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高級官員財產應該公示

完善公開制度。事實上，迄今為止，很多有關腐敗案件被發現，其線索都來源于公民舉報。這足以證明公民權利監督的有效性。要發揮公民權利監督的作用，前提條件是增強政務活動的透明度，保證公民的參與權、知情權、表達權。各級執法機關應將申報人申報的內容分別在全國性的、本部門的、本地區的互聯網上和大眾媒體上公布，使社會公眾得以了解，并便于查詢和監督。

早在19 世紀英國等發達國家就已推出防止腐敗法案,那時的技術條件遠不如現在, 不也照樣推行!它從一個側面說明, 技術條件是相對的, 不是絕對的, 完全依賴所有技術條件成熟、配套, 事實上是不可能的。相反, 只要基本具備了一定的相關技術條件, 陽光法案是可以運作的。我們完全可以在確立制度的基礎上, 在實際運行的過程中, 不斷發現和攻克技術難題, 逐步完善、配套。至于信用意識缺失的問題, 既與技術有關, 更與官員政治素質有關。如果號稱 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官員們居然混同于一般老百姓, 甚至以低于普通公民的標準來對待這項嚴肅的制度, 耍手腕、瞞實情, 必然在道義上喪失作領導干部的資格!隱私權：個人隱私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但當個人隱私與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發生聯系的時候，個人隱私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私事，而是屬于政治的一部分，也就應該對其有所限制。再者，個人私生活領域分為私密、私人和社會領域，我們所說的高級官員的財產，其范圍是屬于社會領域范圍內的，并不涉及私密和私人領域。在如今這個信息社會，您認為我們的個人信息只是局限于個人知曉嗎？隱私權保護的重點不再是如何保密，而是如何實現對信息利用和傳播的有效利用。

公示條件不成熟：如今我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已經實行了17年，正是因為只申報不公示，使得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反腐功能大打折扣。所謂的不成熟，只是官員為了逃避民眾的監督，掩蓋其貪污事實的借口。這不行，那不行，見不得光的尾巴當然不敢露出來。

官員財產安全無保障：我們所說的高級官員財產公示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因此其使用也是以公共目的為限制，濫用高級官員財產申報公示資料的行為一樣會受到法律的禁止。下面我將重申我方觀點：

第一，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雖然我們國家機關副處級以上的干部每年都在填寫財產申報表，但是一些表格交到有關部門，就直接鎖進了文件柜。由于不向社會民眾公示，得不到社會民眾、媒體和官員身邊的人的監督，導致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難以發揮其應有的威力。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反腐工作越來越嚴峻，隨著人民民主意識的不斷提高，我國高級官員的財產公示也將走向必然。

第二，實行高級官員財產公示制度不僅是防治腐敗的利劍，也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措施，有利于政府主動化解官民矛盾，增強群眾信任。在一個民主社會，公民享有知情的權利。公眾作為政府權力的授予者，有權知悉國家所頒布的法律法規、政策以及國家機關高級官員的活動和背景資料，有權知道自己所選舉或由政府任命的高級官員是否服務于社會。這也有利于增強公民參與公共決策和民主監督的意識，有利于增強民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

第三，高級官員財產公示雖然任重而道遠，但只要我們勇敢邁出第一步，由高級官員帶頭公示，上行下效，并且不斷完善配套設施，著眼于實施和細節的制度設計，加上政治領導人的魄力，是完全可以付諸運行的制度。放眼世界，眾多國家都在做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有那么多優秀的經驗可以借鑒，足以說明我國高級官員財產公示并不是紙上談兵。

有道是：不謀私利天下曉，執政為民境界高，高官財產敢公示，清廉風氣看今朝。綜上所述，我方堅決認為“中國高級官員財產應該公示”。

第二篇：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的私人財產

關于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的私人財產情況，一向眾說紛紜，論者多謂其有，而且估計其數量較為龐大，并已形成了憑借其資產控制中國經濟與政治的官僚資產階級。

