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盛唐與中唐山水詩之比較

盛唐與中唐山水詩之比

學 號：103940011227 姓 名：何艷艷 指導教師： 莊浩然

（單 位：甘肅省隴西縣職業教育中心 748100）

【摘要】 唐代是中國詩歌創作的顛峰時期，其中就有許多以山水為題材的優美佳作。最為突出的是盛唐和中唐的山水詩派，盛唐的山水詩派在中國詩歌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最為清淡寧靜；中唐的山水詩派，尤以山水田園詩著名，最為清幽孤冷。盛唐最為杰出的山水詩代表是王維和孟浩然，中唐最為杰出的山水詩代表是韋應物和柳宗元，他們生活在不同的時代，抒寫了各自對山水的感悟，形成盛唐與中唐山水詩不同的審美情趣。

【關鍵詞】 盛唐 中唐 山水詩 比較

山水詩就是以自然山水為主要審美對象與表現對象的詩歌。雖然詩中不一定純寫山水，也可有其它的輔助母題，但是呈現耳目所及的山水狀貌聲色之美，則必為世人創作的主要目的。在一首山水詩中，并非山和水都得同時出現，有的只寫山景，有的卻以水景為主。但不論水光與山色，必定都是未曾經過詩人知性介入或情緒干擾的山水，也就是山水必須保持耳目所及之本來面目。山水詩的出現，不僅使山水成為獨立的審美對象，為中國詩歌增加了一種題材，而且開啟了南朝一代新的詩歌風貌。謝靈運是第一個大量寫作山水詩的重要詩人，經過齊梁的演變，山水詩題材不斷擴大，風格日趨多樣，直接促使了唐代山水詩創作的繁榮興盛和山水詩派的形成。

前人在評論唐代山水詩，每以“王、孟、韋、柳”并稱。“王、孟”乃是盛唐山水詩歌的代表，以行云流水般的語氣描寫自然樸實而又清遠深邃的山水境界著稱；而中唐山水詩人“韋、柳”的詩歌則透露出清淡高遠的靈氣，傳達出清幽孤獨而又淡遠的人生意趣。本文就從山水風貌意境、藝術風格和思想感情等方面對兩個時代的山水詩做比較，嘗試探索盛唐與中唐山水詩歌的不同風格特色。“王、孟、韋、柳”與山水之間的關系

王維熱愛自然、熱愛美好事物，厭惡污濁的官場，回避社會矛盾，向往回歸自然。又由于從小受到崇佛思想的熏陶，他常常將自己的身心沉浸在禪宗的精神王國中，以求超脫。他的心境極為淡泊，不含任何雜念，所以對自然山水最神奇最微妙動人之處有一種獨特的感悟。

孟浩然早年隱居家鄉，為入仕途積極準備。但由于沒有得到權貴的援引，仕途失敗，此后，他便游歷吳、越、閩、湘一帶，最后歸還故里，布衣終老。隱居和游歷的生活，使孟浩然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自然山水的陪伴下度過，每天所見無非是皎潔的月亮、幽靜的竹林、奇異的花草，每天所聞的也是溪水的汩汩、春鳥的歡鳴??文學是現實的反映，因此他的山水詩大多表現他獨自隱居的生活中高雅閑適的情趣。韋應物生于顯赫家族，本來仕途順利，但是漁陽顰鼓的到來驚破了他的美夢。在寄居避難的幾個年頭里，詩人飽嘗了戰亂帶來的痛苦。然而，這種生活的磨礪卻使他從當初如夢似幻的生活回到了實實在在的現實中，深刻地反思過去，并開始發奮讀書，積極涉足仕途，但是由于主持公道卻被同僚排擠，黑暗的現實使詩人深深體味到理想被毀滅的痛苦，再加上喪妻之痛，此時的山水在他眼中顯得格外清新可愛，他期望通過大自然來拋開塵世所帶來的干擾、喧囂和壓抑。

柳宗元由于政治上遭受的殘酷打擊、迫害，長期遠謫荒地，被迫過著孤獨寂寞的閑置生活。他面對自身難以克服的憂患，只好借山水來排遣，盡力淡化自己過于激切外露的心性。但是，他永遠也擺脫不了這種悲憤，縱使他的詩歌表面閑適、自由，但是內里是苦澀的。他的樂趣是在不幸中強迫尋找的；他的閑暇，是閑散后的無所事事；他的獨來獨往、放聲長歌，正是孤獨寂寞的印證。

由此可見,山水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內心的獨白,是心靈的慰藉,是獨立于塵世的精神生活,也是他們心靈世界的美好寄托.山水風貌與意境的差異 1）空明詩境與淡遠風格

在盛唐王維的山水詩中，山水風物營造出來的是一種恬淡寧靜的氛圍。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王維《山居秋瞑》），以靜態映襯動態，宛如一支恬靜優美的抒情小曲，同時也是一副清新秀麗的山水掛畫；“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輞川別業》），用色彩大膽描繪盎然的春意，“草色綠、桃花紅”，通過紅綠二色的突出與夸張而躍然紙上；此外，“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終南別業》）的畫面，也同樣體現了這種寧靜、愜意的意境美。“日落江上白，朝來田地青”（《山中》）的色彩，“江上白、田地青，日落、朝來”，這種對比鮮明的山水風貌能產生豐富的遐想的空間；有“泉聲咽危石，白色冷青秋。”（《過香積寺》）的構圖和音響。詩情畫意中寄托著詩人高潔的情懷和對理想境界的追求。

與王維相類，孟浩然亦十分注重詩中獨特意境的營造。如“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夏日南亭懷辛大》），描繪了一幅夏天夜晚南亭納涼的清爽閑適，如風過無痕，恬淡安逸的美景；“戶外一峰秀，階前眾壑深。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題義公禪房》）以清詞麗句，素描淡寫，寫出了空林一屋，遠峰近壑，晚霞批灑，空翠迷蒙，自然幽雅的一幀詩意濃厚的山林晚晴圖。又如“移舟泊江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作者以素淡的語言，表現出自己的直觀感受。在白描手法下，日暮、曠野、清江、煙渚展現出秋江夜泊，鄉情繚繞的情景，帶有一種淡淡的愁緒。孟浩然的詩作中也不乏具有豪氣的佳作，如“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就是作者以濃筆潑墨的氣魄繪出極具生命力的江山。這也是盛唐氣象的自然呈露。

2）幽獨情懷與靜寂氛圍

相較于盛唐王孟眼中高潔空遠的山水，中唐韋柳筆下的山水更像是一襲凄清幽峭的剪影。詩中表現山水的意象多選擇幽深、孤寂的景或物，因而加深了詩的靜寂氛圍和抒發詩人幽獨情懷。韋應物的“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滁州西澗》），是最好的寫照，暮春之際，群芳已過，詩人閑行至澗，但見一片青草萋萋。“獨憐”二字傳達出環境的幽僻深遠之景致，感傷寂寥之情思。寫出自己獨愛自甘寂寞的澗邊幽草，卻無意于黃鶯，表現出詩人平和恬淡的胸襟。又如《山行積雨歸途始》，雖與王詩（《山居秋瞑》）同是寫雨后山景，但其山卻是“雜花積如霧，百卉萋已陳”，“如霧”、“以陳”顯得山景深遠迷蒙，繁花被雨打風吹的清寒景調，雖同寫雨后清新，但不似王詩所描繪的景象那么清晰明朗；“冰泮寒塘水淥，雨馀百草皆生。”（《三臺》），百草的生機也是攜著陣陣冰寒清冷。

柳詩“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江雪》），冰雪送來的寒冷制造了一個白皚皚，冷清清的“鳥不飛，人跡絕”的世界。在充滿荒寒清遠的畫意中，詩人融入了強烈的主觀意志——一位不具孤獨、不怕寒冷，安然靜坐的釣魚翁。詩中隱約可見詩人高潔超脫的人格特征及被貶荒遠地方的幽憤意緒。又如“驚風亂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墻。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腸。”（《登柳州城樓寄漳汀連封四州刺史》），“驚風”、“密雨”打破了山水固有的恬靜印象，把人推入凄風戾雨當中，發出遮目回腸的感慨。

盛堂山水詩詩人在選擇意象時顯得清新、明朗、色彩鮮明，抒發詩人積極向上、閑適、恬靜的心境。意境因此更加淡遠和寧靜。中唐山水詩從意象上比盛唐詩人所用意象顯得凄冷、暗淡、色彩不鮮明，在幽靜的氛圍中透著幽憤的詩人情懷。山水在四人筆下呈現出不同的意境：孟浩然心中的山水最為 “清淡”； 王維筆下的山水推崇“寧靜”； 而韋應物所感的山水透出“幽清”，到柳宗元游吟的山水乃是深感“孤冷”。山水詩由盛唐時較為和諧平靜，到中唐時漸轉凄冷幽深，自然是由于詩人的所思所感發生了改變所致的。

3特色和思想感情的流變

山水無疑是詩人胸臆的抒發與情志的寄托，而詩人的心境也直接影響其創作的藝術風格。前人對“王孟韋柳”山水詩中微妙的思想感情與各具機抒的藝術風格都有很好的評賞。

王孟山水詩主要繼承了陶、謝、山水詩的隱逸風格，恬淡自適，充滿了自由、和諧、友愛和休閑。王維多才多藝，不僅是詩壇健將，亦精通繪畫音律，他的詩中同時融合了繪畫構圖的美感與音樂節奏的韻律，詩畫樂渾然天成。對王維詩歌藝術風格最為鞭辟的是蘇軾的《書摩詰<藍田煙雨圖>》：“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山居秋瞑》在取景、設色和調度詩歌音響節奏上都能與創造意境密切配合，給人以豐富新鮮的感受，堪稱詩畫樂完美融合之作。“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影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王維《鹿柴》）、“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王維《鳥鳴澗》）這類詩，雖然有空寂的感覺，但是他將禪意寄予山水的描寫中，其中意境讓人玩味。而禪與畫的結合，將王維詩歌的藝術風貌表現淋漓盡致。同時在空寂的意境之后，還有大自然熱烈喧鬧、生機盎然的景象。這也是作者對于生命熱烈向往的意境。而孟浩然詩風則清澹婉約，恬淡孤清，杜甫稱其“清詩句句盡堪傳”； 《唐詩鏡》中有曰：“孟浩然詩材雖淺窘，然語氣清亮。誦之有泉流石上，風來松下之意。”〔z1〕山水清音，悠然清遠，其文字可謂干凈剔透，如出水芙蓉。“微雨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一語道出，滿座驚嘆，皆為之擱筆。他的山水田園詩，在清淡自然的意境中，表現出淡淡的思緒。這種描寫山水隱逸的特點對唐宋以后的詩歌創作產生深遠的影響。

