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

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當時中國確定的目標是用20年時間實現國內生產總值GDP翻兩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要實現這個目標，意味著經濟的年均增長率要達到7%-8%以上。當時全世界沒有幾個國家相信，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農業大國，經濟如此落后，能夠實現長達二十年時間的告訴增長。

雖然在20世紀60-70年代亞洲的“四小龍”采取“出口導向”戰略，利用國際市場的優勢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實現了高速增長，然而像中國這樣的大國與“四小龍”有很大區別，僅我國東南沿海五個省份的面積就是它們的五倍，人口是其四倍，然而我們實現了持續25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被世界上許多學者稱之為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奇跡。

這就是改革開放，是鄧小平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理論的最突出貢獻，也是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從未有過的嶄新創造。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改革開放既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時期最鮮明的特征。

第一節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

對社會主義發展動力問題，長期以來存在多種說法。其實所謂社會發展動力問題，實質就是用什么力量去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問題。過去在極左思想影響下，我們曾經認為社會主義的發展動力是階級斗爭；后來又認為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明確將其概括為兩個字：“改革”。30年來的實踐證明：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正確途徑。今天我們就來談談改革開放。

一、改革開放是一場新的偉大革命

1978年，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

1、改革開放的歷史背景

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70年代末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是有其深刻的國內和國際兩方面的背景的。

從國內的情況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受嚴重挫折和損失。政局混亂，經濟處于緩慢發展和停滯狀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從國際環境看，20世紀70年代世界范圍內蓬勃興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動世界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明顯拉大，面臨著巨大的國際競爭壓力。我們也只能是通過改革開放，帶領人民追趕時代前進的潮流。鄧小平正是在科學分析國內國際發展的大勢，準確把握時代主題和人民愿望的基礎上，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抉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踏上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征程。

2、改革開放的性質

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它不是對原有經濟體制的細枝末節的修補，而是對原有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它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我國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新經濟體制，同時相應地改革政治體制和其他方面的體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現代化，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振興偉大的中華民族；就是要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在引領當代中國發展進步中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確保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

改革開放是一場革命，但它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意義上的革命，不是也不允許否定和拋棄我們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因此，改革開放既是我們黨領導的一場新的偉大革命，又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改革開放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從未進行過的事業，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新探索，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照搬。

3、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

改革開放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面貌，極大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顯著提升了中國社會的綜合國力，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3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堅決地推進改革和對外開放分不開的。

中國國家統計局2008年10月27日發布報告說，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實現了由弱到強的巨大轉變。報告說，30年來，中國GDP居世界的位次由第10位上升到第4位，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份額已從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6%。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中國已經由低收入國家躍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實現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長。中國國家財政實力不斷增強，2007年，國家財政收入已經超過5萬億元人民幣。此外，2007年中國外匯儲備擴大到15282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一位。30年來，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29位躍升到第3位，僅次于美國與德國，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7%。中國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對外貿易大國。同時，中國利用外資規模不斷擴大，2002年以來利用外資一直居于世界前三位。

事實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

二、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

1、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

第一，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

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它們不但表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而且貫穿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始終，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

第二，闡明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性質和特點。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同舊社會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它們具有“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特點，是在基本適應條件下的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因而不是對抗性而是非對抗性的矛盾。

第三，提出了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的思想。

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它的解決可以依靠社會主義自身的力量，通過對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方面進行調整得到解決。

第四，在闡明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狀況和性質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中國的社會矛盾。我國存在著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

2、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第一，判斷一種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是否相適應，要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主要看它是否適應當時當地生產力的要求，能否推動生產力發展。

第二，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依然有解放生產力的問題。

第三，把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務統一起來。第四，指出了解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途徑是改革。

第二節 堅定不移地推進全面改革

一、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1、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啟了改革的歷史進程

改革在農村拉開序幕。農村改革的第一步是建立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新型集體所有制。之后，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為從土地上轉移出來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出路，為提高農民收入、促進工業和整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開辟了一條新路。

在農村改革取得成效的基礎上，開始了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1992年，黨的十四大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加快了全面改革的進程。20世紀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已經初步確立。與此同時，政治、科技、教育等領域改革也全面展開。

2、在全面改革中，經濟體制改革是重點

通過經濟體制改革，解放生產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對當代中國來說是最根本最急迫的任務。經濟體制改革需要政治體制及其他體制改革的配合，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進程中，政治體制改革也在不斷推進。

與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相適應，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制等各個領域的改革也都有步驟、有秩序地全面展開。

3、“三個有利于”是判斷改革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標準 第一，“三個有利于”標準體現了從實際出發和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的真理標準和價值標準的統一。“三個有利于”標準是生產力標準的堅持和發展，在“三個有利于”標準中處于基礎地位的是生產力標準，綜合國力的增強是生產力發展的宏觀表現，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和體現。

第二，鄧小平提出“三個有利于”的標準，強調的是對于改革開放的一些具體政策措施，必須從抽象的姓“社”姓“資”的爭論中擺脫出來，放開手腳，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但是，在改革開放的性質問題上，則不能不問姓“社”還是姓“資”，而是必須理直氣壯地堅持社會主義方向。

一方面因為，不能把一切產生于資本主義并在資本主義社會得到廣泛應用但本身不具有社會制度屬性的經濟現象，都認為具有資本主義的性質而加以否定；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不能無條件地拒絕和否定一切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和因素。

堅持“三個有利于”標準，就是既不要把那些合乎“三個有利于”、本來姓“社”的東西，錯誤地判定為姓“資”而加以排斥；也不要把那些合乎“三個有利于”、不具有特殊的社會制度屬性、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的東西，錯誤地判定為姓“資”加以排斥；而對于那些確實姓“資”，但合乎“三個有利于”、可以為社會主義所利用的東西，也要允許其存在和支持其發展。凡是合乎“三個有利于”標準的，就是社會主義的，或者是為社會主義所需要和允許的。

二、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

1、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重要性

鄧小平反復強調穩定是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戰略的必要前提，是中國的最高利益，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穩定。

江澤民提出了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這個全黨工作的大局，系統地分析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指出它們好比現代化建設棋盤上的三著緊密關聯的戰略性棋子，每一著棋都下好了，相互促進，就會全局皆活；如果有一著下不好，其它兩著也會陷入困境，就可能全局受挫。

實踐表明，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系處理得當，就能總攬全局，保證經濟社會的順利發展；處理不當，就會吃苦頭，付出代價。

2、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

改革、發展、穩定三者存在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發展是解決經濟社會一切問題的關鍵，也是最終目的；改革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穩定是改革與發展的前提和保證，三者是內在統一的有機整體。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處理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其結合點就是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說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實踐證明，不改革，就不能發展，就是死路一條，相反，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發展，哪里就有穩定和新氣象。通過30年的全面改革，我們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這個體制還不完善，發展還面臨著許多體制性障礙，必須進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在行政管理體制、國有企業、財稅體制、金融體制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實現改革的新突破，為發展提供更加有力的體制保證。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當代中國，沒有改革，就不可能實現科學發展，不可能建成和諧社會，也就不可能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才是硬道理，堅持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我們黨推進改革開放的重要歷史經驗，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全面進步的根本要求。同時，我們還必須清醒地看到，要真正實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還必須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只有這樣的科學發展，才能兼顧到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兼顧到不同階層的利益,照顧到各方面的關切。

穩定壓倒一切。保持社會穩定，是順利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必要前提，也是確保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的基本條件。沒有穩定，一切都無從談起。與別的任何國家不同的是，中國是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在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搞改革搞建設，沒有穩定斷不可行。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穩定是實現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前提。隨著市場取向的改革不斷深入，我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日益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當前，只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用發展和改革的辦法協調不同階層的利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才能真正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

改革、發展、穩定三者內在統一的結合點就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離開這個共同的立足點和政策措施的結合點，改革決策的科學性、改革政策的協調性，發展的全面性、穩定的長期性都將難以實現。只有抓住這個結合點，三者才能真正成為互為前提、內在統一的有機整體。

3、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經驗和原則

第一，保持改革、發展、穩定在動態中的相互協調和相互促進。第二，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以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第三，把不斷改善人民生活作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重要結合點。

第三節 毫不動搖地堅持對外開放

一、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當代中國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系在一起。”“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繁榮穩定也離不開中國。”這些論述客觀描述了當今中國同世界的密切聯系，表明了中國的發展繁榮同世界繁榮穩定密不可分的關系，向全黨提出了樹立世界眼光、增強戰略意識、提高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能力的基本要求。

當代中國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這是站在歷史和現實的高度作出的一個重大判斷，是對改革開放輝煌成就的充分肯定。改革開放30年使中國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到全面開放的歷史性轉變。30年后的今天，中國社會空前開放；中國同外部世界相互交融和依存的程度前所未有；國家在開放中實現了自身的發展繁榮，同時又以自身的發展促進了世界的發展進步；中國人民能夠平和坦然謙遜自信地同其他民族和人民自由交往。

