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什么是對抗組織調查

什么是對抗組織調查

近期，中央直屬機關紀工委對高劍云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經查，高劍云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牟取利益，索要、收受巨額賄賂，長期包養情婦并育有一子，與他人訂立攻守同盟，對抗組織調查。

高劍云的行為已構成嚴重違紀并涉嫌違法。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有關規定，中央直屬機關工委決定給予高劍云開除黨籍處分，將其涉嫌犯罪問題及有關線索移交司法機關依法處理；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決定給予高劍云開除公職處分。

中紀委兩日兩破通報“慣例”

新京報記者梳理十八大以來中紀委以及各級紀委發布的官員查處通報，發現高劍云案系官方首次采用“對抗組織調查”表述。此前各級官員的查處通報，從未出現上述字樣。

前日，中紀委官網發布齊齊哈爾市委原書記楊信被調查的消息時，首次出現了“在中央巡視組指導下”的表述。

中紀委通報稱，“在中央第八巡視組的指導下，經黑龍江省委同意，黑龍江省紀委對齊齊哈爾市委原書記、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楊信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進行組織調查”。

自去年5月啟動新一輪中央巡視以來，中央巡視組已發現了多名官員的貪腐線索，查處了多名干部。例如，去年首輪巡視，中央巡視組發現了廖少華、郭有明、陳柏槐、陳安眾、童名謙、戴春寧等6名中管干部的違紀違法線索。隨后中紀委官網發布的查處通報，都只有一句話，“×××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從未提及“在中央巡視組指導下”。

新提法將強化震懾效果

此前，官員查處通報一直采用“×××涉嫌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這一格式。官員查處通報的表述，為何接連打破“常規”？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許耀桐等受訪專家認為，公眾希望官方披露的官員查處信息，越詳細越好，但紀檢機關辦案有嚴格的保密等要求，所以，以往的官員查處通報，往往只有“×××涉嫌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一句話，不會透露案發、立案過程，以及被調查前和調查過程中的具體表現。

但目前，中央第八巡視組正在黑龍江省展開巡視，楊信案的通報出現了“在中央第八巡視組指導下、經黑龍江省委同意”等內容，清晰呈現出案發、立案過程，有利于強化中央巡視這一反腐利器的震懾效果，更有利于線索收集，知情人向中央巡視組反映有價值的信息。

受訪專家表示，之前不少官員感覺到有可能事發、要被“雙規”，就會采取各種對抗調查的行動。

有人借用手中權力，公然發布“辟謠”消息，比如劉鐵男，被實名舉報后，以國家能源局名義表態“我們正在聯系有關網絡管理部門和公安部門，正在報案、報警。將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處理此事”。

有人利用關系網施加壓力，阻礙調查。比如，華潤原董事長宋林，從被實名舉報到宣布被調查，為時近一年，知情人向新京報記者透露，高層領導早已批示嚴查，但遇到了阻力，被“頂”了近一年。還有人像高劍云一樣，建立攻守同盟。

“總有人有僥幸心理，試圖逃避處罰。”許耀桐說，官方通報中出現“對抗組織調查”表述，同樣具有強化反腐震懾效果的作用，“配合調查、接受調查才是正確態度”

第二篇：聘請律師等于對抗組織？

聘請律師等于對抗組織，如果這話出自一個山野農夫之口，也許大家能夠理解，但這居然是一個堂堂前省委書記的認識，就令人匪夷所思了。據最新出版的《嘹望東方周刊》報道，貴州前省委書記劉方仁在他的案件移送司法機關以后，以他的“政治經驗”認為，如果自己聘請辯護律師，就會給組織和有關部門一個印象，以為他認罪態度不好，對抗組織。所以經權衡再三，劉始終沒有聘請律師。但法庭還是為其指定了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經過律師的努力、法庭上的積極辯論和辯護，以及秦城監獄毫無阻礙的會見，劉方仁才知道了法律上的一個最淺顯的道理，自我辯護和聘請律師進行辯護是法定的權利，絕不會被視為對抗法庭而加重自己的處罰。

對此，劉方仁有個說法，且讓我們來聽聽。在法庭的最后陳述階段，劉方仁悔罪：“原來我作為一個省委書記，以為什么都懂，但通過這次法庭審理我才發現，我其實是個法盲。我現在非常懊悔，曾經作為一個省委書記，我卻不懂法。在民主法治國家，省委書記不懂法，這是很大的問題。不懂法，就抓不到點子上，不僅不利于省委書記本人的工作，更不利于全省人民。” 原來，他認為自己是個法盲，所以作出聘請律師等于對抗組織這樣的理解當然不足為奇。

但是，事實上他是個法盲嗎？恐怕不能這樣理解。據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查明，劉的主要犯罪事實是收受677萬余元的賄賂。別人的東西不能亂拿，這是在幼兒園時老師就會教的一個樸素的道理，胡長清、成克杰等等貪官的案件相信劉方仁也是如雷貫耳，所以說劉方仁不知道不能收受賄賂、收受賄賂是犯罪，沒有人會相信。

想必他不是不知法而是不信法、不敬畏法，不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是真話。身居省委書記的高位，溜須拍馬的多，監督的人少，也許在他看來，法律之劍懲罰的只是那些官位比他低或倒霉的人，并不會指向他。有事例為證，劉方仁在監獄開始了真正的認真學習胡錦濤和溫家寶等中央領導的講話，特別是關于民主法制建設和依法行政的講話認真保存下來，仔細閱讀，并做了很多記號。他說“我以前看報紙，看領導人的講話，只是把它當作官樣文章在瀏覽，完了就完了，不會認真去想，頂多就是將其中的一些話變成自己作報告時的一些套話，但現在不同了，我認真看過之后，才真正理解了法治對于一個國家的進步有多重要。”原來，他以前并非沒學過法，不知道法律，只是沒想到法律的鋒芒也會指向自己。

然而，他是雖知法但又事實上并沒有深刻領悟和感受法的精髓，并不真正懂法。從這一角度上講，劉方仁的確是個法盲。還是從聘請律師的話題說吧，他當然知道法律賦予了他聘請律師的權利，但他并不清楚，法律之所以要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請律師的權利是因為法律要實現公平與正義，聘請律師才能是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能充分有效地為自己辯護，而這種有效的辯護更能有利于澄清事實，保護人權，也是充分尊重他們的人格，給予表達意見的正當程序。因而，任何聘請律師為自己進行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不可能被法庭從重或加重處罰。但是，說到這，我不禁為貴州省的父老鄉親感到后怕，有這么一個把聘請律師等于對抗組織的省委書記，當年他們萬一有什么冤屈，還能有效為自己辯護嗎？

