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孫立平：“過程--事件分析”與對當代中國國家農民關系的實踐形態

孫立平：“過程－－事件分析”與對當代中國國家農民關系的實踐形態

正是這有生命的、流動的、充實的空氣對畫面中的物體起了作用。

——歐文?斯通《梵高傳》

下面的三個研究，都是對于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生活的考察。這三個研究所選擇的案例和分析的角度，都各自不同，但卻在面對一個共同的問題，即當前中國農村中鄉鎮、村莊和農民三者之間復雜而微妙的互動關系，或者說是農村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特別要說明的一點是，在這些研究中采用了一種共同的研究策略，即“過程--事件分析”。應當說，這些研究的進展過程以及所獲得的研究結論，特別是對上述三個行動主體互動關系中那些微妙之處的洞悉，更進一步說由此獲得的對當代中國農村中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理解和把握，與這種研究策略和敘事方式的使用是有直接關系的。因此，在本文中，我們先來簡要說明“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然后來討論在這三項研究中使用這種策略所得到的一些獨特結論。

一、面對社會生活的“隱秘”

在最近的幾年中，我們一直在從事有關農村的研究。盡管沒有正面面對一般人們稱之為“農村基層政權”或“農村基層組織”的問題，但這些研究卻往往與上述問題有著或是直接或是間接的關系，同時也由此接觸到一些有關這一問題的經驗材料和學術界已經積累起來的研究成果。然而，所接觸到的這些材料，特別是在實際田野研究中所形成的種種感覺，在我們的頭腦中逐漸積聚成一個巨大的謎團。幾年來，我們時時被這個謎團困擾著，由此也就產生一種沖動：如何解決這個謎團？用一種什么樣的方式來面對和解決這個謎團？

這個謎團在最直接的層面上表現為一個古典而現實的問題：當代中國農村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究竟是怎樣的？更具體地則表現為一種悖論，就中國目前農村中國家的存在狀態而言，結構特征與效能之間存在的明顯的不對稱性。即它的組織結構特征與它能夠做到的事情之間，存在一種明顯的不對稱。而在這個悖論的后面，則存在一系列需要解釋的現實與理論問題。讓我們從解釋這個謎團入手。

盡管現在也有人試圖將“自主性”、“農民的非正式反抗”這樣的概念引入對改革前中國農村社會生活的理解，2而且這樣的解釋也確實可以增進對當時農村社會生活更為全面的解釋，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當時的條件下，國家對農村社會生活的控制是相當嚴密而有力的。這種嚴密控制的基礎，是總體性的國家制度和以集體經濟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然而，我們都知道，發生在80年代初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以及人民公社體制的解體，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農村社會生活的基本面貌和運行的方式。國家制度的改革正在逐步消褪著過去無所不在的總體性特征；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不僅淘汰了過去的集體經濟，而且也直接導致了人民公社體制的瓦解。于是，在這兩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一個顯而易見的結果出現了，這就是國家在農村的弱化和衰敗。也有人將其稱之為國家從農村的撤退。換一個方面角度來說，則是農村基層組織的渙散與癱瘓3。對此，無論是在學術研究的報告中還是在新聞媒體上，都有許多的報道。人們由此所看到的是一種國家對農村社會生活的控制已經相當有限甚至是無力的情景。我們在農村調查時也常常接觸到似乎可以印證這種描述的場景。許多鄉鎮干部或是忙于鄉鎮企業的經營活動，或是打牌賭博、大吃大喝，或是無所事事、遲到早退；一些村莊的干部說，已經很長時間沒有開過黨支部會和村委會了，甚至村里的主要干部都已經外出打工去了。在1996年，全國第一批整頓的軟弱渙散和癱瘓狀態村黨支部就多達5.5萬個（見《人民日報》1996年6月25日）。按說，在這樣的組織結構特征之下，國家對農村社會生活將會失控，國家的意志在這里將會很難得到有效的貫徹和實施。

然而這只是一方面的圖景，而在農村社會生活中，我們還會看到同時存在的另外一種圖景。即在這樣的一種組織結構特征之中，國家對農村社會生活也并沒有處于完全失控的狀態。更重要的是，國家的意志在農村中仍然基本得到了貫徹執行。4熟悉農村生活的人都會知道，作為國家機構最低一層的鄉鎮政府要村莊去做的，或者是村莊對農民要做的，主要是定購糧的征收、三提五統款項的收取和計劃生育政策的落實。我們可以將這些看作是在農村中國家意志的“最實在”的體現，或者看作是國家控制農村的指標。這些事情對于鄉鎮而言，是行政任務，而且是最棘手的行政任務；對于村莊干部而言，不但無法從中得到利益，而且要得罪人，并且得罪的是“低頭不見抬頭見”的鄉鄰；對于農民而言，這些事情無疑是消極的，并且不時發生種種的抗拒活動（在我們所做的定購糧收購的個案中可以明顯看到這一點）。應當說，這些工作有著極大的難度5。但盡管如此，就全國的情況而言，雖然在實現國家這些意志的過程中也出現了種種的問題（如農民的抗拒和政府的強迫，甚至有的地方出現了逼死人命的事件），但可以說，該征的糧食基本都征上來了，該收的錢基本都收上來了，控制生育的目標也基本達到了。也就是說，國家的意志得到了基本的貫徹和執行。如果說在農村中政府已經處于一種相當衰敗的狀態，對這種結果如何進行解釋？如果我們考慮到這些工作中的難度，就不會將這個現象簡單地解釋成一個軟弱的組織結構在完成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是，如果反過來說，能夠根據國家的意志得到基本貫徹執行的結果，就斷言國家在農村中的存在仍然是相當強有力嗎？恐怕也不能。因為組織結構的軟弱與渙散畢竟是一個相當普遍而嚴重的事實。

由此可見，無論是組織結構的軟弱渙散還是國家意志的有效貫徹，都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也就是說，事實展示出來的是一種雙重的情景，而這雙重的情景在理論上是相互矛盾的。如果說，從組織結構特征上推斷不出如此的績效結果，那么這種績效結果是從何而來？反過來說，這樣的績效結果又能夠說明組織結構怎樣的特征？對此，恐怕很難得出一些簡單的結論。而在這個悖論的背后的，實際上是有關改革以來中國農村社會生活中一系列需要回答的理論問題。如在市場體制背景下的小農經濟基礎之上，取代人民公社體制的是一種什么樣的農村社會生活基本框架？在這種框架之下，農村的社會生活是如何運作的，農民是如何生活的？村莊還構成社會生活的一個共同體嗎？農村社會是如何進行整合的？誰在支配和控制著農村的社會生活？國家在農村中的作用是怎樣的，在什么樣的范圍內并以何種方式存在？目前的農村是仍然處于國家的有力控制之下，還是成了一塊自治的天地？現在的鄉鎮還能夠實現對村莊和農民的控制嗎？或者說在多大程度上實現著這樣的控制？農村或者說農民，現在是以一種怎樣的方式，與國家發生著聯系？如果不對這些問題進行透徹的說明，就不能解釋上面的悖論，也很難真正理解農村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究竟是一種什么樣子。

若干年前，當我們在農村中從事其他課題研究的時候，就隱隱約約感覺到，這些問題雖然重要，但確確實實是相當難于回答的。之所以如此，最基本的一點就是，與城市中的社會生活相比，農村中社會生活程式化和模式化程度是很低的。也就是說，缺少一成不變的正式程序和正式規則。在許多情況下，即使存在這樣的程序和規則，有時也不會真正起作用。相反，一些重要而敏感問題的解決，往往要采取非正式的方式或相機處置的彈性手段。即使是政府的行動也是如此。舉一個例子來說，城市中的稅務人員在各個企業中收稅的時候，可以使用千篇一律的方法和語言；而你到農村中去看看那些基層干部是如何在農民中收取各種稅款的：幾乎每人使用的方法和說辭都各不相同（這在我們所做的定購糧收購的個案中可以看得相當清楚）。因此，與城市的生活相比，農村的生活更象是一種“魔術”。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中國農村的社會生活正處于一個重要的轉型過程中，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都是處于“正在形成”的過程中，而遠不象一個成熟的體制下，社會生活是高度確定的6，這樣就造就了更強的不確定性。

這使我們不禁想到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皮爾·布迪厄的這樣一段話，“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的職責在于對社會的運作進行科學分析。法國一位科學哲學家加斯東·巴什拉說過：‘科學必須發掘隱秘’，這就是說，既然有一個研究社會的科學，它就不可避免地要發掘隱秘，特別是統治者不愿看到被揭露的隱秘”（布迪厄、哈克，1996）。上述的悖論與矛盾，隱藏在背后的種種微妙因素，就構成了我們所正在面對的“社會隱秘”。而且，已有的研究成果在進行這種解釋上的不成功（包括國外一些學者的研究），以及我們在力圖進行這種解釋的時候所出現的無從下手的感覺（更確切地說，是一種已經對其中一些可能真正起作用的因素有模模糊糊的感受，但又無法將之納入分析框架之中的感覺），使得我們不得不去懷疑，我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有問題。換言之，那些我們慣常使用的方法對于解釋這樣的問題是力不勝任的，或者說是不得要領的。

因此，現在問題的關鍵是尋找一種方法，一種能夠將再現復雜而微妙的事情并能夠對其進行清楚解釋的方法，或者說是一種研究策略。維特根斯坦說，“洞見或透識隱藏于深處的棘手問題是艱難的，因為如果只是把握這一棘手問題的表層，它就會維持原狀，仍然得不到解決。因此，必須把它‘連根拔起’，使它徹底地暴露出來；這就要求我們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思考”（轉引自布迪厄、華康德，1998。P1）。然而也正如維特根斯坦接著說的，難以確立的正是這種新的思維方式。但是，在進行其他農村生活研究中我們發現，有一種方法可以將這種“微妙性”“連根拔起”，這就是觀察人們的社會行動，特別是由他們的行動所形成的事件與過程。甚至也可以說，這種“微妙性”也正是隱藏在人們的社會行動，特別是事件性過程之中。這是在正式的結構中、在有關的文件上，甚至在籠統的“村莊”和“鄉鎮”社區中很難見到的東西。我們將這樣的一種研究策略稱之為“過程--事件分析”。而研究的目的，就是對這樣的事件與過程，進行敘事性再現和動態關聯分析。二“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

農民生活的智慧啟發了我們。比如，我們來到一種村莊，研究村民們互相之間的社會關系。我們怎么才能發現這樣的關系？這樣的關系存在于什么地方？一些農民在一起抽煙聊天，我們從中能夠發現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嗎？在那種場面中，我們甚至無法看出誰和誰是父子，誰和誰是兄弟；我們能夠從村民在互相見面打招呼所使用的稱呼中洞悉他們之間的關系嗎？也相當困難。我們很快會發現，除了極個別的情況外，人們一般都是以“叔叔”、“爺爺”、“嫂子”、“大娘”互相稱呼著，同姓的是如此，不同姓的也是如此，關系好的如此，關系一般的也是如此。從這里，你能夠看出他們之間關系的親疏遠近嗎？很難看得出來。怎樣才能看出他們的親疏遠近？農民自己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只有當有事情的時候，才能看出誰和誰遠，誰和誰近。這里最重要的就是“有事情的時候”。只有在這樣的時候，真正的社會關系才能真正地展示出來。這啟示我們，我們的關注點，也就應當放到這種“有事情的時候”。這種“有事情的時候”是什么，就是一種可以展示事物邏輯的事件性過程（俗語說“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這當中的“打虎”和“上陣”就是可以展示真正父子兄弟關系的事件性過程）。關注、描述、分析這樣的事件與過程，對其中的邏輯進行動態的解釋，就是我們這里所說的“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敘事方式。

如果我們將社會學看作是一門科學，看作是一門揭示和解釋社會生活那些“隱秘”的科學，那也就可以說，“過程--事件分析”，是展示這種微妙性的一種合適的方式。當然，布迪厄賦予社會“隱秘”更多的是批判的含義。但即使是從純粹理解和解釋的角度來說，揭示社會隱秘也是社會學取得對社會的了解和解釋的關鍵。當我們說這樣一類社會現象的微妙和隱秘的時候，至少有這樣的幾層含義。其一，是不確定性，即在因素與因素之間、事物與環境之間并不存在一成不變的聯系。其二，是靜態結構中的不可見性。而這樣的因素很可能就是社會現象中最重要的解釋變數。當福柯從正式的、政治含義的權力轉向象毛細管一樣遍布全身的“日常生活權力”的時候，當布迪厄在以傳播知識自命的教育體制中尋找其再生產社會的等級結構的時候，當格爾茲從巴厘島的斗雞游戲中破解其意義的時候，我們就看到了這樣一種孜孜不倦的努力。正如有人概括的那樣，在福柯、德勒茲、瓜塔里有關權力與支配的研究中，人們可以看到，“他們三人都認為將支配的微觀結構加以理論化是最重要的事情”（Best and Kellner，1991）。為什么將“支配的微觀結構加以理論化”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就是因為在這里隱含著真正統治的要義，隱含著統治的真正的密碼，而這樣的要義和密碼，是以一種相當隱秘和微妙的狀態存在著的。要截獲和破解這樣的隱秘或社會生活的密碼，就迫使人們由宏觀的結構（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要否定宏觀的社會結構分析）轉向塞爾杜（De Certeau）所說的的“微小實踐”（minor practice）(De Certeau 1984)，即一種構成社會生活基礎的社會過程。社會“隱秘”往往就隱含于其中。

