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應用社會心理學心理分析案例

小悅悅事件的社會心理學分析與反思

2011年10月13日，廣東佛山兩歲女童小悅悅被車撞后先后遭到兩次汽車碾壓，18名路人目擊卻無人救援，最后只有拾荒阿姨陳賢妹將孩子救起。“小悅悅事件”引發了社會上關于道德的大討論。路人的冷漠又一次成為了爭議焦點。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為什么路人連一個120救助電話都不打？是不是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是這樣呢？我的心產生了極大的觸動，這是一種漠視，一種視而不見，這種行為深深的沖擊著道德的底線。接下來就通過下面4個心理學效應來透視這種冷漠現象。破窗效應：

若一幢建筑物被打破了一塊窗玻璃，且沒有及時更換維修玻璃，那么路過這幢建筑物的人們就可能會不由自主地去打爛更多的窗玻璃。如果這些破窗戶仍舊得不到及時維修，那么還會繼續產生其他破壞行為。這是美國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提出“破窗效應”，美國斯坦福大學著名的菲利普·津巴多教授曾用一項社會心理學實驗進行了證明。津巴多找來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把其中一輛停在了社會底層聚居的紐約布朗克斯區，另一輛停在了加州帕洛阿爾托的中產階級社區。停在布朗克斯的那輛車不僅敞開了頂棚，而且摘掉了車牌，結果當天就被偷走了。而在帕洛阿爾托的這輛，停放了一個星期也無人理睬。后來，津巴多干脆用錘子把這輛車的玻璃敲了個大洞。結果，僅僅過了數個小時，它就被偷走了。“破窗理論”背后的深層原因并非是紐約的居民比帕洛阿爾托人更冷漠，而是這種冷漠在開了一個頭之后，在群體中產生了傳染。

小悅悅兩度被汽車碾壓，經過的18個路人并沒有對其進行救助，也正是驗證了“惡”或者說“冷漠”在人群中的傳染。自我中心性：

人類是社會性的生物，其所生活的環境，所交往的人都會對心理和行為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即便是一種暫時氛圍，也能對我們的行為產生意料之外的巨大作用。人類心理一方面依存于群體，另一方面又極其在意自己的利益，看似十分矛盾。但人類對群體的依存，正是為了更有效的維護自己的安全和利益，這一點在進化的角度無可厚非。

大多數人類的心理中都有一個“自我中心性”，對于人性在“好撒馬利亞人”的故事中可窺探一斑：一個猶太人被強盜打劫而身受重傷、躺在路邊，有祭司和利未人路過卻不聞不問，惟有一個過路的撒瑪利亞人不顧隔閡，動了善心幫助了他，故事借以表明鑒別人的標準是“人心”而非“身份”。這種好心人是指既沒有法定義務也沒有約定義務，而是出于內心的道德要求無償對他人進行幫助或救助的人。

心理學家約翰?達利和C?丹尼爾?巴特森基于這個故事做了一個實驗，他們的受試者是一組神學院學生，其中的一半給予“好撒馬利亞人”的故事并要求他們在另一所神學院里布道，另一半則要求在同一地點對就業機會的問題進行布道。作為額外的變量參照，受試者被要求在不同的時間內到達布道的地點，因此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可能在路上會顯得匆忙。同時，在到達指定地點的途中，受試者將會經過一個事先安排好的癱倒在小巷中的路人，這個人看上去急需幫助。實驗結果證明，相比那些準備演講就業機會問題的學生，被給予“好撒馬利亞人”故事的學生并沒有因為寓言的教育意義而更多地伸出援手。真正起作用的因素竟然是他們在路上究竟有多匆忙。如果時間緊迫，僅有10%的學生會停下來提供援助，即使他們即將布道的話題是停下來給予援助是多么地重要。

由此可見，人們對路人的關注遠不及對自己是否守時的擔憂，人性的弱點在現實和實驗的檢驗下，顯露無疑。小悅悅事件中十多個路人的冷漠也恰恰印證了這種現象。從眾效應：

從眾效應是指人們經常受到多數人影響，而跟從大眾的思想或行為，常被稱為“羊群效應”。人們會簡單追隨大眾所同意的，而不去思考事件的意義。如果多數人認可的，即使是錯誤的，我們也會很容易的接受。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從眾效應給人的壓力，不僅僅會在人群中產生，對于習慣了從眾的人，還會形成一種心理模式，即使在單獨行動時，仍然會按既有的模式去做。在小悅悅出事后，有十幾個路人依次經過但都沒有對其進行救助也并未打電話報警，盡管這一行為是陸續發生的，并非屬于圍觀而產生的但也是一種從眾行為，這種心理也許源自“別人都沒做我也不會做”；或者就像在1964年美國紐約昆士鎮的克尤公園謀殺案一樣，圍觀者事后認為“別人已經報警了”。

