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代理詞

基本案情：原告李某與被告張某本來是多年的好友，看在朋友的份上，應被告張某之求，分三次向被告張某出借支付人民幣各10萬元，共計30萬元。后來因為自己經濟上出現了一些困難，就多次向被告張某要求還款，可是被告張某以種種借口不予償還，逼得自己只好于2013年1月1日從郵局寄發《催款函》快遞件，未果。為此向法院訴請判處被告張某應當償還借款30萬元及其利息（按口頭協議月息3分計算），并且承擔本案的訴訟費用。基本事實： 1、2008年12月11日，原告李某向被告張某出借支付人民幣10萬元，利息按口頭協議月息3分計算。

證據：A）2008年12月11日，張某親筆寫的借條：“今借到李某人

民幣10萬元整（人民幣壹拾萬元整），借款人：長力建筑

工程隊財務總監張某”；以及該筆10萬元的銀行轉賬單。

B)證人熊某（被告張某和原告李某的熟人）曾經在2008年底

與原告李某和被告張某一起喝茶時，聽說過二人關于借款的 事,也知道當時口頭約定的月息為3分。2、2009年3月22日，原告李某再次向被告張某出借支付人民幣10萬元。

證據：A)張某親筆寫的收條：“今收到李某人民幣10萬元整（人

民幣壹拾萬元整），收款人：長力建筑工程隊財務總監

張某。

B)證人孫某（被告張某和原告李某的熟人）證明原告李某

與被告張某在2009年1月期間，幾次在證人在場的場合相互提及和一同參加長力建筑工程隊發展的談話情況。3、2010年12月12日，原告李某又一次向被告張某出借支付人民幣10萬元。2010年12月15日，被告張某告訴了原告李某將其2010年12月12日代付的10萬元鋼材款，長力建筑工程隊賬務已經處理為原告李某的增股額與保證金。

證據：A）被告張某2010年12月12日發給李某的手機短信下

載，內容：“李某，請你以我的名義即日支付給xx鋼

材店材料款10萬元，爾后有我來處理你的該賬務問

題”；

B）該筆10萬元款項的銀行賬單;

C)被告張某于2010年12月15日發給原告李某的手機

短信下載。4、2012年12月30日，原告李某因為自己經濟上出現了一些困難，發信息請被告張某處理所借付的款項問題。之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張某要求還款，可是被告張某以種種借口不予償還，逼得李某只好于2013年1月1日從郵局寄發《催款函》快遞件，未果。

證據：A)原告李某于2012年12月30日和2013年元旦

向被告張某發出自己有經濟困難，請被告張某

處理所借付的款項問題的信息。

B)2013年1月1日，原告李某向張某的住所地

送達書面《催款函》一份的郵件聯和催款函的同底文件：其催促被告張某償還借款30萬元

及其利息，否則將依法訴訟。

5、原告李某向法院訴請判處被告張某應當償還借款30萬元及其利息（按口頭協議月息3分計算），并且承擔本案的訴訟費用。被告張某應訴，請求法院認定原告李某的訴求不能成立，被告張某不承擔法律上的責任和義務。

審判長、審判員：

我們接受原告李某的委托，擔任一審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庭審前，我們認真查閱了本案證據材料和相關法律規定;庭審中，參與法庭調查，對本案的事實有了充分了解。現根據本案事實和法律根據，發表如下代理意見：

1、被告張某以個人名義借款30萬元，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第一筆款項債務人是張某.根據2008年12月11日，張某親筆寫的借條：“今借到李某人民幣10萬元整（人民幣壹拾萬元整），借款人：長力建筑工程隊財務總監張某”；以及該筆10萬元的銀行轉賬單。《合同法》第210條“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辯護人認為被告張某向原告借款合同成立且生效。被告張某以個人名義向原告李某借款10萬元，并沒有以長力建筑工程隊的名義向原告借款，且沒有加蓋長力建筑工程隊印章。再根據被告提供的李某自行書寫的收條，原告李某于2009年5月1日收到張某給的2008年12月11日10萬元的利益款15000元，經計算，15000元正好是被告第一筆借款的利息額。原告將利息款和往日打牌所欠債務相抵，完全是處理原告和被告個人債務的行為，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不可能以長力建筑工程隊的名義來向他借款。綜上所述，第一筆款項債務人是張某。被告張某第二次以個人名義借款10萬元成立。