之所以要采用“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敘事方式，從方法論上說是由于靜態結構分析所存在的局限，這或許可以稱之為結構上的不可見性。因為在靜態的結構中，事物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事物內部不同因素之間的復雜關聯，以及這一事物在與不同的情境發生遭遇時所可能發生的種種出人意料的變化，都并不是前在地存在于既有的結構之中。相反，只有在一種動態的過程中，這些東西才可能逐步展示出來。而且，常常有這樣的這樣的情況，一事物究竟在過程中展示出什么樣的狀態，甚至有時完全取決于有什么樣的偶發性因素出現7。這種結構上的不可見性，劃定了靜態結構分析的邊界與局限。“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則意味著，過程可以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解釋源泉或解釋變項。如果說，從結構到績效結果，是一種簡單的因果關系的話，過程因素的加入，則導致了一種更為復雜的因果關系。而且從一種更根本的意義上說，它超出了因果關系的傳統視野（即動態情境的視野）。

“過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的最基本之點，是力圖將所要研究的對象由靜態的結構轉向由若干事件所構成的動態過程。任何研究策略都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描述與分析兩個方面。描述的任務是再現，分析的任務是解釋，而描述是分析的基礎8。“過程--事件分析”策略的基礎，是對于描述方式的強調，即強調一種動態敘事的描述風格。這就意味著，首先需要將研究的對象轉化為一種故事文本。這里的關鍵，是將研究的對象作為或者是當做一個事件性過程來描述和理解。比如，現在人們關心“下崗”問題。靜態的結構分析會告訴我們，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總共能提供多少個就業機會，現在的勞動力人口有多少，兩者的差額就是失業或“下崗”。而從“過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來看，則首先是將下崗看作是一個事件：在公元1990年代，這樣的一個地方發生了一件叫做“下崗”的事件性過程，這個過程是由許多更小的事件構成的。然后，通過對這個事件性過程的描述和分析，來揭示“下崗”這樣一件事情中那些更為微妙的邏輯和機制。如此說來，這種研究策略收集資料的方式與傳統社會學中的個案資料收集方式并沒有什么不同，只不過這種個案必須是一種動態的由事件構成的過程。這源于我們的一個基本假定，即不同事物或一事物內部不同因素之間的復雜而微妙的關系，只有通過事件或過程才能比較充分地展示出來。當然，這并不是說任何的過程和事件都適合作為這種研究策略的對象格爾茲在研究巴厘島的斗雞游戲時，使用了“淺層游戲”和“深層游戲”兩個概念。“淺層游戲”是指那種小規模的、為了物質性的獲取而進行的游戲，而“深層游戲”則是大規模的、以榮譽為目標的游戲（“深層游戲”deep play這個概念是格爾茲從邊沁那里借用過來的）。我們似乎也可以將這樣的一對概念運用于對廣義的社會生活游戲的分類和分析。我們可以說有些社會過程是屬于“淺層游戲”，而有些社會過程則是屬于“深層游戲”（從不同的角度看，深淺的標準不會是固定的，但就某一個特定的研究角度而言，這種標準則是相對明確的）。能夠作為“過程--事件分析”對象的，就是能夠真正展示事物深層邏輯的那些過程和事件。

“過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當然首先是一種看待社會現象的角度或策略，但事實上也涉及到一個更根本性的問題，這就是有關社會事實性質的假設。涂爾干認為社會學是研究社會事實的。但問題是，究竟什么是社會事實，社會事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而社會學研究策略和研究方法的使用往往需要與關于社會事實性質的假設相一致。在傳統上，人們往往將社會事實看作是一種固態的、靜止的、結構性的東西（在涂爾干那里是一種集體表象）。因而，所采用的社會學研究策略和研究方法，也就必須適合對這樣的靜態特征進行觀察和描述。相反，“過程--事件分析”則涉及到對社會事實的一種截然不同的假設，也就是說，這樣的一種研究策略意味著將社會事實看作是動態的、流動的，而不是靜態的。在這里也許應當說一說印象派畫家給予我們的靈感和啟示。人們從梵高的畫中能看到什么？最深刻的印象是空氣、云和陽光都是流動的。在《梵高傳》中，有這樣的一段描寫：梵高初次接觸到印象派繪畫時感受到強烈的震動，他領悟了使繪畫發生如此徹底改革的一個簡單方法。這些畫家使他們的畫上充滿了空氣！正是這有生命的、流動的、充實的空氣對畫面中的物體起了作用。在學院派看來，空氣是不存在的，空氣只是一塊空白的空間，他們只是把生硬的、固定的物體放到這個空間里。溫森特瞪著自己的油畫，天哪，它們是那么晦暗、陰沉、笨拙、乏味而又死氣沉沉。這些新人！他們竟發現了空氣！發現了光和呼吸、空氣和太陽；他們是透過存在于這震顫的流體中的各種數不清的力來看事物的。他們描繪流動的、透明的空氣，按照他們自己的性情、透過他們作畫時所置身在內的、被太陽照亮的空氣去觀察一切，這些人簡直象是開創了一門全新的藝術。“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在對待社會現象的時候，就如同印象派畫家將空氣和陽光看作是流動的一樣，將社會現象看作是流動的、鮮活的、在動態中充滿著種種“隱秘”的。

讓我們換一個角度，即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的角度，來理解這種“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有學者認為，現在社會學正面臨著解釋邏輯的三個轉變：從單元到情境，從性質到聯系，從因果到事件。在社會學中，對于社會互動過程的強調，體現出這樣的一種關懷：賦予社會現象以能動的特性，從而克服靜態結構分析的死板和僵硬。而在具體的互動過程分析中，也都非常強調“情境”(situation)和“場景”(setting)的因素。然而，我們這里應當注意到，盡管互動理論重視了動態的因素，但他們所說的情境和場景，基本都是共時性的，而缺少時間的與歷史的維度。但互動論給我們的啟示之一，是單元與情境之間的聯系。如果從這樣的一個思路出發，我們或許也可以將“過程--事件分析”中的相聯系的事件，看作是互為場景或情境的（這里所使用的這兩個概念已經與這兩個概念的本意有了一定的區別）。不過，這樣的情境或場景，不是靜態的、共時性的，而是動態的、歷時性的。這樣，就可以將歷史的因素注入到社會互動的過程之中。從這種意義上說，“過程--事件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對因果關系分析的超越。在因果分析中，存在著一種抽象的因果邏輯，并使這種邏輯具有一種決定論或目的論的色彩。而“過程--事件分析”則強調事件之間那種復雜有時純粹是偶然或隨機的聯系。這樣的聯系并不完全對應一種嚴格的因果關系。

從這里也可以看出，“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敘事方式，與一般的歷史分析是不同的。換言之，歷史分析并不一定是“過程--事件分析”。在社會學和人類學中，也不乏以歷史的眼光來對待和描述研究對象的，大到一個社會（甚至世界體系，如沃勒斯坦那樣），小到一個社區，或者是某種分門別類的社會現象。甚至是直接描述其歷史的進程，以及在不同歷史上的演變，抑或是歷史的比較分析。但如同我們在這樣的研究中每每見到的，這些研究盡管對待的是歷史，是歷時性的現象，但分析和描述的方式卻是靜態的。比如在某一個年代或時期社會結構是什么樣子的，到了另一個年代或時期又是什么樣子的。盡管人們從中可以看到變化，但這種變化并不是過程，并不是通過過程來體現的變化。如同錄相機中的慢鏡頭，或性能不好的影蝶機放出的盜版盤的影象一樣，每一個畫面都是跳動而停頓的。“情節”是由這些跳動而停頓的畫面編織出來的。因此，可以說，這樣的歷史分析，提供的并不是一種連貫而流暢的過程，其在每一時段上的事件仍然是靜態的，展示出來的只是眾多靜態事件所構成的序列。而“過程--事件分析”，所追求的則是追求一種對事物過程的連貫與流暢的描述與解釋9。

三、把國家與社會關系看作是一種過程

這里的三項研究，所面對的無疑是一個相當傳統或古典的問題，即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SSR）。在有關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生活的研究中，這樣的理論視角仍然占有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如在Andrew Walder, Jean Oi和Vivinne Shue等人的研究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都是基本的敘述框架。原因在于，在過去二十年間中國農村社會生活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中，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轉變，實在是一個重大而影響深遠的內容。

然而，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看待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換言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一種靜態的結構，還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凝固在有關的正式規則和程序之中，還是存在于有關各方的持續不斷的互動之中？究竟是將其看作靜態的結構才能更好地了解當前中國農村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狀況，還是將其看作動態的過程才能更好地獲得這種理解？這里的三項研究，由于采取了“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因而不約而同地對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采取了這樣的一種理論假定：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動態的、流動的，就如同梵高眼中和筆下的陽光和空氣一樣。因此，理解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特別是理解其中的微妙機制，就應當從這樣的一種眼光出發，使用“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來追逐“過程”與“事件”中所體現出來的微妙之處。可以看出，這三項研究都不是將注意力集中在中國農村國家與社會的籠統而靜態的結構上，而是努力通過對具體的事件過程的分析，來揭示鄉鎮、村莊、農民三者之間復雜而微妙的關系。

孫立平和郭于華的《軟硬兼施：----華北B鎮定購糧收購的個案研究》一文，描述和分析了中國北方一個鎮定購糧收購過程研究。當然我們能夠注意到，研究者真正關心的并不是定購糧的征收這樣一個政策性的問題，研究者所關注的是定購糧收購的過程中，鄉鎮、村莊和農民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我們從對這個事件的過程分析中可看出，這三者都介入了這樣一個復雜的互動過程。而在這樣的一個互動過程中，鄉鎮干部采取了一種令人們多少感到驚訝的“工作方式”，即將社會中的非正式因素大量運用于正式權力的行使過程之中。當一個代表國家的鄉鎮干部，面對一個在中國的鄉土文化中享有“倚老賣老的特權”、甚至可以裝病裝死的老人的時候，已經不僅僅是國家與農民的面對了，同時也意味著一種正式的國家權力因素與一種本土性的文化因素的遭遇。而由于后面一層意義上的遭遇，前者有關國家與農民或國家與社會的那些應有的正式規定，被弄得混亂不清。征收定購糧的工作，就是在這樣一種混亂不清的背景下進行的。通過文章中的分析，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本來在國家正式權力中根本不存在的那些非正式因素是如何進入正式權力的行使過程的，以及國家的權力在農村中是如何現實地行使和運作的。定購糧收購過程的案例研究表明，在目前的中國農村中存在一種獨特的權力使用方式，即正式行政權力的非正式使用方式。這種使用方式不僅大大模糊了國家與社會的邊界，而且也使得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過程變得異常復雜。如果不能關注這種在動態的事件中才能凸現出來的因素，對中國農村中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描述和解釋就只能停留在一種非常膚淺的和非常表面的層次上。

馬明潔和孫立平對燕鄉以行政手段推動種植洋香瓜過程的分析，則給予了我們一個機會，使得我們可以從中看到，鄉鎮政府的行政權力還有多大的威力，基層政府和村莊還有多大的能力對農民進行社會動員，進行這種動員的時候使用的何種資源和方式，其動員能力又是何種程度和范圍上受到限制。應當說，這是面對了一個許多人都關心但又不是很容易解釋清楚的問題。燕鄉種植洋香瓜的事件，使得我們可以對國家在農村的動員潛能重新加以認識。如同該文的描述所表明的，在種植洋香瓜的事件發生之前，燕鄉也大體可以屬于“組織軟弱”的那種狀況。然而，在短短的時間之內，一場大規模的社會動員卻發生了，而且從上面的分析看，這種動員的力度非常之強。這使得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初步的結論：在國家的動員能力已經基本喪失的表面現象之下，這種體制仍然具有一種相當強大的動員潛能。只不過，這種動員的潛能要轉化為實際的動員能力，還需要其他的條件。動員能力從潛在狀態到現實狀態的轉變，是在一系列的事件性過程中發生的。“大參觀”、“換氣候”、“萬人大會”，就是這樣一些關鍵性的事件性過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關鍵性事件并不是憑空發生的，無論出外出參觀，萬人大會，還是河口村的黨員帶頭，我們都可以從中依稀看到組織因素的作用。這使我們注意到這樣的一個問題：在通常的情況下，某些結構和組織只是作為一種無為的要素而存在，換句話來說，它只是存在著，而并沒有發揮什么作用。對于這樣的因素，人們往往會忽視它的存在。從整個動員的全過程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動員能力從一種潛在的狀態轉化為一種現實的狀態，是與一種極為重要的因素聯系在一起的，這就是一種利益共同體的形成。這種利益共同體并不是先在地存在的，而是不斷營造出來的。在這里，我們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鄉政公司化”這一措施的重要作用。“鄉政公司化”一方面使得原來軟弱的行政系統轉變為強約束、高效率的公司性結構，另一方面使得原來軟弱行政系統中的官員成為高效率的公司中的職員或承包人。