為什么會出現18名路人對于小悅悅熟視無睹呢，我覺得很大一種可能就是路人的盲目從眾心理造成的，從這一層面來看，依次經過的路人反應的是一種錯誤的從眾效應。總結

我覺得并不是我們這個社會缺乏愛，我們只是缺乏那種伸出援手的勇氣，存在著一種心理，就是別人不去做，為什么我就地去做，這樣造成了一種惡性循環，還有就是前一段時間發生的“扶老人過馬路”那件事，使人們對于做好事纏身了一種不一定有好報的心理，所以造成了小悅悅事件中一系列人都對于小悅悅熟視無睹，視而不見。

對于這樣的事，我也感到十分意外，我們不是常常說助人為樂嗎，可是當別人有難的時候又有多少人能夠真正的伸出援手，貢獻出自己的一份薄力呢？又有多少人以自我為中心。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是否道德在不斷的衰落呢？有些人說是，有些人說不是，在我看來，我覺得是，因為隨著社會的發展，人與人的利益關系越來越密切，人們往往在對金錢的罪囚的同時，迷失了自己的善良的本性，就像現在的地溝油事件，在利益的驅使下，有些人不顧他人的身體健康，造成了現在很多人的健康問題。如乙肝，有數據顯示，我國的乙肝人數越來越多，我想很大程度都與地購油事件有關。

我希望小悅悅事件能夠引起社會各界的重視，政府應該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第二篇：社會心理學案例分析21

案例：旁觀者效應：他們為何不伸出援手

重慶事件 時間：2009/9/19 地點：重慶南坪

現場：一老翁，80歲上下，摔在地上，手足抽搐??無人敢扶，不少人提醒：不要扶，扶了要遭殃。

前些日子，曾經有人在火車站舉著“我是陌生人，不要搭理我”的牌子告誡路人不要輕易學雷鋒，他剛剛輸掉了一場官司，就是因為學雷鋒去扶摔倒在地的老人而惹禍上身，還被判罰4萬5。那就是網友熱議的“南京徐老太事件”。

“徐老太”的判決生效不久，無獨有偶，在重慶南坪一位約80歲的老翁也摔倒在地，手足抽搐，無人敢扶，不少人提醒：不要扶，扶了要遭殃。大家看看圖片：老人臉朝下倒在人行過道上，一根拐杖丟棄在一邊，旁邊是七八個圍觀者猶豫的腳。

不是人心太冷漠，不是我們道德喪失，不是我們不想學雷鋒，而是有前車之鑒，不敢學雷鋒了。大家想一下，連法官都說，“扶不起，那得冒傾家蕩產的危險”，我們學雷鋒的積極性還能剩幾分?其實我們都想學雷鋒，擔心的是官司上身。

有律師說，在扶老人前先拍照攝像或者讓倒地者簽字，錄下聲音留下證據，想想多么滑天下之大稽，在有些危急的時刻，老人的健康與生命危在旦夕，難道我們的拍照攝像錄音簽字設備就那么恰好是給倒地的人準備的嗎?老人倒地都是偶然的，路人也都是偶然碰上的，我們普通人成天背個攝像機，除非腦子進水了。

還有人說，在扶起摔倒的老人之前，最好找幾個路人作為見證，然后一起將老人送往醫院，讓醫院也做個見證。呵呵，我笑的很無奈，萬一只有你自己想學雷鋒，偏偏路人沒有響應者呢，畢竟因為做好事而惹上官司的事情不在少數。老人的生命很可能就在那找證據的過程中命喪黃泉。

當學雷鋒到了這么麻煩的地步，到了必須有很多瑣屑的程序化的東西做鋪墊的時候，還有幾個人愿意出面出頭救人呢? 如果我們所有人在做好事之前，首先想到的是那么復雜的一系列擔心災禍上身的問題，那我們的社會就無可救藥，誠信不在了。“不是我不想扶，這世界很無奈!”

旁觀者在這次事件中拒絕提供幫助的行為，成為媒介討論的焦點，人們試圖回答：“為何他們不助人為樂？”或者“他們為何不敢助人為樂？”可能在21世紀人們已經變的冷酷無情，對他人的事情不感興趣。可能是大都市的生活令人們變得冷漠。也可能是電視、電影中的暴力情節令人們對現實生活中的暴力事件感到麻木。但這不能成為我們漠視生命的借口。人們總是說，過去的人總是有多友善，而現代社會有些地方出了問題，使人們變得如此冷漠。然而，即使是在那些趣聞中，我們也能輕易地發現親社會行為的例子和冷漠的例子，如果人們已經變壞了，為什么會有人在發現一個裝滿鈔票的袋子后將里面的7萬美金全部歸還呢（Hurewitz, 1998）?為什么會有人冒著生命危險從150英尺高的橋上跳入水中，去搶救一個自殺的婦女呢（Fitzgerald,1996）。

