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外反腐現狀

為震懾和懲治腐敗：

美國：早在1921年就出臺了《預算和會計法》、《政府行為道德法》，以此來規范經濟活動和政府行為；1978年又頒布《監察長法》，并通過《獨立檢察官法》，將任命獨立檢察官的做法制度化、程序化。奧巴馬去年 11 月還簽署了《加強檢舉人保護法案》，保護對象為檢舉政府官員腐敗+浪費和濫用權力的聯邦雇員(此外，法案加大了懲處打擊報復檢舉人的行為力度，并在一些機構中派駐)檢舉人保護巡視員。

新加坡：制定了《防止貪污法》，對貪污調查局的職能做了全面規定，并賦予其廣泛的權力，強化其偵查權限和偵查措施，增大其執法的權威性。對付貪污者，新加坡法律規定，除了要沒收其所貪污的錢財，還要給予數倍、數十倍的罰款，并責令貪污者的上司與其一起接受處罰。1963年的反腐敗修正案要求涉案嫌疑人必須與貪污調查局合作，出庭作證或接受詢問1966年的兩項修訂案，一是即便當事人實際上沒有受賄，只要有受賄意圖，也可能獲腐敗罪名；二是規定《預防腐敗法案》適用于新加坡駐外使領館和駐外人員1981年的修訂案規定受賄者要等額上交賄金，否則從重處罰。1986年，涉嫌受賄的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鄭章遠自殺，促使政府再一次推動修法，規定法官可以判決罰沒因貪污獲得的收益(如果被告已經去世，而其名下地產或資產超出已知收入來源的數額，可以視為貪污所得1989年，國會授權法庭凍結和沒收貪污者的產業和資產。

韓國：2002年制定了《反腐敗法》，并實行“內部舉報”制度，嚴格保證腐敗舉報人的人身安全和自身利益安全。越南還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申訴控告法》，規定人民群眾有權向有關黨政部門、群眾組織控告違反黨紀國法的現象。

芬蘭：制定了《公務刑法》；公務員直接接受的錢物和變相接受的饋贈如公費旅游、低息貸款等都被視為受賄行為，即使一些榮譽性質的利益也不允許，一旦受賄罪名成立，將立即被免職并接受進一步調查。新加坡對此行為的懲治則更為嚴苛，哪怕吃一頓飯，作為公職人員也會被視為違法，貪污受賄罪名一旦成立，不僅要被課以巨額罰款，還要被判5~7年的牢獄之刑。2011 年 7 月，芬蘭電視四臺披露了幾名新當選議員過度使用出租車的事件，將當事人姓名和每月花費的出租車費悉數曝光(報道稱，議會議員每年要花費 50萬歐元坐出租車，約 100萬歐元坐飛機，這些都是納稅人的錢(這一報道引發了芬蘭民眾的質疑(民眾認為，芬蘭公共交通四通八達，為什么議員辦公不能搭乘公交車？那次報道促成議會此后對議員搭乘出租車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

瑞士：公務員管理條例明確規定，公務外出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借用公車，也可使用私車，按照目的地里程數每公里報銷0.7瑞郎（1瑞郎約合6.5元人民幣），不報銷任何其他費用公務外出誤餐費有明確標準，無論公務員職銜，早餐14瑞郎，午餐+晚餐為27.5瑞郎在物價高企的瑞士，27.5瑞郎甚至不夠在中低檔餐館點一道主菜。

印度：今年議會下院選舉期間，也爆出選民“有吃有喝有錢拿”的丑聞。用吃喝和金錢拉票在印度是違法，雖會面臨重罰，卻屢見不鮮。印度選舉委員會 4 月 7 日說，從 3 月 5 日公布選舉日程以來，在全國范圍內查獲了用于違法拉票的 270 萬升酒和折合 3250 萬美元的現金。

印度過去 10 年間因貪腐問題受到嚴重拖累。

印度需要依靠私營部門去修建公路、新建廠房以及發展城市。然而，印度政府與企業的關系現在“并不正常”。

其一，決策者由于收受賄賂而作出錯誤決定。

其二，決策者出于腐敗擔憂而無法果斷決策，以致錯失經濟發展的良機。以礦山開采為例，一些印度法庭拿不準礦主是否牽涉行賄舞弊行為，于是遲遲不就相關案件作出裁決，結果導致礦山閑置、生產停頓。2007 年至 2011 年，印度私營企業投資額從 17%減少至 11%，而印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速度也受拖累而跌至 5%，為印度過去 10 年來最低水平。多份報告顯示，印度政府撥給福利項目和補貼項目的款項中，多達 50%被貪官污吏或富戶巨賈中飽私囊。