這個說法的由來非為今日，早在1949年以前，社會各界及民間輿論對于國民黨政府官僚的私人財產情況即多有揭露，并有嚴厲的批評。

據國民黨元老蔡元培日記所載，1934年12月26 日《江南正報》曾刊文稱：國府要人之財產多系秘密，而就可調查之范圍內調查，則諸要人在本埠所有財產估計為，蔣介石1300萬元，宋美齡3500萬元，宋子文 3500萬元，孔祥熙 1800萬元，孫科 4000萬元，張靜江 3000萬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銀行存款及不動產，據中國銀行調查，約有5億元，其不動產及公司多用其親戚名義購置，故實款無法詳確云。

但實情如何，外人究竟很難得知真相。筆者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訪學時，在該校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所藏張嘉（曾任中國銀行、中央銀行總裁）檔案中，發現了一份1939年10月 17日日本特務機關對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在上海外國銀行存款情況所作之秘密調查報告，名為《登集團特報丙第一號——政府要人上海外國銀行預金（存款）調查表》，現摘引于下：

蔣介石 6639萬元（按當時法幣與美元的兌換價，約合 809萬美元。下同），宋美齡 3094萬元（377萬美元）

宋子文 5230萬元（637萬美元）

孔祥熙 5214萬元（635萬美元），宋靄齡 1200萬元（146萬美元），陳立夫 2400萬元（292萬美元），宋子良 550萬元（67萬美元），張靜江 3750萬元（457萬美元），孫科 2832萬元（345萬美元），張群2750萬元（335萬美元）

何應欽 2600萬元（317萬美元）

閻錫山2800萬元（341萬美元），何鍵 2000萬元（244萬美元），陳濟棠 6550萬元（798萬美元）…

這些存款均存在當時在上海開業的外國銀行，如花旗、麥加利、大通、友邦、運通、匯豐、荷蘭銀行等。

列入上項名單的人員，有些是位居國民黨政府最上層的統治人物，如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等；有些是國民黨政府的高級軍政官員，如何應欽、張群、孫科等；有些是在任或下野的地方實力派，如閻錫山、何鍵、陳濟棠等；有些是以裙帶關系而享有特權之上層人物，如宋美齡、宋靄齡、宋子良等。日本人一向重視對國民黨的情報工作，不過因該調查報告尚無其他材料可為佐證，我們一時還

無法判斷其可靠性究竟如何。

但如果該報告調查數字真實可靠，我們則可得出如下分析：第一，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確有大量私人財產，僅在上海外國銀行的存款就有相當數量。

以調查當年的1939年為例，中國國內銀行存款總額為605900萬元（不包括淪陷區），政府預算收入為 74000萬元，外匯儲備為25000萬美元（1937 年）。

上述18人的存款總額為56785萬元（6918萬美元），約相當于國內存款總額的9%，相當于政府預算收入的77%，相當于外匯儲備的28%。用“富可敵國”形容恐不為過。

這還僅僅是他們在上海外國銀行的存款數，在其他城市和中國以外的外國銀行和華資各銀行中，他們有無存款？如果有，想來也不會是小數目。

第二，過去一般認為，在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中，宋、孔有大量私人財產，而蔣與陳氏兄弟的私人財產則未必很多。

但據該調查，不僅陳立夫有不少存款，蔣介石的存款數更是位居榜首。

蔣介石與宋美齡夫婦的存款總數為9733萬元（1186萬美元），約占當年國內存款總額的1.6%，政府預算收入的13%。外匯儲備的4.7%，高居于上述國民黨政府官員私人存款額之首。蔣、宋、孔、陳四家合計存款總數為 23777萬元（2896萬美元），約占當年國內存款

總額的3.9%，政府預算收入的32%，外匯儲備的12%。他們不僅控制著國民黨的軍政大權，在財產上也不遑讓人，“四大家族”之說，實非捕風捉影

第三，按國民黨政府官員的薪俸標準，他們顯然不可能憑工資積聚如此巨額的財產。

根據1933年9月 23日公布的《暫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長及其以上官員）每月薪金為800銀元，當時的銀元與幣制改革后的法幣基本等值，因此，即便是存款最少的宋子良的存款數，也相當于一個特任級官員573年的薪金；更遑論他人。從1927年國民黨上臺至1939年不過短短12年時間，其高級官員居然能夠有如此 巨大數額的私人存款，只能是從非薪金收入渠道而來。一般情況下，這些渠道無非兩條：合法與非法。

