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經濟學的角度解讀幸福——效用分析

成為同一個幸福的人

劉金典

幸福是一種心靈的震顫。它像會傾聽音樂的耳朵一樣，需要不斷地訓練，簡言之幸福就是沒有痛苦的時刻。它出現的頻率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小，人們常常是在幸福的金馬車已經駛過去很遠，撿起地上的金鬃毛說，原來我見過它。——畢淑敏《提醒幸福》

什么是幸福？我覺得幸福就是一種使人覺得滿足的一種感受，一種心理體驗。幸福對于視財如命的葛朗臺來說擁有無盡的財富就是他最大的幸福。對于憂國憂民的杜甫來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是他最大的幸福。對于放浪不羈的李白來說：“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是他最大的幸福。而對于現實中的我。我覺得只要正視事物的兩面充分享受現時一切美好的東西。充實大學的生活某部位得到什么而大喜，也不為失去什么而悲傷不已。我只愿積極的樂觀的走過我有意義的充實的大學生活，這就是對于我來說最大的幸福。

薩繆爾森曾經提出過著名的幸福公式，即幸福=效用∕欲望。這就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一個人的幸福的程度。首先他把事物對人的有用性給人的滿足程度量化處理，例如吃一頓豐盛的晚餐給人的滿足程度是五個效用單位，看一場3D科幻電影給人的滿足程度是十個效用單位。那么一個人實現了這兩反面的欲望的話，那他的滿足程度就是十五個效用單位。另外，我們可以總結出幸福與效用成正比，與欲望成反比，在欲望既定的條件下，效用越大越幸福。效用既定的情況下，欲望越小越幸福。如果一個人的欲望無限制的膨脹，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都想據為己有的話，他會覺得自己目前擁有的還是太少了。也就是說他的欲望趨向于無限大，那么他的幸福程度也就相當的小了。由此我們可以推斷那些貪官們是絕對不幸福的，因為他們已經擁有了機前往甚至是上億元的人民幣，他們還是覺得太少了。他們的欲望也就趨向于無限大，他們的幸福程度也就可能趨向于零了。當然我說上面這些意味著可以抹殺人的欲望。我也反對那些禁欲主義的。因為如果一個人沒有任何欲望的話，那何來的幸福感呢。所以幸福還是個和主觀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的。當然我們可以克制我們的欲望，我們可以以道家的基本思想為行為準則，不讓各種不必要的欲望瘋狂的膨脹和蔓延。這樣我們才能夠從生活中的得到更強的幸福感。而現在我們可以推斷一下道家和儒家那個幸福感更強的問題。儒家強調向外求，他們追求的是“修身，起家，治國，平天下”。目標大而空。所以用幸福公式來驗證儒家的幸福程度時。我想儒家因為追求的目標太難實現而會相當苦悶。道家是向內求，即強調修煉自身，清心寡欲，恬淡虛無，寧靜致遠。我覺得道家的幸福程度還是會比儒家的高些吧。但儒家也有那種向內求的賢者。例如顏回，一瓢飲，一簞食，一壺漿，居于陋巷而不改其樂。這說明他又達到了另一個較高的境界。

既然我們的需求得到滿足而給我們帶來幸福感，那么就要面臨需求層次的問題。而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就解決了一個人的需要的分類，并且他把需求層次劃分成幾個層次：①生理需要②安全需要③社交需要④尊重的需要⑤自我實現的需要。因此隨著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得到滿足以后，就會提出更高層次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例如，安全感，歸屬感以及受到他人尊重以及自我實現。在物質方面的欲望得到滿足是低層次的，因此給人的滿足程度也就較小。而精神方面的需求滿足會給人很大的滿足程度。因此我們可以把幸福公式做一些改變：當然這種改變具有很大的主觀性。既然我們有兩方面的欲望，那么也就產生兩個方面的效用，即精神層次的效用和物質層次的效用。馬斯洛還提及了高峰體驗。就是那種投入到自己所做的有意義的事中二玩我的狀態。這就是高層次的心理滿足。它所產生的效用會是無限大。而物質層次的效用總會受到各種限制而十分有限，因為人們的衣食住行是很容易就得到滿足的。不可能說一個人一天吃十頓飯。也不可能說一下穿一百件衣服。這就是說物質層次的效用是一個常數。并且每個人都相差不多。那么更重要的就是精神方面的滿足。根據假設的新的幸福公式可以解釋為什么有些人很富有卻沒有幸福和快樂了。以為他雖然可以在物質的需求當中獲得比別人相對多的滿足，但是他可能在精神方面沒能得到滿足。所以他還是感覺不到幸福的存在。其實幸福真的很簡單，例如有個和諧的家庭關系，我最懷念的就是和家人一起看春晚是的情景。或者是有個和諧的人際關系，能得到眾人的尊重。或者是把自己的興趣和職業結合起來，能在工作中找到快樂。那么這對于一個人精神方面的滿足是很有幫助的。精神的需要得到滿足，也就使一個人更感受到幸福。

