后攜巨款外逃美國，經中美司法雙方合作，目前已將余振東遣返回國審審判，并追回部分贓款。因此，同世界各國建立和完善符合國際法原則的引渡依法賄賂等腐敗犯罪分子的雙邊和多邊條約，使腐敗分子在國外也難逃法網，是當前反腐敗工作的當務之急。

二、加強相鄰國家的區域性合作，共同開展打擊黑惡勢力和有組織的犯罪活動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入世后國外的黑惡勢力，會程度不同地滲透到我國，從而助長腐敗現象發生，擴大腐敗犯罪的危害。腐敗為黑惡勢力和有組織的犯罪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黑惡勢力和有組織的犯罪可能會使貪污賄賂等腐敗犯罪變得更為猖獗。隨著我國入世，國外的黑惡勢力和處于隱蔽狀態的有組織的犯罪團伙，也會利用WTO的規則和我國改革開放的政策，打著投資、貿易的幌子在我國注冊成立公司，然后發展成員，擴充勢力，并用金錢收買和色情勾引等手段在我國公職人員特別是黨政領導干部中尋找保護傘。他們先是利用“黃賭毒”等丑惡現象和有組織的犯罪活動對黨政干部形成一個極具腐蝕的環境，再利用某些黨政干部給他們提供的“保護傘”進行帶有博彩、色情性質和其他非法行為的經營活動。有的更是同境外的黑惡勢力、犯罪集團聯手行動，用種種卑劣手段買通海關、邊防等部門大肆進行走私、販毒、洗錢等嚴重犯罪活動。

目前，國際上的黑惡勢力和有組織的犯罪活動所以能夠形成氣候，并呈現繼續發展的趨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各國政府在打擊處理上各行其事，獨立作戰，使之既有地域之差可以機動，又有時間之差可以利用。面對活動越來越頻繁、危害越來越嚴重的國際黑惡勢力和有組織的犯罪活動，我們要加強與相鄰各國的合作，摒棄因社會制度不同、民族習慣不同而產生的誤解，解決好認識上的誤區，形成共識，達成協議，適時開展打擊黑惡勢力和有組織的犯罪活動，特別是對走私、販毒、洗錢等嚴重犯罪活動的統一行動。2003年8月，全國人大正式批準了《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如此，必將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為我國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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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國現階段腐敗特點及解決對策

我國現階段腐敗特點及解決對策

學號：108263010235姓名：黃鏡元 當前我國的腐敗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錢收物的“硬腐敗”發展為接受各種服務、旅游出國等“好處”的“軟腐敗”；由個人撈錢的“小腐敗”上升為集體福利、揮霍公款的“大腐敗”；由內資企業的“內資腐敗”發展為外資企業參與商業賄賂的“外資腐敗”；由一人出事的“單案”擴大為一揪一串的“窩案”。具體來講，腐敗現象具有的特點是：

其一，群體化。湖南省郴州市委原書記李大倫腐敗案發后牽涉人員達160余人；“慕馬腐敗大案”涉案人員達142人；湖北襄樊市委書記孫楚寅落馬，牽出領導干部70余人；2009年8月原巢湖市委書記周光全被判處無期徒刑，隨著周光全的被查處，安徽省巢湖市有14名黨政官員受到免職處分或被判刑，這些被處理的官員都有著向周光全行賄以謀取利益的“不良記錄”。可以說，一些腐敗敗露后，往往引發所轄地區官場的“大面積塌方”。腐敗分子在政治上拉幫結派，經濟上相互牽連，結成了利益同盟，呈現出明顯的群體性，即“窩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員眾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喪失黨性原則，形成了具有緊密人身依附性質的關系網；三是在經擠上互相利用，結成了利益共同體。

其二，高官化。近年來，在黨中央領導下，中央紀委、監察部查處了原中央政冶局委員、上海市委原書記陳良宇，貴州省委原書記、省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劉方仁，國土資源部原部長田鳳山，黑龍江省政協原主席韓桂芝，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北京市原副市長劉志華，山東省委原副書記、青島市委原書記杜世成，國家統計局原局長邱曉華等一批高級干部違紀違法案件。據公開資料統計，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間，共有35名副部級以上官員落馬，年均七人。2009年8月27日，中央紀委發布消息，通報了對廣東省原政協主席陳紹基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的處理結果，決定給予陳紹基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海外媒體對此評價稱，2009年1—8月，“六名副省級以上官員被集中查處，彰顯出中央反腐敗的決心和力

度”。9月份后又相繼查處了貴州省政協主席黃瑤、遼寧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寧夏回族自治區副主席李堂堂的問題。12月份查處了中國移動集團公司的黨組書記、副總裁張春江的問題。2009年全年落馬的省部級（含副部級）高官有17人。