韋應物繼承了陶淵明的山水詩風格，意境渾然淡遠，語言清麗樸實，情調寧靜淡泊，博得朱熹“氣象近道”〔z2〕的稱譽。如在“野水煙鶴唳，楚天云雨空。玩舟清景晚，垂釣綠蒲中。落花飄旅衣，歸流淡清風。綠源不可極，遠樹但青蔥。”（《游溪》）中，簡潔明凈的畫面，清麗的氛圍，卻傳神地反映了詩人寂寞冷落的心境，表達了詩人內心深處所希望的帶著清寒色調的幽靜境界。他繼承陶淵明山水田園詩創作語言樸質、意象淡遠的風格。發展了孟浩然、謝靈運詩歌的特點和藝術表現手法；同時受到“安史之亂”的影響，詩歌中表現出一種凄涼感傷的意境，形成閑淡、雅致的獨特風格。在意象運用上逐漸由明郎轉向朦朧、淡遠，在詩歌意境營造和表達詩人的思想情感方面更加突出詩的韻味、美感和畫意。注重哲理的闡發；同時借鑒王孟詩歌的藝術表現手法，詩的意境由盛唐的“優美清空”逐漸轉向“蕭散淡冷”，帶著亂離時代人們對社會動蕩的感傷情調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因而在中晚唐和宋代，特別受到白居易和蘇軾的推重。

柳宗元的詩風較韋應物的詩風更加幽峭深邃。對此，有“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發纖秾于間古，寄至味于淡泊”的評論（蘇軾《評韓柳詩》）。柳宗元的山水詩更多地抒發了詩人個人憂傷悲涼的情懷，反映了在政治斗爭失敗后正直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同時，也有不少直接反映社會生活的詩篇。如“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唉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云相逐。”(《漁翁》)，體現了柳宗元詩的細致簡潔，清秀自然：在恬然自適背后，也蘊涵著無限寂寞和詩人孤高的性格。借山水來抒發情感，使自然山水不僅是人欣賞的對象，而是染上強烈的情感色彩，抒發了詩人的內心情感。

在王孟的山水詩中,有著一種清新活潑、和諧寧靜的氣氛,詩人生動的情趣、安適的態度,都融化在自得其樂的、平靜滿足的情調之中,縱然寫孤獨寂寞,也不低沉,寫傷春惜花,也不凄清。韋、柳山水詩則側重與現實社會緊密聯系，表達了他們“利安元無”、“濟生人之息”的情懷。王孟在自然山水中的那種自適自足在韋柳的詩中已很難找到,韋應物的詩歌雖然從景物到詩人精神狀態都閑遠、澄徹,但冷落蕭疏的暗影總是或隱或現。發展至柳宗元的山水詩，在表面的淡泊、閑適、寧靜之中,深深地滲透了詩人失意痛苦的感情和抑郁的情懷，處處“樂中有憂，以樂襯憂”。

在盛唐國家強盛、社會安定、百姓殷富，詩歌繁榮達到了頂峰。山水田園詩人用手中的筆展現眼前的景物和自我情懷，以景狀物達到了融情于景，融情以物的境界。而詩人們以流暢的詩文描繪出寧靜的山水田園生活，樸實而又深遠，讓人心曠神怡。這一時期山水詩的共同特征是自然、平淡、親切而悠然神遠。自然山水作為具有情感、品格的一種存在與詩人的生活情感融為一體。詩人也不僅懷著寄情山水的隱逸心態，而是表現出熱愛大自然，熱愛生活的情感及積極高昂的生活情趣。經歷了“安史之亂”這樣的流變，生活在中唐時期的文人們的心態也發生變化。中唐的詩人們不再有盛唐詩人的浪漫熱情、進取的豪放氣質及博大的胸襟抱負。嚴峻冷酷的現實使他們陷入苦悶與彷徨，反映到詩作上，也是以這種心態為主調。在山水詩上，也由對大自然的熱愛贊美，而轉為帶著沉重的心思來山水中排解憂思，使山水也染上詩人的失意與無賴。詩作也更多表現出詩人冷清孤寂、清淡高遠的意趣。

從總體上比較，盛唐詩充溢著理想，中唐詩則比較沉實；盛唐詩多表現詩人“興”，中唐詩多表現詩人“意”；盛唐詩多就景抒情，中唐詩則漸多用事及議論；盛唐詩多渾樸自然，中唐詩多工秀、奇峭；盛唐詩以雄渾、清遠之風為主，中唐詩則以氣骨較弱，但風格甚多，富于變化。審美主客體關系的置換

審美主客體關系的置換是王孟山水詩與韋柳山水詩的又一區別。

詩家評論常以津津樂道摩詰，詩字字入畫，融自己于自然，注重自我心靈與自然界之間的深刻的契合和溝通,追求一種在自然界中發現自我,同時忘掉自我,從而達到物我同一,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互化的境界。如《欹湖》、《鳥鳴澗》等詩，沒有城市的喧囂,沒有人間的紛爭,沒有外界的紛擾,只有大自然的寧靜,山水花鳥的生機,這樣的畫面是如此的優美、寧靜,生趣盎然,而詩人自我,就融化消失在這詩意的畫面中。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懷辛大》、《春曉》當中和諧的、相對靜止的美亦是將個人融入到自然當中，與自然化為一體。詩人努力去追求那種遠離塵囂的空而寂的境界，許多山水詩不見詩人的影子，卻能感到他沉浸在寂靜的快樂中，表現了詩人對大自然的濃厚興趣。

相比較而言，韋柳的詩歌更注重意緒的抒發,所以無論是直抒胸臆還是借景抒情。"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寄全椒山中道士》）抒發了詩人遍尋友人不著的冷清寂寞之感，滿山落葉更添滴滴惆悵。柳詩《江雪》描寫寒江獨釣的超然，曲折地反映了作者超脫的人格風貌。這些山水詩情致委婉深沉，流露出被貶漂泊的憂憤，同時顯示出詩人清逸高潔的性格，也是詩人自我形象的描畫。“宿云散洲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雨后曉行獨主愚溪北池》)中“偶此成賓主”一句寫出了詩人將自己融于景物之中，與之互為賓主，如同朋友，靜靜地對視著、交流著。然而，對于主體問題，孰優孰劣，前人莫衷一是。“詩中有畫，不若詩中有人，左司（韋應物）高于右丞（王維）以此（清朝喬億《劍溪說詩又編》）。但也有評論家認為，山水詩的獨特性在于為景物塑造了獨特的想象，賦予其獨特的品格，應以“山水”作為詩歌的核心、主體，這又是推崇王孟將人這個主體化入自然這個客體，體現和諧共美的基調。若我們把此論題放入審美情趣的范疇之內，其結果反而一目了然。無論是“王孟”的詩歌還是“韋柳”的詩歌，總是詩人情感經歷和生活體驗的提煉與加工，山水本身是不會言語和歌唱的，沒有主體的創造，便不會有風貌飛揚的萬千詩歌境界。正如柳宗元所言：“美不自美，因人而彰”〔Z3〕。每一位詩人都是同時融入山水之間和將山水存于胸懷之內，再通過個人的獨特藝術風格鍛造，才寫出屬于自己的詩篇。

小結

無論是行云流水般，樸實而又清遠深邃的王孟山水詩，還是透露出清淡高遠的靈氣，表達出幽靜而又淡遠的人生意趣的韋柳山水詩；無論是“江青月照人”的孟浩然，“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字字入禪”的王維，還是“寧靜淡泊”的韋應物，“自肆山水間”的柳宗元，同樣的山水，由于歷史時代的差異和個人遭遇的不同，自然地也就造就了不同的“山水詩”。盛唐的山水詩充分融入了詩人的情感和生活情趣。詩人風格各異，盡顯盛唐的山水詩氣象；至中唐，政局的變化，對現實的不滿，使山水詩人以山水來排解內心的沉悶。這一時期詩作風格充分體現了詩人在大自然中尋求寧靜閑適，借山水抒發情感的特點。[注釋] [Z1]《品孟浩然詩歌之靈氣》，來自網絡。

[Z2]《論朱熹的唐詩批評》作者：田恩銘，來自網絡。[Z3] 來自網絡。[參考文獻] [1]《唐詩鑒賞辭典》，編者：蕭滌非，程千帆，馬茂元，周汝昌等。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12月1版。

[2]《中國古代文學史專題》下冊，（隨唐五代至清朝文學）陳節編著，學林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

[3]《全唐詩》，[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第二篇：盛唐與中唐山水田園詩的比較

盛唐與中唐山水田園詩之比較----淺析王孟韋柳山水田園詩歌之異同

201109073570 徐書志

葛桂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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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國，山水田園詩有著悠久的歷史。到了盛唐，山水詩與田園詩已經完美結合，迎來了山水田園詩發展的又一次高潮。而王孟與韋柳就是將這次詩歌創作高潮推向極致的重要詩人。本文從王孟韋柳所處的時代背景及風格特征來論述盛唐與中唐山水田園詩的共同趨向，來說明詩歌的繼承性；從詩歌的內容和藝術風貌分析其差異，來說明山水田園詩的發展變化。

【關鍵詞】唐代

山水田園詩

王孟韋柳

共同趨向

差異

中國的山水詩，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詩經》和《楚辭》。所謂山水詩，是以山水等自然景物為主要描寫對象的詩歌；所謂田園詩，是指歌詠田園生活，大多以農村的景物和農民、牧人、漁父等的勞動為題材的詩歌。田園生活作為獨立的題材，進入詩歌的時代比起山水要早。現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寫到田園生活的詩歌是傳說中唐堯時期的《擊壤歌》。《詩經》中也有一些關于田園生活的描寫，如《詩經·豳風》中的《七月》，《小雅》中的《甫田》、《大田》等篇開始對田園生活加以具體的描繪。《七月》中農夫一年四季的耕作、采桑、收獲??敘述十分細致。除此以外，《詩經》中還出現田園生活的片段