再結合我自己，我覺得我現在很幸福，因為我覺得在精神層次上的效用還是比較大的。我比較喜歡回家，因為我和爸爸媽媽可以說是朋友，和他們交談時十分輕松。他們十分開明。因此我覺得我有一個比較幸福的家庭。其次愛我的每天的學習和生活中。我能學到很多東西，我得到了追求的東西。因此我認為我現在的生活值得擁有。

從今天開始，從現在開始，我們都要積極樂觀的去生活。抓住現時，做一個幸福的人。正如畢淑敏所說的現在就抓住幸福的尾巴，時常提醒幸福，擁有幸福的人，才是一個心靈完整的人。

第二篇：經濟學角度分析環境污染

經濟學角度分析環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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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珂雨

近年來，中國環境污染問題相當嚴重，以危害到人們的生命安全。如今協調資源、環保與發展關系，可見社會對環境的重視是不容小覷的，人們應當重視經濟環保的生產方式。

今年年初，嚴重的霧霾席卷了中國中東部地區。中國74個城市從1月1日起公布PM2.5數據，在過去的十幾天內，有33 個城市指標超過300微克/立方米，其中京津冀最為嚴重。從北方的石家莊、北京，到南方的南京，以及中部的武漢，大半個中國浸泡在濃霧中。

北京氣象臺發出了北京氣象史上首個塵霾橙色預警，城區多數地方的PM2.5濃度一度超過700微克/立方米。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項目主任周嶸向中外對話解析了霧霾成因：“首先是由于冬季北方采暖煤炭增加帶來整體污染排放增加；周四至周六區域冷空氣減弱形成逆溫層（不利于污染物擴散的大氣層），京津冀的本地污染不斷向近地面持續累積；同時周五從西北方向的山西、內蒙等煤工業區還有部分遠距離輸送，周六晚南部河北的重工業區和煤電廠污染也緩慢傳輸至北京。”北京市環保局判斷:10日到13日，北京地區擴散條件極端不利。在地面閉合低壓控制下，地面風速減小，濕度加大，致使逆溫層形成，導致污染的持續累積。”

然而，無論其間有多少具體的氣象因素，如此嚴重，大規模的惡劣空氣質量，足以累積至此的空氣污染物，已經使2013年1月中旬成為一個新的節點，對中國的整體環境質量再次發出警示信號。

與此同時，山東排污地下的時間也引起軒然大波，先有網友微博爆料山東某地許多化工廠，酒精廠，造紙廠將污水通過高壓水井壓至1000多米的水層，污染地下水。又有網友作證“山東廣饒大王鎮造紙廠就是典型的地下排污，用壓力泵把造紙的惡臭毒水拍到地下水系里”一時之間，“地下排污”成為眾矢之的。無論此事真假虛實，地下排污引發了眾多人們的共鳴。據媒體報道，“全國90%的地下水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嚴重污染，基本清潔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這些殘酷而冰涼的數據，讓人遽然惶恐之余，不免黯然感嘆，如果連作為生命之源的水都慘遭污染，我們的子孫后代如何存活，當一名因飲用污染水而染上沉疴，當一個個鄉村淪為癌癥村，慘烈的事實已經向我們發出最后的哀鳴和警告。再也不能容忍水污染了！

面對以上的環境問題，我想從經濟學角度對其進行分析。環境問題實質上是一個經濟問題。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市場機制可以有效率地配置資源,但要有一系列嚴格的條件。只有當這些條件都成立的情況下,亞當·斯密曾經所描繪的神奇的“看不見的手”才能有效發揮作用。如果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這些條件時,就出現市場失靈。所謂市場失靈,就是市場機制的某些缺陷造成資源配置缺乏效率,使市場不能有效地配置公共資源。而這兩個嚴峻的環境問題造成公共資源配置不均，從而導致市場機制紊亂，經濟混亂。

