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綠色轉型破解長江生態困境

綠色轉型破解長江生態困境

長江是中華民族的生命河，也是中華民族發展的重要支撐。目前，長江經濟帶11省（市）的GDP約占全國總量的45%，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在改革開放后的很長時間內，長江流域一些省（市）的經濟發展片面強調速度、規模，唯GDP論，忽視了流域生態容量的有限性和環境承載力的脆弱性。這樣，造成了長江流域的生態文明建設嚴重滯后于物質文明建設，生態“短板”給未來的發展留下了隱患。

如何讓古老的長江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如何讓滾滾長江水更好地潤澤流域內億萬民眾？如何讓“不堪重負”的長江休養生息、煥發綠色新顏呢？

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高屋建瓴地提出了長江流域發展的重大決策，綠色可持續發展的思路愈來愈明晰：2014年3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依托黃金水道，建設長江經濟帶”；2014年9月，國務院發布《關于依托黃金水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指導意見》；2016年1月26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強調，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理念要先進，要把生態環境保護擺在優先地位。201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強調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戰略定位：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將改善長江生態環境放到第一位，充分體現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

“共抓大保護”，就是要求國家層面須做好長江生態保護的“頂層設計”，流域各省（市）須通過溝通合作、建立有效的利益分享機制，形成保護長江生態的合力。長江流域是一個完整的自然地理單元和生態系統，因此長江生態文明建設不是孤立的、局部的，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雖然沿江各省（市）的自然條件、發展狀況千差萬別，但是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主線是一致的。沿江各省（市）必須共奏保護“長江之曲”，共唱綠色“長江之歌”，共擔維持長江流域可持續發展之責。

“不搞大開發”，就是要求長江流域各省（市）在生態環境保護上必須加強自律。什么項目不能上？什么開發不宜搞？判定的標準是“涉及長江的一切經濟活動都要以不破壞生態環境為前提”。在長江流域水資源開發利用、沿江產業布局、重大投資項目建設等方面，沿江各省（市）在決策時一定要有“生態紅線”意識，切實將生態環境作為實現發展目標的硬約束。

“保護壓倒開發”是破解長江生態困境的必然選擇！

第二篇：破解醫改困境初探

破解醫改困境初探

(西北工業大學陜西西安710072)

摘要本文回顧了中國醫改30年的經驗教訓，每向前推進一步，都受到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且給醫療改革留下難以彌合的空檔。認為面對結出的“看病難，看病貴”苦果。必須破解醫改困境，擴大醫療保險的覆蓋面，提高公立醫療機構服務水平，增強基本醫療服務的可及性，確保醫療的公平性與公益性。

關鍵詞醫療改革；醫療體制；公益性

在特定的經濟改革大背景下，中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循行的是不斷朝著市場化的方向前進。更為關鍵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改革前30年建立起來的社會醫療保障體系在不斷萎縮，而能與市場化相銜接的保障體制還處在探索階段，沒有及時發揮作用，從而出現了一個真空地帶，所謂的“看病難、看病貴”就是這個問題的一個表征。

市場化總有失靈的領域，如果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不能給予及時調控，而是將問題推給市場，醫改困境將無法突破。

一、醫改的四個階段??

中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與中國改革開放幾乎同步，歷經30年之久，每個階段所面對的問題不同，改革內容也各有側重。

第一階段：1978年到1984年。

這一階段主要圍繞醫院管理工作展開，針對當時事業單位普遍存在的“大鍋飯”問題，借用經濟手段管理醫院，以期提高效率。

1979年，時任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提出“運用經濟手段管理衛生事業”的辦法；同年，衛生部等三部委聯合發出《關于加強醫院經濟管理試點工作的通知》；隨后又開展了“五定一獎”和對醫院“定額補助、經濟核算、考核獎懲”等辦法，并進行試點。

1981年3月，衛生部下發了《醫院經濟管理暫行辦法》和《關于加強衛生機構經濟管理的意見》。以上所有措施，目的是扭轉衛生機構不善經營核算的局面，用經濟手段――各種激勵措施，調動醫院的經營積極性。

第二階段：1985年到1996年。

1985年，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為標志，經濟改革從農村向城市推進，以加強經濟管理為特征的改革思路在各個領域漸次推開。在前些年改革基礎上，對醫院也推行“放權讓利，擴大醫院自主權”等一系列改革。這一年，號稱“醫改元年”。

醫改啟動的標志是1985年4月，國務院批轉衛生部《關于衛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國發[1985]62號文件)，該文件提出：“必須進行改革，放寬政策，簡政放權，多方集資，開闊發展衛生事業的路子，把衛生工作搞好。”醫療機構轉型的序幕由此拉開。

1989年，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財政部、人事部、國家物價局、國家稅務局《關于擴大醫療衛生服務有關問題的意見》(國發[1989]10號文件)，文件提出五點內容：第一，積極推行各種形式的承包責任制；第二，開展有償業余服務；第三，進一步調整醫療衛生服務收費標準；第四，衛生預防保健單位開展有償服務；第五，衛生事業單位實行“以副補主”、“以工助醫”。其中特別強調“給予衛生產業企業三年免稅政策，積極發展衛生產業”。這個文件可以看作是對上一個文件的細化。

1992年9月，國務院下發《關于深化衛生醫療體制改革的幾點意見》，衛生部提出“建設靠國家，吃飯靠自己”的精神，要求醫院要在“以工助醫、以副補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績。