[1]場景，如《魏風·十畝之間》中“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這些詩句描繪的是女子在郊外采桑的勞動情景。這些作品對中唐以后新樂府系統的田園詩有很大的影響。山水一開始是作為背景描寫進入詩歌創作中的（見《詩經》），而山水詩的日見成熟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曹操的《觀滄海》被認為是我國第一首山水詩，但是它的出現還不能標志著山水詩時代的到來。山水詩與田園詩同時成熟是在晉宋之交，其根本原因是“人與自然關系進一步的深化”。在一段時期，大量士大夫因為社會動蕩而脫離官場，一部分文人在世俗的功利追求和個人的全身利害之間，尋求一條可以相互平衡的道路，“朝隱”的風氣由此盛行。文人徘徊于出世與入世、朝廷與山水間，與自然親近了許多。“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躊躇畦苑，游戲平林”（仲長統《昌言》下）,實際代表了當時文人的生活理想。而文人生活環境的轉變，不僅影響到他們的生活情趣，更加的影響到文學創作的題材。尤其重要的是，魏晉以來，玄學大盛，士人開始追求“達自然之致，倡萬物之情”的人格美，人格美和自然美得到了統一。能否領略山水之美，成為衡量人格境界的重要標準。也就是說，在這 段時期，自然開始作為一種愉悅暢想的對象去被發現、被欣賞了。王羲之辭官之后，享受“山水弋釣之樂”，他認為這種樂是一種生命之樂，故“我當卒以樂死”。可見，自然之美已在魏晉文人的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了。

中國詩歌史上第一個大量創作田園詩的詩人是東晉陶淵明，第一個大量創作山水詩的詩人是劉宋謝靈運。田園生活雖然在《詩經》中就有所表現，并且可以看作詩歌的一種題材，但人們公認的“田園詩派”是以陶淵明為創始人，他在詩歌中講述自己躬耕的辛勞與快樂，描繪著田園生活的悠然。由于在《詩經》中，“農家苦”是田園題材的基本內容，而“田園詩”狹義上的概念實際上是指謳吟農村寧靜悠閑生活的牧歌，這種田園牧歌式的田園詩是由陶淵明開創的（并由初唐王績所接續，主要流行于盛唐；中唐以后，以田園生活為題材的詩歌雖然數量更多，但主題又轉變為反映農家疾苦）。謝靈運的山水詩主要作于入宋以后，東晉后期，雖然玄言詩中已含有許多山水成分，但畢竟還沒有形成以景為主的山水詩。謝靈運的山水詩，與東晉的玄言詩在哲學觀念和審美意識方面尚有一脈相傳之處，但是他在詩歌中模山范水，充分反映出晉人已經領略到的卻還未用文字充分表達出來的山水新意。

唐代山水田園詩走向了巔峰。唐代是我國古典詩歌發展的全盛時期，其中山水田園詩是唐代詩歌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們能夠體現唐代詩歌總體特色。從現存的唐代山水田園詩可以看出，它們是隨著整個唐代社會的發展變化而變化，也可以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幾個階段，并在每個不同的階段，均有其自身的特點。其中盛唐與中唐山水詩尤為突出。而孟浩然、王維是盛唐時期山水田園詩的代表人物；韋應物、柳宗元是中唐時期的代表人物。下面本人從王孟與韋柳這四人的詩歌比較來分析盛唐與中唐的山水田園詩的相似與不同。

一、王孟與韋柳山水田園詩創作的共同趨向

在唐代詩歌史上，多以“王孟韋柳”四家并稱歷代詩評不乏其例。如“王、孟、韋、柳，均清神閑

[2]澹，了無塵俗。其派同出于陶，然亦有不同處。”（畢希卓《芳菲菲堂詩話》）究其根源，就在于四者多致力于山水田園題材的詩歌創作，在對清幽雅淡的山水景物的的觀賞中，在對閑淡寧靜的田園生活的描繪中，展現創作主體內心的真實情感。在精神旨趣上，追求隱逸的情調與高潔的品格；在藝術淵源上追慕陶謝；在總體風格上呈現出清淡的取向；在詩歌題材上，長于五言律詩。本文在聯系盛唐和中唐共同的時代文化背景的前提下來分析王孟與韋柳山水田園詩的相似之處。

（一）時代文化背景

1．儒釋道思想的融合

唐王朝，是一個豐富而又復雜的王朝：它既帶來了輝煌燦爛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又經歷了戰禍空前的“安史之亂”。正是這樣一個時代，培育了繼陶謝之后的第二個山水田園詩創作高潮。而孟浩然、王維、韋應物、柳宗元，就是將此次高潮推向極致的關鍵人物。四人雖跨越盛中唐，卻在山水田園詩中展現出共同的創作趨向，這與潛藏在復雜政治經濟背后的文化共性緊密相連。本節便試從儒釋道思想的融合，呈示盛中唐共同的時代文化背景，以更好地闡釋四者創作的共性。

在唐代，文化開明，統治者推行儒、釋、道三教并重的政策。在政治上，以儒為本；在思想領域，則是儒、釋、道共存。儒家思想一直是我國封建社會的主流，在唐朝也不例外。儒家思想強調“窮則獨[3]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便為士人提供了進退的理論依據。當政治清明時，他們力求上進，以立身揚名；但當時局混亂、個人受挫時，他們又明哲保身，退居田園。同時，佛教在唐代極為盛行，而唐代諸多文人，王績、張說、孟浩然、王維、岑參、杜甫、李白、韋應物、柳宗元、白居易、劉禹錫??均 或多或少受佛教影響。而佛教的基本教義之一是將現實人生界定為“苦”，且指出“苦”的根源來自人的欲望，因此，主張力求擺脫世俗欲望以達到心靈的解脫。此外，道教在唐代也受到重視。統治者視道教教主李聃為祖先，可見其受重視程度。道教強調回歸自然、自由自適。以擺脫物累、物我兩忘；在無為中又寓含有為的思想，從無為走向進取。這正符合了人生不得志的士子退而避世并以退求進的心理取向。在這一多元并存文化背景下，受傳統“立德、立功、立言”思想的影響和科舉制度的推動，士人有著積極進取、功成名就的理想；但面對官務的繁重和現實的不如意，佛老思想又為他們提供了心靈的港灣。封建士人便這樣在儒、釋、道的思想中游離，在仕與隱的矛盾中不斷尋求平衡，并將此種心態反映到詩歌創作中去。

與此同時，三教兼容的政策也影響到文藝思想及詩歌風貌。王、孟、韋、柳身處其中，不可避免要受這一文化政策的影響。在此主要論述佛教思想對四人的影響，這一影響在四人創作中均有所展示。孟浩然《還山貽湛法師》“幼聞無生理，常欲觀此身”《登總持浮圖》“一窺功德見，彌益道心加。”點明了他對佛教思想的主動接受。而孟浩然生于襄陽，襄陽自古便是著名的隱居、佛家圣地，耳濡目染，自然也加深了其對佛教典籍的理解。王維更為明顯，向以“詩佛”著稱。他在《贊佛文》中說“以般若力，生菩提家”可知其全家都信佛，那么其受佛教影響之深不言而喻。而韋應物《慈恩伽藍清會》“鳴鐘悟音聞，宿昔心已往。”直抒其對鐘磐梵唄之聲的向往之意。至于柳宗元，與王維相似，亦受其家庭崇佛風氣的熏染和母親盧氏的影響。他在《送哭上人赴中壓叔父召序》中自敘：“吾自幼好佛，求其道，[4]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于零陵，吾獨，有得焉。”可知其受佛教影響之深厚。在崇佛的同時他們也接受道家思想的影響。縱觀孟浩然詩集，有13首涉道詩，數量蔚為可觀，這些詩篇，或記敘游覽道觀的經過，或表達他與道士間誠摯的友誼，間或有傾慕之意的流露，真實反映其儒釋之外，兼涉道家。王維也曾于詩中自敘“中歲頗好道”（《終南別業》），這里的道，就是指道家哲學。韋柳二人亦是出入佛道，《寄黃劉二尊師》、《寄黃尊師》、《寄劉尊師》、《摘櫻桃贈元居士時在望仙亭南樓與朱道士同處》、《寄全椒山中道士》印證了二人與道友間密切的交往，《雨夜宿清都觀》、《清都觀答幼遐》等則記載了他們游歷道觀的足跡。

總之，在唐代多元文化影響下，王孟與韋柳是不可能游離在外的，他們身上，體現著三教思想的交織與融合。這使他們如其他文人一樣：一方面有著積極入世的理想，渴望建功立業，實現自身價值；另一方面，當他們求仕無門、仕途坎坷之時，又轉向山水田園尋找解脫，以求釋放心中苦悶并保持高潔情操。

2．追慕陶謝

王孟韋柳有著共同崇尚的名家。很多人都知道，唐田園詩崇法陶潛，而山水詩則師法于二謝。而生活于唐代的四人當然深受時風的影響，追慕陶謝。牟愿相《小解草堂雜論詩》云：“唐人學陶者，儲光羲、王昌齡、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然昌齡氣傲，宗元氣慘，浩然清詞麗句，有小謝之意。”指出他們對陶淵明的繼承，并點明孟浩然兼學謝眺。王世懋《藝圃擷余》曰：“詩稱發端之妙者，謝宣城而后，王右承一人而已。”看到了王維對謝眺發端之妙的承繼，但云“一人而已”不免失之偏頗。事實上，王孟與韋柳四人在推崇陶淵明的同時，四人在吟詠誦讀時也反復提到陶謝：

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孟浩然《自洛之越》）

嘗讀高士傳，最嘉陶微君。（孟浩然《仲夏歸漢南園寄京邑舊游》）門看五柳識，年算六身知。（王維《幕容承攜素撰見過》）復值接典醉，狂歌五柳前。（王維《桐川閑居贈裝秀才迪》）終罷斯結廬，慕陶真可庶。（韋應物《東郊》）