有鑒于此，2012 年底，印度新成立了龐大的反腐敗機構。該機構擁有調查部門、起訴機構和特別法庭，擁有專門的費用來源，以便最大限度地減少外部干預和制約，提高執法效率。例如 2012年，印度鐵道部在招投標、免費贈票、客票預訂、電子客票、交通折扣等關鍵領域開展 24876 項預防性檢查，6454 人因涉嫌腐敗被立案調查，追回資金超過 4 億盧比。同時，為了配合反腐，印度進行了行政體制改革。政府公布首批改革方案，提出要出臺開放、競爭性的自然資源競標制度，制定完善的公共采購政策和公共采購標準，研究廢除部長享有的酌情決定權，優先處理涉及聯邦政府公務員的腐敗案件。印度國大黨作為百年老黨，歷次選舉失利都與腐敗有或多或少的關系，特別是取消黨內監督委員會后，腐敗之風愈演愈烈。2014 年全國大選中，腐敗丑聞纏身和反腐不力依然是國大黨的最大軟肋。

英國：議員違規報銷事件曝光后，373 名議員或前議員被勒令退款，27 人辭職，邁克爾·馬丁成為英國 300 余年來首位被迫下臺的下議院議長。2012 年以來，德國前總統武爾夫、巴西前總統盧拉、菲律賓前總統阿羅約、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愛爾蘭前總理埃亨、斯洛文尼亞前總理楊沙等因涉嫌貪污賄賂或利益沖突，先后被立案調查或被判入獄。

俄羅斯：2013 年至今，在俄羅斯重拳打擊司法腐敗。最近一篇《俄羅斯懲治腐敗“組合拳”：冰與火的較量》的文章中，記錄了一組國家反腐敗機構的統計數據，統計結果顯示，俄羅斯人認為法治領域腐敗程度最高，如警察系統為 89%、司法系統為 84%、立法系統 83%，其次是衛生系統、教育系統、新聞媒體。面對嚴峻的腐敗態勢，俄羅斯總統和總理先后帶頭公布了自己家庭的財產狀況。隨后，有諸

多因為違反官員申報財產規定的官員被免職和受到處理。俄羅斯總統普京曾在一次會議上強調，國家反腐行動應該堅持持續性和攻擊性，今后俄羅斯將加大力度打擊司法和執法機關的腐敗。俄羅斯反腐敗工作經常被認為是“只抓小蝦，不動大魚”。普京第三次就任總統后，強調反腐敗沒有“不可觸碰的人”，要“用燒紅的鐵燃盡腐敗”。隨后一批“大魚”落馬。

第二篇：國外學者對反腐的研究現狀

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反腐的基礎理論研究，對腐敗可能產生的影響的研究，同時還有影響腐敗的方面，以及探究如何進行反腐更為有效。研究更多體現在廉政建設上，類似于政權選舉，立法呼吁、草根公民的努力、新聞媒體的作用等。而對于網絡反腐這塊的研究甚少，只基于網絡作為其工具可采納使用為反腐服務。

（一）對反腐的基礎理論研究：

Diana Schmidt（2007）認為反腐有四個至關重要的時期:(1)學術爭論早其對腐敗的爭論(pre-1990年代);(2)初始反腐敗辯論(1990年代);(3)一段時間的重新定位(2000年代早

1期);(4)最新的反腐敗辯論(2000年代)。Mccoy J.L.（2001）則分析了全球反腐敗規范的形成,特別是對其反賄賂元素的分析,自1990年代起經歷了三個階段:(1)提高認識,(2)制度化

2發展而來的法律和政策工具,和(3)全球采納、內化和依從性。

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2006）則提供證據表明，腐敗已經發生在以下這些領域的改革等，如私有化(Tangri & Mwenda 2001),公共采購、政府收入收集(Fjeldstad et

3al.2003),議會和總統選舉。

（二）對抑制反腐的措施的研究

Klaus Abbink（2004）提到在德國聯邦政府正式職工旋轉是一種在公共管理下反對腐敗的預防措施。反對腐敗的措施之一是讓正式的職工進行職位調換，而旋轉的作用是能顯著降低賄賂的頻率及因賄賂而產生的低效4。Anne Marie Goetz（2007）則通過研究發現，婦女成為反腐的新力量之一，因統計證據表明那些在政治上和勞動力上擁有更多數量為婦女的國家存在更低的腐敗程度5。Leonid Peisakhin and Paul Pinto（2006）則提出信息公開的必要性是防治腐敗的有力舉措之一。在2006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國家的14個國家與專用的透明的法律是三倍的可能回應，信息請求,缺乏透明度的國家法律則承認不到一半的信息公開請求6。同時他也指出，更高的透明度和聲音降低腐敗甚至發生在高度層次和不平等的社會。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2006）則認為媒體和協會的自由,可以宣傳和阻止7政府的腐敗。Franklin Steves and Alan Rousso（2003）一項在整個亞太地區公司的大型調查顯示，程度較低的國家的行政腐敗更有可能采用強化反腐敗計劃比國家與高水平的行政腐8敗。

