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些地方公車改革變味 官員每年

一些地方公車改革變味 官員每年“車補”達七、八萬

時間：2013-12-08 14:03 來源： 新華網 作者：南辰

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日印發《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對黨政機關經費管理、國內差旅、公務接待等方面作出規范。取消一般公務用車，保留必要的執法執勤、機要通信、應急和特種專業技術用車及按規定配備的其他車輛。新華社發商海春作

公車改革需要“臨門一腳”精神

中共中央、國務院前不久印發《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其中涉及公務用車的重大改革舉措包括“取消一般公務用車”“適度發放公務交通補貼，不得以車改補貼的名義變相發放福利”“取消的一般公務用車，采取公開招標、拍賣等方式公開處置”等。記者認為，這意味著“史上最嚴格”公車改革終于要啟動觸及利益的“臨門一腳”，改革效果值得期待。

應當看到，此次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實際上是依法搭建了公車改革的頂層設計。《條例》的下發，首先有助于克服各地公車改革多年來依靠行政命令“摸著石頭過河”的弊病。從頂層設計的高度，以更科學的法規制定帶來的長期強制執行效力為公車改革強有力地定調、護航。例如，《條例》指出“堅持社會化、市場化方向，改革公務用車制度，合理有效配置公務用車資源，創新公務交通分類提供方式，保障公務出行，降低行政成本，建立符合國情的新型公務用車制度”，為中國公車改革下一步如何深化、往何處去勾勒出藍圖。

此外，《條例》規定“適度發放公務交通補貼，不得以車改補貼的名義變相發放福利”也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一招。回顧近些年各地公車改革進行的摸索和試點，不乏“陽奉陰違”“扭曲變味”的反面典型：例如，一些地方曾經把公車改革弄成赤裸裸的“分錢”，區委書記、區長每年“車補”居然高達七、八萬元。消息被曝光后，這種背離公車改革初衷，排排坐分果果式的“車改”被果斷叫停。至于如何在執行過程中體現“適度”，記者認為離不開幾個參考系數：一是參考公車改革控制行政支出的總體數字目標；二是參考當地綜合交通出行成本水平；三是參考當地困難群眾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也就說辯證考量“適度”二字，既不能演變成“土豪”式福利，也不能變成一個公務員的車補等于數十份當地“低保”的怪事。

《條例》指出，改革公務用車實物配給方式，取消一般公務用車”，“取消的一般公務用車，采取公開招標、拍賣等方式公開處置”。記者認為，取消一般公務用車，體現出“史上最嚴格”公車改革是動真格的。在落實的過程中，要尤其注意相關信息的公開，讓整個過程公開、公正、透明。例如，各級部門應當向社會明示需要取消、拍賣的一般公務用車數量。而且相關部門應當階段性公布全國取消一般公務用車的進度數據。各級監督部門應當嚴格監督，避免一般公務用車拍賣出白菜價、蘿卜價給國有資產造成流失。對于北京等購買二手車也需要指標的地方，應當考慮能否參考法院拍賣車輛特殊對待，避免因為指標問題在拍賣中給國有資產造成損失。

《條例》指出，“公務用車實行政府集中采購，應當選用國產汽車，優先選用新能源汽車”，這對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是重大利好。在霧霾重重的大環境下，公務車優先選用新能源汽車是應有之意。同時，可以借助公車新能源汽車的使用，在充電樁等基礎設施的布網上大力推進，讓新增公務用車盡快變成零排放的綠色車輛。

《條例》指出，“公務用車保險、維修、加油等實行政府采購，降低運行成本”。記者認為，這些有針對性的條款對此前，媒體報道有地方曝出一輛公車一年換40個輪胎，4S店出售的高檔奢飾品也可以開維修保養的發票等頑疾可以起到監督作用，但需要在執行中嚴格落實，杜絕一再變通和下不為例。

應當看到，與公車改革一樣，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越來越多的民生重點改革的深化都“掛上弦”了，杜絕拖泥帶水，不再瞻前顧后。其實，中國改革的全面深化正是由方方面面的細分改革的深化匯聚成的，面對人民對改革深化的期待，急需公車改革這種果斷的“臨門一腳”精神。(記者南辰)

人大代表：公車改革最大的阻力在單位部門的領導

時間：2013-11-27 16:17 來源： 羊城晚報 作者：尹安學

“終于要在全國推廣車改了，我很興奮。”26日下午，《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公布已近一天(詳見本報昨日報道)，連續10年提公車改革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葉青，在接受羊城晚報記者采訪時，仍然很激動，他說，中央推進車改的力度，比他預想的要大很多。

葉青分析，這次中央的規定很明確，副省級以下干部沒有專車了，“之前杭州就是這么做的，一句話，上下班交通問題你自己解決！”

最大阻力在領導

羊城晚報：中央出臺的關于公車改革的新規定，最大的亮點是什么？

葉青：中央規定，取消一般公務用車，適度發放公務交通補貼。這實際上是將副省級以下干部的專車全部取消了，不僅取消了專車，搞車改的“車補”也要“適度”，這次改革力度太大了，我估計公車數量會大幅消減。

羊城晚報：你怎么理解“一般公務用車”？

葉青：在公車中，除了專車就是一般公務用車，而中央規定，要取消一般公務用車。不過，中央也規定，會“保留必要的執法執勤、機要通信、應急和特種專業技術用車及按規定配備的其他車輛”，除了特殊用途的車之外，其中有“機要通信”的提法，我估計一個單位可能有一兩輛車會被保留下來。我想經過這次改革，省部級以下單位、部門，不再養車隊，在市內辦事一般都要自己解決。

羊城晚報：你覺得公車改革最大的阻力在哪里？

葉青：車改后一般會搞車補，普通干部歡迎，因為他們之前沒有享受專車福利，現在還能變相漲工資，當然高興。車改的主要阻力在單位、部門的領導，因為他們習慣坐專車了，習慣公車私用，一下子不用公家東西，不習慣。

支出短期或增加

羊城晚報：一些地方車改后，財政支出不降反升，你怎么看？

葉青：車改后，財政支出增加，是客觀事實，不應該回避，這主要是以前公車主要是領導享受，現在車改了，按人頭，每人都有車補，費用必然增加。我覺得，一方面，我們要規范車補標準，不能隨意發；另一方面，也要客觀看，車改是大方向，必須改，改革后財政支出增加了，也是改革的陣痛，應該忍受，再過10年看，很多人對車改評價肯定會很高。