應星和晉軍對大河電站引發的移民上訪事件的描述和分析，則為我們提供了國家與社會互動的一種更為微妙的情景。在這樣一種關系中，最重要的是“問題化過程”。當由于修建水庫而淹沒或沖刷了耕地的時候，“問題”本身就已經自然地存在了。但自然存在的問題，并不意味著進入“解決的日程”。我們可以看到，在上訪的農民一方，目標是使得由于建電站造成的耕地損失以及由此提出的賠償要求，能夠成為一個“問題”，即成為一個被政府承認并加以解決的“問題”。而在政府一邊，則面臨的是對問題的接受和以政府的方案加以解決的問題。從具體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農民從一般性的反映，到以精英為主導的結構性上訪，體現了對這一目標的追逐。而政府在一開始，是力圖以“推諉”的方式否定“問題”的存在，然后是在上訪事件的推動下，尋找一次性解決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我們通過這兩個過程的交織，可以看到國家與農民之間一種極為復雜的互動關系。此外，這個研究關注了從消極農民到中央對這一過程的參與，特別是積極農民--上訪精英的作用。大河電站上訪事件研究表明，國家與社會的兩分法是過于簡單化的，這個事件涉及到從消極農民、積極農民、村莊干部、區鄉干部、縣政府、地區政府、省市政府、中央各個層次，其中很難將這些層次簡單地歸結為國家和社會兩方面，至少可以歸類為受損者（農民、村莊）、無直接責任基層政府（區、鄉、縣）、責任主體政府（地區）、超越層次政府（省、中央）四個行動主體。這四個行動主體的取向都是各不相同的。受損者關心的是補償、無直接責任基層政府關心的盡可能的農民利益和“不出事”、責任主體政府關心的是補償與收益的平衡、超越層次政府關心的是“安定團結”。其互動的過程就更為復雜。

這三個案例，對于我們重新思考和理解當代中國農村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提供了有意義的洞察和啟示。首先，如同本節的題目所表明的那樣，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一種動態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這三個個案所展示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與其說是一種結構或狀態，不如說是一種過程。更重要的是，在這樣的一種動態過程中，靜態上可以認定的國家與社會的二元，以及二元雙方各自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模糊和混淆了。在原有的國家與社會的研究中，實際上存在著一種雙重的二元對位。一是國家與社會的二元，一是正式與非正式的二元。人們往往假定，這兩個二元是一種重疊對位的關系，也就是說，國家是正式的，社會是非正式的。但從上面的三個案例研究來看，這種重疊的二元對位是過于簡單化的。在定購糧征收的個案中，我們可以看到國家是如何將本土性的非正式因素納入國家正式權力的行使過程的。而在大河電站的案例中，我們又可以看到，農民通過種種的策略，來巧妙地運用政策、政府等本來屬于國家的正式因素的。因此，在國家那里，我們看到了非正式因素的作用，而在社會那里，我們也看到了對正式因素的運用。

同時，也正是在這樣的一種過程中，我們獲得了對于前述組織結構特征與運作的的績效結果不對稱的解釋。現在，讓我們來正面面對我們在第一部分中所提出的結構特征與績效結果的不對稱性問題。在種植洋香瓜的個案中，我們看到進行這樣一種社會動員的組織結構性條件是相當不充分的。鄉黨委書記宋是一個外來人；他面對著多方面的反對意見；許多村級組織處于一種渙散甚至癱瘓的狀態（在1994年的時候，該鄉34個行政村中就有7個黨支部處于“基本癱瘓狀態”）。更重要的是，在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之后，他并沒有強迫農民種植什么不種植什么的權力（農民有自主經營的權力）。然而這里讓人感興趣的，組織結構性條件的缺乏并沒有構成對社會動員不可克服的障礙，真正起了作用的是他開啟的一個過程。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他成功地利用了資源已經有限的行政框架，然后在這樣一個框架之中，營建了一個行政--利益共同體，從而形成了經營性社會動員的基礎。給各村發放參觀補助制定種種的獎懲措施使得村級的干部被捆綁到這個共同體中來；帶頭集資使鄉干部與洋香瓜種植建立了一種利益的聯帶關系；通過整頓班子消除了組織上障礙；而對于農民則恩威并施。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為進行社會動員所需要的資源和條件創造出來了，一件似乎不可能作成的事情終于作成了。定購糧收購的個案則有所不同。鄉鎮干部擁有征收定購糧的充分的合法性基礎，并且擁有行政權力所賦予的強制手段。然而，在具體的實踐中，這種權力卻缺少充分行使的條件，而且鄉鎮干部似乎也并不傾向于頻繁而充分地使用這種條件。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僅僅依靠國家的正式權力，完成定購糧征收的任務是相當困難的。然而，在定購糧收購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加入進來了，這就是根植于地方性文化基礎之上的非正式因素。鎮里的干部們通過巧妙使用這種本土性資源，使得不愿意交納定購糧的農民處于一種相當不利的地位（鄉鎮干部國家干部的身分和本土性特征，使得他們成為一個相當特殊的官員群體）。從這里的三項研究中可以看出，過程本身存在的創造性，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體制和組織結構的缺陷，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對農村社會生活的基本控制以及國家意志在農村的基本貫徹執行。也就是說，對于這樣的狀況，只能從其運作的過程才能得到令人滿意的解釋。當然，如果我們關注這個過程的話，還可以注意到一個重要因素的作用，這就是農民的認同。在定購糧征收的研究中，我們就發現，農村對于國家的稅收、定購糧和鄉鎮收取的其他費用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皇糧國稅都應當交”。在其他的地方，農民甚至提出了這樣的一句口號：“皇糧國稅一分不少，苛捐雜稅一分不交”。這也是為這個過程所不可缺少的因素。簡而言之，能夠解效能的，并不是組織結構的特征，而是過程本身，是作為相對獨立的解釋變項的過程因素。

“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不僅有助于我們理解目前國家在農村所處的這樣一種尷尬的位置，同時從理論上來說，也有助于克服這一研究中一直存在的本土性視角與國家中心視角的對立。對于中國社會的研究，或多或少地受到兩種理論模式的影響，一種可以稱之為整體論模式，一種可以稱之為本土性模式。前者實際上是一種國家中心論。這種模式表現為：強調黨和國家機器的壓倒一切的作用，強調正式體制對于社會生活的控制，不承認自主性社會生活的存在；認為不存在獨立的社會力量和大眾文化，民眾是被動的，民眾的反抗如果不是沒有的話也是微不足道的；在壓倒一切的黨和國家的支配下，社會生活是整齊劃一的；變革的動力來自黨和國家機器的推動。80年代以前的研究，基本體現著這樣的一種理論取向。而本土性模式的形成，最初來自于對整體論理論模式的批判。這種批判由來已久，先是現代化理論的批判，接著是新制度主義和地方性模式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共產主義國家改革初期就充分表現出來的巨大的改革熱情，使人們關注原來似乎被忽略的那些“處于休眠狀態的細胞”。于是，新制度主義模式出現。在對于蘇東和中國共產主義時期社會生活的研究中，新制度主義模式表現出對于如下因素的關注：經濟的和社會的因素；相對于正式體制的非正式因素；相對于上層精英的從屬群體和大眾文化；非正式反抗的作用（孫立平，1997）。而在國內學術界，受格爾茲“地方性知識”概念的影響，則出現了一場“尋廟運動”10。這些學者強調的是獨立于國家之外的地方性知識的作用，而這些地方性知識往往是與傳統的血緣格局、地方宗教等因素聯系在一起的。這樣的努力很象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探尋出一個“傳統的廟宇”。而幾十年的共產主義時期的生活經歷，國家對社會的滲透和控制，甚至連國家的因素本身，都不存在了。

這樣兩種理論模式的問題是明顯的。而應用“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來研究當代中國農村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則有助于我們克服這兩種模式的非此即彼的對立。因為在一種事件性的過程中，無論是國家的因素還是本土的因素，無論是正式的因素還是非正式的因素，無論是結構的因素還是文化的因素，都介入了進來，都融入到這樣的一種過程之中。事件和過程所展示的不是某個片面的一方，而是他們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而且，就這些因素的關系而言，在一個動態的過程中，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處于一種不斷建構的過程之中。四、一個附帶的問題：研究的單位

附帶應當討論的一個問題是，即研究單位的選擇問題。

如前所述，有關當代中國農村的研究，經常給我們提供兩種有關當代中國農村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圖景。一種是鄉土性的畫面。在這樣的研究中，村莊往往被作為一種自治的實體加以描述，多將其看作是一種相對自治的社區結構。他們強調的是本土性資源對于這種自治性所起的作用。人們在這里看到的是一種田園式的風光。而在這樣的描述中，國家的因素往往被有意無意地抽離了。這樣的村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治的、傳統的、田園式的形象。另一種畫面，則截然相反，國家仍然是絕對的控制者，特別是由于集體的歷史遺產以及集體的村辦企業所形成的經濟基礎，國家仍然是農村社會生活的主宰。人們從這種畫面中看到的是，國家的權威與權力的威嚴。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矛盾和差異？當然有許多的原因，如地區間的現實差異等。但除了這樣的現實原因之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研究單位的選擇。過于強調國家因素的研究往往以鄉鎮為研究單位，而過分強調本土資源因素的研究往往以村莊為研究單位。

Jean Oi在分析改革前中國農村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時，特別強調了研究單位的重要性。她認為，為了說明農村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必須對村莊這一研究單位給予足夠的強調。她認為，村莊是處于國家與社會交叉部的一種特有的組織單位, 農民在這個地方從事生活和工作, 收成在這里收獲和分割, 農民在這里獲得收入和分配的物品, 國家也在這里征購糧食。正是在村莊這樣一個舞臺上，國家與社會相遇了。因此，村莊（實際她說的是生產隊，而與生產隊相聯系的往往是自然村而不是行政村）是分析當時中國農村中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合適的單位。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同意在現在仍然將村莊作為單位來研究單位是最適宜的。這里引用Jean Oi的看法是為了說明研究單位選擇的重要性。實際上，正如上面的討論所表明的，對于研究單位可以有多種選擇，而選擇不同的研究單位，對于所得出來的結論會有很大的影響。更現實地說，對于當代中國農村的研究，研究單位選擇的分野主要是表現在是將村莊作為研究的基本單位，還是將鄉鎮作為研究的基本單位。如同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如果將村莊作為研究的基本單位，所看到的往往是農村社會生活中的鄉土性的層面，而忽略國家的權力在農村中的存在。相反，如果以鄉鎮作為研究的基本單位，當然有利于對國家因素的觀察和分析，同時也就容易忽視農村社會生活中的那些鄉土和日常生活的因素，從而導致對農村日常生活自主性的低估。

在這樣的情況下，有兩種不同的研究單位選擇策略可以考慮。一種承認將其中一種單位作為研究對象可能導致的片面性，但力圖在多次的研究中，有意選擇不同的研究單位，從而在總體上克服研究單位選擇的片面性。另外一種策略，則是找到一種兼顧兩種不同研究單位的研究策略。

而“過程--事件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研究單位選擇的偏誤，因為在“過程”與“事件”中，不同的研究單位同時以互動的方式出現了。

參考書目：

皮埃爾·布迪厄、漢斯·哈克，1996。《自由交流》。北京：三聯書店。

方慧容，1997。“‘無事件境’生活世界中的‘真實’----西村農民土地改革時期社會生活的記憶”。北京大學社會生活口述資料研究中心《‘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村社會生活口述資料收集計劃’系列工作論文》第1號。

晉軍，1998。“‘精英邏輯’與‘災民邏輯’----對大河電站農民長期集體上訪的個案研究”。北京大學社會生活口述資料研究中心《‘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村社會生活口述資料收集計劃’系列工作論文》第2號。

李猛，1996。“日常生活中的權力技術----邁向一種關系/事件的社會學分析”。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畢業論文。

馬明潔、孫立平，1999。“權力經營與經營式動員--一個‘逼民致富’的案例分析”。打印稿。

孫立平，1997。“關于社會主義的新制度主義研究”。《戰略與管理》，第五期。

孫立平、郭于華，1999。“‘軟硬兼施’：----華北B鎮定購糧收購的個案研究”。打印稿。

應星、晉軍，1999。“集體上訪中的‘問題化’過程--西南一個水電站的移民的故事”。打印稿。

Anderson,Benedict,1983.imagined communities.Verso.De Certeau,M.1984.The Practice of Everday lif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Geertz, Clifford ,1973.“Deep play: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New York: Basic Books.Inc.中譯文為郭于華譯《深層的游戲：關于巴厘島斗雞的記述》，《國外社會學》1996年1-2期。

