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運用財政學原理分析我國收入分配現狀的思路

運用財政學原理分析我國收入分配現狀的思路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對于任何社會公平的實現都是必需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體系轉向市場經濟體系，相應地收入分配制度從單一的按勞分配也調整適應為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時，國家的政策也在支持和鼓勵一部分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全民富裕。取得的成效是卓越的，但居民收入的差距卻在這樣繁榮的環境中進一步拉大，貧富懸殊。中國收入分配存在差距的領域主要集中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群體之間等，且差距有不斷拉大的趨勢。收入差距懸殊，收入分配缺失公平機制，極其容易聚焦社會矛盾和社會失衡，無疑對發展和穩定的大局是有阻礙作用的。根據大部分學者的觀點，城鄉收入差距是現今影響最大的收入差距，也是影響中國收入差距擴大最重要的因素。中國的收入不公問題的解決，或許很大程度上首先依賴于城鄉收入差距問題的解決。但總體而言，中國收入差距問題的存在是多層面的，且極具有結構性特征。

對在收入分配差距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城鄉收入差距需要做一個系統的分析和思考，其次會涉及地區和行業差距的相關解析，最后會對現狀和出路問題做一個概述。引起城鄉收入分配差距及造成差距不斷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發展過程中本身產生收入差距；國家長期以來失衡的城鄉發展政策和因此形成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城鄉勞動力市場存在著高度的市場分割狀態等等。經濟結構調整、群體結構劃分及出于整個國家經濟戰略的角度，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城鄉收入差距是顯而易見的。但隨之而來的是城鄉政策不平衡導致社會經濟結構城鄉二元化，農村的發達程度遠遠落后于城市，如果說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是導致城鄉收入存在差距的基本原因，那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存在則可能是造成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的潛在根源。勞動力市場分割缺失效率且影響收入分配公平，帶來的社會影響是消極的。

長期以來，國家政策對工業和城市建設有明顯的偏性，不均衡的政策使得農村、農業和農民不斷地為國家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作出巨大的貢獻和犧牲及不斷的讓步。在大力度的國家財政支持下，城市的基礎設施和社會保障及收入消費等體系都得到有效的改善和建設。同時，不容忽視的是長時間的政策傾斜不斷在進一步拉大城鄉差距。就收入和消費而言，城鄉差距是再明顯不過的。此外，長期的政策傾斜還使得農業、農村和農民在國民經濟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環節及諸如醫療社保、就業教育、勞動保護、福利等社會層面，享受不到應有的“國民待遇”。農業生產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是薄弱的，國家政策如果不能下決心加大力度支持改善現狀，農業人口單純依靠耕種而實現財富和收入的增 長是不可能的。

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效應在近十年來仍呈現增強趨勢。市場分割給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制造了障礙，導致勞動力在資源配置上的低效率。無論是制度還是政策層面，優化勞動力的配置，推動用人制度改革，致力縮小城鄉勞動力的工作和收入差距，類似的改革都是必須的。不公平政策和制度的實施給了農業人口不應有的待遇，尤其在戶籍制度、公共投資和服務等方面農村地區幾乎可以忽略。這里筆者做一個假設，如果轉移小部分對城市的財政支出進而轉嫁到廣大農村地區的鄉鎮建設和社會保障、教育等的設施體制建設上，無疑，即便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果利用得當，取得的效果也會是顯著的。拿廣州、上海大城市作比，每年政府的財政支出預算如若稍稍削減一些非必要性的支出，通過與省市范圍內的經濟相對欠發達的市縣或鄉鎮簽訂政府合約或者類似的互助協議。支持落后地區和鄉鎮的經濟發展，改善當地收入狀況，為個人或者地區的經濟改善創建良好的大背景環境。同時，把這項工作作為官員的績效考核部分，這樣的激勵或許會更有效。因為單純就道德層面而言，共同富裕非政府絕對的義務，也絕不會足夠吸引政府和涉事人員全力以赴的作為。但如果把事業與自身的利益聯系在一起，激勵機制帶來的效果是可預見的。過去十年，在農民收入來源的主要組成中，農業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并沒有帶來實質的財富增加，增長最快的是轉移性收入，也就是外出打工的收入。城市化進程繼續在政策的推動下大步前行，但就整個國家而言，我們并不需要至少50%的人口都是農村人口的城市化，這樣的城市化是滑稽的。城市的就業條件和環境吸引農業人口的流入，但現狀是，民工群體與城市居民形成兩個階層，收入差距的存在使得存在于民工群體和城市居民之間差異的改變很難成為現實。一方面，將廣大農村勞動力剩余人口轉移出來是國家發展所必須的，但如果農村剩余勞動人口想要實現與城市居民相差無幾的收入狀況，另一方面，政府政策必須加大對農村地區教育設施的投入。受教育程度對收入的影響是明顯的，而農村地區普遍的低受教育程度和欠缺的師資、辦學條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農業勞動人口的收入增長空間。農民整體文化素質不高，也給依靠先進技術的引進和自主創業及剩余勞動人口向城鎮轉移形成了很大的阻礙。特別是第二代的農民群體，受限制的教育程度使得他們在城市的工作機會和環境，特別是收入狀況受到明顯的局限。存在于地區、行業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和拉大，最明顯的成因應該是政府政策和財政支持傾斜的作用結果。