慕謝始精文，依僧欲觀妙。（韋應物《題從侄成緒西林精舍書齋》）遙憐郡山好，謝守但臨窗。（柳宗元《答劉連州邦字》）

可知，四人并未游離時風之外。而唐人對陶謝的推崇與借鑒，不外乎以下幾點：其一，對陶謝游賞山水、隱逸田園生活的向往，對淵明安貧樂道、高潔獨立人格的贊賞。其二，對陶謝詩歌題材的繼承與開拓，實現了山水詩與田園詩的逐漸合流。其三，對陶謝詩歌藝術（含情感抒發、藝術手法、語言風格等）的吸收與融合，取長補短，呈現出清淡自然、含蓄蘊藉的風格。王孟與韋柳，作為承繼陶謝的關鍵人物，在上述諸方面，均有所吸收，并自成風格，將山水田園詩創作推向頂峰。正因他們的參與，山水田園這一重要詩歌題材才得以延續并發展；也正因共同的文化積淀，他們的詩篇在某種意義上才具備趨同性，存在可比性。

（二）相近的風格特征

王孟與韋柳的山水田園詩在風格特征上也具有相近性。儒釋道思想影響下形成的清空守靜的審美觀照方式，四者對清淡美學思潮的接受與發展，及對陶謝諸公詩歌藝術的傳承與融合，使他們的山水田園詩呈現出與其它詩歌流派、詩歌團體不同的藝術風貌，表現為清淡的詩風，并為后世山水田園詩人所繼承。而短小的五言體式，有助于寓情于景，寫景抒情，與清淡含蓄詩風相符，為四人的常用體制。

1．清淡的詩風

“清淡” 即指人生態度上的淡然自得、泊然無為，及藝術品格上的清新自然、淡雅雋永。關于王孟與韋柳山水田園詩的清淡詩風，歷代詩話不乏其例：“有以高閑、曠逸、清遠、玄妙為宗者，六朝則

[5]陶，唐則王、孟、常、儲、韋、柳。”而高閑、曠逸、清遠、玄妙均是對“清淡”的不同解釋。而這種“清淡”詩風在他們山水田園詩中的具體表現,便集中體現在寫景、情感與表達三個方面。在寫景上，用語雅淡，意象疏朗，意境清新，給人以較大的想象空間；在情感上，清深閑淡，含蓄蘊藉，有紳士風度；在情感表達上，從容不迫，較為和緩，不似高岑李杜那樣昂揚激烈。

縱覽《孟浩然集》，“清”字出現達50次之多，“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嶼出”（《登江中孤嶼話白云先生》），“逸氣假毫翰，清風在竹林”（《洗然弟竹亭》），“清旦江天迥，涼風西北吹”（《送謝錄事之越》），“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夏日南亭懷辛大》）江、風、旦、響，均以“清”飾之，可見孟浩然對“清”有著特別的喜好，而這一喜好正體現了他的審美趣味。聞一多先生在《唐詩

[6]雜論》中也說：“淡到看不見詩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詩。”

再來看王維，陸時雍《詩境總論》曰：“摩話寫色清微，已望陶謝之藩矣。”我們姑且找出王維的幾句詩句，“秋天萬里凈，日暮澄江空。清夜何悠悠，扣舷明月中。”（《送纂毋校書棄官還江東》）“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竹里館》）無不向我們展現了景色的清遠靜美，生活的淡泊寧靜，而詩人的情感，融入景中，表達委婉而含蓄，總體呈現出清淡的詩風。

在韋應物詩歌所營造的自然山水和田園生活里，亦是一個清幽潔凈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物象清美，色調淡遠，氛圍幽寂，寓含不盡情思。如他的“清露澄境遠，旭日照臨初。”（《秋郊作》）“落花飄旅衣，歸流澹清風。”（《游溪》）“夢遠竹窗幽，行稀蘭徑合。”（《答李博士》）無不體現了清深閑澹的風格特征。

[7] 4 正如楊萬里在《誠齋詩話》中所說：“五言古詩，句雅淡而味深長者，陶淵明柳子厚也。”不僅僅是五言古詩，柳宗元的山水田園詩均帶有雅淡而深長的特點。他的文字樸實，抒發感情也不是洶涌澎湃，而是迂回婉轉，卻有著很強的感染力，風格清幽自然、含蓄深沉。如他的“新沐換輕憤，曉池風露清（《旦攜謝山人至愚池》）“風窗疏竹響，露井寒松滴”（《贈江華長老》）“新亭俯朱檻，嘉木開芙蓉。清香晨風遠，褥彩寒露濃”（《芙蓉亭》）均體現了這一特點。

總之，王孟與韋柳的山水田園詩，用語平淡自然，取景清幽自然，意境清新雅致，意蘊深沉婉轉，整體呈現出清淡的風格，清而不膩，淡中有味，實則達到了藝術上的絕高境界，不愧為盛中唐時期山水田園詩的四大名家。

2．五言體式

縱觀王、孟、韋、柳四人詩集，他們的山水田園詩，多采用五言的體式。據統計，孟浩然現存詩271首，其中五言248首，約占其詩總量的,92%（據伶培基《孟浩然詩集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王維現存詩479首，五言366首，約占其詩總量的76%（據清趙殿成《王右承集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韋應物現存詩561首，五言466首，約占其詩總量的83%（據陶敏、王友勝《韋應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柳宗元現存詩164首，五言86首，約占其詩總量的59%（據王國安《柳宗元詩箋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由以上數據可知，五言詩在他們的詩歌創作中占有較大比重。而四者優秀的山水田園詩作也多集中在這部分五言詩中，歷代詩話不乏論及。胡應麟《詩蔽》稱陶、孟、王、韋、柳等人的沖淡詩格“宜短章，不宜巨什；宜古選，不宜歌行；[9]宜五言律，不宜七言律。”山水田園詩，如前所述，描繪的多是靜美的山水景物,反映的多是恬淡的田園生活，在情感上也較為舒緩，即使有著仕隱思想的矛盾沖突，也多含蓄而蘊藉，適合用淡淡的筆調傾訴而出；加之總體追求的是清淡的風格，而這種平淡曠逸的之美，更適宜用五言的形式來表達。所以，王孟與韋柳五言體式的選擇，是由山水田園詩的題材內容和整體風貌共同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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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孟與韋柳山水田園詩的差異

在論及王孟與韋柳山水田園詩創作的共同性時，簡要闡述了他們所處的總體時代文化背景。正由于其共性的存在，四者的山水田園詩在某種程度上才具有相似性，但時代文化共性并無法抹殺王朝的豐富復雜性，而盛中之際時運交移的導火索便源自玄宗天寶十四載(755)的“安史之亂”。在這場爭奪最高權力的叛亂與平叛的過程中，百余年積累起來的繁華一去不再，而隱藏于開元、天寶年間的種種積弊瞬間暴露。這一變動，帶給士人的打擊是巨大的，進而影響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文學，作為折射現實的風向標，也隨之發生深層擅變。王孟韋柳身處其中，他們的詩歌，雖多取材于遠離政治的山水田園，但亦不可避免打上時代的烙印，展現出不同風貌。

盛唐至中唐歷史文化的變遷，賦予王孟與韋柳的山水田園詩以不同之處。歷代詩評家早己注意到這兩個詩人群體的不同，除將“王孟韋柳”并稱外，亦將“王孟”并論，“韋柳”并提。“王孟”并論者

[10]如：“如孟浩然洗洗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并稱王孟。” “韋柳”并提者如：“以人而論，則有??韋蘇州體，韋應物。??韋柳體，蘇州與儀曹合言之。”（宋·嚴羽《滄浪詩話·詩體》）由此觀之，古代的學者己將同屬盛唐的王孟與同屬中唐的韋柳分別而論，恰證明了他們之間的差異。本章便著重分析王孟與韋柳山水田園詩在思想內容及藝術風貌上的差異，以展示盛唐與中唐山水田園詩的不同之處。

（一）詩歌內容的差異 盛唐田園詩多描寫田園風光的優美、田園生活的溫馨和田園中真誠樸實的人際關系。中晚唐的田園詩則直接承接了《詩經》與《漢樂府》，開始轉向對田家生活的辛勞的描寫和對民生疾苦的關懷，許多作品真實記錄了在那個災難頻繁的年代里農民的艱辛與痛苦，并辛辣諷刺當權者“世界末日”來臨前醉生夢死的生活，具有較高的思想認識價值。

盛唐時期山水田園詩的內容多是農民在田園中愉悅輕松的生活，明顯受陶淵明詩歌的影響。王孟的山水田園詩，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理想化的山水景物與田園生活。在他們筆下，山水田園景色是恬靜迷人的，農家生活是安逸祥和的。如孟浩然的田園詩主要是寫隱居生活的高雅情懷和閑情逸志，《過故人莊》是他著名的田園詩代表。其詩曰：“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這首詩全篇以老農邀請作客為內容，表現了樸實真摯的鄉情。語言恬淡親切，把寧靜秀美的田園風光和淳樸誠摯的鄉親情誼融為一體。在本的詩作中，作者以隱士理想的目光描繪田園景色，謳歌淳樸的人際關系。

再如他的《采樵作》：“采樵入深山，山深樹重疊。橋崩臥查擁，路險垂藤接。日落伴將稀，山風拂薜衣。長歌負輕策，平野望煙歸。”眾所周知，深山砍伐本應是件艱苦而又危險的工作，但在孟浩然的這首詩中，我們卻感受不到采樵的辛苦。這首詩中詩人將砍柴的樵夫塑造得輕松高逸、出塵脫俗，如同世外桃源中人一般。這樣的詩歌只有在大唐盛世才能吟唱出來，天寶危機以后的詩人們即便是再想如此的“瀟灑”，也沒有這樣的底氣了。

