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羅馬法論文

東北師范大學大學政法學院

羅馬法中取得時效制度對后世立法的影響

摘要：取得時效制度產生于《十二表法》前古羅馬時期，即自羅馬氏族社會到奴隸制社會過渡時期，或者說是從羅馬公有制到私有制過渡時期。該項制度從確定財產歸屬、促進物盡其用等目的出發，對維護社會秩序和交易安全起著重要作用，也對今后各國該項制度的設計有著深遠影響，羅馬法中取得時效的精神至今仍為多數國家所沿用。我國當今法治化進程加快，取得時效制度的適用也是今后必然的趨勢。

關鍵詞：取得時效 羅馬法 民法典

一丶取得時效制度的產生

取得時效源起于羅馬法，又稱時效取得，是指無權利人以行使所有權或其他財產權利的意思公然、和平地繼續占有他人的所有物，經過法律規定的一定期間，即依法取得其財產所有權或其他財產權的法律制度。1該項制度最初形成于古羅馬法，早在《十二表法》出現前已存在。它伴隨著所有權從公有向個人所有的分化而誕生，是作為市民法中所有權的取得方式而設立的。羅馬社會的發展經歷了由公有制向私有制的過渡，當土地、牲畜等財產出現剩余并有閑置不用現象時，為調節財產所有人和需要人之間的矛盾，平衡有余與不足，鼓勵使用他人廢置之物，以實現物盡其用的目的，法律規定了取得時效制度，即占有動產1年，占有不動產2年，可獲得該動產或不動產的所有權。到《十二銅表法》時，取得時效進一步被用來補救形式主義造成的所有權取得方面的缺陷、盡管事實上財產己屬于他人，但法律上他人沒有所有權，因而就出現了事實關系與法律關系不一致的矛盾，為消除這種現象，在羅馬法里，最早產生了取得時效的制度。”至共和國末期，取得時效又發展為一種便利證明所有權必要手段，此種證明即使原所有人能證明該物原屬于自己也不能推翻。進入帝政后期，為安定戰亂期間人民的生活，取得時效演變為尊重持續的事實狀態，保護現有社會經濟秩序的制度。時效制度以其“事實勝于權利”原則沖破了傳統的“權利勝于事實”。二丶取得時效制度對后世立法的影響

羅馬法的時效制度對后世各國的立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傳承接受羅馬法體例的大陸法系理應順理成章地接受取得時效。但引人注意的是，消滅時效較快地被大陸各國民事法律所接受，而取得時效被采用，則費了些曲折。資產主義初期，按照“私權神圣”觀念，出于對“個體”私權的保護，早期立法者對取得時效的適用仍存在猶豫。隨著商品生產和交換的迅猛發展，統治者們逐漸認識到，資產階段“整體”私權的重要性遠勝于“個體”私權，再加上實踐中取得時效已在不同程度地實際發揮著作用，給資產階級經濟秩序帶來了不少好處，立法中贊成和普遍采用取得時效制度成為一種必然的發展趨勢。

1.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不僅承襲了羅馬法中的取得時效制度，而且發展了羅馬法中的取得時效制度，使取得時效制度進一步規范化。如在取得時效完成后，羅馬法中規定占有人享有拒絕交還的權利;法國民法典不僅承認占有人有拒 12梁慧星、陳華彬編著:《物權法》,法律出版社.姚輝:《民法的精神》,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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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交還的權利，同時又規定了占有人可以取得該物的所有權。3

2.與法國民法典不同，德國民法典繼受羅馬法，將取得時效規定于其“物權編”當中，作為所有權的一種取得方式。在其民法典中，取得時效分為動產取得時效、不動產登記取得時效與未登記不動產取得時效三大類。有關不動產登記取得時效，其第900條規定:“未取得土地的所有權而作為該土地的所有權人登記在土地登記簿時，若此項登記已經達到30年，而且此人取得對該土地的自主占有時，則此人取得土地的所有權。”有關未登記不動產的取得時效，其民法典第927條規定，對他人的不動產經過30年和平、公開、連續的自主占有，占有人可以申請登記為所有權人，其成立要件首先要求占有人必須自主占有，即以自己所有的意思占有該不動產。其次要求此占有人必須公開、和平、持續占有。最后，占有人必須依公示催告程序除去他人的所有權，并申請登記為所有權人。

3.瑞士民法典繼受德國民法典有關取得時效制度的規定，將取得時效規定于第四編“物權法”的“動產所有權”與“土地所有權”里面，明確規定取得時效為動產所有權與土地所有權的一種取得方法。首先，在土地所有權取得時效里面，它分為普通取得時效與特殊取得時效兩類。普通取得時效指的是，在不動產登記簿上不當登記為所有人的占有人，只要其為善意，并沒有爭議地連續取得10年，即取得所有權，實質上是不動產登記取得時效。特殊取得時效指未登記土地的取得時效。并且瑞士民法典并未嚴格把已登記不動產所有權排除在其適用客體之外。

4.公有制國家對取得時效制度持否定態度，民事立法中只規定消滅時效，否認取得時效的合理性。各社會主義國家基于拾金不昧的道德觀念，以及從反對不勞而獲的倫理觀念出發，認為長期占有他人財產就可取得該項財產的所有權，即使這種占有是在和平的、公開的方式下發生的，也違背了社會主義道德準則。由于受前蘇聯民法的影響，捷克斯洛伐克等東歐各國以及我國等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法只規定了訴訟時效，沒有規定取得時效。即至目前，這種否定取得時效的立場及其影響力也未在我國及前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里完全消除。三丶我國適用取得時效制度的必然性

我國現行民事立法尚未明文規定取得時效制度，盡管在《物權法》草案中已經規定了取得時效的條文，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反對規定取得時效制度。通過羅馬法上認清取得時效制度的現實意義和作用，堅定在《物權法》中規定取得時效制度的決心，發揮取得時效制度的作用，利國利民，促進社會發展。

第一，取得時效具有確定財產歸屬、解決糾紛的功能。依羅馬法學家的觀點，取得時效存在的理由在于防止占有與所有長期屬于不同的人及因此產生的法律不安定狀態。取得時效的這一傳統的功能也被現代民法所采納。現代社會，仍然存在不少由于產權歸屬而產生的糾紛，而且我國現有的制度無法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規定取得時效，可以使長期占有該財產的非權利人取得該財產的所有權或其他物權，從而確定了財產歸屬，在法律上避免了糾紛的出現。所以，取得時效對于確定產權歸屬方面的作用是其他制度不可替代的。

第二，取得時效具有促進物盡其用、充分發揮財產利用效率的功能。現代民法在價值取向上，既要保護所有權，又要促進物的有效利用。當兩者發生沖突時，民法的一些制度如時效制度更傾向于后者。取得時效在實現物盡其用方面的作用顯著且重要。一方面，取得時效制度能夠有效地促使權利人積極行使權利，防止權利人長期“睡眠于權利之上”，減少資產的浪費和閑置;另一方面，取得時效制 34閆彥：《取得時效制度研究》 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劉強：《羅馬法上時效制度的歷史考察及其當代價值》 山西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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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使占有人取得了占有物的所有權，可以將占有物投入流通，參與民事交往，從而更好的發揮物的效用。如果沒有取得時效，則物就有可能處于閑置狀態或處于無權使用的狀態，不利于物盡其用。所以，取得時效的這一功能是非常重要的。5

第三，取得時效具有維護社會秩序和交易安全的功能。時效制度設立的目的，就在于維護社會秩序的安定。如果權利的擁有者長時間不行使權利，而由占有人在其財產上行使某種權利，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定的新的秩序。為了維護這種新的秩序，就有必要設立取得時效。同時，取得時效還可以使交易當事人直接根據占有人占有某種財產經過相當時期的事實狀態，便可以相信占有人具有權利，從而可以放心地與占有人從事交易，有利于維護交易安全。

第四，設立取得時效，可以使人民法院正確、合法、及時地審結民事糾紛，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當今社會，一些財產歸屬的糾紛，由于占有時間過長，致使人民法院難以取證，從而無法做出裁決。如果法律設立了取得時效制度，人民法院就可以根據占有人的占有符合取得時效的規定，進而直接確定權利的歸屬，這就可以及時解決糾紛，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第五，取得時效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完善我國民法中的時效制度。完整的時效制度應由訴訟時效制度和取得時效制度共同構成，如果只規定訴訟時效而不規定取得時效勢必造成時效制度的欠缺，不利于民法對財產關系的全面調整，也可能導致所有人因種種原因在訴訟時效期間屆滿后，不能請求占有人返還財產與占有人因沒有取得時效制度而不能取得財產所有權的兩難境地。所以，完整的時效制度應當包括取得時效制度。

5王澤鑒.《民法物權》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第二篇：羅馬法論文

羅馬法中的私犯及其對近現代侵權行為法的影響

摘要：侵權行為法是大陸法系中的一項重要的內容，其理論基石正是羅馬法中的私犯法。私犯同契約一樣，也是羅馬法中債的發生根據。本文通過對私犯的概念、分類和歸責原則的介紹，來說明羅馬法中的私犯及其對近現代侵權行為法的影響。

關鍵詞：羅馬法 私犯 侵權行為法

羅馬法是無疑是所有古代法中最重要的法律，后世的法律，尤其是大陸法系的民法方面，有許多的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都是淵源于羅馬法。其中，侵權行為法理論即是來源于羅馬法中的私犯法。在越來越注重個人權利的現代社會，侵權行為法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對羅馬法中的私犯法的研究無疑會使我們更好地認識當今的侵權行為法。

