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帝國與傳播讀書筆記

《帝國與傳播》讀書筆記

《帝國與傳播》是加拿大政治經濟學家伊尼斯的一部重要著作，哈羅德·伊尼斯，1920年起，一直執教于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任政治經濟學教授、政治經濟系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長。他在政治經濟學、文明史和傳播學諸領域的成就，使他成為世界級的著名學者、多倫多傳播學派的先驅。前期的代表作聚焦于加拿大經濟史和文明史，主要有有《加拿大的皮貨貿易》、《加拿大經濟史》、《鱈魚業》。后期的兩本代表作成為傳播學的經典，它們是《傳播的偏向》和《帝國與傳播》。

一、本書的構造

《帝國與傳播》這本書作者從歷史的視角，來闡述不同媒介在各種文明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將不同帝國的文明進行了對比。本書分為七章，我把這七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第一章的緒論部分，在這一章，作者指出“一種基本媒介對其所在文明的意義，是難以評估的，因為評估的手段本身受到媒介的影響”，同時指出，文字發明以后，口頭傳統和集體社會中那種升華的語言形態，讓位于個人的寫作，記錄和信件取代了集體記憶，詩歌有文字記錄下來，從集體節日里分離出來等等。第二個部分主要介紹埃及、巴比倫、希臘和羅馬帝國等國家與媒介之間的關系，一種新媒介的出現，必然給帝國的文明帶來重大的影響，一個成功的帝國必須充分認識到空間問題和時間問題，應當不斷平衡兩者之間的關系。最后一個部分，主要介紹作為媒介的羊皮紙、紙張和印刷機在帝國發展當中起到的積極作用和一些消極影響。作者將他所謂的帝國分為兩大類，即政治性帝國和宗教性帝國，政治性帝國倚重空間而不斷進行著疆域的拓展，宗教性帝國倚重時間的傳承，比較能夠經受該朝換代的折騰合帝王更替的滄桑。

口頭傳統與希臘文明

希臘文明是口語詞力量的反映，“靈活的字母表有助于阿拉姆語、腓尼基語和希伯來語的傳播，促進了印歐語系語言文學的發展。后來西方政治帝國的問題，尾隨著這個字母表的適應力而起起落落。”隨后，字母表掙脫了圣書經文的局限，而使有效的表音功能保留下來了，使希臘人能保持豐富的口頭傳統。蘇格拉底是口頭傳統產生的最后一位偉人，也是最后一位闡述口語傳統的人，他呼吁更好地語詞，更好的講話，希望說話更加富有表現力。口頭傳統的力量，隱含著一種適合它自身需要結構的創造力，而這種創造力體現在史詩的演變之中，史詩的技巧，要求在音步的控制下，能夠靈活的使用語言的形態、詞匯和常用表達，而這些又促進了語言的發展。口頭傳統在雅典力量之強大有三個方面的表現，首先是使雅典的法典形成緩慢，行政長官繼續行使司法職能，司法制度允許伸冤，在困難時期授權個人立法。其次是使家庭的地位削弱，梭倫廢除了個人擔保制度，推到地產上的石刻銘牌，口頭傳統有效地頂住了石刻文字的侵蝕。禁止用人身作為債務擔保，防止勞工受奴役，使之不至于成為一股破壞性力量。第三個方面是梭倫設計的國家機器容許不斷的調整，這也是口頭傳統的力量。貴族不再凌駕于民之上。

希臘人的口頭傳統強大，字母表靈活，這使他們能夠抵御東方帝國的傾向，不至于走上絕對權威的君主制和神權政治。然而，希臘的散文戰勝了詩歌，標志著希臘文明的一個根本變化，文字的傳播毀滅了一個建立在口頭傳統上的文明。并且，文字的廣泛傳播加深了城邦之間的鴻溝，加快了希臘文明的瓦解。

所謂的“媒介決定論”