盛唐時期的另一位著名山水田園詩人王維的詩則是將詩情與畫意高度統一，描寫出恬靜優美的農村風光。如《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余落日，墟里上孤煙。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這首詩為王維隱居輞川時所作。詩中借描繪深秋輞川山水田園的恬靜風光，通過寒山、秋水、柴門、暮蟬、落日、孤煙等田野鄉村景物的描寫，細致生動地刻畫了詩人和裴迪兩個幽居山林、詩酒自娛的隱者形象，給人以強烈的畫面感，表達出詩人的田園之樂和閑適心情。

與王孟相比，韋柳的山水田園詩的主題較之以往則由謳吟農村寧靜悠閑的生活轉變反映農村的凋敝與農民生活的疾苦，語言也更加通俗平易。如韋應物的《晚歸洋川》《閑齋對雨》《東郊》，柳宗元的《秋曉行南谷經荒村》《郊居歲暮》《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等都是折射安史亂后山川凋敝、反映農民稼桔之苦的佳作。韋應物的詩雖然在思想程度上超出陶詩，但更多體現出了莫大的悲哀、自愧自責。如《觀田家》：“微雨眾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饑劬不自苦，膏澤且為喜。倉廩無宿儲，徭役猶未已。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在這里，詩人并沒有一味歌頌生活的閑適和景色的秀美，而是將田園苦引入田園牧歌。“田家幾日閑”突出了田園勞作的日復一日，“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點明了田間勞動的辛苦，而“倉凜無宿儲，搖役猶未已”則體現了農民生活的貧困并揭示了賦稅搖役的沉重，層層深入地反映了農家生活的狀況和社會的真實面貌，此處的山水田園己不再是詩人心中幻想，而沉浸著現實的意蘊，并流露出韋應物對百姓群眾的體恤與憐憫。整首詩體現了較強的社會現實意義，可以看作是中唐田園詩主旨變化的一個轉折點。這樣的詩歌與王維、孟浩然陶醉于田園生活的詩相比，自然就缺少了那一分自然愉悅、怡然自得的氣象。

柳宗元的《田家三首》體現了中唐新樂府詩揭露現實，反映民瘼的時代精神。其三：“古道饒獲葵，縈回古城曲。寥花被堤岸，阪水寒更澡。是時收獲竟，落日多樵收。風高榆柳疏，霜重梨棗熟。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無厭擅與粥。”這首詩首先為我們描繪了一幅深秋傍晚荒城古道邊的郊野風光；雜草覆蓋古道，道旁河流清冷，收獲己畢，游子、鳥兒在寒冷的秋風中尋找棲身之所，處處透露著蕭疏與悲涼，這恰是當時社會現實的真實寫照。末句“今年幸少豐，無厭擅與粥”以田翁慶幸能有擅與粥招待客人的心理，反襯鄉村生活的凋敝，展示農家生活的實況，含 蓄而又真實，委婉卻又耐人尋味。《田家·其一》《田家·其二》中的“竭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舍眠”，“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等語句道出了農民的辛苦與貧困，暴露了官吏搜刮農民的血腥罪惡，揭示出掩藏在田園風味背后的悲慘現實，可以當作中唐田園詩的代表。他的田園詩內容與盛唐田園詩中對農家生活富足安康的描述有了很大的差距。

（二）藝術風貌的變化

受時代風氣影響，與思想內容上的漸變同步，王孟與韋柳的山水田園詩在藝術風貌上也發生了變化。詩中流露的情感基調，由蓬勃昂揚、安逸明朗轉向清冷孤寂、沉郁凄涼、幽怨不平之氣漸漸灌注其中。簡言之，由“安以樂”到“哀而怨”。

《禮記·樂記》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11]民困。”指出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詩歌的內容、情感、風格會有所不同。安史之亂使唐帝國轉瞬間由繁華步入衰瑟，由治世進入亂世，與之相應，戰亂前后詩歌的情感基調也發生轉移。“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王灣《次北固山下》）所代表的欣欣向榮的盛唐詩風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于良史《冬日野望寄李贊府》）似的清寒寂寥的中唐之音。王孟與韋柳的山水田園詩情感基調的變化，正反映并揭示了這一演變軌跡。

開元、天寶時期，唐王朝的盛世達到頂點，詩歌更是達到全面繁榮。在這一時期，王維、孟浩然、儲光羲等一批山水詩人的涌現將山水詩歌的藝術成就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們繼承晉、宋以來謝靈運、謝朓等人的山水詩的創作傳統，形成了具有共同題材內容和相近藝術風格的詩歌流派。他們的詩歌重在發掘自然美，表現悠遠自得的情致，創造出物我渾然的境界。總體看來，盛唐山水詩語言清新而韻致高遠，格局闊大且氣象萬千。孟浩然便是盛唐山水詩派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山水詩很貼近于自己的生活，出現在孟浩然詩中的景物描寫似乎常常就是他生活環境的一部分，更加顯得隨性而發、不加雕飾。

孟浩然，是一純粹的盛唐詩人。他的山水田園詩，受盛世繁榮富足、強大昌盛國力的滋養，受此期昂揚向上、積極樂觀風氣的熏陶，帶有安逸祥和的情趣，樂觀開朗的情調，境界闊大，格調明朗，總體呈現出“安以樂”的基調。如《晚泊潯陽望廬山》：“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精舍近，日暮空聞鐘。”這首詩色彩素淡、渾成無跡，被后人嘆為“天籟之作”。這樣的詩語句自然純凈，淳樸而內秀，很讓人領略到“繁華落盡見真淳”的境界。再如他那首著名的《岳陽樓》中形容洞庭的壯觀：“八月湖水平，含虛混太清。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前四句中詩人超出了視野的局限，將整個身心融入了宇宙的深處，以去感受洞庭湖云氣蒸騰、天水混沌的氣勢和波濤涌起而撼動岳陽樓的偉力。全詩以開闊的胸襟，雄渾的筆調，抒寫了八月洞庭湖云氣蒸騰、波濤洶涌的景象。首聯領聯，將洞庭湖容納百川、汪洋浩瀚的場景描繪得淋漓盡致；“蒸”“撼”二字，在突出湖面廣闊之余，增添了動感，極富生機與活力。詩境宏偉壯逸，洋溢著勃勃生機，展現出盛世昂揚向上的時代氣息，活潑開朗的士人風貌。

王維是中國詩歌史上一位巨匠，他多才多藝，山水詩在他的筆下達到了頂峰。王維早歲春風得意，充滿著建功立業的志向，又有著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表現在山水詩上則是選取雄偉壯麗的高山大川來加以描繪，用以寄托他豪邁開朗的思想感情，這一切同經濟繁榮、政治開明、文化發達的開元盛世是一致的。

王維的山水詩代表作則為《山居秋暝》，此詩如輕盈淡遠的音樂，又如飄渺空靈的妙境，充滿著詩情畫意之美：“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這首詩是以寫景為主，全詩寫出了山、雨、秋、月、松、石、竹、浣女、蓮、舟等景物。詩歌中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景，就表現出了寂靜的山林，清新的空氣，迷人的黃昏，抒發著詩人對超脫、閑適的生活的向往。進一步描寫了月光揮灑，清泉暢流，更使人增加了對松林、山石的留戀。浣女的笑聲，漁舟的回歸，使這極靜的世界充滿了無限的生機活力與濃郁的生活氣息，充分地體現了詩人熱愛大自然的情趣。詩人捕捉了景物中最優美、最動人的一剎那，隨意揮灑，毫不著力地寫來，卻是如此形象生動，韻味無窮。他的詩把寫景與抒情、自然和工麗完美地統一起來，以一種高度凈化的美的意境，以及曠逸恬淡寧靜和諧的情調，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反映了盛唐氣象。如果說，孟浩然的《岳陽樓》以壯闊氣勢取勝，代表了盛唐人蓬勃向上的一面；那么王維的《山居秋暝》則以恬靜內蘊奪魁，象征了盛世安樂閑適的一面。從總體上來看盛唐時期的山水田園詩呈現出一種“安以樂”的情感基調。韋應物生于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而安史之亂爆發于公元755年。也就是說，詩人少年時曾目睹了盛世背景下的承平景象。但不幸的是，他又長于亂世。安史之亂的爆發，使大唐由繁榮跌落谷底，隱藏于開元年間的重重危機瞬間暴露出來。昔日的繁華與亂后的殘破形成鮮明對照，這種強烈的心理落差與戰后痛定思痛的情緒使其部分山水田園詩蒙上了悲涼哀傷的陰影，流露出一股不平之氣。而柳宗元，“永貞革新”失敗后被貶遠州，期待有所作為的理想化為泡影，其悲劇苦悶的一生及無法釋懷的痛楚賦予其山水田園詩以幽怨的色彩，不平之氣更為顯露。他們山水田園詩中共同體現的這股不平之氣,就是“哀而怨”的情感基調。

只要隨意拈出二人部分詩句，如寫黃昏景象韋應物的詩句“寒山獨過雁，暮雨遠來舟”，“沉沉暮色至，凄凄涼氣入”暮色與寒雨、孤雁、涼氣交織，共同營造了凄涼哀怨的氛圍，與王孟夕陽籠罩下的祥和形成強烈反差。同是寫惜花悲秋的佳句，“蕭條涼葉下，寂寞清砧哀”（韋應物《秋夜二首》）“寒花疏寂歷，幽泉微斷續”（柳宗元《秋曉行南谷經荒村》）注悲情入悲景，字里行間滲透著絲絲寒意和哀怨不平。尤其當寒夜醒來之時，外任的無奈，遷滴的苦悶，更能引起詩人的愁緒，如柳宗元的“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清憐集濃露，枕章凄已知”便是這種感想的真實寫照。無需結合上下詩境，我們也能體味到其中蘊含的陣陣涼意。總言之，在他們的山水田園詩中，已漸漸退卻了盛唐詩人的昂揚樂觀，呈現出凄涼傷感“哀而怨”的新特點。

