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發展的國外輿論新動向及其評析

中國發展的國外輿論新動向及其評析

陳安杰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國外輿論圍繞中國發展現狀和未來走勢，在“中國威脅論”、“中國機遇論”、“中國崩潰論”等原有論調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中國責任論”、“G2論”、“中美國論”、“發達國家論”、“中國不確定論”、“中國時代論”、“國家資本主義論”等新論調。深入研究和正確評析這些觀點，有利于把握當前國外輿論動向，對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際話語權，無疑具有重大意義。

一、近年來有關中國發展的輿論新動向

（一）“中國責任論”

國外對“中國責任”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早在1995年時任克林頓政府國防部長的佩里在美國西雅圖發表演說時就講到，“不得不承認，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一個主要大國。我們確信接觸是最佳戰略，可確保在中國實力增強之時，它是作為國際社會一個負責任的成員這樣做的。”時隔十年，美國前副國務卿佐利克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發表的演講中提出，“要促使中國成為這個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的參與者。”該演講強調，中國在國際體系中應承擔更大的責任，責任的內容非常廣泛，不僅涉及到中國內政，還涉及到中國外交等多個方面。

歐盟理事會于2006年發表了關于“歐中戰略伙伴關系”的結論，明確表示支持中國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同時呼吁中國在貿易、知識產權保護、人權、援助政策、氣候變化、地區安全等領域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同年，歐盟委員會發表了題為《歐盟與中國：更密切的伙伴、增長的責任》的對華政策文件，指出“一種更密切、更強有力的戰略伙伴關系符合歐盟與中國的利益，與之而來的是增長的責任和開放的需要，這要求雙方采取一致的行動”。

達沃斯2007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德國總理默克爾強調，希望中國在對非援助和經貿領域加強和歐盟的協商，通過限定條件促進非洲國家的人權、減少腐敗和提高治理能力，以此促進非洲的可持續發展。日本以聯合國現有會費分配比例不能反映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力量及其在聯合國的地位和責任為由，要求中國承擔更大的聯合國會費繳納份額，為常任理事國繳納會費設置下限，并謀求降低日本繳納的聯合國會費份額。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一些學者甚至還認為世界上出現的諸如環境污染、資源破壞、地球變暖等現象，主要是中國發展造成的，中國應該承擔責任。

（二）“G2論”

G2是近年來西方學者相對于G8和G20提出的一個新概念，意思就是由中美兩國組成“兩國集團”，攜手合作共同解決世界經濟問題。華盛頓知名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被認為是最早提出這一概念的學者，他認為，中國經過30多年經濟的高速發展現在已經是一個名符其實的超級大國，美國應該成全中國，使中國與其新角色相匹配。盡管他在2004年就提出了對G2的構想，但一直沒有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直到2008年，他在《外交事務》雜志上發表文章后，才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他指出,“美國應尋求同中國發展一種真正的伙伴關系，以實現對全球經濟事務的共同領導。”

對于“G2論”，一些西方學者持肯定態度。美國知名學者布熱津斯基認為，“我們需要建立非正式的美中兩國集團(G2)。美中關系必須成為廣泛的合作關系，就像我們與歐洲和日本的關系那樣。”英國外交大臣戴維?米利班德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中國將成為21世紀“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未來的幾十年間，中國將與美國一道，成為兩支“關鍵力量”，成為“世界兩強”。美國專欄作家威廉?佩塞克認為，面對全球經濟的持續低迷，美中兩國應該聯手幫助全球經濟，要實現全球經濟的復蘇，“現在真正能起作用的是美國和中國組成的兩國集團（G2）”。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也認為世界經濟的復蘇取決于G2。

自從“G2論”拋出后，國外反對的聲音也不絕于耳。《華盛頓郵報》的文章指出，若“美國與中國組成新的G2將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將傷害美國在亞洲的盟友”。日本《每日新聞》的文章則認為，G2只不過是美國在自身危機條件下“捧殺”中國的權宜之計而已，因為，美國曾經用類似的形式“捧殺”過日本。俄羅斯前總理祖布科夫認為，G2無論對中國還是美國來說，都將引發盟友的反感，不會帶來任何額外的好處。歐洲的一些知名學者，比如，歐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漢斯?馬騰斯、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所長季北慈都認為目前討論G2還為時尚早。

（三）“中美國論”

首先提出“中美國”概念的當屬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他于2007年代創造性地把China(中國)與Americe(美國)合成一個新詞Chimerice（中美國），意在強調中美關系的緊密性。弗格森對他創造的新詞津津樂道，認為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儲蓄國和最大的消費國已經構成了利益共同體，應該合成一個國家，那就是“中美國”。弗格森認為，“世界經濟一直是由我們將其稱為?中美國?（Chimerice）的獨特的地域經濟體系所主導，即在世界超級大國美國與其未來對手中國的經濟聯姻基礎下，中國出口導向性經濟發展模式和美國過度消費模式的合二為一，形成了世界經濟秩序。”他認為中美兩國聯姻是天作之合。

美國學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對弗格森的觀點表示懷疑，他在《中美共管世界是白日夢》的文章中指出，“在當今日趨融合的世界，中美經濟相互依存是聯系兩國的關系之一，但中美不同的政治利益，以及很多其他的聯系和責任使華盛頓和北京無法形成“共管世界”的局面。”俄羅斯學者瓦西里?卡申認為，中美兩國在經濟和地緣政治上的分歧將會隨著危機的不斷加深而逐步暴露，中美不可能建立同盟，美國人的真正目的是想利用中國來遏制俄羅斯。

（四）“發達國家論”

把中國貼上“發達國家”的標簽，只是最近幾年的事情。國外輿論認為中國經濟保持了30多年高速增長，并于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世界上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鋼材等多項指標均居世界首位，中國已經不屬于發展中國家了，用發達國家來看待中國也許更為妥當。

美國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師吉姆?奧尼爾于2003年在名為《和金磚四國一同暢想：走向2050》的書中預言，中國在2039年就會趕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時隔8年，他改變了自己的預期，在其新書《成長地圖：金磚四國的經濟機遇》中指出，中國趕上美國不需等那么久了，他認為到2027年這一切就將會實現，如果中國經濟發展比預計更快，或許不用等到2027年。

實際上，隨著中國崛起步伐的加速以及經濟總量排名的不斷刷新，中國趕超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國際不同機構的預測層出不窮。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報告稱，按照市場價值方法計算，中國將在2035年超過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福格爾預測說，204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規模的份額將絕對性壓倒美國，成為第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一份報告中指出，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有望在2016年，在經濟總量上超越美國，這也被看做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次宣布“美國時代”的終結。英國《經濟學家》稱，中美差距能以多快速度縮小依賴于三個因素：中美實際經濟增速的差距、兩國通脹率的差距、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變化。文章稱，基于對這三個因素合理推測，中國會在未來10年趕超美國。