伊尼斯認為媒介對帝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將這種影響放大為媒介的決定作用，在書中很多地方都有作者認同的媒介的決定作用，例如，作者認為，“巴比倫帝國觀念興起的原因之一，是泥版和葦管筆的文明與石頭和鑿刀文明的沖突。”“由于改進傳播媒介而興起的政治組織，導致了貿易都會的發展，貿易都會成為位于政治組織和宗教組織之間的中間機構”“羅馬人征服埃及之后，紙莎草的供應源源不絕，稱為一個龐大帝國行政管理的基礎”；“羊皮紙做的書使基督教比其它宗教占有更大的優勢。”等等。歸結為一句話，“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產生。”。然而，伊尼斯的媒介偏向和強大的影響，不等于媒介具有決定性，媒介的作用僅限于“加速”、“促進”、“推動”復雜的社會進程，并且影響社會進程的還有其他的許多因素，正如麥克盧漢所說，當任何一方被推向極端之后，都向著對立面轉化，文字被推向極端后，就成為了官僚體制專門化的代理，口頭傳統被廣播和電力媒介推向極端后，就會產生破壞性的后果。媒介偏向論

媒介偏向論是伊尼斯提出的重要觀點之一，在《帝國與傳播》這本書中，作者也有提到，大規模的政治組織，從行政效率上說，解決了空間的問題，從連續性上來說，解決了時間問題，政治結構的靈活性自然會產生追求能力的持久興趣，必然會堅持不懈的抨擊知識壟斷。政治穩定需要注意行政工具的可能性，也要注意其局限性。正如作者所說，集中關注某一種傳播媒介就可以揭示其偏向，在文明的文化發展中，它不是倚重空間和政治組織，就是倚重宗教和時間組織。一種新媒介的引進往往會遏制前一種媒介的偏向，并創造帝國發展的條件。拜占庭帝國的出現，是兩種偏向融合的結果。一是莎草紙的偏向，它和政治組織相聯系，一是羊皮紙的偏向，它和基督教組織相聯系。過多倚重任何一方都將出現問題，應當平衡好時間和空間問題。獨特的寫作視角

縱觀整本書，我們發現，作者通過歷史記述的方法來細細描述帝國文明的興衰。麥克盧漢曾寫道“如果說黑格爾推出了一個沒有存在背景的歷史外觀模式，那么伊尼斯，正好是在歷史和經驗的背景中根據新的信息時代精神去尋求模式。”通過這種獨特的方法，伊尼斯真正做到了“把某些具體的事件分離出來進行精細的考察”，而“這種方法既能從內部也能從外部對一種文化進行評價。”伊尼斯不僅深入到隱蔽的歷史情境中去，從內部區探察文化，了解其運行機制，而不是站在外面對文化進行描繪和敘述，而且，他總是處在悖論之中，因為他同時提供一個環境的許多側面。

第二篇：帝國與傳播 讀后感

以中國印證《帝國與傳播》中的觀點

《帝國與傳播》一書以傳播媒介的變化為線索，概括了世界主要文明中心的歷史變遷，但是，其重點多為希臘、羅馬、埃及等地，對中國的介紹則只言片語。因此，看過此書后，聯系中國的歷史發展和現狀，對書中的一些觀點進行印證，并提出我的一些看法和困惑。

書中從開頭到結尾都強調了不同媒介對于時間和空間的倚重，這種倚重推動了帝國向不同的方向發展和消亡。

以石頭為主要傳播媒介的帝國，更倚重空間的支持，這種支持代表著政治支持和軍事支持。可以想象，在技術不發達的古代，要想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來維持以石頭為主要媒介的傳播方式，必然要求有強有力的中央集權，這樣的政治形態能夠以不被質疑的姿態發號施令，并且具備暴力機器保證其命令的完美實施。“對軍事組織和空間的倚重，就需要法律具有普遍適用的價值”，出于公平性、紀律性，以及我認為最重要的，維持政治統治和社會穩定等目的，一部可以公之于眾的法典急需出現。

從中國的角度出發，其具備倚重石頭為傳播媒介的特點。一方面，遍布中國各地的石刻，包括龍門石窟、樂山大佛等雄偉的石刻藝術，體現了中央集權的強大實力；另一方面，以石碑為代表的小型紀念性物品也體現了社會對石頭媒介的需求和偏愛。

從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中國就進入了多民族統一的君主制中央集權專制時代。這一政治體制來源于長期的混戰，因此，強大的軍事實力成為這一體制的保障。軍事實力不僅體現為軍隊的數量，也體現為武器的更新和軍隊編制的建設。雖然開創歷史先河的秦王朝早早覆滅，但是繼任者們依然保留了這一制度，并對軍事保有極高的警惕性和重視度。

對于“王權集中的同時是宗教的集中”這句話，我有所質疑。從秦漢時期三省六部制到唐朝三公九卿制再到明清時期廢丞相設內閣，王權在一步步走向集中。但是，從唐朝開始三教并存，宗教的集中并不像埃及、希臘那般顯著。作為本土宗教，道教的市場依舊廣大；儒家則以教育的形式塑造了中國人的精神內核；而佛教傳入后，在國內同樣有數目龐大的信徒。