不過，我更擔心的是不知現在還有多少貌是知法卻不信法、不敬畏且又不懂法的領導還堂而皇之坐在臺上，決定著我們的命運。

通聯：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郵編：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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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建設性對抗

用“建設性對抗”導出員工智慧

如何讓員工像忠于自己的家和親人那樣設身處地為企業著想、主動獻計獻策？創造一個讓員工主動參與公司運營管理并自主發表建議和意見的工作氛圍，不失為有效手段。

作者：芮娜

人越來越“稀貴”，因此，企業家已經不滿足只雇用員工的雙手，他們希望同時雇用員工的大腦和智慧。然而，要讓員工像忠實于自己的家和親人那樣為企業著想、主動獻計獻策，企業除了要在員工忠誠度上大做文章外，還需要創造一個“讓員工自由說話、主動參與公司運營管理”的工作氛圍。為此，一些企業設立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溝通機制，并采取各種措施鼓勵員工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甚至是與上司進行觀點“對抗”，當然，這需要一個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建設性”。英特爾公司為這種對話溝通機制賦予一個特別的名稱——“建設性對抗”。英特爾自己就是通過“一對一”會議、越層溝通、用數據說話等方式，來保證這種溝通有效進行的。

不少企業也都設有總經理信箱，高管的手機號也向員工公開，員工也可以通過此類渠道越級反映問題等。然而，憑借這些手段形成“建設性對抗”溝通氛圍的企業卻鳳毛麟角。為什么同樣的溝通渠道，在有些企業就能有效運作，而在其他大部分企業里就很難奏效呢？

帶著這個疑問，2月24日下午，《世界經理人》雜志在北京組織了一場讀者對話沙龍活動。特邀請愛國者電子總裁兼CEO曲敬東、北京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董海洋、正略鈞策合伙人呂謀篤和華智教育集團董事長孫查理，與現場讀者就此進行了充分對話。以下是本次對話的精編部分，詳細內容請看：www.tmdps.cn/salon。

企業的智慧是“對抗”出來的

“建設性對抗”機制是一種有效激發員工創造力的方式嗎？是否適合所有公司？

曲敬東：對企業來講，人既是巨大的成本也是巨大的資源，企業應該想想如何激發人的最大潛能。“建設性對抗”是一種非常好的開放式的溝通文化，只有打破一切框框，讓每一層的管理者，最快速地了解員工和客戶的反饋，才能有效解決問題。

董海洋：我曾讀過日本人寫的一本書，其中寫道：企業的智慧是企業的生命，豐田就是通過開展合理化建議獲得企業智慧的。因此創造開放性的、進行良性互動和溝通的組織，是一個企業的目標。另一個管理學家也說過，企業就是由談話構成的，談話是機制，是溝通。溝通效率的提高，對企業發展非常有利。

孫查理：“建設性對抗”的溝通方式，特別適用于高科技、知識型企業，如果是應用于中層對高層的話，可能效果更好。但是，對于生產型企業，這種方式是好還是壞尚待探討。因此，在中國企業里面，采用這種方式需要一定的度，在范圍上也應該有所控制。

呂謀篤：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得企業都在求新、求變。“建設性對抗”是一個很好的產生創新機制的方法。無論任何類型的企業，面臨殘酷的市場環境時，都必須去做這種嘗試，至于如何導入，那就是一個技術問題了。

有效的對抗是必要的，但是在中國“以和為貴”的傳統文化氛圍下，怎樣培養和激發員工的“對抗”意識呢？

曲敬東：西方文化鼓勵去嘗試、冒險，而我們從小所受的教育就是“遵命”，并在被要求“聽話”的環境中成長。因此，建立這種不同傳統的文化確實是個挑戰。不管是老板，還是其他管理者，都應該倡導下屬講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只要是對企業有幫助的想法，可以不用逐級上報，通過各種形式直接反饋給管理者。

董海洋：德國大眾總裁曾經說過，班子不能“和諧”，管理團隊中的成員在開會的時候必須要有觀點的碰撞和對抗。不過，中國文化講究和而不同，要保持相對的和諧性，才能有溝通，這是中國人的思維。如果兩個人關系已經很僵了，那么，即使再容易溝通的事，也很難去溝通。一言堂的企業可以在創業初期迅速長大，但是要成為一個偉大的企業，必須要有“敵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大批的合資企業獲得成功，就是中國人和外國人互相對抗的結果，這證明平等的對抗管理模式有一些非常好的地方。

孫查理：我們的文化和“建設性對抗”模式所代表的文化，肯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都曾到國外學習、生活過，特別是80、90后，跟我們之前的這幾代人是不同的。比如說70后的人，提一個很好的意見，他都會小心翼翼地考慮提完之后會有什么后果，但是80后似乎沒有這種顧慮。所以，在他們之間開展“建設性對抗”可能會更便利些。同時，對于新一代的員工還要做一定的引導，才能確保建設性的前提。

呂謀篤：中國人講的“和”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是講不同事情的兩面，當你用建設性的心態去看事情的時候，不同的觀點，不同的事物才能“和”在一起。在東方文化里，對抗還是需要一些技巧性。如何去對抗，如何借助客觀的事實、資料和數據去提出意見讓別人接受？這些都需要經過專業培訓。在企業中實行“建設性對抗”需要設定一些恰當的情景，創造一些場合，比如說不同部門的人把自己的權威數據拿出來做共享，做觀點證據等，這在東方也相對容易做到。

保證“建設性”的前提是每個人和組織權責明確

“建設性對抗”機制有效運轉的前提是建設性，那么，如何保障每一次“對抗”都具有“建設性”？

呂謀篤：企業的溝通方式有三種，第一種是由上往下，上級對下級的批評。第二種是由下至上。第三種是部門之間的溝通，即橫向對抗。我們所講的“建設性對抗”更多是指后兩種。我們在做咨詢的時候發現，很多企業由下往上和橫向的信息通道是閉塞的。我們建議可以適當地導入一些工具，創造一些場景和條件，通過一系列的流程規則，讓這種意見得到發揮。比如在不同事業部管理人員之間，或者同部門之間組織一些會議，長期堅持做“建設性對抗”的情景建設，促進溝通方式的轉變。