（五）“中國不確定論”

國外輿論在肯定中國崛起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擔心，就是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持續性產生了懷疑，對于發展強大起來的中國可能帶給現有世界體系的沖擊和挑戰存有疑慮。英國專欄作家伊恩?米爾斯認為，中國的必然崛起將成為一種主流立場。不過，在中國的前進道路上存在著一系列諸如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因素，這將成為重大障礙。他認為中國要清除前進道路上的障礙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

美國普林斯頓歷史和國家關系教授哈羅德?詹姆斯在《土耳其周刊》上刊登文章指出，“中國領導人所面對的真正挑戰，其實是要提出一套條理分明清晰易懂的世界觀，以消除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疑慮。”

西方世界接納中國進入其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認為只要中國進入了這個體系，就能夠改變中國的行為，但現在他們越來越感覺到，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行為是很難根據西方的期望而得到改變的，同時他們對這個體系能否有效地制衡中國也感到不確定。在政治和戰略上，西方世界對中國存在的“中國不確定性”更為擔心。就政治方面說，西方世界原本期望中國隨著經濟市場化和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國政治制度也將隨之變化，但顯然沒有實現他們的期望。更讓西方感覺最不確定的是中國經濟崛起的戰略后果。

（六）“中國時代論”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時代論”也應運而生。法國《世界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沒有覺醒而是蘇醒》的文章認為，“21世紀是亞洲的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文章指出中國經濟讓世界吃驚的高速發展，只是繼續在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在世界經濟領域領先的道路而已。中國的崛起具有強烈的震懾力，哪怕用長篇文章也敘述不完中國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中國將在日本之后崛起，亞洲將成為世界經濟的第一大力量。亞洲尤其是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將會深深刺激西方的驕傲，因為西方人一直堅信西方文明是優越的，西方的經濟制度有效性是不可超越的。亞洲在二戰后開始重新起步，日本首先領頭，接著30年以來越來越快由中國帶動。中國展現了兩百年禁食以后經濟尖錐般高速發展的饑渴。

巴黎政治大學學者克洛德梅耶撰寫的《中國或日本，誰將是亞洲的領袖》一文指出，19世紀是歐洲的，20世紀是美洲的，21世紀毫無疑問將是亞洲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亞洲回到她一直占據只是在19世紀時丟失的世界第一的位置上。亞洲重又領先雖是漫長的歷史過程，然而卻是簡單的回歸。這一研究結論讓歐美人氣得咬牙切齒，但卻在亞洲和中國引起了強烈反響。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馬丁?雅克在最近出版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指出，“中國絕不會走上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會選擇一條不同于西方世界的發展模式；中國的崛起將改變的不僅僅是世界經濟格局，還將徹底動搖我們的思維和生活方式。”

（七）“國家資本主義論”

2012年1月21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的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刊登的《國家資本主義在崛起》的封面文章提出，國家資本主義在西方正在萎縮，而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國家卻方興未艾，在中國國有企業并非是通往自由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而是一種可持續發展模式的保障，這種模式得到了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的認可。但文章同時指出，國家資本主義將會對整個世界造成危害，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的國家應該減少對國有企業的控制。

英國學者威爾?赫頓認為，中國的發展道路非常獨特，具有強烈的中國特色，對待資本主義有自己獨特的方式，充分融合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原理，“它從沒有把資本主義當成目標,而是把它作為實現目標的手段。時刻牢記必須提高數以億計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否則它的合法性就面臨危機”。

法國著名左翼學者托尼?安德烈阿尼，通過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特點，得出結論“中國經濟與?中國模式?不可分離，如果離開涉及各個領域的強大的國家干預，中國經濟就不可能實現連續的驚人增長”。他認為在中國國有部門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原因是國有部門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中央或地方的政府部門，而決定權仍由這些政府部門掌握。他進一步指出，新自由主義模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模式是截然相反的，相互之間甚至會構成威脅。

政治風險專家伊恩?布里默(Ian Bremmer)在他所著的《自由市場的終結：誰將在政府與企業的戰爭中勝出》一書中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集權國家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形式控制了全球大量的自然資源，中國成為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心國家，甚至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領導者，中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成為當今世界最大的威脅。

二、對國外輿論新動向的評析

近年來出現的“中國責任論”實際上是“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的延伸和發展，逐漸成為西方社會針對中國的主流話語。面對“中國責任論”，“中國要以國家利益為根本，在承擔國際責任時恪守道義、量力而行。中國應走科學發展與和平發展道路，承擔應盡的國際責任。”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在“中國責任論”的高調背后，既有國際社會期望中國發揮更大國際責任的正當期待，也有某些心懷叵測的人企圖給正在崛起、尚未完全崛起的中國“做套”的精心盤算。其實質就是要以西方標準來衡量中國，讓中國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改變中國的發展方向，遏制中國崛起。盡管這一切表現出西方國家的傲慢和不羈，但與“中國威脅論”相比，“中國責任論”在某種程度上釋放出西方國家趨向合作的意愿和尊重現實的姿態。中國要把握機遇迎接挑戰，乘勢而上，塑造中國責任大國的形象，既不妄自菲薄，也不高傲自大，結合自身實力，實現和平發展，造福人類。

針對“G2論”和“中美國論”的觀點，我們要權衡利弊、冷靜認知。不管是作為當今世界上最發達的美國還是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其對世界的影響力有目共睹，但“中美國論”卻言過其實。實際上，“中美關系的現實定位，并非某些名人的主觀期待或想象所能決定的，而是取決于國際格局和雙邊關系的客觀基礎。”顯然，“無論是由美國還是由中國來單獨承擔這個領導作用，從能力和愿望來看都未必合適，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時代，各國力量的均勻化趨勢在迅速發展，它們中的任何一個就更不能擔當如此重任。”坦率地說“中美國論”和“G2論”有異曲同工之妙，前者只不過是后者的翻版而已。表面上看，美國承認中國在國際上的重要地位，并實現了由正面遏制、對抗向側面接觸、鼓勵的態度轉換，實質上是想把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體系之中，利用中國為美國的過度消費“買單”，同時，也暗含美國的“良苦用心”——挑撥中國與其他經濟體之間的關系，破壞中國在國際上的良好聲譽。

當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現實擺在西方國家面前的時候，西方學者又拋出了“發達國家論”的論調，并且列舉了一些數字來進行論證。如果僅僅看這些光鮮的數字和令人振奮的預測結果，確實會讓國人欣喜，也會讓美國人沮喪，但我們務必保持冷靜。一方面，我們要認識到中國仍然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并且在可以預見的相當長的時間內仍為發展中國家，這一事實沒有變，對此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致于被國外一些輿論“忽悠”；另一方面，盡管中國經濟總量位列世界第二位，但中國人口基數大，人均占有量仍然較低，況且中國還有1.28億的貧困人口（按2011年提高后的貧困標準，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2300元人民幣/年)。所以，給中國扣上“發達國家”的帽子，是不適合當代中國的，也是中國不能接受的。