一、私犯的概念及其分類

（一）私犯的概念及其構成要件

1、私犯的概念。私犯一詞最早出現于《十二銅表法》,這是羅馬最早的成文法典。該法典在第八表專設一表來規定私犯（侵權行為法），其中規定了34 種具體的侵權行為, 包括誹謗(第1條)、人身傷害(第2、3、4、5條)、財產損害(第6-11條)、盜竊(第12-17條)和欺詐(第19、20、21、23、25條)。此外, 第七表的第8、9條、第六表第9、10條，第十二表的2、3條都對私犯作了規定。后來蓋尤士在其《法學階梯》中也提到私犯：“所有的債可以分為兩大類：或者產生于契約的債，或者產生于私犯的債。”

在羅馬法中，私犯與公犯是相對應的，如同羅馬法學家將法律劃分為公法和私法一樣。公犯是指危害國家利益的行為，行為人應受國家刑事制裁，并且所有的羅馬市民都有控告的權利和義務。私犯則是指“因故意或過失而侵害他人人身、財產的行為。私犯一旦產生，侵害人就負有損害賠償責任，被侵害人則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侵害人賠償自己所受的損害。如果行為人為數人時，他們之間

[1]是一種個別連帶關系，即行為人中有一人的責任受免除時不影響其他行為人”。通過概念我們可以看出私犯大體類同于現代法中的侵權行為，但是兩者間還是有很大區別的。前者內容要比后者廣，它包括了現代法上的有一些刑事犯罪行為。在本文中主要說明私法意義上的私犯，而不包括犯罪意義上的私犯。

2、私犯的構成要件。羅馬法中明確規定了私犯的構成要件，具體包括：[2]第一，行為人的行為須違法。除非行為人能表明自己的行為具有合法性，如自衛、避險等，否則就須對其行為產生的損害結果負責。這一要件同時也說明了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因為在古典法中，違法(injuria)被等同于故意和過錯(dolus and culpa)。”第二，行為人的行為須是對他人造成了損害。侵害人的行為使被侵害人遭受了實際的損失。第三，行為人的行為必須是直接地使用暴力。這里所說的暴力包括焚燒、折損或毀壞，還有僅次于殺害的某些行為。這一要件主要是說明侵害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的。它說明一個人如果由于自己的行為直接導致他人損害，那么該行為與損害結果有因果關系。第四，行為人損害之物須是原告的財產。用益物和抵押物的損害是不能提起訴訟的，即使有損失發生。

從上面四個要件可以看出，羅馬法中的私犯的有關規定已經具備了近現代侵權行為成立的一般要件，即違法、致害行為、過錯和因果關系。

（二）私犯的分類

羅馬法中的私犯有許多種，但是并沒有明確的分類，只是蓋尤士在《法學階梯》中指出，“產生于不法行為的債有：盜竊、強盜、對物品的損害(exdamno)以及對人身、財物的非法侵害及對人身的侮辱(ex iniurla)。”目前，學者一般將其分為以下幾類：[3]

1、盜竊(furtum)“盜竊是以欺詐方法奪取財物的本身，或物的使用或占有，這種行為受到自然法的禁止。”就是以獲利為目的, 欺詐地竊取他人的物品（物品盜）, 或者非法使用或侵吞經他人同意而持有的該他人的物品（使用盜或占有盜）。盜竊成立的一般要件是：第一，物件的移動。包括竊取物件本身、竊用物件以及暗自占有物件。第二，主觀上的惡意。即明知本無權利移動而移動物件。第三，圖謀不法的利益。即移動物件是以享受財產上的不法利益為目的。由此可知，盜竊的對象須是動產。

2、強盜(raoina)強盜是指為了獲取非法利益，通過強暴脅迫的手段，非法強奪他人的所有物的行為。《法學總論》認為沒有“誰比強奪他人之物更是違背所有人的意思”，“因此把他叫做無恥盜賊是十分恰當的”。早期時，羅馬市民法對強盜與盜竊的制裁基本一致，直到共和國末年才將二者區別開來。因強盜而起的訴訟須被害人本人提起，被告也僅限于盜竊犯本人，而且訴訟時效僅為一年。

3、對財產的私犯（damnum iniuria datum）

對財產的私犯,又稱對物私犯，是指因故意或過失加害于他人的財產而發生地損害行為。這實際上是近現代侵權行為的主要內容。

4、對人格和人體的侵害（injuria）

對人格和人體的侵害，又稱對人私犯。這一方面的內容隨著羅馬法的發展而幾經演變，但其本質始終是對于人格和人體的侵害。

5、脅迫(metus)脅迫，又稱恐嚇是指以強力威脅他人完成法律行為的舉動，如一傷害身體、危及生命或剝奪自由等相威脅，強迫他人違背自己的意志行事。

6、詐欺(dolus malus)詐欺是指以蒙騙欺詐的方法是他人為一定的法律交易，以從中謀取不法利益。

此外，除了上述幾種私犯種類，還有一些未列入私犯但和私犯類似的違法行為，這就是準私犯（qhasi delita）,它是“對某些例外情況，根據歸責原則而做出的特殊規定，或抑是古代社會加害責任原則或無過失責任原則的保留或體現”[4]。查士丁尼在《法學總論》中規定了以下四種準私犯行為：承審員的瀆職行為所造成的損害；從樓房投擲或傾注某物致使他人造成損害的行為；在公共通道上放置或懸掛某物致人損害的行為；船舶、旅店和馬廄的主人對于在船舶上、客店內或馬廄中由于欺詐或失竊所發生的致人損害的行為。羅馬法中有關準私犯的規定類似于現代侵權行為法中的特殊侵權的規定。

二、私犯的歸責原則

羅馬法中私犯的歸責原則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并非始終一致。最初采取的是加害責任原則（結果責任原則），后來隨著羅馬社會經濟的發展，加害責任原則逐漸退居次席，過錯責任原則即主觀責任原則取而代之占據了主導地位。最早確認過錯責任原則的是《阿奎利亞法》，公元六世紀，尤士丁尼在《民法大全》中對這一責任原則予以承認。這一原則后來在大陸資本主義國家得到繼承，成為了民法中的一項重要的基本原則。

（一）《十二表法》的私犯的歸責原則及法律后果的責任方式

作為羅馬共和國時期制定的羅馬社會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銅表法》中關于私犯的規定有三十一條。同其他古代法一樣，諸法合體,民刑不分；保留了氏族社會的殘余習慣（如同態復仇、家族觀念）,受宗教信念的影響。在追究侵害責任時，無論其出于故意或是過失，還是無過失，大都采用加害責任原則（結果責任原則）。《十二銅表法》雖然以加害原則為一般原則, 但是在第八表也有考慮過過失責任的情況。第24條:“殺人者處死刑；過失致人于死的, 應以公羊一只祭神,以代本人。”第10條:“燒毀房屋或堆放在房屋附近的谷物堆的,如屬故意,則捆綁而鞭打之,然后將其燒死；如為過失，則責令賠償損失,如無力賠償,則從輕處罰。”從這兩條規定中可以看出,過錯已經成為減輕責任的依據和條件。而且在同一行為在故意時負刑事責任,在過錯時則負民事責任。由此可以看出，《十二銅表法》出現加害原則和過錯原則并存的局面,但是，從其整體上或從其立法精神上看，羅馬古代私犯法是以加害責任為主，同時兼有過錯責任。

（二）阿奎利亞法的歸責原則

《阿奎利亞法》是古羅馬共和國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它是一部關于私犯的專門性法律，而且首次確認了過錯責任原則。這一歸責原則主要體現在該法的第一章和第三章。第一章主要規定：“倘若任何人殺死屬于他人之男女奴隸或可牧之

[5]畜，則他須償付被損害物于損害發生前一年中的最高價值。”第三章規定：“除了奴隸和被殺家畜之外的其他一切物件，倘任何人由于焚燒、折損或折斷造成他

[6]人的不法侵害，那么無論爭訟之物是什么，都應賠償其在爾后30日內的價值。”從這兩章的規定中，私犯中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有四個方面：第一，須標的本身受損害。第二，須損害的發生由于行為人的積極行為造成, 而與有無圖利無關。第三，須行為人本身與標的有直接的接觸，包括利用工具的接觸。第四，損害的發生須為行為人的不法行為所致。這其中的“不法行為”最為有意義，不法，就是沒有權利，而且當時的《阿奎利亞法》賦予“ 不法”以新的意思:“如果行為人的行為不法(injuria)，那么行為人須對此行為引起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7]”此處的不法指的就是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是有過錯的。正是第四個要件中的“不法”標志了羅馬私犯法中的過錯責任原則得以確立，并且同以后的無過錯責任原則、公平責任原則一起成為了現代社會的三大歸責原則之一。

三、羅馬法中的私犯對近現代侵權行為法的影響

羅馬法中關于私犯的構成要件，為近現代的侵權行為法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近現代的侵權行為法在基本理論、侵權行為的種類劃分以及歸責原則方面均與羅馬法中的私犯理論緊密相連。盡管羅馬法與現代法在立法指導思想上有所不同，但是羅馬法中的私犯理論對大陸法系國家的民法有著深遠的影響，這是確定無疑的。

