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收入分配方案分析

論我國收入分配方案

國民收入分配的三大主體包括政府、居民和企業，這三大主體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額的具體情況稱之為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國民收入分配關系包括兩個不同的方面，一是國家和企業支配的部分與直接分配給個人的部分二者之間的比例關系；二是在居民之間收入數量的差距問題。前者是要回答整個國家積累或投資與消費的關系問題，后者則是回答正確處理個人之間的收入差別問題。二者的分配關系是否正確，都關乎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影響著千家萬戶。前者屬于正確處理生產發展與消費水平提高的關系，涉及長遠發展與當前利益、國家整體利益與居民個人利益之間的關系；后者則屬于是否符合社會主義現階段的按勞分配為主體、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分配原則，也就是是否符合在這種關系基礎上形成的社會公平、公正等權利原則。

一、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現狀

（一）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斷縮小而企業和政府所占比重不斷擴大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計算，1992年我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企業和居民所占比重分別為20∶19∶73，2008年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企業和居民所占比重分別為20:22:56。

（二）居民總體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根據統計局的數據，2010年城鎮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82475.6 元）是20%最低收入組（15233.4 元）的5.4倍，農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14049.7 元）是20%最低收入組（1869.8元）的7.5倍。根據財政部的調查，當前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經達到“高度不平等”狀態，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 上升到目前的0.47，不僅超過了國際上0.4 的警戒線，也超過了世界所有發達國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體隱性福利的存在，有專家認為我國實際收入差距還要更高。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127 個國家近年來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的指標表明，基尼系數低于我國的國家有94個，高于中國的國家只有29個，其中27個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亞洲只有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兩個國家高于我國。

（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1978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 343.4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 133.6元。2010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9109.4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919元。城鄉居民收入比從 1978年的 2.57 :1 擴大到 3.23 :1。另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2年城鎮最高收入戶的人均收入是農村低收入戶的人均收入的 13倍，2010年上升到 16倍。

（四）行業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1年全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最高的三個行業分別是金融業91364 元，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70619 元，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65238 元；年平均工資最低的三個行業分別是農、林、牧、漁業20393 元，住宿和餐飲業27847元，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30750元。2011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中，最高行業金融業與最低行業農、林、牧、漁業之比為4.48 ∶1。而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行業間工資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1.8 倍左右。

（五）企業內部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我國企業內部的職工工資差距更大。2009年全國總工會的專項調研顯示，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從2006年的6.72 倍擴至2008年的17.95 倍。企業內部職工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導致我國低收入職工比例較大，67.2% 的職工每月收入低于2152元的全國平均水平，17.3% 職工每月只拿1000元左右薪酬。

二、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現狀的原因分析

（一）工資制定片面體現企業意志

一是目前我國相關領域的制度還不完善，各種制度之間的關系還沒理順。二是社會分配系統與機制不完善，對于職工工作年限、經驗及創造的貢獻無法準確計算；三是企業職工在收入分配、工資改革等方面缺乏監督權，從而導致企業利潤向企業高、中層管理人員嚴重傾斜。

（三）忽視政府責任

在收入的初次分配環節，勞動者處于弱勢地位，缺乏同雇主討價還價的能力，只能任由雇主來決定其工資的水平。而雇主在利潤最大化的利益驅使下，則會盡可能壓低工人工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國勞動力市場仍將存在供過于求的不均衡狀態，因此很難改變強資本、弱勞工的局面，如果再不依靠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調節，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更難得到保障。

（三）宏觀調控手段弱化

第一，最低工資標準較低，工資指導線缺乏指導性。目前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資標準不能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而做出適時調整，因而使政府的工資指導線制度缺乏實際指導作用，與近年來不斷上漲的物價、房價相比，最低工資標準普遍較低。第二，缺乏勞動定額標準。在實踐中，國家沒有統一的勞動定額標準，勞動定額的制定方法多樣化，缺乏規范性和統一性，在程序上缺乏民主參與性，給企業違規、最大限度地攫取職工創造的勞動成果，獲得更大的利潤空間提供了機會；第三，基本工資基數普遍較低。現有的工資基數較低，且無法體現勞動者在企業的工齡工資、技能工資等方面的差異。