國外一些人總是認為中國的發展是不確定的，擔心中國發展起來以后，是否會挑戰現有國際秩序，是否會搞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2013年3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了演講，回應了國際上一些人的擔心。習近平主席指出，“在國際上有一種對中國的擔心，我認為這種擔心有的是別有用心，總的講，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也是毫無根據的”，“13億多人口的中國發展起來給這個世界帶來的是實實在在的好處，相反中國如果是積貧積弱，這才是世界真正的麻煩，這才是真正值得世界擔心的事情。”習近平主席的回答言簡意賅、形象生動，有力地回應了國際上一些人對中國發展的擔心和憂慮。

“中國時代論”的提出，“反映了當今世界對于中國崛起帶來的沖擊和改變的強烈感受，也反映了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世界日趨多極化的客觀趨勢。”“盡管中國是以西方不認可的方式而崛起的，今后也會繼續以西方不認可的方式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并深刻影響世界的未來”，但中國的發展仍沒有置身于現有國際秩序之外，這一秩序仍由西方國家主導，短時間內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難以撼動的。基于此，我們決不能小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在當今世界舞臺上的強勢影響力。由此觀之，西方國家盛贊中國取得的驕人成績，把中國置身于世界主宰者的位置，斷言世界進入中國主導的世界，實質是尋找“捧殺”中國的借口而已，中國必須高度警覺。

“國家資本主義論”其實質就是旨在批判中國搞“國家資本主義”，損害西方國家的利益，威脅到西方社會精心經營的“自由資本主義”。從這些觀點不難看出，國外輿論、西方學者仍沒有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定勢，把西方社會的發展模式程式化，認為西方社會主導的發展模式就是唯一的現代化的“樣板”，應該在世界各地推廣，而與之相左的發展模式就是“怪胎”，壓根就不應該存在，這實際上是國外輿論、西方學者的主觀偏見。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發展道路是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也不盡相同，所以，不能簡單地用西方社會的眼光審視中國的發展，世界是多樣的，發展模式也應豐富多樣，這樣整個世界才會精彩紛呈。

三、堅持中國立場展開中國式思考

由于東西方在價值觀、文化和思維方式等方面存在差異，特別是意識形態之爭，國外輿論對中國發展的認知和評價存在偏差，甚至敵視。“西方中心主義”一直是國外輿論的基本立場和研究的基本視角，在這種立場和研究視角下形成的研究范式，在解釋東西方發展問題時，就成為一種帶有偏見的思維架構。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美籍華人李成就直言不諱地說：“我們研究中國問題的視角要受到美國社會科學和美國主流輿論的影響。”顯然，這種研究視角和范式由于處處以西方標準來衡量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使近代以來中國的一切變化都與西方的“沖擊”密不可分，甚至認為中國的發展是在西方的“幫助”下完成的，沒有西方，中國的發展是不可想象的。這些論調都是錯誤的。

國外輿論對中國存在偏見和敵視，從本質而言，是對其本國利益和國際戰略服務的，是別有用心的，國際社會一切公正正義的人們都必然堅決反對。我們應清楚地看到，國外輿論在中國發展問題上并不公正、準確，甚至一部分人長期以來總是戴著“有色眼鏡”來審視和看待中國的發展變化，時不時給中國戴上“妖魔的面罩”，這必然會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影響到國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理解。我們必須堅持中國立場，展開中國式思考，對國外錯誤的輿論進行堅決的批判，利用我國外宣媒介和一切合法國際交往場所，宣傳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就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不斷擴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際話語權，樹立良好的中國國際形象。

國外輿論及其學者之所以在理解中國發展的問題上存在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是囿于他們對中國國情缺乏實質性的深入了解。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指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性，要想弄清事情的真相，必須進行調查研究。事實上，國外輿論及其學者在對中國發展的認知上，是缺乏“調查研究”的，或者說他們只重視了“研究”，而“調查”不足。盡管國外辦了一些有一定影響的學術刊物，如英國的《中國季刊》和《近代中國》，澳大利亞的《澳大利亞中國時事雜志》和《中國研究》，美國的《亞洲研究》和《中國述評》，除此之外，還有俄羅斯的《遠東問題》，日本的《現代中國研究》，印度的《中國報道》以及韓國的《亞洲視角》等等，但它們調查的深入度是有限的。

隨著后現代主義對“現代性”主流價值的解構，西方學者對“西方中心主義”范式也在進行反思。在中國問題的研究方面，逐漸向“中國中心主義”范式轉變。保羅?科恩（Paul Cohen）呼吁美國學者“應當從囚禁在自己的近代經驗的狹隘牢籠中解放出來，放棄近代化理論的整套術語，尋找另外一種西方中心較少的方法，來描繪中國的歷史進程。”然而，西方的研究視角和范式仍然擺脫不了西方學者的思維定勢，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仍存在著按西方模式發展的先在預定，實際上仍沒有脫離西方范式的窠臼。

中國選擇的是一條有別于西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中國的發展將為“世界和其他國家帶來新的機會”。中國的發展是“把不以擴張主義為出發點也不以霸權主義為必然歸宿的發展前景啟示給人類向著未來的歷史籌劃”。全面闡釋中國發展問題，將有助于消解西方輿論的偏見和敵視，使之站在更加公允的立場上看待中國發展問題。對此，中國學者要主動克服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發展問題上的不足，立足現實，面向海外，在“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指導下，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求真務實”，不斷擴大空間場域的交流平臺，正確把握和認知在當今世界大變革大發展中的中國發展問題。一方面，中國學者要重視調查研究。既要做深入的調查，又要做細致的研究，只調查不研究，不能把握事物的共性，也就不能了解事物的真正的本質；只研究不調查，只強調事物的共性，而個性的真偽是不確定的，這樣研究的結果可信度就不強。因此，這里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就是通過調查研究獲得鮮活的第一手資料，這樣在闡述中國發展問題時就有說服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中國學者要善于“宣傳中國”。對于中國發展問題要站在中國的立場進行闡釋和解讀，用中國學者主人翁的態度進行全面審視，要以主動、平等、自信的心態與國外學者加強對話交流。對于片面、歪曲理解中國發展的論調或觀點要進行主動的批判和分析，要善于拿起“批判的武器”。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和觀點，因為他們的成果和觀點凝結了對中國發展的獨到的洞察和見解，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中國學者在視域上的局限。