收條是收領人向送給人出具的表示收到某物或者某款項的憑證，用來反映或者證明“收到”的事實。根據2009年3月22日，被告張某親筆寫的收條，被告張某的確以自己名義收到原告李某的10萬元錢。由“收條”我們可以推出兩種情況：

一、此筆款項為被告張某收到原告李某的入伙額

二、此筆款項是原告李某出借給被告張某的借款。經法庭調查，合伙登記中沒有原告李某的名字和其他信息，說明此筆款項不是原告李某的入伙額。基于被告出具的復印資料，李某自行書寫的收條實質上是張欠條，可見被告原告雙方法律意識的薄弱，對借條收條的定義認識模糊，借條收條欠條不分。由此我們可以推定張某親筆寫的收條為李某出借第二筆借款的借條，借款合同成立且生效。又因為收條是以被告張某個人名義所寫，沒有加蓋合伙組織印章，與長力工程建筑隊無關。所以此筆款項既不是原告李某的入伙額，也不是長力工程建筑隊的債務，而是被告張某的個人債務。被告張某第二次以個人名義借款10萬元成立。

原告第三筆借款仍屬于被告張某的個人債務.2010年12月12日，被告張某發給原告李某的手機短信“請你以我的名義即日支付給xx鋼材店材料款10萬元，爾后有我來處理你的該賬務問題”說明被告張某的確向原告發出借款10萬元用以支付貨款的要約。該筆10萬元款項的銀行轉賬單說明原告李某對被告作出承諾，并出借10萬元履行合同。被告張某要求李某以他的名義代付鋼材款，并承諾由自己承擔此賬務，說明此借款合同的締約主體為原被告。由上可知，被告與原告的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被告張某于2010年12月15日發短信給告知原告李某將其2010年12月12日代付的10萬元鋼材款，長力建筑工程隊賬務已經處理為被告李某的增股額與保證金。《民通意見》第50條，當事人之間沒有書面合伙協議，又未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核準登記，但具備合伙的其他條件，又有兩個以上無利害關系人證明有口頭合伙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為合伙關系。證人孫某既不能證明原告具有入伙長力建筑工程隊的意思表示，也不符合《民通意見》的規定，因而無法證明原告同意入伙。被告這一短信是向原告李某請求變更合同，但并無任何證據證明原告收到此短信，也無法證明原告同意被告的請求。根據《合同法》第七十七條 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變更合同。因而，被告張某單方面變更合同的行為不符合變更合同的要件，屬于無效的行為，原合同有效。也就是說，原告第三筆借款仍屬于被告張某的個人債務，而不是入伙資金。

原告從始至終沒有和被告簽訂書面的入伙協議，沒有得到過長力建筑工程隊的任何分紅，沒有參與長力工程建筑隊的任何管理，沒有證據證明李某與長力建筑工程隊有合伙法律關系。長力建筑工程隊財務賬上的30萬款項只能證明其內部合伙人知曉此筆債務，在整個過程中，都只存在原告被告的債權債務關系。原告李某與被告張某的三個借款合同成立且生效。