（四）收入分配法律法規尚不完善

第一，現有的初次分配領域中的資源配置制度、薪酬分配制度、農村分配制度以及收入分調控制度等沒有納入系統的法律體系；第二，有關工資分配的信息指導系統不夠健全，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工資價位、人工成本信息發布指導等制度尚未發揮其應有的指導作用；第三，用來統領工資分配的《工資法》還未出臺，無法規范約束企業工資決定和支付行為；第四，配合《勞動合同法》執行的相關法律如就業促進、勞動標準、集體合同談判、勞動爭議處理等一系列密切關聯的法律法規缺位。

（五）存在體制性障礙

一方面，由于我國目前收入分配機制還不健全，國家收入分配體系沒有有效地將壟斷利潤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分配，國家對壟斷企業的工資管理也沒有加強監控力度，導致我國壟斷行業的工資水平遠遠高于其他行業和全社會平均工資水平。另一方面，體制性障礙也在影響勞動者的收入水平。

（六）工會作用有待進一步加強

一是工會組織自身建設欠規范。二是工會的法律地位與實際地位不相稱，工會維權只能停留在表達和反映職工合法權益的層面上，而不能解決實質性問題。

三、改革收入分配方案的建議(一)通過二、三次分配調整收入差距，穩定高收人群體數量

首先應進一步完善個人所得稅這一二次分配制度。對于高收人群體而言，其大部分收入主要來源于財產收入和其他隱性收入等非勞動收入，這一群體的偷漏稅已成常態。因此，要真正發揮個稅對收入的調節作用，除了對合理的勞動薪酬征稅外，關鍵要加大對股權轉讓、房屋轉讓、利息股息紅利等財產收入的征稅。對于隱性收入，由于其隱蔽性，可通過開征富人稅、物產稅、遺產稅等進行調整，發揮個稅的調節功能來降低我國的基尼系數。其次要大力發展慈善事業。在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今天，大力發展慈善捐贈事業，實現財富的第三次分配，起到國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使社會財富直接或間接地向低收入群體轉移。

(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提高生活水平首先應提高工資性收入。要使居民收入的增長高于財政和企業收人的增長，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其次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解決城鎮居民住房、子女教育、醫療、養老等生活成本過高的問題，減少后顧之憂，提高生活質量。其三，提高財產性收入在總收入中的占比。財產性收入是一個國家富裕程度的重要標志之一。通過刨新金融管理體系，提供越來越多的可供選擇的金融理財工具和產品以及規范資本市場，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以保證居民財產增值。其四，打破身份壁壘，提高社會成員的合理流動。通過促進教育、就業公平，使“革根”與“官二代”、“富二代”有平等的機會實現向上的夢想。

(三)培養創收能力，減少低收入群體數量

首先要拓寬就業和再就業渠道。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所需資金少、包容性強、容納勞動力較多的物業管理、家政服務等社會服務性行業；同時可通過政府補貼或低息貸款方式弓I導下崗及編外的低收入人員創辦一些易起步、見效快的小型加工業、批零商業、小攤點餐飲業等，幫助低收人群體拓寬生產經營門路；另一方面對特困下崗人員提供免費或低費用的短、平、快崗位實用培訓，提高他們的就業技能，以提高收入。其次，由于低收人群眾的心理壓力高于一般社會群體，容易產生負面情緒，在幫助他們提高收入的同時，還要理解、尊重他們，通過加強心理引導，使他們樹立信心，重燃對生活的熱情和希望，盡快步入小康行列。

第二篇：收入分配體制改革

【關鍵詞】

提高勞動報酬 公平正義 社會和諧 【背景鏈接】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是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保障。今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條件和生活質量明顯改善。但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仍然比較嚴重。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提出，要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把收入分配提到了非常突出位置，既是對收入分配改革進行了總體部署，也是要解決社會實際存在的突出問題。

【標準表述】 [權威觀點] 中國要認真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也就是逐步提高兩個“比重”，一個是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第二個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這兩個比重都是更多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我們不僅要把‘蛋糕’做大，還要把‘蛋糕’分好。”