要言之，研究中國發展問題，需要登高望遠，站在世界發展大格局的高度，在當今時代發展變化的歷史潮流中去認知和把握，既要對國外輿論進行批判與評析，又要勇于批判和吸收國外學者的一些合理見解，拓寬理論視野，借鑒積極成果，在中國發展和中國國際形象問題上掌握我們的國際話語權。

（作者單位：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觀察與思考》2014年第2期）

第二篇：國外隱身材料發展新動向

國外隱身材料發展新動向

國外隱身技術及材料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起源于德國，發展于美國并擴展到英國、法國、俄羅斯及日本等發達國家。美國目前擁有隱身飛行器裝備部隊，并處于國際領先地位。俄羅斯、德、法、英、瑞典、加拿大、日本等國家也都在競相發展隱身技術，并在新一代作戰飛機中廣泛應用。

20世紀50年代，美國開始研究隱身技術，70年代中期美國制定的綜合應用多種隱身技術研制隱身飛機的“黑計劃”和研制過程一直處于嚴格的保密狀態，直到80年代美國軍方才相繼公布了F－117A隱身戰斗機和B－2隱身轟炸機的外觀。迄今為止，美國已研制出10余種準隱身飛機、8種隱身飛機、12種無人駕駛隱身飛機、7種準隱身垂直/短距離起落飛機和直升機、多種準隱身巡航導彈和其它類型導彈以及數種中、小型艦艇。其杰出代表是F－117A隱身戰斗機、B－2隱身轟炸機、F－22先進戰術隱身戰斗機和A－12先進戰術戰斗機，均采用了不同類型的隱身材料。

F－117A是第一種按低可探測技術設計的實用型單座亞音速隱身攻擊戰斗機，具有很好的雷達、紅外和目視隱身能力。F－117A以鋁合金結構為主，機體表面幾乎全部涂覆了黑色的雷達吸波材料。部分結構件，如翼梁、翼肋、大梁、機翼前緣、發動機艙、前機身、蒙皮及某些機內部件被涂覆了鐵氧體涂料。一份報告指出，有6種不同種類的雷達吸波涂層用在F－117A上。

目前，美國空軍正著手對F－117A進行改型，將在全天候對地攻擊能力和應用F－22飛機隱身涂層技術兩方面進行改進，改進后的型號為F－117MLU。

B－2于1989年開始試飛，1993年交付美國空軍使用，其900平方米外表面的95％涂覆一種具有不同厚度的韌性隱身涂層。B－2每次飛行后，都需要對其表面進行掉屑、劃傷和腐蝕等方面的檢查，且在兩次飛行之間必須對損壞的蒙皮進行修理。另外，這種韌性隱身涂層每五年要更換一次，在B－2的整個壽命期內，大約要更換4次，以保證它的隱身特性。

A－12又稱艦載隱身攻擊機，將有可能成為美國海軍今后10年唯一的一種全新飛機。它具有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戰爭環境要求的低可探測性和縱深遮斷能力，將取代A－6E艦載攻擊機、S－3B反潛機和E－2C早期預警機。

YF－22A和YF－23A先進戰術戰斗機于1990年分別試飛成功。其中，YF－22A被美國空軍認定為21世紀初主力重型戰斗機，代號為F－22，用于替代現役的F－15戰斗機。F－22綜合平衡了隱身性能、超音速巡航、敏捷性、可靠性和維護性的不同要求，其雷達反射截面積（RCS）為0.01～0.1平方米，且可像普通戰斗機一樣在任何天氣下使用和維護。

F－22采用了更先進、更成熟的隱身材料：大量采用了復合材料結構，復合材料占整個結構重量的26％；在重點部位（如進氣道和機翼前后緣）采用了將吸波涂層涂覆于吸波結構材料表面的方法，高頻雷達信號被表面吸波涂層吸收，低頻雷達信號則被吸波結構材料吸收；發動機艙外蒙皮以復合材料取代鈦合金，既減輕結構質量，又提高隱身性能；發動機的推力換向和反推力噴管以及發動機周圍的構件可能采用了陶瓷基復合材料，以提高對紅外和雷達波的吸收能力。另外，座艙蓋采用新開發的銦錫氧化物陶瓷鍍膜，透光率達到85％。F－22將于2005年投入使用。

美國研制的最新一代聯合攻擊戰斗機JSF的隱身特性與F－117A、B－

2、F－22大致相同。據稱，要保持JSF的隱身特征將比前一代飛機所需工作量和費用均減少90％。JSF的RCS為0.001平方米，相當于高爾夫球大小。

歐洲戰斗機（EFA）于1988年開始研制，1991年在德國首飛。EFA在進氣道中涂覆雷達吸波涂料以及使用了能散射雷達波的金沉積鍍層的座艙蓋，RCS為2平方米。

俄羅斯米格和莫斯科飛機生產聯合企業于1999年1月12日公布了最新一代（俄羅斯第五代）多用途軍用殲擊機1.44，據稱其隱身性能與美國F－22相當，RCS為2～3平方米。

日本三菱公司的SX－3戰斗機（F－16改進型）的翼面為全復合材料，翼展加大的機翼前緣涂覆了雷達吸波涂料。

瑞典將隱身技術應用于戰艦，新一代隱身戰艦YS2000是世界上RCS最小的戰艦。

目前，世界上正在研制的第四代超音速殲擊機，機體結構采用復合材料、翼身融合體和吸波涂層，使其真正具有了隱身功能，而電磁波吸收涂料和電磁、屏蔽涂料已開始在隱身飛機上涂裝。美國、俄羅斯等國家新一代空對地、地對空導彈的隱身正朝著輕質、寬頻帶吸波、可噴涂、具有空氣動力學和熱穩定性良好的隱身材料方向發展。《中國化工報》2002.11.12 文/朱航飛

第三篇：美國農業合作社發展新動向

美國農業合作社發展新動向

摘要：農業合作社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經營的重要載體，本文審視了美國農業合作社發展歷史和新動向，從組織結構、經營效果等方面探究了合作社的發展狀況及演變態勢，發現美國合作社與會員數量在下降，經營規模在不斷上升，合作社治理規則在變化，巨型合作社以及合作社相互間投資等特征。最后，提出了壯大合作社規模和品牌經營、進行政策支持、創新合作社發展機制等對中國農業合作社發展的啟示建議。