Oi, Jean.1989.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ment.The University Colifornia Press.Nee, Victor and Rebecca Mattheews, 1996."Market transition an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2: 401-435.Shue, Vivienne,1988.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注釋本文的寫作，首先得益于筆者與王漢生、沈原、劉世定、郭于華、劉小京等先生的長期共同研究經歷和無數次的討論；在寫作前和寫作過程中，與沈原、郭于華、程秀英的多次討論，特別是他們的建設性意見，對于其中一些想法的形成，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李猛、李康、應星、晉軍、馬明潔也對本文的寫作，給予了許多的幫助與啟示。特別是張靜和李猛先生在討論中，寫出了專門的評論性文章。在此一并致謝。如Victor Nee就認為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民的社會生活也有相當的自主性，如農民將較多的精力用在自留地上，而且用多生孩子的方式來“非正式”地反抗國家的糧食征購（Nee, 1996）。盡管由于過去人民公社時期的生產大隊轉變為現在被定位于村民自治組織的村莊而意義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我們首先可以將農村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具體化為鄉鎮政府（國家機構的最低一層）對村莊（理論上是一個村民自治的組織）以及農民的控制問題以及村莊與農民的互動關系。這種難度從下文定購糧征收的案例中可以看得出來，也可以從馬明潔論文中干部所說的“半年種棉半年收”的話中看得出來。對于這一點，沈原先生在討論中提出過很好的建設性意見。結構功能主義所強調的事實上是結構與功能之間的對應或對稱。然而，在進行這樣分析的時候，一個重要的事實被忽略了，這就是結構與功能之間的聯系，即結構發揮作用的過程。當沖突理論對結構功能主義理論進行激烈批評，并將沖突引進社會的視野的時候，本來可以為過程提供可能的空間，但由于沖突理論過于注重諸如沖突的社會功能、沖突作為社會變遷動力以及在其中利益和價值因素的作用等問題，并沒有展示出可能將過程分析納入其中的潛力。Peter Gay說過，“沒有分析的歷史敘事是瑣碎的，沒有敘事的歷史分析是不完整的”。（Peter Gay，1974）毫無疑問，對于這些“過程”與“事件”的分析，往往要使用格爾茲所稱之為的“深描”的方法。尤其對于社會現象中的微妙聯系與邏輯的發現和解釋，更是需要這樣的“深描”。比如，有一個人到某個機構辦事情的時候，遇到了一批熟人。我們可以提一個問題，他先和誰說話，先和誰握手？人們如何據此來判斷他與這些人的不同關系？一個完全的局外人，可能根據他說話和握手的次序，得出結論說，他與之最先說話和握手的人，可能是他最好的朋友。而事實可能是，他最后說話和握手的人，甚至沒有握手的人，才是他最好的朋友。這里的真正含義是，他最先握手和打招呼的人，可能是與他相當陌生的人，因而也是最需要禮貌和客氣的人。而最好的朋友，往往是不需要如此客氣和講究的。如果不能洞悉這背后的意義，即使是進入“過程”與“事件”，也難于取得對社會現象的真正理解。由于本文主題和篇幅的限制，類似的具體敘述與分析方式，不可能在這里進行充分的討論。這里需要作一點解釋的是，不能將“尋廟運動”等同于有關宗教和廟宇的文化研究。相反，一些對廟宇的文化研究，反倒體現出更廣闊的背景（特別是國家因素）的關心。如景軍博士對西北孔廟的研究。

馬明潔和孫立平對燕鄉以行政手段推動種植洋香瓜過程的分析，則給予了我們一個機會，使得我們可以從中看到，鄉鎮政府的行政權力還有多大的威力，基層政府和村莊還有多大的能力對農民進行社會動員，進行這種動員的時候使用的何種資源和方式，其動員能力又是何種程度和范圍上受到限制。應當說，這是面對了一個許多人都關心但又不是很容易解釋清楚的問題。燕鄉種植洋香瓜的事件，使得我們可以對國家在農村的動員潛能重新加以認識。如同該文的描述所表明的，在種植洋香瓜的事件發生之前，燕鄉也大體可以屬于“組織軟弱”的那種狀況。然而，在短短的時間之內，一場大規模的社會動員卻發生了，而且從上面的分析看，這種動員的力度非常之強。這使得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初步的結論：在國家的動員能力已經基本喪失的表面現象之下，這種體制仍然具有一種相當強大的動員潛能。只不過，這種動員的潛能要轉化為實際的動員能力，還需要其他的條件。動員能力從潛在狀態到現實狀態的轉變，是在一系列的事件性過程中發生的。“大參觀”、“換氣候”、“萬人大會”，就是這樣一些關鍵性的事件性過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關鍵性事件并不是憑空發生的，無論出外出參觀，萬人大會，還是河口村的黨員帶頭，我們都可以從中依稀看到組織因素的作用。這使我們注意到這樣的一個問題：在通常的情況下，某些結構和組織只是作為一種無為的要素而存在，換句話來說，它只是存在著，而并沒有發揮什么作用。對于這樣的因素，人們往往會忽視它的存在。從整個動員的全過程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動員能力從一種潛在的狀態轉化為一種現實的狀態，是與一種極為重要的因素聯系在一起的，這就是一種利益共同體的形成。這種利益共同體并不是先在地存在的，而是不斷營造出來的。在這里，我們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鄉政公司化”這一措施的重要作用。“鄉政公司化”一方面使得原來軟弱的行政系統轉變為強約束、高效率的公司性結構，另一方面使得原來軟弱行政系統中的官員成為高效率的公司中的職員或承包人。這兩個方面的轉變，對于農村中國家與農民間關系重塑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也許可以將這樣的一種動員方式稱之為經營式動員。這是一種與改革前的組織化動員截然不同的動員形式，盡管其具有某些組織化動員的外部特征。更重要的是，與組織化動員不同的重要之點是在于，這種經營式動員方式本身就是一個動員能力的再生產過程。從中我們也許可以領悟到，籠統地說當今農村基層組織的動員能力有多大，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甚至影響動員能力的結構性條件，我們也只能作為一種基本的背景來看待。因為真正的動員能力大小，還取決于能否在動員的過程中再生產它，甚至創造它。

應星和晉軍對大河電站引發的移民上訪事件的描述和分析，則為我們提供了國家與社會互動的一種更為微妙的情景。在這樣一種關系中，最重要的是“問題化過程”。當由于修建水庫而淹沒或沖刷了耕地的時候，“問題”本身就已經自然地存在了。但自然存在的問題，并不意味著進入“解決的日程”。我們可以看到，在上訪的農民一方，目標是使得由于建電站造成的耕地損失以及由此提出的賠償要求，能夠成為一個“問題”，即成為一個被政府承認并加以解決的“問題”。而在政府一邊，則面臨的是對問題的接受和以政府的方案加以解決的問題。從具體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農民從一般性的反映，到以精英為主導的結構性上訪，體現了對這一目標的追逐。而政府在一開始，是力圖以“推諉”的方式否定“問題”的存在，然后是在上訪事件的推動下，尋找一次性解決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我們通過這兩個過程的交織，可以看到國家與農民之間一種極為復雜的互動關系。此外，這個研究關注了從消極農民到中央對這一過程的參與，特別是積極農民--上訪精英的作用。大河電站上訪事件研究表明，國家與社會的兩分法是過于簡單化的，這個事件涉及到從消極農民、積極農民、村莊干部、區鄉干部、縣政府、地區政府、省市政府、中央各個層次，其中很難將這些層次簡單地歸結為國家和社會兩方面，至少可以歸類為受損者（農民、村莊）、無直接責任基層政府（區、鄉、縣）、責任主體政府（地區）、超越層次政府（省、中央）四個行動主體。這四個行動主體的取向都是各不相同的。受損者關心的是補償、無直接責任基層政府關心的盡可能的農民利益和“不出事”、責任主體政府關心的是補償與收益的平衡、超越層次政府關心的是“安定團結”。其互動的過程就更為復雜。

這三個案例，對于我們重新思考和理解當代中國農村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提供了有意義的洞察和啟示。首先，如同本節的題目所表明的那樣，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一種動態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這三個個案所展示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與其說是一種結構或狀態，不如說是一種過程。更重要的是，在這樣的一種動態過程中，靜態上可以認定的國家與社會的二元，以及二元雙方各自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模糊和混淆了。在原有的國家與社會的研究中，實際上存在著一種雙重的二元對位。一是國家與社會的二元，一是正式與非正式的二元。人們往往假定，這兩個二元是一種重疊對位的關系，也就是說，國家是正式的，社會是非正式的。但從上面的三個案例研究來看，這種重疊的二元對位是過于簡單化的。在定購糧征收的個案中，我們可以看到國家是如何將本土性的非正式因素納入國家正式權力的行使過程的。而在大河電站的案例中，我們又可以看到，農民通過種種的策略，來巧妙地運用政策、政府等本來屬于國家的正式因素的。因此，在國家那里，我們看到了非正式因素的作用，而在社會那里，我們也看到了對正式因素的運用。

同時，也正是在這樣的一種過程中，我們獲得了對于前述組織結構特征與運作的的績效結果不對稱的解釋。現在，讓我們來正面面對我們在第一部分中所提出的結構特征與績效結果的不對稱性問題。在種植洋香瓜的個案中，我們看到進行這樣一種社會動員的組織結構性條件是相當不充分的。鄉黨委書記宋是一個外來人；他面對著多方面的反對意見；許多村級組織處于一種渙散甚至癱瘓的狀態（在1994年的時候，該鄉34個行政村中就有7個黨支部處于“基本癱瘓狀態”）。更重要的是，在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之后，他并沒有強迫農民種植什么不種植什么的權力（農民有自主經營的權力）。然而這里讓人感興趣的，組織結構性條件的缺乏并沒有構成對社會動員不可克服的障礙，真正起了作用的是他開啟的一個過程。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他成功地利用了資源已經有限的行政框架，然后在這樣一個框架之中，營建了一個行政--利益共同體，從而形成了經營性社會動員的基礎。給各村發放參觀補助制定種種的獎懲措施使得村級的干部被捆綁到這個共同體中來；帶頭集資使鄉干部與洋香瓜種植建立了一種利益的聯帶關系；通過整頓班子消除了組織上障礙；而對于農民則恩威并施。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為進行社會動員所需要的資源和條件創造出來了，一件似乎不可能作成的事情終于作成了。定購糧收購的個案則有所不同。鄉鎮干部擁有征收定購糧的充分的合法性基礎，并且擁有行政權力所賦予的強制手段。然而，在具體的實踐中，這種權力卻缺少充分行使的條件，而且鄉鎮干部似乎也并不傾向于頻繁而充分地使用這種條件。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僅僅依靠國家的正式權力，完成定購糧征收的任務是相當困難的。然而，在定購糧收購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加入進來了，這就是根植于地方性文化基礎之上的非正式因素。鎮里的干部們通過巧妙使用這種本土性資源，使得不愿意交納定購糧的農民處于一種相當不利的地位（鄉鎮干部國家干部的身分和本土性特征，使得他們成為一個相當特殊的官員群體）。從這里的三項研究中可以看出，過程本身存在的創造性，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體制和組織結構的缺陷，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對農村社會生活的基本控制以及國家意志在農村的基本貫徹執行。也就是說，對于這樣的狀況，只能從其運作的過程才能得到令人滿意的解釋。當然，如果我們關注這個過程的話，還可以注意到一個重要因素的作用，這就是農民的認同。在定購

糧征收的研究中，我們就發現，農村對于國家的稅收、定購糧和鄉鎮收取的其他費用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皇糧國稅都應當交”。在其他的地方，農民甚至提出了這樣的一句口號：“皇糧國稅一分不少，苛捐雜稅一分不交”。這也是為這個過程所不可缺少的因素。簡而言之，能夠解效能的，并不是組織結構的特征，而是過程本身，是作為相對獨立的解釋變項的過程因素。

第二篇：2014年十大員工關系事件點評與分析

1、3月份，湖南：沃爾瑪關店引發工會組織罷工并對簿公堂事件 【事件回放】

3月5日，沃爾瑪宣布關閉位于湖南常德的門店，并對原有員工提出相關安置方案——工資補償買斷或去沃爾瑪其他地區門店工作。對于沃爾瑪提出的方案，包括沃爾瑪常德店工會主席黃興國在內的多數員工并不認可。黃興國認為，沃爾瑪閉店沒有提前一個月知會工會，屬于程序違法。因此，這些員工要求獲得“N+1的兩倍賠償”。對此，沃爾瑪中國表示，關店計劃均嚴格遵照相關法律法規，并已“竭力為員工提供多種職業選擇”。

4月25日，69名員工和沃爾瑪常德水星樓分店工會分別向常德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提起勞動爭議仲裁申請。4月29日，常德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對上述兩個勞動爭議仲裁申請依法予以受理。5月26、27日，常德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對兩案進行開庭審理。6月25日，常德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作出非終局裁決，駁回18名員工的全部仲裁請求。其余51名申請仲裁的員工已在之前接受資方的調解方案。

仲裁請求被駁回后，又有部分員工考慮到生計需求被迫與資方簽訂調解協議。然而，仍有６名員工不服仲裁結果，堅持要求向法院提起訴訟。7月9日，當地法院受理了分店工會及部分員工的訴狀。

7月21日，常德武陵區法院以“主體不適格”為由，駁回了員工的訴訟請求。【入選理由】

閉店終止勞動合同，工會組織維權 【勞達點評】

跨國巨頭、集體性糾、工會組織維權等因素的匯集，讓本案成為觀察勞資雙方權利糾紛的典型樣本。首先，工會帶頭組織員工維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在我國的勞動爭議處理實踐中工會組織員工維權并不常見，這與當前的社會環境有著密切關系。一方面是因為近年來隨著社會和經濟環境的變化，非公制企業的數量和占比不斷增加，這些企業對工會組織存在較大的誤解，認為成立工會組織會影響用工自主管理權，可能會干擾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以至于他們不愿在企業中成立工會組織；一方面是當前資方居于比較強勢的地位，工會組織迫于壓力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這也讓勞動者對工會組織持懷疑態度，不愿意加入工會組織。另外，政府部門及上級工會組織處于考慮社會的穩定、經濟發展環境等因素，并不希望工會和勞動者共同與企業進行博弈。基于上述的原因，工會組織在勞資雙方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斷的弱化。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沃爾瑪常德店工會組織帶頭組織維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通過整個事件的發展過程我們看到，因為工會的參加，并未發生以往集體性事件中常見的暴力沖突，而是通過尋求法律渠道解決問題，這些積極的作用未來可能會成為我們處理集體性勞資糾紛的重要參考。