2、被告拒絕履行債務，請求法院支持原告訴求

被告張某從2008年12月11日借第一筆款開始，三筆借款均沒有與原告明確約定還款日期，根據《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條 借款人應當按照約定的期限返還借款。對借款期限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借款人可以隨時返還；貸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內返還。原告李某于2012年12月30日開始，多次催告被告張某還款，并于2013年1月1日從郵局寄發《催款函》快遞件，被告張某均以種種借口不予償還。原告請求法院判處被告張某償還借款30萬元，并且承擔本案的所有訴訟費用。即使法院認定其借款是以公司名義所為，根據《合伙企業法》規定合伙人對合伙債務應當承擔無限連帶清償責任;入伙的新合伙人對入伙前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合伙企業解散后，合伙人對合伙債務仍負連帶責任，辯護人主張被告承擔連帶責任。法院庭前調查得知，長力建筑工程隊已于2012年12月底因為內部矛盾事實上已經散伙，在其他法院也有與長力建筑工程隊產生的糾紛訴訟。即便法院認定被告以長力建筑工程隊的名義借款，原告也有權請求被告償還30萬元債務。

3、原告李某的訴訟請求未過訴訟時效 原告李某與被告張某對于債務履行期限沒有明確約定，根據《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條 借款人應當按照約定的期限返還借款。對借款期限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借款人可以隨時返還；貸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內返還。原告李某于2012年12月30日開始，多次催告被告張某還款，并于2013年1月1日從郵局寄發《催款函》快遞件。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在一般情況下，受送達人是公民的，由該公民直接簽收。該公民不在時可交由與其同住的成年家屬簽收。由被告張某同住處的被告張某的親生父親（62歲，體神正常）簽收書面《催款函》，視為《催款函》被送達生效。在原告李某請求被告張某實現其債權未果時，李某應當知道其債權受到了侵害。根據《民法通則》第135條 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二年。第137條 訴訟時效期間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第原告李某于2012年12月30日開始催告被告張某還款，意識到自己的債權受到侵害，到2013年8月1日向法院起訴被告張某，訴訟時效中斷，期間不超過兩年的訴訟時效。

其他辯護意見：

1、原告是否為長力工程建筑隊的合伙人 A)合伙企業法 第四十三條 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協議另有約定外，應當經全體合伙人一致同意，并依法訂立書面入伙協議。原告從未與被告訂立書面入伙協議。B)《合伙企業法》規定訂立入伙協議時，原合伙人應當向新合伙人如實告知原合伙企業的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法院庭前調查得知，長力建筑工程隊數年沒有進行年檢受到過工商的處罰。被告張某并未如實告知原告合伙企業的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即使已告知，原告知道其事實經營狀況也不可能同意入伙。

C)《合伙企業法》第十三條 合伙企業登記事項發生變更的。執行合伙事務的合伙人應當自作出變更決定或者發生變更事由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企業登記機關申請辦理變更登記。合伙登記中沒有原告李某的名字說明原告李某入伙長力工程建筑隊是沒有法律效力的。

D)《民通意見》第50條，當事人之間沒有書面合伙協議，又未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核準登記，但具備合伙的其他條件，又有兩個以上無利害關系人證明有口頭合伙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為合伙關系。雖然證人孫某證明原告李某與被告張某在2009年1月期間，幾次在證人在場的場合相互提及和一同參加長力建筑工程隊發展的談話情況。“談話情況”并不能說明原告李某具有入伙長力工程建筑隊的意思表示，而且孫某不符合《民通意見》的規定，不能證明原被告是合伙關系。

E)2010年12月15日發短信給告知原告李某將其2010年12月12日代付的10萬元鋼材款，長力建筑工程隊賬務已經處理為被告李某的增股額與保證金。被告這一短信是向原告李某請求變更合同，但并無任何證據證明原告收到此短信，也無法證明原告同意被告的請求。根據《合同法》第七十七條 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變更合同。因而，被告張某單方面變更合同，雙方沒有達成合意，不符合變更合同的要件，屬于無效的行為，原合同有效。F)原告李某從未得到過長力建筑工程隊的任何分紅，沒有參與過長力工程建筑隊的任何管理，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李某與長力建筑工程隊有合伙法律關系。