關鍵詞：美國農業合作社；新特征；政策支持；啟示

一、美國農業合作社的發展歷史

美國農業合作社發展是美國合作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1810 年在康涅狄格州由奶牛農場主組建起來的奶酪合作社是第一個有記載的合作社，隨后在一些地方成立其他農產品合作社，但存在時間很短。19 世紀由于西部開發，土地大量開墾導致農產品過剩，對農場主造成了不利影響，如農產品價格低，市場價差大，高運費和高利率等問題，農場主開始組建營銷合作社來應對這些問題。世紀后期美國成立了農業保護者協會，也稱做“格蘭其”，來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格蘭其”（Grange）以反對中間商的盤剝、以保護農民利益為宗旨，將農場主和制造商，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聯系起來。1875 年，“格蘭其”采用羅虛代爾原則，它在合作社方面的努力促進了成百上千的農業營銷和采購合作社以及消費品合作商店的形成。到1875年，美國中西部各農業州已經建立了約3 萬個“格蘭其”，成員發展到250 萬人，成為當時國家政治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格蘭其”在19 世紀80 年代開始衰落。世紀初美國成立全國農場主聯盟，通過向新合作社提供技術援助，并游說州和聯邦政府通過有利于合作社的法案，成為促進農業合作社發展的重要力量，幾個最大的現代農業合作社的成長就是這些組織努力的結果。1909 年在馬薩諸塞州通過了第一個《信用合作社法案》。1916 年美國合作社聯盟（CLUSA）成立，促進合作社的發展。1922 年《凱伯—沃爾斯塔德法案》（Capper-Volstead Act）的通過，把合作社從《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的限制中豁免出來，而按照反托拉斯法，農業合作社是違法的，因為農場主共同設定他們生產的農產品價格。聯邦政府采用各種方法來支持農業合作社的發展。1914 年的《史密斯—雷弗爾法》（Smith-Lever Act）創造了由美國農業部和土地基金大學共同資助形成的合作社推廣體系，該項目把大學為基礎的關于農業、食物、自然資源研究轉化到實踐中，通過這套體系的研究推廣服務產生了一批新的合作社。1926 年的《合作營銷法案》拓寬了美國農業部對農場主合作社的支持。

大蕭條時期帶來的挑戰使政府給予合作社更大的扶持。1933 年的《農場信貸法案》建立了生產信貸協會向農場主提供生產貸款，并且建立了一套銀行體系為農業合作社提供服務。1934 年的《聯邦信用合作社法案》，使得州一級信用合作社得到許可。1937 年《農村電氣化法案》促進農場主很快建立了農村電力合作社來向農村供應電力，給農村生活和農業生產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同時，農業購買型合作社持續增長和繁榮，不僅提供肥料和飼料，還擴大到石油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并提供保險和信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顯著的特點就是銷量的增加以及農業部門對合作社依賴的增加。雖然合作社的整合使得較大規模的合作社數量變少。但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農業合作社成為更加廣泛的加工增值企業。世紀60 年代中期和70 年代初期食品消費合作社興起，這主要是由于消費者缺少購買天然和有機食品的途徑所推動。雖然很多食品消費合作社最終失敗，那些存活下來的合作社對有機和天然食品市場的增長和發展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合作社發展至今，已具備一定的數量與規模。2012 年全國共有2 238 個農業合作社，平均每個合作社有938 名會員，平均營業額約為10 492 萬美元（表1）。

從表1 可以看出，美國農業合作社數量與會員數量經歷了不斷增加，而后不斷下降的過程，但營業額一直在上升，2012 年總營業額是2 348 億美元。

從農業合作社歷史發展看，在美國經濟大蕭條階段，合作社數量增長到歷史的最高點，1929 年是12 000 個；而從會員數量看，20 世紀60 年代達到高峰，以后一直在不斷減少，2012 年降至210 萬。但平均單個合作社的營業額則是在不斷上升，從1913年的10 萬美元，增長到1960 年的177 萬美元，再到2012 年的10 492 萬美元。

二、美國農業合作社的結構類型

美國農業合作社有不同類型，劃分的標準和考察角度不同，類型也不一樣。

（一）從功能角度分

根據農業合作社主要功能，可分為3 種類型，分別是銷售型合作社、供應型合作社、服務型合作社。美國農業部一直以來把農業合作社劃分為這樣3 種類型進行統計分類。據2012 年的美國農業合作社統計，共有2 238 個合作社，其中1 206 個是銷售型合作社，911 個是供應型合作社，121 個是服務型合作社。而從參加的會員來看，銷售型合作社有會員65.54 萬名，供應型合作社是142.07 萬名，服務型合作社是3.65 萬名。

1.銷售型合作社 主要經營收入來自銷售其會員的農產品。它一般是專門銷售一種產品,或幾種產品。有的合作社把會員產品進行深加工，能夠提高產品價格和市場需求。2.供應型合作社 主要功能是向會員提供各種農用物資和商品，供應收入占其營業額的50%以上，其中飼料、石油、農用化學品、種子等占供應物資總額的80%左右。

3.服務型合作社 美國農業部關于這類合作社界定較窄，包括農產品運輸、存儲、農作物烘干、人工授精、牲畜運輸和影響農產品的形狀、質量或位置的相似服務，并不包括其他各類農村服務項目，如信貸、電力、電話，或其他不直接相關的市場營銷或服務供應活動。很多合作社同時發揮著多種功能，既銷售會員的農產品，也向他們供應生產資料，還提供金融方面的服務。通常情況下，則根據他們發揮的主要功能來歸類。從這3 類農業合作社數量看，也是呈現逐漸減少的趨勢，見圖1。

（二）按組織的會員結構分

合作社分為集中型、聯邦型、混合型3 類合作社。在2012 年的2 238 個合作社中，2 181 個是集中型組織，集中型合作社通常由當地的農場主、牧場主、漁業主個人作為會員構成。這類合作社一般服務當地或社區，或縣或幾個縣。大部分合作社行使銷售功能。一些區域性集中型合作社在多個州之間經營，提供垂直一體化服務，如加工產品或飼料生產。聯邦型合作社有38 個，由兩個或以上的協會組織起來銷售產品，購買生產資料或行使議價，會員一般是當地的合作社。混合型合作社是中央型和聯邦型的合成體，2012 年共有19 個是這一類型，既有個人會員，又有合作社會員，他們服務較大區域范圍，擁有很多州的會員，提供多種一體化服務。

（三）按合作社從事商品領域分

合作社有糧油合作社、果蔬類、糧油、畜產品等合作社。合作社從事農產品比較廣泛，但一個合作社通常經營一類商品或一種商品。銷售類型有棉花、糧油、果蔬類、畜產品等合作社。從其會員數量看，煙草、棉花單個合作社平均會員數量都超過1 000名，煙草是3 133 名（表2）。

三、美國農業合作社目前經營效果狀況

（一）總銷售經營業績

1.總經營額據 美國農業部統計，美國農業合作社合計總營業額（包括合作社內部營業額）在2012 年是2 348 億美元，凈營業額（不包括跨合作業務）為2 016 億美元，凈收入總額為61 億美元，從1979 年以來的經營業績看，基本處于波動增長態勢，2008 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對合作社業績也有負面影響（圖2）。