如果這些財產來源合法（如經營所得或繼承祖產），外人因無可置論，但即便如此，作為政府高級官員，在經營中有無特權，有無下級為了自身利益而刻意對上“報效”，仍是值得關注的問題。何況，在當時民眾普遍收入水準和生活水平都不高的情況下，政府官員如此“富裕”，無論如何不能說是十分正常的。如果這些財產來源非法，則必與 貪污腐敗相聯系，更兼上行下效，貪污腐敗之風在國民黨內迅速蔓延，至抗戰勝利后更一發而不可收。國民黨統治之所以在短時間內由盛而衰，最終失敗，于此調查或已可窺見其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從上述調查所列官員的存款數，可以推論國民黨其他官

員的存款亦不在少數。

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后，不少高級官員流亡海外當寓公，在沒有薪金收入來源的情況下，如何維持其生活，或從此調查可得知一二。

上述調查的可靠性或可待今后之繼續研究，但它至少給了研究者們若干具體數據，可以多少建立一種參照，以使我們對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的私人財產問題不至于完全憑印象或感覺行事。

隨著民國史研究的日漸深入，這個問題或終可找到答案。如諺語所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歷史的暗角終會揭開，歷史之謎終會大白。

第三篇：對于財產公示的分析

對于財產公示的分析

主流媒體都沒有這方面的分析，例如央視，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可見中央沒有這方面的意思，至少給民眾的印象是不打算實現財產公示。當然據報道某些省份的某些區在試點，推行官員財產公示制度，那是不是也是一種例外的信息呢？這種信息是不是也透露著某種消息，官員財產公示成為可能。

最近新華社推出了習李的個人經歷的和家庭的照片。有外媒分析稱，這個中國領導人少有的親民信號，表明習李體制將深化改革。到底是不是不得而知，而我們很關心的是，官員財產不公示，那些親民的舉措就顯得蒼白無力，無非就是打親民牌作秀而已，也就是而已。當然我們不希望是這樣。

在我國，《財產申報法》早已列入全國人大的立法規劃，但至今仍無法出臺。在此期間出臺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圍繞的基本都是“申報”而不是“公開”。目前，全國有16個市、縣試行官員財產公開，但公開主要針對新提拔干部，而且多在內網或內部公示，公開對象和公開范圍有限，這些都使得官員財產公開的誠意備受質疑。

而且最近中國青年報分析，中國官員財產公示至少還要二十年，這個分析是某個人的意思還是上頭的意思不知道。如果是上頭的意思，顯然中國的反腐路不會走這一條，可能要走其他的路子。官員財產公示那就不會肯能實現了。我們知道，要想反腐，僅僅憑紀委和檢察院是不夠的，即使有二奶和網民的舉報，但還是杯水車薪，不足

一提。真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建立一個完善的反腐機制和懲處腐敗機制，還要落到實處的監督制度。如果沒有，說反腐，完全是逗老百姓開心。查了幾個貪官老百姓是會開心，但顯然不是長久之計。杜絕腐敗，官員財產公布是一個有效途徑。

世界有近百的國家都已經實現了官員財產公示，但中國領導人還是以時機不成熟為由，至今不立法。這顯然會涼老百姓一半的心，習李新體制，不知道結果如何，還有待我們去看。

不管怎么樣，我們都會抱著信心等待中國改革的那一天，我也堅信，我們的國家會變成一個尊重人權，依法治國，開放言論，民主自由的國度。我也會為了那一天而去奮斗！

第四篇：婚前應該進行財產公證范文

婚前財產公證的好處

（一）有利于防止和減少糾紛的發生

在這個法治社會里，一切都講究證據。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婚前財產公證起到一個證據作用，它可以減少發生糾紛的可能。當然，是否選擇婚前財產公證，完全是雙方當事人的選擇。隨著社會的發展，由于婚姻財產引起的糾紛問題呈上升趨勢。正是因為大多數的情侶在結婚的時候根本就不會想到有一天會為財產問題發生糾紛，只看到了眼前的幸福，而沒有想到將來的麻煩，因此，大部分人根本不會去為自己的財產在婚前做一個公證。等到發生糾紛的時候，才發現為時已晚。總之，婚前財產公證對我們中國人來說還是一個比較新鮮的事物，在婚前進行財產公證有助于家庭的穩定和社會的發展。