2、原告李某不可能入伙長力工程建筑隊

根據被告張某2010年12月12日發給李某的手機短信下載，內容：“李某，請你以我的名義即日支付給xx鋼材店材料款10萬元，爾后有我來處理你的該賬務問 題”；如果此時李某已經入伙長力建筑工程隊，那么次時李某就是合伙人，具有和張某同等的權利，而不需要以張某的名義支付鋼材款，需要處理該賬務的是長力建筑工程隊，而不是張某個人。被告張某此條短信可佐證原告李某沒有入伙長力建筑工程隊。

2010年12月15日發短信給告知原告李某將其2010年12月12日代付的10萬元鋼材款，長力建筑工程隊賬務已經處理為被告李某的增股額與保證金。既然第二筆借款不是入伙額，也就不存在增股額與保證金。被告張某個人單方面地將這兩筆款項處理為入伙額與增股額的行為，并沒有與原告李某達成合意，屬于無效行為。

關于原告李某30萬元款項，在長力建筑工程隊財務賬上有記載無法說明原告李某就是長力建筑工程隊的合伙人。根據債的相對性，原告李某與被告張某簽訂的是借款合同，效力只及與原被告雙方。至于被告張某將借款用作長力建筑工程隊的投資，是被告張某與其合伙人之間的內部事務，僅僅因為30萬元用作長力建筑工程隊的發展，原告李某就當然地成為長力建筑工程隊的合伙人，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綜上所述，原告李某不可能入伙長力建筑工程隊。

3、“收條”和“利益款”問題

被告張某出示的復印材料名為原告李某自行書寫的收條，實為欠條，且沒有當事人的簽名，由此可見，原告李某對借條收條的定義認識模糊，借條收條欠條不分，法律意識淡薄，我們可以推定張某親筆寫的收條為李某出借第二筆借款的借條。因而，原告李某將被告張某所還15000元利息款寫為利益款也是正常的。

4、訴訟時效問題

2010年12月15日發短信給告知原告李某將其2010年12月12日代付的10萬元鋼材款，長力建筑工程隊賬務已經處理為原告李某的增股額與保證金。被告方沒有證據證明原告李某收到短信并且知道短信內容，我方當事人根本不知道其將10萬元處理為原告李某的增股額與保證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權利受到了侵害，所以，訴訟時效不能從這時開始計算。即使我的當事人知道這一情況，原告也沒有義務一定要對被告張某無理的請求作出回應，且這只是被告張某單方面的想法，原告有理由相信其處理行為在法律上不能成立，無效的處理行為并不能侵害其合法權益，所以原告這時并沒有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的情況，訴訟時效不能從此開始計算。而應該根據《民法通則》第135條 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二年。第137條 訴訟時效期間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第原告李某于2012年12月30日開始催告被告張某還款，意識到自己的債權受到侵害，到2013年8月1日向法院起訴被告張某，訴訟時效中斷，期間不超過兩年的訴訟時效。

第二篇：代理詞

代理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受原告有限公司的委托，律師事務所指派律師擔任其二審代理人，現代理人就本案的事實及法律發表以下代理意見。

第三人的工作崗位是車衣工，而王的妹是在行走中缺乏應有的謹慎二摔倒受傷，其受傷與其工作不存在任何關系，也就是說第三人的受傷并非因工作原因引起。根據國務院第586號令《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應認定為工傷。次條款應同時滿足三個條件，即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傷害才能認定為工傷，而本案中第三人的受傷并非為完成工作而導致受傷，其受傷與履行工作職責不存在關聯，沒有因果關系，依法不應認定為工傷。因此，被告作出的號工傷認定，屬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法規錯誤，一審人民法院未查清上述事實，判決錯誤，應依法予以撤銷，并在查清事實后改判，以維護原告的合法利益。

以上代理意見，望法庭采納。

代理人：

年月日

第三篇：代理詞

代理詞

尊敬的審判長和審判員:

我受當事人的委托,作為原告黃乜農等八人的代理人,參加本案的各項訴訟活動,現就本案的審理,發表如下代理詞:

一.關于本案的事實認定問題

經過法庭對本案的審理和調查,原被告均予確認以下事實:

1.原告與被告存在供電合同關系,被告是供電方,原告是用電戶,有《巴馬瑤族自治縣電費繳費登記手冊》為憑據；

2.2007年5月24日下午4時眾原告之親人黃忠杰進其家門前菜園地取豬菜時不幸被斷下的露天照明電線（本家的照明電線）擊倒，經醫生到場搶救無效死亡。

上訴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被告巴馬縣水利電業有限公司作為特殊侵權主體，未能舉證證明損害是由黃忠杰本人故意所致，但對原告使用這股低壓電線約60米長距離的多年狀況又未按有關行政法規采取有力措施消除危險。致使原告之親人黃忠杰進其家門前的菜園地取豬菜時不幸被斷下的露天照明電線觸電身亡的悲劇。根據《合同法》第179條《民法通則》第106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觸電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六條等之有關規定，被告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二.關于本案賠償額確定的標準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觸電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規定：因非高壓電造成的人身損害賠償可以參照第四條規定：因觸電引起的人身損害賠償范圍包括：

（七）喪葬費；

（八）死亡補償費；

（九）被撫養人生活費。其中：喪葬費是按國家或者地方有關機關有規定的，依照規定;死亡補償費是按照當地平均生活費計算，補償20年；被撫養人生活費以死者生前或者殘者喪失勞動能力前實際撫養的.模樣其他生活來源的人為限，按當地居民基本生活費計算20年，但50周歲以上的，年齡每增加1歲撫養費少計一年，但計算生活費的年限最低不少于10年；被撫養人70周歲以上的，撫養費共計5年。據此，本案中死者黃忠杰的死亡補償費應參照《2006年廣西壯族自治區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項目計算標準》第一項目.第三項目第二項的計算標準為準。即被告應承擔賠償原告上述三項費用共計人民幣64901。

代理人：陸瑜

第四篇：代理詞

代理詞

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訴訟法》第××的規定，受 的委托和 律師事務所的指派，我擔任 的訴訟代理人，參與本案訴訟活動。

開庭前，我聽取了被代理人的陳述，查閱了本案案卷材料，進行了調查取證工作，剛才又聽了法庭調查。我認為，現發表如下代理意見：

綜上所述，建議法庭。

代理人××律師事務所律師×××

××××年××月×日

第五篇：代理詞

代 理 詞

審判長、審判員：

我受本案再審申請人陳定嚴、汪波、洪漢碧的授權委托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依法參與今天的庭審活動。之前，我已參加過本案的一審、二審活動，經過幾次庭審，我傾聽了原告的陳述以及被告及第三人的答辯，閱覽了原被告雙方提供的證據，并在法庭的組織下對證據進行了質證，法庭總結了本案的爭議焦點為：

1、涉案幾個磚廠是否是普發建司的股東；

2、《承諾書》是否具備法律效力；

3、本案案由應怎樣確定。

針對上述爭議焦點，我依據本案事實和法律，提出如下代理意見，供合議庭參考并希采信：

一、涉案幾個磚廠是否是普發建司的股東 根據法律規定成為公司股東有三種方式：

（1）原始股東，公司設立時，作為發起人參與公司的最初設立活動，并實際出資的，是公司的原始股東；

（2）繼受股東，在公司設立后，依法取得公司已有股東的出資或股份的，依法取得的方式包括：依法轉讓、繼承、離婚分割、贈與或法院強制執行等與原始股東相對應，稱為繼受股東；

（3）增資擴股新股東，在公司成立后，經原始股東決議原股東以外的投資人可以通過向公司投資而成為新股東的。

公司章程是公司組織和活動的基本規則，根據我國《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必須在章程中記載股東的名稱或者姓名。公司章程對內具有確定股東及其權利義務，對抗股東之間其他約定的效力，對外具有公示的效力，是相對人據以判斷公司股東的依據，因而，公司章程對于股東身份的認定具有決定作用。本案中，2006年12月24日提交的公司章程中明確了股東系九個自然人，因而，從公司章程上顯示，普發建司的股東為九個自然人。

