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職能
結合中國實際,論述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職能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財政職能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資源配置職能、收入分配職能及經濟穩定職能。
資源配置職能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社會資源的配置有兩種方式來實現,即市場機制和政府機制。市場對資源的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但由于存在著公共品、壟斷、信息不對稱、經濟活動的外在性等情況,僅僅依靠市場機制并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還需要政府在市場失靈領域發揮資源配置作用。
財政作為政府調控經濟社會運行的主要杠桿,是政府配置資源的主體。因為,在經濟體系中,市場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數量有時是過度的,有時是不足的,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缺乏效率。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就表現在對市場提供過度的商品和勞務數量進行校正,而對市場提供不足的產品和服務進行補充,以實現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
資源配置職能的主要內容表現在以下三方面:一是財政可通過采取轉移支付制度和區域性的稅收優惠政策、加強制度建設、消除地方封鎖和地方保護、完善基礎設施、提供信息服務等方法,促進要素市場的建設和發展,推動生產要素在區域間的合理流動,實現資源配置的優化。二是財政通過調整投資結構,形成新的生產能力,實現優化產業結構的目標。如交通、能源等基礎產業項目的資金和技術“門檻”高,政府就可通過產業政策指導和集中性資金支持,防止規模不經濟的產生。除了政府直接投資外,還可利用財政稅收政策引導企業投資方向,以及補貼等方式調節資源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配置,形成合理的產業結構。三是市場無法有效提供公共商品,提供公共商品是政府的基本職責。政府一般以稅收等形式籌措資金,以不損害市場機制和秩序為原則,提供公共商品。
財政配置職能的基本要求包括:1.比例確定,實現資源配置總體效率:
;2.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資源配置的結構效率;3.合理安排政府投資規模、結構,保證國家重點建設;4.市場效率損失最小化;5.提高財政資源配置本身的效率。
提供公共產品是財政配置資源的首要內容。主要包括:國家防務,公共管理,建造公共工程,干預外溢性行為,自然壟斷領域。
收入分配職能
財政的收入分配職能是政府為了實現公平分配的目標,對市場經濟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予以調整的職責和功能。公平分配的兩個層次:
經濟公平: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強調的是要素投入和要素收入相對稱,它是在平等競爭的環境下由等價交換來實現的。
社會公平:指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能太大,應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以社會能接受為限度。社會分配不公的原因:1.個人所擁有的資本和私人財富的不同;2.個人天賦和勞動能力的差異以及受教育和培訓的機會不同;3.市場經濟中存在著非競爭性。
在各種不同的財政手段中,實現再分配的最直接的手段有:
一、稅收轉移支付,即對高收入家庭課征累進所得稅并對低收入家庭給予補助二者相結合的方法;
二、用累進所得稅的收入,為使低收入家庭獲益的公共服務提供資金。
三、對主要由高收入消費者購買的產品進行課稅,并同時對主要為低收入消費者使用的其他產品給予補貼二者相結合的方法;
四、完善社會福利制度,使低收入者實際收入增加,個人收入差距縮小;
五、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促進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人口的合理流動,這是調動勞動者勞動積極性,遏制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進一步擴大的有效途徑。
經濟穩定職能
在市場經濟中,實現充分就業、穩定物價水平、平衡國際收支是財政的經濟穩定職能的三個方面。要保證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轉,保持經濟穩定發展,就必須采取相機抉擇政策,即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即時變動財政收入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消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財政政策以及擴張的財政政策。同時采用“自動”穩定裝置,以不變應萬變,減緩經濟的波動。在政府稅收方面,主要體現在累進的所得稅上。當經濟處于高峰期時,可抑制需求;當經濟處于低谷時,刺激需求,促使經濟復蘇。在政府支出方面,主要體現在社會保障支出上,用以控制在不同經濟發展時期失業人口的數量。同時還有政府的農產品價格支持制度。這些都是促進經濟發展,實現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公共財政的三大職能之間,存在的是既一致又矛盾的關系。
三者之間首先是一致的。
財政的公平與穩定職能的實現,其前提條件是效率職能的實現。只有解決了效率問題,社會才有可能真正解決公平問題。也只有解決了效率問題,才有可能真正解決宏觀經濟的穩定問題。一個沒有效率的社會,是沒有前途的社會,是走向沒落的社會。經濟的根本問題是效率問題,缺乏效率,經濟增長乏力,更多的將是經濟危機乃至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是談不上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的。
效率、公平和穩定三大政策目標之間,也可能存在矛盾和沖突。
公平與效率始終是一對矛盾,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譬如,希望促進公平,卻損害了效率;而為了提高效率,則必須以公平為代價。我國通過20余年的改革開放,經濟有了迅速的增長,效率有了很大提高,但公平問題也尖銳起來,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嚴重地影響了社會穩定。這使得政府在抉擇上陷于兩難困境,需要在效率與公平之間作出抉擇和痛苦的取舍。
因此,政府在開展收支活動時,三大職能是應綜合考慮的。
第二篇:市場經濟下的財政職能分析
市場經濟下的財政職能分析
財政職能是指財政作為一個經濟范疇所固有的功能,財政的職能要說明的是財政同其他經濟活動或其他經濟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影響。財政職能的范圍、大小往往取絕于政府職能的范圍、大小,這是因為財政的職能緊緊圍繞政府的職能,并且是為實現政府職能服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國財政的職能是以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為基本立足點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問題,所以,政府與市場關系是重新認識我國財政職能的基本立足點,離開了這個立足點,就不能準確地概括我國財政的職能。