——溫家寶 [原因] 導致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城鄉收入差距。城鄉之間不僅在居民收入水平上差距明顯，而且在社會保障和基礎設施條件等方面也存在著較大差距。

二是行業收入差距。導致行業收入差距過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壟斷及不公平競爭的存在。

三是地區收入差距。我國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收入分配差距較大，而且這一差距還呈現逐年加大的趨勢。

[深度分析] 收入分配問題，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利益調節問題，但實際上與一定時期的社會問題乃至政治問題往往是緊密相聯的。

從社會問題看，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科學，不僅可以極大地調動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創造性，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且還能夠減少大量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有利于社會的和諧發展，成為促進社會穩定的安全閥和穩定器。反之，就會誘發、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的出現。

從政治問題來看，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不僅體現著政府的政策導向、價值目標等，而且也直接檢驗著其政治結構、政治過程的合理性。社會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會導致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群體性事件增加，甚至會直接威脅到政治穩定。

[措施] 如果不盡快采取措施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現狀，勢必引發經濟發展的一系列新問題，也會為社會穩定埋下隱患。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關鍵在于整頓和規范初次分配秩序。

一方面，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特別是消除行政性壟斷。另一方面，強化勞動法令執行，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積極推進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實施。

第二，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積極促進農民增加收入。

一方面，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與努力創造就業崗位結合起來，以吸納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就業。另一方面，積極推進城鎮化，逐步減少農村人口，以增加農村人均土地擁有量和農產品需求量，從而增加農民收入。

第三，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收入差距。

貫徹落實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加強和完善財政轉移支付，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中西部地區農村富余勞動力到東部沿海地區就業或就近就地轉移就業，增加農民收入。中西部地區應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不斷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第四，完善收入再分配機制，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將分類所得稅轉變為綜合所得稅，并逐步提高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從農村居民最需要的方面入手，建立健全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保障農村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和農村居民的醫療需要。逐步建立面向所有城鎮勞動者的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

【一句話點評】

遏制收入差距拉大趨勢，是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的必然要求。

文章來源：商洛人事考試網（shangluo.offcn.com）

第三篇：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

熱點分析

基于個人能力和公平競爭導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會爭議的焦點，真正引起人們不滿或加劇社會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們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不平等以及競爭過程中的不平等。這類不平等主要是待改革的體制性因素所致，是分配關系扭曲的重要表現。其中在非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方面，政府的“缺位和越位”貫穿始終。

一是勞動力流動中的體制性歧視。勞動力流動的體制性歧視，源于計劃經濟早期的城鄉分割體制。在城鄉經濟一體化或城市化逐步形成的趨勢下，原有體制中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身份性歧視并沒有根本改變，農村勞動力在向城市轉移過程中，農民的身份在就業、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仍然受到相當程度的歧視待遇。在市場經濟收入增長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的條件下，這種歧視必然帶來收入差距的擴大，成為目前全國總體基尼系數過高的重要體制性原因。

二是缺乏有效的勞資協調機制，中下階層缺乏表達訴求權。我國在轉型經濟體制中，雖然按勞分配依然被強調為主體地位，但相應的體制設計還很不完善，甚至有些方面存在嚴重“缺位”現象。特別是勞動集體談判的權利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使得勞動要素在參與分配過程中始終處于弱勢地位。國有企業工會組織基本作為企業“職能部門”存在，在維護職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業管理層的掣肘；大量的非國有企業還沒有工會組織或工會組織徒具形式，勞資矛盾協調機制嚴重缺位。從一些國有企業早期“砸三鐵”到后來的隨意裁員，以及“農民工”工資長期被壓低的現象中，可以明顯感受到這一機制的缺乏。

三是壟斷行業對分配關系的扭曲。行政性壟斷實際上是從計劃經濟時期的部分行業歸口管理演變而來。在體制轉型期比較普遍的現象是，行政性壟斷行業往往熱衷于“選擇性”地參照“市場化”和“國際慣例”，這種選擇性集中體現在所謂“市場價格”、贏利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參照，大部分壟斷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普遍高于國際價格。更為重要的是，由行政性壟斷帶給行業的超額利潤大都沒有回饋給國家和社會，而是以“做大做強”之類的理由留在了部門和企業，并且部分地轉化為這些行業經營者和職工的收入、福利等。這是目前我國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對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關系的重大扭曲。