其次，企業分支機構用工的法律問題。根據《公司法》第四十條規定“公司可以設立分公司。設立分公司，應當向公司登記機關申請登記，領取營業執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資格，其民事責任由公司承擔。公司可以設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資格，依法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由此可見，總公司設立的分支機構，不具有法人資格，沒有獨立的法人財產，實踐中財產、人事、管理等均有總公司管理決策，對外不能承擔民事責任的時候由總公司承擔。子公司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以自己的名義對外從事活動，并獨立承擔民事責任。

雖然企業的分支機構不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也不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但是卻可以作為獨立的用工主體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勞動合同實施條例》第四條規定，依法取得營業執照或者登記證書的，可以作為用人單位與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未依法取得營業執照或者登記證書的，受用人單位委托可以與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實踐中容易發生爭議的是，如果企業的分支機構出現吊銷營業執照、責令關閉、撤銷等情形的，是屬于《勞動合同法》中的解除勞動合同，還是終止勞動合同？上述案例裁決結果顯示，屬于終止勞動合同，但是實踐中對此各方仍存在分歧。

持解除勞動合同觀點的認為，根據公司法以及其他法律規定，分支機構并非獨立的法人不能承擔民事責任，雖然分支機構根據《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具備用工的主體資格，但是并不能獨立承擔勞動合同的權利和義務，當分支機構被關閉時，勞動合同的權利和義務應當有總公司承擔，據此，分支機構關閉應當屬于因經濟性裁員而解除勞動合同的情形。

持終止勞動合同觀點的認為，根據《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第四條的規定，依法取得營業執照的分支機構可以作為獨立的用工主體與勞動者簽訂，分支機構在終止營業時應該允許依據《勞動合同法》第四十四條第五項的規定終止勞動合同。

筆者比較傾向第二種觀點，既然法律賦予企業分支機構獨立用工的權利，那么，分支機構終止經營應當屬于勞動合同終止的情形。但是由于分支機構不能獨立承擔民事法律責任，若分支機構終止勞動合同時不能承擔法律責任，應當追加設置分支機構的總公司承擔不足的部分，以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利。2、4月份，廣東東莞：同是罷工，裕元三萬人社保維權，善募康千人要求降社保費 【事件回放】

3月28日，三星在中國廣東省東莞市的一家代工廠爆發大規模罷工事件，千余員工求漲薪以及降低被扣除社保金額。

時隔不久，同樣在東莞，裕元鞋廠4月14日爆發超過三萬人的大規模罷工，范圍涉及鞋廠的六個生產廠房。罷工工人要求廠方補繳社保差額、補繳住房公積金和簽訂正式勞動合同。

【入選理由】 同樣是社保繳費問題，勞動者的訴求卻完全相反 【勞達點評】

這兩起集體性事件均與社保繳費問題有關。同樣是社保繳費，兩家企業的員工缺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選擇，這背后折射出來的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隨著《社會保險法》的實施及普及，實踐中出現了兩種現象，一種是越來越多的企業重視社保繳費的問題，在社保繳費方面走向合法化，但是部分勞動者希望企業少繳納社保費用，甚至抵觸繳納社保費用；一種是部分企業基于成本的考慮，不愿依法給勞動者繳納社保費用；但是也有部分勞動者權利意識比較強，希望企業能夠依法繳納社保。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根源在于，隨著我國社會保障法律法規不斷的完善，勞動者維權意識提升，企業違法成本增加；但也存在著社保費用成本較高，社保轉移統籌機制不完善。國務院副總理馬凱曾表示：現在的繳費水平確實偏高，“五險一金”已占到工資總額的40%-50%，企業覺得負擔重。但是另一方面，現在社保基金收入增長幅度慢于支出增長幅度，這又是一個矛盾。如何去權衡社保繳費的問題，滿足各方面的訴求，對政府管理者及立法機關而言，將是很大的挑戰。

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就員工關系而言面臨的問題比以往要更加的復雜，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人們在價值觀、思想觀、生活方式已經發生深刻的變化，勞動者關注的不再局限于勞動報酬，更加關注從工作中獲得的體面、尊嚴、權利是否被企業所侵犯等。加之我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已經發生深刻的變化，市場供給大于需求的局面也在發生改變，勞動力成本上升成為必然的趨勢。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對于企業而言繼續按照簡單的法律法規的條條框框來管理員工關系，顯然已經不能滿足企業發展和管理的實際需求，這就需要企業不斷思考自身員工關系的管理，探索適合自身需要的員工關系管理模式。3、6月份，上海、廈門：京東、科維彤創搬遷引發停工及群體性勞動爭議 【事件回放】

2014年1月，科維彤創（廈門）電子工業有限公司計劃搬遷工廠。公司在面向員工的聲明中表示，“無法律義務買斷工齡”，但為最大限度減少因工廠搬遷給員工帶來的不便，愿意為員工提供合理的安置及福利，包括交通補貼、住房補貼等。

工人并不同意該方案，亦無法與企業協商達成和解，遂于2014年2月13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間集體停工。3月4日，該企業以嚴重違反公司制度為由，單方面對40多名罷工員工解除勞動合同。6月，廈門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對由此引發的賠償糾紛案作出裁定，認定開除罷工工人的行為違法，須按照《勞動合同法》當中與“違法解除勞動合同”有關的條款，對罷工工人進行賠償。

2014年9月，京東上海青浦倉庫搬遷至江蘇昆山，由于雙方對于補償方面的分歧，約200名員工參與罷工，分成白天和晚上兩批24小時堵在倉庫門口，京東倉庫中的107輛物流車輛以及還未發出的訂單包裹被扣留。

【入選理由】

同一樣的搬遷，不一樣的結果 【勞達點評】

這是兩起因為企業場地搬遷導致的集體性勞資爭議，但是面對不愿意搬遷的員工，兩家企業處理的結果卻截然相反：科維彤創對不愿意搬遷員工的處理最終被仲裁委員會認定為違法解除勞動合同；京東對不愿意搬遷員工的處理最終讓一場集體性勞資爭議逐漸平息。同樣的事情，為什么會出現完全不同的結果？ 應當如何理解和適用搬遷涉及的法律問題？

首先，有關企業搬遷的法律理解問題，企業搬遷通常會涉及到勞動者工作地點的變化，根據《勞動合同法》第十七條相關規定，工作地點屬于勞動合同的必備條款，同時第三十五條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一致可以變更勞動合同約定的內容。由此可見，涉及勞動者工作地點的變化應當由企業和員工兩者協商以后確定。從案例中科維彤創的聲明來看，企業將搬遷理解為單方可以決定的行為，并且認為只要給予員工提供交通、住房等安置補貼，員工就應當服從搬遷，并且認為企業沒有買斷工齡的法律義務，顯然并沒有完全理解《勞動合同法》中相關的規定，忽視了搬遷將會導致工作地點的變化，而工作地點作為勞動合同的必備條款，發生變化的需要雙方協商一致。反觀京東，他們對上述法律的規定理解應該更加準確一些，因此京東對外宣傳的口徑并非搬遷，而是需要對場地進行裝修需要員工到昆山工作一段時間。這里又涉及對另外法律規定理解的問題，這就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四）》第二十一條的規定，變更勞動合同未采用書面形式，但已經實際履行了口頭變更的勞動合同超過一個月，且變更后的勞動合同內容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國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當事人以未采用書面形式為由主張勞動合同變更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其次，有關法律適用的問題。通過上述的分析我們知道勞動合同變更需要勞資雙方協商一致，并且需要以書面的形式進行。如果雙方無法協商一致呢？筆者認為，可以根據《勞動合同法》第36、46、47條相關規定由企業主動提出與員工協商解除勞動關系，并按工齡給予經濟補償。如果案例中的科維彤創采用協商解除的方式處理不愿意搬遷員工的問題，應當就不會發生違法解除的行為。當然，企業當初選擇不予補償的方案，也許是擔心其他員工效仿導致搬遷成本增加。假如企業在搬遷的過程中能夠對法規政策有正確的理解，然后對于不愿意搬遷的員工協商解除勞動合同，最終效果應該優于違法解除勞動合同。

借此案，筆者提醒準備搬遷的企業應當對國家及當地的搬遷法律、法規以及政策口徑進行準確的理解，然后正確的去適用，對不理解和把握不準的內容可以借助第三方專業機構的力量，只有對法律理解和適用把握準確以后，才能有利于促進實現搬遷的順利進行。4、6月份，全國多地：網店售賣“世界杯病假條”，病情可私人定制 【事件回放】

2014年6-7月，第20屆世界杯在巴西舉行。由于時差關系，大部分比賽都在北京時間的凌晨舉行，球迷們只能熬夜看直播。為了爭取看比賽，有人為球迷策劃“意外”進行請假———“世界杯病假條”應運而生。

在一些網購網站上，有人公開叫賣“世界杯病假條”，價格在10元至300元不等，有的賣家還稱能發空白的，買家可以自己填寫。

【入選理由】

病假管理的問題，2014年員工關系管理討論最多的話題 【勞達點評】

病假這件事情是大多數人力資源從業者在日常工作會遇到的一個問題，病假應當怎么休息不僅與員工切身利益密切相關，還影響者用人單位日常管理持續。如何管理好病假及應對病假產生的勞動爭議糾紛，對大多數人力資源從業者來說是都是非常頭疼和具有挑戰性的工作。為什么病假難管理，病假管理難？

從病假管理相關的立法來看，到目前為止還是相對比較缺失的，已有的法規傾向對勞動者的保護。《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相關法規對病假管理的規定比較原則，就是勞動者在醫療期用人單位不得隨意解除勞動合同，勞動者醫療期滿以后不能從事原工作，也不能從事另行安排的工作，用人單位有權與解除勞動關系，但是需要向勞動者支付待通知金或提前一個通知，另外還需按工齡支付經濟補償金。醫療期、解除勞動合同問題的規定，則主要依據90年代初原勞動部發布的《企業職工患病或者非因工負傷醫療期的規定》《違反和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辦法》，主內容為“企業職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負傷，需要停止工作醫療時，根據本人實際參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單位工作年限，給予三個月到二十四個月的醫療期”，“勞動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負傷，經勞動鑒定委員會確認不能從事原工作、也不能從事用人單位另行安排的工作而解除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應按其在本單位的工作年限，每滿一年發給一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金，同時還應發給不低于六個月工資的醫療補助費。患重病和絕癥的，還應增加醫療補助費，患重病的增加部分不低于醫療補助費的50%，患絕癥的增加部分不低于醫療補助費的100%。各別省份對病假的管理在上述標準的基礎有所調整，例如上海規定員工的醫療期在上述標準的基礎上，員工每工作滿一年醫療期增加一個月”。可見，我國病假管理相關的立法并不完善，并且保護條件較高，這是造成了實踐中有些存在小病大養，甚至虛假病假的情況不斷發生，導致勞資雙方矛盾激化。

另外，部分企業并不重視病假的管理，對病假的管理比較隨意，這樣問題就出現，一方面法律對病假期間的員工保護較為嚴格；另外一方面休病假并不影響收入的減少，對于有些可休息可不休息的病，員工感覺心情不爽的時候，干脆選擇休息。這時候企業才會想起來病假管理標準和流程問題，員工固然存在一定的過錯，不過最大的問題應是企業自身。

筆者認為，員工依法享有休息和休假的權利，員工患病需要休病假的，企業應當允許；企業作為獨立的用工主體享有自主用工的權利，應當及時完善自身的病假管理制度。這樣既能保證真正患病的員工得到休息，同時也能預防哪些“泡病假”的情況的發生。另外，當初立法的環境與現在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繼續沿用以往的法律是否符合社會實際需求？是否需要對陳舊的法規進行修訂、完善？對于這些問題立法機關應當給予考慮。5、7月份，上海：解雇“咸豬手”引發的三個勞權話題 【事件回放】

6月30日，一段拍攝于上海地鐵的“男子偷摸女孩熱褲大腿”視頻熱傳，目前點擊量突破百萬。畫面顯示，在靠近車門的位置，一名穿熱褲的年輕女子倚靠在扶手上。坐在扶手另一側的，是一名身著粉色襯衫、黑色西褲、戴著眼鏡的中年男子。在瞟了女子一眼后，他迅速伸出左手，在女子大腿靠近熱褲位置撩撥了兩下，然后迅速閉眼佯裝睡覺。

隨后網友針對該男子的“人肉搜索”同期展開，王某的個人信息很快曝光。7月8日，錦江集團網站發布最新消息，決定給予王其康開除黨籍處分，并與其解除勞動合同。決定全文如下：“7月8日，王其康因在公共場所猥褻女性的違法行為，被市公安局城市軌道交通分局予以行政拘留。集團下屬旅游事業部黨委和旅游股份公司黨委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決定給予王其康開除黨籍處分；旅游股份公司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和《企業員工手冊》，決定與王其康解除勞動合同。”