2.主要地區營業額 農業合作社分布非常廣泛，幾乎所有州都有各類農業合作社，其中擁有合作社數量最多的明尼蘇達州，有199 個合作社。加利福尼亞、伊利諾伊、北達科他等州擁有超過100 個以上合作社。以上各州合作社的營業額大多在100 億美元以上，見表3。

從各類產品合作社來看，有相對集中的區域。如棉花合作社，主要在得克薩斯州，全國共12 家，4 家在這一州，營業額6.5億美元，合作社總營業額26.6 億美元；魚類合作社共39 家，15 家在緬因州。堅果合作社主要在加利福尼亞州，共19 家中有11家在這一州，營業額10.18 億美元，堅果合作社總營業額11.05 億美元。

（二）經營規模分布狀況

從目前農業合作社的數量、營業額以及會員的分布情況看，美國農業合作社呈現向大合作社集中的趨勢明顯，規模集中度非常高。銷售額高于2 億美元的合作社，約占合作社總數的11%，但其營業額占到總數的近79%。銷售額低于500 萬美元的合作社，為749 家，但總營業額只占0.5%（表4）。

而從會員數量看，也呈現向大合作社集中的趨勢。銷售額在10 億美元以上合作社的會員數量最多，約47 萬會員，占會員總數的22.5%；但從合作社的數量分布狀況看，少于500 萬銷售額的數量最多，有749 家，占合作社總數的33.5%。銷售額在1 000 萬美元以下的合作社數量占45.8%，將近合作社總數的一半。換句話說，超過1 000 萬美元銷售額的合作社數量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規模狀況是一般發展中國家規模偏小的合作社難以比較的。

（三）各類合作社經營相對重要性

一是在銷售型合作社中，營業額最大的首先是糧油合作社，占總營業額的46.2%，其次是奶和奶制品合作社，占30.4%，果蔬5.8%，糖類占4.6%，畜產品2.9%，棉花占2.3%，大米占1.2%，禽肉占1.1%。二是供應型合作社中，其中經營石油供應占38.1%，經營肥料占19.3%，經營飼料占16.3%，經營殺蟲劑占12.1%，經營種子占6.0%。

（四）就業機會

合作社的經濟活動影響的一個方面體現在就業方面，就近年的數據觀察，2012 年合作社聘用129 000 名全職雇員和56 000名兼職和季節性員工，給社會帶來了一定的就業貢獻。與2011 年相比，全職雇員人數下降了1 600 個，而兼職和季節性上升了3 000 個（表5）。

四、美國農業合作社發展新特征

（一）合作社數量與會員數量在下降，營業規模在上升

無論是長期趨勢和短期變化來看，合作社數量在進一步下降。盡管農場主和合作社的數量一直在下降，但在當今經濟全球化、國際化的進程中，合作社內部和外部的經營環境不斷發生變化，合作社通過購并、聯合、合資以及內部擴張，經營收入或營業額不斷擴大。

從各類銷售型合作社2005—2012 年的數據變化上可以發現，除了畜產品合作社從59 家增加到88家以及堅果類合作社從17 家增加到19 家外，其他各種類合作社數量或多或少在減少，見表6。其中，糧油類合作社減少最多，減少了190 家，奶類減少了60家，果蔬類減少了45 家，糖類減少了21 家。

（二）合作社的治理規則在變遷

總體上美國農業合作社堅持合作社使用者所有、使用者控制、使用者受益3 個基本原則同時，針對合作社現實一些困境，進一步放寬合作社的一些條件。如在過去20 年左右的時間中，一種被稱之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的新型合作社在美國獲得了引人注目的發展（傅晨，2003）。“新一代合作社”的會員資格是受限制的，并不是所有愿意加入的人都能夠加入，而且是封閉的。但是，會員個人的交易權可以轉讓和買賣，其他人也可以通過交易權的買賣和轉讓而成為會員。

美國合作社法律各州有差異，一些州已經放寬會員、股金分配、民主投票等傳統合作社的要求和條件。在資金融通上，合作社可以接受外部非會員的資金；在盈余分配上，不是單一的按會員交易數量返還，甚至資本的股金分配超過交易份額；會員進入和退出方面，有的可用封閉會員制來代替開放；在合作社投票權方面，賦予非合作社用戶的投資者投票權。

一個比較激進的合作社法律的變化是懷俄明州《加工合作社法》，該法在2001 年7 月1 日起開始生效，該法律與傳統觀念的銷售合作社很大不同，合作社可以有“無限制的非惠顧會員”的投資者，他們不需要與做合作社有業務關系，但有投票權，并根據他們的投資進行收益分享，惠顧會員限于一人一票，而非惠顧會員可能有無限的投票數。該法也引起很大爭議，尤其是與合作社3個基本原則不符。一是非惠顧會員的外部投資者可以擁有合作社的大部分，挑戰了“使用者所有”的原則；二是非外部投資者可控制多達85％的會員投票，在董事會有高達50％的投票權力，這挑戰了“使用者控制”的原則；三是外部投資者可以進行高達85％的投資收益分配，直接挑戰了“使用者受益”的原則。此外，為改善合作社治理結構，提高合作社決策水平和能力。一些合作社引進外部董事的做法。通過引入相應的專家來加強合作社董事會的決策水平和能力。

（三）合作社市場環境在變化，形成了行業性巨型合作社 當代美國農產品市場非常集中，一些大企業在整個市場以及特別商品中占據很大比例，如肉類行業有很高集中度，即使集中度最低的火雞生產、加工，前4 大企業也控制著35%的份額。而牛肉和羊肉屠宰行業，前4 家分別占到72%和70%。最大的4 個肉雞生產和加工企業有46％的市場份額，最大的4 個豬肉屠宰企業有45％的市場份額，牛肉最大的4 個飼養場有50％的市場份額。ConAgra 涉及以上6 種肉類生產活動，Cargill 則有3 種。

大多數農業合作社不能與這些大型綜合跨國公司進行直接的競爭，但經濟全球化促使合作社和國內國際大跨國公司進行競爭。這些競爭發生在市場細分和價格歧視，產品差異化，品牌，廣告，以及在研究和能力擴張方面的投資，通過產品鏈的建設和控制整合各種實現利潤的機制等方面。而合作社主要還是處于為農場主會員提供低級的加工、物資供應和服務。在規模、資源和市場份額等非價格領域的競爭機會，只有少數合作社才有，如美國最大的農業合作社CHS，在美國納斯達克擁有上市公司，經營涉及能源、谷物、食品等領域，也是財富100強企業之一。

（四）合作社之間的相互投資

合作社相互間的投資較為普遍，但投資金額所占經營資產份額的比重較小，且從近10 年數據來看，有較明顯的波動下降趨勢。2003 年該比例為8.8%，2004 年是10.8%，2012 年則降為5.7%。