四是政府職能轉變滯后的影響。相對于經濟市場化進程而言，政府職能轉變還僅僅是初步的，集中表現為政府職能的缺位、錯位和越位。目前社會反映強烈的教育、醫療、住房以及社會保障等問題，是一些突出的表現。

五是缺乏對資源配置權力的監督制約機制。我國在體制轉軌中雖然大幅度減少了行政性資源配置，但在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條件下，行政性資源配置的權力具有了“價格”意義。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利用產品“雙軌”價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場化中的“尋租”，出現大量權力市場化的現象。近年來，在城市改造拆遷和土地轉讓、資金信貸以及資本市場“圈錢”等領域，權力市場化的現象依然沒有止步的跡象。這是產生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的根本原因。

對策鏈接

2009年7月4日，在首屆全球智庫峰會的全球儲蓄與消費分論壇上，國家發改委收入分配司司長張東生指出，下一步國家將考慮從五個方面促進收入分配改革，其根本點在于提高居民收入，特別是農民收入，并做好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加強城鄉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環節。

第一，增加勞動力收入。

第二，加強城市化進程，形成有利于國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城鄉差距是造成我國居民整體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原因，而這與城鄉二元結構有關，因此要從根本上提高農民收入，還需要加快城市化進程。

第三，完善有利于提高勞動報酬的薪酬形成機制。工資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據測算，工資收入占居民總收入的比重為65%左右。因此完善最低工資制度、建立健全企業薪酬形成機制非常必要。

第四，健全公民的社會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社會保障待遇與分配水平，完善城鎮居民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制度，擴大覆蓋范圍，加大政府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入力度，加快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健全城鄉的社會救助制度。完善針對低收入群體的助幫機制。

第五，加強城鄉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環節，更多向公共服務和社會領域傾斜。促進基本公共服務運轉化。完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制度。研究推進收入與分配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改革，增加稅收再分配環節。

延伸閱讀

正確處理收入分配問題

鄒東濤

一、理性分析收入差距與貧富矛盾

收入差距的擴大、貧富矛盾的加劇，是近年來的一個突出問題。對這一問題必須冷靜思考、分析和處理。

（一）關于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是世界上用來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標。首先，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基尼系數發生了巨大變化：1978年為0.18，現在已接近0.5，而基尼系數的國際警戒線是0.35—0.4。這成為媒體炒作最熱的問題之一。作為清醒的學者、官員和媒體對此都應該冷靜點。首先應當認識到，與改革開放前普遍貧窮條件下的絕對平均主義相比，我國的基尼系數逐步增加，這是改革開放的成就和社會進步的表現；其次，從整體上來說，我國當前的收入差距還不是全局的，“奔騰式”的甚至是“對抗性”的矛盾。其三，對于已經存在的收入分配方面不合理問題，特別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度拉大的嚴重問題，國家絕不能熟視無睹、聽之任之，必須高度關注。其四，面對收入分配方面的問題，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和努力解決，但在輿論上切不可盲目和過度渲染，因為過度渲染無益于解決問題，反而會對現存的問題和矛盾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關注社會弱勢群體，但不要搞民粹主義

處理好收入分配關系，協調收入分配的過大差距，實現貧富和諧，關鍵是要解決好社會弱勢階層的過低收入和貧困狀況。同情社會弱勢階層，是社會公眾一般的心理趨向，也是中華民族自古具有人文關懷優良傳統的表現。但高度關注社會弱勢群體要謹防“民粹主義”傾向。民粹主義(Populism，也可譯為平民主義)是在19世紀俄國出現的一種影響較大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潮。其基本理論包括：極端強調平民群眾的價值和理想；極端強調平民的利益、意見、公決、創制權等。這里在分析收入分配關系中借用“民粹主義”的概念，是指反對收入分配差距、絕對“妖魔化”富人、否定市場競爭、崇尚平均主義等逆市場機制的思潮。