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系在一起，這反映了當今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征，突出表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把自身的發展繁榮置于世界的發展進步之中的博大胸懷。開放的中國主動迎接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堅持趨利避害，在開放中實現持續快速發展。

（一）對外開放理論和政策的形成和發展

1、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是鄧小平對外開放理論的孕育期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便主張對外開放，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積極發展同各國人民的友好合作的經貿關系。但是，由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對新中國實施敵視、封鎖和禁運的政策，當時的開放是極其有限的。在50年代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國開放的對象主要是蘇聯和東歐國家。

“文化大革命”時期，由于黨的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特別是“四人幫”將自力更生與對外開放完全對立起來，“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賣國主義?，把我們同世界隔絕了”，致使我國的對外經濟技術文化交流遭到嚴重的破壞。直到1974年，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理論，在進一步發展與美國、日本和西歐等國家關系的同時，也推動了對外經貿關系的重新發展。

粉碎“四人幫”后，鄧小平再次復出，并于1978年9月至10月間，在認真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要實行開放政策，要向世界先進國家學習和引進先進科學技術，“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至于怎么能發展得多一點、好一點、快一點、省一點，這更不違背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

2、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屆三中全會前，是鄧小平對外開放理論的初步形成時期

1978年12月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作出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的同時，明確提出了實行對外開放的方針，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此后，黨和鄧小平提出了關于對外開放的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包括：實行對外開放是我國堅定不移的戰略方針；對外開放的根本目的是大力發展生產力，加速我國現代化建設；對外開放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原則，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創辦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城市，充分發揮沿海地區在對外開放中的重要作用；積極引進適合我國情況的先進技術、設備，有效地利用外資和外國智力；在對外開放中要警惕和抑制資本主義思想的侵蝕；等等。由此表明，鄧小平對外開放理論已經初步形成。

3、十二屆三中全會到十三屆三中全會，是鄧小平對外開放理論的形成時期

1984年10月中旬召開的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把實行對外開放確立為“基本國策”，明確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外開放的方針，標志著我國對外開放的實踐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全方位開放的階段。

與此同時，鄧小平在對外開放的認識上也在逐漸升華。在這一階段，鄧小平提出的對外開放思想主要有：對外開放是一項長期持久的政策，不僅在20世紀內需要實行開放政策，在21世紀100年內開放政策也不會變；對外開放必須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外開放應該是全方位的開放，形式必須多樣化；“我們的開放政策不會導致資本主義”，等等。根據鄧小平的思路，我國的對外開放采取了由沿海到內地的逐步推進的策略。這一階段所提出的重要思想及其指導下卓有成效的對外開放實踐，標志著鄧小平對外開放理論已經形成。

4、十三屆三中全會以來，是鄧小平對外開放理論的全面發展階段 這一階段，我們黨和鄧小平提出的對外開放思想主要有：

一是充分肯定了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正確性。提出擴大開放是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堅持對外開放政策一百年不動搖。

二是明確闡明了影響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有關思想認識問題，如特區姓“社”不姓“資”；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對外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

三是進一步闡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思想。

四是對外開放的地區要進一步擴大，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多渠道的對外開放格局；利用外資的領域拓寬，發展外向型經濟。

五是明確提出要學習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黨的十四大以后，以江澤民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又提出擴大對外開放，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思想，提出面對經濟全球化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同時并舉、相互促進的開放戰略，強調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完善對外開放格局，發展開放型經濟，積極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資，增強國際競爭力，努力開創對外開放的新局面。

（二）把對外開放確立為基本國策的重要依據

鄧小平把對外開放確立為我國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是基于對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對世界經濟技術發展趨勢的科學分析、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際的理性認識、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關系的正確理解；但是其重要的依據，是鄧小平關于“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兩個重要觀點。

第一，當今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這是對世界經濟發展歷史的深刻總結，是生產社會化和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世界范圍內科技革命突飛猛進，把人類社會推進到了一個嶄新的信息時代。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動下，世界經濟聯系更加緊密，經濟全球化趨勢更為明顯，表現為生產領域的國際分工和協作不斷深化和加強，國際貿易規模不斷擴大，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速度不斷加快，跨國公司迅速發展。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一個國家的興衰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適應世界經濟的發展變化，能否面向國際市場，能否積極地發展世界性的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積極利用國外市場、資源、信息、技術、人才、勞動力和資金。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是我們總結歷史經驗的必然選擇。從歷史上看，凡是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時期，大多是經濟社會發展比較繁榮的時期。中國古代漢朝與西域各國交通的“絲綢之路”，盛唐時“萬邦來朝”的開放格局，都極大促進了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而采取閉關鎖國的封閉政策，經濟社會發展就緩慢，甚至落后挨打。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第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這是對中國發展歷史的深刻總結。“中國要謀求發展，擺脫貧困和落后，就必須開放。”這是準確判斷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國情和長遠發展目標的結果。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中存在著資金不足、技術落后、勞動者科學文化素質不高、缺乏組織現代化大生產的經營管理知識和經驗等不足。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尊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實行對外開放，利用兩種資源、兩種市場。

第三，實行對外開發也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吸取人類文明成果，建設優于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需要。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需要以積極的態度學習和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以優秀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主義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式。

（三）對外開放與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關系

鄧小平在做出對外開放的決策時，十分明確地提出要處理好對外開放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關系。

1、我們始終要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作為立足點，這是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和重要原則。

2、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實行對外開放的基礎。只有增強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才能在國際上獲得較高的信譽，吸引更多的合作者，才能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

3、對外開放是為了增強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在對外開放過程中積極利用外國的投資、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取得更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可以加快本國經濟發展，增強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

總之，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積極實行對外開放，都是為了更好更快地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二、對外開放是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開放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特別是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國對外開放邁出了更加堅實而快速的步伐，與世界經濟的交流與合作更加密切，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

首先，我國的對外開放是全方位的。

所謂全方位，就是不論對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對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實行開放政策。即我國的對外開放是“對世界所有國家開放，對各種類型的國家開放。”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是三個方面的開放。一個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我們吸收外資、引進技術等等主要從那里來。一個是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開放，這也是一個方面。……還有一個是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這些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和長處，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對外開放是三個方面，不是一個方面。”

其次，我國的對外開放是多層次的。

所謂多層次，就是根據我國各地區的具體實際和特點，通過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沿海經濟開放區、內地、沿江、沿邊、沿線開放等不同開放程度的各種形式，形成了由點到線，由線到片，由片到面全國范圍的多層次對外開放。不僅中央級經濟部門實行對外開放，而且地方也在實行對外開放。

再次，我國的對外開放是寬領域的。

所謂寬領域，就是立足于我國國情，對國際商品市場、國際資本市場、國際技術市場、國際勞務市場的開放，把對外開放拓寬到能源、交通等基礎產業以及金融、保險、房地產、科技、教育、文化、服務業等。

20世紀80年代，以興辦經濟特區和開放沿海地區為戰略選擇，我國對外開放和外向型經濟發展實現重大突破。1980年，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1984年，開放大連、天津、青島、上海、寧波、福州、廣州等14個沿海城市；1985年，又將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的51個市縣開辟為沿海經濟開放區，隨后又擴展到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及其他沿海地區的一些市縣；1988年建立海南經濟特區。

20世紀90年代，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對外開放格局逐步形成。1990年中央決定開發開放上海浦東新區。1992年對外開放的地域又向縱深推進，相繼開放了重慶、武漢、九江等6個沿江港口城市，以及滿洲里等13個陸地邊境城市和所有內地省會城市，并實施靈活的鼓勵外商投資的區域經濟政策。隨后幾年，又陸續開放了一大批符合條件的內陸市縣。至此，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促進了國民經濟迅速發展。

世紀之交，以加入世貿組織為標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了新階段。2001年12月11日，經過長達15年艱難而曲折的歷程，我國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從此，我國的對外開放由有限范圍、領域、地域內的開放，轉變為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開放；由以試點為特征的政策性開放，轉變為在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開放；由單方面為主的自我開放市場，轉變為我國與世貿組織成員之間的雙向開放市場；由被動地接受國際經貿規則的開放，轉變為主動參與制定國際經貿規則的開放；由只能依靠雙邊磋商機制協調經貿關系的開放，轉變為可以多雙邊機制相互結合和相互促進的開放，為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開辟了新的途徑，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開拓了新的空間。

三、不斷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把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形成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對外經濟貿易規模迅速擴大，既有力促進了國內經濟的發展，又為世界各國帶來了合作共贏的機遇。