（一）基本理論方面

羅馬法中的私犯為近現代的侵權行為法奠定了理論基礎，這主要體現在一下兩個方面：

第一，羅馬法中私犯的構成要件基本上奠定了近現代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的基礎。如前所述，羅馬法中私犯的構成要件包括四個方面，即加害行為、損害結果、加害行為與損害結果間的因果關系、主觀故意或過失，這四個要件也是現代侵權行為法中所要求的一般要件。無疑，現代侵權行為法中規定的這些要件來源于羅馬法中的私犯。

第二，羅馬法中關于侵權行為的概念對后世的影響也很大。羅馬法認為:“一個惡意行為是違犯法權的行為”,“不法為某種行為者將導致損害。”也就是說, 不法致人損害者即構成侵權行為(私犯)。這種對不法侵權行為的基本規定,直到現代仍沒有重大變化，如《法國民法典》第1382 條規定:“任何行為致他人受到損害時, 因其過錯致行為發生之人, 應對該他人負賠償之責任。”《德國民法典》第823 條規定:“故意或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體、健康、自由、所有權及其他權利的人, 對他人負有賠償由此而發生的損害的義務。”《日本民法典》第709 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權利時, 負因此而產生損害的賠償責任。”[8]不過,在這里我們要認識到：近現代侵權行為的概念較之羅馬法中私犯概念的內涵要狹窄和嚴格得多，羅馬法中將某些現代法中的犯罪行為也歸入侵權行為, 而這些行為在現代法中被視為犯罪行為，主要由刑法來調整。

第三，羅馬法將私犯（侵權行為）列為債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對近現代民事立法產生了很大影響。近代以來, 大陸法國家, 如法、德、意、瑞士、日本、土耳其等國的民法典,都將侵權行為及損害賠償列入債編之中。最早將侵權行為作為專題列入民法典的是德國18世紀的《薩克森民法典》, 1900年頒布的《德國民法典》也在債務關系中規定了侵權行為。

（二）侵權行為種類劃分方面

羅馬法將侵權行為分為私犯和準私犯這種劃分方法被后世大陸法系民法所繼承。如《法國民法典》就承襲了羅馬法中關于“私犯”和“準私犯”的概念, 將行為劃分為侵權行為和準侵權行為，而意大利民法、美國路易斯安娜州民法也作了同樣的劃分。至于侵權行為具體內容的劃分, 除了盜竊、搶劫等已經被視為犯罪行為而由刑法調整外,羅馬法上對財產權的私犯和對人身權的私犯差不多全部為后世法律接受，而準私犯的內容劃分也為后世法律所沿襲。這首先反映在《法國民法典》中以及多數大陸法系國家的民法典中。如《法國民法典》就依羅馬法模式規定了三種準侵權行為: 家長的代負責任、動物所有人或使用人責任、建筑物所有人責任。事實上，這三種責任不過是羅馬法中的“家父責任”、“損害投償責任”、“建筑物之責任”的翻版。[9]此外,《德國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及我國的《民法通則》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襲了羅馬法中有關準私犯的內容。

（三）歸責原則方面

羅馬法中私犯的歸責原則內容為后世的侵權行為法確立了歸責原則。古羅馬在《阿奎利亞法》中確定了過錯責任原則，由于它體現了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簡單商品經濟的要求，也體現了早期資產階級自然理性的觀念，所以被近代以來各個資本主義國家所采用，并且與無過錯責任原則、公平責任原則一起成為現代民事責任制度中的三項基本歸責原則。“在大陸法系國家中，《法國民法典》第1382條、《德國民法典》第823條、《日本民法典》第709條、《瑞士債法》第41條、《蘇俄民法典》第403條都明確規定了過錯責任原則，而且，在英美法系國家也都通過判例法確定了這一歸責原則”[10]。

在現在各國的侵權行為法中，雖然侵權行為的歸責原則不僅僅是過錯責任原則，而且包括了其他兩大原則，并且這兩種新原則的適用范圍正逐漸擴展，但不可否認羅馬法對近現代侵權行為法所做出的貢獻。其實這兩種新原則也是對傳統過錯原則的發展，而且羅馬法所確立的過錯責任原則依然是民法中民事責任的最一般的原則。

綜上所述，羅馬法有關私犯的理論深深影響了近現代的侵權行為法，成為后者的理論基石。其實不僅僅是侵權行為法，大陸法系中眾多的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尤其是民商法方面的，都淵源于羅馬法。可以說，羅馬法是法律世界的一個寶庫。

參考文獻

[1][4]謝邦宇：羅馬法文稿[M].法律出版社.2008.161.170 [2]江平、米健：羅馬法基礎[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351-352 [3]黃風：羅馬私法導論[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335-337 [5][6][7](古羅馬)優士丁尼著,徐國棟譯:《法學階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437 [8]王利明：侵權行為法歸責原則研究[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5 [9]林良：羅馬法中的私犯法及其影響探微.經濟與法[J].2007(11).146 [10]鄭南琴：試析羅馬法對近現代侵權行為法的影響.基礎理論研討[J].2008(5).363

第三篇：羅馬法發達成因探討

羅馬法完備成因探討

【摘 要】 羅馬法是古代世界最完備的法律，影響遍及全球，并持續到當代，乃至可預見的未來。羅馬法之所以如此發達完備,具有經久不衰的魅力,與古代羅馬多元化的社會結構、發達的商品經濟、分權制衡的政治體制，以及自然法的影響和羅馬法律人的卓越貢獻關系密切。【關鍵詞】 羅馬法 完備 發達 成因

羅馬法以其法理精深、體系完備享譽世界，對當今法律的影響是任何其他古代法都難以比擬的。耶林曾感嘆：“羅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則是以法律。而這第三次征服也許是其中最為平和、最為持久的征服。”[1] 美國學者莫里斯也曾評論道：“羅馬人用武力征服世界，并沒有像他們那種偉大的法學之不朽的力量那樣來得大。”[2] 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對羅馬法有過高度評價，稱羅馬法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法律的最完備形式”。[3]

為什么羅馬法能夠如此發達，竟能跨越時空，經久不衰，成為世界人民共同的行為規則？回顧羅馬法的發達歷程，可以發現，這與古代羅馬多元化的社會結構、商品經濟的發達、分權制衡的政治體制，以及自然法的影響和羅馬法律人的卓越貢獻關系密切。

一、多元化的社會結構是羅馬法完備的社會基礎

公元前一千年，意大利半島處于一個多民族、多元文化交織的時期。羅馬人所屬的拉丁族就是“古意大利人”中的一支（“古意大利人”還包括薩賓人、翁布里亞人和薩莫奈特人等）。公元前9世紀和公元前8世紀，意大利半島上又增加了兩個新民族：埃特魯斯坎人和希臘人。上述多民族逐漸演進為意大利半島的主人——多元化的羅馬人。他們起初過著游牧生活，抵達意大利之后，逐漸形成了以農耕為基礎的生活方式，并持續到羅馬文明衰落。

公元前753年，羅馬人建立了羅馬城，開始了羅馬國家的歷史。短期急速擴張和早期羅馬文化發展的相對不足，使羅馬人不可能同化這些異邦人，那些被征服民族的風俗習慣、思維和行為方式大多都得到了較好的保存，并成為多元羅馬社會的一部分。在征服意大利半島的過程中，羅馬人精于管理被征服的領土，使用了開明政策，通常并不破壞被征服的城市，而是給與他們一定的權利。一些城市，幾乎全部被授予羅馬公民權，還有一些城市則結成同盟。這樣，多元化的社會社會結構和文化在羅馬得到了世代傳承，并成為羅馬政治、法律賴以建立和發達的社會基礎。

政治以市民社會為基礎，多元化的社會是民主政治生長的必要環境條件。在漫長的民主化過程中，市民社會始終是民主化過程最堅實可考的能量源泉和民主化過程所依托的“良性生態環境”，并為民主化過程提供信息、價值、精神等資源。使民主這一包容著理想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性的“實心種子”健康、茁壯成長，最終成長為制度果實。[4] 古代羅馬多元社會結構和為貴族共和政治體制的確立提供了社會基礎，進而為羅馬法的發展、繁榮提供了必要的社會基礎和發展空間。

二、發達的商品經濟是羅馬法完備的經濟條件

羅馬法是簡單商品經濟生產即資本主義前的商品生產的完善的法，[5] 這是說，羅馬法對簡單商品社會的本質性法律關系都作出了詳細具體的規定，如實地反映了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假如沒有古羅馬商品經濟的發達，羅馬法要實現其發達，實在難以想象。換言之，古羅馬發達的商品經濟是羅馬法發達必不可少的經濟條件。

公元前3世紀后，共和國統治集團崇尚武力擴張，通過持久、大規模的戰爭征服聚斂大量財富，大大刺激了羅馬奴隸制經濟的發展，使得古羅馬農業、手工業特別是商業得到較大發展。公元1、2世紀，除邊疆地區外，羅馬帝國境內廣大地區呈現出“和平局面”，進入相對穩定時期。這時期，古羅馬的社會經濟有進一步發展，整個帝國呈現出繁榮景象：生產技術水平明顯提高；農業生產普遍進步；手工業生產在帝國各地都有進一步發展，區域貿易和對外貿易空前發達，羅馬商人足跡遍布四方。在西部，羅馬商人沿萊茵河、多瑙河、維斯杜拉河到北歐進行貿易，并把北歐等地的產品運往其他各地。在東部，不僅黑海、愛琴海和地中海之間的商旅絡繹不絕，而且羅馬商人，通過阿拉伯、伊朗和中亞的商路，和印度、錫蘭甚至中國進行貿易。[6] 公元5—6世紀時，帝國的繼承者———東羅馬帝國，農業、手工業繼續發展，國內外貿易更加發達，羅馬商品經濟空前繁榮。古羅馬商品經濟的高度繁榮，直接導致社會生活與經濟關系的縱深化、復雜化發展。此時羅馬社會上借貸、抵押、租賃、買賣已相當普遍，經濟主體（自然人、法人等）之間因經濟往來而出現的糾紛也日益突出，這一切都需要相應的規則和制度來規制。羅馬法正是在這種經濟背景下，才能有的放矢地對商品經濟中最本質的關系作出規定，因為任何一種法律 “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7] 這說明，羅馬法所以能夠作為商品生產社會第一部比較完善的世界性法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發達商品經濟的需要。換言之，發達的商品經濟是羅馬法發達不可或缺的經濟條件。