曲敬東：我在中國公司內部看到，部門和部門之間的對抗是很強烈的，這未必是建設性的，可能由兩方面導致，一，部門間有利益沖突；二，部門負責人存在競爭矛盾。這種對抗實質是挑別人的毛病，沒有絲毫建設性。我覺得最應該改進的是管理層和管理層之間的溝通，比如說，我的管理通常就覆蓋至少兩層，也就是說我的下屬和他下一級的員工都在我管轄內，確保信息傳遞到位。在企業內部，每個人、每個部門的定位很重要。任務分工以及權責分配明確后，更容易實施建設性對抗。在我的公司里面，只有兩種人和兩種組織能夠存在，一種人直接創造價值，另一種是間接創造價值。在這種情況下，對抗溝通，就會真正地是有建設性的而不是簡單的吵架。相反，如果分工不明確，各自為了保護自己，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這種對抗對企業是沒有什么價值的。

董海洋：在我們制造型的企業里，從總裁到最下面的員工，大概有十七八個級別。如果信息被層層過濾，現場的信息就容易丟失。所以能夠有一線的聲音傳到你耳朵里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跟你開會的人只有三層：上級、下級和你。這樣的會議就會走入一個金字塔，沒有意義。我個人提倡，必須開一些包含更多低級別的人的會，因為答案都在現場。現在企業提出微組織管理，就是三五個人小班組管理，微循環活了，這個企業就活了。

“對抗”增強執行力

我們在培養員工時，應該注重“建設性對抗”的能力還是執行能力？如何在“對抗”的同時保證工作效率和執行力的提升？

曲敬東：“建設性對抗”是為了制訂更好的戰略并進行更好的執行。在中國企業中，員工不對抗不執行的現象比比皆是。因此，在很多中國企業職業化和管理水平還不高的背景下，對于多數企業來說，要想讓員工心甘情愿地去執行，還要首先讓他們充分吐露自己的想法，然后通過溝通達成共識。一旦他們對戰略達成共識，就會去主動執行。所以，為了實現有效地執行，作為管理者要花更多的時間來溝通。我與直接下級，每個月至少有一次一小時左右的深度溝通。這種有時間保障的溝通，才能最終讓員工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這也是結合我們中國文化特點進行的一個管理方式探索。

董海洋：我贊成曲總的觀點，我覺得執行力和“建設性對抗”之間，執行力是基礎，是根本，而“建設性對抗”是錦上添花，一種改善和提升，它們應該是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問題，不是魚和熊掌的問題。

呂謀篤：如果我們真的能做到“建設性對抗”，無疑是增強了執行力。就是說你同意也要執行，你不同意也要執行。因為經過充分對抗溝通后，你的觀點已經被大家所知，如果你的意見與主流不一樣，而且也沒有說服大家，那么只能服從大局而堅決執行。如果這時你再不執行，就只能說明你是消極抵抗了。

開放和包容是“建設性對抗”存在的土壤

已有的事例告訴我們，“建設性對抗”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高層管理者 ——尤其是一把手的領導力風格。如果領導者具有開放、包容的胸襟，那么，這個組織自下而上的溝通就順暢許多。可是，領導者畢竟只能代表企業的一個時代，能否讓“建設性對抗”超越個人的領導力，成為企業基因的一部分呢？

曲敬東：我覺得可以。當企業發展數十年后，如果這些文化能夠沉淀為企業基因的話，那么，誰來做CEO都不重要了。今天的IBM、Intel就是這樣的公司。不過，我們中國企業的積累還不夠，要形成這樣的文化并積淀下來還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需要我們一兩代人的努力。當然，除了企業自身外，還需要社會的總體進步和發展。沒有大環境的進步，真正開放的文化還是挺難建立的。

孫查理：我一直認為，“建設性對抗”機制在我的企業中，不能因為我離開就丟棄了。要把企業做好，讓它永遠留下來，就要奠定一些基礎，設立具體的要求和制度，包括我的下屬們、后來者都要按照這個制度來做。

呂謀篤：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現在東方文化講的是一個整體的概念，強調的是二元比對，而不是對立。外國人理解的太極球是黑白對立，但在中國是“太極魚”，它是一種相互融合的狀態。按照這樣的理論，“建設性對抗”在中國的文化里面可能更有底蘊，而不只是西方觀念的灌輸。剛才我們一直在談對抗，但實際上應該是互補。如果站在這個角度上去看的話，它就不是一個短時間內，在某一個組織內，基于某一位心胸開闊的領導就可以做的，而必須是一種客觀的，以企業價值觀為基礎的長期的文化和制度的塑造。

接受這種對抗，需要高管具有包容的胸懷，各位是怎樣面對這種挑戰的？

孫查理：我的員工可以主動地對抗我，而且經常發生。有時候自己也會生氣，但不能表現出來。過后再想覺得他這種方式可能不太好，但是動機是好的，所以一般來說，我在遇到“對抗”的時候，都不會在公開場合讓對方過不去，而是進行私下溝通。無論是從上到下還是由下到上，一定要講究方法。因為，在企業里面，上級跟下級之間是一種績效互補的關系，大家要同舟共濟。

嘉賓和專家關于如何進行“建設性對抗”的爭論十分激烈。

曲敬東：我在組建團隊的時候，都會選擇不同特點的人，因為這樣的團隊會有更大的創造性發揮空間。管理不同的人就需要很大的包容，這種胸懷境界也需要歷練和修煉。我把管理當成一種服務，目標是讓員工滿意，他們滿意了，就會為企業創造更大的價值。其實溝通也不用把人叫到辦公室來，我可以走到業務部門中去。在這個過程中，我會發現一些不同的問題，幫他們解決。經過這樣的努力，在組織中形成良性的機制，團隊自然就會有創造性了。

董海洋：如果是一線員工的建議，我會重視和考慮，紙上得來終覺淺，沒有實踐就沒有發言權。我曾看過一本書叫《商海箴言》，就說當你用十分鐘來完成一個很好的構思后，停下來，再花五分鐘去了解別人怎么想的，那樣你最終的決策會更準確。因此，作為管理者一定要具備溝通能力。

呂謀篤：作為高層來講，對建設性對抗的結果要有一定的判斷，或者說是整體觀。因為一旦決策目標出現了偏差，后果還是必須由老板來承擔的。

現場用戶互動：

孫建偉：在“建設性對抗”當中，企業家和下屬應當保持什么樣的度？很多人認為不是沒有好的經理人，而是沒有好的企業家，各位怎么看？

曲敬東：不管是創業者，還是職業經理人，都應該相互尊重和合作。未來是一個合作的時代，特別是全球化的背景下，經理人和創業者更需要一種有機的結合，使中國企業真正地得到發展。

孫查理：沒有好的企業家就沒有好的職業經理人，我覺得中國缺乏好的企業家。一個好的企業家肯定能夠找到好的職業經理人。另一方面，目前國內的情況和國外確實有差距，職業經理人的閱歷也不相同。我傾向于通過輪值當班來培養潛在經理人。