30年對外開放取得的卓越成就。但是隨著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對外開放面臨著一系列新的問題和挑戰。

主要表現在：對外開放逐步進入了由較小范圍和有限領域的開放，轉變為更大范圍和更多領域的開放；由以試點為特征的政策主導下的開放，轉變為法律框架下可預見的開放；由單方面為主的自我開放，轉變為與世貿組織成員之間的相互開放。這意味競爭更激烈，經濟風險更大，政府的宏觀調控的難度增加。同時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擴大，我們與各國經濟聯系繼續加深，貿易摩擦增多、對外投資阻力加大等一些新的現象不斷出現。為此，必須把“引進來”和“走出去”結合起來，擴大開放領域，優化開放結構，提高開放質量，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形成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

第一，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提高對外貿易效益。

進一步擴大商品和服務貿易，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鞏固傳統市場，開拓新興市場，努力擴大出口。堅持以質取勝，提高出口商品和服務的競爭力。優化進口結構，著重引進先進技術和關鍵設備。推動關系國家生存發展的重要戰略物資進口的多元化。建立必要的儲備制度。深化外經貿體制改革，推進外貿主體多元化，完善有關稅收制度和貿易融資機制。

第二，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戰略。

著重引進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高素質人才，做好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創新提高。深化涉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促進生產要素跨境流動和優化配置的各項制度。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主要是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擴大互利合作和共同開發。要完善對境外投資的協調機制和風險管理，完善對外投資服務體系，為企業“走出去”創造條件。

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提出，要“努力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他又進一步提出：“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這是鄧小平對外開放理論在新時期的重要發展，是我們黨認真總結對外開放的成功經驗，面對國內外新形勢以更為積極的姿態對外開放、發展開放型經濟，將對外開放推向新的階段的重大戰略決策和戰略部署。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實施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首先是以“引進來”為主。通過積極引進大量的國內急需的資金、設備、技術和短缺原材料，引進國外的管理經驗來發展壯大自己，取得很大的成績，成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條成功經驗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現代化建設的推進，20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在 “引進來”的基礎上又開始實施了“走出去”的新戰略，并取得初步成效。我國鼓勵各種所有制企業“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到境外投資辦企業，帶動設備、零部件出口和勞務輸出，開展帶資承包，投資經營，提供無息、低息貸款，既有利于鞏固傳統友誼，又有利于互惠互利、共同發展。

“引進來”和“走出去”是我們對外開放的兩個緊密聯系、相互促進的方面，缺一不可。

江澤民指出：“?引進來?和?走出去?是我們對外開放的兩個緊密聯系、相互促進的方面，缺一不可。”他多次強調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意味著我們要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參與國際競爭。我們必須抓住機遇，加緊工作，把我國對外開放工作推向新的水平。他明確指出：“在新的條件下擴大對外開放，必須更好地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同時并舉、相互促進的開放戰略，努力在?走出去?方面取得明顯進展。實施?走出去?戰略，是把對外開放推向新階段的重大舉措，是更好地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必然選擇，是逐步形成我們自己的大型企業和跨國公司的重要途徑。”“這個戰略實施好了，對增強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后勁，促進我國的長遠發展，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只有實施既“引進來”又“走出去”的雙向開放，才是全面意義的開放。我國的開放，既要對外開放我國的市場，同時又要開拓國外的市場。

只有將“引進來”和“走出去”結合起來，全面提高對外開放

水平，才能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經濟全球化，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更多層次上參與競爭，更好地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彌補國內市場與資源的不足，進一步拓寬經濟發展的空間；才能提高國際競爭力，在國際經濟的激烈競爭中發揮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在國際綜合國力的較量中掌握主動權，最大限度地獲得經濟全球化和加入世貿組織帶來的利益；才能緊緊抓住21世紀頭20年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擴大對外開放這一重要戰略機遇期，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

第三，切實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所謂國家經濟安全，就是指一國最為根本的經濟利益不受傷害。其主要內容包括：一國經濟在整體上主權獨立、基礎穩固、運行健康、增長穩定、發展持續；在國際經濟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防衛力和競爭力；不至于因為某些問題的演化而使整個經濟受到過大的打擊和遭受過多的損失；能夠避免或化解可能發生的局部性或全局性的危機。

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世界經濟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一方面我國可以利用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發展經濟，另一方面又面臨著世界市場的激烈競爭，尤其是發達國家經濟優勢的壓力。如何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問題日漸突出。十六大報告中提出：“在擴大對外開放中，要十分注意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第一次把“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寫進黨的文獻。

加強對全球經濟走勢和波動的預測，增強防范和化解風險的能力；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對國內產業提升、技術進步要有充分的認識，制定和實施國家技術和產業發展戰略，著力提高自我發展能力。正確處理好利用國內資源和國際資源、發展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之間的關系。

根據我國不斷匯入經濟全球化的現狀，我們要正確處理對外開放和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關系，一方面要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的國策，另一方面又要樹立國家經濟安全新觀念、增強經濟安全意識、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正確處理對外開放和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關系。

第二篇：改革開放之世說新語

改革開放之世說新語

改革開放世說新語之決斷

陶短房編

賣糧狀元要求國家獎售一輛自行車

改革開放之初，自行車是憑工業票才能買到的緊俏貨。1981年8月，湖北省應城縣楊河公社大堰大隊生產隊長、“售糧狀元”楊小運提出，自己超賣10000斤公糧給國家，而國家“獎售”1輛“永久”28寸加重自行車給自己。“大包干”推行不久，“跟國家講條件”還是件很敏感的事。

9月18日，《人民日報》將刊發有關楊小運報道，從而掀起全國范圍內的熱烈討論，并引起上海自行車廠的積極響應。10月9日，上海自行車廠廠長王元昌帶領由工廠技術員、上海媒體記者等8人組成的送車隊，來到應城。楊小運終于如愿以償。

如今看來很平常的決斷，在當年卻是頗有勇氣的：承認多勞多得者可以和政府“討價還價”，是要突破很多看得見、看不見的條條框框。

鄧小平伸出一個手指裁軍100萬

1984年11月1日，在國慶35周年閱兵一個月之后，中央軍委召開座談會，鄧小平提出要大裁軍。當時軍隊機構臃腫，每個軍區的領導班子有十幾名二十名之多，鄧小平幽默地說：“打麻將都得湊好幾桌”。鄧小平表示了裁軍的決心：“裁軍是個得罪人的事，我來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給新的中央軍委主席”。

1985年6月4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會上，鄧小平作重要講話。當鄧小平伸出一個手指，宣布中國人民解放軍裁減100萬時，新華社攝影記者吳森輝立即按下了快門，紀錄了這一瞬間。

其后，國外及港澳一些報刊以整版篇幅刊登了這張照片。

首都機場裸畫**

1979年10月，由張仃、袁運甫、袁運生等藝術家創作的大型壁畫群，在首都機場創作完成。其中，袁運生的作品《潑水節——生命的贊歌》，畫面中出現了三位裸體沐浴的傣族少女。

時任首都機場建設總指揮的李瑞環知道后，讓人把門先暫時用紙糊了一下，等鄧小平看完了再說。鄧小平看了這幅畫說：“為什么有人反對畫人體啊，這有什么好反對的。”陪同鄧小平參觀壁畫的王震說：“這是科學。”李先念說：“中國有的人就是少見多怪。”

1979年底，關于此畫爭議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現。時任美協副主席華君武主持開了一個現場批判會。1980年，此事又驚動高層，周揚、胡喬木等很多人都參與了進來。王任重約見袁運生，提議臨時用一塊布遮一下。1980年，有關方面為裸女加了個紗簾，1982年用三合板擋上。1990年9月，北京亞運會前夕，首都機場就此事找到袁運甫。其時，爭議已經成為過去，在袁運甫堅持之下，此畫方終于去除一切遮擋，重見天日。

首都機場裸畫甫一問世，即引起了霍英東的注意。在改革開放之初，他把此畫當作對外開放政策的一個風向標。

被放出的“星星”畫家

1983年，一名中國女性踏出勞教所大門，并很快拿到了護照，動身前往法國巴黎，和其未來的法國籍丈夫團聚。她是名噪一時“星星畫會”的成員、嶄露頭角的女畫家李爽。

兩年前的11月，李爽和其未婚夫、法國外交官白天祥在北京外交公寓同居，結果被“抓現行”，以有損國家尊嚴的罪名被捕，并很快被判勞動教養兩年。這一在當時中國很少會引起爭議的判決，卻在法國乃至西方世界引起軒然大波，“隔空打牛”、各說各話的“爭論”維持了近兩年，最終這一普通的涉外事件竟上升到國家最高層面，1983年來訪的法國總統密特朗，竟鄭重其事為李爽求情。