我們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職能界定和概括為:兩種屬性、四個領域、五種形式的職能。
一、兩種屬性的財政職能
財政職能按其所反映的分配關系來界定,可以概括為財政屬性職能和以國家為主體的經濟屬性職能兩類。
1.財政屬性職能。
財政屬性職能,是對國家財政憑借國家政治主權和社會主權,以政治統治者和社會管理者的身份,參與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的分配,對國家政權建設和社會發展進步所具有的內在作用或影響的最基本概括。它具有以下內涵。第一,財政屬性職能的范圍是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凡與國家政權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直接相聯系的財政政策和財政分配活動,都是財政屬性職能的具體體現。
第二,財政屬性職能反映了財政屬性的分配關系。(1)國家政務資金籌集同各經濟組織和社會成員的社會產品分配關系,同各階級之間的經濟利益分配關系,各行政部門之間的資金安排比例關系;(2)社會管理和社會事業發展資金籌集同各經濟組織和社會成員的社會產品分配關系,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社會管理部門和社會事業單位經費支出同基建支出的比例關系,社會事業內部的比例關系。
第三,財政屬性職能具有強制性、公共性和直接性的特點。(1)強制性。指財政憑借國家政治權力和社會權力參與分配所產生的影響是強制的,它不以任何經濟組織、任何個人的意志為轉移,不論其是否愿意,都必須受這種影響力的制約;(2)公共性。指用于政權和社會事業建設的支出所產生的作用是公共的和普遍的,這類支出的目的在于鞏固國家政權,維持社會的安定和社會進步,其所帶來的政治利益、社會利益為全社會所共享;(3)直接性。指財政屬性職能對社會成員和各類經濟組織的經濟利益分配有直接的影響,從而起到引導和制約其發展的作用。
2.以國家為主體的經濟屬性職能。
以國家為主體的經濟屬性職能,是對國家財政憑借國家主權所擁有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宏觀經濟管理權,以生產資料所有者和宏觀經濟管理者的身份,參與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的分配,對國家經濟建設和國民經濟運行所具有的內在功能或影響的最基本概括。它具有以下內涵。
第一,以國家為主體的經濟屬性職能的范圍,是經濟建設領域和總體經濟領域。凡與國家經濟建設事業、總體經濟運行相聯系的財政政策和財政分配活動,都是這一職能的具體體現。 第二,這一職能反映了以國家為主體的經濟屬性分配關系。(1)國家經濟建設需要同各經濟組織、社會成員的國民收入
使用權分配關系,國家同國有企業的利潤分配關系,政府經濟管理部門經費支出同基建支出的比例關系,各類經濟建設投資比例關系,政府債務同國民收入的比例關系,各類經濟建設投資比例關系,政府債務同國民收入的比例關系;
(2)積累同消費的比例關系,財政收支總量的平衡關系,財政收支總量與社會供求總量平衡之間的關系。
第三,以國家為主體的經濟屬性職能按依據的權力不同具有不同的特點。其一,依據生產資料所有權而產生的職能,具有結構性和有償性的特點。(1)結構性。指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而組織的分配活動所產生的影響是結構性的。如,憑借國家生產資料所有者的信譽而組織的公債的發行對認購企業來說影響其投資結構;對認購個人來說影響其消費結構;財政經濟建設投資、公債的運用、國有企業資產轉移、財政性貸款、投資收益取得后的再投資等,主要用于重點建設、支持工交、高新技術和農業的發展,即用于產業結構的調整。(2)有償性。指財政運用公債形式籌集資金和運用財政性貸款、周轉金等形式使用資金,都是國民收入使用權的轉移,是一種以國家為主體的債權債務關系,前者要按期返還本金和利息,后者要按其收回并獲取收益。其二,依據宏觀經濟管理權而產生的職能,即以國家為主體的廣義經濟屬性分配對宏觀經濟產生的影響,具有綜合性和反循環性的特點。(1)綜合性。指把財政的兩種屬性分配作為一個整體,構成國民經濟總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社會再生產的全過程、國家生活的各個領域產生綜合的制約引導作用。(2)反循環性。指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總量平衡關系的變化,對經濟波動具有抑制作用,對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關系起調節控制作用,對積累與消費的比例的形成起制約引導作用。二、四個領域的財政職能
財政職能按其作用的領域來界定,可以概括為四類。
1.政治領域的財政職能。
在政治領域的財政職能,主要體現在調節各階級經濟利益,影響其占有國民收入的份額,對各所有制經濟形式產生影響,以鞏固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設提供財務保證和物質基礎,安排行政管理各部門的經費使用比例關系,鞏固社會主義上層建筑。
2.社會領域的財政職能。
在社會領域,財政職能主要體現在對各經濟組織和全體社會成員的收入水平進行調節,避免社會分配不公;為社會事業的發展提供財力保證,促進文化、教育、科學技術、衛生保健、環境保護、社會保障、公用事業和公共服務等社會事業的全面進步。財政在國家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的職能,是財政屬性的職能。
3.經濟建設領域的財政職能。
在經濟建設領域,財政職能主要體現在對人民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影響(例如,運用公債籌集資金產生的影響),對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產生的影響,對產業結構優化產生的促進作用,對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壯大和鞏固國有經濟所起的作用,以提高社會生產力,增加國民收入供給,促進經濟增長。在經濟建設領域的財政職能,是以國家為主體的經濟屬性職能。
4.宏觀經濟領域的財政職能。
在宏觀經濟領域,財政職能主要體現在對局部與國民經濟全局之間關系的影響,對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之間分配關系的影響,對積累與消費之間比例關系的影響,特別是對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平衡關系的影響,以抑制通貨膨脹、增加就業、引導投資與消費、穩定國民經濟。在宏觀經濟領域的財政職能,是以國家為主體、廣義上的經濟屬性財政職能。三、五種形式的財政職能
按財政職能的表現形式劃分,財政具有五種形式的職能。即:籌集資金職能、配置資金職能、調節經濟職能、監督管理職能和穩定職能。“財政的職能是以國家的職能為依據,既要反映國家組織領導經濟的職能,必須同再生產過程結合起來研究,也要反映國家社會政治活動(包括人民民主專政的職能),必須同國家組織領導政治和社會事業各方面的職能結合起來研究。”①因此,財政的上述五種形式的職能,既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兩種屬性分配關系的客觀反映,同時,又是國家各種職能的客觀反映。
1.籌集資金職能。