結論：

王孟與韋柳四位詩人，繼承陶謝開創的山水田園詩的優秀傳統和表現手法，結合所處時代的歷史文化背景，將山水田園詩的創作推向頂峰。他們不拘于因襲，總是力圖在其中融入自己的特色，帶有時代氣息，并反映出社會風尚。王、孟、韋、柳，作為唐代最重要的山水田園詩人，以他們的創作實踐，給當時和后世帶來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他們上承《詩經》、《楚辭》及漢賦中描摹山水景物的方法、吸收魏晉南北朝諸子山水田園詩的優勢，尤其將陶謝二人加以融會貫通，取長補短，使一度綺艷化的詩風變得清淡自然，構成了唐詩史上的重要一環。同時，王孟韋柳山水田園詩在內容、和藝術風貌上又有著不同之處。中唐山水詩歌正是因為有盛唐堅實的基礎和盛、中唐時期的客觀條件才得以繁榮發展的。唐代的詩歌才因此更加精彩紛呈，至今仍然是我們的精神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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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淺析王維與孟浩然山水詩之異同

淺析王維與孟浩然山水詩之異同

內容摘要：王維和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園詩的杰出代表，被后人并稱“王孟”。盛唐山水田園詩始于孟浩然而成于王維，二者都擅長山水詩，王維的詩是豐潤而富有生趣，孟浩然的詩是清淡而韻味悠長。由于他們生活環境和氣質性格的不同，其經歷和思想不一樣，所以他們的詩歌藝術風格既有共性又有個性。因此對二者山水詩風的探討，對于了解唐代山水田園詩的發展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關鍵詞：王維 孟浩然 山水詩 比較

唐詩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高峰，盛唐詩乃是這座高峰的頂點。在盛唐詩壇的燦爛星空中，山水田園詩是一條絢麗壯闊的星河。盛唐山水田園詩始于孟浩然成于王維。因此，王維、孟浩然是這條絢麗壯闊星河中兩顆最璀璨的星星。

山水田園詩，許多詩人學者是指歌詠寄情山水自然之景，田園生活的詩歌然而多以農村的景物和農民，牧人，漁人等勞動人民為題材。田園詩不管是以田的性格，還是以園的性格出現，都離不開山水景物。在此也把描繪山水和田園的詩結合而言，稱為山水田園詩，或簡稱田園詩。古代描寫山水田園的詩人有許多，其中以“開千古平淡之宗”的陶淵明，創作“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的王維和詩風自然淡雅的孟浩然最具代表性。后兩者在盛唐詩壇享有盛譽，在中國古代田園詩史上影響很大。王士源更說孟浩然的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矣”（《孟浩然集序》）。

而王維、孟浩然同屬山水田園詩的代表，在思想內容、表現手法、題材體裁、意境風格方面看上去也是大體相同的，故而稱之為王孟詩派。但認真研究，由于他們的經歷、性格、志趣，特別是世界觀中在仕、隱心態上的差異，使得王、孟對生活體驗的程度、觀察事物的角度、選擇表現思想感情的藝術手法所塑造的意境和形成的藝術風格方面都有相異之處。下面，我將粗淺談論王、孟山水田園詩歌的異同。

說到王孟詩風不能不說王孟的共同生活歸宿—— 隱逸。

在古人的心目中，孟浩然是天生的隱士。其實不然，孟浩然不是天生的高士隱士，他憧憬、渴望過仕途，然而卻因種種的原因使他在仕與隱的矛盾中過日子，看他飄逸、出世，其實不然。

王維，是中國文學史上多才多藝的文人。他21歲考取進士，曾任過太樂丞，因故被貶后，受張九齡的提拔重回朝廷，但又因張九齡“以賢治國”斗不過李林甫的“以黨營私”，隨之張九齡的被逐，王維也產生了“自顧長無策，空知反舊林”的愿望。安史之亂時，王維被迫做了“偽官”；當時，他發出：“萬戶傷心生淹淹，百官何El再朝天?”的沉痛感慨!“安史之亂”平定以后，王維在其弟的力保下，雖未處罰，官復原職，但仕途的坎坷，已使他心灰意冷，終于“退朝之后，焚香獨

望，以禪三誦為樂”。

孟浩然因仕途無路而隱逸；王維因仕途曲折而隱逸，兩者殊途同歸。共同的生活歸宿使他們有相同的詩風——清淡。

一、王維與孟浩然山水詩的相同點

（一）、王維與孟浩然的山水詩具有相同的清淡之風

孟浩然山水詩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清淡，聞一多先生在《唐市詩雜論》中說：“真孟浩然不是將詩緊緊的筑在一聯或一句里，而是將它沖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淡到看不見詩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詩。”在孟浩然的詩中，這種清淡具體表現為語言的淺淡、意象的疏淡、情感的沖淡。孟浩然的大部分詩都體現出這種特色，但是他的《臨洞庭》卻氣勢宏闊，在他的作品中顯得與眾不同，這首詩和杜甫的《登岳陽樓》一起成為描寫洞庭湖的佳作。孟浩然的山水詩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表現出樸素自然的生活情調，其代表作如《夜歸鹿門山歌》、《過故人莊》、《夏日南亭懷辛大》、《秋登蘭山寄張五》、《山中逢道士云公》等，無論是高士形象的塑造、山中登覽的意趣，還是鄉村風光的勾勒、偕隱過從的情誼，都既見淡遠清曠、超然脫俗的詩境，又不失樸素真誠、生動活潑的生機。

王維擅長山水之美的詩篇創作。關于王維山水詩歌的風格,歷來詩評家們有過許多評述.詩歌的藝術風格,與詩人的思想,感情,個性,審美愛好以及詩歌的意境,意境的表達方式和表現手法等等,有著密切的關系.自然優美,清雅沖淡是王維詩歌最突出的藝術風格.這種風格主要體現在詩人的那些反映隱逸生活情趣的山水詩中.請看詩作《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選歸浣女,蓮動下魚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此詩描寫的是秋日傍晚雨后的山村風光.隨意揮寫,語出自然.在這首詩里,空山雨后的秋涼,松間明月的清光,石上清泉流動的聲響,浣紗歸來的女孩子們在竹林里的笑聲,小漁船緩緩穿過荷花的情態,都和諧完美地交織在一起,象是一幅清新秀麗的有聲畫,又像是一支恬靜優美的抒情曲.我們仿佛呼吸到了雨后清新的空氣.如《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此詩洋溢著詩情畫意，最能體現王維詩中有畫的特點。詩人在有限的篇幅中，選擇最富有感染力的自然景色和山色風光，以靈活多變的手法交織成一幅清新和諧、寧靜高遠的圖畫，借以表現山水之美。詩中描繪的清新、美好的生活畫面，反襯出詩人對官場的厭惡，而映現在畫面中的泉水、翠竹、蓮花，既是詩人高尚情操的寫照，也是對詩人所

追求的理想境界的烘托。

（二）、王維與孟浩然的山水詩描繪山川景物，抒寫農家生活，都不求詞藻華美

孟浩然和王維的山水詩都不追求辭藻的華美，而是力求極自然地表現山水本身的美。同時他們也都在山水詩中盡力表現自己的個性。孟浩然常在山水描寫中融入游子漂泊之感，由于心情孤寂，山水也染上了一層清冷的色彩，有時詩人被作為畫面的一部分而寫進詩里，孟詩缺乏對理想的追求，其基本風格是恬淡孤情。讀他的詩，總給人一種寧靜而清冷夫人感覺，“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春曉》），這些詩都是為人所熟知的，足以表現孟浩然詩境所呈現出的寧靜清冷之風。

王維的山水詩則往往滲透著佛家虛無冷寂的情調，詩人努力去追求那種遠離塵囂的空而寂的境界，故許多山水詩不見詩人的影子，卻能感到他沉浸在寂靜的快樂中，表現了對的自然的濃厚興趣。如“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山居秋瞑》）。在清新寧靜而生機盎然的山水中，感受到萬物生生不息的生之樂趣，精神升華到了空明無滯礙的餓境界，自然的美與心境的美完全融為一體，創造出如水月鏡花般不可湊泊的純美詩境。

比較而言，孟浩染的詩歌偏于冷峻，偏于枯淡。正像王維喜歡用“靜”字，孟浩然太喜歡用“清”了，孟浩然對于“清”的情韻風度的追求，實乃其主體精神和清高性格的必然所致，也是其人生際遇的暗示。這種以“清“為其藝術人格的景語構圖，由于失意的惆悵、哀怨的情緒的介入，使其詩顯得格調下沉，風儀瘦峻，情韻寒淡。如“坐聽閑猿鳴，弦清塵外心（《武陵泛舟》）。

而孟浩然詩歌也有時有“靜”，但從嚴格意義上講，孟詩只是靜其表，而王詩內外俱靜，靜成為他的一種生命風采，成為一種宇宙情懷，一種詩性精神。王維既能從感性的自然山水里看到靜謐的本質，又能超越山水景象而達到精神的心無掛礙的境界，物我融為一體，天人合一。詩人在與山水同靜的交流中獲得了身心的極大放松和自由，從感性時空里感受生命之永恒。“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鳥鳴澗》），是詩人超意識的靈覺與幽深清遠的宇宙意志形成的契應，搖曳出一種無為無礙的生命情態。

二、王維與孟浩然山水詩的不同之處

（一）、王維與孟浩然山水詩中所體現的內容不同

1、題材有區別。

孟浩然是唐代第一個傾大力寫作山水詩的詩人。在他的詩中有壯闊山川景色的描繪,有山林隱逸者幽居情景的描寫,有旅途情景的敘述,也有田園農家的生活 的反映。其詩今存二百余首，大部分是他在漫游途中寫下的山水行旅詩，也有他在登臨游覽家鄉一帶的萬山、峴山和鹿門山時所寫的遣興之作，還有少數詩篇是寫田園村居生活的，詩中取材的地域范圍相當廣大。

王維反映生活的深廣度雖有限，卻比孟詩略勝一籌。王詩的題材既有山水田園之作，又有抒發理想抱負之作，也有謳歌邊塞將士之作，揭露社會現實之作，宣傳佛家教義之怍以及傾訴婦女怨情之作。王維則是昌盛時期的杰出代表，代表了中國山水詩的最高水平。王維的歌，現存四百多首，題材相當廣泛。其中以山岳江河，風露花草，鳥獸蟲魚等大自然的事物為題材，描繪其生動的形象，藝術地反映千姿百態的自然美，體現作者審美情趣的山水詩，約有百篇左右，占其全部詩作的四分之一，居其他各類題材的篇什之首。而這百篇左右的山水詩，就其藝術創作性而言，遠遠超越了前人，并對后人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2、詩中所表達的感情不同