羊城晚報：取消一般公務用車，必然涉及司機安置，你有何建議？

葉青：我建議，對正式工安排轉崗，對合同工在到期后不再續簽，對部分司機可以采取買斷工齡等辦法。(記者尹安學)

湖南岳陽公車改革：難說改革的改革

時間：2013-12-09 14:28 來源： 齊魯晚報 作者：朱洪蕾

公車消費一直是我國“三公”消費的重頭戲。

2011年，中央行政單位、事業單位和其他單位用當年財政撥款開支的“三公”經費支出合計93.64億元，其中車輛購置及運行費59.15億元，占“三公”經費總數的六成以上，是公務接待費的四倍。

自1994年以來，已有十多個省份陸續開展了各種各樣的公車改革試點。在長達20年的公車改革歷程中，湖南岳陽的改革似乎是這些改革的縮影——

拍賣公務用車，發放車補，給公務用車裝上北斗車載終端，張貼公務車標識，常見于其他試點地區的這些舉措，在這里一一呈現。不過，這些舉措對“公車腐敗”到底能起到多大制約作用，仍需觀察，至少，在過去20年各地的試點中效果不容樂觀。

近日，《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的印發，對黨政機關公務接待、公務用車等方面作出全面規范，其中最抓人眼球的就是“取消一般公務用車”。對于消費公帑最多的公車消費，刮骨療傷也許真的來了。

岳陽進行的公車改革雖然“全面”，但在一直致力于推動公車改革的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看來“還不夠徹底”，甚至不應該叫“改革”。

“90%的車都應該賣掉”

“做得已經很好了，有制度管著，沒見過公車私用。”王師傅是岳陽市的一名公車司機，在財政局開車已經四五年了，在他看來，目前的公車使用還是非常規范的。

出車前，王師傅會接到辦公室電話，確保公車是因為公事出去。如果需離開市區，則必須由分管辦公室的局領導簽字，否則，王師傅可以拒絕用車人的要求。

加油也有限定。每周一，王師傅都會和辦公室一位副主任去加油站給公車加油。周四，如果公車的油不夠后面幾天用的，會再加一次。一起去加油的辦公室副主任把加了多少油、跑了多少公里都記錄在專門的本子上，防止出現虛報。

周末兩天，除了一輛用來值班的公車外，單位所有的公車都被封存，停放在指定位置。

王師傅說，送單位相關人員外出開會，他把人送到地點后會直接開車回財政局，而不是在外面等著會議結束，“其他人也許會用車，單位不允許等。”

會議結束的時候，如果公車閑著，王師傅會再回去接人，如果沒空，開會的人員就只能自己想辦法回單位。一次，一位科長開完會，自己打車回單位，這位科長回來后告訴王師傅，打車花了十幾元，還好不多，懶得去報銷了。

去年開始，岳陽市20家市直單位推行公務用車改革，多家單位把公務用車賣了不少，甚至有兩家單位把車都賣完了，一些司機沒有編制，被解聘了。

這些單位賣車，是根據岳陽市下發的《關于市直單位公務用車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性意見》，對于各單位的非保留車輛統一交給岳陽市財政局進行拍賣或報廢，所得返還原屬單位，用于補貼“車改公務交通費”，其額度依級別而定，正處實職干部每人每月不超過2600元，司機進行分流或者解聘。

對于岳陽市20家市直單位拍賣公務用車，一直致力于推動公車改革的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表示認可，“應該拍賣，‘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出來后，更應該這樣。”不過，在葉青看來，岳陽市做得還不夠徹底，“90%的車都應該賣掉。”

現在，王師傅的公車上多了兩樣東西：一樣是岳陽市統一安裝的北斗車載終端，通過電腦，能隨時監控公車動向；還有一樣是貼在右前方擋風玻璃上的“公車標識”，上面印有岳陽市紀委的監督電話。多了這兩樣東西后，不管是內部監督還是外部監督都更容易。

一個部門省了十幾萬

岳陽市公車改革，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節省公務開支。

2013年7月16日，岳陽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協公務越野車拍賣，25臺越野車拍賣成功22臺，成交金額546萬元。10月17日，岳陽市公務越野車競拍，共有市直49家單位的49臺越野車參與拍賣。此次拍賣成交車輛為40臺，成交車輛的評估價617.8萬元。

財務報表顯示，車改之前，岳陽市長江修防處公務用車支出為57萬元，車改后縮減為42萬元；岳陽日報社車改前公務用車支出為62.2萬元，車改后縮減為49.8萬元。

2012年，岳陽市在市科技局等20家市直單位中推行公務用車改革，實際參與的有16家。到目前為止，岳陽市市直單位一共擁有公車1600多輛，王師傅所在的財政局有十幾輛。

公車改革并不是一帆風順，車改期間，還是有一部分政府機關公務人員私心作祟，頂風作案。

岳陽市越野車進行統一處置后，湘陰縣政府還存在一臺超標越野車，后被收繳；而在平江縣交通局，則有一輛侵占的下屬湘東路橋建筑有限公司的越野車，后被責令退回企業。

此外，岳陽市容環境衛生收費管理所羅某公車私用遭舉報，羅某被停工一個月，補繳油費100元，行政記過處分。

岳陽市紀委一位工作人員表示，今年已經查處了五起公車私用案件，其中一起司機是酒后駕車，影響惡劣，已被開除。

內外監督

在岳陽市紀委的強力推行下，從2013年9月初開始，全市范圍的公車陸續安裝北斗車載終端，到11月底，全市4000多輛公車已經基本安裝完成。這一系統得到了強力推崇，被認為可以實現對公車的實時監控，相比較人的監督，更為全面、準確。

在公務車上安裝北斗車載監控管理系統也被視作岳陽市車改的內容之一。財政局一位工作人員估算，每臺安裝費150元，第一年免服務費，這樣的話，全市4000多輛公務用車第一年的成本為60多萬元。從第二年開始，每臺車每月收取80元的服務費。安裝北斗系統后能夠加強對公車的監控，按每臺車每年可以減少0.5萬元運行經費來計算，4000多臺車每年可節約經費2000萬元以上。