財政籌集資金的職能,是指財政為實現社會主義國家履行政治職能、社會職能、經濟建設職能和宏觀經濟管理職能的需要,而運用各種手段積累資金的職能。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1)運用稅收手段為國家政權建設籌集資金,為國家的存在和國家政治活動、處理對內對外國家事務提供經費來源和物質基礎;(2)運用稅收手段為社會管理、社會全面發展籌集資金,為文化、教育、科技、衛生、社會保障、公用事業和公共服務事業等的發展,提供經費來源和物質基礎;(3)運用公債、利潤、公共行政預算結余等形式,為國家經濟建設提供資金為國有經濟的發展、現代化經濟建設、優化產業結構、發展社會生產力服務;(4)綜合運用稅收、公債、利潤等形式,為促進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和國經濟的穩定發展籌集資金。
2.配置資金職能。
財政配置資金的職能,是指財政在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前提下,運用資金,主動進行宏觀資源優化配置的職能。主要體現在:(1)對不能由市場機制進行配置的行政管理、國防事業、通過無償投資、經費撥款,以公共行政預算形式予以資金安排;(2)對市場機制作用遲緩的文化、教育、科學技術、衛生、環境保護、社會保障、公益事業、公共服務等社會事業發展和社會管理領域,通過無償投資、全額經費撥款,差額預算補助、大量生產性財政補貼等形式,以公共行政預算形式予以資金安排和財務支持;(3)對市場機制不便作用的風險大、投資數額巨大、微利或無利的項目、國家為了增強調控能力必須控制的戰略性產業、天然具有壟斷性必胯由國家經營的產業,運用政府經濟建設投資、投資入股、提供周轉金、財政性貸款等形式,通過經濟建設預算予以資金安排,具體表現為國家財政的經濟建設投資活動;(4)對市場機制作用不好或無力作用、完全由市場機制自發調節會導致社會財富巨大浪費,引發經濟波動的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綜合運用社會救濟、政府公共支出、經濟建設支出等以國家為主體的兩種屬性再分配手段,作有利于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達到平衡的安排,例如,增加或縮減政府公共支出、經濟建設支出、社會救濟支出,等等。
3.調節經濟職能。
財政的調節經濟職能,是指通過財政籌集和配置資金,對以國家為主體的兩種屬性分配關系進行調節,促進黨和政府在一定歷史時期的政治、社會和經濟任務的實現。(1)調節各階級、階層和個人在國民收入中占有的份額,調節它們之間的經濟利益分配關系,促進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壯大和多種經濟成分的共同發展,鞏固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
(2)調節社會成員的收入水平,調節社會利益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關系(例如,社會普及教育、基本社會保障、基本的醫療保健以及享受基本的社會服務等),實現社會分配公平;(3)調節資源的配置,調節產業結構的形成,調節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的經濟利益分配關系,鞏固和發展全民所有制經濟,充分發揮公有制經濟在結構優化和總量平衡中的骨干作用,推動社會生產力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4)調節中央與地方之間、各地區之間的分配關系,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平衡關系。促進國民經濟平穩運行。
4.監督職能。
財政的監督職能是指財政在資金籌集和配置全過程,通過審核,檢查和財政制裁等形式,對國民經濟各個方面進行的監督,財政監督貫穿于財政分配活動的全過程(1)在資金籌集過程中,對有交納義務的地方、部門、單位和公民,監督其是否履行交納義務,對征收稅款單位、監督其是否依法行使征收權力;
(2)在資金配置過程中,同時對各地方、部門、單位的管理和使用資金進行監督;(3)在實施財經分配政策和法律法規過程中,利用財政監督,支持經濟發展,對違反政策、法律、法規的行為進行斗爭和制裁。財政監督按內容劃分,主要包括預算監督、稅務監督、財務監督、國有資產監督、會計監督,等等。財政監督是以國家為主體的財經法律制約關系的體現,裨是規范以國家為主體的兩種屬性分配關系。
5.穩定職能。
財政的穩定職能,是指財政通過籌集資金、配置資金,調節兩種屬性分配關系,實行有效的財政監督等,對國家的政治、社會、經濟建設和國民經濟運行產生的穩定作用。主要體現在:(1)穩定國家行政管理經費支出和基本建設支出規模,保證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資金需要。國家行政管理經費支出,是國家從事政治活動、管理對內對外國家事務所必須的開支,行政管理單位的基本建設支出則是國家履行行政管理職能的物質基礎。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需要有穩定的財務保證,但是,國家行政管理方面的支出屬于非物質生產部門支出,如果它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過大,則會影響擴大再生產的投入,延緩經濟建設速度。因此,財政在保持國家行政管理費供應,使其占國民收入一定比例的分配過程中,對于國家的政治活動有穩固的財源保證,起著重要的作用。(2)公平社會分配,促進社會進步和穩定。公平社會分配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社會成員收入分配的公平,即避銘收入差距過大和貧富懸殊;二是社會成員基本生存權利平等,即保證社會成員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均等的就業機會;三是享受社會利益的權利平等,即社會成員有平等的權利享受社會文化、教育、科學技術、衛生、公健、福利、社會安全、環境保護等社會進步所帶來的利益。因此,公平社會成員收入分配,保障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需要,促進社會事業發展,為社會成員提供更多的社會物呂和勞務,是社會進步和社會穩定的基本內容。財政通過籌集資金調節社會成員收入水平,通過社會保障支出保證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權利,通過配置資金促進社會事業的發展,對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和維護社會的穩定,起著重要的作用。(3)優化資源配置,穩定最佳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的目的是達到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之間比例協調地發展。由
于市場機制的盲目作用,社會再生產的比例關系經常處于不協調狀態,影響經濟增長速度,需要財政通過籌集、配置資金來調節社會再生產各方面的比例關系,使有限的社會資源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因此,保持產業結構經常處于最佳狀態,即保持社會再生產經常處于比例協調狀態,是財政穩定職能的重要內容。(4)穩定市場運行,穩定國民經濟。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社會分工程度進一步提高,產業分工也進一步細化,國民經濟運行愈來愈復雜,與自然經濟相比,經濟體制的穩定性大為降低,而市場機制的缺陷又使經濟的穩定性進一步降低,往往造成經濟支行和經濟發展出現波動,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經濟處于不平衡狀態,從而引發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和失業等問題。因此,需要國家履行宏觀經濟管理者的職能,主動調節經濟,以熨平經濟波動。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總量的變化,對國民經濟總量的平衡起著巨大的制約和引導作用,通過財政收支總量的調節,抑制經濟波動,促進社會總供求的平衡,對國民經濟產生穩定作用。