呂謀篤：無論是企業家還是職業經理人都是稀缺的資源。不過，由于中國整個大的社會環境相對特殊，因此，中國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的經驗都不能滿足管理的需要。不過，在一定階段，職業經理人和老板是一個共同體，他們一起在大海中航行，搖櫓的同時還要小心風浪。

讀者陳長久：作為小企業怎么能夠在決策形成過程中，提高效率、降低決策風險和成本？

曲敬東：對一些中偏小的企業來講，關鍵是讓企業快速成長，甭管對抗不對抗，只要效率高，生意做得大，就是根本。企業里的技術性人才比較多的話，應該調動他們的創造性，提高每個人的效率。當然，項目的優化也很重要，這就需要建設性的溝通，通過碰撞來優化方案。具體執行中如果找合作者一起來做，成本自然就降低了。

董海洋：第一,作為一個管理者，一定要相信你員工的潛能是無限的。第二，要建立一種良性的正向互動的文化，比如“建設性對抗”。

呂謀篤：作為中小企業，導入“建設性對抗”這個工具，應該是最見效的。你所說的降低成本正是它的長項所在。你可以在項目前期階段設計一種會議場景，導入“建設性對抗”工具，在績效和控制方面做一些保障，效果會更突出。

讀者時慶：企業開展“建設性對抗”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平臺？此外，開展“建設性對抗”，還應該注意哪些問題，以免外來的和尚念不對經，最后變成了四不像？

曲敬東：我們的企業確實要有一個基礎，而不是盲目地去開展“建設性對抗”。這是一個需要積累的過程，我建議從金字塔的高端開始，比如市場部門，或者創造性的部門。我推薦中國企業去學習一些韓國企業的經營理念和戰略營銷，畢竟都是亞洲企業，有一些東方文化背景的共性。

董海洋：在制造業里，現場的一個小小的技術改進，就可以省很多錢。所以必須要發揮每一個人員的積極性展開對抗。但同時，一定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尤其是集中的時候，一定要注重執行力。

呂謀篤：我想說一下，什么樣的企業不能用“建設性對抗”。第一，如果企業里面沖突已經很激化了；第二，企業決策效率很慢，不是決策是否正確的問題，而是決策不下來。這兩種情況下都不適合用“建設性對抗”。另外，切忌簡單的情緒化對抗，務必要講究方法。因此，除了做培訓外，還要建立相應的動力機制，鼓勵員工說真話。

讀者黃海東：我覺得建設性對抗的功能不外乎兩個層面，第一個是輔助決策，整合加強信息對稱性；第二個是營造積極溝通的組織文化。從信息方面來說，“建設性對抗”是一種比較好的團隊溝通方式。其次，它能夠起到激活組織的作用。

“建設性對抗”，是以知識經濟為背景的。如果是以勞動力為主體的企業，它產生的價值并不高。另外，不同知識結構的人員以不同方式形成的對抗才有價值。另外，建設性對抗要有一種開放性的文化基礎，尤其依賴于領導者的倡導。當然，還應該設立規范化的流程，以保證對抗順利展開，并且在組織內部形成這種機制。

董海洋：我同意你的觀點。企業一定要建立一種良性的正向的文化，比如“建設性對抗”文化，以促使員工形成良性互動。不過，這種“建設性對抗”，現在還不宜被大范圍地引進到中國本土企業中，因為土壤、文化等還不能支撐下級對上級的對抗。

第四篇：信息對抗

電子信息廣泛存在于當今信息社會中。電子信息從采集獲取到生成、記錄存儲到表示、傳遞交換到播發以及做為交易工具等都存在信息的安全問題。電子信息的安全維系著國家的國防安全、金融、交通、商貿的安全，維系著企業和個人的安全。電子信息存在安全問題，說明出現了信息對抗問題，也就產生了信息對抗技術在社會行將進入網絡化、信息化時代之際、無論在國家的經濟生活中，還是在國家防務中都需要大量掌握信息對抗的專業人才。信息對抗技術專業便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建立起來的。信息對抗技術專業是一個寬口徑專業。本專業的主干課程除高等數學、英語、大學物理、計算機語言等基礎課程外，還有工程數學、電路分析、信號與系統、模擬電子電路、數字電路、軟件技術基礎、微機原理與應用、電子設計自動化(EDA)、數字信號處理、隨機信號分析、計算機通信網、信息對抗原理、信息編碼與加密、防火墻與病毒等。本專業的師資隊伍是長期在信息對抗專業方向上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的，現已培養了一大批信息對抗應用方向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信息對抗技術專業本科四年的教學中，將要求學生掌握電子工程方面基本的專業基礎知識、計算機的主要專業基礎知識、信息理論和網絡安全方面的基礎知識—因此，本專業培養的畢業生既能在電子系統行業的有關廠、所、校、公司等從事系統整機、分機、部件的設計、分析、研制與開發，又可以在郵電、能源、交通、金融、公安、國防部門從事計算機網絡及信息安全方面的工作，或從事有關教學工作。

主要課程：信息對抗系統分析與設計、信息對抗策略、電子對抗技術、光電對抗技術、網絡對抗技術、微波工程基礎、計算機軟硬件對抗技術、C4I原理及其對抗技術、信息網絡安全防護技術、信息戰戰區虛擬現實技術等。

專業實驗：電子對抗、光電對抗、計算機網絡對抗、信息戰虛擬現實等。學制：4年或5年。

授予學位：工學學士。

就業前景：主要到科研單位、高等學校、信息產業及其使用管理部門從事系統設計、技術開發、操作管理和安全防護方面的工作。

第五篇：對抗語文

【真心英雄語】：葉開——上海作家，著名文學雜志《收獲》副編審，正為在讀三年級的女兒的語文學習痛感。他認為：在小孩子最需要汲取人類文明精華的時候，卻給他們喂了垃圾；語文教育時至今日還在表演和說謊；語文教學時語文廢品流水線。這些痛感我讀了非常的震撼，我們的語文教育到底應該教什么和怎么教？所以我想所有的語文教師有必要看看這篇文章，希望引起我們的深思。

對抗語文

《中國青年報》本報記者 王波

葉開

喬喬讀《哈利·波特》

喬喬最喜歡的《哈利·波特》全集和林格倫作品

喬喬的英文原版《哈利·波特》

喬喬的《一課一練》作業

喬喬一年級時寫下的“舍小家，顧大家”