從這三個文件看，政府的主旨是“給政策不給錢”，強調醫院要靠經營來解決“吃飯問題”。這樣的改革思路，更強調的是醫院的經營功能。

第三階段：1997年到2005年。

這一時期的改革，可以說是花開兩枝：一方面對城鎮醫療體制進行改革；另一方面，對醫院進行產權方面的變革探索。

1997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在醫療領域主要有改革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制度、改革衛生管理體制、積極發展社區衛生服務、改革衛生機構運行機制等內容，構成此輪改革的基調。

國務院辦公廳于2000年2月轉發國務院體改辦、衛生部等8 部委《關于城鎮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隨后陸續出臺了13個配套政策。

醫院產權方面的改革探索在一些地方試點。比如，宿遷公開拍賣衛生院，實現政府資本的退出；無錫市進行了醫院托管制實驗；在一些地方實行“醫藥分開”的實驗，以期解決“看病貴”的問題。

第四階段：2005年至今。

2005年，是醫改爭議最為激烈且公開化的一年。這一年的7月28日，《中國青年報》刊出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負責的最新醫改研究報告。該報告認為：目前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同年9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處發布《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指出中國醫療體制并沒有幫助到最應得到幫助的群體(特別是農民)，結論也是醫改并不成功。

在激烈爭論與反思中，醫改方向開始有了調整。

2005年1月，在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吳儀做出批示：解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需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同年3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在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提出了要切實解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

2006年9月，成立了由11個有關部委組成的醫改協調小組，國家發改委主任和衛生部部長共同出任組長，新一輪的醫改正式啟動。

2007年年初，醫改協調小組委托6家機構進行獨立、平行研究，為決策提供參考，后來增加到9家機構。5月底，國家發改委等部門組織召開中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國際研討會，對醫改方案進行評審。此后，正式的醫改方案一直都在醞釀之中。

中共十七大報告首次完整提出中國特色衛生醫療體制的制度框架包括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醫療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藥品供應保障體系四個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在新時期對衛生醫療體系構成的全面概括。

2008年10月14日，發改委網站發布了《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征求意見稿)》。在該意見稿內，對新的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描述為：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

2005年之前進行的改革側重于調動醫療服務供方的積極性，目標是利用市場機制將醫療服務這塊餅做大；2005年之后進行的新醫改，關注點開始瞄準醫療服務的需求方，即如何讓廣大群眾擁有最基本的醫療保障，不至于因病致貧。

二、改革銜接失當導致困境叢生??

解放后的前30年，中國建起了一個以預防為主、中西醫結合、低成本覆蓋全體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服務體系。1978年，世界醫療組織在阿拉木圖召開會議，討論“到2000年人人享有醫療保健”的目標，那時，中國的醫療體制便是世界各國學習的典范。

改革開放后，農村實行家庭土地承包制，集體收入沒有了來源，原來用集體積累資金維持的農村合作醫療成了無本之木，無水之魚，要么解體，要么被私人承包。從1980年到1989年，農村合作醫療的覆蓋率從63．8%降到4．8%，幾近消失。??

農村合作醫療幾乎消失的惡果是，小病不看，大病看不起，一旦出現大病，則整個家庭陷入經濟困頓之中，因病致貧成為新時期的一個新問題。從1990年到1999年，農民平均純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2210．34元，增長了2．2倍；而同期衛生部門統計的每人次平均門診費用和住院費用，分別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長了6．2倍和5．1倍。醫療費用的增長幅度是農民收入增長幅度的2．5倍左右，醫療費用遠遠超出了農民個人和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即使在經濟相對比較發達的江蘇省農村，在貧困戶中，因病致貧和因病返貧的也占60％以上。所以，當時社會上流傳著這樣的民謠：脫貧三五年，一病回從前。救護車一響，一頭豬白養。

與農村合作醫療逐漸消失的現象形成對比的是，醫療資源向城市集中的趨勢非常明顯。1991年中國農村衛生費用占全國衛生總費用的33．73%，到2000年，所占比例下降為32．07%。我國平均每1000人擁有衛生服務人員3．63人，而農村不足2人。直到2008年，農村衛生事業并沒有出現過歷史性的突破，農村衛生費用占全國衛生總費用的比例依然不高，甚至與2000年同期相比還有所下降；此外，農村所擁有的衛生服務人員也低于平均水平。在城市，計劃經濟時期，每個人都是單位人，擁有公費醫療，在一些企業里，這一福利甚至惠及子女。企業改革后，為提高經濟效率，公費醫療成為壓縮成本的刀下祭品，對于經營不善的企業而言，醫藥費只是理論上可以報銷的東西，要看病都需要病人自己先掏錢。這是在1998年實行城鎮醫療改革前的情形。

1998年之后，城鎮一部分人(主要由過去體制內單位轉化而來的人)有了醫保，但由于醫療費用增長過快，同樣存在看不起病的問題。據2003年的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全國城鄉將近60%的醫療費用是個人自己掏腰包。而且，城鄉居民患病人次數比1993年增加了7．3億人次，對醫療衛生服務的利用下降，患者中自我醫療的占35．7%，未采取任何治療措施的占13．1%。

城鎮還存在另一個問題，改革使得傳統的就業方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造就了很多在非正式單位就業的人，比如自由職業者、中小私人企業從業人員，他們游離于城鎮醫保系統之外，且人數龐大。據有關方面的統計，至2005年3月底，城鎮社會醫療保險參保人數只有1．2708億人。