（三）對反腐中的網絡所起作用的研究

Diana Schmidt，Anti-corruption: What Do We Know?Research on Preventing Corruption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07 VOL 5, 202–232 2 Mccoy J.L.：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Anti-corruption Norm，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ume 38, Number 1, March 2001 , pp.65-90(26)3 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Politics, donors and the inectiveness of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s in Uganda，J.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44, 1(2006), pp.101–124.4 Klaus Abbink，Staff rotation as an anti-corruption policy:an experimental study，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ume 20, Issue 4, November 2004, Pages 887–906 5 Anne Marie Goetz，Political Cleaners:Women as the New Anti-Corruption Force?，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ume 38, Issue 1, pages 87–105, January 2007 6 Leonid Peisakhin and Paul Pinto，Is transparency an effective anti-corruption strategy?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Indiarego_1081，Regulation & Governance(2010)4, 261–280 7 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Politics, donors and the inectiveness of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s in Uganda，J.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44, 1(2006), pp.101–124.8 Franklin Steves and Alan Rousso, Anti-corruption programmes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countries and changes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1999-2002，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2003）Roberts(2006)指出互聯網已經大大降低了成本，它使收集、分發和訪問政府信息更為方便。由于這些特點,政府已趨向于使用電子政務，以求獲得更多信息和促進透明度、問責制及反腐目標的實現。而提供給公民信息和讓具備一定素質的公民去監察政府的活動，都發揮著重要的角色。電子政務和其他信息通信技術可以用來打擊腐敗。Anderson(2009)通過對比分析1996年之間變化和2006年腐敗數據，基于一項研究即通過ICT推動電子政務的舉措,得出結論說,“實施電子政務可顯著減少腐敗,甚至那些控制了所有的傾向腐敗的政府或多或少是基于積極地采用電子政務倡議。而Shim & Eom,(2008)也認為信息通信技術可以減少腐敗,促進良好的治理,加強傾向的舉措,減少潛在的腐敗行為,提高政府雇員和公民之間的關系,允許公民跟蹤活動,并通過監測和控制政府員工的行為。Brown & Cloke(2004)提到反腐不僅有關所有的努力促進、信息的開放等,減少腐敗還嚴重受到文化、一個國家的環境、對社會態度的價值觀認識、信息級別的識別與政府的公民有關，也應從一個獨立新聞媒體的可行性信息政策及制定的政府考慮。9

9John C.Bertot,Paul T.Jaeger,Justin M.Grimes ,Using ICTs to create a culture of transparency: E-government and social media as openness and anti-corruption tools for societie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Volume 27, Issue 3, July 2010, Pages 264–271

第三篇：網絡反腐現狀

網絡反腐現狀及其問題和改進方式探究

專業：行政管理 姓名：劉銳 指導老師：

中文摘要

隨著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中國城市已跨入社區時代。經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后，我國城市社區建設與管理的工作已經取得了巨大地成果。把推進社區建設作為新時期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以拓展社區服務為龍頭，不斷豐富社區建設的內容，發展社區衛生，繁榮社區文化，美化社區環境，加強社區治安，完善社區功能。努力建設管理有序、服務完善、環境優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際關系和諧的新型現代化社區。但是宏觀下我國城市社區管理現狀，大多仍處與初步階段，存在許多問題。因此，本文通過身邊的社區管理現狀、問題以及改進的方法進行了討論與分析。

本文首先對社區管理所相關的概念及定義進行了初步的解釋，并對我國社區管理經過的體制進行粗略的介紹，并歸納總結國內外對社區管理的研究統計，通過不同層面的分析方法的結合，來展示對社區概念的深層理解。

本文通過介紹深圳市羅湖區百仕達社區以及龍崗區愛聯社區的社區管理現狀，分析了深圳社區管理體制目前存在的問題以及其原因，概括性地提出了對深圳市羅湖區百仕達社區以及龍崗區愛聯社區的社區管理體制改進的思路與方法。通過一個例子反映目前我國社區管理體制普遍存在的問題，隨著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中國城市已跨入社區時代。經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后，我國城市社區建設與管理的工作已經取得了巨大地成果。把推進社區建設作為新時期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以拓展社區服務為龍頭，不斷豐富社區建設的內容，發展社區衛生，繁榮社區文化，美化社區環境，加強社區治安，完善社區功能。努力建設管理有序、服務完善、環境優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際關系和諧的新型現代化社區。但是宏觀下我國城市社區管理現狀，大多仍處與初步階段，存在許多問題。因此，本文通過身邊的社區管理現狀、問題以及改進的方法進行了討論與分析。