其三，巨額化。腐敗涉及的金額巨大，動則就是上千萬甚至上億元。2009年已經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國企企業家犯罪涉案金額累計達34.0466億元，人均涉案金額高達l.0982億元；其中涉及貪污、受賄的國企企業家30人共計貪污、受賄9.3273億元，人均貪污、受賄3109萬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國企企業家9人，累計挪用公款12.9387億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億元。

其四，期權化。“權力期權化”交易的是一種“權利”，其不直接涉及錢物，因而形式和過程隱蔽，相互兌現往往是間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職、分給股權、優厚待遇等。腐敗分子進行權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業、促進發展”為借口，即使損害國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價”遮掩，過程隱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職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對象和內容都較為隱蔽。“權力期權化”改變了腐敗獲利的時間和方式，為腐敗分子手中的“權力資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變現可能。它可以是權力享受權力回報，在離職前安插親信或選定“接班人”，為自己遙控權力作打算；可以是權力享受資本回報，在位時為企業牟利，辭職或退休后到企業“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資本享受權力回報，利用在位時積累下的“活動能量”換取企業股權或創業資本。這樣，不僅可以為自己預留“出路”、“退路”，還可以“封妻蔭子”，由受益方資助親人子女出國留學或提供創業資本。如廣東省原高級法院院長麥崇楷就為其子換取了數百萬的企業股權。

其五，潛規則化。從文化上看，我國是一個宗法倫理社會，血緣觀念極強、法制觀念薄弱，這種特定的文化觀念也為腐敗行為的發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國文化中有很多消極的因素是滋生腐敗的條件，如“潛規

則”文化在官場中流行，很多行為規則不公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諸于世的規則，大家又不遵守。再例如“消解”文化，中國文化中有一種消解制度的傾向，在現實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另外，還有“圈子”文化，社會上流傳著這樣一句話：進了班子還要進圈子，進班子不進圈子等于沒進班子，進了班子不如進圈子，進了圈子不進班子等于進了班子。入圍的干部爭寵，不入圍的干部被剔除，這種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數干部去遵從新的游戲規則。從追求庇護到跑官買官，并按照這一游戲規則所提供的激勵機制來作出自己的行為選擇，使正直的干部越來越難以生存。

二、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的戰略對策

（一）擴大黨內民主的實現方式，以民主制度建設來推動反腐敗的深入

1.在全國縣市逐步實行以下制度：（1）黨代會年會制。縣市黨代會由過去的五年召開一次，改為每年召開一次。黨代會年會的主要任務是聽取和審議縣委、縣紀委工作報告和縣人大黨組、縣政府黨組、縣政協黨組的書面工作報告；討論和決定全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和黨的建設方面的重大問題；對縣委委員的工作進行評議。（2）黨代表直選制。黨代表由過去的間接選舉改為競爭性直選。過去的縣級黨代表候選人，一般是由黨組織提名或推薦，在基層黨員代表會議上，按照很少的差額甚至等額選舉產生。實行直選以后，黨代表改由黨員直接提名、個人自薦報名，通過預選按得票多少確定候選人，縣級領導干部也必須通過提名參加預選才能成為候選人。候選人的差額必須達到30％以上，由所在選舉單位的黨員直接投票產生。（3）黨代表常任制。黨代表的任期與本屆黨代會的屆期相同。在任期內，黨代表享有在大會期間的選舉權、審議權、重大事項決定權、質詢權、提出罷免案權、評議權以及閉會期間的學習培訓權、調研視察權、提出意見建議權等權力，充分發揮黨代表的作用。（4）評議制。在黨代會年會上，黨代表要對縣委、縣紀委領導班子進行評議，按照滿意、基本滿意、不滿意三個等次無記名投票表決；對“三個黨組”的工作報告要進行評議，確認報告是否通過；縣委委員向黨代表述職，黨代表對縣委委員進行評議，評議分優秀、稱職、基本稱職、不稱職四個等次，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評議結果作為考核縣委委員工作的重要依據；屆中，還須對縣委委員進行一次信任投票，信任票分為滿意、基本滿意、不滿意三個等次。評議結果在代表大會上公布，對不滿意票超過30％的領導班子，必須寫出書面整改報告，針對存在的問題，認真整改并及時向黨代表公布。

2.制定完善的、科學的常委會議事規則和制度，保證黨內決策的民主化。必須盡快制定標準的常委會議事規則和相關制度。規則包括：界定常委會需要討論的重大事項的范圍與確切內容；書記與副書記、常委之間關系的平等性，以及常委討論權的保證制度；常委會議事的具體程序等。