上述表明，醫改向前的每一步推進，都受到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且給醫療改革留下難以彌合的空檔。每一次改革，從試點開始到全面推行，需要幾年的時間。城鎮社會醫療保險試點始于1993年，5年后才在全國推行；1994年，國務院研究室、衛生部、農業部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在全國7省14縣開展了“中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試點和跟蹤研究。2003年1月16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衛生部、財政部和農業部的《關于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要求“從2003年起，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至少要選擇2―3個縣(市)先行試點，取得經驗后逐步推開”。目前依然處于試驗階段，目標是到2010年，實現在全國建立基本覆蓋農村居民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關鍵的問題是，對政府而言，如果將醫改始終放在為財政減負這樣一個位置，不加大為老百姓籌措基本醫療費用，不對醫院進行合理的投資，新醫改能否見效就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問題。據聯合國下屬公共健康機構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相關數據，中國政府2006年在醫藥衛生方面的支出還不足中國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在世界衛生組織調查的196個國家中排名第156位。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華醫學會秘書長吳明江說：目前國家對醫院的投入只占到10%，90%的資金需要醫院自籌。這樣的一個投資結構，等于是把醫院逼向按贏利機構的模式運營。對醫院而言，如果依然將追求效率擺在首位，并將之層層分解到醫院的每一個職工身上，看病貴就成了一個死結。相比而言，看病難只是看病貴的一個衍生后果，如果不是因為貴，難就比較容易解決。

三、醫療保障的公平性與公益性??

中國政府表示，將在未來三年內斥資8500億元完善醫藥衛生體制，擴大醫療保險的覆蓋面，增強公立醫療機構服務水平，提高基本醫療服務的可及性。

在實現這一目標之前，首先要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一個醫療制度的公平與否，指標并非是單一的看病不掏錢。不掏錢看病不僅會造成醫療資源的過度浪費，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也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這就產生一個問題，政府為國民健康花錢，應該花在哪？換言之，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下，醫保是保大病還是保小病？從資金發揮效率上看，應該是保小病，小病被重視了，很快醫好了，就不會釀成大病。現在的問題是，有的人覺得小病要自己掏錢，就不愿意到醫院去看，或者是覺得太貴，沒錢看，最后拖成了大病。

其次，政府為國民健康、醫療籌措資金，除了品類上僅限于基本醫療外，在目標人群上，應該首先保證弱勢群體――窮人和老人，對他們應該不分城鄉設立一個救助制度，而不是靠媒體的偶然呼吁。

最后，堅持低費用的醫療服務，在這一點上傳統中醫更具優勢，應當很好地發揮其作用。如果一如既往地堅持靠機器看病，龐大的醫療費也許會讓全民享有醫保的理想變得遙不可及。

參考文獻

[1]王紹光，巨人的瘸腿：從城鎮醫療不平等談起讀書，2005．1．

[2]王虎峰，論爭中的中國醫改―問題、觀點和趨勢．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8．3．

[3]夏潔，關于農村醫療狀況以及疾病對農村家庭影響的調查報告．三農中國，2008．10．

第三篇：如何破解高中期末考試七大困境

如何破解高中期末考試七大困境

高一高二高三的學生在開始轉入期末考前復習的時候，復習分心怎么辦？怎么提高期末考試復習的效率？讓名師為考生提供期末考試復習指導吧。

一、考前看不進書

這主要是由于考生對未來的考試結果沒有把握，從而產生了焦慮情緒，無法集中精力復習。面對這種情況，考生一定要想辦法找出自己焦慮的根源，然后通過適當的心理療法排除這種擔憂。如果是因為想要看的知識點太多而思維混亂，就要理清思路，抓住最關鍵、最重要的部分突擊復習。建議考生不要在考前頭一天晚上再做練習題，適當整理一下復習筆記，背背重要公式即可，否則一旦遇到不會的題，將影響考生情緒。

二、考前睡不著覺

考前失眠是大多數考生都會遇到的問題，這主要是由于考前心理緊張造成的。對付失眠的最好辦法就是不怕失眠，別有任何心理包袱，考前不要胡思亂想，對自己有信心就好。平時沒有失眠問題的學生最好不要服用安眠藥物，可以聽聽輕音樂，讓眼睛自然地閉起來。

此外，要注意考前飲食，避免食用過多的提神食品，平時有喝茶、咖啡等習慣的考生，在考試前夜就不要飲用了，這些飲料會讓人興奮，影響睡眠。

三、考場上心煩躁

有些考生總在考試后抱怨，說考場里面聲音太多，太嘈雜了，沒有辦法集中精神考試。監考老師的腳步聲、同場考生翻卷子和嘆氣的聲音，以及考場外周邊發出的聲音干擾了他們答題。

事實上，考場上一點聲音都沒有是不可能的，你越是覺得煩，噪音反而越會往你耳朵里鉆，在這種時候，盡量把注意力集中到試卷上，做到“充耳不聞”。不要刻意去感覺這些外界的雜音，就可以把它們從腦袋中清除出去。

四、遇難題就緊張

考試的時候遇到難題是不可避免的，沒有必要過分緊張，可以先跳過這道題，等做上幾道簡單的題目后，心情就會平靜下來，重新找到自信，解題思路可能也就清晰起來。這時再回頭對付那根“硬骨頭”，即使實在解決不了，也沒有必要焦慮，可以安慰自己“這道題對我難，對別人也一樣難”。

考生在考試時，往往會發現，有時候明明很熟悉的知識點卻想不起來，這時考生急于解決問題，緊張地在記憶中胡亂搜索，企圖能湊巧“碰上”想要找的東西，但是這種無秩序搜索的效率往往很低，并且時間越長，心里越覺得慌亂。這時，正確的方法應該是聯想，通過回想老師講授這一知識點時的情況，尋找線索，激發考生在短時間內想起來。