三、自然法是羅馬法的思想源泉

羅馬法的進步和發展與自然法的影響關系重大。自然法的概念最早由古希臘亞里斯多德提出來，其后斯多葛學派對之作了進一步的闡述。羅馬共和國末年，自然法思想從希臘傳入羅馬。到羅馬帝國前期，自然法思想在羅馬的影響逐漸增大，特別是羅馬的法學家更是深受其影響，并與法律發生了密切聯系。羅馬法學家西塞羅把斯多葛學派的自然法思想加以通俗化、系統化、理論化，使之成為具有影響深遠的羅馬法的理論基礎。西塞羅之后，蓋尤斯、保羅、烏爾比安等羅馬法律人也是自然法思想的忠實倡導者。

自然法是羅馬法的基本指導思想，也是羅馬法有別于其他法律的顯著特征。自然法不是實在的法律，是一種理想色彩的觀念體系，基本原則是理性、平等、自由和正義。西塞羅說：“真正的法律是與自然相合的正確的理性;它是普遍適用的、不變的和永恒的;它以其指令提出義務，并以其禁令來避免做壞事……羅馬和雅典將不會有不同的法律，也不會有現在與將來不同的法律，而只有一種永恒不變并將對一切民族和一切時代有效的法律。”[8]

正是在自然法理論的指導下，羅馬法才得以理性地迅速發展。這反映在適應各民族的法律———萬民法的產生。可以認為，萬民法正是自然法理性、平等觀念在實在法中的貫徹。隨自然法觀念的深入，市民法和萬民法的區別逐漸消失，統一于公元212年。誠如梅因所言，“從整體上講，羅馬法在改進方面，當受到自然法理論的刺激時，就發生了驚人的進步”。[9] 的確，羅馬法成熟的黃金時期正是自然法在羅馬最活躍的時期。顯然，羅馬法是從自然法的發展和成熟中獲得思想源泉的。

四、分權制衡的政治體制是羅馬法完備的制度保證

人類歷經世代的發展史顯示：法律要在社會現實中得到實現，必須以民主政治機制作為制度保證；而專制體制所需要的不是法律，是以暴力為支撐的權力。這就是人類社會運作的基本游戲規則。

波利比烏斯在其名著《歷史》中，將早期羅馬在短期內得以強盛的原因歸結于其實行了一種優良的政體，即將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政體的因素和優點結合起來，實行混合政體，從而克服了政體循環所帶來的動蕩不安。波利比烏斯曾詳細考察了古羅馬時期執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會的權力，其公民與國家關系的變革為古羅馬時期這三項基本的政治制度結構帶來了實質性的影響。他不同于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主要思考的是各種社會集團和力量的混合與平衡，波利比烏斯認為，除此之外，還應包括各種不同性質的政治權力的混合與平衡。這種國家權力體系各組成部分和機構之間的制約與平衡，才真正屬于古羅馬共和體制的本質與特征。

米辰峰先生也在對比同時期東西社會發展歷程后發現：古羅馬發展、形成了特有的社會組織（主要是“帕特里丘斯貴族”和“普布蘭斯平民”兩大集團）并列和權力分享機制，奇特的無冕之王保民官制度，以及多個議會和官職分享國家權力的分權體制，并最終確立起分權制衡的“共和政體”。[10]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政治機制下，羅馬社會各階層、各集團的利益分配和平衡，社會行為的規范，以及社會糾紛、社會矛盾的解決都更多的依賴于理性與正義的化身——法律。這也正是羅馬法、羅馬法律人能夠迅速發展，不斷完善，并最終繁榮，達至人類古代法律光輝頂點的制度保證之所在。可以說，沒有分權制衡的政治體制，羅馬法不可能發展和完善到如此輝煌的地步，更不可能能夠穿越時空的限制，演為數千年來全世界人民共享的法律瑰寶。

五、羅馬法律人的卓越貢獻

羅馬法發達的又一個重要因素在于羅馬活躍著一個成熟的法律人共同體。有法諺曰：“法學家創造了羅馬法”。[11] 羅馬共和國后期，“隨著立法發展為復雜和廣泛的整體，出現了新的分工的必要性;一個職業法學者階層形成起來了”。[12] 歸納起來，羅馬法學家的貢獻主要有：[13] 1.從事理論活動，著書立說，開展法學研究。

羅馬法學家著作數量之多，種類之全為世界上所罕見，特別是羅馬法的“古典時期”。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編纂《學說匯纂》時就參考了二千多部法學著作，這還只是羅馬法學家的部分著作。羅馬法學家從理論上探討了法的本質，法與道德的關系等問題，對法律作了精辟的定義，還首次闡明了公法和私法的概念及劃分的標準。正是羅馬法律人的理論活動，使羅馬法沿著理性的軌道日益向著抽象化、精深化、體系化發展。

2.積極參加法律實踐，將法學理論貫徹到社會生活。

羅馬法律人沒有滿足于理論上的成就，而是積極投入到各種法律實務中，用自己的行為踐行著羅馬法。羅馬法學家往往既是積極從事法學研究的法學家，又是國家的立法、司法活動的參與者等。當時有名的法律人除積極協助國家進行立法工作外，還擔負著解釋和答復法律上的疑難問題、指導當事人起訴等任務。公元426年，東、西羅馬頒布《引證法》，宣布帕比尼安等五大法學家的解答和著作以及連同被他們引用過的其他法學家的著述具有法律效力，是羅馬法的重要淵源。正是有這樣一個將理論研究與實踐活動相結合的法律人群體，羅馬法才得以在系統性、完備性等方面不斷提升，成為古代社會最為發達、完備、精深的法律體系。

3.開展法學教育，培養法律人才。共和國末期，羅馬法學家獲得了舉辦法學教育的權利。此后羅馬法學家便廣收門徒，傳道授業，為羅馬培養了大量精通法律的專業人才。羅馬法學教育主要是培養學生的辦案實際能力，除講授理論知識外，法學家常令學生參與辦案，以使教育聯系實際。這種教育模式培養出來的法學人才，不僅通曉理論知識，而且具有較強的實踐能力。羅馬法律教育的發展，使得羅馬法律界人才輩出，各種學說相互競爭，不同流派相互對峙，使羅馬法得到了空前的發展，進而推動了羅馬法的發展、完善和繁榮，并經受住了時間與空間的考驗，演進為世界性的法。

綜上所述，羅馬法正是以羅馬多元化的社會結構為前提，以發達的商品經濟為條件，充分吸收自然法的思想成果，通過羅馬法律人的積極行動逐漸發展、完善起來，并通過分權制衡的政治構架最終實現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羅馬法適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歷經千年流轉仍勃勃生機，最終成就輝煌的羅馬法神話。

參考文獻

[1] 江平、米健 著，《羅馬法基礎》，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頁。

[2] [美] 莫里斯著，王學文 譯，《法律發達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頁。

[3] 馬克思 《馬克思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3頁。[4] 李柏光 《市民社會：結構——功能的分析》，載《龍江社會科學》1996年第1期。

[5] 馬克思 《馬克思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9頁。[6] 朱寰 《世界上古中古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頁。[7] 馬克思 《馬克思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1-122頁。[8](古羅馬)西塞羅著，沈叔平、蘇力 譯，《國家篇法律篇》，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01頁。

[9](英)梅因 著，沈景一 譯，《古代法》，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3頁。[10] 參見 米辰峰 《多元并存與分權制衡：古羅馬社會結構政制機制初探》，載：《煙臺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

[11] 周楠 著，《羅馬法》，群眾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頁。

[12] 馬克思 《馬克思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9頁。[13] 參見 譚建華 《羅馬法發達之成因探析》，載：《江西行政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

第四篇：羅馬法精神及其現代意義

論羅馬法精神及現代意義

裴朝甫

2011級 法律碩士（法學）

摘要：羅馬法是對世界法律文明做出巨大貢獻的法律體系，它對教會法和日耳曼法的形成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僅作用于奴隸制社會與封建制社會，同時也促進了新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形成，對后代歐洲地區的法、英、德、意等很多國家的法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和其他的古代法律相比，羅馬法頗為人們所稱道，其理由在于不僅羅馬法被視為現代民法的模范文本的事實（尤其是其私法），更在于從羅馬法中體現出來的統領整個羅馬法律制度的靈魂：羅馬法精神。

關鍵詞：羅馬法，法的精神，私法精神，理性精神

羅馬法是以羅馬國家的存在為條件而產生的法律。更確切當的講，羅馬法(RomanLaw)是指羅馬奴隸制國家的全部法律，存在于羅馬奴隸制國家的整個歷史時期，它既包括自公元前8世紀羅馬國家產生到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這個時期的法律，而且還包括查士丁尼（Jus-tinianus，公元527—565年在位）時期東羅馬帝國的法律。羅馬法是由羅馬奴隸制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的，反映的是當時羅馬奴隸制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