這兩種完全不同的行為使兩位社會心理學家，John Darley和 Bibb Latane 開始思考對親社會行為的科學解釋。他們討論這一問題，在他們討論時，一個新的假設產生了：旁觀者沒有對危急事件作出反應，并不是因為他們不關心受害者，而是情境中有些因素使他們感到猶豫，他們設計了實驗，并提出了“旁觀者效應”的理論。所謂旁觀者效應是指，在一個突發事件中，當旁觀者的數量增加時，親社會行為發生地可能性反而會減少。在凱蒂被謀殺的事件中有很多的目擊者，有38位探出窗口來看個究竟的人都可以采取助人行為，但每個人都只承擔了1/38的責任，很明顯，這還不足以促使他們采取行動。

隨著親社會行為研究的進一步拓展，人們發現，在一個危急事件中，旁觀者是否提供幫助，須經歷五個步驟：是否注意到突發事件——解釋突發事件為突發事件嗎？——是否愿意承擔行動的責任——知道如何做——決定去幫助。在這五個步驟中，任何一個步驟受到阻礙，親社會行為就不會發生。

有很多原因解釋為什么旁觀者在他人在場時不會提供救助，社會心理學家比較注重以下四個方面的解釋：

一、社會抑制作用（社會比較理論）：社會上每一個人對所發生的的事情都有著一定的看法并采取相應的行動。但每當有其他人在場時，個體在行動前就比無人在場是更加小心的評估自己的行為，把自己準備做出的行為和他人進行比較，以防出現尷尬難堪的局面。比較結果當他人都不采取行動時，就會產生對個體利他行為的社會抑制作用。

二、社會影響結果（從眾心理）：一個人不僅會以他人看法來評估某一情境，而且在行為舉止方面也傾向于模仿他人行動。這種情況在特殊情況下更為突出。個體在面對緊急情況下，即使意識到有責任上前幫助，但若別人沒有行動的話，個體往往會遵從大家一致的表現。

三、多數人忽略：他人的在場和出現影響了個體對整體情境的認知、判斷和解釋，尤其是在緊急情況下對自己陌生情況進行判斷。人們既缺乏對行為措施的心理準備也缺乏對行為的信息資料。因此每個人都試圖觀察在場每個人的行為資料以澄清事情的真實、自己的模糊認識。從他人行為動作中找自己行為的線索和依據。

四：責任擴散：在緊急情況下，當有他人在場時，個體不去救助受難者的（社會）代價會減少。見死不救產生的罪惡，罪惡感、羞恥感，責任會擴散到其他人身上，個體責任會相對減少。我們說，為了對處于困境中地人提供幫助，個體必須感到自己有責任采取行動。但是，當有許多人在場時，就造成了責任擴散，即個體不清楚到底誰應該采取行動。幫助人的責任被擴散到每個旁觀者身上，這樣每一個人都減少了幫助的責任，容易造成等待別人去幫助或互相推諉的情況。第二個解釋是對讓會舉止失措的害怕。在任何緊急事態中，為了作出反應，就必須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停下來，去從事某種不尋常的、沒有預料到的、超出常規的行為。在單個人時，他可以毫不猶豫地采取行動，但由于其他人的在場，他會比較冷靜，觀察一下其他人的反應，以免舉止失措而受到嘲笑

第三篇：社會心理學作業案例分析

社 會 心 理 學 作 業

案例分析報告：應用社會心理學的相關知識分析案例。（字數3000字左右）

案例一：運用本課程所學理論，對歷屆世博會典型形象設計進行分析。

（可選取標志、展館及其它設施：如會徽、吉祥物、獎牌、舉辦城市、中國館、會場館等）

案例二：FAA西雅圖辦事處大樓和洛杉磯大樓的設計

在設計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西雅圖辦事處大樓的過程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一點是，設計人員讓在這個大樓工作的人扮演了主要決策者的角色。設計小組的成員羅伯特·索默曾這樣描述了該項設計的程序：

在設計師薩姆〃斯隆協調的設計方案中，大樓的員工可以自己選擇辦公室的家具，規劃辦公室內部的裝修。這種做法與聯邦政府一貫的作風大相徑庭——以往總是由相關的官員來決定這類事情。因為FAA的洛杉磯分部大概也要在這個時間搬進新辦公樓，負責這兩個建筑的高層機構——美國通用服務管理局于是同意了斯隆的方案，決定讓員工參與西雅圖大樓的設計，而洛杉磯大樓的設計則完全沿襲傳統的做法，以便對兩者進行比較。

這樣一來，就出現了兩項不同的設計。一項是西雅圖辦公大樓的設計，主要由用戶進行決策；另一向是洛杉磯大樓的設計，由設計師按照傳統的辦法完成。而用戶更喜歡哪一項設計呢？當然是西雅圖的辦公樓。哪一項設計得了獎呢？自然是洛杉磯的辦公樓。原因何在？下面是索默對設計結果的描述：