我們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職能體系界定和概括為兩種屬性、四個領域和五種形式,是為了從不同層面來界定財政的職能范圍,以求全面把握財政的內在功能和影響力,據以為制定相應的財政政策,實現財政的各種職能提供一個基本的理論框架。其中,兩種屬性的財政職能是從性質層面對財政的內在功能進行界定和概括,重在強調不同性質的職能有不同的范圍,反映不同的分配關系,具有不同的特點;四個領域的財政職能是從范圍層面對財政的內在功能進行界定和概括,重在強調財政在不同領域所能產生的影響力;五種形式的財政職能是從表現形式層面對財政的內在功能進行界定和概括,重在強調財政的內在功能應當以哪些基本形式表現出來。這種界定和概括實際上是從性質、范圍和形式三個方面為制定和執行財政政策提供了規定性。
第三篇:財政學 市場經濟下的財政職能范文
論述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職能(主要是穩定經濟的職能):
答:
1、(1)財政職能是指財政作為一個經濟范疇所固有的功能。
2、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財政職能可以概括:維護國家、資源配置、收入分
配、經濟穩定和監督管理的職能。
(1)維護國家的職能:是指財政具有維護國家機器存在和發展的的功能與職責,是政府
政治作用在財政領域的延續與體現。
(2)配置資源的職能:是指通過財政收支改變資源的分配,使社會經濟的各類資源可以
合理地配置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部門,并得到有效利用。
財政配置資源的機制和手段主要有確定范圍、優化結構、規模結構、調節投資、提高效率。
(3)收入分配職能。自發的市場機制運行回產生社會分配不公平的問題,并使市場失去
總體效率,政府應通過財政收支來達到社會分配公平的目標。
①實現收入分配職能的機制和手段主要有:1)劃清市場分配與財政分配的界限和范圍
2)規范工資制度。3)加強稅收調節。4)通過轉移性支出
(4)經濟穩定職能。是指政府在失業和經濟蕭條時期實行赤字財政,在充分就業和通貨
膨脹壓力很大時期實行盈余財政,熨平經濟波動。
A.經濟穩定通常可概況:
1)充分就業,有工作能力且愿意工作的勞動者能夠找到工作做,這里的“充分”就業,并不意味著就業人口的100%的就業,而是指就業率達到了某一社會認可的比率。
2)物價穩定,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即只要物價上漲的幅度是在社會可容忍范圍內,比如年率在3%--5%,即可視為物價水平穩定。
3)國際收支平衡,經常性項目和資本項目的收支合計大體保持平衡,在開放的經濟條件下,國際收支平衡是經濟穩定的一個重要內容和標志。
B.要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關鍵是做到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包括總量平衡和結構平衡。
1)財政在調節社會供求總量平衡方面,主要是通過以下手段:
①通過財政預算收支進行調節:就是改變預算結構或規模以及宏觀經濟水平,達
到經濟穩定和增長的目標。通過財政預算收支進行調節主要是通過作為財政收支計劃的國家預算來進行的。國家預算收入,是社會供給總量的組成部分;國家預算支出,是社會需求總量的組成部分
②調節辦法:
當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時,可以實行國家預算收入大于國家預算支出的結余政策;當社會總需求小于社會總供給時,可以實行國家預算支出大于國家預算收入的赤字政策。
2)通過制度性安排,發揮財政“內在穩定器”的作用。內在穩定器是指財政收支制度設計具有對經濟總量自動調節的功能,即人們在設計財政收支制度的時候,使財政收支的擴大與縮小與總需求和總供給呈相反方向的變化。
(5)監督管理職能:是指通過一定方式對財政資金運動進行監督、控制,度財政資金使
用效益進行考核分析的功能和職責。
一般通過以下途徑實現:
①建立與完善激勵——約束機制。②完善財政決策機制。③強化財政決策執行中的監控。④強化對財政決策執行結果的審核。
第四篇:對市場經濟下財政的認識
市場經濟指的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作用,它只是資源配置的一種方法,本身并不存在階級性。所以市場經濟并不存在姓“資”姓“社”的問題。它可以適用于任何經濟制度。而財政作為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手段,它不能脫離市場經濟,也不排斥市場經濟。對于市場經濟下的財政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去理解:
一.財政的本質
既然不同社會制度下市場經濟的運行方式有相同之處,那么,從國家對市場經濟的角度看,不同社會制度、不同國情、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的財政也是具有共性的。西方經濟學中的財政是“public finance”,finance本身的含義有許多,可以譯為金融、財務、資金,公共的資金即為財政。只是為了與我國的財政作出區別,才將其譯為“公共財政”。所以公共財政和國家財政二者之間并沒有本質的區別。至于社會主義財政支出以前以生產型為主,主要是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以及當時的經濟體制所決定的。而“public finance”作為一種現代財政學也是經歷過不同經濟階段的發展而形成的。在早期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財政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是較小的,這與那時提倡國家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是密切相關的。隨著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發展和激化,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持經濟發展和克服日益頻繁的經濟危機,同時為了防止社會動蕩愈演愈烈,才不得不設法提高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由此而導致財政支出的日益膨脹。應當看到從生產型過渡到現代財政學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這正符合19世紀德國經濟學家阿道夫·瓦格納著名的“瓦格納法則”,即,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公共部門的相對規模也會提高。
西方經濟學家將財政學視為一門關于公共部門的政治經濟學,旨在描述和分析公共部門的經濟活動。他們所說的“公共部門”,指的是與私人部門相區別的另一個經濟部門。這里的“公共”,主要就是政府。這對于我們很有借鑒意義。將政府作為一個經濟部門,有利于提高政府各項經濟行為的效率,按照市場規則來規范政府,同時又加強了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所以研究市場經濟下規范的財政理論不必冠以中國兩個字,也無須加上社會主義的定語。因為財政是為國家服務的,而經濟體制又制約著財政的存在形式,所以不論是任何國家、任何經濟體制,它必然要經歷市場經濟下的財政這一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
二.財政存在的必要性