王所在公司對其作出的解除勞動合同的處分是否妥當？這也是申城市民近期在茶余飯后議論的一個話題。

【入選理由】

因為私人生活中的行為被解除勞動合同 【勞達點評】

本案系員工因私人生活中的行為被解除勞動合同，這里主要涉及企業用工自主權的問題。

首先，我們來看企業自主用工權的管理范疇是什么？所謂企業用工自主權是指企業可以通過建立、完善勞動規章制度的形式組織勞動過程和進行勞動管理，以及自主與勞動者訂立、履行、變更、終止勞動合同的權利。企業的用工自主權主要體現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勞動者的勞動過程進行管理；另外一方面是企業享有的招聘、錄用的權利以及簽訂勞動合同以后形成的權利和義務關系。由此可見，企業用工自主權管理的范疇，應當與勞動者的勞動過程有關，如休息休假、勞動紀律、勞動安全衛生等與企業生產經營密切相關的事宜，或者雙方依法簽訂的勞動合同中約定事宜。那么，對于員工私人生活的行為，企業是否有權進行管理呢？實踐中，對此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發生在員工私人生活中的事情，并非工作期間且屬于員工私人生活范圍，已經超出了企業管理的范疇，企業不應當過多的干預員工的私人生活，否則即屬于企業濫用自主用工，同時也侵犯了員工隱私。也有人認為，員工私生活如果涉及違法的行為，公司給予相應的處分也是理所當然。實際上，對員工私生活中的行為，企業是否有權進行管理不能一概而論。

首先，如果員工的行為屬于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則企業可以根據《勞動合同法》第39條的規定直接與員工解除勞動合同。

其次，若員工的行為屬于普通的違法行為，則需要根據企業制定的規章制度內容來判定。如果企業在制度中進行了轉化，將違法行為轉化為屬于嚴重違紀的行為，那么，企業據此處理員工，也不會存在太大的問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制度轉化升級的時候，不僅要符合法律規定，同時也要合情合理，不能顯示公平或者處罰過重。例如，將員工闖紅燈的行為也列為嚴重違紀，顯然不符合情理并且處罰過重。筆者認為，對于那些可能對企業名譽、形象造成不良影響的行為，可以通過制度轉化升級的形式作為嚴重違紀的情形，對于輕微的違法行為不建議納入企業的處理范圍。

最后，若員工嚴重違反公序良俗和法律法規的行為，即使規章制度中未將此列入嚴重違紀的行為，企業因此解除勞動合同，也會得到法律的支持。上海市高院在《關于適用<勞動合同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表述如下“勞動合同的履行應當首要遵循依法、誠實信用的原則。勞動合同的當事人之間除了規章制度的約束之外，實際上也存在很多約定的義務和依據誠實信用原則而應承擔的合同義務。如《勞動法》第三條第二款關于“勞動者應當遵守勞動紀律和職業道德”等規定，就是類似義務的法律基礎。因此，在規章制度無效的情況下，勞動者違反必須遵守的合同義務，用人單位可以要求其承擔責任。勞動者以用人單位規章制度沒有規定為由提出抗辯的，不予支持”。

具體到本案中，王某的行為不僅被處以最嚴重的行政處罰，并且成為社會公眾關注的事件，對企業的形象造成嚴重的影響，這種情況下，無論企業規章制度中是否有相關的規定，企業與其解除行為都會得到法律的支持。事實上，并非所有的員工違法行為，都可以按照案例來操作，需要根據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最好嚴格按照勞動合同中的約定或依法制定的規章制度來處理。6、7月份，北京：因微信朋友圈“訴苦”被解雇案等互聯網時代的新型勞資糾紛 【事件回放】

2013年6月4日，李女士因家事煩悶，在微信朋友圈發了篇表達當時心情的文字，被其所在公司老總唐女士看到，唐女士誤解了其在微信朋友圈發的文字，并回信“如果一份工作讓人如此悲傷，不做也罷”。李女士在唐女士評論后立即用微信方式作出解釋，而唐女士于6月6日通過短信方式明確回應李女士，并要求李女士于當日辦理了工作交接。

李女士提請勞動仲裁申請，要求公司支付解除經濟補償金、工資等。勞動仲裁作出其公司需賠償2萬余元的裁決后，東方美公司不服裁決，起訴至海淀法院

海淀法院審理后認為，微信作為一種新型的交流互動平臺，所有人對于自己發表的言論應負法律責任，并承受所產生的法律后果。唐女士作為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李女士微信朋友圈中所作評論，并非僅為個人意見，應視為代表公司的行為，故公司應對該行為所產生的后果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故法院認定，公司因李女士發表的微信而要求其離職，屬于違法解除雙方勞動關系。

最終，海淀法院判決公司支付李女士解除勞動關系經濟補償金1.4萬元，并支付工資差額140余元、未休年假工資6000余元。【入選理由】

朋友圈吐槽被解除勞動合同，新媒體時代的新型勞資糾紛 【勞達點評】

本案系員工在微信朋友圈“吐槽”被解除勞動合同引起的爭議，發生以后被媒體報道稱之為“朋友圈引發勞動爭議的第一案”，其中涉及的新變化值得我們關注。

首先，爭議的環境和起因發生了新的變化。近年來，隨著社會生活信息化、網絡化不斷深入，已經深刻影響到我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的邊界逐漸模糊，勞資爭議的環境悄然之間也在發生變化，由傳統的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內的”面對面“爭議逐漸變向虛擬的網絡空間，并且不再受到工作時間，工作場所的限制。本案爭議的起因系員工因工作生活瑣事在微信朋友圈吐槽、訴苦，引起用人單位管理者不滿所致。而實踐中，勞資爭議的起因多為拖欠勞動報酬、休息休假、社保福利、紀律處分等，像本案中因為在微信朋友圈吐槽、訴苦起因的爭議較以往有著明顯的不同之處。可見，隨著社會生活環境的變化，類似案例中新奇的爭議起因也會不斷的出現。

其次，通過微信直接解除勞動合同的形式比較新。本案中用人單位的管理者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員工吐槽、訴苦之后進行了關注并留言，在與員工通過微信交流以后，直接通過微信直接要求該員工辦理工作交接手續、辭去工作。在以往的勞資爭議案件中并不常見，那么，采用微信這種新型的形式直接辭退員工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呢？

根據《勞動合同法》第39、40、41條規定，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分為過錯性辭退、非過失性辭退和經濟性裁員。過錯性辭退是指員工存有過錯，用人單位可以根據《勞動合同法》第39條相關規定直接與員工解除勞動合同的情形，包括員工試用期被證明不符合錄用條件的、嚴重違反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的等六種法定情形。非過失性辭退是指員工本人沒有過錯，但是由于主客觀原因導致勞動合同無法繼續履行，符合《勞動合同法》第40條相關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在履行法定的程序以后有權單方解除勞動合同，包含員工患病或非因工負傷醫療期滿不能從事原工作，也不能從事用人單位另行安排的工作；員工不能勝任本職工作，經調崗或者培訓以后仍然不能勝任工作的等三種法定情形。經濟性裁員簡單的講是指用人單位出現經營困難或者技術革新等需要一次性解除部分勞動者的情形。根據《勞動合同法》第41條相關規定，用人單位一次性裁員超過20人以上或者不足20人但是占全體職工10%以上的，應當提前30日履行告知、報告等程序，并且符合依照企業破產法規定進行重整的、生產經營發生嚴重困難的等四種法定情形才能裁員。

可見，用人單位在非過失性辭退和經濟性裁員時，法律都有著明確和嚴格的條件及程序限制。換句話說，除了過失性辭退法律并沒有明確要求用人單位必須以書面的形式通知員工本人解除勞動合同，非過失性辭退和經濟性裁員時，用人單位均不能采用微信、短信等方式解除勞動合同。

另外，本案還涉及電子證據的問題。案例中員工在微信朋友圈發布的文字和其單位管理者的評論屬于民事訴訟法中的電子證據判斷和認定問題。隨著計算機和通訊技術的發展，電子證據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我國有關電子證據的立法也剛剛開始起步，近兩年才將電子證據列為法定的證據形式之一，但是對電子證據的內涵、外延、認定規則等基本問題規定的并不明確，是電子證據作為民事訴訟證據使用亟待通過立法解決的問題。本案也是首例認定用人單位采用微信方式違法解除與員工勞動合同的案件。

借此案，筆者提醒勞動者、用人單位在微信等互動交流平臺之上，應當對自己的言論負責，特別是在工作群、辦公群中發言更應當謹慎，避免發生類似勞資爭議。7、8月份，上海：家化被仲裁委勒令與前總經理恢復勞動關系 【事件回放】 2014年6月6日，原上海家化總經理、董事王茁，與老東家在虹口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庭上見面。此前，上海家化先后通過董事會和股東大會解除了王茁總經理職務和董事職位。罷免理由是“公司內部控制被會計師事務所認為存在重大缺陷并出具否定意見，公司總經理作為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及執行事宜的主要責任人，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正是董事會在罷免高管職務的同時，能否同時取消其勞動合同，是此案雙方爭議的關鍵。

8月，上海市虹口區仲裁委認定，董事會根據《公司法》解聘經理，但沒有解除勞動關系，因此，支持王茁與家化恢復勞動關系，且家化應支付他工資4萬余元。

事隔三個月，另一家高管與公司的爭議也出現了階段性結果：作為四年前“國美控制權之爭”的后續，國美訴陳曉違反協議不當披露公司信息案在2014年11月，由北京市二中院做出了有利于國美的判決，支持國美要求陳曉返還1000萬元對價的訴訟請求。

【入選理由】

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勞動爭議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勞達點評】

近年來，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勞動爭議現象逐漸增多。由于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在企業內身居要職，身份關系特殊復雜，法律關系交叉，訴訟標的高，他們的勞動爭議案件呈現出與普通勞動爭議案件不同的特點。企業高級管理人員與企業發生勞動爭議以后，是適用《公司法》的規定，還是《勞動合同法》 的規定，目前法律并無明確的規定，理論和實踐中也存在諸多分歧。在此背景之下，本案可作為我們觀察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和企業之間法律關系的一個典型樣本。

首先，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和企業之間的存在雙重法律關系。一方面從公司法的角度來看，股東大會選舉產生董事，董事會聘任或解聘總經理，這些屬于《公司法》調整的法律關系范疇。股東大會、董事會根據《公司法》規定的程序和議事規則解除員工的董事職位和總經理職位，不會存在法律上的問題。具體到本案例中，上海家化依據公司法上的規定解除員工的總經理職務、董事職位，在法律上不會存在太大的問題。

另外一層是勞動法律關系。案例中員工是企業的董事也是總經理，不僅參與企業的戰略決策，也參與企業的具體經營管理，總經理屬于企業中的具體崗位，這樣看雙方之間就會存在勞動法律關系。原勞動部[1994]360號文規定“實行公司制的企業廠長、經理和有關經營管理人員，應根據《公司法》中有關經理和經營管理人員的規定，與董事會簽訂勞動合同”。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和企業之間應當同時存在勞動關系的（政府部門委任或任命的具有國家公務員身份人員除外）。案例中員工和企業之間訂立了勞動合同，并約定合同崗位為總經理。這也造成了勞動合同中的總經理崗位和公司法中總經理職務競合的關系。那么，從公司法的角度，企業有權解除員工的董事職位和總經理職務；但是從勞動法的角度來看，企業則不能隨意解除員工的勞動合同。

案例中隨著員工董事職位和總經理職務被解除，員工履行勞動合同的基礎將不存在。企業是否可以按照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經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未能就變更勞動合同內容達成協議而解除雙方的勞動合同 ？究竟什么屬于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呢？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決議能否屬于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在實踐中理解還是存在分歧的。從決策的角度來看，股東大會、董事會是獨立與企業決策的，是企業無法決定，從這個角度來看理解為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也不無道理。企業在解除高級管理人員勞動合同的時候，如果沒有充分的證據進行佐證，則會存在較大的法律風險。此時，如果企業選擇協商解除方式解決問題，應該更有利于妥善解決爭議。

其次，企業高級管理人員恢復勞動關系的問題。從法理上來講，用人單位違法解除勞動關系的，員工可以主張恢復勞動關系或經濟賠償進。考慮到經濟補償金的封頂設計，高級管理員工往往會選擇要求恢復勞動關系，案例中裁決員工恢復勞動關系，在法律上并無不當之處。由于企業高級管理人員身份的殊性，恢復勞動關系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就會遇到比較尷尬的問題：繼續做高管，還是其他崗位？從實踐中來看，雙方因爭議而對簿公堂，企業同意員工繼續做高官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安置到其他的崗位，前后薪資待遇通常相差較大，難免雙方再起紛爭。

筆者認為，由于高級管理人員與普通勞動者存在諸多的不同之處，繼續依據相同的法律依據來處理問題，類似的勞資爭議則無法得到有效的解決，建議通過立法的形式就企業高級管理人員的問題進行規范。8、9月份，廣東東莞、北京：諾基亞裁員補償“N+6”、Adobe裁員補償“N+5” 【事件回放】

2014年4月，微軟完成了對諾基亞設備與服務部門的收購。一大批的諾基亞中國員工也隨之成為微軟員工。但3個月之后，裁員的命運已經降臨到他們頭上。7月17日，微軟宣布全球裁員計劃，收購而來的諾基亞成為了重災區，中國區自然不能幸免。

8月1日上午，微軟中國的管理人員到諾基亞亦莊園區宣講裁員方案，宣布解除勞動合同的補償是“N+2”。人們大為失望，因為之前有內部流傳消息，說補償方案是“N+6”。于是，數百名諾基亞員工走出辦公樓，在園區內集體抗議。有人打出橫幅，指責微軟背信棄義，“暴力裁員”。