按照當時中國人的思維定式，這種事是“見不得人”的，應該諱莫如深，惟恐人知才對，如今竟弄到外交臺面，搞得舉世皆知，實在是很尷尬的一件事。最終，中國最高領導人親自決斷：放人。

李瑞環拍板中國第一次跨國收購

1985年，法國一家名叫鮑克耐希的冰箱制造企業破產，并尋求整體出售，消息反饋到當年城市體制改革的先驅——天津市，時任市長的李瑞環迅速拍板：收購。當年12月，天津方面派出的專人抵達法國進行生產線整體拆卸，1年后的1986年12月26日，李瑞環親自啟動已安裝到天津電冰箱總廠的生產線，由整體收購的外國生產線上，生產出民族品牌的“可耐牌”電冰箱。1989年3月，“可耐”在東德萊比錫博覽會上榮獲金獎，成為第一個獲得國際金牌的中國冰箱產品。

“可耐”品牌本身已在90年代初的一次并購中，被通用電氣收購、雪藏，當年的成果貌似已不復存在。其時，資本運作尚屬天方夜譚，中外經濟合作還在“摸著石頭過河”，1985年全中國外匯儲備僅26.44億美元。

四老全退，三老半退

黨的十三大召開之前，1986年夏天，為了進一步推動干部年輕化，中央內部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來的方案。

鄧小平提出來，十三大上，他也全退。王震受中央委托征求老帥聶榮臻意見。聶榮臻沉默良久，說道：“我認為，現在是過渡期，局面還不穩，小平暫時還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參加常委會。他全退了，不當軍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號令全軍？只有他能鎮得住，他在，軍隊就不會亂。所以，小平還不能全退。”

聶榮臻的這個意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決定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鄧穎超，“三老”是指鄧小平、陳云、李先念。

發表小平南巡講話

1992年1月18日到23日，鄧小平“南巡”至深圳。其間，深圳特區報副總編輯陳錫添都一直在小平同志身邊。盡管上邊已經打招呼對小平此行“不題詞、不接見、不報道”。陳錫添感覺老人家不像是來度假的，好多話不吐不快，雖是聊天的形式，但沒有一句話是閑話，談話的內容很多，針對性、指導性很強。陳錫添覺得總有發表的機會，所以采訪很細。

陳錫添從1月到3月初，一直在整理材料，沒動筆。其間，多家媒體找到陳錫添，讓他寫好稿子，發在他們那里，并愿意承擔一切風險。陳錫添都沒同意。

直到3月22日，《南方日報》發了篇《鄧小平在先科人中間》，陳錫添著了急。得知文章發表請示過謝非，陳錫添22日中午開始寫，24日下午完稿。第二天，陳錫添和特區報社長一塊兒去找時任深圳市宣傳部部長楊廣慧，楊說：“發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們自己把關，但要注意把小平同志寫成人，不要寫成?神?。”

1992年3月26日，《東方風來滿眼春》在《深圳特區報》頭版頭條位置刊出。稿子發表那天晚上，陳錫添一宿沒睡。

紅山口會議

由于中國足球長期沖不出亞洲，90年代“向改革要成績”成為上下一致的共識。為此中國足協決定開會討論中國足球的改革問題。時任八一足球隊領隊李富勝得知消息后，專門來到足協要求承辦本次會議，最終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紅山口的八一體工大隊內召開。

1992年6月22日至27日，全國足球工作會議在北京紅山口召開。李鐵映接見會議代表時說：“這次足球會議叫?紅山口會議?，能不能成為我國足球事業上的轉折呢？那就看足球界的努力了……我認為，中國足球界從思想觀點到各項制度，要有大的改革，沒有大動作不會有大進步。”

這次會議確認了中國足球成為中國體育改革的突破口和試點，并最終確定了以職業化為足球改革的方向。1994年，全新包裝的中國足球甲A聯賽以“職業聯賽”的面目出現，并迅速改變了足球看臺門可羅雀的現象，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為期數年的足球熱潮。紅山口會議亦被譽為中國足球的“遵義會議”。

中國入世談判

1986年7月11日，中國政府正式提出“入關”，談判歷經數年未果。1995年1月，WTO取代關貿總協定；同年，中方決定申請“入世”。

江澤民給“入世”談判確定了三條原則：

一、WTO沒有中國參與是不完整的；

二、中國必須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入；

三、堅持權利和義務的平衡。

中美談判是最艱難的一環。1999年11月，中美只剩7個問題無法達成共識。在中美雙方準備“后事”時，朱镕基“板著臉孔”對大家說：“今天一定要簽協議，不能讓美國人跑了，我跟他們談。”當美國人拋出前三個問題，朱镕基都只有一個回答：“我同意”。龍永圖著急了，不斷給朱镕基遞條子。朱镕基一拍桌子說：“龍永圖，你不要再遞條子了。”當美方拋出第四個問題時，朱镕基說：“后面四個問題你們讓步吧，如果你們讓步我們就簽字”。美方五分鐘后同意了中方意見。

2001年11月11日，中國成為WTO第143個成員國。

龍永圖認為，15年的談判無非談了8個字：一是“市場經濟”，二是“開放市場”。

廢止收容遣送

2003年3月17日晚，剛在廣州找到工作的外地大學生孫志剛出門上網，因未攜帶身份證和暫住證，被廣州方面強行收容。3天后，孫在廣州收容人員救治站非正常死亡。案件經媒體報道后，引起輿論極大關注。

事發50多天后，青年法律學者許志永等以公民身份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對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查。其后，賀衛方等5位學者再次聯名上書，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孫志剛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實施狀況，啟動特別調查程序。法律學者們當時的想法是，“利用兩年的時間，各界合力逼退這一法律。”

事情進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6月16日下午，北京大學行政法教授姜明安等5位法律專家，受國務院法制辦公室之邀，開會論證收容遣送制度的廢存，法制辦幾位主要領導均到會。會議很快達成的一致意見：這項政策不再是修改的問題，而應該立即廢止。

4天后，舊法廢止，新政出臺。“天安門事件”平反問題要從速表態

公元1978年，春潮涌動，也乍暖還寒。

“天安門事件”是當時雙方爭論極大的事情之一，而且尤以此事涉及的群眾為多，民間反應強烈。

11月12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葉劍英對華國鋒說：“?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問題要從速表態，以免中央被動。”這位曾救過孫中山、得到過蔣介石賞識、在長征中通知過毛澤東離去的傳奇元帥，76年又成功地領導了打倒“四人幫”的行動，當時正主持著軍委工作。

11月25日，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大會上宣布：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

鄧小平堅持徒步上黃山

鄧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1979年到南中國視察，來了黃山。

7月12日至15日，鄧小平不顧隨行親人及下屬勸阻，堅持徒步上山、下山，拒絕旁人扶助。一路上，興致勃勃，把兩褲腳卷到膝蓋上面，不斷和游客們打著招呼，還給復旦大學的三名“粉絲”女同學王曉望、陶維佳和劉曉紅簽了名留念。不過，畢竟已是75歲的老人，下山后，鄧小平的兩條腿足足腫了一個禮拜。

事后，女兒鄧楠問父親為什么非要逞這個強，鄧小平只簡單回答了一句：“黃山這一課，證明我完全合格。”

組織老同志出國平息對外開放爭議

改革之初，由于深受“自力更生”教育的影響，很多老同志對于對外開放的必要性認識不足，議論很多，阻力很大。

某日，鄧小平找來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谷牧，說：“你來組織，讓大家出去看一看。”

一場出國熱興起。

開了眼界的老同志深受刺激。而出國者講起見聞，尚未出去的元老與高層也是一片沉默。

至此，中央高層對于對外開放再無異議。

薛暮橋批洋躍進

78年春天，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提出了“新時期”的總任務：要建設120個大項目，其中有十大鋼鐵基地、九大有色金屬基地、十大油氣田等高指標。

開完會回家，時年已74歲的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薛暮橋，竟捶胸頓足，放聲大哭：“這是洋躍進啊，國民經濟要崩潰了，國家還不思改革！”

斟酌再三，終于奮筆上書中央，直指十年規劃中再次出現急躁冒進的現象，將造成國家財政困難和國民經濟比例更加失調。并要求糾正建國以來20多年經濟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特別是要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

蘭州大學破格錄取秦暉

恢復高考還要早于改革開放，無數人的命運由此改變。

78年，已插隊9年，只讀過6年小學的秦暉投考蘭州大學著名歷史學家趙儷生教授的研究生。雖然成績很好，但“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視神經萎縮，裸視力0.2，矯正視力僅0.7”，不合體檢標準。趙儷生為了錄取秦暉，力排巨大阻力，說：“如不招秦暉，我就一個也不招了。”還斷言：“秦暉就是失明，也可以成為又一個陳寅恪！”