1. 從政治、經濟的角度認識財政存在的必要性
財政的發展與政治經濟的發展是緊密聯系的。財政是國家憑借其政治權力參與國民收入的分配。只要國家還存在,財政就必然存在,即使說法可能會有改變,其含義仍然是相同的。政府掌握著一系列可使用的政策工具,財政是其中的一種,它具有其它政策工具如直接控制、管制、控制企業、貨幣和債務政策等無法比擬的優勢。另外,財政作為一種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手段,必然要受到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所以財政一端與經濟聯系,一端與政治聯系。
2. 市場經濟下財政存在的必要性
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主導作用。市場上的一切經濟行為按照價格機制運作。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可以通過供求雙方的自發調節,使資源配置達到最佳狀態,即所謂的“帕累托效率”。問題在于,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畢竟只是一種理論上的狀態,在現實生活中完全競爭市場所需的必要條件不可能同時完全具備。而只要缺少一個條件,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配置的效率方面就有可能出現運轉失靈。導致市場運轉失靈的基本原因在于價格信號并非總是能充分地反映社會邊際效益和社會邊際成本。尤其是共用品的價格市場不能決定,所以只能由政府來為其定價。此外市場還存在著其它一些失靈情況。下面首先來看共用品理論。
(1)共用品理論
共用品是市場機制發生失靈的一個重要領域。西方經濟學認為經濟分為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私人部門提供的產品叫做私用品,公共部門提供的產品叫做共用品。共用品不限于物質產品,更主要的是指各種公共服務,既包括無形資產也包括精神產品。由于私人部門只追求利益及大化,這些產品的公益性較強,所以私人部門一般情況下是無法提供的。
共用品理論對于市場經濟下如何提高政府的效率有很重要的意義。它賦予政府提供的共用品以價格。使得等價交換的原則最終適用于共用品,將公共服務與個人納稅等價起來。使得有效利用資源這樣一個私人經濟原則運用于共用品經濟中。
(2)市場失靈的其它方面
微觀經濟領域的失靈
一是外部效應。即某些個人或廠商的經濟行為影響了他人或廠商。卻沒有為之承擔應有的成本費用或沒有獲得應有的報酬。由于市場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所以對于帶來外部效應的物品或勞務的供給不是過多就是不足。其原因在于私人邊際效益同社會邊際效益或成本是不一致的,所以政府應當對外部效應進行矯正。二是不完全競爭的存在。不完全競爭是指某些壟斷行業的存在阻礙著競爭。當一個企業可以通過減少其所出售的物品的供給量,從而使的物品的出售價格高于該種物品的邊際生產成本時,就發生了所謂“壟斷”。壟斷者實現利潤最大化的辦法是將其產量確定在邊際效益等于其私人邊際成本的水平上。這會造成社會凈效益的損失。如果能通過政府部門的干預,強迫壟斷者增加產量,使價格降至同社會邊際成本相等的水平,便可因此獲得失去的那部分損失。所以政府有責任通過法律和經濟手段保護有效競爭,排除壟斷對資源有效配置的扭曲。
宏觀經濟領域的失靈
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配置方面的失靈,不僅表現在微觀經濟領域,宏觀經濟領域同樣存在著市場失靈的現象。從微觀上考察,資源配置的效率是可以運用帕累托效率準則來評判的。但是,若將該準則推廣到宏觀,則有些不夠用了。宏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效率即宏觀經濟效率的評判,還需要借助于其它的指標。這就是就業、物價水平和經濟增長。而自發的市場機制并不能自行趨向于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適度的經濟增長。市場機制在實現宏觀經濟水平方面的失靈主要表現在收入分配的不公和經濟的波動與失衡。為此,唯有政府擔負起對宏觀經濟的管理職能,經濟才有可能獲得穩定的增長。
三.市場經濟下財政職能的界定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首先應以市場對經濟的調節為主,以達到資源最充分有效的利用。在市場機制能夠完全解決好的領域,政府就沒必要再介入。只有當市場發生失靈時政府才應該介入其中,不過政府介入的最終目標仍是為了維護或確保市場的正常運作,使經濟中資源配置的效率達到最大化。而政府干預市場最有效的一種手段便是財政。那么財政的職能也應該界定在市場機制失靈的范圍內。財政的收支范圍是根據政府職能范圍而確定的。因此這里實質上界定財政的職能就是確定政府職能范圍的大小。它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 資源配置職能。也可以稱其為提供共用品的職能。因為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主要是體現在共用品的提供上。共用品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決定了它不能由私人部門通過市場提供。否則就會發生休謨早在1740年就指出過的所謂“公共的悲劇”。其次財政履行資源配置的職能是由于外部效應的存在。此外還有不完全競爭狀態的存在。當發生這些情況時也有必要通過政府的財政手段對現有資源進行合理配置,使其實現最大價值和最有效的利用。
第二. 收入分配職能。前已述及,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所決定的初次分配狀況極不公平。這樣客觀上就要求社會有一種有助于實現公平目標的再分配機制。市場機制本身不能解決再分配問題,所以只有依靠外部的力量,以非市場方式——財政手段來完成這一任務。政府財政可以說天然地具有作為進行再分配工具的有利條件:政府擁有強制征稅的權力,這使得它可以大規模地介入國民收入的分配過程,通過稅制設計上的巧妙安排,如征收累進的所得稅,把資金從那些應該減少收入的人們手中征集上來,然后,再通過各種類型的轉移性支出項目,如醫療保險、食品券補貼等,把資金轉移給那些應該增加收入的人們。
第三. 穩定經濟職能。所謂穩定經濟,就是指政府作為市場上的一種經濟力量,運用宏觀上的經濟政策手段有意識地影響、調控經濟,實現既無失業、又無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這一概念是建立在市場經濟不可能自動、平穩地向前發展的認識基礎上的。在政府所擁有的各種宏觀經濟政策手段中,財政的地位舉足輕重,它在維持總供求的大體平衡方面具有無法被替代的作用。例如,在總需求超過總供給時,財政可以減少支出和增加稅收,或二者兼用,通過壓縮政府部門需求和壓縮非政府部門需求來抑制社會總需求。在總需求小于總供給時,財政又可以增加政府部門需求和非政府部門需求來擴大社會總需求。在這個過程中,財政收支發生不平衡是可能的,而且是允許的,因為這正體現了以政府財政收支的不平衡換取整個社會總供求的平衡的意圖。除此之外,還可以通過財政上的制度性安排,使財政發揮某種“自動”的穩定作用。如累進所得稅制就具有這種功能。當經濟繁榮時,投資增加,國民收入增加,累進所得稅會自動隨之而遞增。這時,它就產生了一種拉力,防止經濟過渡繁榮而發生通貨膨脹;當經濟衰退時,投資減少,國民收入下降,累進所得稅會自動隨之而降低。這時,又產生了一種推力,防止經濟過度衰退而導致蕭條,從而促使經濟趨于自動穩定增長。
第五篇:市場經濟與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改革
市場經濟與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改革
關鍵詞:市場經濟;高等教育;財政體制