環境既包括生物資源、土地資源、水資源、礦產資源等環境實物資源,也包括環境容量、生態平衡和調節、空氣質量等環境質量資源。其中一些資源可以被所有人共用,一些資源被一部分人共用,還有一些資源被私人利用。這就涉及到環境的物品屬性分析。經濟學根據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消費的競爭性,把物品分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是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競爭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無排他性又無競爭性的物品,共有資源是具有競爭性而無排他性的物品。將物品屬性分析引入環境領域,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環境質量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像清新空氣就是最純粹的公共物品,既無消費的競爭性和也無排他性。即一個人的消費不會影響其他人對同一環境物品消費的數量和質量。同時,一個人不論付費與否,都不能從這一環境物品的消費中被排除出去,即環境質量作為公共物品,使得無法、很難或不必對其進行收費,私人企業賺不到利潤,市場機制就無法激勵其減少空氣中污染物的排放來提供清新空氣這一公共物品。在這種情況下,市場機制是失靈的,必須政府干預,由政府來提供公共物品。

其次，環境資源的共有資源屬性。像森林、地下水、野生動物等就是典型的共有資源,有競爭性而無排他性。由于共用資源產權不明以及不能或很難向使用共用資源的人收費,即人人都可以自由取用而不負擔成本,必然導致環境資源消費過程中的“搭便車”行為,濫用環境資源。以我國的地下水為例,由于地下水屬于共有資源,任何企業都可以隨意掘井取用，同時為了避免因污水而向政府繳納各種費用，許多企業把污水偷偷排入地下，導致嚴重的地下水污染，對我們的地下資源，甚至土壤、植被、動物、人都產生了嚴重影響。這些影響都是毀滅性破壞,這就是“地下水的悲劇”。經濟學分析認為,當今社會,資源的枯竭、生態的惡化,與共有資源的非排他性有密切關系。

環境污染是指經濟活動的污染物或污染因素排入環境,超過環境容量和環境的自凈能力,使環境質量惡化。“外部性指的是企業或個人向市場之外的其他人所強加的成本或利益。”經濟學認為,“市場之所以能有效率的運作,是因為價格向生產者和消費者雙向傳遞了信息。然而,有時市場價格并不反映生產者或消費者的活動。當一種生產或消費活動對其他生產或消費活動產生不反映到市場價格中的效應時,就存在外部性。”外部性的內涵包括以下主要內容:

首先，當企業或個人的行為不是通過影響價格而影響另一個企業或個人的環境時,便有了外部性存在。其次，私人成本或收益與社會成本或收益不一致。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價值規律無法發揮作用,導致資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這種非市場性的影響,對社會有利的稱為正外部性,對社會不利的稱為負外部性。

將外部性理論引入環境領域,實質是把經濟行為主體的經濟活動放到環境-經濟復合系統中考察,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環境污染是一種典型的負外部性,產生了不能全部反映到市場交易價格中去的額外社會成本。如化工廠向空氣中排放污染氣體，致使北京霧霾天氣。由于無須向任何人賠償損失,從而導致外部不經濟的產生。由于環境污染并不構成私人生產成本,必然出現企業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差異。這一差異被轉嫁給社會和公眾,外部性成本的順利轉嫁,必然導致這種帶有負外部效應的物品的過度供給行為,使資源配置扭曲,造成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社會福利損失。

因此，協調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綜合利用資源。我們要建立資源節約型國民經濟體系。有的國家發展以節能、節材、節水、節約資本等重效益、重品種、重質量的工業生產技術和制度;有的國家調整工業內部結構,由生產初級產品為主向深加工、精加工的“朝陽工業”轉變,以減少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程度。還要重視二次資源的開發利用。很多國家提倡廢物資源化,把再生資源稱為“第二次物料革命”,或“第二礦產資源”。例如,巴西、意大利每年所消耗的貴金屬幾乎全部來自再生,其他廢舊金屬的80%～90%均被回收利用,變廢為寶。為減少水資源消耗,有些國家工業用水的回用率已接近100%。更要加強對資源內涵的認識。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從注重物質投入的外延正在向注重資源內涵擴大的方向轉變。如回收利用垃圾也能創造新的價值,日本對垃圾回收利用率高達90%,法國每年從垃圾中回收廢紙占造紙工業原料的40%。現在世界各大國正在進一步對回收垃圾進行深層次的開發利用,以保護地球生態環境。