在國信軍創(岳陽)六九零六科技有限公司北斗運營中心，工程師黃杰演示了如何對岳陽市的公車進行監控。

“圖標位置代表車輛所在位置，圖標箭頭表示車輛行駛方向，圖標顏色代表車輛不同的行駛狀態。藍色表示車輛正在行駛中，綠色表示車輛處于停車而未熄火狀態，紅色圖標表示車輛曾經發出過警報，灰色圖標表示車輛已經熄火，不管點哪種圖標，都可以查看車輛的信息。”在運營中心大屏幕上，黃杰點開一輛車的圖標介紹，“可以通過點擊圖標，查到車輛的錄入信息，包括車牌號、車型、車輛所屬單位、車輛管理人(車主)及司機的姓名和聯系電話。如果需要跟司機聯系的話，司機也能通過‘一鍵通話按鈕’直接與中心通話。”

黃杰向記者介紹說，系統平臺可以查看所有車輛的詳細定位數據、此前的運行軌跡，還能看車輛每天的里程統計、去過哪、跑了多少公里。歷史記錄可以保存一年，如果認為哪輛車有問題，其間紀委可以隨時檢查。“比如一輛車只允許在岳陽市區內行駛，如果汽車開出了市區，系統會報警提醒；還有就是禁止駛入的區域，如果車輛違規進入，一方面可以通過系統平臺進行自動語音播報，還可以聯系車輛管理人員，后期通過行政措施進行處分。”

這一系統平臺還可以管理各單位節假日用車，是否使用的情況能清晰地在屏幕上顯示。“如果司機想要強行拆除設備的話，設備將會自動報警，屏幕上也會顯示。”

相較于很難看到的北斗系統，公車前擋風玻璃右側張貼的公務用車標識更讓岳陽市民認可。“有些車看上去像公車，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了這個標識就好認了，能監督他們。”一位市民表示。

在岳陽市紀委，一位工作人員向記者展示了要求所有公車張貼的標識，標識正面印著“岳陽市公務用車”字樣和監督電話“0730-8889295”，反面則印有“公務用車八不準”。

這位工作人員介紹，2013年11月7日，岳陽市發布《關于做好公務用車統一標識張貼工作的通知》，要求整個岳陽市的公車都必須在公車前擋風玻璃右上側張貼下發的公務用車統一標識，并于2013年11月18日前完成。

為了保證標識能夠被社會監督，“通知”中明確規定，發放的標識必須張貼在指定的位置，而且每輛車只發放一張，這就限制了一些司機將標識撕下來，之后再貼上的情況。

“上面沒同意”的 公車專用牌

安裝公務車北斗車載監控管理系統之后，岳陽市公車使用率明顯下降，在北斗運營中心，記者注意到，大屏幕上方顯示：在線：1014(25%)，這是岳陽公車的運行數據。“在線率確實不高，4000多輛車里就1000輛左右在跑，別的車應該是沒有執行公務，都停在單位。”

這一系統雖然已經裝好，但并沒有把公車納入真正全面的監督中。“已經在岳陽市紀委安裝了客戶端，但是他們還不太會用，還得進行培訓。如果需要查詢公車的情況，紀委的人都是到這邊來。”黃杰介紹。在岳陽市紀委，一位工作人員表示，要查車輛使用情況的話，得去北斗運營中心查看。

被認為能夠監管公車的標識也遭到了市民的吐槽：“標識太小了，真難找。”在一輛貼著各種標識的公車上，記者注意到，岳陽市公務用車標識是很不起眼的一個，標識邊恰好貼著“強制保險標志2014”的同為藍底白字的橢圓形標識，公車標識小了好幾圈，很容易被忽視。

雖然紀委要求一定要貼公車標識，并通知會進行檢查，但是還有一些人并不太想在車上貼標識，紀委一位工作人員介紹，每輛車只發了一個標識，有些司機卻將標識弄壞了，目前已經有一些司機到紀委來，希望能再拿一個。

事實上，與別的地方在公車上噴涂公車標識相比，紙質標識還有一個隱患，那就是容易被仿造，岳陽公務用車標識并沒有專門的防偽措施，只是一張紙片而已。對于想要公車私用的人來說，仿造公車標識并不是什么難事，隨時可以撕下來，再貼一張新的上去。

“這個公車標識意義不大，老百姓看不清楚。”葉青也對岳陽市公車標識很不滿意，他認為，能真正落實監督的方法應該是“兩個方法：裝北斗，裝專用的車牌。這樣，老百姓看得見，內部也看得見”。

葉青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岳陽的公車改革不應該叫做改革，而應叫加強管理。“我們說的改革是指跟現在的制度不一樣，真正的公車改革，首先要取消一般公務用車，應該都賣掉，然后再在剩下的車上安裝北斗系統，實現內部監督，相較于裝上北斗之后再賣車，還能節約成本。在車外部噴涂公務用車標識或者是采用專門的車牌，這樣更便于外部監督。賣車的錢可以用來作為公車補貼，不過要對這筆錢加強監督，避免產生新的腐敗。”

葉青表示，一些鄉鎮部門的一把手都沒有資格用車，按規定，他們沒有資格坐車，都應該賣掉。

為了加強對公車的監督，岳陽市在2012年曾經向公安交警部門提出，希望在全市所有公務用車上使用“湘FG”字母開頭的車牌號。“F”代表岳陽，“G”代表政府，易于民眾識別和監督。可惜的是，到現在為止，“湘FG”開頭的車牌號都沒有被批下來，紀委一位工作人員稱“上面沒同意”。(深度記者朱洪蕾實習生張冠楠張菁菁).中國青年報：不省錢的公車改革是偽改革

時間：2013-11-27 11:08 來源： 中國青年報 作者：舒圣祥

公車改革改了近二十年，“車輪上的浪費”依舊是“三公經費”中的大頭。在嚴格限制公車使用、提高公車使用成本的背景下，改變公車泛濫的現實，既是必需的以身作則，也是公眾的迫切愿望。“取消一般公務用車”的規定，給停滯不前的公車改革掛上了擋，只待踩油門加速前行。