上海作家葉開在客廳里和客人聊著孩子的教育問題，女兒喬喬就坐在他旁邊，時不時插上兩句嘴，偶爾還發出咯咯的笑聲。

但聊著聊著，葉開察覺到身邊的女兒沒了動靜。10歲的喬喬不知道什么時候從背后摸出了《格列佛游記》，正咬著指頭看得津津有味。

這本1979年版《格列佛游記》，書頁已經有些發黃，是葉開上大學中文系時的讀物。女兒先前已經讀過兩遍了，如今又讀得只剩下最后的二三十頁。

“喬喬，快別看書了，這樣不禮貌，要跟叔叔說話。”葉開叮囑道。

喬喬很乖巧地“嗯”了一聲，然后抬頭做個鬼臉，一只眼睛看著客人，另一只眼睛依舊用余光掃著書上的字。

如何阻攔上小學五年級的女兒看書，現在成了讓葉開頭痛的一件事。為了能逮著機會看書，在家里的沙發、鋼琴凳，甚至自己的枕頭下面，喬喬都藏了她愛看的書。

在她的臥室里，除了放著鋼琴，還有兩個書架，上面擺著瑞典兒童文學作家林格倫的《小飛人卡爾松》等9本著作、全套7本的《哈利·波特》、一整套43本的全球兒童文學名著叢書、中國四大名著彩圖本，還有《伊索寓言》、法布爾的《昆蟲記》、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吉卜林的《叢林之書》等等。

41歲的葉開是著名文學雜志《收獲》的副編審，這些書都是他精心為喬喬挑選的，幾乎擠滿了兩個書架。

除了剛買回來的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喬喬還沒有翻過，其他的書她已經全部看過。其中《哈利·波特與魔法石》她已經記不清看了幾遍，一本薄薄的書被翻得裂成了5瓣。

這個癡迷于看書的小學生，對她的語文課本，卻一點兒都不待見。“我不喜歡語文課本。”小女孩瞪大眼睛頷了頷首說道，仿佛做了一個鄭重聲明。

4年多來，喬喬的9本語文課本，只有在她做作業時，才有機會進入她的臥室。在自己的書架上，喬喬沒有為這些課本留下任何位置。

平時，它們都被放在客廳一個公用書架上。當然，這也方便葉開隨時拿這些課本，挑出其中的“荒唐之處”。

2009年，在全國中文核心期刊《語文教學與研究》主編曉蘇的邀請下，葉開在《語文教學與研究》教師版上，一口氣寫了12篇專欄文章，對語文教材和語文教育的現狀進行批判。曉蘇提議專欄取名“語文現狀批判”，葉開認為這個名稱“太泛”，建議改為“語文之痛”。

“他剛好經歷了女兒接受語文教育的過程，他有疼痛感、刺痛感和迫切感。”曉蘇回憶說。曉蘇同時是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寫作課的教授，他覺得葉開的名稱更貼切，立即接受了建議。

在小孩最需要汲取人類文明精華的時候，卻給他們喂了垃圾

葉開的這種痛感，始于2008年秋天。那時，他在寫小說之余，忙著研究現代文學中一些作家和作品。

喬喬的學習，基本全由媽媽王琦負責監督和輔導。王琦是華東師范大學對外漢語學院的副教授、中國古典文學專業博士，葉開認為由她來輔導女兒學習綽綽有余。

但很快葉開就發現，妻子根本無法對三年級的女兒進行有效輔導，尤其是無法輔導女兒的語文學習。喬喬在前兩年語文經常考100分，可這時候拿回來的成績單上面，成績一次比一次低。由媽媽輔導做的語文作業，第二天拿回家后，上面經常紅紅地一大片叉，喬喬覺得挺委屈。

在學到第七單元48課《智燒敵艦》時，喬喬又遇到了一道難題。題目要求她回答三國時期最足智多謀的人是誰。因為剛看完《三國演義》彩圖本，喬喬欣喜而自信地寫下了自己的答案：“孔明和龐統”。這個答案也得到了媽媽的認可。

結果當天晚上，孩子就傷心地回來了。語文老師的標準答案是“諸葛亮”。班里有幾個男生也看過《三國演義》彩圖本，他們問老師，“為什么不能是龐統？”老師回答，在小學階段答案只能寫諸葛亮或周瑜，寫孔明也算錯。

為了消解女兒的怨氣，古典文學博士王琦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葉開，不得不同時出面跟女兒解釋，“龐統是不亞于諸葛亮的一個重要的謀士，劉備西征蜀國，主要靠龐統而不是諸葛亮，諸葛亮是靠《三國演義》演繹出來的，事實上龐統不比諸葛亮差”。

喬喬這才微笑起來。兩位博士當時也笑了，不過是苦笑。這是葉開第一次被孩子的語文教育刺痛。

“你可能覺得很可笑，但這就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情。”如今回憶起來，葉開搖頭嘆道。

兩位博士實在是沒想到，他們會在小學三年級語文題上馬失前蹄。

看到喬喬成績下滑明顯，王琦很著急。她找到語文老師，認為不應該讓孩子做這么多練習題。

老師告訴她：“從三年級起有了閱讀理解，不再只是認字記詞。喬喬的閱讀能力有問題。”“不會的，她看書沒有障礙。”王琦急忙跟老師解釋。因為就在上三年級前的這個暑假，丈夫給女兒買了《哈利·波特與魔法石》，這是他們第一次給女兒買長篇讀物。結果8歲的喬喬不僅很快看完了，還開始接著看中國四大名著彩圖本。

聽完王琦的解釋，老師不相信，搖頭表示懷疑。這讓王琦很憂慮，她開始想，女兒不會真是有閱讀問題吧。回到家，她急忙跟葉開探討起來。

葉開那時正研究現代文學中的鄉土文學敘事，并得出結論，“那一代的不少作家不說真話”。

聽了妻子的擔憂，他拿起喬喬的語文課本，試圖弄清問題所在。結果一打開課本，他發現一些不說真話的作家的作品，不僅進了女兒的教材，“而且還要背誦”。更糟糕的是，一些原本是經典的作品，到了教材里被改得支離破碎、面目全非。

他正冒火，轉身卻發現喬喬抱著《哈利·波特與魔法石》目不轉睛地讀著。為了考驗女兒，他刻意跟喬喬聊起《哈利·波特》和四大名著彩圖本，結果發現里面很多故事和細節，喬喬記得特別清楚。

“這說明她不是胡亂讀，是真讀懂了。”葉開強調道。他和王琦也一致判斷：大可寬心，女兒的閱讀理解完全沒問題。

他進而感嘆道，小學是孩子學習的黃金時代，因為孩子的記憶力非常好。“可是，”他話鋒一轉，氣憤地說，“在小孩最需要汲取人類文明精華的時候，有人卻給他們喂了垃圾。教材里面，有好多非常糟糕的東西！”