校方終于破例。

張瑞敏與日方合作

那年，海爾跟三菱公司合作。海爾開始是想著學習，但看過日方的方案后，張瑞敏說：你們這樣管不行。日方堅持。結果日方管理三個月后，敗下陣來。

日方詢問張瑞敏為什么，張瑞敏說：中國人和日本人文化是不一樣的。日本人讓一天擦五遍桌子，不管老板在不在，都一定會認真的擦五遍。而中國人，第一天認真的擦了，第二天老板不在，就會問為什么非要擦五遍呢？四遍就可以了。第三天，就會說擦三遍也挺干凈的。第四天，就覺得兩遍也行。第五天，就擦一遍。到最后，就是一遍也沒擦了。

是以，海爾的所有管理措施后面都跟著懲罰條款。

任正非批下屬不離婚

任正非是中國最低調的企業家之一，幾乎就不接受媒體的采訪，也不擔任社會職務，相應也不參加各類峰會。

2001年，華為將旗下的安圣電氣賣給美國愛默生，換得7.5億美元。任正非在文章中對之的解釋是：準備一件過冬的棉襖。事實后來證明了他的預見性。

關于這位宣揚“狼性化生存”的企業家，不多的一個真實生活片斷是，一位華為的副總因家庭原因向任正非辭職，任正非挽留，副總述說自己夫妻兩地分居已經七年了，“那你可以叫你愛人來深圳工作嘛。”任正非不以為意的說。

“她來過深圳，呆了幾個月，不習慣，又回北京了。”

任正非立即怒罵：“這樣的老婆你還要她干什么！”

張賢亮談自己的成功

銀川的鎮北堡，是一個被棄置的明清邊防城堡，古樸、原始、粗獷。

1962年春，生于南京的張賢亮在一次趕集時，偶然發現了它。當時的張賢亮尚是勞改農場的犯人。

1993年初，已經成了著名作家的張賢亮，抵押全部家產買下鎮北堡，創辦了西部影視城，開始“出賣荒涼”。《紅高粱》、《大話西游》、《新龍門客棧》等50多部影視劇在這里誕生，號稱中國電影的福地。而且，日接待游客上萬人次。張賢亮日進斗金。

對于自己的成功，張賢亮解釋有兩大理由。其一，時代給予了這個機會。其二，當面對種種麻煩及困難時，“我是坐過22年牢的人。”

索南達杰以死保護可可西里

其實，杰桑·索南達杰第一次進入可可西里時，他是想改變家鄉靠天吃飯的宿命，身上帶著一本書《工業礦產開發》。但很快，書就換成了《瀕危物種名錄》。他所倡言組建的治多縣西部工委處境也由此變得很艱難。索南達杰曾說：“在中國辦事不死幾個人是很難引起社會重視的，如果需要死人，就讓我死在最前面。”

1994年1月18日，索南達杰為保護藏羚羊在無人區與18名持槍偷獵者對峙，流盡了最后一滴血。可可西里-40℃的風雪將他塑成一尊冰雕，當人們在可可西里無人區找到他時，他還保持著換子彈的姿勢，嫉惡如仇的眼睛在戈壁中圓睜著。

其妹夫扎巴多杰繼承了他的事業，不幸98年也死于槍口之下。

索南達杰最后被火葬，在藏族這是給**的待遇。

大陸學者初訪臺灣

1995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研討會在臺灣召開，大陸派出了31名歷史學家參加，規模龐大。

臺灣一位年輕學者非常興奮，在中研院樓上振臂高呼：“?共匪?來了！”

后來，臺灣的張玉法院士和大陸的楊天石研究員，都借此玩笑發表意見，說兩岸的近代史研究都需要跳出“土匪史觀”。國民黨不是匪，共產黨也不是匪。雙方的初衷都是試圖為這個民族尋找出路，只是各自選擇的路徑不同而已。曾濤與穆青做好了坐牢的準備

1976年，清明節前后，人們聚集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把這個群眾運動判定為“反革命事件”。

當年11月15日，《北京日報》刊發報道，北京市委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陳云等老同志也呼吁平反，新華社社長曾濤、總編輯穆青拍板刊發此報道。曾濤說,“怎么樣，穆青？下決心就這么發好不好。”穆青答：“好啊，我們大家都同意這么發。”曾濤說：“如果這篇稿子出了問題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塊去。”穆青說：“行，我跟你一塊去。”

11月16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在頭版頭條刊出了新華社通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11月25日，中央為“天安門事件”徹底平反。

萬里不學大寨搞包產到戶

1978年，萬里時任安徽省委書記，他制定的省委六條以生產為宗旨，有些人說，“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才三年，就把社會主義江山糟蹋了”。當時副總理號召學大寨，萬里說，反大寨咱們不敢，學大寨我們實在學不起，我們還按我們的六條辦。不久，《人民日報》發文對包產到戶提出責難，萬里給各個地委打電話，氣憤地說，“不要聽那一套，對生產負責的是縣委，對農民秋天以后生活負責的是你們縣委，如果這個變了，影響了生產，農民沒有飯吃，《人民日報》給不給他開飯？是跟你縣委算賬，還是跟《人民日報》要飯吃？”

胡耀邦多次引用民謠評價萬里：“要吃米，找萬里。”

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下發，正式確認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農業生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

孫冶方的三不改

文革期間，經濟學家孫冶方因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身陷囹圄達7年之久。

1975年，孫冶方出獄后，對監管人員表示：“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觀點。對我的學術觀點，可以討論，可以爭論，可以批判，但我還沒有認識到我錯在哪里。”

1979年9月，孫冶方被發現晚期肝癌。動手術后，孫冶方休養了一個時期，又開始讀書寫作，參加會議，不斷地發表學術見解。在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他的講話很尖銳，引起一些人的震驚。會后，他遇見李先念就問:“我是不是有些過了？”李先念說:“孫老你又放炮了，不是過了而是輕了，要多放幾炮支持小平。”

孫冶方在遺囑中說:“死后尸體醫學解剖，不舉行告別儀式，不留骨灰，不開追悼會。對我的經濟學觀點，開個評論批判會，正確觀點，廣為宣傳；錯誤觀點，加以批判，以免貽誤社會。”

王洪德成中國辭職第一人

1981年，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成立知青社解決員工子女就業，計算所工作人員王洪德作為顧問，第一年率領青年們賺了60萬元。海淀區工商局和中科院紀檢部門開始調查王洪德，事實證明他的清白。王洪德在一次會議上說，“我決定，從明天起離開計算所，最好是領導同意我被聘走。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調走！調走不行，辭職走！辭職不行的話，那你們就開除我吧！”

1983年，辭職后的王洪德創辦了京海公司，2001年，他以個人財富8億元位居“中國富豪排行榜”第65位。

袁庚出獄后搞蛇口改革

1978年10月，文革中在秦城監獄關押五年半的袁庚出任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他對蛇口工業區啟動全面改革，涉及到了新聞改革、廢除干部終身制、民選干部等敏感領域。面對如潮的非議，袁庚說，“從歷史上看，凡是搞改革的人都沒有好下場。我們的改革，我想不會落得前人這樣的下場，我們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不會有問題吧，我們值得冒這個險。我們把蛇口這兩平方公里多一點的地方作為一個試驗場所，看看什么叫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看看此路通不通，如果不通，我們在實踐法庭面前只好只好承認我們沒有生存的權利！”

蛇口改革一共搞了將近十年，80年代末，蛇口民主選舉干部與新聞輿論改革等試驗陷入停頓。

王元化保護巴金

王元化作為一個學界名人，在學術上，從不一團和氣；作為一個省部級的官員，他也從不唯唯諾諾，十分另類。

1978年，王元化尚未平反，在上海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謀得一個編輯職位。他就開始關注陳寅恪遺著的收集。他著手調查陳寅恪遺著散落的情況，刊登在出版社的簡報上，以期引起重視；王元化還親自致信周揚闡明這種追查的重要性。當時陳寅恪仍戴著“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

1980年，王元化上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長。巴金在香港報紙發表反思“文革”的隨筆。某位領導很惱火，即通過上海市委讓王元化出面做工作，換掉巴金的上海作協主席職務。王元化對市委書記說，你們代表市委作決定我服從，但讓我先提出報告我不干。巴金沒有被撤。

趙瑜痛批體育舉國體制

1988年，趙瑜的報告文學《強國夢》刊出，對中國體育體制提出了直言不諱的批評，文中對舉國體制、金牌戰略、軍事化管理、禁藥現象多有質疑。運動員出身的趙瑜被稱為“體育戰線上貨真價實的變節者”。