《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依然保留了省部級以上的官員專車，這和自1994年《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以來的相關文件一脈相承，同時也是地方性車改的普遍做法，讓車改更具可行性。出于公共服務的需要，《條例》還保留了必要的執法執勤、機要通信、應急和特種專業技術用車及按規定配備的其他車輛。除去這兩類車輛，其他一切皆在取消之列，一般意義上的公車即將徹底退出歷史舞臺，堪稱“革了公車的命”。

在相當程度上，《條例》中涉及公車改革的內容，與之前備受關注的杭州車改方案很相似。根據杭州車改的經驗，“適度發放公務交通補貼”必然會成為最受關注的內容。《條例》規定“不得以車改補貼的名義變相發放福利”，這一條應該得到嚴格落實，不然，就有可能像一些地方此前的車改一樣，雖然取消了一般公務用車，卻增加了動輒幾倍于當地平均工資的公車補貼，讓車改變成了一種變相福利。對此，顯然需要有專門的細致規定來嚴格約束。

各地進行車改時，公車補貼一般是按級別來發放，這其實并不合理。決定公車補貼多寡，應根據部門和崗位的性質，如果基層崗位用車明顯比領導崗位更多，則基層公務員的公車補貼就應多于領導。此外，公車補貼應該禁止貨幣化發放，規定公務出行卡不得提現，只能用于乘坐公交車、打的、加油等交通事務支出；而且，非工作時間應禁止刷卡，特殊情況先自掏腰包，作出充分說明后再報銷。一定級別以上官員，公務出行卡每月使用的詳細記錄，應在固定網站公開并接受監督。

取消一般公務用車，是公車改革邁出的實質一步。我們期待公車改革能被嚴格落實，而不至于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公車改革必須能給納稅人真正省錢，而不能取消一般公務用車之后，公車補貼所花的錢反而更多——是否減少“三公經費”，是評價公車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公車改革之難，從來不是難在具體的改革方式與途徑，而是難在改革建立在“確保既得利益不受影響”的前提之下。不能省錢的公車改革是偽改革，真正的公車改革必須讓既得利益者“傷筋動骨”。舒圣祥

廣東省級層面公車改革正研究完善

時間：2013-11-27 11:07 來源： 南方日報 作者：趙楊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指出，堅持社會化、市場化方向改革公務用車制度，改革公務用車實物配給方式，取消一般公務用車。《條例》勢必將推動全國展開新一輪公車改革。

南方日報調查發現，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公車改革已經持續推進了20年，經歷了從基層自發改革到貨幣化改革再到多元化改革三個階段，積累了豐富經驗，為下一步全面開展公車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鑒。

記者昨日從廣東省紀委獲悉，目前廣東省車改辦在省公車改革工作領導小組領導下，正在對省級層面的公車改革指導意見和方案作進一步修改完善和征求意見。

基層自發改革

取消或減少公車

改發交通或購車補貼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仿照前蘇聯的做法按照領導干部的級別配備公車。當時公車濫用、私用的現象并不突出。但是改革以后隨著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及地方自主管理權限的提升，涉及公車泛濫的各種問題頻發，導致行政成本不斷攀升，使得公車管理和改革問題引起了基層公共部門決策者的注意。”長期研究廣東公車改革問題的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院長倪星教授在接受南方日報記者采訪時說。在此背景下，廣東省的公車改革實踐領全國風氣之先，從1993年沙田鎮的改革算起，至今已持續了20年。

最早一批發動改革的單位不是基層單位就是事業或者國企單位。在沒有上級和其他外部直接壓力的情況下，它們自發性地嘗試進行車改。主要的做法是取消或減少單位公車數量，通過發放交通津貼或購車補貼來補償單位員工。代表性的單位包括東莞沙田鎮、深圳特區報社、珠海格力集團等。

東莞市沙田鎮是目前記載的廣東省公車改革的第一個“探路者”。該鎮原有14輛公車，自1993年起，該鎮為減輕財政負擔，取消了領導干部公務用車，改為每年發放一定的交通補貼。據稱這一改革使得該鎮機關每年交通費用從84萬元減少至38萬元，經濟效益可觀。深圳特區報社為了解決業務發展與公車不足的矛盾，從1996年起給業務骨干發放一次性購車補貼，鼓勵私人買車用于公務，以期在節約單位購車養車費用的同時，也能促進業務發展。珠海格力集團從1997年開始，在集團總部和下屬大、中型企業領導干部中實行“自備工作用車，發放交通補貼”的改革。

隨后，深圳、東莞、珠海、中山、佛山和廣州等地的一些基層單位也進行了公車改革。

貨幣化改革

改革進入地市級

據級別定車補標準

此后，廣東公車改革駛入了快車道，迅速擴散到珠三角地區的多個地市。各地政府改革均以貨幣化補貼模式為主。2003年廣東省紀委、省監察廳出臺了《關于積極穩妥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提出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對公務用車實行市場化、社會化、貨幣化改革，取消或減少公務用車，改為發放交通補貼，公務交通問題通過個人自購交通工具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方式解決”。

專家觀點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院長倪星

可試貨幣補貼與公務用車卡組合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院長倪星表示，相比全國其他省市，廣東公車改革具有起步早、持續時間長、擴散地域廣、發展更充分的特點，顯示出自下而上，從基層破冰到地市擴散再到全省謀劃的持續發展趨勢，堪稱是近年來中國地方廉政改革的樣本和縮影。盡管公車改革依然僅僅局限在珠三角的部分地市、部分政府層級和部分公務員群體中，但公車改革市場化、貨幣化的方向為全國的公車改革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不過，倪星也表示，“取消一般公務用車”后，如何發放補貼？發多少補貼這一系列問題考驗著政府的智慧。為了防止“肥私”，他建議建立更加精細化的管理模式，比如統計一下各部門近年來的用車量以及各個崗位的用車情況，然后根據具體情況劃分補貼金額。同時，他“建議制定一個折中方案：對公務員進行少部分交通補貼，然后為他們發放一定金額的專用于加油、修車、坐公車的公務卡，讓補貼真正地用到公務之中。

“這就為各地試水公車改革創造出了既具有允許鼓勵性又要求漸進平穩性的制度環境，且明確了貨幣化改革的總體方向。”倪星說。

記者通過惠州市相關部門負責人了解到，2004年6月2日，惠州公車改革率先啟動，分三批進行改革。他們根據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制定了最高正處級每人每月2300元的標準。2011年初，惠州啟動了第五批次的公車改革，對象是惠州市公安政法單位3000余人700多輛車。