（五）國際會員現象、國際化經營

美國農業合作社也吸納一些國際會員，進行國際化經營和擴張，這是美國農業合作社的一個與眾不同的特點。對美國2009 年農業合作社統計整理發現，所有3 類農業合作社中共有1 800 名國際會員，國外營業額是74.88 億美元，約占合作社總營業額的4.4%。其中銷售型合作社中，有500 名國外會員，國外銷售額65.51 億美元，占銷售型合作社營業的額6.4%。其中果蔬類合作社國外會員有200個，在國外營業額2.2 億美元。糧油類全國合作社營業額444.4 億美元，其中，國外營業額60.84 億美元。2009 年供應型合作社中，總計會員1 391 900名，國際會員有1 400 名，國外營業額9.37 億美元，占供應型合作社營業額631.58 億美元的1.5%。

五、美國農業合作社發展對中國的啟示 1.農業合作社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經過近200年左右的發展，農業合作社依然是美國農業生產經營服務的一個重要組織力量，展現出農業合作社強大的生命力。雖然農業合作社數量在減少，但合作社的經營收入在不斷增加，合作社的規模化趨勢日益突出。這說明將分散的農戶聯合起來的合作社組織及機制在農業領域始終有其存在的空間和發展的余地。而那種認為合作社是弱者聯合，在市場經濟缺乏效率，勢必被其他組織替代的看法是錯誤的。為此，中國發展農業合作社要增強信心，加強各類農產品組織建設，健全農業合作社的生產、銷售以及農業生產資料購買、服務過程中的功能。

2.加強農業合作社的規模化和品牌化經營合作社要形成百年老店，要持續壯大發展，要在市場經濟活動中與其他組織進行競爭，必須經歷合作社的規模化經營。美國的合作社數量在減少，主要是合作社間的聯合與并購增加，因而單個合作社規模在不斷提高，合作社的影響力也在提升。在一些農產品領域，已形成為數量少但相對穩定的合作社。同時合作社需要品牌化經營，通過品牌整合各地農產品的生產銷售，如美國的新騎士，原名是“南加州水果與農產品合作社”，成立1893 年，由加利福尼亞州與亞利桑那州6 000 多名柑橘種植者共同擁有；他們大部分都是小型的個體果農，其中約有2 000 名種植檸檬。新奇士果農把新奇士柳橙、檸檬、葡萄柚和其他產品統一品牌進行加工包裝銷售，以統一新奇士商標在世界各地銷售產品年超過12 億美元，該合作社成為世界上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柑橘營銷機構。相比較起來，中國農業合作社正處在新的發展時期，應該借鑒美國農業合作社的規模化和品牌化經營的經驗，加強戰略謀劃，才能做大做強各地合作社。

3.合作社發展需要政府有力的支持美國合作社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從合作社歷史發展可以看到，美國在1922 年《凱伯—沃爾斯塔德法案》（Capper-Volstead Act）的通過，把合作社從《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的限制中豁免出來，此外《史密斯—雷弗爾法（Smith-Lever Act）》、《合作營銷法案》以及合作社稅收等相關法律都提供了對合作社的支持。當代，一些州為了增強合作社的靈活性，修改合作社條例，放寬會員、股金分配、民主投票等傳統合作社原則，有利于新型合作社更加靈活的發展。中國農業合作社要得到健康發展，也需要對中國相應法律政策進行進一步完善，并加大金融、財政等方面支持，以滿足農業合作社長期發展需要。

4.進一步創新合作社發展機制美國農業合作社發展過程中也遇到不少問題，如合作社資金積累能力弱，會員需要多元化和多樣化，總經理能力，董事會效率，國際會員等問題。有些問題是合作社本身機制問題，有些是組織建設問題。中國農業合作社發展過程中也會面臨其中一些問題，應該鼓勵各地合作社進行各項機制創新，加強組織內部建設，解決好合作社發展的人、財、物等問題，促進中國農業合作社又好又快地發展。

第四篇：借鑒國外發展經驗建設中國現代農業

借鑒國外發展經驗建設中國現代農業

? 摘要：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發展現代農業是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現代

農業在發達國家率先興起，并取得了長足發展。他們發展現代農業的主要經驗，可以為中國所借鑒。本文在總結發達國家發展現代農業主要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發展中國現代農業的對策建議，即根據中國農業資源的特點，因地制宜地選擇農業技術進步路線；開發農業的多種功能，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促進農業產業化；建立農業技術培訓和職業教育體系，提高農民素質。

現代農業在發達國家率先興起，并在發達國家得到長足發展。盡管各個國家資源稟賦、社會經濟條件等方面存在差異，發展現代農業的道路和特點也不盡相同，但在發展現代農業的進程中，也存在一些共同的經驗，值得中國學習和借鑒。

一、發達國家發展現代農業的主要經驗

1．選擇適宜本國國情的農業技術進步道路農業技術進步的路徑一般分為4鐘類型：以機械技術為特征的勞動節約型，以生物化學技術為特征的土地節約型，以灌溉技術為特征的節水型現代及綜合性技術進步。許多發達國家在建設農業的進程中，都根據本國社會經濟條件和農業的進程中，都根據本國社會經濟條件和農業資源稟賦特點，選擇了適合本國國情的農業技術進步道路，從而取得了現代農業建設的成功。依其自然、經濟、社會、科技和經營管理特點，可劃分為4類：（1）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地廣人稀，工業發達，勞動力不足，其技術進步的方式大都從農業機械化起步，主要是通過機械技術的推廣和使用來 實現對勞動的替代，使單位面積土地上的勞動使用量減少，以達到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目的。這些國家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商品率較高，有些農產品主要面向國際市場。（2）日本、荷蘭、比利時等國，人多地少、資源相對貧乏，更多地選擇多用勞動型的技術和節省土地型的生物技術，即發展資本技術密集的精致農業，提高土地生產率。多數農戶實行兼業經營，亦工亦農，其產品主要面向國內市場。

第五篇：《中國輿論新聞史》讀書筆記

讀書筆記:《中國新聞輿論史》

本書作者林語堂，是我國現代文壇的巨子，影響中外。作為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自由主義者，政治上崇奉西方民主主義，非常贊賞孫中山的國民革命綱領，對中國共產黨當時也持有好態度。1936年8月，他攜眷赴美，并在那之后寫下了這部書。本書由英文寫成，是一部激勵民眾為新聞自由，為公民權利而戰的論著。