五、覺得時間不夠

考場上最容易引起考生慌亂的情況就是所剩時間不多，卻仍有很多題沒做完，此時考生會覺得心急如焚，常常是做著這道題，腦子里卻想著下一道題，結果哪道題也沒做好。

在做題前就要有一個對時間的大概考慮，哪一個時間段做什么題，先做哪道、后做哪道都要有一個統籌的安排。重點、有把握的題應該先答，遇到不會的題不要死纏爛打，思考2到3分鐘后，實在不會就要馬上放棄，不要再去想它。在保證正確率的前提下，能做多少算多少。考試結束前15分鐘，監考老師會提醒考生注意時間，加快答題速度，考生要利用最后的這段時間攻克自己最有把握做對的題，而不是死啃難題。

六、考試時老走神

有些考生在答題過程中總是出現“魂不守舍”的情況，與試題無關的念頭頻繁地出現在腦海里，讓人無法控制。

出現這種情況時，考生不要故意忽略，一味地埋頭答題，而是應該停下筆來，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可以對自己強調一下“我正在考試”，給自己1到2分鐘時間放松神經，然后再集中注意力繼續答題。

七、在試卷上亂畫

復查對考生很重要，在考試中，應該安排一定時間復查試卷，它是一個查漏補缺的過程，如果考生采用的是靈活答題順序，最后更有必

要復查一遍，看看是否有遺漏，最好能對所有題型做一次總體檢查，如果時間不夠，也要檢查一下重點題型。

考生提前答完試卷后，切記不要在試卷或草稿紙上亂寫亂畫，一旦被認為做了特殊標記，將按照考試違紀處理，取消考生該科目的考試成績。考試結束前30分鐘，考生可以離開考場，離場前，考生要舉手提出，經副監考員核對試卷、考試材料數量無誤，姓名、準考證號等填寫無誤后，才能離開。考生離開后，直接回家，不要在考場附近逗留。

第四篇：社區衛生服務發展困境及其破解

社區衛生服務發展困境及其破解

摘要：城市社區衛生服務面臨著“叫好不叫座”的發展困境。筆者借用集體行動邏輯對此作出合理解釋，并從政治、經濟、社會等不同角度討論分析走出集體行動困境的相關理論對策。以此為基礎，本文進一步探索有助于破解我國社區衛生服務發展困境的若干舉措，如加強社區衛生機構內涵建設、完善社區衛生服務政策形成機制、借力社區社會資本培育等。

關鍵詞：集體行動理論； 集體行動困境； 社區衛生服務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志碼：Ａ

一、社區衛生服務的目的追求與發展困境

城市社區衛生服務的基本發展旨意是，通過構建相互銜接的衛生服務分級網絡，把常見病、慢性病診治與疾病預防等個人和公共衛生問題，以方便、低成本的方式解決在基層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因此，發展城市社區衛生服務，包含著兩個互相滲透的目的追求：一是滿足城市居民基本衛生服務需要，實現居民個人健康權利；二是滿足社區公共衛生服務需要，實現社區公共衛生利益。換言之，在社區范圍內，共同實現社區居民的個人健康權利和社區公共衛生利益，是社區衛生服務發展的理想狀態。毫無疑問，政府應當為社區衛生服務發展擔負籌集資源的責任。然而，由于政府所掌控的資源是有限的，而且需要付出一定的籌集成本，因此，出于效率考慮，社區居民為實現個人健康利益與社區公共衛生利益，必須分擔一定程度的社區衛生服務成本。這就是說，假定居民對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提供的社區公共衛生服務利用是均等的，那么，根據居民對社區衛生服務中的基本衛生服務利用情況，收取一定的成本補償，不僅合乎效率與公平的要求，也是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良性運作的前提與基礎――即政府投入和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收益共同構成了社區衛生服務機構順利運轉的資金來源，為社區范圍內個人健康權利和社區公共衛生利益的共同實現提供了保證。一個現實的情況是，許多城市社區居民，出于種種原因（如對個人健康的重視或者對疾病的恐懼、對于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及其技術水平的不信任等），避免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利用基本衛生服務――社區衛生服務“叫好不叫座”[1]。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因此喪失了一個重要的資金來源，運轉起來岌岌可危，最終使得以社區內個人健康權利和公共衛生利益共同實現為目的追求的社區衛生服務陷于發展困境，并在社會層面形成衛生問題不可治理的混亂局面：一方面，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基本衛生服務能力大量閑置，醫院的基本衛生服務利用過度擁擠，加劇了“看病難、看病貴”現象，居民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價來實現個人健康權利；另一方面，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要么因缺乏資金補償而無法全面開展社區公共衛生服務，使得社區居民的公共衛生利益無法實現，進而又威脅居民的個人健康，與前述“看病難、看病貴”現象一起形成惡性循環；要么轉而尋求政府的全力支持，轉型成為功能單一的社區公共衛生服務機構，從而加大了全社會衛生支出，損害了衛生資源的利用效率。

二、社區衛生服務發展困境的集體行動邏輯

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集體行動，自人類誕生以來就普遍存在，直到20世紀才有學者開始研究并提出相關理論。一般認為，是美國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打開了通向正式研究集體行動之門”[2]。他的《集體行動的邏輯》(1965)一書，正式提出了集體行動的邏輯，系統地論述了集體行動的理論內涵和實踐意義，并將經濟學方法引入到社會政治現象的研究之中，受到學界的普遍關注。