這兩棟新的辦公樓投入使用幾個月后，我們曾作過一次滿意度的調查。結果發現，西雅圖辦公樓的員工對建筑設計的評價高于洛杉磯辦公樓的員工。盡管如此，洛杉磯的FAA辦公樓仍榮獲了美國建筑師協會頒發的多個獎項，而西雅圖的FAA辦公樓卻一個獎也未拿到。美國建筑師協會的一位評委解釋說，西雅圖辦公樓沒有獲獎是由于它的居家風格以及松散的室內設計，而這正是大樓員工最為滿意的地方，這就反映出設計師和用戶在喜好上的差異。FAA西雅圖辦事處的主管承認說，很多來訪者對聯邦機構采取這樣的設計都感到驚訝。這兩棟大樓的員工比較了一下自己在搬進大樓前后對工作的滿意程度，洛杉磯的員工認為前后沒有什么區別，而西雅圖的員工在搬進新辦公樓后，對自己工作的滿意度上升了七個百分點。

——摘自薩默的《社會設計：以人為本的創新型建筑》

參考論點：

1、設計目標的確定（參照群體、設計說服、需求層次理論等）

2、設計方法的討論

3、設計評價（社會心理需求、經濟技術、功能與形式）

4、設計團隊的合作（人格特征、社會人際關系、職業道德、價值取向）

5、設計師－委托方（生產者）－消費者關系分析（消費心理、社會結構等）

6、從社會、科技、經濟、政治角度分析成敗原因等

7、自己遇到相似問題該怎么辦

也可參考論點自選典型案例：

比如：故宮標識設計貝聿銘，盧浮宮二期擴建項目林瓔，越戰紀念碑等設計案例

課程結束交作業：PPT+電子文檔＼打印稿各一份（由各班班長統一刻盤、收齊）

第四篇：社會心理學(案例)

狼孩的故事 社會化的角度

1920年印度傳教士辛格在一個巨大的白蟻穴附近，發現狼群中有兩個“狼孩”。辛格把她們送進了米梅納普爾市孤兒院。據辛格講，這兩個孩子剛回到人類社會之初，具備很的特點：吞食生肉；四肢爬行；目光銳利；不會說人話，夜闌人靜發出陣陣長嗥。辛格牧師夫婦倆為使兩個狼孩能轉變為人，作出了各種各樣的嘗試。

其中的一個阿拉瑪到第2個月，可以發出“波、波”的音，訴說饑餓和口渴了。遺憾的是，回到人間的第11個月，阿瑪拉就死去了。另一個卡瑪拉4年后掌握了6個單詞；將近5年的時間學會了兩腳步行，但快跑時又會用四肢。經過5年，她能照料孤兒院幼小兒童了。她為自己想做的事情（例如解紐扣兒）做不好而哭泣。大女孩卡瑪拉一直活到17歲。但她直到死時還沒真正學會說話，智力只相當于3、4歲的孩子

順水推舟 情緒與認知角度

有一位英語老師因經常批評一位學生作業馬虎，而遭致這位學生的不滿。有一次。這位老師無意間在語法上出了一點小錯，當場被那名學生發現，那位學生好不容易逮著了這次報復機會，馬上站起來作了毫不客氣地指正。面對這種尷尬的局面，這位英語老師以非常溫和的神色說道：“嗯，你說得真是對極了，可是其他同學剛才是怎么回事，為何沒有發覺到，是不是上課在打瞌睡?”

受到老師的表揚，那位同學的對立情緒消失了。這時，這位英語老師又不失時機的說：“像這樣的錯誤很容易犯，同學們一定要像他那樣小心才是。”接著，老師便繼續講解其他內容。

想象權貴 刻板印象

從前有對鄉下夫妻在門口納涼，老婆問：“當家的，皇上天天上山打柴用的一定是把金斧子吧？”老公冷笑道；“蠢婆娘！當了皇上還用打柴嗎，他老人家一準兒天天在院子里搖著扇子乘涼的，喝小米粥還有人伺候著呢！”估計，搖著扇子喝小米粥，就是這位農夫最大的理想。

美國前總統里根夫人南希入住白宮一個月后，收到膳食開支帳單時，大吃一驚：“從沒有人告訴我們，總統每吃一頓飯都要付錢的，而且干洗和使用牙膏等衛生用品也都要收費。”白宮就像一座豪華酒店，所有住在里面的人都要交納餐費和雜費。連南希那樣的美國人，在成為權貴前，都以為白宮的午餐是免費的。可見權貴的神秘，非常人所能想象。答：第一個缺乏社會化過程，人是社會人，從小就生活在社會中，既是社會的主體也是社會的組成部分

第二個巧妙轉化對立關系，運用角色轉換和順導的方式，讓對抗方認知自己的行為

第三個刻板印象，是對一類人在大腦中固有的形象，有的刻板印象是對的，但有的卻是片面和不正確的，因此，看人做事，不能以刻板印象為依據，在國內最典型的就是關于河南人的問題 趙奢示弱