3.利用人民民主反腐敗。要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監督作用，發揮人民代表的職能，推進反腐敗工作。如2006年通過的《監督法》創設了在人大閉會期間由各級人大常委會對“一府兩院”的專項工作報告進行審議的制度，這一制度增加了各級人大常委會對“一府兩院”實施憲法和法律活動監督的主動性和經常性，保證了各級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關在重大問題和重大事項上的決定權。

（二）加強選人用人的制度建設

1.完善初始提名權制度。要提高領導干部選拔任用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必須科學合理地規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實現“由少數人選少數人”到“由多數人選人、在多數人中選人”，為此要做到：（1）明確范圍，保證初始提名推薦人員的廣泛性，科學界定行使初始推薦提名權的人員范圍。（2）規范程序，強化初始推薦提名權的制度安排。四個程序：一是組織部門制定發放《干部選拔任用初始推薦提名公告》，公告空缺職位，做到群眾知情。二是制定發放《干部選拔任用初始推薦提名表》，實施署名推薦，實行責任追究。三是執行資格雙審，嚴把入口關。對照職位資格條件，對人選進行資格初審。四是綜合分析結果，確定考察對象。

2.建立干部推薦說明書制度。貫徹《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要求，逐步實行干部推薦說明書制度。個人向黨組織推薦領導干部人選，必須負責地寫出推薦材料，填寫干部推薦說明書并署名，經組織（人事）部門審核后，按照規定程序進行民主推薦，得不到所在單位多數群眾擁護的，不得列為考察對象。

3.實施“考任分離”制度。“考任分離”制度就是將干部的任用從時間和空間上分割開來。考察時不任用，任用時不需要再考察。這一制度的好處：一是可以降低用人上的風險，對在公開選拔中一時難以把握的人選，可以先“放一放”，通過工作實踐作進一步的了解和考察。二是可以充分利用公開選拔的成果。對在公開選拔中成績突出、綜合素質較高但因職位所限未任用的優秀人員，可先納入領導干部人才庫，在適當的時候再予以任用，這既充分利用了公開選拔成果，又節約了人才開發成本。三是留出了對干部進行全面考察的時間。可以有足夠的時間通過掛職鍛煉等多種方法對擬用人選進行全面的定量和定性考察。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反腐敗工作。從90年代中期開始，黨和政府逐漸形成了反腐敗標本兼治的新思路：通過加強制度建設，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1997年召開的黨的十五大正式確認了這一思路。江澤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強調要“加強教育，發展民主，健全法制，強化監督，創新體制，把反腐敗寓于各項重要政策措施之中，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他還明確提出必須“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從決策和執行等環節加強對權力的監督。” 加大腐敗行為的犯罪成本，從而減少和抑制腐敗。凡是腐敗現象叢生的地方，必是腐敗行為成本低廉、“效益”豐厚的地方。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大地上刮起的腐敗之風大有越演越烈之勢。腐敗犯罪的低成本、低風險狀況，在客觀上起到了助紂為虐的不良作用。腐敗行為低成本、低風險的成因至少有三個方面，首先是法紀松馳、懲處不力；其次是檢舉機制不完善，腐敗行為難以暴露；第三是無追究相關機構和人員的引咎制度。

4、把先進技術手段引入制度建設，以減少腐敗現象發生的機率。加快“電子政府”建設步伐，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達到勤政廉政的目的。隨著“政府上網工程”及相關系列工程的實施，只要有一部上網電腦，老百姓就可以了解散政府的各項工作。“電子政府”的出現，將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與公眾的交往由“人人交往”改為“機機交往”，從而減少腐敗的發生機率。利用網絡系統，讓貪官“上網”，使腐敗者身敗名裂。最近，印度政府的“中央警戒委員會”創建的網站成為印度人次數最多的網站。該站公布了88名涉嫌貪污腐敗的高級官員的名字。同時，還建議有關部門對其違法行為立案調查，依法懲處以平民憤。印度政府調查人員已據此逮捕了7名高級官員。這一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第五篇：現階段我國醫院財務制度問題及對策

現階段我國醫院財務制度問題及對策

現行的醫院財務制度對會計要素給出了定義，也對會計要素確認和計量做了規定，但在規范會計要素確認和計量標準時，不夠縝密。隨著醫療事業的迅猛發展，十年前制定的《醫院財務制度》、《醫院會計制度》存在的固定資產核算和會計報表不完善的不足逐步涌現出來。本文作者試圖分析當前醫院會計制度的不足，探討完善醫院會計制度法子的建議。