佛山在南海區進行車改試點后于2004年7月1日在全市順德、高明等五個區進行了貨幣化模式的改革，將補貼標準細分為最高(副處級領導職務)每月2700元到最低(技工、普工)每月200元共11個檔次。據車改后第一年的統計，各區的財政節約率約在16%-32%之間。

中山于2004年8月啟動了主要針對市直機關的公車改革，當年包括市直行政機關和參照依照公務員管理的市直事業單位等139個單位參加了車改，但不包括市公檢法機關和一般事業單位。車改后該市每年可節約財政資金2200萬元。

“東莞2005年已完成車改，最近兩年至少為財政節省了6000萬！”時任東莞市委書記劉志庚在2011年廣東省兩會上說。據了解，東莞于2004年11月份開始進行市直單位車改。

珠海于2005年4月實施公務用車改革試行方案，分期分批在市、區黨政機關及事業單位開展公車改革，暫不包括公檢法機關、城市管理執法局等。車改后取消財政供養車輛1117輛，車改后財政支付費用與車改前持平，遏制了交通經費的逐年增長趨勢。

“這些改革具有很多共同的特征，它們造就了廣東公車改革的基本模式。”倪星說。

多元改革模式汽車加裝GPS+RFID車載電子監控

盤點發現，大約2008年以后，廣東公車改革進入了新的階段，除了原已改革的地市沿襲著既定路線拓展貨幣化補貼的單位范圍外，其他地市幾乎沒有再進行統一的貨幣化改革，而是探索了其他類型的車改模式。比如2010年，廣州市黃埔區、市財政局、市城管執法局三單位試點GPS+RFID車載電子監控系統，通過GPS全球定位系統和射頻識別等技術監控措施控制公車使用。2011年8月至9月，廣州全市各級黨政機關、參公事業單位車輛安裝北斗車載終端設備，應用公務用車使用管理信息系統。據稱，每臺車安裝定位系統后可節省7000元左右費用，據廣州市公車1萬輛保有量來計算，每年可節約7000萬元的開支。

廣東還認真研究了省級層面的公車改革。2011年3月，廣東成立了省公車改革領導小組，經過反復調查研究，已起草了《關于全面推進我省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意見》和《廣東省公務用車改革實施方案》。記者昨日從廣東省紀委獲悉，目前廣東省車改辦在省公車改革工作領導小組領導下，正在對公車改革指導意見和方案作進一步修改完善和征求意見。(南方日報記者趙楊)

評論：要公車改革順利推進需追本溯源

時間：2013-11-28 15:27 來源： 成都商報 作者：朱四倍

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日印發《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其中規定，國家推進社會化、市場化公務用車制度，將取消一般公務用車，普通公務出行實行社會化提供，適度發放公務交通補貼。

公車改革是社會輿論持續關注的大課題，但多年來進展緩慢，而且一些地方的公車改革試點也出現了不少爭議。因此，上述消息給了我們諸多期待。不過，從輿論的關切程度來看，還有不少工作要做。

“適度發放公務交通補貼”的合理性是無疑的，但這種合理性如何取得民眾的支持與擁護卻是另外一個問題，并且靠什么做到交通補貼的適度而非“過度”，更是一個必須直面的問題。盡管有“不得以車改補貼的名義變相發放福利”的規定，但在公車改革牽涉眾多利益糾葛的當下，不厘清“適度補貼”和“福利”的邊界，恐怕補貼就難以取得正當性、合理性與合法性。

所謂適度，至少有三重含義，一是不能超出民眾的認可界限，二是能保證正常工作開展，三是要以社會效益而非公務員利益得失作為評判標準。此前曾有報道披露，某地車改前一年，公車費用為133萬元，車改后一年發放的車貼總額為162萬元。完全有理由認為，這其中就存在過度發放的問題。如果發放公車補貼的出發點是只對公務員有利無害，那么，這樣的補貼就無法取得正當性與合法性，甚至成為一種變相的福利發放。

毫無疑問，改革進入深水區，將越來越困難和復雜，任何利益關系的調整都可能遭遇反彈。但是，任何改革的判斷標準都應是清晰的、科學的，是可以接受大眾檢驗和輿論評議的。任何繞開民眾檢驗的改革，都難以得到民眾支持，甚至難逃夭折的命運。“適度發放公務交通補貼”這個“度”由誰把握，是事關此項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

進一步說，要使公車改革順利推進，就不能只盯在公車浪費的后果上，而要追本溯源，弄明白公車制度的真正弊端在哪里，公車為什么總是成為浪費公共資金的黑洞。從買車到用車、管車的全過程中，我們還缺乏必要的權力制約，這才是公車濫用、公車腐敗的根源。原本只具有方便工作和正常待遇意義的公務用車，日益成為官員福利，且公車在使用中被權力符號化，這種狀況不改變，完全有可能讓“適度”的補貼異化為過度的福利。

而對這個“度”的把握權，必須交給公眾，并由他們去檢驗。(朱四倍)

第二篇：公車改革關鍵要讓官員

公車改革關鍵要讓官員“無車可坐”

周之地

近日披露的《廣東省全面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總體方案》顯示，今年6月底廣東省直機關將率先完成公車改革，各地級以上市、縣（市、區）車改9月底前完成，各鄉鎮車改年底前完成。《方案》規定，廣東車改補貼標準為正廳級1690元/月、副廳級1500元/月，正處級1000元/月，副處級800元/月等，不同地市最高補貼標準差距不得超過20%。

去年7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全面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和《中央和國家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方案》，正式確定了公車改革的基本內容和方向。此后各地制定的公車改革實施方案，都要以上述兩個文件為標準和指南，如廣東省制定的車改補貼標準，就嚴格按照中央的規定，比照中央和國家機關的車改補貼標準（司局級1300元/月，處級800元/月，科級及以下500元/月，地方補貼標準不得高于上述標準的130%）執行。“中央版”車改引發的一些疑慮，在“地方版”中同樣也會出現。比如廣東省車改方案公布后，人們仍不免發問：發放車補為何與級別掛鉤，導致“動嘴的比跑腿的拿得多”？如何防止官員“一邊領著車補，一邊公車照坐”？