中國的經濟體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政府作用過大的經濟體，政府的政策干預和對某些關系國計民生行業的準入限制等等，對市場的自發調解不利且某種程度上為地區經濟發展設置無形障礙。近二十年來，相關統計數據單就中國城鎮地區不同省份的收入增長指標而言，就出現了明顯分化。地區間存在較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和其他地區之間的差異尤為突出。一方面歸因于沿海地區優勢的政策扶持帶來的快速經濟增長和便捷的區域對外經濟聯系吸引的大量外國資本流入和投資，另一方面由于城鎮勞動力市場分割引起的不充分的勞動力流動推助了沿海地區人口的收入的走高。但在現有的相關研究中，對于地區和行業間收入差距的度量的統計口徑和因素選擇存在爭議。對不同地區收入統計進行調整的影響是多重的，其一便是可能會縮小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影響總結結論。行業部門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問題，特別體現在壟斷部門和競爭部門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其次還主要體現在高技術和知識要求的部門與進入門檻低的部門間的收入差距擴大。行業收入階層的穩定性越來越強，與改革開放前二十年相比，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要高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趨勢不再。同時，相關研究表明，行業部門中學歷及受教育程度與收入差距有正比例趨向，學歷及受教育程度的家長對下一代的養成及收入差距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即我們平時所說的窮富二代就是這樣的例子。

這樣的情況下，縮減收入差距不僅僅需要解決短期問題，而且還需解決長期的收入差距問題。可行的方案之一是政府加大對全國范圍內尤其是中西部和農村地區的教育投入，隨著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差異及城鄉和地區間教育差異的縮小，對收入差距擴大的影響也會隨之減弱。

從整個社會層面看，社會分配不公及非正常的收入差距擴大的影響因素還包括非法或非正常收入，這其中包括一些私營企業的偷漏稅、違法的走私交易的進行和政黨官員的腐敗收入及灰色收入。尤其是腐敗和灰色收入帶來的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很大程度上引起公眾的反感心理，給社會帶來不穩定的潛在威脅。但無論從何種層面上，種種收入差距不公的現狀是沒有任何正面效應的。收入分配需要一個理想的、成體系的改革方案來解決不公和差距擴大問題。然而，收入分配的變革又是需要深層次變動體制的，在現有的分配格局下進行改革，必然觸犯某些獲利集團的利益而遭受阻礙。短期內能有效的是相關收入分配制度政策的適應性調整，但同時，也應有心理準備，收入差距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仍面臨擴大的趨勢。某些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的作為是消極的，但如經濟體制改革、稅收體制改革以及工資體制改革等是可以做的。目前來說，緩解收入分配不均比較重要的是對財政資金的分配格局作調整。適當的財政支出政策為農村地區稍做傾斜，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并建立覆蓋全民的收入保障制度，是在國家財力和能力支付范圍內的，政府完全有能力建立一個更好的政策體系。前瞻性的某些認識是必須的。一個問題如果真正等到它完全顯露，到時再采取政策來制止是失效的且滯后的。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收入差距的擴大已經成為我國亟待解決的問題。面對這種收入分配格局，我們應當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調整。