戰國時，秦軍圍困趙國的閼與，趙將趙奢率軍前往解圍。走到離閼與還有三十里地的時候，趙奢命令大軍停止前進，就地駐扎。趙奢知道秦軍強大，必須得想點辦法，才能擊退秦兵。恰好，士兵在營外捉到一名秦軍聞訊前來窺探的士兵，送到趙奢的營帳。趙奢沒有殺這個秦軍士兵，反而擺上酒飯招待了他一頓，還說了些希望秦軍退兵的話，然后把這個秦軍士兵放走。這個秦軍士兵回去做了報告，說趙軍膽小軟弱，懼怕秦軍，于是秦軍放松了對趙奢的警惕。他們哪里想到，就在這天夜里，趙奢率領士兵突然襲擊秦兵大營，打得秦軍措手不及，損失十分慘重。

霍去病帶頭踢球 邊塞荒涼，軍旅生活枯躁無味。霍去病在月下巡視軍營，他被一縷凄楚的笛聲吸引了，雙眉慢慢地皺了起來。是啊，軍中缺糧，士氣低落，真叫人焦心哪!面對猖獗的匈奴，戰士情緒消沉，怎么打仗呢? 霍去病是西漢有名的軍事家．他知道光靠懲罰是不能提高士氣的。經過反復思考，他決定帶頭和將士們一起踢球來振作士氣，鍛煉身體。于是，他讓軍隊里的工匠用皮子縫咸一個圓圓的皮球，中間塞滿毛發。他命令士兵在廣漠的荒原上修出一個球場。那時的球場是在地上挖些小淺坑，把球踢進土坑，就像現在足球賽中的射門。隨后，他把球分發給部隊，艄公的箴言

一個夏日的雨天，一個美麗的少婦意欲投河自盡，被一位老艄公救起。“你年輕輕的，為啥就不想活了?”艄公問。

“我結婚兩年，丈夫就拋棄了我，接著孩子又病死：我活著還有什么意思！”少婦哭訴道。

“兩年前你是怎么過的?”艄公又問。

少婦擦了擦眼淚，說：“那時我自由自在，一無牽掛??” “那時你有丈夫和孩子嗎?” “那時還沒結婚，當然沒有。”

“那么你不過是被命運之船送回了兩年前：現在你又自由自在、一無牽掛。請上岸吧。” 少婦回到岸上，艄公搖船遠走。少婦揉揉眼睛，恍如做了一個噩夢。自此，她又活得充滿信心，再沒動過輕生的念頭。

日本人提意見

有一位日本老人，那些日子每天早晨都在他窗前的一塊地上掃，反反復復地掃，認認真真地掃。那塊地方并沒有雜物，實際上也很干凈。開始別人并沒有意識到什么，應該說他的一位中國鄰居并沒有意識到什么。

老人每天掃的那塊地方，只不過是每天晚上都停放著一輛小車。小車是一位中國鄰居的。在日本，找一個泊車的車位是很貴的。這位中國鄰居為了節省這筆開支，便把自己的車泊在了這位日本老人的窗前。老人顯然感到不舒服，可日本人在處理鄰里之間的小糾紛時，喜歡采取“暗”的方式交涉，表面上卻永遠是客客氣氣的。老人就是通過反反復復地認認真真地清掃那塊空地的方式，來提醒中國鄰居注意，提醒他不再為了貪小便宜而把車停在他的窗前，給他帶來某種不便或者說是某種不舒服。

這種中國鄰居最終還是領悟到了老人的真正用意，他也就改正了自己的做法。那位日本老人，也終于露出了不易覺察的笑容。

過度理由效應及其啟示 1971年，心理學家德西和他的助手使用實驗方法，很好地證明了過度理由效應的存在。他以大學生為被試，請他們分別單獨解決誘人的測量智力的問題。

實驗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每個被試自己解題，不給獎勵；第二階段，被試分為兩組，實驗組被試每解決一個問題就得到1美元的報酬；第三階段，自由休息時間，被試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目的在于考察被試是否維持對解題的興趣。

結果發現，與獎勵組相比較，無獎勵休息時仍繼續解題，而獎勵組雖然在報酬時解題十分努力，而在不能獲得報酬的休息時間，明顯失去對解題的興趣。第二階段時實驗組的金錢獎勵，作為外加的過度理由，造成明顯的過度理由效應，使獎勵組被試向用獲取獎勵來解釋自己解題的行為，從而使自己原來對解題本身有興趣的態度出現了變化。到第三階段，獎勵一旦失去，對態度已經改變的被試，沒有獎勵則就沒有繼續解題的理由，而控制被試對解題的興趣，沒有受到過度理由效應的損害，因而，第三階段仍繼續著對解題的熱情。

這個實驗說明，過度理由將對在每個人的身上都發生著作用，人們為了使自己的行為看起來合理，人們總是喜歡為發生過的行為尋找原因。在尋找原因的過程中，還往往是先找那些顯而易見的。如果找到的理由足以對行為做出解釋，人們也就不再往更深處追尋了。有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一位老人在一個小鄉村里休養，但附近卻住著一些十分頑皮的孩子，他們天天互相追逐打鬧，吵鬧聲使老人無法好好休息，在屢禁不止的情況下，老人想出了一個辦法。他把孩子們都叫到一起，告訴他們誰叫的聲音越大，誰得到的報酬就越多，他每次都根據孩子們吵鬧的情況給予不同的獎勵。到孩子們已經習慣于獲取獎勵的時候，老人開始逐漸減少所給的獎勵，最后無論孩子們怎么吵，老人一分錢也不給。結果，孩子們認為受到的待遇越來越不公正，認為“不給錢了誰還給你叫”，再也不到老人所住的房子附近大聲吵鬧。