體育界開始反擊，有關部門認定趙瑜“否定改革”，“動機不良”，“泄露國家機密”。《中國體育報》發表《中國體育成就不容否定》等文章，認定強國夢是一株全盤否定中國體育的大毒草。趙瑜仍然堅持的觀點，“體育的功能被顛覆了，還有什么積極意義？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靠一支沒有多少文化的隊伍，怎么去實現體育強國之夢？高尚的體育競賽何以變得如此低俗？絕大多數人只有“看”的機會，卻無“干”的場合，金牌的意義何在？讓我們承認危機吧，大國的體育有危機！”

同年，中國體育兵敗漢城，體操王子李寧因失敗遭到舉國討伐。

任仲夷主張自己一退到底

1985年，改革開放先驅任仲夷主動要求卸任廣東省委書記。當時，中央曾希望他到北京定居，還曾考慮把他安排到中央財政領導小組工作，在中南海辦公。任仲夷堅定地拒絕了。他說，我要休息了，就在廣州。任仲夷主張一退到底，只保留中顧委委員一職，并提出不保留辦公室，自己回家辦公。他不僅退出辦公室，連家里的住房也要退出一半。

晚年，每當別人來探望時，任仲夷總是打趣地說：“我1983年11月切除了膽囊，雖然沒有了膽，卻有點天不怕地不怕，可以說?渾身是膽?。1993年11 月，又把胃切除了五分之四，那時我已經80歲，動這樣的大手術也就?無所謂(胃)?了，也可以說?無所畏懼(胃具)?了。快90歲的時候，一只耳朵失聰，但我?偏聽不偏信?。后來，一只眼睛也失明了，真是?一目了然?啊。現在，兩只眼睛都看不見了，我是徹底地?目中無人?了，哈哈哈哈……”

李昌平給總理說實話

1996年，時任湖北監利周河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致力于為農民減負，精簡機構、治理亂收費、清退編外人員，引起全縣收費執法單位集體發難。2000年2月，李昌平在縣委會議上痛陳農民稅費上漲，農民負擔過重引發惡性循環。縣委書記說，“今天的會議很不正常，這叫正氣不足啊。”

四面楚歌的李昌平給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寫信，傾訴農村的困境，并辭職離開家鄉。

信發出不到一個月，中央調查組到監利縣，朱镕基批復道：“我們往往把一些好的情況當作全面情況，誤信了基層干部的報喜，忽視了問題的嚴重性。”時任副總理的溫家寶也批示，強調要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桂希恩捅破河南艾滋病真相

1999年，老醫生桂希恩在河南駐馬店文樓村發現，當地因非法采血賣血導致艾滋病蔓延。但當地政府百般掩蓋事實，并阻撓各界對艾滋病人的救助。當年10月，桂希恩給中央領導寫信，“我擔心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一個比血吸蟲病更可怕的瘟神已經來到這個地區。”中央政府派人調查，艾滋病蔓延現象為世人所知。2003年12月，國務院副總理吳儀會見防艾斗士高耀潔，吳儀說，“有人告訴我，中國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是吸毒傳播和性傳播。”高耀潔說：“他們在騙你。”

中央政府介入治療救助，河南艾滋病蔓延現象得到緩解。2004年2月，67歲的桂希恩獲得國際艾滋病預防最高獎貝利馬丁獎。當月，國務院防止艾滋病工作委員會成立，副總理吳儀掛帥。徐立凡編

敬畏現實：鄧小平問優越性體現在哪

1977年，復出后的鄧小平并不輕松。天降大任于斯人，而現實情況又十分糟糕。敏銳的鄧小平，直接對當時語境下的“社會主義”概念提出了質疑。

在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和夫人喬伊斯時，他尖銳地說：“怎樣才能體現列寧講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什么叫優越性？不勞動、不讀書叫優越性嗎？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優越性嗎？如果這叫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不要。”

1978年 9月，在東北三省視察期間，鄧小平說：“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20多年還這么窮，那要社會主義干什么？”

鄧小平所有的質問，在1978年長達兩個月零3天的國務院務虛會議上匯聚成了四個字：“改革開放”。

敬畏傳統文化：鄧小平為舊戲平反

外交官程瑞聲第一次為毛主席做翻譯時只有22歲。1978年，官至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鄧小平復出后，首次出訪的國家是緬甸--鄧公的亦師亦友周總理曾7次訪問那里。程瑞聲作為鄧小平的翻譯自然陪同左右。

一天早晨，程瑞聲在使館陪同鄧小平吃飯，在座的還有當時的副外長韓念龍。那天，通常話不多的鄧小平心情很好，談了很多。他首先談川劇，說川劇的唱詞和對白很風趣，而且川劇的劇目很多，“《聊齋》里的所有故事川劇都有。” 然后鄧小平說：“不讓看舊戲是講不通的，在舊社會演那么多舊戲，還不照樣革命。”

敬畏歷史：陳云與潘漢年案

十一屆三中全會，年過七十的陳云重歸中央領導集體。然而，當時“兩個凡是”尚有話語權，潘漢年案因毛澤東親自批示過，解決難度很大。陳云與潘漢年素有交往，解放前搞地下工作時，二人即有聯系。潘漢年以“小開”聞名，“老板”即是陳云雅號。解放后，潘漢年以常務副市長兼財經委主任身份主管上海經濟，陳云又在中央負責財經，兩人再度在同一條戰線奮戰，因此，陳云對于潘案格外關注。

盡管知根知底，但為了弄清潘案的來龍去脈，陳云仍然做了很多工作。1979年10月陳云因病住院動手術，手術前，陳云給時任黨中央秘書長胡耀邦寫了一個條子，提出重新復查潘漢年的問題。雖然是小手術，但為防萬一，陳云鄭重表明，他是1936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潘漢年回國去進行國共談判的唯一現存證人，特此說明。

一年半后，中央以確鑿證明認定：潘漢年是“內奸”的結論根本不能成立。中共十二大開幕前夕，中央正式為潘漢年“平反”。

敬畏中國特色：鄧小平向金庸談社會主義

1981年7月18日，“金迷”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金庸，這是他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后會見的第一位香港人士。

寒暄過后轉入正題，鄧小平和金庸討論關于社會主義的問題，他抽出一根香煙遞給金庸，自己又點了一根，問：“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種社會主義？”金庸說:“我想自從法國傅立葉、圣西門，英國的歐文首先提出社會主義理論以來，世界上已有許多種社會主義。鄧副主席，請你指教。”

鄧小平說：“你說不上不要緊，我也說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會主義，總有一百多種吧。”說著，又遞給金庸一根香煙，然后接著說：“沒有定規么，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分手時，鄧小平將抽剩的煙都給了金庸。金庸將此作為禮物珍藏。也就在鄧小平會見金庸后不久，金庸的武俠小說在大陸開禁。

敬畏生活：胡耀邦叫停“清除精神污染”

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成為社會的主旋律。在這一進程中，許多事變了味：《馬克思傳》內頁因有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頸胸的傳統歐洲裝束的照片，而被視作“黃色書籍”沒收；甚至，有些地方組織工人糾察隊日夜巡邏，在大街上見到有人穿喇叭褲，上去便剪。

1983年11月中旬，時任中國青年報社社長佘世光來到胡耀邦住處。談起社會上種種“清污”亂象，胡耀邦說：“我就擔心出現這樣的事情，把清污搞到群眾生活方面去，這就搞偏了，不能把美化生活也搞掉。”

根據胡耀邦的談話精神，佘世光回報社后立即布置撰寫評論員文章。11月17日,《污染須清除，生活要美化》見報。文章稱:“女青年愛好燙發，年輕人喜歡服裝款式新穎，節假日一起跳跳健康的集體舞，等等，同所謂精神污染完全是兩回事。”

之后，《中國青年報》繼續通過發表評論、新聞報道、專家訪談等形式，高調支持“青年對美化生活的追求”。很快，變了味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被及時叫停。

敬畏質量：李先念的葛洲壩委屈

1977年國家大規模啟動建設項目。在編制財政計劃時，因財政困難，無法滿足葛洲壩工程的資金和鋼材需要。李先念得知這一情況后，提出“要讓葛洲壩工程?吃飽喝足?。”

1978年1月，李先念視察葛洲壩工地，強調要防止追求進度而忽視質量。李先念考察后，錢正英趕赴工地，檢查落實李先念指示。但是仍時有質量問題。當年7月，李先念連續給錢正英作了三次重要批示，下了三道黃牌警告，圍繞葛洲壩工程的質量問題緊追不舍。