在解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問題上，筆者認為，首先，應當貫徹“工業反哺農業”的政策。2008年我國的人均G D P已經達到3266元，已經有條件實行工業反哺農業，我國應當為農業的發展提供較好的環境，抑制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向農村“過度索取”的趨勢。其次，取消二元戶籍制度，促進城鄉融合。應該說我國的二元戶籍制度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鄉人口流動，人為的將農村勞動力限制在了土地上，不利于勞動者享有平等的就業機會。再次，要健全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國家有必要拓寬農村社保基金的獲取渠道，通過法律、法規的規定明確國家、集體、個人的投保比例，防止農民“因病致貧”。最后，中央應當加大對于農村教育、醫療、生態保護等多方面的投入力度，加大惠農支出。在解決區域間居民收入差距的問題上，筆者認為，首先，西部地區應當充分利用豐富的礦產資源，發展新型工業。西部地區的有色金屬儲量居全國前列，西部地區應當充分利用資源優勢，發展有色金屬加工工業。其次，西部地區的旅游資源較為豐富，西部地區可以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加大對景區的宣傳，搞好旅游開發。最后，西部地區有較為獨特的地理環境，可以發展高附加值的農產品。西部地區有充足的日照且地熱資源較為豐富，因此可以發展農產品的深加工，這不但有利于增加收入，也有利于抵御市場對農產品需求波動的風險。

在解決行業間收入差距的問題上，筆者認為，首先，我國應當打破政企不分的格局，實現政企分開。政府應當轉變職能，成為企業的監督者而非管理者，這樣才能使企業間進行公平的競爭。其次，我國應當完善相關立法，防止壟斷行業利用自身的壟斷地位侵害消費者的權益。盡管我國從2008年起開始實施《反壟斷法》，但由于沒有實施細則，使得消費者的利益沒有從根本上得以保證。最后，國家可以對壟斷行業的工資水平進行直接的監督，建立工資指導制度，調控行業間的收入差距。

綜上，我們應當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妥善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更加重視公平分配，以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第二篇：運用財政學原理分析改善我國收入分配現狀的思路

運用財政學原理分析改善我國收入分配現狀的思路

我國收入分配的主要現狀是收入懸殊過大，久而久之就會影響到社會穩定，其應對策略，我認為有以下幾點：

1、規范工資制度。制定最低工資標準，鼓勵企業獎勵政策，保障

勞動工人的基本消費水平。通過財政再分配職能對企業職工工資進行調節。

2、應用稅收政策調節。對高收入的企業或個人采取高稅率征稅，對低收入者采取低稅率或免稅等措施縮減收入差距。

3、通過轉移支出，如救濟金，補貼等，是社會成員維持基本的生

活水平和福利水平。

4、健全公共資金管理體系。公共資金的漏失非常嚴重，無論是財

政預算內資金，還是預算外資金，實際上公共資金的漏失導致的都是逆向再分配，造成收入的懸殊。就是說，漏掉的這些錢可能通過非法渠道跑到少數高收入居民的口袋里了。改善國家投資結構，保證重點建設。對經濟發展建立良好的經濟環境，消除以前因為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發展滯后帶來的“瓶頸”，在財力上保障國家重大建設，使中國經濟穩健發展，整體提高收入分配額。

5、適度擴展對外貿易地理方向以擴大對外貿易額。通過提升經濟

增長來改善財政收入水平，以此提高宏觀調控高低收入分配的控制力度。

第三篇：運用財政學原理分析改革我國收入分配現狀的思1

運用財政學原理分析改革我國收入分配現狀的思路

改革開放的30年，是我國經濟蓬勃發展的30年，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經濟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30年間經濟實現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長速度，到2010年，我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貨物貿易規模增長超過100倍，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猛增到2007年的21737億美元，增長了104倍。這一系列的數據表明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就是說我國做大經濟蛋糕的歷史使命已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是再看下面一組數據：2011年貧富差距從改革開放初期的4.5:1擴大到現在的12.66:1，電力、石油、金融等行業收入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差距高達10倍。到2011年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為2.77:1城鄉收入差距加大。另外根據世行數據顯示，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超過0.4為警戒狀態，若達到0.6則屬于危險狀態。同時，最終消費占GDP比重從80年代的62%下降到2008年的48.6%。這表明，我國在做大經濟蛋糕的同時如何更加合理的進行收入分配，也就是分好蛋糕的問題還沒有做好。