“動嘴的”正廳級官員每月拿車補1690元，“跑腿的”副科級官員、科員每月只拿車補450元、300元，兩相比較的確顯得不合情理。廣東省監察廳原副廳長謝谷梁對此解釋說，公車改革屬于職務消費改革范疇，發放交通補貼是解決取消公務活動所需的交通費用，兩者不能畫等號。以前領導干部享用專車或相對固定用車，每年所花費用高達6—8萬元，現在取消領導干部職務消費中的“公車特權”，發放的車補是原來費用的一小部分；而對中層以下干部來說，以前用車機會本來也不多，車改后享有一筆交通補貼，大多數人是滿意的。

換言之，車改后廳局級官員領取的車補的確比中下級官員和普通公務人員多，但車改后廳局級官員的“公車特權”被取消，節省下一大筆費用，這是車改后發放的交通補貼無法比擬的，車改要這樣“算大賬”才對。當然，車補主要是一種過渡性的制度，最終要納入個人工資收入中去，這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

即便算上發放的交通補貼，車改也節約了大量公車費用，從這個角度“算大賬”，車改注定將獲得成功，有了這個成功，公眾對車補發放“不公平”的質疑，也將逐漸得到緩解和消除。但是，車改的這個成功，必須建立在公車數量被大幅度削減的基礎之上，如果公車數量沒有被大幅度削減，如果還有一些隱形的、變相的公車可供官員使用，那么，官員“一邊領著車補，一邊公車照坐”的現象就勢難防范，公車改革最終也定將歸于失敗。

所以，公車改革接下來最關鍵、最困難的工作，就是要按規定取消一般公務用車（執法執勤用車除外），最大限度減少公車數量。這項工作分為兩個層面，一是通過強化預算管理和監督，從嚴格執行預算的角度卡住公務用車支出的“咽喉”，嚴防公權機關和所有財政撥款單位違規購置、使用公車；二是國有企業、公有事業單位和基層單位也要大力推行車改，大幅度減少公車數量，對官員向公有企事業單位和私營企業“借車”須嚴肅查處，情節嚴重的當按索賄、受賄追究刑責。

公車改革的實質，是要取消官員職務消費中的“公車特權”，這種特權的載體是公車，如果取消了作為特權載體的公車，也就取消了特權本身。所以公車改革的關鍵，就是要大幅度削減公車數量，確保絕大多數官員和普通公務人員無公車可坐，無“公車特權”可享。而大幅削減公車數量的關鍵，就在于嚴格執行取消一般公務用車的規定，把以往用于控制公車消費和懲治公車腐敗的人力物力，轉而用于嚴格控制公車數量，嚴懲違規購置公車和官員向其他單位“借車”的行為。只有公車數量大幅度削減下來，監管公車和懲治公車腐敗的成本和難度才能越來越小，公車改革才能真正獲得成功。

第三篇：公車改革

“車改”能否“徹改”-----對公車改革實施效果的思考

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關于批準2010年中央決算的決議，經財政部匯總，2010年中央行政單位、事業單位和其他單位“三公”支出合計94.7億元，其中光公車購置費一項就達61.69億元，公車改革迫在眉睫。

早在2010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接受中國政府網、新華網聯合專訪時與廣大網友在線交流談到公車私用時就明確表示：“公車私用應該管的住，必須管得住。”今年3月溫家寶總理在國務院第三次廉政工作會議上再一次明確指出，目前我國已經具備了公務用車配備使用制度改革的條件，要在嚴格規范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的同時，加快推進公務用車配備改革。這意味著被稱為“史上最嚴格”的一輪公務車改革即將啟動。

就各地目前的情況看，目前我國公務車存在四大弊病，首先是公務用車費用高，造成財政負擔沉重。調查顯示，每年一輛公務車的運行成本（含司機工資、福利）至少在6萬元以上，有的甚至超過10萬元。其次是公車私用現象嚴重。公車使用存在三個“三分之一”，即辦公事占三分之一，領導干部及親屬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機私用占三分之一。同時，超編制超標準配備使用轎車問題屢禁不止。最后是公車使用 效率低，浪費驚人。針對以上問題，公眾希望有關部門能夠切實采取措施，穩步推進公車改革，讓改革方案盡早出臺，改革措施盡快實施，以回應社會各界的期待。

事實上，國家關于公車改革已經提了很多年，每年兩會上都會有相關的提案，但進展較慢。回顧近些年各地公車改革進行的摸索和試點，不乏失敗的教訓：例如，一些地方曾經把公車改革弄成赤裸裸的“分錢”，區委書記、區長每年“車補”居然高達七八萬元。消息被曝光后，這種背離公車改革初衷，排排坐分果果式的“車改”被果斷叫停。公車改革的另外一大難點是如何遏制公務車成為特權車。近些年，各地一些公務車在馬路上橫沖直撞、耀武揚威引發了極大的民憤，尤其是公交車道儼然變成了公務車道，更是應當下大力氣治理。雖然全國已有十多個省區市政府取消了擁有特權的“O”牌照，這無疑也是公車改革的應有之意。但是相關部門更要意識到，公務車的“特權馬甲”往往有很多種，尤其是民用號段中的某些“特權號段”，更容易因為官商混用導致特權泛濫、失控和“李鬼”橫行，下一階段亟待有關部門嚴加監管。

今年3月的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上，針對公車改革遭遇的難題，民革中央提交了《如何破解公車改革之困局》的提案。提案提出了“建立剛性財政預算約束的公車管理體系”、“電子監控公務用車”、“公務用車社會化和公 車保養社會公開招標”、“強化政策執行和監督環節”四大措施，建議嚴格控制公車購置數量，限制購置公車的金額、型號或馬力，對公車行駛里程、油耗、維修保養費用等項目實行“軟監管”，對未經授權私用公車的行為進行嚴懲等。民革中央提出的有關建議，對于積極穩妥推進公車改革、增強改革措施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增強了民眾對政府實施公車改革的信心。

公車改革，從有意識到有提案經歷了一個艱難的過程，各地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制定了相應的解決方案。但方案最終落到實處，取得實際效果才是改革的初衷。以北京為例，面對機動車數量的激增，北京市雖然連年出臺相應政策控制機動車數量政策，但實際上北京的現狀仍然是“車滿為患”。據此，人民網進行了調查“公車改革十年原地踏步,你怎么看?”共2619人參與了調查，其中77.9%的網友認為“改下不改上,體制沖突阻力大”此選項獲得2039票；還有10.7%的網友共280人認為“未設專門機構監管”；8.4%的網友共219人認為“車補不平衡,方案難推行”；最后，有3.1%的網友表示“其他，有話要說”。網友“1”說：