我們還可以樹立生態技術觀。每當新科技成果向經濟建設轉化時,總會帶來生產的大發展,產生顯著的經濟增長效應和質變效應。然而,進一步深思,又發現另一種傾向,大多數技術的應用,如果是以單一目的性——經濟效益為前提,那么技術越尖端,單一目的性越明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程度也就越大。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思考,技術究竟是給人類帶來幸福還是災難,這主要取決于人類自己,而非技術本身。21世紀的技術觀應當是生態技術觀。生態技術觀的含義為: 科技發明的指導思想,要堅持技術的單一性目的與多元性目的的統一,即以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為雙重目的,或以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為多重目的。科技成果的應用要考慮到生態環境的內在承受性和外部承受性,如資源再生循環技術、環境無害技術,都是經濟可持續發展所要求的。

綜上所述面對現在的環境現況，正確的廠商經營模式的建立是必然趨勢，經濟的發展必須考慮到環境的因素，形成資源有效利用、合理利用并實現安全生產。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從近年來逐漸增多的和環境污染事件來看，資源的不合理運用造成了人均資源日趨匱乏，污染物不合理排放造成了人員事故。自此我們已經深刻的體會到了，先發展后治理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過去，環境與經濟的雙方結合才是發展之道，正確之道。

第三篇：從經濟學角度分析食品安全問題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食品安全問題

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新的食品安全法的開始實施, 人們應該享有的最起碼的食品安全權利, 依然不斷受到挑戰。諸如蘇丹紅、“大頭娃娃”、瘦肉精、毒大米、地溝油、一滴香、洗蝦粉等問題仍然充斥著市場。食品安全問題, 越來越影響著消費者的消費欲望和消費信心,民眾生活質量因此受到嚴重，也同時影響了食品行業的發展。

一、關于食品安全的概述

食品安全是指無毒、無害的食品, 符合應當有的營養要求, 對人體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食品安全問題就是食品的質量不過關。隨著新的食品資源的不斷開發, 食品品種的不斷增加,消費方式的多樣化, 食品安全問題幾乎出現在生產、加工、流通等各個環節。食能養人, 也能傷人。一旦食品出現安全問題, 表現出來的危害性一方面導致食源性疾病, 這種疾病通常帶有感染性或中毒性質, 且具有群體性、突發性、廣泛性與社會性的特征, 直接危害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另一方面食品安全問題給市場帶來負外部性, 使

第四篇：效用和幸福的關系

英國哲學家邊沁（J.Bentham，1748-1832）認為，“幸福（happiness）”或“功利（utility）”是可以衡量的。他進而推斷，改進社會的原則應該 是謀求“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此后，邊沁的功利原則就廣泛傳播，不僅成為政治家掛在嘴邊的口號，還成為老百姓默認的道德標準。

那么，“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究竟是指什么？我們不妨先大膽地假定邊沁是對的，即幸福可以衡量、累加和比較，然后舉幾個特例來分析。

假設社會共有三個人，他們分別是{甲，乙，丙}，其幸福程度分別是{2, 3, 4}。第一種情況，假設三個人的幸福將要變成{1, 2, 8}, 其中甲和乙的幸福減少了，但丙的幸福卻大幅提高，使得全社會的幸福總值增加。這與“獨裁者掠奪天下”的社會變革類似。“幸福人數”減少，但“幸福總量”增 加，這符合邊沁原則嗎？答案是不確定。

第二種情況，假設社會從{2, 3, 4}變為{3, 4, 1}，即甲和乙的幸福都得到提高，而丙的幸福卻大幅下降，使得全社會的幸福總值也下降了。這與“劫富濟貧”的社會變革類似。“幸福總量”減少，但“幸福人數”增加，這符合邊沁原則嗎？答案也是不確定。

第三種情況，假設社會從{2, 3, 4}變為{4, 6, _ }，即甲和乙都得到了顯著改善，以致全社會的幸福總值增加，但丙被趕出了社會。這與“清理三無人員”的做法類似。“幸福總量”和“幸福人數”都同時增加 了，但一部分人被完全忽略不計，這符合邊沁原則嗎？不確定。

有人說：你提的例子都太極端，邊沁指的是從{2, 3, 4}變為{4, 6, 8}，即每一個人的幸福都有所增加的情況，這才符合邊沁所說的“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

是的，這似乎是皆大歡喜的結局。但即使是這樣，也還會有人不滿。為什么？因為不公平！在這種貌似皆大歡喜的社會變革過程中，丙增加了4，而甲和乙卻 只增加了2和3。經濟學家早就發現，人們的幸福不僅建立在自己是否幸福上，還往往建立在與別人的攀比上**。換言之，即使每個人的處境都得到了改善，也還 是未必滿足邊沁原則。