“治理遼闊的疆土必然要倚重官僚行政。”中國自古地域遼闊，倚重空間的政治制度大行其道。

如書中所說，“中國的官僚行政與空間的要求相聯系，復雜的漢字用毛筆書寫，這種文字支撐的官僚行政體制有其局限性……反而有利于佛教的傳播，佛教倚重的是為下層階級生產符箓和佛像”，雖然歷史上存在著多次滅佛運動，包括著名的“三武一宗”，但是因為媒介的緣故，佛教信仰在底層人民中生生不息。

“復雜的漢字用毛筆書寫”，意味著獲取寫字能力的成本巨大，而毛筆這種書寫工具也給習字造成了一定難度。這種傳播媒介注定是貴族式的消費，而能夠在這種傳播媒介中脫穎而出的人們，匯集成官僚集團，并凝聚為官僚行政體制。這樣，口頭傳統和書面傳統之間出現了鴻溝，文字和毛筆割裂了底層人民和官僚集團。

而對文字要求不高的佛教，借由服務底層民眾，以符箓和雕像的形式創造了非知識分子也可以理解的教義和偶像，從而獲得了旺盛的生命力。

但是，也正因為其服務于底層，雖然能夠迅速流傳，卻不能最終壓倒政治官僚體制。

宗教的興衰在歷史變遷中循環，官僚體制雖然一直延續，但也在隨著具體朝代的現狀發生調整。變化著的不僅僅是這兩者，隨著時代的變遷，技術也在逐步發生革新。

造紙術引發了書寫工具的革命，雕版印刷實現了批量生產，而活字印刷的出現，無疑又是一場里程碑式的進步。傳播媒介的改變意味著傳統媒介和新興媒介的競爭，兩者的博弈終將導致空間與時間的倚重分配。

以紙為例，紙的生產在歐洲成為了商業化的標志，它的出現，推動了信用的成長，表現為保險單和股票的使用，阿拉伯數字也提高的效率。但是在中國，紙在商業上的作用并不像其在歐洲的走向。它更廣為人知的表現形式是紙幣，產生于市民階級繁盛發展的宋朝。消費被刺激起來了，商業蓬勃，但是，農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使經濟不能發展成如歐洲的體系，保險、股票等概念更是無從談起。

由此可見，即使技術同樣發生革新，所處環境的不同、以及對時間和空間倚重的不同，也會導致帝國朝著不同的走向發展。

第三篇：《帝國與傳播》讀后感

《帝國與傳播》讀后感

伊尼斯在全書中并不是連篇累牘的強調論證媒介對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的深重影響，而是在從古埃及文明到羅馬帝國再到后世資本主義的整個發展過程中作為一條主線一以貫之。他專注于媒介發展變化的角度來分析闡釋幾千年來人類歷史變遷的深層原因，自然的將媒介的重要性體現了出來。

“傳播這個課題能給人很多可能的啟示，我一直有這樣的印象。在政治的組織和實施中，傳播占有關鍵的一席。在歷代各國和西方文明中，傳播也占有關鍵的一席。”

中華文明的視覺象形，已經被代表口頭的拼音所代替。一個聰明的西方人可以學會拼音中文，卻有可能一輩子都學不會寫字，現在，他們不用擔心了，中國人正在向他們看齊。日本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表達外來語的片名使用得越來越多，曾經代表良好教養的古雅漢字卻被年輕人視為老土。

因特網，這個新興的大眾媒體，把社會重新帶回了聽覺時代——媒體的形式，不知不覺地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狀態。在稿紙上寫字的人是在觀察，在網上寫博客的人卻是在訴說，誰都知道，書面語和口語的區別在哪里。由博客組成的web2.0社區，既保有了聲覺空間關注個體感受的特征，也包含了視覺空間因文字而產生的歧義——在大型事件中，這兩個特點往往表現出各自的負面，并互相加強。