（二）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提高審判效率

目前，離婚率逐年上升，而且大多涉及到財產糾紛。筆者作為基層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工作人員，經常接觸到離婚案件。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當事人已就離婚達成了一致協議，只是因為無法就財產的分割問題達成一致而起訴到法院的。在庭審中，特別是調解階段，筆者經常看到原被告及其親屬為了爭取各自的財產份額而吵得面紅耳赤，他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是因為在法庭上都是講證據的，因此，在很多時候，我看到有的當事人因為缺乏足夠的證據而在財產問題上吃了虧，但是也是毫無辦法，因為判決只能依法進行。例如，在一起離婚糾紛中，被告李某向岳父借了三萬元錢作私用，原告王某在起訴離婚時要求被告歸還，但因李某借錢時并沒有寫借條，因此法院不能支持王某的請求。在律師接手這類涉及到財產的離婚案件時，往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去進行調查取證，極大地浪費了有限的司法資源，降低了司法效率。進行婚前個人財產公證，在雙方當事人都自愿同意離婚的情況下，就不會再為劃分財產問題而發生糾紛，也就不需要起訴到法院，由此可見，婚前財產公證，在一定程度上預防了可能發生的財產糾紛，這樣不僅方便了雙方當事人，而且有利于社會穩定，還能夠減輕人民法院的審判壓力。

（三）有利于保障夫妻雙方的合法權益

如果一對情侶貧富懸殊且認識的時間也不長，那么，在結婚時，為了防止經濟條件差的一方是為錢而來跟富裕的一方結婚，在婚前辦理財產公證將是非常理性的做法。一旦將來發生爭執，感情破裂，就不會為財產問題爭吵，也不會使富裕的一方因離婚而失去過多的婚前財產。夫妻互敬互愛，同甘共苦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這有利于家庭和睦、社會安定，然而在現代社會，這是理想主義，它看完美，而實則隱藏著矛盾和糾紛。這樣的一紙公證，對夫妻雙方均具有約束力。婚姻發生裂變時，即可按照公證內容，明確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保障夫妻雙方的合法權益。

（四）有利于夫妻雙方良好感情的維系

由于在婚前辦理了財產公證，因此，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婚姻中的一方也會在心里產生壓力，即使是有錢了也不至于大手大腳，因為他（她）知道，如果這樣做，很可能導致離婚，而在失去這段感情的同時，在經濟上也不可能得到對方更多的好處。所以，在這樣一個壓力下，婚前財產公證對夫妻雙方起到了一個約束的作用，有利于夫妻雙方齊心共創美好家庭。其實為了保持愛情的新鮮感和婚姻的長久性，辦理婚前財產公證有三大好處：

1、婚前婚后各自產權分明，能夠更好的體現出男女的平等和獨立性;

2、增加婚姻的牢靠程度，規避可能發生風險，能夠更好的維護各自的權益;

3、消除愛人雙方的思想顧慮，讓愛情和婚姻在坦誠的陽光下更加透明!兩個人經過相識、相戀、相知、然后手挽手一起步入圣潔的婚姻殿堂!固然是一件值得可喜和慶賀的事情，但也不可否認萬一婚姻發生意外，如果有婚前財產公證的制約下，等于給雙方都增加了一把維護個人權益的“保護傘”啊!也避免

了萬一婚姻出現危機而搞的雙方都很難堪的局面。婚前財產公證——本身就代表著文明和社會進步，是一種理智和知識的綜合表現!

也許現在的你已經和心愛的人組建屬于你們兩個人的愛巢了，也許你現在正準備和愛的人一起進入親朋的祝福之中!無論你是婚前財產公證的支持者或者反對者，在面對生活中的任何問題的時候，請一定不要盲目的去猜忌和妄自菲薄，一定要同你的另一半心平氣和的好說好商量，沒有過不去的坎坷!祝福大家!