高等教育財政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我國財政體制和高等教育管理體制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與此相適應,我國高等教育財政體制也發生了一系列深刻變革。探討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改革與發展市場經濟的內在聯系,對深化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改革,促進高等教育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財政體制及其弊端
計劃經濟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按照政府制定的計劃進行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配置。由于高等教育擔負著為社會經濟發展培養高層次人才的職能,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高等教育系統是政府的整個計劃體制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其運行機制大致如下:政府首先制定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計劃,然后計劃部門據此來確定人才需求計劃,制定高等教育事業發展計劃和高等院校的招生計劃,財政部門再根據招生計劃的定額確定高等教育的撥款計劃。高等學校必須根據政府有關部門的計劃要求來確定自己的工作計劃、用人計劃、課程設置計劃和教學計劃。經過按計劃培養過程,國家再制定高等院校畢業生分配計劃,用人單位根據國家計劃接受統一分配的學生。[1]在這種體制下,國家包攬高等教育辦學。財政撥款是高等教育經費的唯一來源,這種高等教育財政體制具有如下特點。
第一,實行“統一列支、分級管理”的體制。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國的財政體制是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被稱為“統收統支”,各級地方政府都沒有自己的獨立核算。中央政府集中全部的財政收入并制定一個包括全部下級政府的統一預算。這種財政安排也將教育部門包括進來。教育經費列入國家預算,由國家財政統一列支,實行統一領導,中央、省(直轄市、自治區)、縣分級管理的體制。財政部根據教育部和國家計委提供的教育事業發展計劃,按照“定員定額”的核算辦法分別給各部門、各地區核定教育經費。中央各部委所屬院校的經費由財政部撥到有關部委,然后再經過各部委下達到學校。地方所屬院校的經費由地方財政部門根據中央財政部下達的經費指標,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安排管理。
第二,高等教育經費的使用實行“專款專用、結余上繳”的原則。財政部在按照“定員定額”法核定高等教育經費的同時,對經費的使用范圍實行嚴格的限制,即“專款專用、結余上繳”。“定員定額”法核算教育經費,包括兩個部分:(1)教職工人員經費開支,其中有標準工資、補助工資以及職工福利費三項;(2)學生經費開支,其中包括公務費、業務費、設備購置、修繕費、助(獎)學金。此外,還設有一些專項撥款。[2]這種撥款方法保證了人員經費的開支,但在制定各項經費開支標準的同時也限制了其使用范圍。例如,教學業務費不能用于教學設備購置,行政公務費不能用于教學業務,造成了學校有限資金的分散、割裂。學校對此無統籌安排,降低了資金的使用效率,也缺乏提高經費使用效率的積極性。加上在年終決算后將全部結余款項交回國家財政,高等學校本身缺乏經費使用方面的自主權。許多學校往往是年終決算前“突擊花錢”,力求把分到手的錢全部花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經費使用不當,降低了學校的辦學效益。
第三,高等教育經費的分配采用“基數加發展”的撥款方式。所謂“基數加發展”的方式,就是以各校前一所得的經費份額為基數,考慮當各項發展的需要和國家財力的可能,確定當年的經費分配額度。這是一種漸進式的經費分配方式。這種經費分配方式是以以往的支出結果為依據,而不是基于合理的成本分析之上。在制定預算時,決策機構參照的是往年的支出基數,往年支出越多,可能得到的經費就越多,助長了高校花錢不顧效益,形成學校追求成本最大化的現象。同時,這種經費分配方式缺乏公平、透明的競爭機制,基數的確定主觀性因素極大。一些高校對決策部門的影響往往起相當大的作用。事實上,在“基數加發展”的經費分配模式下,各高等院校學生人均經費差別較大。
這種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曾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對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也帶來一些弊端。
第一,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高等教育資源配置受到國家財政及指令性計劃的嚴格約束,高等院校的一切活動必須以按計劃分配的資源為條件。學校缺乏主動籌集經費的自主權和積極性。由于國家財力有限,在這種體制下只能為很少的一部分人提供進入高等院校學習的機會,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所帶來的日益增長的對各種專門人才的需求。此外,高度集權的高等教育財政體制不利于發揮地方投資辦教育的積極性,影響了地方高等教育的發展。
第二,中央各部委根據行業的發展計劃和相應的人才需求計劃設置為本行業服務的高等院校,促使各部門所管轄的高等教育機構自成體系,搞小而全,院校和專業重復設置,造成了我國高等教育的“條塊分割”和“部門分割”。高等教育成了部門經濟、產品經濟的附屬物。同時也造成了部門之間、行業之間高級專門人才分布不合理和高等教育科類、專業分布不合理狀況。重視人才培養的部門給所屬高等院校的投資就多,反之,投資就少。這樣逐漸形成的人才擁有和培養狀況不平衡,導致人才供求矛盾尖銳化,造成人力、物力、財力資源的浪費。
第三,部門投資和部門辦學導致專業設置過窄,培養的學生理論基礎薄弱,知識面不寬,適應性不強。此外,人才的培養與分配為投資部門所有,不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動,所帶來的人才積壓、用非所學、高才低用、近親繁殖等消極后果也很嚴重,使國家有限的高等教育投資得到的宏觀效益不高。
二、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和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改革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基本區別就在于資源配置方式不同。前者是嚴格按照政府制定的計劃對社會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等進行配置,后者則是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按照市場的供求規律對社會經濟資源進行配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應符合三項基本的原則:(1)透明性原則,即資源配置的標準和機制應確定且公開;