本文首先對社區管理所相關的概念及定義進行了初步的解釋，并對我國社區管理經過的體制進行粗略的介紹，并歸納總結國內外對社區管理的研究統計，通過不同層面的分析方法的結合，來展示對社區概念的深層理解。

一、網絡反腐的含義

“網絡反腐”作為互聯網時代的一種群眾監督新形式，收入到 2009年中央黨校出版社發行的《中共黨建詞典》的新詞條中〔)從網 絡反腐的主體角度來看，“網絡反腐就是)’大網民和國家專門機關 通過網絡揭露、曝光和追查各類腐敗行為的活動、)”從網絡反腐的 過程來看，網絡反腐“不僅是指利用網絡平臺聽取網民對黨風廉政 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建議，還包括接受、處理和反饋網民的 新房舉報及有關投訴、這是一個受理和處理互動的過程、同時，還 包括以網絡為基礎的電子政務建設和以政府信息公71=為基礎的網 上監督系統的推)’和應用、”總體而言，網絡反腐是“通過網絡技術 所引起的社會輿論效應對執政行為的監督和對權力的約束，從而 達到有效預防、遏制、懲戒腐敗行為的一種全新方式，是反腐敗事 業的新方式、”

第四篇：國外孵化器現狀（范文模版）

國外孵化器現狀

在當創新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大背景下，孵化器在自主創新中的地位、作用凸顯。國外先進孵化器成功的經驗，對提高我國留學人員創業園在項目遴選、企業孵化、開辟融資渠道、拓展產品市場等方面的運作水平和管理水平，不斷完善自身支撐服務體系，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孵化環境有借鑒作用。

國外孵化園區的共性

雖然各國國情和文化有差異，但是在對高科技企業孵化和高科技產業發展上仍然有一些共同之處。

外界環境：政府支持，中介服務機構發達

各國政府不論從國家政策還是國家戰略上，對高科技創新產業發展都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從戰略上調整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鼓勵髙新技術企業發展、研究和幵發：從政策上制定扶持中小科技企業發展的優恵政策，加大資助的力度，專門設立孵化項目的管理監督部門。印度和以色列政府甚至統籌規劃科技孵化園的建設。

國外的科技轉化之所以高效，其中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介機構服務周全，從幫助寫商業計劃書、項目評估、資助的申請、企業戰略輔導、市場策劃到企業的經營管理輔導、法律服務、財務申報等方面，都有專業的中介公司提供專業的服務。從項目的形成，到項目的轉移，再到項目的實施，都離不幵中介的紐帶作用。在芬蘭和德國的科技園中科技企業只占在園企業總數的1/3強，其他都是相關的中介服務機構。

另外，國外孵化園區都為企業提供了齊備的基礎設施，營造出了良好的可持續發展環境。例如印度創業園孵化器通過國際標準認證，園區通過減少噪音污染、垃圾回收、污水回收處理、改善空氣、保障優質的水利和電力等措施，為企業創造了髙質量的工作和生活環境，為科技與經濟的持續發展奠定了穩定的基礎。法囯的索菲亞ANTIPOLIS科學園周圍有9個酒店、6個學生宿舍樓、2個國際教育學院，以及髙爾夫球場、健身中心、商場等公共設施。國外的科技園區并非一味地迫求規模和檔次，有些甚至還會“廢物利用”，使用老舊的房屋和場地建立科技園，保持著與周圍環境的和諧統一。很多園區都是依托良好的環境建立，園區環境建設的目標都圍繞著企業的需求。內在建設：注重“產、學、研”結合和孵化團隊建設及服務

在“產、學、研”結合方面，英國、瑞

十、奧地利、德國等國家的孵化器與科技園都非常重依托周圍的學校及科研機構。大學和科研機構與企業進行合作研究，為企業的需要服務，這樣的技術轉移就是雙向的，大學通過與企業合作，企業利用學校的免費資源，把大學里創新研發的技術應用到企業中去，推動大學的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并走向市場：同時，大學又從企業了解市場的需求，從而指導大學的研究方向。國外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往往就是企業最早的孵化器。

總體上看，歐洲各國很多孵化器的物理空間和企業數量雖都不大，但共同特點是從項目評估到項目融資直到企業孵化都提供全方位、周到的服務和優惠的政策。如德國柏林ADLERSHOF科技園為了降低企業成本，孵化器集巾采購設備，并且在孵企業新購設備的20%款項可以找孵化器報銷。法國的孵化器中擁有企業最多的也不超過50家。這樣的孵化器就可以為在孵企業提供全程的陪伴式服務，企業孵化的成功率更高。有的孵化器還建立了導師與企業的談話制度，如：斯德哥爾摩科技園規定孵化器的導師要在每周與四、五個企業逐個談話，一次一小時。