大體而言，法的精神是指法律制度包含的法的觀念，[1]是指支配法律現象和法律文化體系的價值信念系統，[2]是時代精神在社會法律領域的貫徹，是時代法律文化的內在精神特質，是對法律制度運行和發展起支配作用的法律價值基礎，是一個民族法律價值的靈魂。[3]依上述界定，羅馬法精神是指適應羅馬社會商品經濟交易要求、反映羅馬時代文化特質與政治結構的抽象的觀念性原則，這些觀念性原則指導、統帥著羅馬人的生活，包括法律生活；并且它們——盡管曾被歷史塵封——能夠被現代的人們從歷史的故紙堆中發現，它們是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

一、私法精神及其現代意義

討論羅馬法的私法精神，也許應該從公法和私法的劃分開始。《法學階梯》第1卷第1篇第4段：法律學習分為兩部分，即公法與私法。公法涉及羅馬帝國的政體，私法則涉及個人利益。在羅馬法文本中，《法學階梯》只論述私法，附加一些刑法和程序法的主題；《學說匯纂》也是如此；《法典》十二卷只有最后三卷涉及公法。[4]因此，僅從數量上而言，羅馬法的大量篇幅皆為有關私法的規定。事實上，僅僅私法才是許多世紀以來人們認真注意的對象，公法好像就是個徒有其名的、無用的、甚至是危險的對象。羅馬法沒有我們所理解的憲法或行政法。私法條文的多寡只是從側面說明了羅馬人對個人利益的重視，還不能必然推論出羅馬人已經具有了現代人的私權意識。但是在自然法精神的沐浴下，羅馬人做到了這一點，其私法精神迄今為止仍為學者津津樂道。那么什么是私法精神呢？承認個人有獨立的人格，承認個人為法的主體，承認個人生活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干預的，即使國家在未經個人許可時也不得干預個人生活的這一部分。此即為私法精神的真義。[5]私法精神主要表現為平等原則和意思自治原則。

第一，體現羅馬私法精神的第—個理念是平等原則。假如說羅馬法制度是不平等的，那么這個結論幾乎不需要論證，因為羅馬法規定“一切人不是自由人就是奴隸”，階級差別的存在是人類社會的最大不平等。既然如此，那我們緣何說羅馬私法精神體現了平等觀念、原則呢？因為盡管羅馬社會是奴隸社會，但羅馬法的制度安排卻蘊含了平等性的因子，蘊含了對平等的樸素追求，不平等的瑕疵不應該掩蓋平等的光輝。

羅馬法首先是調整平等市民之間的法律制度。在羅馬法中，“一切權利均因人而設”，但并非一切人均為羅馬社會的權利主體。除了是人以外，還需具備其它基本條件：是自由的，而且就市民關系而言，還應當是市民。因此，凡是合乎上述三個條件的就可以成為羅馬法上的平等主體。奴隸，一般不是權利主體而是權利客體，但是在取得自由人身份以后享有完全的權利能力，變成為自由人和羅馬市民。即使是未出生的嬰兒，也處于同新生兒完全同等的地位。

在羅馬法中，從行為能力而言，精神病人和幼兒沒有行為能力，未適婚人包括“近幼兒”只有限制行為能力，他們未經監護人許可不能履行某些可能使其財產減少的行為，而且在新法中，未成年人受到保護。奴隸雖然沒有權利能力，但他擁有為主人的利益并以其名義履行適法行為的能力。除上述人以外，所有人皆可以因一定的法律事實或適法行為而取得或喪失財產。并且在此財產流轉過程中，他們的地位始終是平等的，因為在羅馬法中，在作為其核心的債務法里面基本上從當事人平等情況出發，不大考慮不平等人之間的合同。所以任何意思瑕疵包括障礙性錯誤、詐欺、脅迫、非法行為等有違平等原則的行為都為法律所否棄。

羅馬人對平等的追求發展到后來逐步的侵蝕了奴隸制度和家庭制度。奴隸在羅馬帝國后期地位已大大改善；羅馬的已婚婦女在帝國時期實際上己獨立于其丈夫，妻子可以自由地很容易地同丈夫離婚。家子也可以擁有自己的財產，如軍功特有產；甚至帝國后期還規定了父親在撫養子女方面的義務。總體而言，羅馬法體現了樸素的平等精神。

第二，體現羅馬私法精神的第二個體現為意思自治原則。意思自治原則意味著法律主體能夠依自己的意志獨立地作為或不作為，不受外部或其它人的干涉。但這種作為或不作為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和社會的利益。羅馬法的原則“公法不得被私人簡約所變通”、“私人協議不變通公法”即為意思自治的外部制約的表現之一。所以在《法學階梯》中，自由的定義是：做一切想做之事的自然權利，以受法律禁止或強力阻礙為限。

在羅馬的法律制度中，意思自治原則的體現較為廣泛。例如，脅迫行為往往會導致其在法律上的無效、主體擁有一定程度上的遺囑自由等。但能夠較為成功地說明羅馬法意思自治原則的也許是有關債的轉移、變更以及契約制度。在羅馬法中，最初債權同債務一樣也向繼承人轉移，而且產生于私犯的債最可能也是可向繼承人轉移的。但是，它們不能以其它方式在不同的人之間相互轉移，這是羅馬法的原則。任何債權均可轉讓，無論產生于契約、私犯或其它債因。債可以轉讓的同時，也可以進行各種各樣的變更。更能體現意思自治原則的也許是契約。在羅馬法中，當事人可以依自己的意思來創設權利義務關系。在更為普遍采用的要式口約中，未來債權人獨立地提出問題，未來的債務人自主地對應回答。比如：“你給嗎？”“我給”、“你答應嗎？”“我答應”、“你承保嗎？”“我承保”、“你擔保嗎？”“我擔保”、“你做嗎？”“我做”。只要這些公式般的問答相互完全吻合，雙方的債權債務關系即告成立。在合意契約、實物契約、簡約和協議中，無處不能發現當事人獨立自主地設權行為。

平等原則和意思自治原則作為私法精神的體現，一直以來就沒有被人們所遺忘。相反，在當代社會尤其是當代中國，重提私法精神還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首先，被歷代學者所提倡的私法精神彰顯了—個共識性的前提，即對把法律兩分為公法與私法表示認同，而這種法律的劃分方法至今仍有其理論的和實踐的意義。對法律進行分類是學者們樂此不疲的事情。公、私法的劃分引導人們在法律學習、法律研究中對復雜的法律現象有較為清晰的全面把握；同時，它還揭示出法律有著不同的功能指向，其一指向“公”即國家，其二指向“私”即個體，這種二分法的利益功能指向有助于人們認識法律。

羅馬法的私法精神還造就了這樣一種信念；私權不應為國家公權任意粗暴干涉。某種意義上此限制了國家公權力的誤用與濫用。雖然在羅馬法中私人的合意不能違反國家的強制性規定，但同樣國家強制力也不應蠻橫地干涉公民之間的合意以及隸屬于公民自身的基本權利。從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洛克、孟德斯鳩到法國的人權宣言和美國的獨立宣言，皆對政府權力的擴張性、侵略性表示了懷疑和擔心，并分別從理論上和制度上給予了切實地制約。現代社會全球性的國家干預的經濟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國家廣泛運用立法、司法、行政手段規制和調節社會生活，司法管轄權的法律體系的多元化日益被單獨的中央立法和行政法規取代，法與政治的關系日益密切，私權在強大的國家面前更顯弱不禁風。因此，重提私法精神，再塑私人品格在當代社會尤顯必要。

不惟如是，羅馬私法精神的全球傳播也激發了社會主體的獨立意識，為主體擺脫各種形式的依賴關系提供了理論上的指導。平等原則的深入人心不但影響了羅馬法律制度，在當代社會也激勵著人們為達到這一目標而努力，它是人類擺脫依附的前提與基礎；意思自治原則給予了主體自我行為的自由，主體有權利選擇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如何做、和誰做等，此為主體擺脫依附性創造了現實可能性或提供了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一句話，私法精神不會因時間而褪色。相反，在文明過程中它愈來愈為人們所珍重。

二、理性精神及其現代意義

羅馬法包含豐富的理性，這是中世紀與現代人的共識。人們總是在不同的場合提醒我們羅馬法是理性化身。

羅馬法的理性主要表現為：法律推理與研究的方法、模范的法律制度、法律的分類模式和法典化傾向及成就。就法律方法而言，盡管羅馬法學家在他們對法律的探索過程中是極其講究實際的，他們將規則僅僅視為是對事情的簡要陳述。但是，他們在公元2世紀和1世紀引進了希臘辯證推理方法，同時對一般的法律制度進行高度的抽象概括。其導致的結果是——正如馬克思在他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所說——“其實是羅馬人最先制定了私有財產的權利，抽象的權利，抽象的人格權利。”“羅馬入主要興趣是發展和規定那些作為私有財產的抽象關系的關系。” [6]

模范的法律制度是羅馬人值得驕傲的一面。羅馬法中債的制度、物權制度、人格權制度歷經二千年依然顛撲不破，為后人所青睞。確實，羅馬法為后世提供了基本的術語體系，這從當代民法學的經典文本與古羅馬經典文本之間的對比中可以發現大量的證據。另一方面，羅馬法有關法律體系的分類也埋沒了理性的光輝。首要的并且對后世影響極大的分類方法乃為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次要的則為自然法、市民法和自然法、市民法、萬民法的分類模式。人們很難想象這種觀點，即認為這種分類模式不是理性指引的結果。