1、需要一個強勢的領導來推行；

2、未能真正向人民網絡公布公車使用情況，公車使用無法受到監督，輿論壓力不大，部門人員可暫不執行；

3、部門人員成本意識不強，似乎不知道花費的每一分錢都是來之不易的，需要加強培訓。

4、最終的是：需要一個強勢的領導推行一個大眾監督的網絡平臺，將公車使用納入干部考核管理，對成本過高的部門要進行整改并向公眾公布。這個公車改革就方便執行了。網友“秦嶺軍魂”指出：車改的前提是“精兵簡政”，實現“大社會小政府”。目前有專家指出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貴的政府，在此環境下，不具備進行車改的條件，車改必然走入死胡同。想進行車改，必先精簡機構。

順應民意是公車改革的大前提，公車數量和支出費用公開是改革所要面臨的兩個重要方面，深入有效的公車改革將有力推動政府部門職能和作風的轉變。當前全新的車改方案正在緊張醞釀中，此次“車改”能否“徹改”是全社會共同關注的一個焦點，也是政府部門值得深思的問題。我們期待相關部門在車改上出臺切實可行的制度規范，建立完善的監督機制，實現“車改”的“徹改”。

第四篇：公車改革

隨著反對浪費的“光盤行動”的興起，“公車消費”作為“三公消費”的其中一個焦點更是受到了市民的關注。盡管中央三令五申加強公車管理，但 “公車私用”未能剎車，在剛過去的春節長假期間，公款吃喝已明顯遏制，但“公車私用”卻是風景依舊，不少市民在微博上隨手拍舉報私用的公車以及豪車。在今年的兩會上，來自深圳的全國人大代表張育彪連同其他代表委員提出，應該用整肅“舌尖上的浪費”的決心和力度，來遏制“車輪上的腐敗”，中央應盡快出臺公車改革制度，減少公車配制，讓公車私用徹底停駛。公車三分之二被私用

“公車私用帶來的浪費觸目驚心，老百姓形容?車屁股底下一棟樓?。” 全國人大代表、龍崗區布吉街道南嶺村社區黨總支書記張育彪告訴晶報記者，據統計，2011年車輛購置及運行費占“三公經費”總數的六成以上。國家發改委相關調研報告顯示，公車使用有三個“1/3”：辦公事占1/

3、領導干部及其親屬私用占1/

3、司機私用占1/3。

張育彪認為，從社會角度來說，公車私用誘導不良的價值取向，在某種程度上，公車私用變成流動的腐敗廣告，極大地損害了機關干部形象。大量的公務車上路，不僅造成了公共資源的浪費，提高了公務成本，也加劇了道路的擁堵。長期研究并關注公車改革的湖北政協常委、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在接受晶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當公車越用越豪華、數量越來越龐大時，很容易誘發人民群眾對政府及公務員群體的各種議論，對政府形象產生負面影響。開支每年至少6000億

“什么是公車？只要是利用公共資源買的車，都屬于公車，包括政府機關、行政事業單位和軍車。”葉青表示，遏制公車浪費，立規矩、定制度的前提，就是要搞清楚公車的概念、公車數量和費用到底有多少。

葉青說，對于公車的數量和費用，有關部門一直沒有明確的統計。據他初步分析，全國的公車至少在400萬輛以上。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平均一輛公車一年公用的費用在10萬元左右，加上私用的費用，一輛車總的費用在15-20萬元之間。以15萬來算，400萬輛車一年的費用就是6000億。“杭州車改顯示，一輛公車一年可以節約三分之一的費用，如果全國的公車改革，那最少也會省下2000多億。這還是最保守的數據。”葉青說，在公車配備等制度中，規定只有省部級以上干部才配備專車，但各地嚴重違反這個規定，導致公車數量驚人，“車輪上的鋪張”是一個很大的浪費。20年公車改革收效甚微

“第一次車改是出現在廣東東莞沙田鎮。”時任中南財大講師的葉青，因為自己的專業背景，1993年就開始關注中國公車改革的問題。但是從第一次車改到現在，已過去20年，成效并不明顯。“有些地區出臺車改方案后改革不下去，導致更大的浪費。”葉青說，持續呼吁公車改革的他，在調任副廳級官員當天，他“炒”了司機，婉拒單位專車，開始踐行一個人的“葉氏車改”方案。

在葉青的印象中，目前車改最成功的地區，是2009年5月杭州的車改，也是他認為級別最高的成功車改，除省部級以上官員，全部不再配備專車，而是發車貼到市民卡中。

據張育彪代表分析，以1994年中辦、國辦印發《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為起點，多年來，中央三令五申治理公車私用，各地也出謀劃策進行了多種嘗試，但公車私用之風未能“剎車”，主要原因是政策較寬松，缺乏威懾力。私用違規成本太低

2013年伊始，網友發起的“隨手拍豪華軍車”行動響應者眾。具有明顯標志的軍車、警車，一旦被私用，輕易就能被發現。而與普通車牌一樣的公車，則很難受到有效的監督。北京六年級學生欒松巍建議讓公車掛紅色牌照，以便于群眾監督，遏制公車私用(坊間俗稱公車“私奔”)。該建議被媒體公布后，得到了許多人包括專家的認可。為此，張育彪代表建議，給公車掛上公牌并在車身上噴字標識，標明各自所屬的諸如“衛生”、“環保”、“城管”等部門字樣，讓百姓一眼就能識別，私用者無疑將更加無處遁形。同時，公布監督電話，建議鼓勵包括媒體記者、網民等在內的社會各界對公車私用開展監督，使公車私用行為無處藏身、廣受監督。

“治理公車頑疾需要曝光更要懲治”，張育彪代表說，目前，公車私用違規成本太低，真正將監督落到實處，還須對公車私用加大問責力度，起到震懾作用。“如果公車私用被舉報后，僅僅是補交使用費和通報批評，很難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用制度推動公車改革