從題目來看，這本書既是“新聞史”，又是“輿論史”。但實質上，本書是輿論史，而非新聞史。有關新聞史的內容總體上是為服務于輿論史而存在的。本書之所以特別看重新聞史，是因為“報刊業是公眾的耳目喉舌”，和輿論史有特別密切的關系，也就是與新聞自由的關系。這本書一開頭就明白的說：“泛泛談論報業問題是沒有意義的，除非我們能懸新聞自由之理想為鵠的，并以之為衡量新聞事業成敗的標準，把新聞自由看做民主的真正基石：首先，它運用明智、公正的新聞選擇、編輯、發布手段，向民眾提供準確的消息；其次，它使社會輿論得以自由而不受限制地表達。”又說：“我所感興趣的，是作為民意與專制斗爭史的中國新聞史。”基于這種觀念，本書中對中國古代報紙描述很少，因為它“主要刊登官員的任免、升遷消息，一般只在官員中流通。因此它遠未能成為公眾的‘耳目喉舌’，也不是輿論的載體。”所以在古代時期這部分，極大篇幅寫的是輿論史，除一處有“邸報”一詞外，全然不提古代報紙。另外也有很小篇幅寫新聞史，主要是介紹中古代報紙發展概況方面的知識。

本書大體分為兩個部分。

前半部分，也就是第一編，寫的是我國古代時期的輿論發展過程。在古代輿論方面，作者所提到的古代歌謠，在秦漢甚至是更早之前就出現了，并一直沿用下來。比如詩經中的“國風”部分，兼具風工之音與諷喻教化之義，里面大多數是諷刺詩。而在民間，更多的則是口口相傳的歌謠，用以批評統治者。而到了漢代，輿論和皇權之間第一次出現了有組織的對抗。在士人與腐敗勢力的殊死搏斗中，輿論得到了一次極為罕見，令人憐憫而崇敬運用，引發了一場規模浩大的“太學生運動”。而漢朝之后公元3-4世紀的魏晉時期，公共批評進入了最低潮。到了南宋時期“太學生運動”又一次被發起。這次運動充分的驗證了一句話：每逢國家存亡之秋，公共批評總會應時而起。同樣也是在宋朝，隨著政府勢力的發展

“邸報”應運而生，這也是作者在古代時期所提到的唯一一份報紙。即使在古代，輿論與報刊之內在制約關系仍會存在并展現其固有關系。宋朝小報的出現，和當時輿論斗爭有著密切關系。到了明朝，作者便主要寫到了明朝的宦官、御史和東林黨人之間的矛盾與斗爭。而明代邸報對東林黨的斗爭則有著重要的關系。至此，本書的古代部分便已經結束了。

后半部分，也就是第二編，講的是現代報紙的發展過程及新聞輿論發展的的過程。從這一編可以看出，本書對于現代新聞事業的關注遠遠超過古代。這部分寫得幾乎都是新聞事業的活動。而這些新聞事業活動在總體上是為反映公眾輿論與政府專制的斗爭而出現的。傳統中國的議政（政治批評）精神，在適當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下，會再度開花結果，作為當代新聞事業中真正的民主力量而出現。而中文報刊的發展，大概可以劃分為3個時期：現代報刊的開創時期（1815-1895），辛亥革命的新聞事業（1895-1911），辛亥革命后的新聞事業（1912至今）。中國的所謂現代新聞事業，即其編輯與出版均以公眾利益為目的的新聞事業，肇始于19世紀初，在早期傳教士的努力下，得到很大發展。1895年，北洋水師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慘敗，受高漲的愛國熱潮的激發，中國報刊史上的新時代到來了，自此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這段時期，堪稱中國新聞史上的黃金時代。然而在隨后到來的民國時代，由于政府力量的日漸強大，當代的報業便又開始倒退。由此可見，政府越“強大”，報業就越弱小，反之亦然。·

本書生動流暢，平易近人筆鋒常富感情，別具魅力。在本書中，作者常為古代那些身處官場逆境，只求自保的士人辯解。說他們也是人，“所以我們可以原諒他們只求自保；但因為是人，所以他們的玩世不恭，只不過是掩蓋內心的痛苦罷了。”又稱：“理解萬歲——在沒有憲法保護的情況下，僅僅對士人和批評家說一句‘不要怕，奮勇向前’，他們是不會對政治采取積極態度的，沒有人會拿生命危險去冒犯政治者的。”講的是古人，實際上是自己心態的表述。

同時，作者對國民黨政府的輿論專制深惡痛絕，號召公眾為爭取新聞自由和公民權利不懈戰斗。尤為發人深省的是，作者還把吸取歷史經驗教訓、并以之與國民黨政府的輿論專制政策進行斗爭，作為寫作本書的用意所在。這不僅在多處時有流露，而且還坦率陳詞，向讀者明白講清楚。如在“宋朝學生請愿”這部分中，作者宣稱：“我們之所以對這一時期特別感興趣，是因當時的政局、士人的運動和輿情，很容易讓人聯想起今天的局面。這就是歷史研究的價值，它教我們以史為鑒，從過去中看到現在。”在本書的結尾部分，作者還專作說明，強調他之所以寫這部書，是非常“希望能有助于讀者用歷史的眼光看待當前的局勢，理解輿論繁榮和衰敗之因”，敦促“今天，我們必須為新聞自由的憲法原則而戰”。語重情長，傳達了自己的心聲。

理論上，無論在什么時候、在哪個國家，輿論與當權者總是有沖突的。然而這一點并非總能為人所認識。任何講現實、明事理的政治哲學，都要把承認如下事實作為原則：治理一個國家，不管他是民主制、有限君主制還是絕對君主制，在制人者和制于人者之間，總是有著潛在的敵意。雙方的這種敵對狀態如同在拔河：如果政府贏了，那人民肯定要輸，反之亦然。若非如此，那么民主政治，連同他那一套既妨礙了自由，也妨礙了權威的繁瑣程序的說辭，根本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絕對的君主政體，市政府只允許他自己拉住繩子的一端，而禁止人民去拉另一端的治理形式，其中的潛在的敵意并沒有因此消失。因此，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拔河游戲中，總是有公共批評的，不管是哪種政體。而輿論是否影響或實際主導政府的決策，是民主政治的最根本性的試金石。

《中國輿論史》這部書是我國第一部輿論史，也是第一部關于言論出版自由斗爭的史書。其寫作體裁是歷史，可使其立足點卻在當代，著眼于史鑒作用。它把我國歷代輿論斗爭的歷史，看做一個具有內在聯系、前后相承的統一體。一方面講明不同朝代所呈現的差異性，但更著意的是揭示這些差異的共同性，即所為同中見異，異中求同，把探求客觀運行規律放在第一位。這種共性，即規律性的表述，方方面面，泛見于全書，還常將其化解為多樣精辟的箴言，以昭示后人。雖然它的寫作時間距今已有七八十年之久，其時代局限和作者個人思想局限在所難免。書中確實有某些偏頗不周的表現。但瑕不掩瑜，不影響本書的價值。

學生：李奕霖班級：新聞三班

學號：20110203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