葉開把喬喬的幾本語文教材全都仔細看了一遍。2008年11月，他寫了第一篇批判語文教材和語文教育的文章《語文的物化》。在文章中他寫道：“中小學的語文課本里選入了很多與花草樹木有關的文章。在這些文章里，作者不是欣賞鮮花自身的美麗，而是在鮮花這個符號上尋找道德寓意。”

這一年年底，葉開與曉蘇見面，原本是要聊文學創作的問題，結果把主要的時間都用在了聊語文教育上。

“我們覺得，現在的語文里，非語文的因素太多，太多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因素，老師又教得太保守太落后，學生不喜歡。”曉蘇回憶，在這一點上他們達成了共識。

看了葉開的批評文章后，曉蘇認為“很深刻，很尖銳，點到了穴位”，隨即邀請葉開在《語文教學與研究》上開專欄，批判“病態的教育帶給語文的痛”，希望刺激中小學語文老師“已經麻木的神經”。

孩子學了半個學期，肚子里裝的都是垃圾，我們利用假期給她倒出來

葉開的專欄文章，從2009年1月開始發表，第一篇便是《語文的物化》。考慮到文章的風格比較犀利，曉蘇將專欄安排在了雜志第70多頁的位置，避免“一上來就刺激到讀者”。

結果，這些“火藥味兒很濃”的文章發表了兩期后，一位語文特級教師就打電話給曉蘇，質問道：“哪兒來一個瘋子在這兒胡說八道？”

當時9歲的喬喬看了爸爸的文章，咯咯直笑。“我們都不喜歡語文課本。他寫得太好玩了。”她評價道。

其實對于自己的語文課本，喬喬在一年級的時候還是感覺“挺好玩的”。她記得，一年級的語文書上有好多圖畫，有小動物，還講愛護環境，“看上去沒有那么討厭”。

翻開一年級下學期的語文課本，學到第40課《三過家門而不入》時，喬喬當年用紅筆在彩色書頁下角，吃力地寫下了“舍小家，顧大家”6個稚拙的字。她回憶說，語文老師告訴他們，“大家”里有很多“家”，就是“國家”的意思。當時剛剛7歲的小姑娘，始終沒弄懂“大家”的具體意思，只是很固執地認為，“大禹就是一條魚，所以他才治水”。

雖然很多東西搞不明白，但書本上的圖案還是吸引了喬喬。“當時我覺得，哇，好奇妙哦！”她邊說邊做出夸張的表情。

當時在課堂上，老師寫什么她就跟著一筆一劃地模仿。回到家里，她則開心地看《小小建筑師巴布》、《貓和老鼠》等動畫片和《哈哈畫報》上的漫畫。

這種開心的笑聲時常在葉開家里響起，前4個學期，喬喬經常拿回滿分的語文成績單。

但到了三年級，寫作文成了語文課上的重頭戲。同學的書包里，慢慢開始有了《優秀作文選》。看到有同學買“作文套餐”，喬喬出于好奇借過來看了一眼，就再也不想看第二眼。她還是喜歡爸爸不久前給她買的《哈利·波特與魔法石》，其次是《林格倫文集》。

可是她只有先寫完作業，才能看這些書。她開始打自己的小算盤，養成了到處藏書的習慣。在寫作業、彈鋼琴時，甚至是語文課堂上，她都會時不時偷偷地瞄上這些書兩眼。

語文課本開始變得讓她“一點都不喜歡”。她更不喜歡的是書包里的教輔書《一課一練》，這占據了她課后很多時間。

比如，根據教輔材料，喬喬每天需要填很多反義詞和近義詞，這常常讓她的博士父母為難。他們不愿像其他父母那樣給女兒買《近義詞詞典》或《反義詞詞典》，于是就安慰女兒：“我們認識出這些教輔書的人，這東西他們自己的小學不用，自己的孩子也不用，你就隨便應付一下算了吧。”

一次假期快結束時，喬喬的班主任來家訪，問孩子這個假期都在做什么。葉開笑著回答：“忙著倒垃圾。”

這讓年輕的女英語老師一愣，沒有反應過來。葉開馬上解釋說，“孩子在學校學了半個學期的語文，肚子里裝的都是垃圾，我們利用假期給她倒出來。”

“倒垃圾”的方法，則是給孩子買經典作品閱讀。在意識到孩子語文教材中的問題后，葉開給女兒買了一個四層的書架，書架上多了《哈利·波特與密室》等《哈利·波特》系列小說的續集，也有了《窗邊的小豆豆》、《唐詩三百首》等名著。

語文教育時至今日還在表演和說謊，不僅教材作假，教法也作假

這些剛剛擺上書架的書，很快就被喬喬一本一本地“消滅”掉。在咬著指頭，發出一次次咯咯的笑聲后，喬喬也把《哈利·波特》里的女主角赫敏奉為自己的偶像。

葉開因勢利導，告訴喬喬，不僅小說和電影中的赫敏很聰明，現實中赫敏的扮演者艾瑪·沃特森也很聰明，考上了美國很好的大學。于是，沃特森也被喬喬視為榜樣。

在三年級以前，喬喬在課堂上很少說話，但看到小說里赫敏在上課時經常舉手提問，她決定向偶像看齊。以后上課時，腦袋后晃動著兩個馬尾辮的喬喬，經常把手舉得很高，希望老師能叫自己起來回答問題。

可是，她很無奈地發現，自己的想法經常和老師的不一樣，尤其是在做閱讀理解的時候。喬喬撇著嘴，一本正經地說：“我語文課上喜歡發言，就是有時候沒有辦法說到點子上，老師的那個點子上。”

有一次，老師講互聯網會給人們帶來什么好處時，強調好處是“可以查閱信息學習”。喬喬則認為互聯網可以讓自己玩更多的游戲，因為她從4歲上幼兒園小班時，就開始登陸迪士尼網站，玩小熊維尼吃蜂蜜字母的網絡游戲。這種觀點，得到其他同學異口同聲地支持。語文老師只是咧嘴一笑，什么都沒說。

喬喬只愛看書，對穿著不在意，但很在意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因為她喜歡在課堂上舉手，偶爾甚至會插老師的話，常常有人在課后說她愛出風頭。有一次下課后，她走到一個這樣評價她的男生面前，對著他的耳朵大吼大叫。