國外的孵化器提供的孵化服務一般由一個核心團隊組織，與外部顧問團隊協同完成，比如企業輔導，孵化器般會聘請十幾個企業顧問作為企業的教練，他們具有豐富的管理經驗和工程技術知識背景，對新企業的輔導培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項目評審過程中，孵化器會聯系很多位經驗豐富的企業家作為導師，參與企業項目評審，這樣他們在企業成立之初就接觸到這些項目，如果有好的項目這些企業家還有可能成為投資或融資者。

國內外孵化園區的比較

橫向比較中國和以上國家科技園與孵化器的發展，可以發現，與國外相比國內孵化器在以下幾個方面存在較大差距。

孵育服務水平

通過對國外孵化園區服務的考察發現，包括法國，芬蘭，瑞典、奧地利等國家的孵化器中大多設有“創業導師”這一職務，他們的職責包括在種子前期檢測，商業想法是否可行、專利檢索、注冊公司、商業模式、市場調研等；種子期的商業計劃書、團隊建設、種子資金、辦公場地、實驗場地、知識產權評估、尋求風險投資及聯盟等。

這些創業導師一般由具有創業經驗的成功人士來擔當，其中一些導師還掌控著相當數量的資金，對于有前途的項目會直接進行種子期

風險投資。但是“創業導師”這一創業服務形式在國內的孵化園區中出現的還不多。我國的孵化器大都還停留在母愛式的"保姆制”的方式上，在這種環境下孵化出的企業，其抗風險能力和國際化能力不會很強。引進成功的企業家作導師對在孵企業進行指導，可以增強企業的應變能力、抗風險能力，為加速企業快速成長奠定好基礎。

通過對芬蘭和德國考察發現，當地的科技園中科技企業占在園企業總數的1/2?1/3，而另外的企業都是會計、法律等中介服務機構，有的園區甚至有幼兒園，數量龐大的中介服務公司為創業企業的快速成長提供了堅實的“后勤”保障，同時也完善為孵化器的服務內容。而數量如此多的中介服務企業在同一孵化園區中在國內是很難想像的，因為國內的孵化器對進入高科技企業園區的中介服務機構沒有相應的優惠政策，很難吸引到中介機構的加盟。

國際合作能力

絕大多數發展較好，規模較大的國外科技園區都十分重視加強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搭建國際關系網絡平臺。如德國的海德堡科技園已經與17個國際上的科技園結成了姐妹園，Adlershof科技園與歐共體、美國、俄羅斯等23個地區及國家建立了長期合作，芬蘭的庫奧皮奧科技園長期與美國、日本、俄羅斯、印度、韓國的9個科技園合作。這一方式不僅提升了自身的實力和知名度，而且對加強國際交流，提高本國科技水平也產生了間接的影響作用。同比中國的創業園，雖然清華等幾個發展較好，規模較大的創業園與國外開展了一些合作，但是并沒有將國際合作作為發展的重點，充分利用這些資源。持續發展機制

從印度、瑞典以及愛爾蘭等國的實際情況看來，這些國家政府對全國的科技園、孵化器從開始建立就統一規劃，而我國自1987年第一個孵化器建立以來，各地的科技園、孵化器和留學人員創業園如同雨后春筍一般迅速發展起來，比較而言，我們的孵化器缺少統一規劃，處于一種無序發展的狀態。

孵化機構的結構體系和管理模式也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表現為：高新區單一管轄下的、高新區與經濟區合并后管轄下的、高新區與行政區合并后管轄下的、營利性的與非營利性，事業運作與公司運作等多種模式。大多數孵化器和留學人員創業園都是公益性科技事業服務機構，并采用行政管理模式。從長遠發展的觀點看，這種管理模式限制了孵化器和創業園孵化功能的發揮，缺乏內在的可持續發展機制。

優惠政策實施

國外孵化器有國家統一優惠政策，用于孵化出成功的企業，而我國各地方在國家高新區優惠政策下，另給留學人員回國創業以特別優惠，注重的是吸引企業入駐。由于我國地區差異性大，一些地區為吸引留學人員來創業而制定了一些特殊的優惠政策，如：對留學人員提供10萬元創業資金；有的提供10萬元+100多平米住房，發展到現在有的創業園甚至提供10萬元資金+別墅+汽車，造成相互間的惡性競爭，承諾無限卻難以兌現。這種局面造成園區過分追求在孵企業的數量，而忽視了成功企業的孵化；另一方面也造成一些留學人員企業在不同創業園之間游走，搞投機性經營。