1981年，李先念再次去葛洲壩工地，考察關鍵部位工程運行情況，得知之前被議論的十七萬千瓦和十二萬五千千瓦機組沒有出多大毛病時，李先念開玩笑：(機組)沒有“犯罪”，只是害了點病。他對工程局領導表示歉意：“我也是罵你們罵得很厲害啊！”李先念還說：“我受的委屈也很多啊！還不好講。前些時候有人說我總不倒，又說葛洲壩不該修。這也是問題，那也是問題，要算賬，要追究責任。在會上有幾個人叫得兇得很呢！那么大的氣。我也發了火，我站起來講，葛洲壩是總理定的，我是支持的，總理死了，我就是罪魁禍首，你們要怎樣！叫了一陣子算了，也就不作聲了，就那么回事！”

李先念主管國家經濟工作長達26年，可從來不許孩子經商。時至今日，李家的4個子女沒有一個人下海。

敬畏群眾：習仲勛處理群體性偷渡

1978年春至1980年底，習仲勛主政廣東。上任不久，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廣東發生了群體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風潮。情況之嚴重令人難以想象。習仲勛先不表態，而是下去考察。在寶安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邊車水馬龍，寶安這邊冷落蕭條，心里深感觸動，對問題的根源也有了明確的判斷：制止群眾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發展經濟，提高群眾生活水平。

隨著大量偷渡外逃人員被堵截抓獲，對他們的處置工作凸顯出來。1979年1-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數超過10萬，比上年全年總數增加一倍。收容站人滿為患，也引發了很多問題。習仲勛比較早地察覺出這方面的問題。他明確表示：“不能把他們當作敵人，總歸還是自己人。你們要把他們統統放走。”

以民生為根本處理外逃事件，取得了極大成果。到這一年年底，外逃人數降至百位數。時至今日，上百萬香港人在深圳定居。

敬畏經濟規律：特區貨幣的緩行

深圳特區設立之初，人民幣、港幣、外匯券三種貨幣同時流通。由于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匯率偏低，對國內引進外資和擴大出口十分不利。為此，原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吳南生最早提出了發行特區貨幣的主張。

1983年4月初，國務院特區貨幣研究小組正式成立。1984年1月24日，鄧小平視察深圳。市委書記梁湘在匯報時再次提出此事。鄧小平表態：“要發行一種新貨幣，關鍵問題是要考慮對人民幣的打擊會怎么樣，你們要研究一下。”

之后，國務院對發行特區貨幣反復組織了多次調研。之前支持發行的人都主張緩行；香港地區和日本、新加坡等國友好人士也大都反對發行特區貨幣。鄧小平出來表態說：深圳的發展很快，但畢竟是個試驗，還有些未解決的問題，例如貨幣問題。但建設特區才3年多一點，再花3年時間，這些問題是會得到解決的。

特區貨幣落空，問題又需要解決，深圳想出了個辦法：成立外匯調劑中心。從1986年下半年開始，深圳外匯調劑市場充分發揮作用，有效促進了對外引資工作。

敬畏思想自由：厲有為遭媒體炮轟

1996年，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在中央黨校參加省部級干部進修班學習。當時經濟改革與國企改革進程正被所有制觀念禁錮，進展不順。

厲有為潛心研究了三個月，寫了四篇文章探討這一問題。在《關于所有制若干問題的思考》一文中，他提出“除了公有制與私有制之外，可以建立多數勞動者占有多數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這篇文章成了他的畢業論文。

1997年初，這篇并未發表的文章激起了千層浪。一篇批判厲有為的打印文章，在社會上廣為散發。2月，有媒體公開炮轟，文章標題充滿敵意：《厲有為意欲何為？——首都理論界人士批評厲有為同志所謂的“一些新認識”》。認為他是“從根本上否定了現實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必然性和優越性，為搞私有化編造理論根據。”

厲有為感覺發懵。一篇沒有公開發表的論文竟然遭到如此級別的火力。特別是在十五大召開前，批判者的這些輿論不知道背景有多深。盡管如此，厲有為沒有被嚇倒。理論界也有許多人表態支持。

兩個月后，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南海辦公室的客廳里接見了厲有為。一場**宣告結束。

敬畏先賢：教科書中的孔子

改革開放前，孔子以反動思想家的面目出現，甚至不能叫孔子這一尊稱，要叫“孔老二”。

1977年，鄧小平復出后主抓教育。他針對學生無教材可用的情況，要求教育部盡快組織人力編出一套統一的中小學教科書。

相對于數理化教材組，最難辦的是歷史組。他們起草了一份名為《中學歷史教學大綱和教材中幾個原則性問題如何處理的初步意見》，呈遞中央審查。鄧小平親自批示“原則同意”。

1978如期發送全國的的教材中，對于孔子的描述仍然是“他提出了一套挽救正在崩潰的奴隸制的反動主張，創立了儒家學派……孔子的反動思想，后來被統治階級改造和利用，成為維護封建制度和統治人民的精神工具。”

1986年版中，對孔子的表述改為：“他的學說后來成為我國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統思想，對后世影響極大。”這個時候，政治已經從對歷史的還原進程中退出，還原歷史不再讓人恐懼。

時至今日，孔子學院已經遍及世界，成為中國文化的代言人。中國人也恢復了對先賢的敬畏。

第三篇：改革開放之商界偉人

改革開放之商界偉人——榮毅仁

在中國商界，榮毅仁是當之無愧的旗手。

改革開放以來，他積極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新時期工商聯工作的方針政策，發揮工商聯作為黨和政府聯系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橋梁和助手作用，配合黨和政府做好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強與港澳臺及海外工商界人士的聯絡，加強工商聯自身建設，積極探索工商聯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新路子，贏得了全國工商界的尊重和信賴。為了探索國際經濟合作之道，在鄧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他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了設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建議。1979年10月，經中央批準，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正式成立，榮毅仁同志擔任董事長兼總經理。他親手制定了公司第一個章程，強調“公司堅持社會主義原則，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實行現代化的科學經營管理”。他勇于創新，借鑒發達國家在發展經濟中行之有效的做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廣泛開展中外經濟技術合作，引進資金和技術，在國內興辦實業，開展金融、技術、貿易、房地產、經濟咨詢、衛星通訊等業務，并在海外擇機投資，發行債券，在諸多業務領域成為國內首創，將中信公司建成為一個綜合性跨國企業集團，為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1984年10月，鄧小平同志指出，“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可以作為中國在實行對外開放中的一個窗口”，并親筆為公司題辭：“勇于創新，多作貢獻”。

榮毅仁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其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第四篇：論文 改革開放之巨變

改革開放之巨變

摘要：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解放思想，解決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披荊斬棘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探索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這是不平凡的30年，是光輝的30年，是偉大的30年。

關鍵詞：改革開放，社會主義，發展，現代化，中國

風雨兼程，一路高歌，改革開放30周年了。這些年來，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都發生了歷史性的重大變化，我們取得了令全世界矚目和驚嘆的偉大成就。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解放思想，解決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披荊斬棘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探索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這是不平凡的30年，是光輝的30年，是偉大的30年。

改革開放，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并不長，但如此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人民的歷史命運。

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同志指出：“事實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

聽了胡錦濤同志的報告，十七大代表十分振奮。一位來自農村的基層代表坦言，過去，一些農村稅費重、上學難、看病貴，農民感嘆：“你集我集農民急，你籌我籌農民愁”、“孩子越大，家長越怕”、“救護車一響，一頭豬白養”。今天，農民感慨：“種田不繳稅，上學不交費，看病能報銷，農民得實惠”。

變化緣自變革。從取消農業稅、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到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這些改革讓人民群眾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也折射出我國改革開放的新進展。

30年來，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領域到其他各個領域，全面改革的進程勢不可當地展開；從沿海到沿江沿邊、從東部到中西部，對外開放的大門毅然決然地打開。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鄧小平同志一語中的：“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改革是強國之路。30年來，我國經濟年均增長9.67%，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年均

3.3%的增速，從一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的國家變成了全球第四大經濟體，人均國民總收入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外貿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206.4億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607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三；利用外資金額排行世界第二；外匯儲備余額更是從1.67億美元猛增到1萬多億美元，名列世界第一。

改革，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隨著改革的推進，利益調整加大，也出現了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具體問題。

對此，胡錦濤同志旗幟鮮明地提出，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這是歷史的結論，也是現實的判斷。代表們一致表示，過去30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堅定推進改革開放分不開的；現在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也只有繼續深化改革才能加以解決。

改革是強大動力，更是體制保障。科學發展，迫切需要通過改革來完善體制機制保障；共建和諧，迫切需要通過改革來激發創造活力、促進社會公平。

五年來，改革的步伐執著而又果敢，在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了新的突破，著力構建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

農村改革春雷陣陣。取消農業稅，具有劃時代意義。更為可貴的是，我們努力跳出農村稅費改革減而復漲、愈漲愈高的“黃宗羲定律”，跨入了農村綜合改革的新階段。“多予少取放活”，改革讓農民收獲了沉甸甸的實惠，也為“三農”爬坡加油助力。