3、從工商登記來看：

由于工商登記對股東身份認定具有證權功能，具有公示力和公信力，在涉及公司股東與第三人的關系時工商登記對股東身份認定具有優先的效力，登記的股東可以以工商登記作為證明股東資格對抗第三人的依據。另一方面，第三人基于工商登記的公信力，有權要求登記的股東依據登記內容對外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因而，工商登記具有證明股東身份的法定功能。本案中工商局頒發的營業執照以及備案登記資料均顯示公司股東為九個自然人股東。因而，從工商登記來看，普發建司的股東仍為九個自然人。

綜上所述普發建司的股東系自然人，涉案磚廠不是公司原始股東。

（二）本案中原始股東沒有發生依法轉讓、繼承、離婚分割、贈與或法院強制執行等法定情形。因而，涉案磚廠不是公司繼受股東。

（三）本案中增資擴股并未依法成立，涉案磚廠不是公司新股東。

庭審中被告提供了2007年11月3日的《會議紀要》、2007年11月5日的《股東會議決議》、以及2007年11月5日的《合并協議》三分證據材料，擬證明涉案磚廠通過增資擴股成為公司股東，涉案磚廠的財產成為公司資產：

A、簽署這三份證據資料目的是形式上應對職能部門的清理打擊，實際并未履行。

從2006年12月9日的《會議記錄》及2006年12月19日的《座談紀要》中載明的內容來看：組建公司的目的非常明確，即“限制商品的生產數量及銷售數量，固定商品價格”形成行業壟斷。自2006年12月26日進行工商登記以后，從2007年1—7月公司實施壟斷的運行模式為“統銷”，即由公司決定各磚廠的生產、停產，由公司決定生產產品的數量以及銷售價格，但因此階段雄偉建材廠未參與涉案磚廠的統銷模式，無法達到完全壟斷。2007年8月1日，公司改變統銷模式，進行聯產、聯銷。雄偉建材廠也參與涉案磚廠的“聯產聯銷”，公司與各磚廠簽訂了《聯產聯銷合同》，按照《聯產聯銷合同》的約定，此階段履行期為2007年8月1日—2008年7月31日，為期一年。但此階段僅運行了3個月，因成都紅磚協會被媒體暗訪曝光（各磚廠相互派人統一開票，統一價格），職能部門介入對該行業壟斷行為清理打擊，安岳縣工商、公安部門也對磚瓦行業的壟斷行為進

辯稱理由均不成立。這充分顯示2007年11月5日盡管簽署《合并協議》但并未實際履行。原告及涉案磚廠的財產仍然屬于各磚廠自身的財產，并未成為公司資產。

6、庭審中原告方出示了2011年11月1日墻體材料廠收購強力機磚廠的《收購協議》該證據被告方對其真實性不持異議。該協議載明：“2011年11月1日，墻體材料廠收購強力機磚廠的設備設施、證照、知識產權、辦公房以及附屬設施。”被告一直堅稱“2007年11月5日簽署《合并協議》之后，涉案磚廠已成為公司股東，其資產成為公司經營性資產。”按照被告的邏輯思維：2007年11月5日以后墻體材料廠和強力機磚廠的設備設施、證照均已轉化為公司股份，其法律地位均為公司股東。那么，所有的資產均為公司資產，又怎么會存在相互收購？被告的辯解理由顯屬荒繆之言。此證據更充分顯示，盡管2007年11月5日簽署了《合并協議》但各磚廠資產仍然屬于各自的財產，并未轉化為公司財產。7、2009年5月6日在聚力磚廠改擴建之前，本案被告及第三人均向原告作出書面承諾“一是由安岳縣聚力機磚廠和承諾人在聚力機磚廠原有250萬元資產基礎上進行改擴建，??改擴建費用由安岳聚力機磚廠和上述承諾人（公司除外）平均承擔，上述承諾人（公司除外）只能以各自出資的改擴建資金參與利潤分配；二是如改擴建或者生產經營不成功，由上述承諾人賠償安岳縣聚力機磚廠250萬元??”從上述《承諾書》載明的承諾主體