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實現貧富和諧的目標，必須把握好兩點：一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原則，而公正首先來自符合效率原則的初次分配；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機會均等原則，而機會均等原則首先是市場競爭機會的均等。只有牢牢把握這兩個原則，才能確保財富持續充分涌流的源泉永不衰竭。如果國家政策過度向社會弱勢階層傾斜，讓“懷弱”極端為“民粹主義”，必然會影響經濟效益，減少財富增長，最終不利于解決社會弱勢群體問題。

（三）調節收入分配，關注弱勢群體，實現貧富和諧，首先是政府的職責

政府必須在這個問題上有大的作為。而政府要有效地調節收入分配，不能“東按葫蘆西按瓢，眉毛胡子一把抓”，首要的任務是要建立一個有效的制度。我在1999年提出了“制度更是第一生產力”、“人跟著利益走，利益跟著制度走”的觀點，一個良好的、有效的制度不僅是推進生產力發展的關鍵，也是解決財富分配、協調利益關系、促進貧富和諧的關鍵。這就要全力打造全社會的利益協調機制。這種機制包括利益表達的機制，利益的談判和博弈機制，利益沖突的解決機制等。從我國現實存在的嚴峻問題來看，首先要重點解決好以下六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方面是要為解決官民的利益矛盾進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從制度上解決廉政問題，從而在民眾思想深處消除“仇官”心理(實際上是“仇腐”心理)；二是從制度上解決各級官員的勤政問題，真正為民眾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帶來看得見的利益。

第二個方面是要為解決城鄉利益矛盾進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從制度上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真正取得實效；二是從制度上打破城鄉壁壘，促進農村人口平穩有效地向城市轉移。

第三個方面是要為解決行業間的利益矛盾進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著力解決行業壟斷問題，切實打破行業間的收入分配不公。

第四個方面是為解決勞資的利益矛盾進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這也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逐步提高勞工最低工資保障線和強化對高收入的稅收監管，從制度上解決勞資收入懸殊問題，從而在勞工思想深處消除“仇富”心理；二是完善工會制度，加大工會工作的力度，從制度上解決勞資的對話和勞工的利益表達機制；三是鼓勵和提倡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努力促進勞資和諧。

第五個方面是進一步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增加全國社會保障基金規模的積累，加速和加大力度在全社會建立普遍的、城鄉一體化社會保障制度等。

第六個方面是建立一個有效的社會捐贈制度，讓有錢人廣泛地、自覺地參與到構建貧富和諧的工作中來。

通過這一系列與收入分配有關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建設，一方面，使“貧有保底”，從而“貧而不窮”；另一方面，使富者遵守各種社會規則，具有博愛和人文主義思想，長期堅持不懈地履行社會責任，多行善舉，關愛社會弱勢群體，從而降低、平抑和化解社會矛盾。只要這些做到了，貧富同舟共濟，促進社會和諧，不僅是必須做到的，也是能夠做到的。

二、關注公平不能向效率開刀

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和貧富矛盾的凸現，不少人包括一些經濟學家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也提出了質疑，好像收入差距拉大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實行“效率優先”造成的。如果是這樣，就得降低效率了。但我們可以冷靜地想想：我國的效率是否真的很高了？絕不是。因為迄今為止，我國的勞動生產率和資金產出率還遠低于美國、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而單位GDP增長的資源消耗率則大大高于美國、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

我認為，國家和社會應當關注社會公平，只有公平了才能實現貧富和諧，但關注公平，實現貧富和諧，絕不能向效率開刀。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既是中國的難題，也是世界性難題。我們不能一般地反對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市場機制的重要內容，是激勵效率的重要杠桿。而收入差距過大，則會影響社會公平和社會穩定。社會不是要消滅收入差距，而是要調節收入差距，取締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平抑社會矛盾。一個社會首先必須保持一定的競爭性差距，以便刺激效率，促進發展。否則，實現平等和貧富和諧必定會成為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