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在接受晶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給公車噴上標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公車私用，“這是一種依靠輿論手段遏制公車私用的方式，但并不能根本避免公車私用現象，關鍵還是要建立有效制度。”

“?舌尖上的浪費?遏制起來比較容易，因為應酬傷神又傷身，很多官員也不樂意。?車輪上的腐敗?管理起來不容易，因為公車帶來的享受和好處太多，取消難度之大超乎想像。”葉青也認為，要徹底讓公車浪費剎車，僅僅靠群眾監督是不夠的，國務院應該成立一個公車改革領導小組，找專家制訂相關方案，用制度來推動公車改革。“在隨手拍的監督下，軍車已經感受到壓力，明確5月起進行改革。”

“中央有決心，基層有呼聲，國內外有參考的制度也不少，為什么公車改革難以根本推進？就是堵在了這個中間環節。” 全國政協委員施杰施杰說，在當前的破題階段，中央的決心要更大一些，態度要更堅決一些，同時要更廣泛地調動社會監督力量，形成中央和基層“兩頭擠壓”的倒逼之勢。深圳公車改革應先行

“深圳到底有多少輛公車？據我自己掌握的有30多萬輛，但使用率并不高，使用率據我個人估計不會超過三分之一。” 在上月底深圳市交通運輸委召開的治理交通擁堵研討會上，持續關注深圳公車改革的深圳市政府督察處吳立民說，深圳在上世紀90年代已經啟動公車改革，然而過去這么多年，迄今為止卻未有具體可行的措施。

在2012年的深圳“兩會”上，深圳市人大代表楊立勛就表示，自己當了10年的政協委員，就公車改革問題提了5次，如今做人大代表，又提了3次。作為中國改革的“試驗田”和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深圳，公車改革進程明顯滯后，與深圳的形象不太相稱。

網友胡野秋表示，公車改革勢在必行，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和試驗場，理應先行先試。

從社會角度來說，公車私用誘導不良的價值取向，在某種程度上，公車私用變成流動的腐敗廣告，極大地損害了機關干部形象。”——張育彪 兩會奏鳴曲

未來兩三年是深化改革最佳時機

遲福林(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改革呼聲和氛圍從未如此強烈。未來兩三年，是深化改革的最佳時機，只有緊緊抓住、用好這一改革攻堅的“時間窗口”，才能掌握改革和發展的主動權。一是今年是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政府的換屆之年，新局面的開創必須靠深化改革；二是我國正處于轉型關鍵期，原有的發展模式無法再延續，經濟發展的新活力和動力需靠改革激發；三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思想的多元，人們對公平正義的要求越來越強烈，利益格局調整要用改革來破題。政府減少審批和微觀經濟干預

王偉(全國人大代表、貴陽朗瑪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隨著人力成本的快速攀升，傳統加工制造業的利潤愈加微薄，而現在民企能投資的領域并不多，能源、鐵路、民航、石油、電力等領域難以進入。這些壟斷行業改革多年，但實質性進展不大，并且政府對微觀經濟的干預過多，逼得一些人脫離實業，轉向炒房等泡沫領域，放大了風險。

激發經濟活力應從三個方面著力改革。首先，政府應盡快轉變職能，減少審批環節和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其次，在不涉及國家核心經濟安全的領域，要讓民企和國企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競爭。最后，要為民企創造更便捷的融資渠道。

第五篇：淺談公車改革

淺談公車改革

曾經爆出有些地方的機關干部，節假日還開著公車在街道上大搖大擺，甚至酒駕，為了避免有些機關單位的人公車私用，“高調”的進行公車改革，中辦國辦印發的兩個公車改革文件公布，文件提出取消一般公務用車。距離提出公車改革過去已經好長時間了，可是有些地方是“市區改了縣里沒改；市直機關有的部門改了有的部門沒改；一個部門內有人改了有人沒改”，最終難以成功。還有的地方是“補貼標準定的不合適”改革也會失敗。公車改革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公車該不該改革，該怎樣改革，成為一大難題。

公車改革要因地制宜，在市政府機關，其中大部分的工作人員都是在辦公室，就算有什么事需要用車，也是很方便的，市里面交通相對便利。可以徹底的改革“公車”。但對于鄉鎮單位，可以保留一定的“公車”，因為有些鄉鎮離市區比較遠，且交通不是那么便利，故如果取消全部公車，那勢必會對工作照成一定的影響。有公車，也一定要嚴格管理：車輛外出必須登記，詳細記錄事由、時間、地點、行程、乘車人等信息，下班后和節假日未經批準不得使用公車。這樣在不影響工作的前提下更有效率的使用“公車”，鄉鎮“一把手”上下班也不能使用公車，“公車”顧名思義是只有上班的時候才能使用，只能公用。然而補貼問題也不能太籠統，不能說按級別來補給，要按需補給，現在不管是公交還是出租車都有發票，機關工作人員外出，憑發票領取自己的補給，不能搞特殊。公車改革要根據當地的交通條件、地理位置等情況來進行改革，不能盲目的整改，“公車私用”要遏制，但是工作效率也不能降低。

但是隨著作風建設的深入推進，一些基層單位“公車私用”透視種種“私車公用”現象，確實有開私家車為公家辦事，但更多的卻另有隱情。比如說有的單位違規搞接待，怕公車遭舉報，就堂而皇之地用起了私家車，相關費用公款埋單；有的單位領導嫌公車動用審批手續繁瑣，不如用私家車隨叫隨到，自由方便，而且借用私家車可以逃避監管；甚至有些領導愛面子、耍花子覺得單位公車沒檔次，就打起了老板的豪車等等變向問題，這些“公用的私車”不在編制范圍內，上級機關難以掌控，從一些“私車公用”情況看，最后基本都成了“私車私用”，其危害遠比“公車私用”要嚴重的多，時間長了難以出現諸多問題。

應地制宜的改革“公車”，建立一個具有當地特色的“公車改革制度”，機關工作人員用車關系著政府形象和在老百姓心中的親和力，普通上班人員能坐車上下班，為什么機關工作人員就不能呢？總而言之，公車改革利大于弊。各級要像治理“公車私用”一樣，嚴查各種“另有隱情”的“私車公用”的問題，從思想教育入手，從建章立制嚴起，把日常管理抓實，堅決遏制這種不良現象，把“公車”改為“民車”開到群眾的心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