上看：是公司及涉案八個磚廠對原告的承諾，如果被告辯稱理由成立，聚力機磚廠是公司股東之一，公司決定改擴建只需召開股東會形成決議即可，根本不需要向原告作任何承諾，從《承諾書》內容上看：即使改擴建不成功，利益受損的也是公司，更不需要向本案原告作承諾賠償原告250萬元。而且，該承諾第七條載明：“改擴建完成后的安岳縣聚力機磚廠仍然屬于一個獨立的法人單位，上述承諾人不能改變其性質，不能另外辦理工商等營業執照，所有經營活動必須以安岳縣聚力機磚廠名義進行。”從上述表述可以清楚地顯示：聚力機磚廠一直是一個獨立的法律主體，從未改變其主體性質，根本沒有成為公司股東。8、2009年4月27日本案原告以聚力機磚廠的名義在改擴建前第二次與岳陽鎮曙光村四組、六組簽署了《土地參股協議》，原告租賃曙光村四組土地26.245畝、六組6.845畝，庭審中原告出示了《土地參股協議》原件，被告對這一證據予以認可。盡管被告在庭審中也出示了2009年4月27日與岳陽鎮曙光村四組、六組簽署《土地參股協議》，但從內容上來看，顯屬為應對訴訟提供的抗辯證據，具有虛假性，理由是：該協議第十一條載明：“兩家企業的內部事務應由自己協商解決，村社不作任何參與，也不負任何法律責任。”該內容明確顯示：本案原告與岳陽鎮曙光村四組、六組簽署了《土地參股協議》后被告為應對訴訟又要求岳陽鎮曙光村四組、六組與其簽署的《土地參股協議》，因而該證據不是土地出租者的真實意思表示，無證據效力。原告

（二）該承諾具有法律約束力，應當全面履行。

該承諾的主體均系各個磚廠的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或授權委托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承諾內容上沒有違背法律法規強制性及禁止性規定條款，簽署承諾時沒有欺詐、脅迫情形。根據《合同法》第八條的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解除合同。”該承諾不存在無效或可撤銷的法定情形，應認定為有效合同具有法律約束力，應當全面履行。況且，被告在簽署該《承諾》之后開始進行改擴建，被告按照該承諾的約定支付了原告改擴建期間4個月的停產損失（庭審中原被告雙方對這一事實均無異議）。此行為充分證明被告在履行承諾約定的合同義務。

庭審中被告辯稱：“承諾系公司內部管理行為，是在受脅迫的情況下簽訂的，是無效或者可撤銷的合同。”本代理人認為被告的抗辯理由均不成立，理由是：

1、根據2006年12月24日被告提交的設立申請書以及《公司章程》及《驗資報告》，以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頒發的《營業執照》這些證據充分顯示公司的股東為羅澤元、唐安東、汪波、王理蓉、羅澤均、李大俊、伍貴

七、廖榮、甘德強九個自然人，包括原告在內的九個磚廠不是公司的股東，因而公司對聚力機磚廠的承諾根本不是公司內部管理行為。

2、被告稱此承諾是在受脅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況下違背真實意思簽署的，顯屬不實之言。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

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第69條：“在給公民及其親友的生命健康、榮譽、名譽、財產等造成損害或者給以法人的榮譽、名譽、財產等造成損害要挾，迫使對方作出違背真實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脅迫行為”。第70條：“一方當事人乘對方處于危難之機，為牟取不正當利益，迫使對方作出不真實的意思表示，嚴重損害對方利益的，可以認定為乘人之危”。本案中，被告為了證明其受脅迫或原告乘人之危的情況下簽署的承諾，列舉了下列幾種情形：①被告與宜賓市恒旭集團有限公司簽訂的新型旋轉式紅磚生產節能委托代建《合同書》一份，證明其已簽訂了合同，交納了50萬元工程款，不履行《合同》將蒙受損失；②承諾是在律師的指導下簽訂的，沒有充分理解其內容。本代理人認為上述情形均不能構成脅迫或者乘人之危，理由是：