也許最為突顯的理性的表現為法典化傾向及成就。一般而言，“法典自身是高度理性的體現”[7]。事實上，羅馬法開始于一部法典（十二表法），也結束于一部法典（優士丁尼民法大全）。法典化來源于對法律的普遍性和系統性的追求的沖動，這種追求的成功實現的前提在于人們承認人本身具有相當程度的理性，依據它人類能夠認識、解決法律中的問題，從而最終達到法律的完美狀態。因此，任何—部法典都散發出不同程度的理性氣息，羅馬法文本亦如是——近現代以來的法典編纂逃脫不出優士丁尼民法大全的事實即為此—觀點的例證。

當然，古典時代羅馬人的理性觀念是古樸的——和現代相比。它在概念上屬于一種自然理性，而在方法上則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辯理性。盡管如此，羅馬法的理性精神迄今仍有借鑒意義。

盡管在今天看來，羅馬人事實上還是比較關注對實際問題的探討，但這一事實并不能抹殺羅馬人非凡的抽象思維與邏輯能力。理性的力量盡管并不是無窮的，但其重要性亦不容忽視。在法律創制過程中，是以理性為先導還是以經驗為先導是一個較為重要的問題。如果在立法中全部遵循“摸著石頭過河”或成熟制定一個思路而不充分利用理性的超前性、預見性，有可能導致法律體系的互相矛盾、混亂并且可能產生立法嚴重滯后的狀況，這對一個國家的法制建設而言頗為不利。

結 語

我已經粗略地探討了羅馬法的私法精神以及理性精神。實際上對這兩者的討論還略顯單薄。原因一方面在于自己的能力及資料的來源有限；另一方面在于人為地割裂這兩者的事實。事實上這兩者并不是截然可分的，他們總是密切地結合在一起共同構筑為成熟的羅馬法體系。

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他們時，也許會發現許多當時已有的觀念和制度并不比今天遜色。因此，當我們面對未來時，我們也許應當想一想昨天的情形以及昨天發展到今天的歷程，同時思考這一情形及這一歷程如何在可能的方向上演變為未來的目標。

注釋：

[1]張乃根：《論西方法的精神：一個比較法的初步研究》，載《比較法研究》1996年第1期。

[2]公丕樣：《法制現代化的理論邏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頁。

[3]劉旺洪：《利益衡平：現代市場經濟的法的精神》，載《法制現代化研究》（第一卷），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版。

[4]阿倫。沃森：《民法法系的演變及形成》，李靜冰、姚新華譯，中國政怯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1997年二次印刷），第207頁。[5]謝懷軾：《從德國民法百周年說到中國的民法典問題》，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1期。[6]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賀衛方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版，第

163-164頁。[7]江平：《羅馬法精神與當代中國立法》，載《中國法學》1995年第l期。

付建平

第五篇：羅馬法精神及其現代意義

羅馬法精神及其現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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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6-05-26 14:26

內容摘要：羅馬法流傳至今仍不減其影響，在于其蘊涵的羅馬法精神。羅馬法精神主要包括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三者影響了現代社會中人們對法律的觀點和對法律的研究方法，并且激發了當代人的社會主體意識。

關鍵詞；法律精神；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理性精神

和其他的古代法律相比，羅馬法頗為人們所稱道，其理由不僅在于羅馬尤其是其私法被奉為現代民法的模范文本的事實，更在于從羅馬法中體現出來的統帥整個羅馬法律制度的靈魂性內核——羅馬法精神。

大體而言，法的精神是指法律制度包含的法的觀念，[1]是指支配法律現象和法律文化體系的價值信念系統，[2]是時代精神在社會法律領域的貫徹，是時代法律文化的內在精神特質，是對法律制度運行和發展起支配作用的法律價值基礎，是一個民族法律價值的靈魂。[3]依上述界定，羅馬法精神乃指適應羅馬社會商品經濟交易要求、反映羅馬時代文化特質與政治結構的抽象的觀念性原則，這些觀念性原則統帥、指導著羅馬人的生活包括法律生活；并且它們——盡管曾被歷史塵封——能夠被現代的人們從歷史的故紙堆中發現，它們是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

一、自然法精神及其現代意義

說羅馬法蘊含了豐富的自然法精神就象說教會法充滿了上帝的意志—樣不會令人懷疑。梅因說：“我找不出任何理由，為什么羅馬法律會優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有‘自然法’理論給了它一種與眾不同的優秀典型”。[4]但是，如果要追問羅馬法如何就體現了自然法精神，則需頗費一番口舌。

自然法首先表現為一種哲學思潮，此可在赫拉克利特、蘇格拉底、柏拉圖以及亞里土多德處略見端倪。其后，它被斯多葛派學者所繼承，并與法律發生密切的聯系，在此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作用的靈魂人物當推西塞羅。西塞羅教導我們說：

“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種與自然相符合的正當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并且是不變雨永恒的。羅馬的法和雅典的法律并不會不同，今天的法律和明天的法律也不會不同，這是因為有的只是一種永恒不變的法律，任何時候任何民族都必須遵守它；再者，人類也只有一個共同的主人和統治者。這就是上帝，因為他是這一法律的制定者、頒布者和執行者”。[5]

西塞羅及其學說成為當時羅馬社會的流行話語，此影響了羅馬法學家。在公元6世紀的《法學階梯》中我們可以直接目睹自然法被這些法學家嵌入羅馬法中的效果。在《法學階梯》第一、二卷里，羅馬法被明確地區分為三部分；自然法、萬民祛和市民法。自然法被界定為：自然法是自然界教給——切動物的法律。因為這種法律不是人類所特有，而是—切動物都具有的，不問是天空、地上或海里的動物。由自然法產生了男女的結合，我們把它叫做婚姻：從而有子女的繁殖及其教養。的確我們看到，除人而外，其它一切動物都視為同樣知道這種法則。[6]

在羅馬法文本中，這種直接賦予自然法以顯明的力量的情形并不多見，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得出羅馬法受自然法精神的浸潤的結論。因為羅馬法學家把自然法哲學注入法律決不是采取機械的、教條的方式進行的。“如果我們只計算那些肯定歸屬于斯多葛派教條的法律條文的數目來衡量斯多葛派對于羅馬法發生的影響，這將是一個嚴重雖然是報普通的錯誤”。[7]斯多葛派對于羅馬法的貢獻，“并不在于它們提供給羅馬法的特殊論點的數量，在于它們給予它的單一的基本假設”。[8]這個基本假設被后人冠以“不言而喻的真理”——那就是：人是生面平等的，每個人都有追求生命、自由、財產和幸福的自然權利——法律的—切規定都必須以此為最高原則。

到此為止，我已經初步闡述了自然法滲透入羅馬法這—事實。與此同時，有關自然法的概念及其內涵還未及說明，而這二者對于把握自然法精神是頗有助益的。

前已述及優氏《法學階梯》對自然法的界定，但這僅僅是諸多版本中之一種而已。實際上，人們對自然法的理解從來就投有取得過共識；他們把它或者理解為某種物質、行為或概念的性格和品質；或者認為是宇宙的天然秩序及其體現的特征；或者是人與人之間特定關系的天然緣由，例如血緣關系；或者是人類的善良感情和普遍的道德意識；或者是理性。[9]透過這紛紛擾擾的爭論，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共同的東西。

首先，自然法不是為體現立法者意志而產生的，并且同公正和正義永遠相符合。因此，自然法總是正義的衡量標準和保護傘。在現實中，某件事物或行為是否公正、正義，不局限于拿它和實定法相比較，更重要的是它是否符合于自然。與自然相符合便是自然的，因而也是正義的。此明顯區別于實定法。一般而言，實定法“表現至少部分表現為立法者的任意創制的法”，[10]因而它是否公正、正義則是有待進—步確證——一般的說法是，它并不總是如此。

其次，與上述相聯系，由于自然法的正義化身的形象以及自然普遍存在的理論，導致了自然法的普遍性的結論。從空間效力、對人效力而言，實定法只局限于特定的地區和特定的人，如羅馬市民法只適用于共和國境內的羅馬市民。而自然法穿越時間、空間的限制，不分種族、性別、財富、智力而適用于所有人，不拘是貴族抑或平民，自由人亦或奴隸，也不僅是現在如此，將來亦如是。在自然法慈祥的目光下，現實中的種種差異都已被自然法所過濾，剩下的都是同樣赤裸的平等靈魂。

再次，由于自然法并不體現立法者的意志，人們可能會問：它是如何產生的?對這個問題照例有不同的答案。有人認為自然法產生于自然，有人認為其來源于上帝，亦有人認為其源自于人之本性，不一而足。但不管歧義是如何之大，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即來源上的先驗性。先驗性賦予自然法以神秘性，而神秘性又往往與神圣性有著莫名其妙的關聯。

歷史地看，自然法觀念雖歷經數千年，其間命運多舛，但迄今仍有著重要意義。

首要的意義在于它為人們批評社會安排提供了參考坐標。

現代社會愈來愈趨向于認為實定法是唯一的法的淵源，從而導致法律淪為肆意統治的合法根據。這與羅馬法是相違背的。在羅馬法中，自然法與市民法二者是不一樣的，市民法只是自然法抽象指令的具體化。自然法高于市民法，市民法必須以自然法為坐標和準繩。“法學家顯明地把‘自然法’想象為一種應該逐漸吸收各種民事法律的制度”，[11]因為自然法是正義的化身。