合理的收入分配是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的要求，也是實現社會公平的要求。實現合理的收入分配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合理的分配能夠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促進企業自我發展，進而促進經濟增長。顯著增強政府調控能力，保證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同時，不合理的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中央與地方、政府與企業、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系，是一項極其復雜、敏感的重大改革。因此，必須站在國家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社會實現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人民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的戰略高度，充分認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緊迫性。

財政和收入分配也是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實現合理的收入分配是財政的一個重要調節方面。實現收入分配改革不洗從財政政策方面入手。

第四篇：改善我國收入分配現狀的思路

改善我國收入分配現狀的思路

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現狀

1、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過大

國際上各國公認采用洛倫茲曲線計算基尼系數來顯示公平分配程度，一般認為洗漱處于0.3~0.4為合理區間，目前我國基尼系數接近0.5，收入差距已經較大，并且有日益擴張的趨勢。

2、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過大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經濟政策主要偏向于城鎮發展建設，社會生產資料多集中于城鎮中，而農村相應缺少生產資料，收入來源有限，長期以來農村在為城鎮工業化發展做出重大貢獻，而自身的發展卻并沒有得到政府重視，造成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嚴重不平衡。雖然，目前政府開始大力扶持農業發展，并提出“城鎮反哺農村”等口號，但是對于過大的城鄉差距顯然只是杯水車薪。

3、地區收入差異過大

我國地區收入差異主要體現在東西部地區的差異。通過我國各地區GDP數據顯示，東西部地區人均GDP比為2：1，東部地區收入明顯高于西部地區，這主要由于東部地區相比之下工業發展較早，而西部地區因交通文化等原因經濟發展受到限制。另外我國目前的地區收入差異有進一步增大的趨勢。

4、行業之間收入差異過大

行業之間的收入差異主要體現在壟斷行業與競爭行業的對比中。在我國的壟斷行業，如電力、煤氣、經融保險等行業中收入水平是其他行業的2—3倍。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是由于政府對這些行業的大力扶持以及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健全，很多壟斷企業一方面依靠其壟斷地位依靠市場定價牟取暴利，另一方面又從政府獲得巨額補貼。正是這些原因造成了我國行業收入差距的擴大。

二、改善我國收入分配現狀的建議

現階段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擴大是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擴大會影響勞動者和企業經營者的積極性，影響生產效率，進而影響經濟的運行；同時收入差距的擴大還會抑制消費和投資的擴張，造成總需求的不足，影響經濟增長；另外，由于收入差距的擴大，弱勢群體和高風險人群會隨之增加，必然會對社會的穩定造成影響。因此，改善我國收入分配現狀迫在眉睫，對此有以下建議：

1、規范工資制度

主要是指規范由國家預算撥款的政府機關公務員的工資制度和視同政府機關的事業單位職工的工資制度。凡應納入工資范圍的收入都應納入工資總額，取消各種明補和暗補，提高工資透明度；實現個人收入分配的貨幣化和商品化；適當提高工資水平，建立以工資收入為主、工資外收入為輔的收入分配制度。

2、加強稅收調節

稅收是調節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通過間接稅調節各類商品的相對價格，從而調節各經濟主體的要素分配；通過企業所得稅調節企業利潤水平；通過個人所得稅調節個人的勞動收入和非勞動收入，使其維持在一個合理的差距范圍內；通過資源稅調節由于資源條件而行成的級差收入；通過遺產稅、贈與稅調節個人財產分布等等。

3、加強對壟斷行業的監督

一方面政府可以通過宏觀調控對壟斷行業的范圍和壟斷價格等方面加以限制；此外，可以在壟斷行業中引入競爭機制，通過縮小國家壟斷性行業的范圍來減小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另外，政府可以通過立法來規范壟斷行業市場，如《反壟斷法》。

4、杜絕權錢交易，官商勾結現象

我國一部分高收入階層是通過權錢交易和官商勾結而富起來的，這一部分人通過權錢交易官商勾結等手段使自己更加富有，產生富人更富，窮人更加貧窮的惡性循環，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國的收入水平的差距。我國在這方面的立法和監管機制還不健全，亟需規范化。

5、加大農村建設力度

第一，大力發展鄉鎮企業。這樣可以增加農村就業機會,減少農村存在的“隱性失業”問題。通過提供各種鼓勵政策,提供各種優惠政策來吸引投資,從而增加農村居民的收入。第二，加大農業支持，增加農民收入。繼續完善當前的各種惠農政策,各級政府應當定期組織農民參加農業知識培訓，引導農民進行規模經營，從而進一步增加農民的收入。