“他們對個人的尊嚴不是很看重。可是，如果你有很高的尊嚴的話，那別人就沒辦法破壞你的立場。”小姑娘義正辭嚴地解釋自己的行為，她認為當時自己必須要表明立場。

但有時候，喬喬的堅定立場并不起作用。

2009年秋天，葉開的專欄已經寫到了第10篇。他第一次參加了女兒的語文公開課。課上老師講的是課文《帶刺的朋友》。在寬敞明亮的教室里，電視機、投影儀等設備齊全；學生6人一組，課桌面對面拼在一起，像圓桌會議一樣便于分組討論，頗有一種民主、平等、交融的氣氛。

課堂上一讓提問，葉開就看見喬喬把右手舉得高高的，但老師就是不點她。后來老師說換個方式，找不舉手的同學提問，喬喬故意把手放下，但依舊沒被點到。葉開在后面看著，覺得一陣陣心酸。

后來喬喬好不容易得到一個提問的機會，老師卻回答不出她的問題。“這個問題等我們深入了解之后再回答。”喬喬以朗誦的口氣，模仿了老師一年多以前說的這句話。

回家后，葉開查閱資料發現，《帶刺的朋友》改編自一位作家的文章，編者對這篇文章進行刪節和修改后，導致課文前后邏輯接不上，所以老師根據課文確實回答不出喬喬的問題。

喬喬告訴爸爸，這種公開課事先已經演練好，一旦有提問機會，班里大多數學生都要舉手，但老師只找舉左手的人回答。

這讓葉開想起了30年前自己上公開課的情景，也讓他異常氣憤——“30年了，語文教育時至今日還在表演和說謊，不僅教材作假，教法也作假！”

“我們最應該反對的就是虛假！沒有真的善是偽善，沒有真的美是臭美。”11月底，在應邀給上海一所知名小學的老師做講座時，葉開始終強調自己的這一觀點。他給講座取的題目是“教書還是教真”。

講座開始前，一位小學語文老師向葉開訴說了自己的苦惱。這幾年來，她只要讓學生以《我的爸爸》為題寫作文，就會發現班里的學生幾乎全都病了或者是摔了跤，然后爸爸背著他們上醫院。

這位老師忍不住感慨：“連教材都可以作假，那么其他的假，像這些作文模板，也就不足為奇了。”

葉開和王琦從來不讓喬喬參加朗誦比賽。在他們看來，那種規定題目的朗誦充滿了虛假情感。他們要求喬喬，平時在班里要朗誦的話，要用正常語調，不要假天真。

同樣在他們看來虛假無趣、沒有真情實感的，還有喬喬每個學期都需要背的名言。在葉開看來，這些名言很多是編者自己編的，“背這些垃圾還不如背老子孔子，或者是唐詩宋詞”。所以每次老師要父母監督孩子的背誦作業時，葉開總是直接在喬喬的課本上簽字了事。

“我們就是不參加無聊的事情！”王琦干脆利落地總結道。

喬喬把眼睛從《格列佛游記》里掙脫出來，抬頭回應了一句：“我的父母很寬松，能有他們做父母太幸福了。”

孩子就是一個易碎品，語文課把他們弄得遍體鱗傷

背誦名言可以輕易應付，但像在文章中劃好詞好句這樣的作業，常常難倒喬喬和他們家的兩位文學博士。

老師說按“aabb”格式劃好詞好句，喬喬覺得課本里沒什么好的，就隨便劃了劃。班上有個男同學，把“爸爸媽媽”劃出來，結果得了A-。

每次劃好詞好句時，葉開都很緊張。這位《收獲》雜志的副編審不知道哪個詞比另一個詞更高級。“難道這個詞是部長級，那個詞是科長級？”他反問道。

他把劃好詞好句比作揪樹葉，并形容說，“即便你揪下所有的樹葉，也不會體會一棵大樹的美。”

為此，他在專欄里寫了《好詞好句與陳詞濫調》。但批判歸批判，為了減輕女兒的痛苦，他和妻子還是得耐著性子幫喬喬劃好詞好句。

在雜志社編審稿件時，葉開給國內很多知名作家提過修改意見，但他對女兒的作文指導，大都以失敗告終。

他經常告訴喬喬，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寫，把意思表達清楚。然而幾乎每次老師的批語都是，“再多用些好詞好句”。

這時候，葉開會安慰女兒，“不是把所有色彩斑斕的顏料潑到墻上，就會成為一幅畫。做一個誠實真誠的孩子就好。”

在他眼里，中國傳統的國文教育注重修辭和交流，以此形成個人道德觀和社會人生觀；而現在的語文教育則跟外語教育一樣，光注重語法。語文課不僅違背了語言規律，而且“極其乏味，肢解了整個語文教學的整體性思考”；在肢解了語文的同時，也讓孩子變得分裂。

“孩子就是一個易碎品，語文課把他們弄得遍體鱗傷，然后家長回家再把這些碎片，一片一片給粘起來。”葉開直言，自己和許多正上小學的孩子一樣，都有這樣的感受。

有一次，喬喬的考題是劃去括號里不正確的拼音，為“打量”的“量”找出正確的讀音。全家三口人都認為“量”應該念四聲，但老師給的答案是念二聲。后來大家分頭查字典，發現答案也不一樣。

“然后我爸爸媽媽說，在家里就念打量（四聲），在學校就是打量（二聲）好了。”喬喬比劃著說。

最近，如何解釋“矜持”這個詞，也難住了兩位博士。他們查了《現代漢語規范詞典》和《現代漢語詞典》，發現解釋并不相同。盡管葉開認為詞典釋義也欠準確，但又必須選，最終他們在“拘謹”與“莊重嚴肅”之間選擇了后者。

結果，喬喬又得了一個紅叉，因為教輔的標準答案是“拘謹拘束”。

這一次，還沒等父母叮囑，喬喬自己已經明白，在學校就按“拘謹拘束”，在家就按“莊重嚴肅”。

“我感覺一半在學校里，一半在家里，在中間被切了兩半。”喬喬皺著眉嘆口氣，像個小大人。

葉開曾經拿女兒的這種感受跟北京師范大學一位文學教授交流。教授說，自己的兒子剛上初一，小學6年一直“分裂”得特別好，“學校說一套，家里說一套，從小就學會應付”。

“這是沒辦法的辦法。如果我們的教育和實際同步，我們就不會把時間浪費在應付和對付上了。”教授感慨道。

針對這種現實，葉開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的孩子必須受到摧殘，這就是他們的命。”在去做講座的路上，他跟一位朋友重復這句話時，眼淚幾乎快要流出來。