奧爾森以理性人假設為依據來分析研究公共事務中人們缺乏合作的現象，得出了個人理性往往會導致集體非理性的結論，顛覆了傳統的群體理論。傳統的群體理論認為，具有共同利益的個人會自愿地為促進他們的共同利益而行動。其邏輯推理是，只要群體中的個人是理性的和自私的，他們將為這一目標的實現而行動，因為形成集團的目的在于增進其共同利益。奧爾森的“集體行動邏輯”則認為，個人總是存在著機會主義心理和利己主義思維，助長了其“搭便車”和“偷懶”偏好的滋生。這種偏好會促使人們做出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除非一個集團中的人數很少，存在強制或其他某些強制手段促使個人按照他們的共同利益行動，理性的、自利的個人將不會采取行動以實現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3]這種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沖突，便是集體行動的困境。[4]

集體行動邏輯為城市社區衛生服務發展的現實困境提供了合理的理論解釋：正是社區居民出于個人利益最大化（保證個人健康權利充分實現）的個人理性，避免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利用基本衛生服務，借以逃避為社區衛生服務（實現社區公共衛生利益）貢獻補償資金的責任，從而損壞了社區衛生服務機構順利運轉的資金基礎，使得社區衛生服務發展無以為繼，進而妨礙了社區范圍內個人健康權利與社區公共衛生利益的共同實現。

三、走出集體行動困境的理論探索

針對集體行動的困境，學者們分別從政治、經濟、社會等不同的角度開展廣泛而深入的研究：

1.第三方強制。這是一種試圖借助權威的強制力量來突破集體行動困境的解決方案。其基本設想是，每一個理性的個體都將權力讓渡給一個權威機構，進而依靠這個權威機構的強制力量來組織集體行動，保證集體中的個人合作得以延續和完成。通常，第三方就是指政府。“纖夫的寓言”形象地描繪了第三方強制力保證個人合作的圖景: “由于追求他們各自的利益，每一個纖夫都不用力拉纖，結果沒有人能拿到報酬。只有在纖夫們同意雇用一個工頭用鞭子抽打他們，船只才能被拉動”。[5]然而，正如Gambetta所言，這種方案“嚴重依賴暴力，往往缺乏效率，成本昂貴，讓人感到不愉快”。[6]此外，如何保證第三方保持公正、可信也成問題,否則就會陷入“雙重困境”之中――在諾斯看來，如果第三方擁有強制力，第三方就可能使用這些力量，在犧牲其他成員利益的基礎上，謀取自己的利益。[7]

2.新制度主義與理性選擇主義。新制度主義認為，制度不僅僅是激勵或約束個體行為的一種機制，更重要的是一種規范或規則。適當的制度結構和制度設計可以解決個體偏好問題，可以使個人行動的可選擇范圍變得狹窄，排除了個人行動的某些可能性，從而解決個人機會主義和逃避義務等問題。[8]理性選擇理論則假定決策人是在約束條件下追求效用或收益的最大化：處于集體中的個人, 是否“搭便車”的決策，總是在計算參與集體行動的成本收益后做出。理性選擇理論以奧爾森為首，之后經過McCarthy and Zald、Axelrod和Taylor等多人的拓展而不斷得到完善[9]。奧爾森設計的“有選擇性的激勵”機制[1]，就是一種制度規范與理性選擇理論的有效結合。所謂“有選擇性的激勵”, 就是制定出一套規章制度，區別對待集團的每一個成員，對于那些為集體利益的實現和增加做出貢獻的人,除了使他能獲得正常的集團收益的一個份額之外,再給他一個額外的收益以作獎勵,并且貢獻越大,額外獎勵越多,而對于搭便車者，要使其不能得到收益，甚至對違背集體收益的行為還要做出相應的懲罰，比如罰款、通報批評或開除等。然而，這一解決方案也非盡善盡美，原因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制度來源和制度本身的公正性問題何以保證？畢竟，不偏不倚的“立法者”同霍布斯最高統治者一樣，都是成問題的；二是制度的實施受到成本困擾，即對全部的成員都做到“賞罰分明”，需要花費高額的成本,包括有關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信息成本、度量成本以及獎懲制度的實施成本，當這種成本極高而使之不可行時，集體行動的困境依然存在。[10]

3.意識形態理論。哈丁、諾斯等學者注意到，現實中往往有足夠的沒有搭便車的個體組織起集體行動。他們進而對集體行動困境提出置疑，認為奧爾森等人大大地夸大了集體行動的難度。這些學者，普遍批評奧爾森等人忽略了許多能有助于克服搭便車行為，從而順利走出所謂集體行動困境的因素，認為在研究搭便車問題時，僅考慮狹義的個人經濟利益和自利性，使得本來極其復雜的個人效用函數設定得過于簡單，以致于不能捕捉到人們決策過程中的其他因素。[9]事實上，人們出于各種原因會參與集體行動，的確包括一些非經濟的因素，例如，家庭和教育灌輸的價值觀念以及社會強有力的道德和倫理法則，都會導致人們限制自己的行為，這是意識形態在起作用。因此，道德因素等意識形態在集體行動中很重要，需要構造一個意識形態理論，利用社會習俗或道德規范，促進群體中的個人不再按有關成本與收益的簡單的、享樂主義的和個人的計算來行事，有助于走出集體行動的困境。[9]然而，有關學者沒能進一步就意識形態、社會習俗或道德規范的具體內容、構筑路徑等提供具有普遍意義的詮釋。