與當地優勢產業結合印度和愛爾蘭把自己國家的產業政策向軟件行業傾斜，而目前我國各地的孵化園區沒有發揮當地的自然條件及資源的最大優勢，未能充分發揮當地的優勢行業并創造出享譽國內外的優秀品牌企業，而只是照搬國家產業政策，不同的園區所發展的產業卻是越來越同質化，許多園區都沒有固定的商業模式及資源優勢，無法形成特色，缺少上下游產業鏈的結合。這種狀況使得有限的創投資源極度分散，造成惡性競爭、資源浪費，不僅無法形成產業集群效應，還使孵化服務的成本十分高昂。這與美國硅谷中各產業集群分布于不同地域從而產生規模經濟效應的經驗明顯相違。有關方面已注意到此問題，已開始建立專業性孵化器。

企業化運作程度

國外孵化器來取企業化運作，以市場為導向，專業化管理，在為在孵企業提供多種服務的同時，設立多種營利模式。而目前我國的創業園大多數是由政府機構興辦的，政企不分，缺乏直接創造價值的緊迫感，并且營利模式單一，主要收入來自政府有限的撥款和收費較低的房租、物業管理，孵化器、創業園一直在營利與非營利之間徘徊，其公益性和商業性的運營模式始終未能確定，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服務功能的進一步完善和增值服務水平的提高。特別是在有關管理部門的指標壓力下，創業園往往會為了完成任務而追求入駐企業的數量，無暇探討和實施深化服務。由于絕大部分創業園所獲得的收入不能對創業企業投資，致使一些有發展前途的企業無法獲得成長所需要的資金，很難謀求共同發展。

融資環境優劣

國外孵化器有較強的融資能力，有些國外孵化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投資能力，而我國的孵化器在融資能力方面較弱，這一方面有賴于

我國整體投融資環境的改善，另一方面也受體制和運行機制的制約。解決好這兩方面的問題，在孵企融資難的瓶頸問題才能有所突破。

管理制度完善

國外孵化器注重的是軟環境建設，硬件建設方面甚至要修舊利廢，比我國要“艱苦奮斗”多了。國內孵化園區的建設，其規模越來越大，檔次越來越高，主要原因是園區的建設由政府投入，投入和運作往往不計成本，忽略了自身的創業。在創業園管理團隊建設方面，國外孵化器的管理者基本上是穩定的，且大都有過從事企業管理的經歷，而我國孵化園區的管理者更換頻繁，很難形成高素質、專業化的管理團隊。

國外孵化器建設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科技園和孵化器起步不久，正處于高速發展階段，究竟采用何種發展方式是一個值得我國各地科技園和孵化器認真考慮的問題。總結歷次對各國的考察活動，可以看出各國科技園與孵化器都因其國情而各具特色。比較我國科技園和孵化器的發展現狀，很多地方都值得我們借鑒。但是由于我國特殊的人文地理環境，決定我國不可能采用所有國家的優點和長處，只能將一些符合我國國情的方式和方法進行拷貝。

關于孵化戰略

由于我國地域廣闊，各個地區的文化各異。從宏觀層面上講，就不可能照搬瑞士或以色列這樣的小國發展模式。而美國從政策法規的角度，在宏觀層面進行支持的方式就比較適合我國科技園和孵化器產業的整體發展。

由于我國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的不平衡，高校科研院所在少數大城市比較集中的客觀現實。像北京這樣科研機構高度集中的地區，借鑒英國科技園產學研高度結合的方式就比較合適。而對于不僅科研院所相對集中，而且又高度商業化的上海來說，借鑒愛爾蘭的科技園區與商業園區結合的方式也許比較合適。另外，印度的產業傾斜的孵化方式就比較適合像吉林省這樣資源稟賦突出〈現代中醫藥、汽車等〉，但是經濟發展落后的地區，實行產業傾斜式的孵化。

關于服務方式

園區對企業的孵化服務不能停留在簡單的提供辦公場地，收取房租上。但是也不能不顧自身實力，一味地求多，求全。規模較大的孵化器和創業園可以選擇比較全面的服務方式。但是規模較小的孵化器和創業園沒有能力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完全可以學習法國孵化器的經

驗，將孵化器做得小而精，對在孵企業進行全程的貼身式孵化服務，提高成功率。創業園要學會“借力”，借社會上專業中介機構之力，為在孵企業提供專業化的服務。創業園應該成為整合資源的平臺。