過度理由效應的存在給我們兩個啟示：

第一，不要止步于任何外部理由，而要深入發掘外部理由背后的原因，哪怕這種理由看上去是一種無稽之談。

一天，一個客戶寫信給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龐帝雅克部門，抱怨道：他家習慣每天在飯后吃冰淇淋。最近買了一部新的龐帝雅克后，每次只要他買的冰淇淋是香草口味，從店里出來車子就發不動。但如果買的是其它口味，車子發動就很順利。

龐帝雅克派一位工程師去查看究竟，發現確是這樣。這位工程師當然不相信這輛車子對香草過敏。他經過深入了解后得出結論，這位車主買香草冰淇淋所花的時間比其它口味的要少。原來，香草冰淇淋最暢銷，為便利顧客選購，店家就將香草口味的特別分開陳列在單獨的冰柜，并將冰柜放置在店的前端；而將其它口味的冰淇淋放置在離收銀臺較遠的地方。

深入查究，發現問題出在“蒸氣鎖”上。當這位車主買其它口味時，由于時間較長，引擎有足夠的時間散熱，重新發動時就沒有太大的問題。買香草冰淇淋由于花的時間短，引擎還無法讓“蒸氣鎖”有足夠的散熱時間。

第二，如果我們希望某種行為得以保持，就不要給它過于充分的外部理由。

處于管理崗位的人都會發現，獎勵的刺激會在某種程度上促使別人保持高漲的熱情，對于處于低潮中的人尤其如此。但是如果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保持不變，就會使獎勵成為工作的過度理由，一旦失去外在獎勵或者獎勵無法滿足其需要時，結果就會反而不如從前。

激勵是一種策略，更是一種藝術，它應包括精神上的沐澤，而不是單純的物質刺激。使一個人持續不斷的努力，應該激發其內在的動力，而不能只靠外在獎勵。一個人持續一生的學習應該依靠內在的學習動力。作為教師，我們要培養孩子從內心生長出學習的需要。這種需要應該更多地從教師由身的教學魅力來激發，更多地由獲取知識的快樂來激發，應該在不斷地努力和成功之中得到生長。激勵是一種策略，更是一種藝術，它是精神上的沐澤，而不是單純的物質刺激。但愿所有的教師能讓所有的孩子在文化的天空中仰望知識的星辰，不是出于外物的誘惑，而是發自內心的渴望。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有這樣的體驗：親朋好友幫助我們，我們不覺得奇怪，因為“他是我的親戚”、“他是我的朋友”，理所當然他們會幫助我們；但是如果一個陌生人向我們伸出援手，我們卻會認為“這個人樂于助人”。同樣，在家庭生活中，妻子和丈夫常常無視對方為自己所做的一切，因為“這是責任”、“這是義務”，而不是因為“愛”和“關心”。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區別呢？這就是由于社會心理學上所說的“過度理由效應”。每個人都力圖使自己和別人的行為看起來合理，因而總是為行為尋找原因，一旦找到足夠的原因，人們就很少再繼續找下去，而且，在尋找原因時，總是先找那些顯而易見的外在原因，因此，如果外部原因足以對行為做出解釋時，人們一般就不再去尋找內部的原因了。

公司老板如果希望自己的職員努力工作，就不要給予職員太多的物質獎勵，而要讓職員認為他自己勤奮、上進，喜歡這份工作，喜歡這家公司；希望孩子努力學習的家長，也不能用太多的金錢和獎品去獎勵孩子的好成績，而要讓孩子覺得自己喜歡學習，學習是有趣的事。

自我與文化

對于某些人而言（特別是那些西方工業文化中的人），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是很盛行的。在美國好萊塢的大片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個人英雄主義色彩很濃的作品，像史瓦辛格、史泰龍??他們往往是深入敵后九死一生，一個人就把對方N個人打得屁滾尿流，最后還能活著回來的孤膽英雄；而反觀國產電影呢，不是沒有這樣的英雄，只不過“我們的”英雄，其下場通常是為了集體的、更大的利益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似乎東西方對于英雄的定義標準有著較大的區別，為什么會這樣呢？

身份更多是獨立的。青春期是與父母分離的時期，個體開始依靠自己，并且開始定義個人獨立的自我。即便個體來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他的特性——作為有特殊能力、特點、價值和夢想的獨特個體——可能會完整地保留下來。西方文化中的心理學假定，定義一個人的可能性自我并相信他具有很強的自我控制能力會使他的生活富足。在20世紀結束之前，個人主義已成為流行文化中的主導聲音。