4.社會資本理論。美國學者帕特南提出了用社會資本動員機制來解決集體行動困境的方法。與意識形態理論不同，社會資本理論認為，面對集體行動的困境，僅靠意識形態、社會習俗等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作為社會資本重要形式的規則體系或制度的有效運作，否則搭便車或機會主義行為難以克服。[11]所謂社會資本，是指能夠推動集體中的個人協調行動、提高社會效率的信任、互惠規范和社會關系網絡。社會資本內生在人們關系的結構中，一個人要擁有社會資本就必須與其他人有聯系，正是在這些不斷聯系的過程中產生了社會關系網絡，逐漸生長出相互間的合作性規范與互惠準則，促進了社會信任增加。社會資本及其積累過程，可以拓寬參與者個人的自我意識，將“我”發展為“我們”，并提升參與者對集體利益的“興趣”。這就鼓勵了社會信任與合作，減少了背叛集體利益的動力，為未來的合作提供支持。[12]然而，也有學者認為社會資本包括的內容很寬泛，對社會資本促進集體行動的作用持謹慎態度。奧斯特羅姆以信任、聲譽和互惠為核心，構建了一個涉及集團規模、溝通交流、信息、共同規范等因素的分析框架，用以分析利益集團成員合作、形成集體行動的情況。他指出，在一般情況下，信任、聲譽和互惠等社會規范的演進，能有效約束人們只按短期的自利考慮而行動，有助于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但是，情況也并不總是這樣。[11]政治學家漢斯?科曼則認定，“社會資本被看成是公民社會的黏合劑，許多集體行為的問題只通過個人行為無法解決，……,社群的自我調節，結合民主國家及其機構的威權，倒可以使問題得到解決。”[13]

至今為止，破解集體行動困境的相關理論仍在探索與發展之中。上述不同視角的集體行動困境解決方案，雖然存在著各自的缺陷，如國家公正問題、制度公正與成本問題、概念界定問題等等，但同樣具有各自的合理性。綜合考慮各種因素、綜合運用多種方案，是破解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沖突、解決集體行動困境的現實選擇。

四、破解社區衛生服務發展困境的幾點建議

現有集體行動理論的相關成果，雖然各自都不能完美地解決集體行動困境的所有問題，但并不妨礙我們在分析和破解社區衛生服務發展困境中用作借鑒。筆者認為，破解社區衛生服務發展困境，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全面理解社區居民的“個人理性”，加強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內涵建設，吸引居民利用社區衛生服務。集體行動理論以個人理性為基本人性假設，認為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是個人行動的原始動力。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個人理性并非僅指經濟利益，而是一個包括了“經濟理性”和“非經濟理性”在內的復雜概念。這就是說，社區居民在尋求基本衛生服務利用、實現個人健康權利時，并非僅僅考慮價格因素。因此，價格低廉只能是吸引居民利用社區基本衛生服務的影響因素之一，而居民對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所提供的服務是否適當、是否有效等經驗性評判，常常是居民利用社區基本衛生服務與否的關鍵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說，破解社區衛生服務發展困境，關鍵在于加強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內涵建設，用適當有效的衛生服務效果贏得社區居民的信任與放心；其次才是用低價策略吸引消費者。筆者認為，加強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內涵建設的當前重點領域在于兩個方面：一是要建立、完善社區衛生服務人才配置機制，用執業準入制度、持續培訓制度和激勵性薪資保障制度等，促進從業人員不斷提高業務能力與技術水平；二是要推進社區衛生服務規范化建設，重點加強社區衛生服務的技術規程、質量安全和服務態度管理。

2.改革社區衛生服務政策的形成機制，協同政策制度和居民自我約束，引導居民利用社區衛生服務。集體行動理論不僅注意到第三方強制和正式制度對于破解集體行動困境的積極意義，也考察了他們各自的缺陷。奧斯特羅姆在考察了大量的公共問題治理經驗后認為，動態的、建立在居民同意和參與設計基礎上的法規、制度形成模式，能夠促進持續合作，破解集體行動的困境。應用于社區衛生服務領域，如果來自政府的法規和其他正式制度（如建立社區首診制度），能夠建立在社區居民積極參與討論并最終同意的基礎之上，那么，這些外在的強制力與制度規范，不僅可以確保其公正性，而且會內化為居民發自內心的自我服從，使得居民避免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利用基本衛生服務的個人主體性選擇得到自我約束，從而破解社區衛生服務發展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建立居民廣泛參與的社區衛生服務政策制定機制，是破解社區衛生服務發展困境的一個可行途徑。筆者認為，當前應著重解決以下三個問題：一是大力培養社區居民的公民健康權利意識、發展公民社會組織；二是加快服務型政府建設，提高政府對社區居民利益訴求的回應性；三是暢通社區居民及其公民社會組織與政府溝通的渠道。