(3)公平性原則,即資源配置要使各院校和不同社會群體得到公平的對待;(3)效益性原則,即資源配置要有利于激勵高等教育系統在資源籌集和使用方面提高效益。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我國原有的在長期的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財政體制已不能適應新形勢下高等教育發展的需求,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改革勢在必行。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我國高等教育財政體制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第一,高等教育撥款體制的改革。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向富有活力的市場經濟轉軌客觀上要求賦予地方更多自主權,以便各地能夠更好地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這種客觀要求反映到財政體制改革上,即由過去中央政府“統收統支”、全國“吃大鍋飯”的中央集權的財政體制,改變成中央與地方財政“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分灶吃飯”新體制。按照這種安排,財政收入按來源被分為中央固定財政收入、地方固定財政收入和中央地方共享財政收入。與之相適應,高等教育財政體制也進行了改革。高等教育經費的撥款也相應地由中央和地方兩級切塊安排,從而改變了原來的由中央財政部門與教育部門聯合下達教育事業費支出指標的管理體制。這種高等教育經費撥款的改革,實質是中央財政只負責中央各部委所屬高校的經費,地方高等院校的經費需求完全由地方財政供給。[3]在新體制下,中央財政的任務更多是宏觀調控和規劃。這樣就把對地方高等教育的投資和管理的自主權賦予了地方政府,從而調動了地方政府舉辦高等教育的積極性,使他們能夠更好地根據本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求,適當調整本地區的高等教育投資,促進高等教育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我國地方高等院校的數目有了明顯增長,就是這種擴大地方自主權的改革所帶來的成果。
第二,高等學校經費使用制度的改革。富有活力的市場經濟資源配置方式不僅要求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權,而且要求賦予高等院校更多的辦學自主權,使得高等院校能夠主動適應千變萬化的人才市場需求,調整辦學方向和專業設置,主動面向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自我約束、自我發展。與此相適應,高等學校的經費使用制度由“專款專用、結余上繳”改為“預算包干,結余留用”。即高等學校按照國家下達的預算經費,包干使用,年終結余全部留歸高等學校結轉下使用。這項改革賦予了高等學校在資金使用方面的自主權,形成促進學校提高經費使用效益的激勵機制,使得學校能夠把提高辦學效益同自身利益有機地集合起來,充分調動其主觀能動性。
第三,高等教育經費分配方式的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客觀上要求資源配置上的透明性和公平性。過去“基數加發展”的高等教育經費分配方式是以以往的支出結果為依據,而不是基于合理的成本分析之上,人為的非制度化因素很多,缺乏透明的公平競爭機制,與市場經濟的原則不相適應。因此,教育財政改革的又一主要方面就是經費分配方式的改革,即由“基數加發展”改為“綜合定額加專項補助”的高等教育經費分配新方式。這一經費分配方法由“綜合定額撥款”和“專項撥款”兩個部分組成。“綜合定額”指由財務部門和教育主管部門根據培養成本確定教育經費的定額標準,區別各類層次高等院校、各系科和專業,定額標準有所不同。“綜合定額”部分包括:教職工人員經費、學生獎貸學金、行政公務費、教學業務費、設備費、修繕費、其他費用等幾個項目。“專項撥款”部分是對綜合定額的補充,是根據各個高等學校的特殊發展需要,由財政部門和教育主管部門另行單獨安排給高校使用的專項經費,包括:專業設備補充費、長期外籍專家經費、離退休人員經費、世界銀行貸款設備維護費和特殊項目補助。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工程中央撥款即為專項撥款中的一項。該專項的內容為:從1999年起3年中央財政共安排60多億元,分別用于支持若干所高等學校和已經接近并有條件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學科的重點建設。該項資金主要用于項目實施中所需支出的人員經費、業務費、設備購置費、修繕費和其他費用。該計劃的實施程序為項目單位按有關規定向教育部申請項目預算,報財政部、教育部審批,然后按批準的預算和現行財政渠道請領、使用資金,最后按照有關規定編制項目資金決算。專項資金的管理實行“按項核算、專款專用”的原則。專項資金一經審定,必須嚴格執行。但是考慮到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工程作為特殊專項,有關學校在報請教育部批準后。可在不改變項目總預算的前提下,結合實際情況,進行部分內部調整,所做調整報財政部、教育部備案。由此可
見,為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政府在資金的分配方面給予學校更大的自主權。
總之,“綜合定額加專項補助”的撥款方式基于對高等院校的初步成本分析,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等院校的成本行為規律,在透明性和公正性方面都有明顯進步,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盡管這種撥款方式仍然存在著不少的缺陷,畢竟這一改革是一個歷史的進步。
第四,高等教育經費來源結構的變革。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撥款是高等學校經費的唯一來源。個人和企事業單位從高等教育中獲得的收益是統合在整個國家利益之中的,其相對獨立的經濟收益并未顯露出來。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個人和企事業單位成了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國家的分配指導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國民收入分配向企業和個人傾斜,由原來的藏富于國轉變為藏富于民。政府財政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相對下降,從1978年的31.25%下降到1995年的10.7%.雖然到1999年逐步回升到14%[4],但是仍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國民生產總值分配到個人的比例從1979年的45%上升到1998年的68%左右。在這種情況下,再單純依靠國家財政撥款統包高等院校的全部辦學經費是不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現實的。按照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民收入分配的新格局,按照市場經濟的“受益者應根據其支付能力分組成本”的原則,改革過去那種單純依賴國家撥款的高等教育經費來源結構,多渠道籌措高等教育辦學經費,成為不可避免的歷史選擇。通過十多年的改革實踐,我國已經形成了“財、費、稅、產、社、基、科、貸、息”等九個高等教育經費來源渠道。“財”是指國家財政撥款。高等教育投資不僅可以為受教育者個人帶來收益,而且可以為全社會帶來很高的社會收益。政府是全社會的代表,其撥款應該成為高等教育經費來源的主渠道。“費”是指高等學校向學生收取的合理學費。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勞動力的市場化,高等教育的個人收益率明顯提高。學生作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分擔高等教育的部分成本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也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稅”是指企事業單位等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根據《教育法》規定交納的用于高等教育的稅費或稅收性質的資金。“產”是指高等學校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從校辦企業取得的收入。“社”是指作為高等教育受益者的社會各界向高等學校提供的捐贈。“基”是指各種教育基金所形成的收入。“科”是指高等學校通過承接科研課題,或與企事業單位進行科研合作,提供科技開發、科技咨詢、科技成果轉讓等服務所取得的收入。“貸”是指高等學校按照國家政策通過金融機構獲得的用于學校發展的貸款。“息”是指高等學校按照國家政策對臨時沉淀的資金進行合理的管理運作,從資本市場上取得的利息收入。這些經費來源渠道以及各個渠道所占的比重也在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不斷變化著。