孟浩然的山水詩描繪山水田園清新秀麗，寫故人情誼真摯深厚，寫田家生活，亦復簡樸可愛，表達出詩人歡快的心情，如《過故人莊》等。還有不少詩是寫自己幽棲的生活，潔身自好的情趣，以及懷才不遇的苦悶，如《宿建德江》。王維的山水田園詩多寫在后期，此時的王維抱著消極出世的態度，沉溺于內心生活，寄情山水逃避現實，往往滲透著佛家虛無冷寂的情調。如《山居秋日冥》《終南山》他的這些山水詩在客觀上產生了粉飾現實，引導人們追求清靜孤寂生活的消極影響

（二）、王維與孟浩然詩中所蘊含的情調不同

王孟都樂于表現隱逸生活的閑適逸趣。但王詩往往夾雜著“幽冷寂滅”的心緒，孟詩往往夾雜著耿介郁勃的心態。如孟浩然《晚春臥疾寄張八小容》，“林園久不游，草木一何盛!狹徑花將盡，閑庭竹歸凈。翠雨戲蘭苕，赤貞鱗動荷楊。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賈誼才空逸，安仁鬢欲絲。”此詩寫晚春游園的景色，筆調清新、閑雅，表達了“知音難覓，功業無望”的 惆悵。孟詩《與諸子登峴山》“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水落魚梁淺，矢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談罷淚沾襟。”此詩表露了詩人自嘆不如羊祜的心情。

王維詩現存不足400首，其中以描繪山水田園和歌詠隱居生活一類成就最大。名作如《終南山》、《漢江臨泛》、《山居秋暝》、《青溪》、《過香積寺》、《輞川集》20首、《贈裴十迪》等。王維是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代表人物。他繼承和發揚了謝靈運開創的山水詩而獨樹一幟，使山水田園詩成就達到高峰，在中國詩歌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王維的大多數山水田園之作，在描繪自然美景同時，流露出閑居生活中閑逸蕭散的情趣。或靜謐恬淡，或氣象蕭索，或幽寂冷清，表現了詩人對現實漠不關心甚至禪學寂滅的思想情緒。加之藝術技巧很高，頗為后人所

推崇。王維的詩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他對自然美的感受獨特而細致入微，筆下山水景物特具神韻，略事渲染而意境悠長，色彩鮮明優美，極有畫意。

（三）、王維與孟浩然詩中所體現的意境不同 孟浩然的詩意境深沉，王維的詩意境高遠。

王維與孟浩然同為田園山水詩派的代表，他們田園山水詩的相似與不同，突出地表現在意境上。王維的詩主要表現生活在政務紛繁和斗爭激烈的官場上的官吏的情趣，他喜歡鄉村生活的和平寧靜和自然風光的清幽美好；孟浩然的田園山水詩則主要表現布衣之上的情趣，生活在田園山水中的閑適自在和與田園山水的天然融洽，抒發沒有出仕的苦悶，表達出仕的愿望。二者雖然都表現田園山水之美，都有閑適恬靜的情調，但王維的詩的背后總有官吏的背景、別墅的影子，有官吏的恬退隱衷。孟浩然的詩則有布衣的形象、莊園的影子，有高士的進取思想。二者的共性與區別都是非常明顯的。試比較土維的《終南別業》和孟浩然的《澗南即事貽皎上人》: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睡、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偶然伯林史，談笑無還期、(《終南別業》)弊廬在郭外，索產唯田園、左右林野曠，小聞朝市喧、釣竿垂一七澗，樵唱入南軒、書取幽棲事，將尋靜者論、(《澗南即事貽皎上人》)兩首詩的思想是一致的，都是表現山林隱逸之樂。然而仔細品味，情調韻味卻大不相同。王維的詩表現官吏的別墅體閑之樂，表現外來人物力求融入美好的環境。孟浩然的詩表現士人的莊園自娛自樂之趣，表現人物與環境的和諧融洽。意境的區別非常明顯。

（四）、王維與孟浩然寫作山水詩的手法不同

王維與孟浩然在藝術手法上的最大共同特點是都用種敘述的筆調來寫詩，很少窮形極相的描寫，這是構成他們“清淡詩風的重要因索。兩人相比較，王維的描寫性要強些，孟浩然的敘述意味更濃。孟浩然的詩有某種事實情節，有某種故事性。請看土維的《淇上田園即事》和孟浩然的《采樵作》:

屏居淇水上，東野曠無山。日隱桑拓外，河明閭井間。

牧童望村去，獵犬隨人還。靜者亦何事，荊扉乘晝關。

(《淇上田園即事》)

采樵入深山，山深樹重疊。橋崩臥搓擁，路險垂藤接。

日落伴將稀，山風拂蘿衣。長歌負輕策，平野望煙歸。

(《采樵作》)

二人的詩都是除最后二句共寫事外，其余都是一句寫一景或一事，用敘述性的筆調把事情說清楚，在敘事中表達思想感情。沒有生動的描寫，也沒有多角度的渲染，平平淡淡，真真切切，卻很有詩味。兩首詩相比較，孟浩然的詩圍繞采樵，進行系列動態性敘述，敘述性更強，詩也顯得更平淡。作為有很高繪畫、音樂造詣的王維，最善于用畫法寫詩。他的詩將景物、人物和事物組成幅風景畫，并將思想感情融入其中。在構成畫面的時候，注意詩的景物、人物、事物的關系，根據它們的大小、遠近、高低等因索，使詩的畫面顯出層次。同時運用它們的色彩和聲響，構成有聲有色的畫。孟浩然則純用詩人的表現方法，他主要運用對人物行動或事件過程的動態展示，加上對環境的表現來構成畫面。如果說王維的詩是有聲的畫，孟浩然的詩則像幅流動的連環畫，二者的區別是明顯的。

（五）、王維于孟浩然山水詩中的語言有所不同

孟浩然的詩平淡簡樸，孟浩然詩歌的語言，不鉤奇抉異而又洗脫凡近，“語淡而味終不薄”（沈德潛《唐詩別裁集》）。他的一些詩往往在白描之中見整煉之致，經緯綿密處卻似不經意道出，表現出很高的藝術功力。例如他的名篇《過故人莊》：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通篇侃侃敘來，似說家常，和陶淵明的《飲酒》等詩風格相近，但陶寫的是古體，這首詩卻是近體。“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這一聯句，畫龍點睛地勾勒出一個環抱在青山綠樹之中的村落的典型環境。還有那一首婦孺能誦的五絕《春曉》，也是以天然不覺其巧的語言，寫出微妙的惜春之情。王維詩的語言風格是亮麗、清醇、雅致、圓潤。如:

萬壑樹參人，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秒百重泉、(《送梓州李使君》)

語言是那么美，又那么富有表現力，是極佳的詩的語言，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孟浩然的詩是淡到了骨子里，而王維的詩淡得只是表面，其蘊含的內容是“精致”的，是“絢麗多姿”的。以下而幾首詩為例:

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惘川別業》)

口落江湖自，潮來人地青。(《送邢杜州》)

青山橫蒼林，赤口團平陸。(《冬口游覽》)

清淺自石灘，綠蒲向堪把、家仕水東酉，洗紗明月卜。

(《自石灘》)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洗女，蓮動卜漁舟。

(《山居秋暝》)以上節選詩句中，前三句既有煉字之巧，又含描色之妙。“染”、“燃”二字化靜景為動景，使繁茂的芳草、嬌艷的桃花在蒙蒙細雨和清澈水流中交相顯映出來，更見色彩的明艷和清麗，整個畫面因此而生動起來。日落反光強烈，浩瀚的江湖在遠方閃動著一層白亮的波光，而江水在波濤中洶涌滾來，潮頭卷起的片青

色也仿佛彌漫了整個天地。“自”、“青”二字用得極平淡而又極準確，形象地展現了色彩的相襯相生。青山橫貫東西，將彌望的蒼郁林海托負在起伏透遠的山脈，“橫”字呈帶狀。赤日光覽天下，金光四散化作育蒼巨網拋灑大地，“團”字顯圓貌。王維以他精煉的語言表達和高超的詩畫意識，寫物態天趣，渾然天成，卻自有精美內妙。王維是位語言大師，他的詩的語言極富表現力，又具有色彩美和音樂美，是盛唐詩歌語言風格最杰出的代表。、總之，王維的詩是豐潤而富有生趣的，孟浩然的詩是清淡而韻味悠長的。王孟二人給最大賦予的即是他們把大自然作為一種精妙語言而精妙運用，在體合宇宙萬物而進行的有目的的實踐的中，展現直徹心源的生命情調，將中國古典詩歌中山水田園詩推上了峰巔，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詩歌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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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佛學與山水詩

泛談山水詩與佛教的關系

摘要：佛教的興盛與山水詩的興起、發展幾乎同步，二者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密切的聯系。本文主要從佛教教義對山水詩詩人思想的影響、佛教空、靜觀對山水詩意境的影響、僧人創作的山水詩、僧人與文人的交往，這四個方面來泛談山水詩與佛教的關系。

【關鍵詞】佛教；山水詩；關系

魏晉時期，政治黑暗，社會**，大眾的現實生活極其痛苦，佛教對彼岸極樂世界的描繪，對受苦受難的大眾有很大的吸引力，再加上后來統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在魏晉時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山水詩方面，文人在這樣糟糕的社會背景下，社會責任感漸漸淡去，個人意識凸顯，大多數人選擇托意玄遠以求全遠禍，而對山水的親近、觀賞、吟詠成為其超脫現實的主要方式。

唐朝時，佛教取得了同儒、道相等的地位，對政治、思想、文化的影響達到頂峰；山水詩方面，形成了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獨立的山水詩派，出現了劉長卿、韋應物、常建等一大批山水詩人，山水詩盛極一時。

由上可知，佛教的興盛與山水詩的興起、發展幾乎同步，二者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密切的聯系。接下來我將從四個方面泛談二者的關系。