6、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通過政府轉移性支出，如社會保障支出、救濟金補貼等，是每個社會成員得以維持起碼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具體做法如下：一是實施好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逐年加大城鎮和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經費投入。二是要建立新型農

村合作醫療制度。要加大財政對農村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鄉衛生院、村衛生室的扶持力度，讓這項制度更好的惠及農民群眾。三是通過福利院孤兒院養老院等建設，以救助弱勢群體，是居民老有所養少有所依。

小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顯著發展，但是收入差距的擴大日益成為一個顯著的社會矛盾，過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會引發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問題。為了實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政府必須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縮小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第五篇：我國收入分配的現狀分析及對策.

我國收入分配的現狀分析和對策

自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顯著的提高。但隨著CPI 系數的增長，我國居民的實際收入卻呈現出負增長的趨勢。另外，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根據相關報道，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突破了0.4的警戒線，高達0.45 以上。由此看來，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已成為一個凸顯的社會矛盾。

一、當前中國收入分配的現狀分析，當前我國收入分配的現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行業間收入差距較大。參照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提供的經濟數據可知，中國行業最高收入與行業最低收入的比值是6 倍，而國際上的收入差距標準大約為3 倍,這說明我國行業間收入差距已經處在一個較高的水平。而最主要的高收入行業集中在金融、電力、電信、保險、煙草等領域，這類行業的收入要比其它行業的收入高出2~3 倍。這僅僅是實際工資的對比，如果將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等相加起來，則這種差距將會擴大到6~10 倍。且在工資增長速度方面，高收入行業要比建筑業、采掘業、農林牧漁業等行業高出很多。不難看出，在行業壟斷的背景下，只有那些壟斷行業才有能力大幅度增加員工的工資、福利，由此也就形成了一種工資分配秩序的“潛規則”；

（二）、分配機制落后。當前，我國的再分配機制相對落后，這主要集中表現在幾個方面：稅收制度殘缺“, 偷、漏、逃、抗稅”等非法現象普遍，執法部門打擊力度不足等。稅收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在稅收不斷增加的同時，我國的稅收流失額也隨之出現不同程度的增長。政府主導的再分配措施最先是為了補市場機制下初次分配方面的公平缺失，但對中國經濟的實際運行而言，卻有著“逆向調節”的作用通常情況下，高收入群體繳納的個稅只占個人所得稅總體收入的一小部分，而中低收入者則是納稅主體，很多高收入者卻沒有自覺履行納稅義務；

（三）、區域收入差距顯著。我國地域遼闊，每個地區都有各自的地域經濟、文化特色。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相比較，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呈現出顯著的差異。尤其是近年來，東西部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還在不斷上升。由于沿海地區經濟相對發達,居民自然能夠獲得更高的收入。另外，在外資流入量較多的地區,居民收入的增長空間也會相對較大。根據相關的報道，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區是上海，最低的地區則是貴州，兩個地區的人均GDP 之比為1：9.6；

（四）、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受城鄉經濟體制改革差異的影響，我國城鎮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要比農村快很多，于是就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拉大。例如，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2008 年，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差額的絕對值為11020 元，城鄉收入比高達3.35 倍。若在經濟統計分析中，將城鎮、農村居民所擁有的福利及其實物補貼；如公費醫療、財政補貼、養老金保障、失業保險等也計算內，那么，城鄉收入的差距則會更大。導致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增大的原因在于：

1、行業間收入差距擴大。

2、國有企業壟斷經營的方式嚴重違背了市場經濟平等、公平的競爭原則,使得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

3、市場中的不完全競爭、產品的行業性壟斷使得石油、電信、電力能源等行業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潤，這是導致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此，若要遏制住行業間工資差距不斷上升的趨勢，首先就要打破行業壟斷格局，真正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

（五）、體制改革不到位。經濟體制改革不到位也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一大因素。自改革開放以來，體制改革不但為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而且也為多種經濟成分的共同發展開辟了廣闊空間。“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既帶動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也造成了人們生活富裕程度的差別。當前，城鄉收入差距明顯、貧富兩極分化嚴重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