第五篇：官員財產是否應該公開化

官員財產是否應該公開化

官員的財產數額一直是人們持續關注的話題，為了滿足大家的好奇心，又或者是為了防腐倡廉等等原因，百姓們絕大多數要求官員財產公開化，要求將其家底透明于公眾。那么，這不禁引起我們思考，官員財產是否應該公開化呢？

我們先來分析一下百姓提出這種要求的原因。近年來，官員的貪污賄賂等一系列腐敗行為似乎已成為公開的秘密，他們越來越明目張膽的以不正當手段籠絡錢財，而百姓也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納稅錢被私有化，卻無能為力。另外，政府每年公布的財政支出增長的速度也堪比高鐵，其中“三公消費”一項就占了18.6%，要知道，教育文化支出僅占16%。但是，最讓人震驚的并不是“三公消費”，而是最后一項叫做“其他支出”，占25%。這一項神奇的支出到底支向了誰的口袋，我們不得而知，也由此使得我們浮想聯翩。因此，由于種種原因，官員財產公開的呼聲越來越高。

對此，中國官員又有怎樣的反應呢？全國政協委員中共組的一名高官給出了答案：先讓老百姓公布財產！他與記者就官員財產公示問題進行了如下對話：記者：“某主席，你怎么看待官員財產公示制度？” 高官：“很遺憾，我對這個問題沒有研究。”記者：“新疆的阿勒泰、浙江的慈溪都在搞官員財產公示，貴省有沒有意愿搞試點？” 高官：“我不知道。” 記者：“這幾天大家有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高官：“沒有。我們中共組里沒有人討論。” 記者：“你會提這樣的建議或者議案嗎？” 高官：“不會。如果要公布，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財產？那些企業老板的利潤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 記者：“企業老板？你是說國有大企業的高管嗎？” 高官：“不是，是那些私營企業的老板。” 記者目瞪口呆，再也問不出問題。由此可見，從第一個問題開始，這位高官便是消極的態度，并且提出了讓人難以置信的建議，官員財產公示的路將會充滿曲折與艱辛。

那么，高官們為何不愿意公布自己的財產呢？據官方媒體報道，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王振川近期答《財經》記者問：對于許多國家通行的官員財產申報和公示制度為什么在我國不能實行？王振川答：“關鍵還是社會發展還沒有到那個階段，條件不具備。”他說的階段、條件，不是指老百姓的民主意識和監督要求，也不是指官員的承受能力，而是技術性條件，“比如國外的實名制”、“如金融體制的完善、健全還有待時日。” 但是，這種理由卻不完全可信。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部門的一份關于“貧富兩極分化”的調查報告表明：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經濟部門。三千人不到的他們，居然擁有的財富相當于中國國家一年財政收入的一半。而一旦實行自上而下的公布自己、配偶和子女財產這項制度，他們之中不知要有多少人就要老菩薩過江一一自身難保。

所以，盡管人們吁請呼喚已經二十多年了，高官們也只是用“國情論”和技術條件論來應對。

當然，也并不是每個官員都反對。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表示，他可以帶頭公布財產，因為自己沒有多少家當。可以看出，其他官員不

愿公布并不是時機不夠成熟，而是不符合“沒有多少家當”這一標準，這更加讓百姓懷疑官員財產的干凈度。

因此，官員財產公開化的必須的，其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中國，這條公示之路必定會走的艱難。拋開國內，放眼國際，俄羅斯在2009年5月20日正式頒布官員家庭財產公示法。總統梅德韋杰夫18日簽署多項旨在根除腐敗的政令，要求俄羅斯公職人員必須每年公開年收入。2008年12月，俄羅斯《反腐敗法》就規定公務員及其配偶、子女有義務提交收入和財產信息。

既然國外已有國家為此立法，中國也沒有理由拒絕百姓的要求。九三學社提議將“三公消費”納入刑法，加大懲罰力度，利用法律的威嚴起到震懾性的作用，這不失為一個好辦法。或者就像張春賢所暗示的先讓一部分官員公示起來，讓先公示帶動后公示。只要百姓繼續施壓，政府官員也加強互相監督，相信我國在不久可以出臺相關財產公示法，以遏制三公消費，反腐倡廉。

民商0901張藎200911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