3.借力社區社會資本培育，增進居民的社區責任意識，促進居民利用社區衛生服務。如前所述，社會資本及其積累，可以提升個人對集體利益的“興趣”，鼓勵社會信任與合作，減少個人行為背叛集體利益的動力。城市社區是社會資本的重要載體，社會資本的產生和維持有賴于社區發展，其存量也受到社區發展水平的直接影響。鑲嵌在社區發展之中的社區衛生服務，如果能借力于社區發展，持續增進和積累社區社會資本，則有利于促進居民對社區公共衛生利益的重視，進而樂意于為社區公共衛生利益擔當責任，使得居民選擇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利用基本衛生服務成為可能。換言之，發展城市社區、積累社區社會資本，有利于破解社區衛生服務發展困境。學者們考察了我國城市社區發展以及社區社會資本的基本狀況，提出了培育和重建社區社會資本的大量舉措。[14]筆者認為，以下舉措對于破解社區衛生服務困境有著突出意義：一是加強社區文化建設，培育居民的社區認同意識和團結合作精神；二是促進居民利益的社區化，建立居民利益與社區責任的關聯機制；三是發展社區傳媒，倡導社區道德規范，引導居民關注社區衛生服務，激發社區參與意識。此外，社區衛生服務機構不折不扣地落實社區公共衛生服務功能、擔當社區公共衛生責任，既是社區社會資本積累的客觀結果，也是其融入社區、積累社會聲譽、獲得居民信任的重要途徑。

參考文獻:

[1] 周亞東,黃緒凱.目前我國社區衛生服務發展的困境探析.衛生軟科學[J],2007,(4).[2] James Alt.Thoughts on Mancur Olson’s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1932―1998[J].Public Choice 98,1999.[3] Mancur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4] Mancur Olson.Increase the Incentives for International Coperation[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1,(4).[5] [美]格林?沙皮羅.理性選擇理論的病變:政治學應用批判[M].徐湘林,袁瑞軍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6] [美]羅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M].王列,賴海榕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7] [美]道格拉斯?C?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劉守英譯，上海:三聯書店，1994.[8] 吳光蕓.超越集體行動的困境:社會資本與制度分析.東南學術[J].2006,(3).[9] 馮巨章.西方集體行動理論的演化與進展.財經問題研究[J].2006,(8).[10] 高春芽.理性人假設與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論.云南行政學院學報[J],2008,(4).[11] Ostrom.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J].92, 1998.[12] 展麗麗.對走出集體行動困境的認識.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J].2008,(11).[13] 李惠斌,楊雪冬.社會資本與社會發展[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14] 孫璐.缺失與重建:中國城市社區社會資本探析.理論導刊[J].2007(5).（責任編輯 焦德武）

第五篇：探討如何破解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困境

探討如何破解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困境

logo設計

分享到：本站編輯：admin 日期： 2012-01-08 12:58 點擊：158次

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情況

新生代農民工的界定主要是從年齡上進行劃分，是指80年之后出生的戶籍在農村但到城市務工的人員，其中既包括從小在農村長大進城務工的青年勞動力，亦包含隨打工父母在城市中長大的青年勞動人口。筆者針對北京地區的新生代農民工發放問卷的調查結果，結合中華全國總工會《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研究報告》，及國家統計局《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結構和特點》梳理了新生代農民的一些基本情況。

一、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高于老一代，但整體水平依然不高。國家統計局報告指出，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要高于老一代。本次抽樣調查結果也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小學及以下占7%，初中占38%，高中及中專占35%，大專及以上占22%。也就是說他們大部分接受過9年義務教育，小學文化和文盲比例低，但整體水平依然不高。

二、新生代農民工收入水平不高，對收入的滿意度較低。國家統計局報告指出，2009年外出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為1417元，其中新生代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水平為1328元，上一代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為1543元，有接近一半的新生代農民工對于當前的收入水平不滿意。抽樣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中技術工種和管理人員不多，94%的人月工資水平在2000元左右。

三、新生代農民工更加注重自身發展，更希望融入城市生活。中華全國總工會的研究報告指出，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就業動機從“改善生活”向“體驗生活、追求夢想”轉變。抽樣調查顯示，他們出來打工的主要目的是尋找發展機會、過上城里人的生活，其次是賺錢養家和為贍養父母或子女前途考慮。

四、新生代農民工業余時間和經濟承受能力有限，精神文化生活相對單一。國家統計局報告指出，約一半的新生代農民工需要經常加班，使得部分新生代農民工承受了較大的工作壓力。抽樣調查顯示，多數人平均每周工作時間在50至60個小時，甚至有部分人是70小時以上，而每月用于文化消費的金額大多在50元以下，絕大部人都沒有參加過集體文體活動。

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困境

人社部副部長楊志明在全國農民工工作辦公室主任會議上曾說過，與老一代農民工背著編織袋進城務工不同，新生代農民工拖著拉桿箱進城，他們的權益訴求也在發生明顯變化。新生代農民工的行為取向和心理意識逐漸城市化，在與城里人享有同等待遇方面有更強烈的要求，更加渴望融入城市生活，相比“老一代”農民工，他們權益訴求由以往進城掙錢回鄉發展向進城謀職融入城市生活轉變，他們的追求開始向精神層面拓展，由單純謀生向追求歸屬感延伸，由承擔家庭經濟責任向實現人生價值延伸。

新生代農民工擁有一個美麗的“城市夢”，但受制于諸多因素，很難實現，擴張的欲望和殘酷的現實形成了嚴重矛盾。理想與現實交織碰撞，他們在心理上往往處于尷尬的境地，而新生代農民工平均年齡較小，正處于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賴期，他們更渴望思想可以交流，困擾能夠傾訴，他們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老一代農民工更加強烈。

當前社會并未對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需求給予高度重視，我們還基本停留在為農民工“討薪”上。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生活貧乏、精神文化需求不能得到基本滿足、人文關懷缺失的問題普遍存在，他們感覺在城市看不到前途和未來，可又無從排解，從而導致各種心理問題：被排斥感和不滿情緒強烈、過客心態和

抵觸情緒蔓延、自卑心理和孤獨情緒明顯。近年來，富士康“十連跳”，以及新生代農民接二連三出現的暴力性犯罪現象，使得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文化困境問題日益凸顯。