自然法描繪的公正、正義的美麗圖景，是人類文明進程的燈塔。在它的指引下，人類穿越歷史的驚濤駭浪從野蠻走向文明。自然法是一種理想，一個座標，雖然并不能夠(很快)實現，但它“能夠提供一種用于評價國家法和限制政府權力的普遍性的準則”[12]；并且，“幸虧由于自然法觀念的發明，對社會安排進行激烈批評才第—次了可能”。[13]所以梅因說：“這個概念的所以有其價值和作用，是因為它能使人在想象中出現一個完美法律的典型，它并且能夠鼓舞起一種要無限接近于它的希望。”[14]

其次，自然法有助于確立法律信仰精神。

伯爾曼有言曰，“沒有信仰的法律將退化成僵化的教條”，“而沒有法律的信仰，??將蛻變為狂信”。[15]這樣的聲音現在聽起來仍震聾發饋。一個人沒有信仰會導致狂妄，一個社會沒有信仰會導致混亂。非法治國家自不待言，因為那里從來就沒有法律信仰。法律只不過是治理的工具，必要時用一用，但不用也無妨。所以在那里，法律總是淪為人們的笑柄。即使是在法治國家，受各種現代思潮以及行政權力擴張的事實影響，法律信仰也正遭受嚴重的危機。因此，當前的形勢與未來的目標要求我們確立法律信仰的精神，而自然法恰有志于此。

自然法是正義的法、理性的法，是與人的本性、自然本性相協調的法，因而自然法是神圣的法。在自然法面前，單個人是卑微的但是平等的。人們對正義的追求、對自身的認同產生了對自然法的信仰，歷史上相繼出現的古典自然法學派、復興自然法學派的興起即為明證。自然法與實定法之間雖有區別，但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兩者皆為正義的繩索而捆綁——畢竟實定法是自然法抽象原則的具體化。因此，人們對自然法的信仰移情為對法律的信仰；信仰實定法是因為其中蘊涵的自然的正義，是對正義的頂禮膜拜。

再次，自然法為法律全球化提供了理論上的一個腳注。

當前法律發展的—個顯明特征乃是法律的全球化運動。不同國家和地區在立法過程中相互借鑒與吸收對方成功的范例，兩大法系之間也逐漸開始了其相互融合的實踐。此種現象的成因或許很復雜，自然法也許能成為其中的一個腳注。

蓋尤斯在《法學階梯》中宣稱：凡依靠法律和習慣統治的國家??，部分地運用了為整個人類共有的法律??。而自然理性在整個人類中確立的東西則是為全人類平等遵守的，它被稱之為萬民法(jus gentium)，因為它是萬國適用的法律。[16]在蓋斯看來：由于萬民法是一個普遍的或者極為普遍的規則體系，所以萬民法就是自然法(jus natural)。

既然自然法為整個人類所共有、為全人類所遵守，因而全球各個國家之間的法律趨同現象也就并不令人驚訝了。事實上，自然取得中的先占原則、男女關系中的自然婚姻以及貿易制度中的讓與、買賣等，各國法律規定皆大同小異。因為它們都是與自然相—致的。相反，那些各國法律規定大不相同的原則是否都與“自然”相一致倒是值得認真探究的。

二、私法精神及其現代意義

討論羅馬法的私法精神，也許應從公、私法的劃分開始。《法學階梯》第1卷第1篇第4段：法律學習分為兩部分，即公法與私法。公法涉及羅馬帝國的政體，私法則涉及個人利益。在羅馬法文本中，《法學階梯》只論述私法，附加一些刑法和程序法的媒介性主題；《學說匯纂》也是如此，但在第1卷不成系系統地論了一些官員的職責；《法典》十二卷只有最后三卷涉及公法。[17]因此，僅從數量而言，羅馬法大量篇幅皆為有關私法之規定。“事實上，僅僅私法才是許多世紀以來人們認真注意的對象，公法仿佛是個徒有其名的、無用的、甚至是危險的對象。羅馬沒有我們所理解的憲法或行政法。刑法也只是在私法周圍發展，因而它基本上似乎是有關私人(犯法者和受害者或其家屬)的事務，刑法實際上從未成為公法部分，從未達到私法那樣的發展程度。”[18]

私法條文的多寡只是從側面說明了羅馬人對個人利益的重視，還不能必然推論出羅馬人已經具有了現代人的私權意識。但是在自然法精神的沐浴下，羅馬人做到了這一點，其私法精神迄今仍為學者津津樂道。那么什么是私法精神呢?承認個人有獨立的人格，承認個人為法的主體，承認個人生活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干預的，即使國家在未經個人許可時也不得干預個人生活的這一部分。[19]此即為私法精神的真義。私法精神主要表現為平等原則和意思自治原則。[20]

體現羅馬私法精神的第—個理念為平等。假如說羅馬法制度是不平等的，那么這個結淪幾乎不需要論證，因為羅馬法規定“一切人不是自由人就是奴隸”，階級差別的存在是人類社會的最大的不平等。既然如此，那我們緣何說羅馬私法精神體現了平等觀念、原則呢?因為盡管羅馬社會是奴隸社會，但羅馬法的制度安排卻蘊含了平等性的因子，蘊含了對平等的樸素追求，不平等的瑕疵不應該掩蓋平等的光輝。

羅馬法首先是調整平等市民之間的法律制度。在羅馬法中，“一切權利均因人而設”，但并非一切人均為羅馬社會的權利主體。除了是人以外，還需具備其它基本條件：是自由的，而且就市民關系而言，還應當是市民。因此，凡是合乎上述三個條件的就可以成為羅馬法上的平等主體。奴隸，一般不是權利主體而是權利客體，但是在取得自由人身份以后享有完全的權利能力，變成為自由人和羅馬市民。即使是未出生的嬰兒，也處于同新生兒完全同等的地位。[21]所以保羅說：“當涉及胎兒的利益時，母體中的胎兒象活人一樣被看待，盡管在它出生以前這對他人毫無裨益”。[22]

從行為能力而言，在羅馬法中，精神病人和幼兒沒有行為能力，未適婚人包括“近幼兒”只有限制行為能力，他們未經監護人準可不能履行某些可能使其財產減少的行為，而且在新法中，未成年人受到保佐。被禁治產的浪費人被等同于未適婚人。奴隸雖然沒有權利能力，但他擁有為主人的利益并以其名義履行適法行為的能力。除上述人以外，所有人皆可以因一定的法律事實或適法行為而取得或喪失財產。并且在此財產流轉過程中，他們的地位始終是平等的，因為在羅馬法中，“在作為其核心的債務法里面基本上從當事人平等情況出發，不大考慮不平等人之間的合同”。[23]所以任何意思瑕疵包括障礙性錯誤、詐欺、脅迫、非法行為等有違平等原則的行為都為法律所否棄。

羅馬人對平等的追求發展到后來逐步侵蝕了奴隸制度和家庭制度。奴隸在羅馬帝國后期地位已大大改善；羅馬的已婚婦女在帝國時期實際上己獨立于其丈夫，妻子可以自由地很容易地同丈夫離婚。家子也可以擁有自己的財產，如軍功特有產；甚至帝國后期還規定了父親在撫養子女方面的義務。[24]總體而言，羅馬法體現了樸素的平等精神。如果要追究這一現狀的原因，那可能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因為歷史上的每一發展都是由許多同時發生的相互影響的因素決定的，而且要衡量其中某個具體因素所起的作用，往往也是困難的。

羅馬私法精神的第二個體現為意思自治原則。意思自治原則意味著法律主體能夠依己的意志獨立地作為或不作為，不受外部其它人的干涉。但這種作為或不作為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和社會的利益。羅馬法的原則“公法不得被私人簡約所變通”、“私人協議不變通公法”[25]即為意思自治的外部制約的表現之一。所以在《法學階梯》中，自由的定義是；做一切想做之事的自然權利，以受法律禁止或強力阻礙為限。[26]

在羅馬的法律制度中，意思自治原則的體現較為廣泛。例如，脅迫行為往往會導致其在法律上的無效、主體擁有一定程度上的遺囑自由等。但能夠較為成功地說明羅馬法意思自治原則的也許是有關債的轉移、變更以及契約制度。在羅馬法中，最初債權同債務一樣也向繼承人轉移，而且產生于私犯的債最可能也是可向繼承人轉移的。但是，它們不能以其它方式在不同的人之間相互轉移，這是羅馬法的原則。但這一原則在羅馬法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貿易的需要作出讓步。既然債具有財產制度的明顯特點，就不可能遲遲地不變為貿易的手段。因此后來，“任何債權均可轉讓，無論產生于契約、私犯或其它債因。”[27]

債可以轉讓的同時，也可以進行各種各樣的變更。無論是為了減少、增加，還是為了根據各種原因改變其初始的效力，或者是為了在主債上附加配有自己的訴權但仍具有附屬性的債。當事人可以通過“無形式簡約”或要式口約按照自己的意愿對債加以變更。[28]更能體現意思自治原則的也許是契約。在羅馬法中，當事人可以依自己的意思來創設權利義務關系。如在口頭契約中的誓約、嫁資口約中，只要當事人作出允諾后，債即產生。在更為普遍采用的要式口約中，未來債權人獨立地提出問題，未來的債務人自主地對應回答。比如：“你給嗎?”“我給”；“你答應嗎?”“我答應”；“你承保嗎?”“我承保”；“你擔保嗎?”“我擔保”；“你做嗎?”“我做”。只要這些公式般的問答相互完全吻合，雙方的債權債務關系即告成立。在合意契約、實物契約、簡約和協議中，無處不能發現當事人獨立自主地設權行為。