與此相關，我們常常聽到一種似乎睿智的說法，叫“只要機會平等、不要結局平等”。聽起來不錯。可那又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才算“結局”、什么才算“機會”？

以教育為例。富人的孩子從小就享有更好的教育機會。到了大學招生，若按成績錄取，就忽視了孩子們從小接受的教育機會的不等；反過來，大學若優待貧困學生，便違背了以成績為標準的機會平等。進一步說，若不能讓每個人都拿到大學文憑，那么在職場上的“機會平等”又從何談起？

畢竟，昨天的“結果”影響今天的“機會”，今天的“機會”又影響明天的“結果”，這樣環環相扣，誰能分辨“結果平等”和“機會平等”？同樣，“幸福 程度”和“幸福人數”是不同的目標，而不同目標不能同時追求最大化，因此“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注定是句空洞口號。若以空洞口號作為社會改革的準繩，就是 哈耶克（F.A.Hayek）所說的“致命的自負”了。

第五篇：從經濟學角度分析我國的三農問題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我國的“三農”問題

魏雪2011級經濟學基地班

【摘要】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始終是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現代化建設全局的根本性問題。目前，我國農村人口占整個國家人口的七成多。“三農”問題對我國當前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安全關系重大。農民現在是我國國民的主體，沒有農業的發達，農民的富裕，農村的現代化，我們整個國家就談不上發達，談不上富裕，談不上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新時期，我們要切實認識并解決“三農”問題。本文將在探討“三農”問題的影響基礎上，從經濟學角度，運用供給、需求和價格理論，市場理論，分配理論等從“農業，農村，農民”三個方面分別分析我國“三農”問題的現狀，“三農”問題究竟是什么問題，該如何解決“三農”問題。

【關鍵詞】農業；農村；農民

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始終是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現代化建設全局的根本性問題。目前，我國農村人口占整個國家人口的七成多。“三農”問題對我國當前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安全關系重大。農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農業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物質資料生產部門。“三農”問題不解決，將影響到我國社會經濟的和諧發展，影響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問題將日益嚴重；耕地資源減少，水資源不足，草原退化，水土流失問題將日益嚴重，我國農業發展將面臨嚴重的可持續發展危機。三農問題將嚴重影響我國基層政權的穩定。我國現在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

已淪為我國社會的底層，由“三農”問題引起的我國農村基層干部工作作風腐化，以激起眾怒，影響到一個地區甚至一個社會的治安穩定。“三農”問題也影響到農民權利的實現，不符合國際社會對人權的要求，農民工工資拖欠，社會福利無法共享，將影響農民創造力的發揮。農民是我國國民的主體，沒有農業的發達，農民的富裕，農村的現代化，我們整個國家就談不上發達，談不上富裕，談不上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新時期，我們要切實認識并解決“三農”問題。“三農”問題的產生并不是由“三農”自身造成的，而是由于國家傾斜的發展戰略政策偏差所引起的。因此，“三農”問題的解決也不能靠其自身。建國以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關于“三農”的一號文件，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在新世紀出臺了九個關注“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致力于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下面，我將就“農業，農村，農民”三個方面分別從經濟學角度進行分析其原因及解決辦法。農業

農業問題主要表現在糧食供給不足和農產品競爭力兩個方面。

糧食供給方面，我國的國產糧食供給不足。首先，農業生產力水平落后，生態環境惡化，由于城市用地增多、不合理使用土地造成土地退化等原因，耕地減少，耕作面積下降；其次，農產品生產具有周期性波動的特點，生產季節性明顯，在一定的科技水平下，產出有限；其次，農產品是生活必需品，需求程度大，需求彈性小，需求量不會因收入的增減而有大幅度變化，收益相對較少且相對穩定，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最后，農產品是同質的，不存在產品差別，農產品市場是