（六）、區域間收入差距拉大。自然環境是制約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不同的環境常常會導致區域間的收入差距，這也會致使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出現明顯的差異。例如，東部沿海地區自然環境相對優越,其經濟發展速度相對較快；而西部地區自然環境相對惡劣，其經濟發展速度相對緩慢。東南沿海一帶具有發展對外貿易的先天優勢，并且集中了大批的出口加工企業，每年都可為當地創造大量的稅收，因此地方經濟相對發達，而這些區域的居民收入水平要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的居民收入水平。另外由于東部地區實行改革開放的時間較早，因此經濟結構相對較為合理，這也是造成東部與中西部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七）、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傳統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在城鄉之間筑起了一道道資金、市場、技術、勞動力等壁壘，阻礙了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交流，并影響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一方面，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使得農產品市場難以擴張，農業生產難以持續增長，農民收入的增加受到嚴重影響；另一方面，農村消費市場的與城市消費品市場的等級在不斷拉大，農村需求結構得不到提升，必然影響與需求有關的供給結構。總之，由于舊

體制依然存在，因此近年來，城鄉收入差距有了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二、實現收入分配科學化的有效策略發揮宏觀調控機制的調節作用。

（一）、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我國應該將收入分配改革的重點放在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上來，以保證整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可以利用規范收入分配行為、加大再分配等措施積極構建“中部大、兩頭小”新分配格局。例如，可以運用分配制度改革措施來增加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管理人員等群體的工資，避免出現社會分配兩極分化的現象。并且，還有必要針對國有企業實施限薪措施，防止壟斷行業職工收入過高；

（二）、建立工資管理機制。最低工資制度是勞動和資本間分配關系優化的重要前提, 能夠維護勞動者的合法利益，保證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因而，在制定科學合理工資指導線的過程中，應該對相關法律制度進行調整,建立起政府主導、工會推動、勞資互助的協商處理模式，這樣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經濟的穩步發展，維護勞動者的切身利益。

(三)、積極調整再分配機制。第一，增強再分配支出力度。對于城鎮居民基本的福利、補貼應采取貨幣化措施,針對農民的養老、醫療保險等問題做出進一步的調整。各級地方政府部門應該給予低收入群體更多的救助補貼和優惠政策。國家應逐漸增大對農村與經濟落后地區的扶持力度，盡最大努力提升新型農業技術含量、提升規模農業的競爭力和農民的實際收入。此外，還應合理運用再分配處理措施調節部分人群收入過高的問題，促進分配秩序的規范性。第二，改革稅收分配制度。國家需要制定一套與實際情況相符合的分配制度，并且保證個人收入規范化、合理化的實現。這一政策可先在高收入行業實施,然后不斷推廣給全社會。在法治層面，立法機關應該積極推動稅收方面的法律制定工作。在征收個人所得稅時，必須堅持公平原則，將重點目標定位在高收入人群，并做好相關的調整工作。尤其是對于高收入行業的從業人員，全面做好征稅規劃,嚴厲處罰逃稅、漏稅等非法行為。在稅率方面，應根據經濟發展的實情及時做出調整，以保證我國稅收工作的順利開展。第三，建立完善的第三次分配體系。為鼓勵富裕階層積極投身于公益、慈善事業,要適當減免捐款的所得稅。通過發展慈善事業,對社會財富進行合理調配,以此緩解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

（四）、加大教育、醫療、養老體制方面的改革。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里，我國比較重視經濟發展，但對包括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在內社會體制建設和發展重視不夠。近年來，國家提出了擴大內需的發展政策，但并未取得十分理想的效果。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惠及全民的教育、醫療、養老保障制度沒有建立起來，老百姓不敢輕易地將歷年來的積蓄花出。

因此，建立和完善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是我們當前的重要任務。加大農村改革力度。第一，大力發展鄉鎮企業。這樣可以增加農村就業機會, 減少農村存在的“隱性失業”問題。通過提供各種鼓勵政策,提供各種優惠政策來吸引投資,從而增加農村居民的收入。第二，加大農業支持，增加農民收入。繼續完善當前的各種惠農政策,各級政府應當定期組織農民參加農業知識培訓，引導農民進行規模經營，從而進一步增加農民的收入。第三，戶籍制度改革。

（五）、要建立積極的公共政策，主動接納農民進城，構建新型的現代城市戶籍制度。

結語：

當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事關我國戰略目標實現。我國正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各級政府部門應該高度重視改善民生，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斷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加快推進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促進社會和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