中國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出現的普遍難題和頑疾是經濟效率低下，因而改革伊始我國就正確地提出和實行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方針。但收入差距控制在多大程度既有利于保持經濟效益，又不損害社會公平和影響社會穩定，這不僅與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也與各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有關。對于這些，該是什么問題，就在什么范圍內解決什么問題。如果因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特別是構建貧富和諧就把矛頭指向實行了20多年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那就大錯特錯了。中國作為一個正在發展中和崛起的文明古國，永遠不能忽視公平，但一天也不能沒有效率。

“平均主義”不利于提高效率，而“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這是所有國家的歷史實踐都證明了的。比如說，勤勞人效率高，如果勤勞人的回報與懶惰人一樣，這也是不公平的，結果會造成人們不愿意勤勞。因此要“獎勤罰懶”，而獎勤罰懶必然造成收入差距。鄧小平講“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就是立足于提高效率。但是，單認清這個問題還不夠，我們還要客觀地分析“公平”。公平包括“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機會公平有利于激勵效率，而結果公平（比如不管工作干的好壞收入都一樣），必然會嚴重影響效率。經濟學天生關注效率，社會學天生關注公平，這是學科分工使然。我認為可以用一句話使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達成“共識”：“公平是相對的，社會可以接受的差距就是公平的”。

我國收入差距過大不能歸結為“效率優先”，但并不是說“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完全凝固不變，而是要根據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實際情況的變化與時俱進。

過去我們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一是因為鼓勵效率的市場機制尚未形成，還需要政府在推進效率方面發揮有力作用；二是我國當初平均主義還比較嚴重，需要打破。而今天的情況則大大變化了。市場作為激勵效率的力量已經初步形成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需要用更多的精力進行宏觀經濟調控和協調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因此，“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在客觀上將轉變為“市場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

有的學者提出“初次分配領域效率優先，再分配領域公平優先”。這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初次分配領域也存在著兩個誤區:一是資本的主導者可能以強勢地位故意壓低甚至拖賴打工者工資，這在初次分配領域是難以自發解決的，必須由政府監管和干預；二是初次分配領域的高效率，不一定都帶來宏觀經濟的高效率，可能還會沖擊和影響宏觀經濟效率，這也必須依靠國家干預。因此，“政府主要管公平”，既包括再分配領域的公平和效率，也包括初次分配領域的公平和效率。但對初次分配領域的管理，主要是通過法律手段，而不能干預微觀經濟領域的生產經營活動。

第四篇：收入分配問題

? 收入分配問題（收入分配最敏感）

1.現狀：

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但是存在一系列問題：初次分配不太合理；二次分配缺乏力度與公平；第三次分配格局沒有形成六中全會公報明確提出，到2020年，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之一是“城鄉、區域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逐步扭轉，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財產普遍增加，人民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2.措施：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強收入分配宏觀調節，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堅決取締非法收入，促進共同富裕。

通過擴大就業、建立農民增收減負長效機制、健全最低工資制度、完善工資正常增長機制、逐步提高社會保障標準等舉措，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制度。

健全國家統一的職務與級別相結合的公務員工資制度，規范地區津貼補貼標準，完善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制度。加快事業單位改革，實行符合事業單位特點的收入分配制度。

加強企業工資分配調控和指導，發揮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價位、行業人工成本信息對工資水平的引導作用。

規范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收入，確定管理者與職工收入合理比例。加快壟斷行業改革，調整國家和企業分配關系，完善并嚴格實行工資總額控制制度。

建立健全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保障所有者權益。

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加強征管和調節。

大力發展慈善事業，樹立民眾的慈善公益理念，完善和規范相關的捐贈政策和法律制度，壯大慈善組織，形成有效的第三次分配格局。

第五篇：淺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淺談“收入分配改革”之提高工資待遇

摘要：

近年來我國的貧富差距被逐漸拉大，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這一段時間，連續有媒體報道有關我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出臺的消息。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提高工資待遇，比較有代表性的提高工資待遇的方法包括“化稅為薪”、“收稅返薪”和“提薪讓稅”等。這三種方式，在可能達到的效果和操作難度方面各有利弊，每一種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政府也很難在短時間內找到一種相對完美的方案。除此之外，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可以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臺，還可謂任重而道遠。然而很多媒體報道，這一方案正在進行緊張的制定和論證，很可能年內便會出臺，這讓所有人看到了希望。關鍵詞：收入 分配 改革 提高 工資 方案