西方文學，從《伊里亞特》到《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更多地贊美那些依靠自己的人，而較少稱贊那些滿足別人愿望的人。當人們經歷過富裕、變動、都市化和大眾傳媒后，個人主義就開始迅速發展起來。

而亞洲、非洲和中南美地區的本土文化則把集體主義（collectivism）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這種文化孕育了相互依存的自我。這些文化中的人們更多地進行自我批評，卻很少自我肯定。特性被更多地定義為自我與他人的關系。

集體主義有很長的歷史，例如在中國農村，人與人之間的協調與合作能夠更好地進行糧食生產。社會心理學家Richard Nisbert在《思維地理》（Geography of Thought, 2003）中主張，其結果不止是社會關系與倡導個人主義文化的西方不同，而且思維方式也不盡相同。

當呈現一種栩栩如生的水下場景時，日本人自然地回憶出比美國人多60%的背景特征，他們的講述更多以關系為主（青蛙在植物旁邊）。美國人把注意更多地放到焦點目標上，比如單獨的大魚，而較少注意環境特點（Nisbert, 2003）。Nisbert從這些研究中總結出東亞人的思維更加整體化——在與其他事物或環境的關系中知覺和思考對象與人。

一個具有相互依賴自我的人會有更強烈的歸屬感。相互依賴型的人在與家人、同事和朋友完全分開后，會失去那些定義自己的社會聯系。他們不是只有一個自我，而是有很多個自我：與父母相處時的自我、工作時的自我、與朋友一起時的自我（Cross & others, 1992）。相互依賴型的自我是鑲嵌于社會關系中的，直接的交談比較少，更多的是禮貌性交談（Holtgraves, 1997）。其社會生活目標更多的不是增強個體自我而是協調并支持他所在的群體。

在集體主義文化中，自尊與“別人怎么評價我和我的群體” 密切相關。自我概念是有彈性的（與特定的情景有關）而不是固定不變的（跨情景的持久性）。在一項研究中，認為在不同活動領域里仍然保留了自我（內在自我）的加拿大學生為五分之四，而中國與日本的學生則僅為三分之一（Tafarodi & others, 2004）。

無論如何，像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這樣分類如此鮮明的文化似乎過于簡單化了，因為任何文化中的個人主義都會在不同的個體之間發生變化（Oyserman & others, 2002a, b）。這種變化同樣存在于同一國家的不同區域和政治觀點之間。在美國，夏威夷人和住在最南部的人要比那些西部山區比如俄勒岡州和蒙大拿州的人表現得更為集體主義（Vandello & Cohen，1999）。保守派傾向于成為經濟上的個人主義者（“不要征稅或管制我”）和道德上的集體主義者（“制定法律來約束不道德行為”）。而自由主義者則傾向于成為經濟上的集體主義者和道德上的個人主義者。

個人主義文化中的人，特別是那些少數學會不必太在意別人的偏見的人，“在他人的評價之外”并且認為他所在的群體沒有那么重要（Crocker, 1994;Kwan & others, 1997）。自尊更多的是個人的而不是關系的。對個人特性的威脅會比群體特性的威脅更讓我們感到氣憤和郁悶（Gaertner & others, 1999）。

對于日本學生來說，高興是伴隨積極的社會交往而來的——親密感、友好和尊敬。而對美國學生而言，這種情緒通常伴隨解脫的情緒——效能感、出眾和驕傲。集體主義文化中的沖突常常發生在群體之間；而個人主義文化則會發生更多個體之間的爭斗

第五篇：社會心理學分析

復旦投毒事件的社會心理學分析與反思

復旦大學同寢室的林某因生活瑣事與黃某關系不和，心存不滿，經事先預謀，3月31日中午，將其做實驗后剩余并存放在實驗室內的劇毒化合物帶至寢室，注入飲水機槽，以致黃某喝了飲水機的水中毒。4月1日，復旦大學2010級在讀醫科研究生黃洋出現身體不適。當晚即被送至醫院就診。入院后，黃洋病情加重。4月16日，黃洋在醫院經過十多天的治療后不治身亡。復旦投毒事件再一次引發了社會對名高校生心理素質的大討論，是什么摧毀了兩個風華正茂的人才？是什么讓室友之間樹起了一道心墻？是什么讓林某對生命如此冷漠？

傷害他人培養憎恨：

傷害一個無辜的人會貶低和蔑視受害者。士兵開始拒絕殺戮，很快地，他們就不再拒絕甚至變得對待敵人失去人性。道德脫離（Moral disengagement）: 相信這是受害者應得的命運。

林某先是拿那些毒藥來在小老鼠身上做實驗的，他做多了實驗，心也變狠了，以致最后林某狠心下毒害死自己的室友黃某，這些只會讓他失去道德與自由甚至更多，而黃某則失去了寶貴的生命，然而林某的內心世界真的得到滿足了嗎？傷害他人培養的是憎恨。聚光燈效應：