平等原則和意思自治原則作為私法精神的體現，一直以來就沒有被人們所遺忘。相反，在當代社會尤其是當代中國，重提私法精神還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首先，被歷代學者所傳唱的私法精神的彰顯隱含了—個共識性的前提，即對把法律兩分為公法與私法表示認同，而這種法律的劃分方法至今仍有其理論的和實踐的意義。對法律進行分類是學者們樂此不疲的事情。公、私法的劃分引導人們在法律學習、法律研究中對復雜的法律現象有較為清晰的全面把握；同時，它還揭示出法律有著不同的功能指向，其一指向“公”即國家，其二指向“私”即個體，這種二分法的利益功能指向有助益于人們認識法律。

羅馬法高揚的私法精神還造就了這樣一種信念；私權不應為國家公權任意粗暴干涉。某種意義上此限制了國家公權力的誤用與濫用。雖然在羅馬法中私人的合意不能違反國家的強制性規定，但同樣國家強制力也不應蠻橫地干涉公民之間的合意以及隸屬于公民自身的基本權利。從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洛克、孟德斯鳩到法國的人權宣言和美國的獨立宣言，皆對政府權力的擴張性、侵略性表示了懷疑和擔心，并分別從理論上和制度上給予了切實地制約。現代社會全球性的國家干預的經濟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國家廣泛運用立法、司法、行政手段規制和調節社會生活，司法管轄權的法律體系的多元化日益被單獨的中央立法和行政法規取代，法與政治的關系日益密切，私權在強大的國家面前更顯弱不禁風。因此，重提私法精神，再塑私人品格在當代社會尤顯必要。

不惟如是，羅馬私法精神的全球傳播也激發了社會主體的獨立意識，為主體擺脫各種形式的依賴關系提供了理論上的指導。平等原則的深入人心不但影響了羅馬法律制度，在當代社會也激勵著人們為達到這一目標而努力，它是人類擺脫依附的前提與基礎；意思自治原則給予了主體自我行為的自由，主體有權利選擇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如何做、和誰做等，此為主體擺脫依附性創造了現實可能性或提供了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一句話，私法精神不會因時間而褪色。相反，在文明過程中它愈來愈為人們所珍重。

三、理性精神及其現代意義

羅馬法包含豐富的理性，這是中世紀與現代人的共識。人們總是在不同的場合提醒我們羅馬法是理性化身。蓋伊·柯克雉爾認為：

羅馬法不是我們的普通法，在法國不具有強制力，但它因被看成是理性。??“求助于羅馬法”，我們這個意思是說，求助于羅馬法的靈活性和羅馬法的理性，而不是我們迫于無可奈何。??德·杜則認為法蘭西習慣法和成文法才是我們的普同法，他把羅馬法僅僅看成是寫下來的理性。[29]

這樣一種理性的羅馬法給予后人的并不僅僅是一些可資參考和憑吊殘章段句，相反，“羅馬法的敕令和解答，無論是單個的或整體的，都構成了在羅馬法學家自己心目中絕沒有構成的一種書面自然法，一種書面理性，他們將羅馬法連同《圣經》、教父著述以及教會的法律—起視為神圣的典籍。”[30]

羅馬法的理性主要表現為：法律推理與研究的方法、模范的法律制度、法律的分類模式和法典化傾向及成就。就法律方法而言，盡管羅馬法學家在他們對法律的探索過程中是極其講究實際的，他們將規則僅僅視為是“對事情的簡要陳述”。但是，他們在公元2世紀和1世紀引進了希臘辯證推理方法，[31]同時對一般的法律制度進行高度的抽象概括。其導致的結果是——正象馬克思在他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所說——“其實是羅馬人最先制定了私有財產的權利，抽象的權利，抽象的人格權利。”“羅馬入主要興趣是發展和規定那些作為私有財產的抽象關系的關系。”

模范的法律制度是羅馬人值得驕傲的一面。羅馬法中債的制度、物權制度、人格權制度歷經二千年依然顛撲不破，為后人所親睞。確實，羅馬法為后世提供了基本的術語體系，這從當代民法學的經典文本與古羅馬經典文本之間的對比中可以發現大量的證據。另一“方面，羅馬法有關法律體系的分類也浸淫了理性的光輝。首要的并且對后世影響極大的分類方法乃為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次要的則為自然法、市民法和自然法、市民法、萬民法的分類模式。人們很難想象這種觀點，即認為這種分類模式不是理性指引的結果。

也許最為突顯的理性的表現為法典化傾向及成就。一般而言，“法典自身是高度理性的體現”[32]。事實上，羅馬法開始于一部法典(十二表法)，也結束于一部法典(優士丁尼民法大全)。法典化來源于對法律的普遍性和系統性的追求的沖動，這種追求的成功實現的前提在于人們承認人本身具有相當程度的理性，依據它人類能夠認識、解決法律中的問題，從而最終獲致法律的完美狀態。因此，任何——部法典都散發出程度不等的理性氣息，羅馬法文本亦如是——近現代以來的法典編纂逃不脫優士丁尼民法大全的事實即為此—觀點的例證。

當然，古典時代羅馬人的理性觀念是古樸的——和現代相比。它在概念上屬于一種自然理性，而在方法上則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辯理性。盡管如此，羅馬法的理性精神迄今仍有借鑒意義。

盡管在今天看來，羅馬人事實上還是比較關注對實際問題的探討，但這一事實并不能抹殺羅馬人非凡的抽象思維與邏輯能力。理性的力量盡管并不是無窮的，但其重要性亦不容忽視。在法律創制過程中，是以理性為先導還是以經驗為先導是一個較為重要的問題。如果在立法中全部遵循“摸著石頭過河”或“成熟一個制定一個”的思路而不充分利用理性的超前性、預見性，有可能導致法律體系的互相矛盾、混亂并且可能產生立法嚴重滯后的狀況，這對一個國家的法制建設而言頗為不利。

重視理性的作用，在某程度上亦有助于法律專業化的目標實現。羅馬時代法學家的作用空前高漲，他們的言論和觀點被寫進教科書和法典中。一般而言，法學家和法律職業者所受的訓練足以使他們擺脫各種偶然性的支配，他們更多時候是依賴于他們所受訓練，運用分析推理、辯證推理的方法來運作法律；并且，高瞻遠矚是他們區別于非法學家職業群體的標志之一。他們也重視經驗，但他們不是用直覺去體驗，而是理性地去分析、歸納、推理這些經驗。總之，盡管他們的理性有限，但他們會最大程度地運用理性并且其結果總是大多符合于理性。

結 語

我已經粗略地探討了羅馬法的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以及理性精神。實際上對這三者的上述討論還略顯單薄。原因一方面在于筆者的能力及資料的來源有限；另一方畫在于人為地割裂這三者的事實。事實上這三者并不是截然可分的，他們總是密切地結合在一起共同構筑為成熟的羅馬法體系。

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他們時，也許會發現許多當時已有的觀念和制度并不遜色于如今。因此，當我們面對未來時，我們也許應當想一想昨天的情形以及昨天發展到今天的歷程，同時思考這一情形及這一歷程如何在可能的方向上演變為未來的目標。

[1]張乃根：《論西方法的精神：一個比較法的初步研究》，載《比較法研究》1996年第1期。

[2]公丕樣：《法制現代化的理論邏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頁。[3]劉旺洪：《利益衡平：現代市場經濟的法的精神》，載《法制現代化研究》(第一卷)，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版。

[4]亨利·梅因：《古代法》沈景—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45頁。[5]E ·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和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頁。[6]優士丁尼：《法學階梯》，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6頁。[7]同注[4]引書第32頁。[8]同注[4]引書第33頁。

[9]李靜冰：《羅馬法的哲學透視》，載《比較法研究》1992年第2期。[10]彼德羅·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黃風澤，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頁。

[11]同注[4]引書第44頁。

[12]昂格爾：《現代社會中的法律》，吳玉章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頁。[13]同上第71頁。

[14]同注[4]引書第44頁。

[15]伯爾曼：《法律與宗教》，梁治平譯，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47頁。[16]同注[5]引書第16頁。

[17]阿倫·沃森：《民法法系的演變及形成》，李靜冰、姚新華譯，中國政怯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1997年二次印刷)，第207頁。

[18]達維：《當代主要法律體系》1978年(英文版)第75頁。

[19]謝懷軾：《從德國民法百周年說到中國的民法典問題》，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1期。

[20]王涌：《私權的概念》，載《公法》第1期(1999)，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頁。

[21]同注[10]引書第35-39頁。[22]同注[10]引書第30-31頁。

[23]弗蘭克·閔策爾；《求大同：德國民法典立法的成果和錯誤》，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1期。

[24]同注[5]引書第18-19頁。[25]同注[20]引書第389頁。[26]同注[10]引書第31-32頁。[27]同注[10]引書第316頁。[28]同注[10]引書第328頁。[29]同注[17]引書第34頁。

[30]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賀衛方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頁。

[31]同上第163-164頁。

[32]江平：《羅馬法精神與當代中國立法》，載《中國法學》1995年第l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