正文：

近些年來，我國地區、城鄉、行業、群體間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導致部分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經超過基尼系數標志的警戒“紅線”，由此帶來的諸多問題正日益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又出現了房價攀升等引起百姓不滿的問題，近期更是出現低端基本生活用品漲價的局面。面對這一情況，一方面需要政府出面穩定物價，從而保證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則需要調整分配格局，拉近貧富差距，提高居民特別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從而增強這部分人的消費能力。

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彼時，中國生產力極度低下，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故提出了“先富帶動后富”，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從而提高國家的整體水平，進而帶動其他人，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然而現在，一部分人早已富裕了起來，我國的競爭力已在全球名列前茅。且不論這部分先富起來的人是否在實際意義上帶動了其他人共同富裕，也不論是否到了該實現共同富裕的時間，僅從客觀實際來講，貧富差距的拉大，已經對國家和社會的穩定造成了極大的威脅。“我承認我們現在的生活是比以前好了，但一部分人那么有錢，我們卻這樣，就是讓我不爽。”我身邊的人不乏這樣的觀點。仔細分析，這種觀點并不是無理取鬧不尊重客觀實際，其根本原因是“不公平”，具體點講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因此我個人認為，收入分配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正如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指出的，社會基本矛盾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而國家作為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理應承擔起調整策略以適應發展需要的責任。自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近日國務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意見，近期中央一系列涉及收入分配話題的密集表態，讓人們看到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有可能促進收入分配改革早日步入實質進程。最近，關于收入分配改革話題的報道頻見諸于報端網絡，而有關專家也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內便有可能出臺。

收入分配改革漸形漸近，如何改革的問題也就隨之而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次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個重點肯定要提高工資待遇。由此引出的問題是，到底是“化稅為薪”、“收稅返薪”還是“提薪讓稅”？

所謂“化稅為薪”，顧名思義，就是降低企業稅負，將這部分錢用于提高員工工資。最理想的局面應該是這樣的：國家減輕企業稅負，騰出空間給員工增加工資，員工增加了工資，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費，拉動內需，這樣回過來企業也可以提高效益，這樣帶來企業銷售的增長，雖然納稅比例降低了，但因為總量的增長，國家的財政總量還是會健康增長，形成多贏的局面。但是，老百姓對企業能否自主加薪、及“稅轉薪”如何落實監管都心存疑慮。

據我從網上了解，過去有的地方比如廣東也出臺過類似的政策，但效果卻并不如意。這倒不是因為政策不可行，而是歪嘴和尚念不得好經，在執行環節出了問題。結果是企業的稅負減輕了，員工的工資卻不見長。“工資歸工資，稅收歸稅收，減免稅收只是減免公司老板的稅收。”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看法。政府的好政策成了企業及其少數人借機提高“效益”的途徑。到頭來是國家稅收少了百姓收入沒有增加，這就有失初衷了。現今中國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行市場開放體制，有大量的外資企業和私有制企業。而資本家的本質就是剝削，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而從另外的角度講，現如今企業的生存壓力很大，企業的各種成本都在不斷上升，如何合理避稅，已經是企業的一門必修課。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現在的很多注冊公司都盡可能地注冊在一些較為偏遠的地域，從而躲避較高的稅負。而降稅又不會降太多，正好給企業用于降低成本緩解壓力，起不