一、佛教教義對山水詩詩人創作思想的影響

佛教的核心教義是萬事皆空、超脫現實，這對失意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當他們官場失意、人生不順之時，往往會尋找寄托、尋求解脫。佛教教義映射到山水詩的創作中便是愛慕自然，超脫現實的心態。

這種映射在謝靈運和白居易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謝靈運出身東晉大世族，是權臣謝玄之孫，官場失意后投身佛教，寄情山水，創造了大量的山水詩。他的山水詩描繪了江南秀麗的山水，給人以美的享受，且多以佛理結尾，帶有明顯的出世色彩。白居易的詩風，以公元八一五年為界，前后截然不同。前期是積極的諷諭詩，表現他要“治君堯舜，再使風俗純”的政治抱負；后期政治上遭受打擊，信俸佛教，號香山居士，創造了大量的閑適詩。其中包括許多山水詩，如《錢塘湖春行》，《暮江吟》，《大林峙桃花》等等，都是表現他：“世事從今口不言”，“世間盡不關吾事”的悲憤以及“人生幾許傷心事，不向佛門何處消”的悲涼心境。

二、佛教空、靜觀對山水詩意境的影響

佛教追求凈心、頓悟，受其影響，山水詩往往追求清幽、寧靜、淡遠、空靈的意境。我們以王維為例，王維，字摩詰，唐代山水詩的集大成者，被后人稱為“詩佛”。王維自幼受母親的影響，信奉佛教，“兄弟皆篤信佛，食不葷，衣不文彩”。他的山水詩也有著明顯的佛教意境。如《山居秋鳴》：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這首詩畫出一幅秋天清爽宜人的初夜圖景，使人感到空氣是那樣的新鮮，月光是那樣的涼爽，泉水是那樣的平靜。意境清幽，靜雅，詩意中帶著禪意。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又如《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影入深林，復照青苔上。這首詩寫空寫靜，給人一種空靈的感覺。這首詩空靈的意境與佛教追求的空，靜相通，以禪入詩。又如韋應物《滁洲西澗》：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這首詩清幽、淡遠的景色，遠離塵世的超脫感，空曠孤寂的獨立感以及其中蘊涵著的“似有非有”、“欲言又止”、“無法名狀”的神韻具有明顯的佛教色彩。

三、僧人創作的山水詩

僧人創作山水詩由來以久，他們深居寺院，一方面熟讀佛經，對佛經中的教義有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靜心修煉使他們更容易體悟自然。此外依山傍水而建的寺院也給他們提供了條件，因此，僧人創作了大量的優秀的山水詩。歷史上出現過一批著名的詩僧，如唐朝的寒山、皎然；宋朝的志南、惠崇。他們的山水詩融合自然與佛理，豐富了詩歌的題材、增強了山水詩的表現力，為山水詩的繁榮作出了貢獻。如唐代僧人寒山的詩《杳杳寒山道》：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澗濱。啾啾長有鳥，寂寂更無人。漸漸風吹面，紛紛雪積身。朝朝不見日，歲歲不知春。這首詩描繪了詩人所在的山中常見的景觀，而詩人自己則在這漫長的時光中修身養性。又如唐代僧人皎然的詩《題湖上草堂》：山居不買剡中山，湖上千峰處處閑。芳草白云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關。這首詩不僅描寫了幽靜的山水景物而且闡明了佛理，表現了作者與世無爭，沉浸山水而樂在其中的平靜心態。又如志南的《絕句》：古木陰中系短蓬，杖藜扶我過橋東。沾衣欲杏花雨，吹面不寒揚柳風。這首詩以擬人的手法描繪了詩人的行蹤，一個“扶”字可謂神筆，后兩句是寫詩人對春天的感受，真切、細膩；用“杏花雨”、“楊柳風”來形容春雨、春風，不僅形象地寫出了春雨的芬芳，春風的溫柔而且表現了詩人對春天的感受和由衷的喜愛。僧人寫山水詩不僅表現了他們的文學修養也體現了他們對佛理的理解。佛理借山水詩而得到闡發，山水詩因蘊涵佛理而韻味無窮。

四、僧人與文人的交往

魏晉以前，文人對佛教往往抱著輕視的態度，很少與僧人交往，佛教也還沒有成為文學的表現對象。魏晉以后，佛教由于統治階級的提倡而得到較大的發展，文人逐漸接受佛教，文人與僧人的交往日趨增加。魏晉以后幾乎所有的文壇大家都與僧人交往過，韓愈和賈島關于“推敲”的故事更成為文壇美談。僧人與文人相互交往、唱和、贈送、答謝加強了佛教對文學的影響，使佛教成為文學的表現對象。表現在山水詩的創作方面有對佛寺的描繪，如常建的《題破山寺后禪院》：清晨入古寺，初日高照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靜，但余鐘罄聲。也有對佛理的闡發，如寒山的詩：登涉寒山道，寒山路不通。溪長是石磊磊，澗闊草朦朦，苔滑非關雨，松明不假風。誰能超世界，公坐白云中。這首詩把對佛理的闡發、對自然的描繪、對自我的內省有機的結合在一起。還有文人與僧侶間的交往過程中，相互間多有贈詩，如李白的《贈僧崖公》、《別東林寺僧》、《別山僧》等。蘇軾的《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就是惠崇作畫，蘇軾賦詩兩者完美地結合，共同描繪了色彩絢麗、生命昂然的春景。僧人與文人的交往，加強了佛教與山水詩之間的聯系，同時拓寬了山水詩的表現領域和表現方法。

綜上所述，佛教與山水詩之間有著水乳交融的密切關系。

第五篇：盛唐詩歌之山水田園詩賞析

盛唐詩歌之山水田園詩

早在先秦兩漢時期就出現了很多與山水田園有關的詩歌，晉宋時期經由陶淵明、謝靈運后初具雛形。到了盛唐，在當時強大的經濟背景下，山水田園詩更是得到空前的發展。

文學的發展離不開經濟，詩歌如是，我們今天能欣賞到的山水田園詩身后都含有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山水田園詩作為盛唐詩歌的一大詩派，更是在這繁榮的時期達到其鼎盛時段。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文人繼承晉宋時期陶、謝的山水田園傳統，盡情的把祖國大好河山的精華之處在詩歌中展示出來，彰顯了在盛唐時期，詩人們對大自然那種淳樸而真摯的、不加修飾的感情。

宿建德江 孟浩然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寄情于山水，一生不仕的孟浩然，當真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少有的千古留名的布衣詩人。他的山水田園詩充滿了自然、寧靜的情趣，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多有漂泊羈旅之作，并且在青山綠水中夾含著他隱隱的游子情懷，真正發揮了“意象”在詩歌中的作用。

《宿建德江》是孟浩然的山水名篇，詩中抓住了特定的物象，加注詩人“愁”的感情進去，化為意象，從而達到一種無法用言語表達的意境，情景交融，物我渾一。

這首詩從首聯到尾聯都在描繪客觀的實景，例如“移舟”“日暮”“月”等等。但作者描繪這些景物并不是簡單的鋪排，這些景物各自之間都有相互聯系、相互映襯的關系在。這里不僅把“象”和“意”聯系在一起，就連“象”與“象”之間也不是孤立的，這就像“移舟”與“煙渚”、“日暮”與“客愁”、“野曠”與“樹”、“月”與“人”，意象之間相串聯起來，這詩歌中更深一層的意境就包含其中。

《宿建德江》是一首非常悲涼的詩，整個詩歌的格調早已被一個“愁”字定住，其余的東西都是圍繞著這“客愁”而寫的。冷冷的色調、孤單的夜色、寂寞的異鄉愁客，這些都是詩人在漂泊途中的一聲聲的感概。此刻在詩人眼前的，不是天水相接的美景，而是在茫茫江面煙霧中的自我喟嘆，惆悵這承載著自己的一葉扁舟不知將要何去何從，漫漫長夜，也就這清澈的江水和冷冷的月色與人親近了。

辛夷塢 王維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用詩情畫意來形容王維的詩一點也不為過，王維與孟浩然山水田園詩最大的 1 不同之處就在于，他是真真實實的在寫山水，極力的不去多夾雜情感在里面，把自我隱沒在大自然之中。自然之美在王維的詩歌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他追求大自然的渾然天成、清逸雅致，詩歌的語言簡潔凝練，既樸素又典雅。

《辛夷塢》是王維《輞川集》里的詩篇，這個集子里的詩歌猶如一幅幅濃墨淡彩的山水畫，拼接起來，就是輞川別墅的山水風景。

這首詩的整個背景應該是靜態的，可詩人卻用了“發紅萼”、“澗戶”、“開”、“落”這些富含動態的字詞，以動襯靜，更顯山中的靜謐優美。

這首詩里凝聚了生命，短短的四句，不僅概括了辛夷花一年的花期，也在暗寫了辛夷花四季輪回的花開花落。但辛夷花畢竟是植物，它可以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循環生長，在大自然的滋潤中生生不息，而詩人卻不可以。人的生命短暫，植物的生命卻是永恒的，無論世人怎么感嘆，這都是已成的自然規律，誰也無法打破。

許多人認為“詩佛”王維的詩歌里富含禪意，在這里我并不反對，但在那些用文字組織成的泛泛的解釋中，又是否能真正體會到其中的禪意呢？就像這首《辛夷塢》，如果過多的用禪的思想來鋪展，那就失去了詩中空靈樸素的意境。所以我認為這首詩真正能用文字表述出來的，也就只有詩中的景色而已，至于禪意，或許就像佛教中“拈花一笑”的故事，個人頓悟罷了，無須過多解釋。不要讓禪意沾染上任何東西，包括文字，那才是真正的“空”。

總而言之，雖然山水田園詩中多含有詩人退隱山林的想法，但事實上，在盛唐時期，真正想隱逸的詩人很少。有強大的經濟和政治文化背景做依托，還有當時社會氛圍的濡染，許多文人，包括那些山水田園詩的詩人都是想為國出力的，這點在與中唐和晚唐山水田園詩的比較中顯而易見。大體上，盛唐的山水田園詩還是包含了時代輝煌的背景，如果不是這太平盛世，文人們又怎能安然嫻靜的坐觀山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