（1）被告與宜賓恒旭集團簽署的《合同書》中載明：“工程地點：安岳縣岳陽鎮強力機磚廠廠址”，該證據顯示被告簽署《合同書》繳納的50萬元工程款所涉及的建設地址不是原告經營場所（即白沙坡曙光村），被告與宜賓恒旭集團簽訂的《合同書》權利義務關系涉及的建設地點是安岳強力機磚廠，與原告毫無關聯，其后被告及第三人與本案原告協商擬改地址為原告經營場所，經雙方就改址事宜反復磋商，被告及第三人向原告出具了《對安岳縣聚力機磚廠改擴建的承諾》因而被告稱原告乘人之危脅迫簽署《承諾》顯屬不實之言。

（2）被告稱承諾是在吳律師的指導下簽署的，不是被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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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圍均未發生改變，其營業執照順利通過年檢，其作為獨立法律主體的資格依然存在。被告普發建司的經營場所在岳陽鎮解放街312號，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也認定被告擅自搬遷住所地的行為屬于違法行為，責令限期改正。因而，被告擅自將住所地搬遷至原告經營場所無法律依據，應予以撤離。

2、根據《對安岳縣聚力機磚廠改擴建的承諾》第七條約定：“改擴建完成的安岳縣聚力機磚廠仍然屬于一個獨立的法人單位，上述承諾人不能改變其性質，也不能另外辦理工商等營業執照，所有經營活動必須以安岳縣聚力機磚廠名義進行”。因該《承諾》具有合同的性質，承諾事項具有法律約束力。改擴建后的主體仍然是聚力機磚廠，這是原被告及涉案磚廠均認可的事實，同一個住所地只能有一個經營主體，因而，被告應予以撤離原告經營場地。

3、從改擴建的實質上看，公司在改擴建中既不投資也不參與利潤分配，無實質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因而，參與經營管理無法定依據，理應撤離。

4、從合同設定上看，《承諾》第四條約定：“改擴建后由被告和聚力機磚廠共同經營管理”。基于約定被告參與經營管理，但在《共同經營協議》中雙方同時約定：如被告違約則無權參與經營管理。被告擅自將磚廠發包給唐安東的行為屬于違約行為，違約后果是被告無權參與經營管理，因而，被告基于違約事實也應撤離。

5、本案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從2006年12月9日的《會議記錄》、2006年12月19日的《座談紀要》以及2007年8月1日的《聯產聯銷合同》、2007年11月3日的《會議紀要》等證據充分顯示：設立公司的目的是涉案磚廠“限制商品的生產數量”、“固定或者變更商品價格”，涉案磚廠之間本身具有競爭關系，但上述證據顯示經營者之間達成了壟斷協議，在具體運作過程中借公司的外殼實施行業壟斷，以合法的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根據《反壟斷法》第十三條規定：“禁止具有競爭關系的經營者達成壟斷協議”。因而，涉案磚廠的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行為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其實施壟斷過程中的一切行為均為無效的民事法律行為。因而，原告通過本案訴訟還原公司本來面目：公司只是涉案磚廠實施行業壟斷的一個載體，一個道具。本身既無財產權利也無生產經營權利，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不應得到法律的支持。因而，本案應判決被告撤離原告的經營場所。

（二）250萬元應認定為原告改擴建的出資額參與聯營的利潤分配

庭審中，250萬元性質問題一直是爭議的焦點，本代理人一直的觀點是：2007年11月3日的《會議紀要》、2007年11月5日的《股東會議決議》中對磚廠價值的估價是以100萬元作為平衡點，為了平衡各廠設備、設施價值高低、生產能力的差異，為了實現利潤均分的結果而估價，而承諾書中稱在聚力機磚廠原250萬元的基礎上進行改擴建，這是對聚力機磚廠實際價值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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