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文化困境之原因

我國典型的二元雙重結構下的制度障礙，使農民工難以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和各項權利。從社會地位上講，新生代農民工依然屬于農民而非城市市民，仍然被隔離于城市制度之外，生活在不平等和受歧視的環境里。在筆者與新生代農民工交談的過程中，他們最憤慨的就是各種社會歧視，他們在生活中明顯感覺到被邊緣化并被排除在城市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生活之外。

受自身素質的制約，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夢”路途艱辛。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水平雖較父輩有了很大提高，但大多仍然局限于普通中等教育，隨著城市產業由勞動密集型向知識密集型轉化，缺乏相應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的新生代農民工，若不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培訓，很難在城市謀求立足之位。

企業和社會大眾對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忽視。過去30年，中國依靠數億主要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打造了一個出口導向型的“世界工廠”，實現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但與此同時，勞動者的基本權利長期被忽略。許多企業的管理模式和企業文化無法真正滿足員工、特別是新生代外來工多方面的新需求，因此也無法真正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問題，特別是心理問題和精神情感困惑。而政府及社會大眾并沒有正視新生代農民工對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求，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與精神生活問題的關注都處于相對滯后的狀態。

破解新生代農民工中精神文化生活困境之途徑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要推動我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我們要緊抓全面加強文化建設的契機，豐富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構建政府主導、共青團協同、企業共建、社會參與的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建設工作格局。

一、政府要發揮主導作用。要將解決新生代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問題，納入黨委和政府的議事日程，納入覆蓋城鄉的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之中。要通過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務，使離鄉的新生代農民工建立對社會的新認同，增強其共同體意識和“家園觀念”。

逐步消除二元體制的制度壁壘，著力完善制度和體制、機制，促進問題的根本解決。積極探索有利于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定居下來的戶籍制度。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大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執行。

設立專項經費保障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建設，加強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知識和職業技能培訓力度。政府加大新生代農民工文化工作投入力度，制定政策鼓勵企業進行文化經費投入，引導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充分利用城市公益性文化設施或建設相對固定的新生代農民工文化活動中心，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更多的公共文化活動空間。及時創作適合新生代農民工文化需求的優秀文藝作品，采用政府補貼的方式開展送電影、送演出、送圖書等文化配送活動。依托社區文化場所舉辦各種文化活動，促進新生代農民工與本地居民的交往，讓新生代農民工逐步融入到社區文化生活中。

積極培育新生代農民工文化自組織。幫助新生代農民工建立各種興趣小組，鼓勵有文藝才能的新生代農民工進行文藝創作，幫助新生代農民工組建文藝團隊，并為他們提供展示其才能的演出舞臺，提高新生代農民工文化活動的組織能力。

二、共青團要發揮組織優勢。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困境，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在于組織角色缺位，他們迫切需要一個組織來幫助他們消除困惑，指引方向。共青團作為黨領導的先進青年的群眾組織，當好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利益的代言人和權益的維護者，是共青團為黨做好青年群眾工作的重要內容，也是黨的群眾工作的具體要求。

建組織，帶隊伍。全力在新生代農民工集中的企業、社區建立團組織，積極培養發掘新生代農民工中的優秀分子和骨干力量，形成強有力的自我管理與服務的隊伍。同時，團組織通過各種途徑主動向政府和企業舉薦各種人才，為新生代農民工脫穎而出創造各類機會。

建陣地，送服務。發揮團組織的作用，在新生代農民工集中區域，建立集文化和幫扶于一體的活動陣地。精心設計新生代農民工感興趣、符合新生代農民工特點的健康向上的文體活動。建立志愿者服務隊伍，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疏導和行為矯正服務，開展關懷行動和法律幫扶行動，幫助他們搞好自我管理和緩解心理壓力，樹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同時依托陣地積極培育新生代農民工文化自組織。

建平臺，促融入。積極搭建新生代農民工和其他群體進行文化交流的平臺。改變新生代農民工文化交往的封閉性，促進新生代農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社區生活。以文化方式塑造公共平臺，以文化活動消弭社會隔閡，促進社會認同感、歸屬感，激發社會良善意愿，從而打破城鄉二元體系的藩籬，使新生代農民工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和各項權利，從根本上消除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孤島”現象。

建渠道，暢心聲。建立新生代農民工利益訴求渠道，及時的將他們的訴求反映給黨委、政府。加大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輿論宣傳，宣傳黨和國家各項方針政策，引導他們樹立主流意識形態，幫助他們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同時大力宣傳新生代農民工中的典型，增強他們的自信，進一步引導企業和社會關注、關心新生代農民工，營造尊重和愛護新生代農民工的良好社會氛圍。

三、企業要積極參與共建。企業要增強農民工文化權益保障意識。大型制造企業、工業園區、工礦區等農民工生產生活密集區參照本地公共文化設施建設標準，配套建設固定文化設施，建筑工地等農民工臨時性聚居區配置臨時性文化設施或提供流動服務。企業要將農民工文化生活納入企業文化建設范疇。要建立職工文化平臺，配備文化管理人員，提高文化設施管理水平，保障文化服務質量，確保農民工文化生活的常態化。

四、社會大眾要協同參與。各社會團體和民間公益性組織等各類社會力量要積極參與農民工文化建設，要積極參與搭建農民工和其他群體進行文化交流的平臺，形成全社會共同關心農民工文化工作的良好局面。

（作者單位：北京市門頭溝團區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