到“化稅為薪”的作用。

既然“化稅為薪”有可能得不到企業的貫徹執行，隨之便產生了出現了另外一種建議——“收稅返薪”。“收稅返薪”的意思也很好理解，具體而言，就是把擬定該減輕的稅負先都收回來，然后由各地的勞保部門或指定專門機構，再把這些收回來的稅負給返回去。注意，是按應增加的工資比例返給員工個人而不是企業。在我看來，這種方法較前一種相比，雖然表面上看上去更為合理，但實際上卻換湯不換藥。首當其沖的一點是這“返”的工資能不能真正落到員工手上，因為這雖然繞開了企業，但卻平添了這么多道手續，必須要有一套完善的監管機制。而且，即便是能夠確保將這部分錢返到員工手上，企業還是會有很多辦法將這些錢“化”為公司的，例如原先本要長的工資不漲或少漲，原先本要發的獎金不發或少發，或者通過一些制度，將這些錢化為額外的工時等等，對于員工來說總體上的福利是增加了，但實際上最受益的還是企業。相較于前一種方式，這種方式無疑會增加一部分額外的成本，但這部份成本能不能轉化為它本應發揮的作用，這一點還值得商榷。

除了以上兩種提高工資待遇的方法，有人還提出了“提薪讓稅”這樣一種方式，就是將“化稅為薪”流程倒過來，即政府應鼓勵企業增加員工薪酬，并據此對提薪的企業采取稅收減免。這種方式與前兩種方式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前兩種方式是政府先行減稅或是抽稅，之后企業才輪到企業做出反應，而這一方式則是將如何做交給企業去選擇，政府再去根據企業的“態度”給出相應的獎勵。這行動順序的改變，實際上是政府把主動權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客觀上講可以有效避免企業利用國家政策去牟利，而只要對提薪的企業做出足夠的補償和獎勵，就肯定能夠達到提薪的目的。然而我個人認為，這種方式實行起來也是最難的。首先，這種方式雖不像前兩者那樣倚重嚴格的監管措施，但卻需要制定嚴格的標準，對提薪做出的鼓勵必須有據可依，不能隨便哪個人說說就減了。所以除了要有嚴格的標準，還必須要對每個企業做出正確的評估，不能企業說自己漲了多少就是多少，得有專門的機構進行評估和確認。然而，國家這么大，企業這么多，實際操作起來的難度著實不小，因為幾乎每個企業的情況都不同，光是如何制定出一套相對公平的標準，就已經夠讓人頭疼了。

上面的這三點，是我通過查閱資料篩選出來的比較有代表性的三種提高工資的實際操作辦法的提議。總的來說，這三點各有利弊，有的操作難度小，但效果未必好，有的效果可能好，但具體操作又過于復雜。但無論怎樣做，前提是要規范明確，否則就不可能達到應有的效果。所以，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小到每一個細節，都需要進行反復的論證，使其盡量合理，每一個方面都必須要明確，任何特殊情況都盡可能做到有據可依。這可能就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遲遲不能出臺的原因，但據媒體報道，這一方案有望年內出臺，讓我們看到了希望。

其實，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單從提高工資待遇這一點來說，需要解決的遠遠不止上文提到的問題。針對此次改革，網民上也在網絡上進行著激烈的討論。有的企業的負責人，在網上抱怨現在小公司所面臨的嚴峻生存壓力，有的人，則對提高工資待遇的對象提出了疑問，認為如果高收入者的工資也增加同樣的比例，到頭來貧富差距反而是會被近一步拉大。但我覺得,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目的就是要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從而增加中產階級的比重，使國家更為穩定，應該不會出現高、低收入者工資同漲的局面，否則真的會讓人哭笑不得。總之，距離方案的出臺，最多也就還有半年左右的時間，具體是怎樣改革，讓我們拭目以待。只是希望，這此改革，不要讓大眾失望。

參考文獻：

1、《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2008年修訂版)

2、《我國分配差距窮降富升逼近紅線 白黑灰血金共存》(《經濟參考報》2010年5月10日)

3、《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內可能出臺 重點增強居民消費能力》(《解放日報》2010年06月04日)

4、《據稱收入分配改革草案接近完成 重視低薪者收入》(《新民晚報》2010年6月4日)

5、《減稅加薪是收入分配改革的當務之急》（新華網）

6、《“減稅加薪”不如“收稅返薪”》（荊楚網）

7、《企業避稅最佳設計方案》（企業管理出版社 雷建/編著 2007年3月第二版）

8、《改革分配制度要在戰略和路徑間求平衡》(《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06月09日)

9、《遲福林：推進收入分配改革首要的是規范政府行為》（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