8月底，根據媒體報道，為了順利完成裁員計劃，微軟進行了妥協，改變了補償方案，不少被裁員工表示，新補償方案大致等于甚至高于“N+6”。

此處塵埃尚未落定，彼處又起**。事隔一個月，9月24日，知名圖形圖像生產商Adobe宣布，將關閉在中國的研發分公司，在中國今后以市場拓展業務為主。據報道，員工離職賠償或采取“N+5”的方案。

【入選理由】 集體性表達訴求頻發，裁員補償開啟”N+X“模式。【勞達點評】

2014年裁員風聲四起，全球范圍似乎迎來了裁員的熱潮，微軟、Adobe、IBM、思科、惠普等多家大科技及老牌企業相繼展開裁員行動。企業作為市場經濟中的獨立主體，根據自身生產經營的盈虧情況，調整組織機構設置、裁撤人員等，并依據法律規定的程序及標準操作、給予員工相應的經濟補償，應當不存在問題。為什么會出現案例中的現象呢？

首先，勞動者權利意識開始覺醒，集體性事件師范效應明顯。隨著《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法》等相關勞動保障法律的完善及普及，喚醒了勞動者沉睡已久的權利意識，加之在目前社會環境的大背景下，勞動者選擇集體性的方式來表達訴求時，企業迫于各方的壓力，多數會選擇對勞動者讓步，這就會在社會在造成這么一種印象——集體表達訴求的方式很管用，同時經過媒體的宣傳報道，勞動者認為：想滿足訴求，就要集體行動。于是企業裁員遇到員工集體性事件，補償標準上升在所難免。

其次，勞動者由單純的“維權”走向“爭利”。通過對最近幾年裁員事件的梳理及分析，不難發生，那就是在裁員事件中單純”維權“的行為已經轉向專門的”爭利”行動，處理勞資雙方糾紛是主要依靠的也不再是法律，而是法律之外的因素，于是出現了“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怪現象。這種現象的存在無論對國家、企業都是不是一種正常的現象。筆者認為，出現這種現象需要政府部門、企業及社會各方反思的問題是：對待集體性勞資糾紛應該持有什么樣的態度？

之所以會出現上述的問題，究其根源，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應是處理集體性勞資糾紛法律的空位，到目前為止尚沒有一個明確的法律規定，而現行的《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相關的法律、法規已經不能滿足實際的需求。這就需要我們的立法機關，盡快完善有關集體性勞資糾紛處理的立法，明確集體性勞資糾紛處理的規則、程序、賠償標準等，將集體性勞資糾紛的處理納入法律規制范圍。如此方能定分止爭，有利于形成和諧穩定的勞資關系，以及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9、10月份，上海：“勞動法圈子”聯誼會——勞動法從業者新群體初現規模 【事件回放】

2014年10月25日，史上最強勞動法盛會：“勞動法圈子”紀念勞動法頒布20周年聯誼會在上海長城假日酒店勝利召開，百余名勞動法從業者參與了此次聯誼會。這些人，有些是人保部門官員、仲裁員、法官，有些是勞動法律師、企業高管、人力資源公司老總，但是，在聯誼會現場，大家都只使用一個共同的名稱：勞動法從業者。

【入選理由】

勞動法從業者，未來新的職業。【勞達點評】

在過年的2014年，是我國《勞動法》頒布20周年，也是我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法律、法規逐漸完善的20年。自《勞動法》頒布實施以來，我國有先后頒布實施了《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社會保險法》以及一系列配套法規，基本上構建了比較完整的人力資源社會保障法律體系框架。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勞動法從業者開始孕育，并且不斷的壯大，他們的日常工作與人力資源社會保障法律、法規密切相關，他們是專業的研究者，也是學法、知法、守法、推動法律實施及完善者。如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他們的隊伍，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智慧專門為勞動者、企業、社會提供人力資源社會保障法律、法規服務，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勞動法從業者將成為一種新的職業。

首先，勞動者越來越重視和關注勞動法律法規，需要專門的從業者為他們提供服務。隨著我國的勞動關系治理法治環境的不斷改善，勞動者的權利保護意識開始覺醒，維權的意識不斷增強。全國勞動爭議案多年來居高不下，以2013年為例，統計數據顯示，全國共發生勞動爭議案件149.7萬件，僅比2012年下降0.8個百分點。另外，由于知識、認知水平的差異，很多勞動者對法律的認識還很不全面，甚至存在某些錯誤的理解，以至于不能夠爭取的維護自身的合法權利，有的甚至為此觸犯法律失去人身自由。實踐中，有些勞動者因不能區分經濟補償和經濟賠償的區別、不能提供有效證據、主張權利適用法律錯誤導致維權失利的案例時有發生，因討要拖欠工資采用跳樓、堵路等手段被拘留的事件也屢見報端。這時候他們就需要專門的勞動法從業者為他們提供服務，幫助他們理解、適用法律以更好的維護權利。實際上，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在維權的時候開始尋求專門機構的幫助。

其次，企業也越來越重視和關注勞動法律法規，希望合法合規經營的時候成本最優。勞動關系治理法治環境的變化，客觀上要求企業必須依法用工，如果違法用工將會面臨高昂的違法成本。例如，《勞動合同法》第82條規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一個月不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不與勞動者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自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之日起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一方面是上述勞動者維權意識的不斷增強，需要企業重視和關注勞動法律法規，例如東莞裕元鞋廠因未依法為員工購買社保，導致幾千名員工集體罷工維權。

基于對現狀的分析，我們有理由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勞動法從業者的隊伍，為勞動者、企業、社會提供專業的服務，勞動法從業者在不久的將來有望成為新的職業。10、11月份全國多地：中國銀行、中國移動勞務派遣大規模轉正 【事件回放】

2014年9月，中國銀行人力資源部總經理高兆剛接受工人日報報記者采訪時說，經過半年多的勞務派遣用工轉換，全行派遣員工占比已由2013年的20%下降到2%，預計年底前基本完成轉換工作。派遣員工轉換身份后，直接與中行簽訂勞動合同，真正與其他勞動合同制員工實現“同工、同酬、同福利、同機制、同管理”。

2014年11月，由于要遵守《勞動合同法》關于勞務派遣的“三性”規定，以及《勞務派遣暫行規定》中的10%的比例限制，中國移動在多個省市大規模啟動了勞務工轉正工作，通過資格推薦、筆試等流程，符合條件的眾多勞務派遣工都將轉換身份。

【入選理由】

勞務派遣轉正大勢所趨，勞務派遣何去何從 【勞達點評】

2013年7月1日，新修訂的《勞動合同法》生效實施，新修訂的勞動合同法規定，勞務派遣員工享有同工同酬的權利，提高勞務派遣公司的準入門檻并實施行政許可制度，勞務派遣員工必須在符合“三性”的崗位上使用，并且用工數量不得超過一定比例。緊接著，人社部頒布了《勞務派遣暫行規定》，《規定》祭出“殺手锏”，明確用工單位應當嚴格控制勞務派遣用工數量，使用的被派遣勞動者數量不得超過其用工總量的10%，且用工單位應在2016年3月1日之前降至規定比例。新法的實施，無疑將會給勞務派遣帶來困擾：勞務派遣將何去何從？

新法對勞務派遣采取抑制的態度，對勞務派遣的適用崗位及比例已經做出明確的規定并已經頒布實施，短時間內不存在修訂或廢止的可能。在規定的期限內勞務派遣如果不做出調整，必然受到勞動行政保障部門的查處和處罰，勞務派遣轉型已經是大勢所趨。那么，勞務派遣轉型方向在哪里？實踐中，對于勞務派遣的轉型方向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

第一、勞務派遣轉勞務承攬。實踐中將勞務承攬定義為，企業（定作人）將生產、經營等活動委托給承攬單位，由承攬單位按照承攬合同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并獲取相應報酬的一種經營活動。根據現行有關法律規定來看，勞務派遣（用工單位、派遣單位、勞動者）關系受到《勞動法》《勞動合同法》以及相關法規調整；而勞務承攬（定作人、承攬單位）關系則受《合同法》的調整。可見，在勞務承攬中用工由承攬單位負責，包括與員工訂立勞動合同、管理員工等，定作人僅需按照承攬合同的約定驗收工作成果。

第二、勞務派遣轉外包。現階段有關外包的法律基本上屬于空白狀態，實踐中有關勞務派遣轉外包的操作形式多樣，如人力資源外包、人力資源流程外包、業務流程外包、崗位或業務外包等等。如何區分勞務派遣與外包？司法實踐中，主要根據用工的實際形態來判定，如果發包單位對承包單位員工的勞動過程進行直接管理（如適用發包單位的規章制度，員工日常管理有發包單位負責等），則會被認定為勞務派遣而非外包。因此，企業在選擇外包的時候，應當理順其中的法律關系，慎重處理，不然容易形式事實上的勞務派遣關系。

筆者認為，勞務派遣作為靈活的用工形式本身并無好壞之分，問題的根源在于相關立法的長期滯后，導致勞務派遣處于法律監管的真空地帶，經過多年的積累勞務派遣已是“重疾”在身，此時政府給予“猛藥”治理未必是件好事情。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勞務派遣多年沉積的問題，立法機關希望通過立法的形式在兩年內給予解決，這種立法的科學性有待思考。

第三篇：如何把握綜合實踐活動中過程與結果的關系

如何把握綜合實踐活動中

過程與結果的關系

綜合實踐活動課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課程，要求學生們親自參與，親自動手進行實踐，經歷了過程，取得了結果，發現了他們在書本中難以發現的無數生動的事件，這對學生們來說，無疑是一個獲得知識和技能，同時發現世界，了解世界的很好的窗口。對于綜合實踐活動課程來說，過程和結果永遠是一對矛盾，關注過程與兼顧結果是一種動態的關系。如何處理這種關系，就變得十分重要。我認為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1、綜合實踐活動課程中，要注重過程。

比如在視頻《毽球運動會》中，我們不期望學生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多少踢毽球的技術，他們將來也不一定會以此作為事業，而更多的是一種體驗，是一種學習，是實踐能力和情感態度的良好發展。因為實踐能力沒有辦法在課本課堂中獲得，唯有在參與中嘗試、積累經驗。肖帆老師也說了，半年后的運動會中，班上學生的表現就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

2、關注過程也并不是關注活動的形式。例如在《校園安全》這節課中，有安全的課題，可以采取的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可以采取視頻觀看的形式；也可以讓學生觀察校園內的安全隱患，可能會出現的問題；采訪有關校園安全的負責人，聽其介紹有關校園安全的規章制度和預防措施；或者采用主題班會的形式等等。這些形式都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因此，綜合實踐活動課并不拘泥于形式，而是著重關注學生在活動過程中的體驗生成和經驗重組，關注學生在活動過程中的實際體驗、感受和收獲。

但就總的綜合實踐的形式來說，也要注意一個問題：因為綜合實踐是一門嶄新課程，每個學校都想搶在前列，都在大力宣傳各自推行了哪些綜合實踐項目，新課程是怎樣如火如荼開展的。但如果形式太多太雜而疏于管理，像走過場，就真的容易流于“形式”，失去開設綜合實踐課程的初衷了。就個人觀點而言，我覺得這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問題。

3、關注過程也同樣兼顧結果，不想更多地談論結果，是因為任何一件事情大家都很關注結果。但綜合實踐課程不追求理論化的知識的獲得，而更重要的是一種體驗，以及對學生實踐能力、情感、態度、思想意識和良好的個性品質的積極影響。這樣的結果還是需要值得關注的。

第四篇：對我縣群體性事件的分析與思考[公安]

創造穩定的社會環境，是實現爭先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近年來，我縣與全國各地一樣，群體性事件呈多發態勢，已成為影響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近日，筆者緊緊圍繞這一問題，對我縣近年來群體性事件發生的特點、原因和預防處置對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與思考。

一、群體性事件的主要特點群體性事件是指聚眾共同實施的，違反國家法律、法規、規章，擾亂社會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財產安全的行為。據我局統計，2003年以來，我縣共發生各類群體性事件51起，涉及4630人(次)。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特點：

（一）表現形式呈多樣性。群體性事件表現形式不盡相同，就我縣而言，最突出的表現形式主要有越級上訪、鬧事、斗毆和沖突。一是越級上訪。近3年來發生的51起群體性事件中，上訪共33起，占上訪總數的64.8。其中，赴市上訪22次，是到縣上訪6次的近4倍。二是鬧事和斗毆。鬧事和斗毆占到群體性事件總數的11.6，具體表現多為群體性打、砸、搶行為和雙方互相發生群體性斗毆甚至械斗，這兩種形式均帶有某種暴力性的傾向與表現，會對國家、集體和群眾的人身和財產造成損失，如不能及時有效控制，極可能造成重大傷亡。三是沖突。沖突多發生在道路、工地等特殊區域，這類事件共發生3起，占全部群體性事件的1。如2003年8月29日在晉長高速公路建設工地因勞資糾紛引發的群體性沖突。

（二）地域分布不均衡。去年以來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大多分布在經濟狀況較好、煤礦企業較多、交通便利的鄉鎮。其中高都、周村、川底、下村、金村、巴公、大東溝等7個鄉鎮最多，發生在這7個鄉鎮的群體性事件占全部群體性事件的80.4。

（三）人員規模逐漸擴大。30人以下的19起，30－50人的11起，51－100人的17起，100人以上的5起。從人員規模上可以看出，我縣群體性事件的組織性不強，策劃發動者在事件中的組織煽動作用不很突出，參加人員多是久已成為一派或與所反映問題有直接利害關系的群眾，較少出現個別人員“一呼百應”的情況。