他唯一慶幸的是，女兒喬喬從8歲起，便學會了用他推薦的經典兒童文學作品“排毒”。

三聚氰胺奶粉毒害孩子的身體，垃圾課文傷害他們的心靈

看到女兒在這些經典作品間流連忘返，也讓葉開對真正的語文有了信心。曉蘇邀他寫專欄時，他有過猶豫。在和妻子商量了一個晚上后，他覺得還是要做些事情，來對抗現狀。

開家長會的時候，葉開發現很多家長對語文教材根本不懂，不少孩子平時由爺爺奶奶接送，父母偶爾來開一次會，光顧著圍上老師問孩子的分數。

看到講臺上的老師年復一年已經麻木，而很多家長又渾然不知，葉開最終答應寫專欄。“三聚氰胺奶粉毒害孩子的身體，垃圾課文傷害他們的心靈。”他決定為孩子們做一些“排毒”工作。

他批評小學三年級學的第一首詩歌《信》是虛偽的詩，質疑中學語文教材里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在宣揚“恨的教育”。在看了老師給女兒列的書單后，他批評“亂讀書不如不讀書”。

他還批評教材編寫者添加各種文字篡改朱自清的文章，“不僅厚誣前賢，且貽害后生，更敗壞了求真求實誠信的風氣，而小孩子從一入小學開始，就進入了造假大本營”。

為了寫朱自清作品如何被篡改和肢解的文章，葉開花3個月通讀了朱自清文集。在女兒已經將這些教材的內容忘到九霄云外，沉浸于經典作品中時，他卻得重新撿起那些教科書，以對比課文的原始出處。

結果是，他著實領教了所謂的“教材體”，即教材編寫者根據教學大綱的需求，“生產”出的主題先行的課文。

在喬喬的語文課本上，葉開發現編者將安徒生作品《一個豆莢里的五顆小豌豆》中的故事，改編成了《一顆小豌豆》，但那是顆“做好人好事的雷鋒版小豌豆”。喬喬看過四卷本《安徒生全集》，在課堂上指出課文中不符常識之處，老師告訴她“可能你看的那個版本不一樣，入選時有所刪改”。

這件事發生之前半個多月，喬喬發現課文中的普羅米修斯盜火種跟原著有出入，向老師提出疑問時，得到的也是同樣的答復。

葉開認為，這不應該怪老師，而是由于“教材體”編寫者“非常無趣乏味”，他們編出這種課文，對小孩子的美學和人文教育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葉開本來正在創作一部100萬字的三部曲小說，到2008年底已經寫了60多萬字。但他決定暫停下來，全力寫這些專欄文章。

他把文章貼到自己的博客上以后，不少人給他留言或發私信。這些人來自四川、青海和浙江等地，有一線的語文老師，也有學生家長。

當然，還有人將材料遞到了政府有關部門，聲稱教材編寫是很專業的事情，葉開不懂卻在那里“大放厥詞”；編寫這些“教材體”，是為了適合小學生閱讀。

但在葉開看來，這是這些編寫者在貶低孩子的智力。他以自己的女兒為例進行反駁：瑞典名著《騎鵝旅行記》50多萬字，喬喬兩天就看完了，而且記得很清楚；《哈利·波特》7本250多萬字，喬喬每本都讀了好幾遍；《安徒生全集》4卷喬喬都看了，內容幾乎都記住了。

在給別人推薦書目時，葉開總喜歡推薦女兒喬喬喜歡讀的《哈利·波特》、《吹小號的天鵝》、《昆蟲記》、《天上掉下個大蛋糕》、《小王子》、《叢林之書》等外國兒童文學名著。

有人質問他：“中國就沒有好的作品嗎？”

“有，但適合孩子閱讀的不多。”葉開直截了當地回應道。他的一個重要證據是，《哈利·波特》中文版拿到的版稅是9800萬元，比同期中國所有暢銷書拿到的版稅總和都多，這還沒考慮數量可能比正版更多的盜版書——“孩子們用腳投票，他們是識貨的。”

就在葉開因批評語文教育而飽受一些人的非議之時，喬喬的生日到了。葉開問她想要什么生日禮物，喬喬說想要一套英文原版《哈利·波特》。那是2009年春天，喬喬小學三年級第二學期。葉開花了1300多元買了一套精裝全集。喬喬還記得當時的情景，打開那個精致的匣子后，她“高興到了難以形容的極點”。

語文廢品流水線：從小學的虛假道德、中學的空洞理想到大學的無趣審美

現在，英文的《哈利·波特與魔法石》喬喬已經讀了四分之三，但是拿起自己的語文課本，她依舊非常痛苦。

“尤其是這學期的課文，開始講戰爭故事。我是女孩子，不喜歡打打殺殺，我特別討厭動不動就死人。”喬喬晃著自己的馬尾辮說。

她更受不了的是，當老師講到課文中有人犧牲時，男生們就說，那個人“掛了”。這讓喬喬覺得，他們像在玩電子游戲一樣，別人死了都無所謂。

“這個單元原本是要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結果卻讓孩子們對生命形成了這樣一種認識。”媽媽王琦遺憾地說。

與課本里的英雄故事和課堂上放的電影《閃閃的紅星》相比，喬喬更喜歡自己書架上的那些書，那里帶給她童年更多的快樂和歡笑。

這學期的語文期中考試，喬喬又沒考好。有人說：“你看了這么多書有什么用，還不是才考80多分？”

喬喬當時有些傷心，但回家后王琦告訴女兒，“讀書是一輩子的事情，不是為了期中考試。”

而葉開在那所小學的講座結束時，有老師站起來說：“我們能怎么辦呢？教材就是這個樣子，考試就考這個教材，我們不能不用啊。”

葉開給出的建議是，語文課可以上得再簡略一些，老師自己可以多看一些經典，然后把孩子帶向經典之路。

關于這一點，他和不少人達成共識——現在不少老師在自信而勤奮地做著愚蠢的事情，如果大方向錯了，老師越負責，對孩子的傷害就越大；把這個易碎品摔得越碎，家長要想粘起來，就越不可能。

在葉開看來，能把這些碎片重新粘成成品，便屬萬幸。他擔心的是，這條語文教育流水線，會把一個個像喬喬這樣原本愛讀書的孩子，在讀教材做習題的過程中，完整地教成廢品。

在一篇專欄文章的結尾，他沉痛地寫道：“在教育工具化，教育關系物化的理念控制下，語文教材的編選，從小學的虛假道德、中學的空洞理想到大學的無趣審美，形成了一條嚴格運行的廢品生產的流水線——學生們寒窗苦讀10年，畢業之后，人人都成了合格的廢品。這才是語文教育的真正傷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