關于“產、學、研”結合模式

正是研究機構、大學同企業間的緊密銜接，使高新技術的研發成果得以迅速轉化。如印度政府集中了德里大學、尼赫魯大學、班加羅爾大學等7所著名的高等院校，以及印度科學研究所、拉曼研究所、國家宇航研究實驗室、國家動力研究所等一流的科研機構，為吸引外資提供了條件；英國的牛津、劍橋、帝國理工等著名大學都注重產學研的結合，依托大學的技術優勢及資源，所以企業的成功率高；愛爾蘭國家科技園擁有上百家開發機構和高技術企業，已成為14所科技院校的科研成果轉化基地。我國目前眾多大學科技園，技術轉移中心的建立正是迎合了這一趨勢。但是，如何將這些機構和企業與市場有效地整合是現實存在的問題。從當前科研成果轉化的效果來看，建立大學科技園、孵化器和創業園三位一體孵化園區對于“產、學、研”的緊密結合，對于提高科研成果轉化的速度和效率是一種較為有效的方式。

第五篇：現在的反腐現狀

論現代的反腐現狀

黃劉濤 2011475238

一、中國腐敗問題的現狀

（一）腐敗案件大增

加拿大馬尼托巴大學社會學教授鄺澤倩說，在這個問題上，應該對中國政府的統計數據持謹慎態度。有關腐敗案件的統計數字往往并不真實，因為政府這樣是為了證明他們的策正確或者表明反腐敗運動獲得了成功。她說，根據中國刑事法，貪污受賄屬于經濟犯罪。鄺澤倩 說：“可是即使使用中國公布的這種非常不完全的犯罪數字，我們仍 然可以看到，中國的經濟犯罪率從1965年的10萬分之3上升到1981 年的10萬分之89，在1989年又上升到10萬分之181。” 中國政府也在官方統計報告中承認，腐敗案件在逐年上升，有時候 每 年增加10％至20％。

（二）無“禮”寸步難行

自從中國在1978年實行市場改革政策以來，腐敗問 題更為普遍。許多去中國旅游的外國人也對中國的腐敗現象日益嚴 重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抱怨說在中國要想辦事就得請客送禮，尤其 是生意人對此感觸更深，他們面臨很多煩瑣的手續，只有當他們拿出 適當的禮物之后，才能把事情順利辦成。近年來，對中國老百姓做的多次民意調查都發現腐敗是中國社會面 臨的頭號問題。鄺澤倩教授說，政府多次發起反腐敗運動也說明腐敗 問題繼續在中國社會存在，并且可能更加嚴重。

（三）斂財多貪官多

中國的腐敗案件不僅越來越多，而且涉及的金錢數字也越來越大。就拿黑龍江為例，當年劉賓雁報告文學《人妖之間》中描寫的原黑龍江省燃料公司黨支部書記王守信一案涉及的賄賂金錢只有6.6萬元。而在今年爆出的黑龍江馬德案中，綏化市原中共市委書記馬德自1995 年上任以來，買官賣官、索賄受賄、為所欲為，瘋狂斂財折合人民幣 2385萬元。鄺澤倩教授指出：“除此之外，涉及腐敗案件的人員也越來越多了。“ 事實上，在馬德一案中，綏化市包括下轄十個縣市 有半數以上的處級以上干部都卷入此案。

（四）走私一條龍

在這一方面，汽車走私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走私汽車 這種大規模行動中，需要海關人員以及稅務人員的配合，地方政府還 要提供儲存汽車的庫房，有時候還要依靠軍隊和警察協助運輸車輛。鄺澤倩說，由于汽車是極為昂貴的商品，它的買主往往都是大公司或 者政府部門，交通部門最后還要為這些走私車輛登記注冊，使它們能 夠上路行駛。這些都促使當今的腐敗案件涉及更多的人員。

（五）高官也出事 事實上，涉及中國腐敗案件的官員的職位也越來越高了，從慕綏新、胡長清、成克杰一直到去10月因涉嫌黑龍江腐敗大案而被停職雙規 的前國土資源部長田鳳山這些高官的東窗事發，就能看出這一趨勢。

（六）百姓見怪不怪

對于中國存在著如此猖獗的腐敗現象，老百姓和政府究竟如何看呢？美國喬治敦大學亞洲法律研究教授費能文認為普通中國人對此已經習以為常。費能文教授說：“老百姓對這些并不感到驚訝。因為他們對那些官員的腐敗行為已經是司空見慣了。”

（七）投鼠忌器和法不治眾

費能文認為，共產黨政府也想通過反腐敗運動來樹立自己的威信，因為他們知道當年國民黨政權之所以被共產黨趕到臺灣去，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民黨政府太腐敗了。這說明共產黨知道一個政權極端腐敗時也就是即將崩潰的時候了。但他們在具體處理腐敗案件問題上卻又是縮手縮腳，尤其是在處理黨內高官的腐敗案時有些投鼠忌器。他 舉例說明當年中共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的貪污案就是經過再三考慮才進行處理的。顯然，共產黨這種進退兩難的處境與黨內許多官員 都有腐敗行為有關。近年來在中國流行的一個政治笑話說，共產黨一位高官曾經這樣說過，把所有處長以上的共產黨干部排成一隊，如果挨個槍斃，可能會有冤案。可是如果隔一個槍斃一個人，那就肯定有漏網的。可見中國當前的貪官人數之多。