（四）解決難度越來越大。當前，我縣與全國一樣，群體性事件作為當前人民內部矛盾的突出表現形式，往往是參與者的合理訴求與表達的不合法手段交織在一起，多數人的合理合法要求與少數人的無理取鬧交織在一起，群眾的自發行為與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織在一起，解決和處置的難度很大，群眾的要求越來越難以得到滿足，特別是重復性的群體性上訪事件越來越多，在社會造成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二、群體性事件產生的原因群體性事件是當前各類社會矛盾的集中表現，其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因村礦利益引發群體性事件。近年來，我縣以煤炭為主的資源性經濟高速發展，各村、各煤礦由于自然資源的差異帶來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造成了比較明顯的利益沖突。因此，由于占地、補償、招工、環境污染等因素極易誘發群體性事件。3年來,因村、礦利益沖突和糾紛或以此為主要原因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占到全部群體性事件的21.5。如晉煤集團成莊礦與大東溝鎮長坡、范莊、溝西、河底和上莊等村因廢水、廢礦排放、煤礦開采造成土地下陷、地下資源開采等問題產生長期矛盾；縣營王坡煤礦與下村鎮上村村、萬里村因煤礦占地補償、煤礦招工等問題存在的矛盾，都引發了大量群體性上訪事件。

（二）因煤礦開采引發群體性事件。多年來，在煤炭業高利潤的驅使下，一些煤礦嚴重越界開采、越層開采，造成地面部分群眾房屋、土地裂陷，影響群眾的正常生活，甚至給他們的正常生活帶來安全威脅，這些多年來逐步形成的歷史問題，由于長期得不到解決或解決不合理，引發了大量群體性事件，且多數是重復性的事件。如北義城鎮城公村群眾反映的三八煤礦開采造成的全村80的住房裂縫問題，下村鎮中村村群眾反映的鎮辦煤礦造成的住房裂縫問題，等等。

（三）因財務不公開引發群體性事件。我縣農村干部隊伍主流是好的，但也有少數基層干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以權謀私、工作透明度不高等行為，這些行為使農民群眾對農村干部產生了懷疑，導致群眾以群體性上訪、鬧事等過激行為表達自已的不滿。3年來，由此類因素引發或以這類因素為主要誘因的群體性事件占全部群體性事件的15.7多。如高都鎮下元慶村部分群眾反映村務不公開、村委領導貪污腐敗等問題，并對上級黨委、政府的處理意見不滿，多次到市、縣政府群體性上訪，2003年2月18日，該村30余名村民集體到市政府上訪，堵住市政府大門，擾亂市政府正常辦公秩序，并大聲辱罵、毆打維持秩序的公安民警和政府工作人員，致使大批群眾圍觀，交通被堵塞，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

（四）因煤礦承包引發群體性事件。近年來，一些煤礦企業，尤其是一些鎮辦、村辦煤礦承包經營，引發了連鎖反應，造成了分配不公、拉大了貧富差距、損害了村民利益，出現了一些不合理的現象，引起了群眾的極端反響。如南村鎮段匠村在煤礦對外承包經營中，由于群眾對承包方式不

滿和對村干部不信任，引發了群體性沖突事件。

（五）因農村換屆選舉引發群體性事件。村委換屆選舉是農民當家作主的重要措施，喚起了農民參與管理集體的極大熱情，但是因選舉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也呈集中多發趨勢，僅在選舉期間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就占3年來群體性事件的15.7。其中，既有群眾對選舉法規和規則理解不深的原因，也有有關職能部門對選舉組

織不力、宣傳不到位的問題。

（六）因工作不力引發群體性事件。從實際情況看來，絕大多數群體性事件不是突然爆發的，多數是通過合法渠道反復反映無效的情況下才產生的，往往經歷了一個由個體上訪到群體性上訪，從合法合理反映到越級上訪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由于有關基層組織和職能部門對群眾反映的問題敷衍塞責，推三阻四，對反映問題的群眾“冷硬橫推拖”，使群眾求助無門，從而引發群體性事件。

三、預防和處置措施預防和處置群體性事件是當前維護政治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方面，必須引起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

（一）充分發揮黨委政府的組織領導作用，全力做好群體性事件的預防處置工作。群體性事件的預防處置工作說到底就是解決問題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一項復雜的工作，會涉及到方方面面。因此，要做好群體性事件的預防處置工作，黨委政府必須發揮好組織領導和協調作用，積極組織，有效整合各單位、各部門的力量，發揮出最佳合力，對于存在的疑難問題要協調解決，必要時要以黨委政府的名義，出面作出某些決定，樹立基層組織的權威，堅決維護人民利益，竭盡所能地為人民服好務，維好權，千方百計化解人民內部矛盾。對于已經發生的群體性事件，黨委政府主要領導或分管領導要在第一時間趕赴現場，形勢需要時，要現場成立臨時指揮小組或指揮部，統一指揮有關部門開展處置工作。

（二）深入開展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全力預防群體性事件。做好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是預防群體性事件的基礎性工作，沒有扎實高效的排查調處，預防工作就是空中樓閣，這方面應主要抓好兩個環節：一是排查。排查是發現矛盾糾紛和隱患的過程，是做好預防的根基。要通過深入細致的排查，及早發現已經發生和可能發生的矛盾和糾紛，這些矛盾和糾紛目前的狀態，可能的發展趨勢，可能導致的后果，并記錄在案，對于已經發生、可能產生不良后果或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的，要及時采取措施，并向上級有關部門發出預警性信息，以引起高度重視。排查工作要求各有關部門，特別是包村鄉鎮領導和包片民警等深入群眾中去，以扎實的工作作風和耐心的工作態度，去傾聽、去了解，既要向村干部了解，也要向群眾了解，要接觸群眾的不同層面，對于已經明確為兩個對立面的雙方，要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努力掌握真實情況，為下步調處工作做好準備。二是調處。調處是預防群體性事件的關鍵。問題和隱患能不能消除在萌芽狀態，主要在于調處的質量和效果。調處是一項需要非常細致、牽涉面較廣的工作，鄉鎮黨委、政府必須協調各方利益，以對群眾高度負責的態度，主動抓在手中，多方創造條件，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積極進行解決。要列出時間表，以誠懇的態度、積極的姿態爭取群眾的信任和理解。條件比較成熟的，要立即解決；不很成熟的，要限期給群眾答復；確實不能解決的，要立即上報上級，尋求支持，絕不能因推諉扯皮、瞞報、隱報造成后果。

（三）充分發揮公安機關職能作用，堅決打擊群體性事件中的違法犯罪行為。群體性事件無論表現形式如何，是否有過激行為，就其性質來說，絕大多數還是屬于利益訴求的表達，還是人民內部矛盾，應當采取說服教育和疏導緩解等方法來解決。要堅持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強制措施，決不能動輒把公安機關推到第一線，決不能用專政的手段對付人民群眾，從而激化矛盾，使事態復雜化。但是要堅決防止“無所作為”的傾向。要密切注意群體性事件的動態，準確分析和判斷形勢，嚴格履行職責，該出警時要快速出警，絕不能縮手縮腳，該采取強制措施時要果斷采取強制措施，決不能放棄職責。當群體性事件出現聚眾沖擊黨政機關、阻塞交通、打砸搶燒等行為時，要快速果斷依法處置。對于混跡其中，煽風點火的，要堅決打擊。

第五篇：對我縣群體性事件的分析與思考公安-

創造穩定的社會環境，是實現爭先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近年來，我縣與全國各地一樣，群體性事件呈多發態勢，已成為影響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近日，筆者緊緊圍繞這一問題，對我縣近年來群體性事件發生的特點、原因和預防處置對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與思考。

一、群體性事件的主要特點群體性事件是指聚眾共同實施的，違反國家法律、法規、規章，擾亂社會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財產安全的行為。據我局統計，2003年以來，我縣共發生各類群體性事件51起，涉及4630人(次)。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特點：

（一）表現形式呈多樣性。群體性事件表現形式不盡相同，就我縣而言，最突出的表現形式主要有越級上訪、鬧事、斗毆和沖突。一是越級上訪。近3年來發生的51起群體性事件中，上訪共33起，占上訪總數的64.8%。其中，赴市上訪22次，是到縣上訪6次的近4倍。二是鬧事和斗毆。鬧事和斗毆占到群體性事件總數的11.6%，具體表現多為群體性打、砸、搶行為和雙方互相發生群體性斗毆甚至械斗，這兩種形式均帶有某種暴力性的傾向與表現，會對國家、集體和群眾的人身和財產造成損失，如不能及時有效控制，極可能造成重大傷亡。三是沖突。沖突多發生在道路、工地等特殊區域，這類事件共發生3起，占全部群體性事件的1%。如2003年8月29日在晉長高速公路建設工地因勞資糾紛引發的群體性沖突。

（二）地域分布不均衡。去年以來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大多分布在經濟狀況較好、煤礦企業較多、交通便利的鄉鎮。其中高都、周村、川底、下村、金村、巴公、大東溝等7個鄉鎮最多，發生在這7個鄉鎮的群體性事件占全部群體性事件的80.4%。

（三）人員規模逐漸擴大。30人以下的19起，30－50人的11起，51－100人的17起，100人以上的5起。從人員規模上可以看出，我縣群體性事件的組織性不強，策劃發動者在事件中的組織煽動作用不很突出，參加人員多是久已成為一派或與所反映問題有直接利害關系的群眾，較少出現個別人員“一呼百應”的情況。

（四）解決難度越來越大。當前，我縣與全國一樣，群體性事件作為當前人民內部矛盾的突出表現形式，往往是參與者的合理訴求與表達的不合法手段交織在一起，多數人的合理合法要求與少數人的無理取鬧交織在一起，群眾的自發行為與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織在一起，解決和處置的難度很大，群眾的要求越來越難以得到滿足，特別是重復性的群體性上訪事件越來越多，在社會造成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二、群體性事件產生的原因群體性事件是當前各類社會矛盾的集中表現，其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因村礦利益引發群體性事件。近年來，我縣以煤炭為主的資源性經濟高速發展，各村、各煤礦由于自然資源的差異帶來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造成了比較明顯的利益沖突。因此，由于占地、補償、招工、環境污染等因素極易誘發群體性事件。3年來,因村、礦利益沖突和糾紛或以此為主要原因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占到全部群體性事件的21.5%。如晉煤集團成莊礦與大東溝鎮長坡、范莊、溝西、河底和上莊等村因廢水、廢礦排放、煤礦開采造成土地下陷、地下資源開采等問題產生長期矛盾；縣營王坡煤礦與下村鎮上村村、萬里村因煤礦占地補償、煤礦招工等問題存在的矛盾，都引發了大量群體性上訪事件。

（二）因煤礦開采引發群體性事件。多年來，在煤炭業高利潤的驅使下，一些煤礦嚴重越界開采、越層開采，造成地面部分群眾房屋、土地裂陷，影響群眾的正常生活，甚至給他們的正常生活帶來安全威脅，這些多年來逐步形成的歷史問題，由于長期得不到解決或解決不合理，引發了大量群體性事件，且多數是重復性的事件。如北義城鎮城公村群眾反映的三八煤礦開采造成的全村80%的住房裂縫問題，下村鎮中村村群眾反映的鎮辦煤礦造成的住房裂縫問題，等等。

（三）因財務不公開引發群體性事件。我縣農村干部隊伍主流是好的，但也有少數基層干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以權謀私、工作透明度不高等行為，這些行為使農民群眾對農村干部產生了懷疑，導致群眾以群體性上訪、鬧事等過激行為表達自已的不滿。3年來，由此類因素引發或以這類因素為主要誘因的群體性事件占全部群體性事件的15.7%多。如高都鎮下元慶村部分群眾反映村務不公開、村委領導貪污腐敗等問題，并對上級黨委、政府的處理意見不滿，多次到市、縣政府群體性上訪，2003年2月18日，該村 30余名村民集體到市政府上訪，堵住市政府大門，擾亂市政府正常辦公秩序，并大聲辱罵、毆打維持秩序的公安民警和政府工作人員，致使大批群眾圍觀，交通被堵塞，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

（四）因煤礦承包引發群體性事件。近年來，一些煤礦企業，尤其是一些鎮辦、村辦煤礦承包經營，引發了連鎖反應，造成了分配不公、拉大了貧富差距、損害了村民利益，出現了一些不合理的現象，引起了群眾的極端反響。如南村鎮段匠村在煤礦對外承包經營中，由于群眾對承包方式不滿和對村干部不信任，引發了群體性沖突事件。

（五）因農村換屆選舉引發群體性事件。村委換屆選舉是農民當家作主的重要措施，喚起了農民參與管理集體的極大熱情，但是因選舉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也呈集中多發趨勢，僅在選舉期間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就占3年來群體性事件的15.7%。其中，既有群眾對選舉法規和規則理解不深的原因，也有有關職能部門對選舉組織不力、宣傳不到位的問題。

（六）因工作不力引發群體性事件。從實際情況看來，絕大多數群體性事件不是突然爆發的，多數是通過合法渠道反復反映無效的情況下才產生的，往往經歷了一個由個體上訪到群體性上訪，從合法合理反映到越級上訪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由于有關基層組織和職能部門對群眾反映的問題敷衍塞責，推三阻四，對反映問題的群眾“冷硬橫推拖”，使群眾求助無門，從而引發群體性事件。

三、預防和處置措施預防和處置群體性事件是當前維護政治和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