一、當前醫院財務會計制度的不足

1.固定資產核算

（1）固定資產計提修購基金后沒有反響固定資產凈值，從而造成醫院資產不實，會計信息失真

當前《醫院財務制度》規定，醫院固定資產按賬面價值的必然比例提取修購基金，用于固定資產的更新和大型修繕。其本色是對固定資產計提“折舊”，固定資產計提的“折舊”反響在“專用基金——修購基金”里，但沒有設置相應的“累計折舊”科目作為固定資產的減項，以反響固定資產凈值和累計提取修購基金（累計折舊）。從而造成醫院資產不實，會計信息失真。

(2)未達到固定規定標準的耐用物質管理雜亂

當前《醫院財務制度》固定資產的標準是指一般設備單位價值在500元以上，專業設備單位價值在500元以上，應用期限是一年以上，并在應用歷程中根基維持原有物質形態的資產。單位價值雖未達到規定標準，但耐用光陰在一年以上的大宗同類物質，也應作為固定資產管理。

按這個固定資產標準，醫院購置的大宗家具辦公桌等物質，單位價值雖未達到規定的標準，應作為固定資產管理，那小批或單獨購置的家具辦公桌等物質就可不作固定資產管理。這就造成家具辦公桌等有些是固定資產，有些又不是固定資產，容易造成固定資產管理雜亂，賬實不符。

吳登科——天下伐謀咨詢首席服務管理專家！

國內著名服務管理研究學者，“感動服務”的倡導者。曾任職海爾售后服務總部總監，負責海爾服務網絡與服務人員的工作問題研究與方向把控，在三星銷售總部任職期間，與同事共同創建了三星電子銷售總部培訓體系。現任北京天下伐謀咨詢公司高級合伙人、首席服務管理專家！

吳老師結合親身工作經歷與廣泛的企業實踐，融合國際領先的服務理念，不斷研發與傳授引領行業服務發展的服務管理課程。2009年獨立原創開發的《以感動服務提升企業競爭力（管理篇》、《從滿意到忠誠的優質服務技巧(技巧篇)》兩門課程在以后幾年間獲得服務及培訓行業廣泛認可，并填補了培訓市場中“感動服務”與“客戶忠誠管理”的兩項空白。在2012年開發的《打造中國制造業服務標桿》，是基多年制造業的服務研究，為制造業服務轉型及服務水平提升講述方向與方法的課程，已經受到行業廣泛認可。在“2010年（第六屆）中國企業培訓與發展年會”上榮獲“2009中國新銳培訓師”稱號。

吳老師所講的課程，所有內容均從學員實際工作提煉而來，傳授教科書上沒有的、工作中最簡練與最實用的技能。并根據客戶行業與企業的實際情況量身定制培訓內容，采用學員體驗與講師啟發相結合的授課方式，凡課上講過的，學員現場就能掌握。給您一套行為改善的方法，只要企業愿意配合，就能看到學員行為的改善

(3)為改良就醫環境而進行的門診樓、住院病房等固定資產裝修應容許增加固定資產賬面價值

隨著國民群眾對健康的請求逐步進步，醫院除了供給優質的醫療技巧服務，還要供給良好的就醫環境。醫院一些門診樓，住院病房大多是十多年前甚至幾十年前的舊建筑物，固定資產原值較低，對其裝修不屬于在原有根基上進行改建、擴張項目，按當前的《醫院財務制度》、《醫院會計制度》規定，其裝修費是不能增加固定資產原值的，這就不能真實反響固定資產價值。

(4)沒有設置“固定資產減值”會計科目，不能真實反響固定資產價值

科學技巧的發展日新月異，有些原本貴重的醫療設備儀器已明顯減值。如果這些實際上已經產生減值的固定資產，還按購置時確認的原值在固定資產賬面反響，那固定資產價值明顯失真，有違會計信息質量請求保證會計信息真實可靠的原則。

2.醫院會計報表欠缺現金流量表

當前醫院會計報表首要有資產負債表、收入支出總表、醫療收支明細表、藥品收支明細表、基金變動情況表等，而作為經濟運動規模龐大的醫院，有的每年現金流量多達10億元以上，醫院會計報表系統中短缺了反響醫院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變動情況的首要報表現金流量表，使醫院會計報表不能全面真實反響醫院的經濟運動。

二、完善醫院財務會計制度的對策

1.增設“累計折舊”會計科目

針對醫院固定資產計提修購基金后沒有反響固定資產凈值，從而造成醫院資產不實，會計信息失真的情況，建議醫院會計增設“累計折舊”科目，具體核算措施參照企業會計制度

2.建議醫院會計在“固定資產”科目下增設“固定資產裝修”明細科目核算醫院門診樓、住院病房裝修掩護費用

針對醫院門診樓、住院病房裝修不屬于在原有根基上進行改建、擴建項目，按當前的《醫院財務制度》、《醫院會計制度》規定，其裝修費是不能增加固定資產核算，確保固定資產真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