完全競爭市場，難以通過擴大生產規模來增加利潤，農民獲利空間不大，因此，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不會大幅度提高反而會使越來越多的農民選擇進城打工等生活方式。俗話說，“民以食為天”，糧食供給問題是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解決糧食供給不足，首先要加大政府投資，發展農業科技；其次，實現農產品這一完全競爭市場的農業產業化運行；再次，由供給定律知，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供給量隨產品價格的上升而增加，從這一點出發，政府可以采取價格政策，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適當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增加農民收益。農產品競爭力方面，國內農產品由于政府調控價格，市場化運營不明顯，競爭力不明顯。我國農產品的競爭力主要表現在國際競爭方面。用博弈論的相關原理，我國出口農產品必須形成自己的競爭優勢，獲得自己獨特的生存空間，才能立足世界。目前，我國出口農產品（主要是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在價格上競爭力比較低。我國農業生產最主要特點是“精耕細作”，生產規模小，生產組織化程度低，農業科技含量低，從而造成單位面積生產成本高，生產效率較低，產品質量難以提高且生產成本難以降低。加之國內農產品市場開放程度不高，造成農產品流通成本過高，國家對農業改革方面投資不足，地方政府不規范收費等形成較高的成本外支出，造成農產品價格競爭力不高。對此，應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完善農產品流通體系，擴大生產規模，形成規模效益，進一步對外開放，提高農產品競爭力。

農村

農村問題主要表現為非農產業發展不足，農村環境問題兩方面。

非農產業是拉動農村經濟增長的一駕馬車，在某種程度上，非農產業是促進農民增收的主要方面。而如今非農產業面臨著管理人員思想觀念落后，規模偏小、布局分散、技術水平不高、粗放經營、市場服務水平有限等問題。非農產業所生產的產品所面對的市場一般來說都是壟斷競爭市場，獲利遠高于農業，有助于提高農民收入，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實現工業反哺農業，促進協調發展。為促進非農產業更好地發展，要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為其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加強農民就業技能培訓，提高勞動力素質，使其適應農村非農產業發展的需要；加快現有非農產業的產業化經營。

農村環境問題關系到全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農村環境問題主要包括自然環境污染（農業污染、工業污染、生活垃圾污染）和人居環境問題，以及政治環境的可持續性。由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可知，隨著農業的發展，土地開采能增加的效益已寥寥無幾，這就要求我們提高土地質量而不是盲目擴大土地面積。治理農業污染，增加土壤肥力，以提高單產。工業污染主要是源于非農產業，而非農產業之所以排放污染物，是源于凈化處理成本太高，不利于其在市場競爭中取得優勢。為此，應加強污物排放的立法工作及政府監管，促進環境改善。農村生活垃圾分類回收利用，比如，建沼氣池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些農村也逐步出現了民主發展倒退、停頓等狀況。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只有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民文化素質水平，增強民主政治意識，才能促進農村的和諧發展。

農民

農民問題主要在于農民各項權利得不到保障。主要是農民的生存權、發展權、和發言權。

農民的生存權得不到保障主要表現在擁有和使用土地的權利遭到侵犯，獲得其他生產資料的權利不全，獲得勞動報酬的權利得不到保障，尤其出現了“同工不同酬，同傷不同賠”等現象。為此，必須制定嚴格的土地征用政策，保障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在勞動者報酬方面，實行最低工資法，將農民工的工資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并制定完善勞動法，以保障農民權利。

農民的發展權得不到保障主要表現在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方面。城鄉由于經濟發展上的差異，在這三個方面存在著極大的不公平性，且差距越來越大。我國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城市少了三年。文盲主要分布在農村。農村文盲中，女性占七成。教育經費方面，2001年生均教育經費城市是農村的1.86倍，最高的北京與最低的湖北相差10倍；初中生均教育經費城市是農村的1.92倍，最高的北京與最低的貴州相差7倍。預算內生均公用教育經費小學最低的僅5元，初中僅14元。升學率方面：小學升初中農村比率為91%，城市為100%；升入高中的學生數城鄉比為19:1，升入大學（二本以上）的學生數城鄉比為35:1.農民子女受教育權利的不到保障，意味著農村人力資源數量和質量上競爭力均比較低下。由邊際效應遞減規律，長此以往，農民受教育水平將維持原狀甚至會下降。政府要切實加強農村中小學教育投資，提高教育水平，提升農村勞動力素質。

醫療方面，城市人口住院平均花費7000元/人，農村為2000元/人；

農民每年的人均醫療支出為200元。為改變這種狀況，我國還應該加強新型醫療合作的推廣，運用好福利經濟學，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從而推動公益醫療的發展。社會保障方面，城鄉公共品供給在數量和質量上都能在著較大差異。應該實行城市反哺農村的政策，彌補還能夠改進的空間，實現帕累托最優。

農民的發言權主要表現在農民代表在人大代表中占比不高。為此，應擴大農民代表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增強廣大農民的發言權。

參考資料：

1、《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 高鴻業

2、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