我們一般認為，其他人會對自己的外表和行為投入相當的關注。但事實上并非如此，往往他人的關注要比自己預想的要少。有時候我們總是不經意的把自己的問題放到無限大，當我們出丑時總以為人家會注意到，其實并不是這樣的，人家或許當時會注意到可事后馬上就忘了。沒有人會像你自己那樣關注自己的。

事件中的林某正是因為如此，不斷的將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不如意事擴大化，以致自己與外界的心墻被越筑越厚，自己的心胸也越來越小。直至最后做了害人不利己之事。如果當初他能將生活瑣事化小，不把瑣事擴大化，也許就不會發生這次殘酷的命案。自尊的威脅：

為了維持自尊，兄弟、朋友和夫妻關系中，任何一方的成功，可能比陌生人的成功更容易產生威脅感。研究證明，社會拒絕會降低我們的自尊，同時增強我們渴望被接受的意愿。為了平衡自己缺乏魅力，能力不足的感覺，我們會通過自我展現，在其他地方尋求社會接納和認同。

事件中林某因為自己沒能讀自己喜歡的專業，就算提升到博士也不是他喜歡的專業，而同寢室的黃某則能讀自己喜歡的專業而且能提升博士，見此林某的內心不免產生了嫉妒，以致眼里只看到他人獲得的掌聲與鮮花，而看不到他人的努力與付出及他自己的成功。自我中心性：

人類是社會性的生物，其所生活的環境，所交往的人都會對心理和行為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即便是一種暫時氛圍，也能對我們的行為產生意料之外的巨大作用。人類心理一方面依存于群體，另一方面又極其在意自己的利益，看似十分矛盾。但人類對群體的依存，正是為了更有效的維護自己的安全和利益，這一點在進化的角度無可厚非。

如今的許多學生大多數都是獨生子女，父母及家人的過分溺愛使得他們形成了自我為中心的心理，事件中的林某是家里的佼佼者自然父母很多事對他都是百依百順，而當他在與同是佼佼者的黃某相處時必定少不了摩擦，彼此心里都會認為自己才有理，而對方永遠都是錯的，隨著摩擦的升級及心理素質的不過關就導致了林某越過法律底線害人。

歸因時的自我服務偏差：

將積極的結果歸因于自己，將消極的結果歸因于其他因素

例子：

發生交通事故時，一般司機都會這么說：“一輛看不見的車不知從哪里跑出來，撞到了我的車，然后又消失了”

成功人士自傳中，通常強調得最多的，是與自身努力相關的因素

事件中的林某會做出殺害同窗之事，想必他在與他人相處時必定經常性的將積極的結果歸因于自己，將消極的結果歸因于他人或其他事物。以致心中對他人只有厭恨，從不沒有感激。

透明度錯覺：

透明度錯覺：實際上，注意到我們的人比我們認為的要少，我們總能敏銳的覺察到自己的情緒，于是就常常出現透明度錯覺。我們假設，如果我們意識到的自己很快樂，我們的面容就會清楚地表現出這種快樂并且使別人注意到，事實上，我們可能比自己意識到的還要模糊不清。

我們同樣會高估自己的社交失誤和公眾心理疏忽的明顯度。比如說，如果我們按了圖書館的警鈴，或者自己是宴會上唯一沒有為主人準備禮物的客人，我們可能非常苦惱（“大家都以為我是一個怪人”）。但是研究發現我們所受的折磨，別人不太可能會注意到，還可能很快就會忘記。也就是說，其實別人并沒有像我們自己那樣注意我們。

林某的自卑心理的產生與增加就是透明度錯覺的一個典型范例，一個高校生不僅要有才更加注重其是否會做人！生活在大集體中應該融入集體，不開心的時候就應該向好友訴說，不要指望他人能夠讀懂你的內心，只有你說出來，他人才能幫到你。不要等到一發不可收拾了才來后悔。

總結

如此看來，最令人恐怖的從來都不是有毒物質，也不是殺人致死，而是人心。那一顆顆漠視生命的心，一顆顆扭曲的心靈，震驚社會。類似極端事件仍屬于個案，并不代表今天的大學生。但是猶如硬是教育所關注的功利性，讓人際交往、學習壓力、就業壓力、情感困境成為當代學子最為突出的四大“心病”。正是過度競爭、文化差異、生活習慣不同、缺乏包容等導致學生之間矛盾不斷。如果不能及時關心、疏導排解這些心病，任由惡性生長，就可能出現又一個“林某浩”。

教育者對于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負有義不容辭的職責。通過復旦大學的這起投毒事件，各高校應該重視學生心理疏導，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整個教育體系中去，更多的著力提高學生的心理調控和適應能力，提升自身處理問題的能力。同時要給學生提供幫助渠道，讓學生有心理問題時能夠得到及時疏導。更為重要的是，教育者應該與全社會共同攜手起來，建立健全一個大學生心理問題篩查、干預、控制、跟蹤一體化的工作機制，早期發現問題并作出果斷及時的處置，避免惡性事件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