二、腐敗原因

無人否認，30年的經濟改革使中國經濟創造了持續高速增長的奇跡。

不少人贊同，腐敗是經濟改革的代價之一。據美國麻省博士陸嘉符研究，幾乎每一項改革政策的出臺，都成為新一輪腐敗滋生的契機。陸舉例，1984年中國開始逐步開放生產資料市場，價格雙軌制導致尋租范圍的泛濫。經濟特區的發展在使用國有資源方面成為另一個腐敗的重要源泉。另外，金融市場的開放過程中也出現了大量腐敗行為，包括國外資本對官僚行賄的增加。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李景鵬則認為，把今天腐敗的根源歸結于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這種看法不但不正確，而且很膚淺。中國30年前實行的全能主義政治和計劃經濟，為今天的腐敗埋下根源。政府和各級官員手中掌握了對各種社會資源支配的巨大權力，而這些權力又缺乏監督，這為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權錢交易提供了條件。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毛壽龍帶來了腐敗和經濟自由和地方自治程度的觀察。他說，在高度集權的環境條件下，如果地方政府沒有用腐敗的手段，不可能保護本地的稀缺資源得到更好的開發和配置。“所以改革開放的進程我們看到這樣的現象，哪個地方腐敗，哪個地方經濟自由更好，哪個地方腐敗，哪個地方自制會有更多的空間。” 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林喆反對毛壽龍的觀點。“一個美國華人朋友對我說的一個理論就是腐敗有理，他是商人，他說我在你們中國做生意，只能通過腐敗的方式降低我的交易成本。”

實際上這一腐敗的“潤滑劑理論”在中國有一定市場。腐敗是一種潤滑劑，它能夠潤滑經濟交易過程當中的行為。“就某一次個別行為來講可能會降低你的交易成本，但是從整個市場經濟，從整個完善的市場機制的建立，對于公正、公平這樣的一些理念的建立來看，腐敗恰恰是導致我們要修復這樣的公平公正的市場機制，它的成本是最高的。

三、中國腐敗問題的對策

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的腐敗現象，關乎著能否有效地預防和遏制腐敗。中國正處在經濟高速發展、社會深刻轉型的時期。歷史經驗表明，處于這一時期的國家和政府是腐敗的高發階段。對此，我們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理性的態度。

（一）權力的制約和監督。

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失去監督的權力必然走向腐敗。如果思想防線不堅固，經不起誘惑，又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機制，想腐敗輕而易舉。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權力監督與制約機制可以有效地預防腐敗。

（二）制度的完善與創新

腐敗是制度漏洞的表現，反腐敗本質上就是不斷完善和創新制度的過程。醫治腐敗的根本途徑和突破口就是構建國家廉政制度。一個國家不論處在什么樣的發展階段，采用什么樣的社會制度，腐敗的程度多么嚴重，建立國家廉政制度對于醫治腐敗仍具有普遍性意義。這既是人類反腐敗智慧的結晶，又是最有效的反腐敗措施。

（三）完備的法制

為反腐敗提供完備的法律依據。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反腐敗基本納入了法制化的軌道。其中包含著三個基本的要素，即嚴密立法、嚴格執法和嚴厲制裁。要真正做到“三嚴”，需要有相應的制度和大量的法律法規來保障。當前，中國反腐敗的法制建設已經遠遠落后于反腐敗實踐的需要。雖然我們已經出臺了一系列的預防和懲治腐敗的法規、條例和規章，但是這些法規、條例大多散見于憲法、刑法等法律之中，迄今尚未形成一部完整的反腐敗法律。對此，我們可以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加強立法建設，為預防和懲治腐敗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

依法嚴肅懲治腐敗。以查處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濫用權力、謀取私利的腐敗案件為重點，嚴厲懲處腐敗分子；以解決群眾反映的突出問題為切入點，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要通過依法嚴肅查處腐敗案件，嚴厲打擊腐敗分子，使廣大黨員干部受到教育，發揮案件查處在預防和遏制腐敗中的警示作用。總之，要通過嚴格的法治和高效的工作運行機制，使腐敗分子不敢貪、不能貪、不想貪。

特別是十八大召開以后，領導人發出了“讓黨腐敗分子無藏身之地”的是聲音，我們有理由相信黨和政府反腐倡廉的決心，我們也會看到不久的將來中國天下必定清平！

主要參考： 《南方周末》 天涯社區 新浪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