第五,與高等教育撥款渠道相關的管理體制改革。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條件下長期形成的管理體制、財政體制導致了高等教育的“部門分割、條塊分割”,部門之間人才分布不合理,以及人才難以流動的現象。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國高等教育的管理體制按照“共建、合作、合并、調整”的方針進行了改革,即采取共建共管、合并學校、化轉為地方管理、合作辦學等多種方式對公辦高等院校進行調整。截至2000年8月,全國共有600多所高校合并組建為200多所。原國務院50多個部委直屬的400多所高校除極少數改為教育部管理,多數院校下放地方或實行中央與地方共建,以地方為主,絕大多數中央部門不再辦學。[5]條塊分割的辦學體制被徹底打破。與此相適應,高等教育財政體制也發生了變化。這些學校的經費來源仍由中央財政支付,地方政府則給予相應資助。
三、深化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改革,迎接加入WTO的挑戰
我國加入WTO在客觀上對建立和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將加快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為應對WTO對高等教育的挑戰,我們要深化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改革,不斷克服原有計劃經濟條件下遺留的問題以及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使高等教育財政體制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不斷完善。
第一,加大國家財政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入WTO以后,隨著中國高等教育市場的對外開放,國外的教育機構和跨國公司將會進入中國這一巨大的教育市場。這就要求我國高等教育樹立市場意識,提高競爭力。首先,政府要繼續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使我國高等教育經費來源渠道已初步形成了多元化格局,但是由于政治、經濟、文化傳統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國家財政撥款仍然是我國高等教育經費來源的主渠道。由于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向企業和個人傾斜,導致教育財政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3%之間。與國際平均水平相差甚遠。為了保證我國的高等教育質量,增強高等學校的國際競爭力,我國政府應積極調整財政政策,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和預算內教育經費占財政支出的比例。要確保實現“三個增長”,即中央和地方教育撥款要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支出逐步增長,以及教師工資和生均公用經費逐步增長。其次,我們要善于利用國際合作辦學的方式,利用國際的高等教育資源,加快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
第二,進一步改革高等教育經費的分配方式。加入WTO以后,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高等教育的辦學主體、辦學形式、辦學層次會進一步多樣化。不同層次的學校、同一層次不同類型的學校,他們的成本行為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層次、同一類型的學校,由于辦學主體不同。國際間的聯系不同,成本行為不同。我們要認真研究我國高等教育的成本行為規律、進一步改革高等教育經費的分配方式,使我國的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更加透明、公正和有效,我國目前的“綜合定額加專項補助”的高等教育經費分配方式,使高等教育的資源配置在“透明性”和“公平性”方面較過去的“基數加發展”的“漸進式”分配方式有較大進步,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但“綜合定額”是一種以學生數為單一政策參數的撥款公式,過于粗糙,未能全面反映高校的成本行為,也未能反映出高校之間的差別。以學生人數作為唯一的政策參數,學生多則意味著得到的經費多,致使一些高校為獲得較多經費不切實際地增加招生人數,擴大辦學規模,然而師資力量和教學設備配置跟不上,結果教學質量大幅度下降。為此,我們要改革按學生人數撥款的辦法,把教員及其結構、行政管理人員和后勤服務人員、學生數、以及建筑面積等納入到撥款公式中來建立多政策參數的撥款公式。這將是今后高教財政體制改革的定向之一,也是我國高等教育財政撥款改革的方向。
第三,促使多渠道籌措高等教育經費制度化。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高等教育經費來源多元化要進一步制度化。政府除調整國家財政政策、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外,還應該通過立法,通過一定程度的減稅和免稅政策,鼓勵社會各界捐資助學,推動高教事業的發展。高等學校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充分利用人才優勢和科技優勢,在全面完成教學和科研工作的基礎上,廣泛開展各種社會服務,拓寬經費來源渠道,使學校創收收入穩步增長。要完善高等教育成本補償制度,使高等學校的收費較好地反映高等教育的成本和收益。同時學費的制定應考慮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人民群眾的經濟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不同地區、不同學科、不同層次,高等學校收費比例有所不同,實施高等教育成本補償屬地化原則。[6]隨著我國加入WTO,中國
經濟更深地融入世界經濟主流。中國的高等教育與世界經濟的關系更加密切,高等教育應積極地組織和利用國際優質資源。與此同時,銀行、金融、保險等行業將逐步對外開放,我國的資本市場將更加成熟、規范,在新的條件下能否利用、以及如何利用資本市場籌集教育基金,比如發行教育債券、建立與發展教育投資基金。以及更加積極地開展教育基金保值、增值投資活動是我們需進一步認真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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