國企改革風帆高舉。國有經濟布局出現了“有減有增”的戰略性變化。

“減”的是數量：2003年以來，國企戶數年均減少8%。

“增”的卻是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2003年以來，國企的利潤年均增長35.2%，資產總額年均增長13.4%；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結”；國有資本直接支配的社會資本比2003年增長了1.1倍。

金融改革濃墨重彩。周小川代表說，經過股份制改革，工行、中行、建行的主要財務指標已接近國際大型銀行水平，并躋身全球市值最大銀行的前十位，成為國際資本市場上的亮麗“明星”。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大刀闊斧。這些年，全國取消、調整了50%以上的行政審批項目。不該管的事情堅決不管，應該管的事情一定管好，政府職能正從“劃槳”變為“掌舵”，從“全能”變為“有限”，從“管制型”變為“服務型”。

多哈會議一聲槌響，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響槌不等于鳴金，入世是開放的新起點。

認真履行入世承諾，緊緊抓住入世機遇，更好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五年來，對外開放打開了新的局面。

改革發展是人民的事業，也是為了人民的事業。科學發展，要以人為本；改革成果，也要由人民共享。

改革問計于民。五年來，無論是重大改革決策向社會公示，還是舉行聽證會了解民情、集中民智，改革決策的科學性不斷提高，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成為改革的基點。

改革協調推進。五年來，無論是農村改革與城市改革比翼齊飛，還是政治、文化、社會改革與經濟改革齊頭并進，改革措施的協調性不斷增強，擰成了一股強勁的整體合力。

改革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妥善處理各方面關系，把改善人民生活作為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結合點，得到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

新世紀新階段，我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繼續深化改革開放。要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各方面體制改革創新，加快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步伐，全面提高開放水平，著力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強大動力和體制保障。要堅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為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結合點，使改革始終得到人民擁護和支持。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開放中不斷變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國人民，必定能突破當前社會發展中的復雜矛盾，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更大成果。

第五篇：淺論改革開放之利弊(正文)

淺論改革開放之利弊

摘要：我國在改革開放后，在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但仍然存在很多的問題，改革開放對中國是利是弊，如何去評判？用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辯證法，辯證的去看待這些問題，就可以很好的解決對改革開放利弊評判的問題。本文借助所學的自然辯證法，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客觀地分析了改革開放對我國帶來的影響。關鍵詞：改革開放；兩面性；矛盾的主要方面

1引言

改革開放過去三十多年了，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尤為突出的是經濟的發展，從78年的貧困落后到今天強大的經濟實力，中華民族已開始崛起在世界的東方。這些經濟成就值得每個中國人為之歡欣鼓舞，但在中國經濟騰飛的同時，其帶來的負面影響也飽受詬病。環境污染，腐敗滋生，外來不良思想的入侵，貧富差距加大……如何正確評判改革開放的成果，這要求我們使用自然辯證法歸根溯源，客觀地去看待它。

2改革開放的成就與弊端

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辯證法告訴我們，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改革開放也是如此，在三十多年的改革進程中，取得成就的同時也存在負面影響。這些問題都是我們不能去忽視的，必須認清其成就和弊端。

2.1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

改革開放已過去三十五年了，其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言而喻的，這要歸功于國家的有力政策和科技的發展。試想三十多年前的中國是什么樣子。想想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時中國是何等的衰敗，持續十年的經濟倒退讓中國遠遠落后于西方國家，但改革開放后，國家實行對外開放，對內改革的政策，由封閉半封閉的社會主義社會，變為高度開放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也由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轉換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于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國內外的觀察者都很少有分歧，就是中國持續三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逐漸使中國從一個人均GDP只有199美元貧困的低收入國家，走進了人均GDP 5432美元（國家統計局2011年數據），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門檻。更加重要的是這種經濟的增長惠及我們每一個人，改善了幾乎所有人的生活和福利水平，迄今為止，中國避免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停滯陷井或在經濟增長期所出現的那種社會兩極化的大規模對抗和動蕩。占人口主體的中國農民，被免除了幾千年以來的農業稅，農業的機械化和專業程度逐漸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讓部分農村勞動力獲得解放，并通過進城打工，改善收入和生活水平同時也為祖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提供了勞動力。中國人的選擇自由和機會，無論對最偏僻和最草根的鄉村農民還是多少得天獨厚的各類精英，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廣闊，既超越了歷史，也超越了國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創造力勃發、財富空前涌流的基礎和源泉。

2.2改革開放帶來的弊端

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各種弊端也浮出水面，并日益影響國民的正常生活和生產。主要的弊端有：

（1）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發展。粗放式經濟發展對環境的巨大破壞，造成各種生態問題，如洪水、沙塵暴、溫室效應、動植物多樣性減少以及環境因素引起的某些疾病發病率上升。

（2）改革之初的讓東部先富，先富幫助后福的政策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東部的經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而西部還是前發達。此外貧富分化導致的社會分配的畸形，對底層人口的傷害，治安惡化，階層間對立情緒彌漫，社會公正以及民眾對社會公正的信心的瓦解。

（3）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西方拜金主義和利己主義泛濫，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及社會道德體系的在逐利思潮下逐漸喪失，導致社會道德水準的整體下降，造成國民的素質下降，社會冷漠，各種不良的社會現象層出不窮。

（4）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官員的腐敗變質不斷出現，買官賣官、盜竊國家財產、生活作風腐化等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

（5）市場化過程中的分配不均和整體性的浮躁腐蝕學術嚴謹性，近年學術造假和抄襲不斷，與此同時國內學術環境惡劣使學術人才大量流失。

（6）改革開放后外國資本大量涌入，外國資產與權力尋租結合，掠奪式開發我國的自然資源，如稀土，煤炭等，由此帶來一系列是社會及生態問題。

（7）國民收入的增長與國家的經濟發展不成正比，居民增加的收入被上漲的物價抵消，居民面臨諸多現實問題，如住房難，看病難等。改革開放中的辯證法

3.1 馬克思主義中的自然辯證法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個矛盾體，都具有兩面性，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但矛盾又具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我們看問題既要看到事物的兩面性又

要看到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樣才能把握事物的更本性質，正確地解決問題。

3.2改革開放的兩面性

不難想象，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必定會有一些負面的東西存在。改革開放鼓勵開放我國的經濟、文化等方面，引進大量地外資和技術，不但擴大了我國的就業，而且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技術進步都有巨大的推動作用，中國與外來世界的聯系越來越密切，為經濟的發展注入的活力。相對應的外資的涌入，也極大地沖擊的本土企業，造成大量的企業倒閉，工人失業，且外資大量占領了我國的市場；又如國家對傳統經濟體制的改變，打破原來吃大鍋飯的原則，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國有企業改制為股份制企業，自負盈虧，大大減少了國家的負擔，激活了全國的經濟，是我國的企業向著更見健康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經濟體制的改革也導致大量的企業倒閉，工人下崗，出現很多壟斷性的企業。這都是改革開放所具有兩面性，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

3.3 改革開放影響的主要方面

改革開放是會帶來諸多的不利影響，很多人會回憶改革開放以前的生活，有鐵飯碗，有城市戶口就可以享有很多資源，貧富差距比較小，官員比較清廉為民，國民素質比較高……

但是我們要看到導致這些問題的真正原因，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經濟是貧窮的，城市人享受的各種優越條件都是以犧牲農村和農民的利益而得到的，改革必將打破原有的社會秩序，建立更多人享有利益的社會。且現在出現的諸多問題，有很多是因為人為原因導致的，改革開放的確具有兩面性，其不利方面是可以通過政府的干預而減少甚至化不利為有利。如國家可以通過大力發展科技，提高我國的技術能力，轉變粗放的落后的生產方式為先進集約的生產模式，走循環經濟之路，發展綠色GDP；同樣官員的腐敗問題也不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必然影響，國家可以通過立法建設和權利制約以及群眾監督來限制官員的權力，防止腐敗行為的發生；對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的入侵，國家同樣可以加大傳統文化的宣傳，發展，讓民眾自覺選擇中國傳統的道德思想，而且通過閉關鎖國來達到抗拒外來侵入的目的是無效的，這早在清末已經證明過了，閉關鎖國只會使自己喪失和世界聯系，利用國外良好資源的機會，最后落后于西方國家，處于被動挨打的境地。4思考和結論

通過所學的自然辯證法對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和帶來的負面影響進行分析，很容易的發現改革開放的結果是利大于弊的，這些有利的方面為推動中華民族的崛起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這些成就是改革開放以前無法想象的。當然其

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必須值得重視，可以通過國家和民眾的共同努力得到解決，故改革開放是正確地，是中華民族崛起所必須的，相信全國人民會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繼續努力，擴大開放，深化改革，取得社會主義建設的更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