伊尼斯在《帝國與傳播》中對此做過有啟發性的比較。美索不達米亞文化是刻在石碑上的，石碑笨重，雕刻困難，運輸不便，因此美索不達米亞文化以關心宗教和靈魂著稱。在莎草紙發明之后，文化開始關心世俗生活，輕便的紙張，方便被運送到更遠的地方，于是地域廣闊的帝國才成為可能。在那之后，延續了兩千年的手稿文化對人們的學習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為手稿稀缺，難以到手，人們就傾向于將知識盡可能地記在腦中，有了連貫完整的知識體系，自然就容易產生強勢的理性思維和歷史觀。隨后，印刷術的發明，書本的廣泛傳播，又讓人們陷入了書面文化的極致：對各種觀點的細致區分和從不停息的爭論。

在伊尼斯看來，湯因比的文明研究過于倚重宗教問題，忽視了空間——尤其是行政和法律的問題，這種鏡鑒或也促進了伊氏對媒介偏向的認識與劃分：倚重時間的媒介性質耐久，較為笨重；倚重空間的媒介耐久性較遜色，質地較輕，便于廣袤地區的治理和貿易。試圖將政治與宗教納入同一分析模式，勢必從中尋找共同的切入口，媒介偏向即是伊氏獨到的見解。所謂偏向，即媒介更倚重時間或者空間的傾向。每一種媒介并不存有絕對的偏向，更多是受到自身特性與被利用方式的制約。例如石頭，物理特性決定了其不易在廣大的地理范圍內傳播，而刻字其上卻能留存很長時間。設若強權迫使之下，石頭同樣可作為倚重空間傳播的媒介，但此種行為大抵會因效率低下及不合理性而遭擯棄。歷史的演進每每需要理性與高效，因之，每種媒介的偏向由于媒介利用者的利益而被決定下來。

還是按照兩種理論來分別論述。首先是媒介決定論，媒介在進入近代以后其對歷史發生影響一直都是伴隨著專制體制對其的限制而進行的。在本書的第五章《羊皮紙與紙張》以及

第六章《紙張與印刷機》中都有相關的詳細論述。比如英國就曾通過星院法、皇家特許制度還有印花稅等制度來限制報業的發展，直至后來約翰·彌爾頓著名的《論出版自由》的發表，再到后來以《每日電訊報》為代表的大眾報刊的出現，印花稅被迫廢除等等，傳媒在其發展的過程中走過了漫長的與專制制度作斗爭的過程。

由于對尼羅河汛期的預測，歷法成為皇家權威的源泉。歷法的訴求助推了君主政體的建立。為鞏固王權，君主開始致力于金字塔的修建，關于歷法的記載也被刻于石頭之上。基于石頭的知識壟斷旋即形成，書寫成為王族的特權。然而，與石頭相關的知識壟斷不便在空間內傳播，帶來的社會負擔是無需贅述的。因此，莎草紙形成了新的知識壟斷，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隨之而生。

在巴比倫王國，王朝的更迭更多是由于兩對書寫關系的沖突：石頭和鑿刀、泥版和葦管筆。兩河流域并不需要歷法與計時作為權力基礎，加之黏土等媒介的廣泛應用，象形文字也

因此經歷著蛻變。象形文字向楔形文字簡化，掌握繁復書寫規則的書吏的特權遭到削減。同時，楔形文字接觸到莎草紙與軟筆之后，靈活的字母表由此興起，小型城市及國家的行政管理獲得了巨大便利。泥版與石頭的不同應用催生了簡化的新文字，進而摧毀了宗教制度的文字壟斷，為帝國的政治組織奠定了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倚重石頭的集權君主與運用泥版的宗教組織貫穿了兩河文明大部分的歷史，而在宗教組織對復雜文字的壟斷打破之后，依靠新興軍事技術的王國用武力顛覆了固有的文明。

“思想自由的條件正處在危險之中，它有可能被科學技術和知識的機械化摧毀。處在同樣危險之中的，還有西方文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伊尼斯的傳播觀畫上了富于現實關懷的注腳。

宗教組織倚重時間，政治組織倚重空間，在兩者之間取得相對平衡的帝國，卻又受制于技術變遷而引起的動蕩。《帝國與傳播》所表達的主題大致如此。如何通過傳播媒介的偏向審視文明自身的偏差，避免知識壟斷，才是伊尼斯試圖歸結的要旨。

第四篇：《大秦帝國》讀書筆記

暑期來臨，有時間來尋找自己喜歡別的書來認真看看，選擇幾本書，終于對《大秦帝國》放不下手，一直在不停地看，我對秦朝感興趣有三個原因：一是受“中國文化之精髓多在先秦”的影響；二是受荀子“性惡論”和商鞅變法的吸引；三是受從小耳染目睹的“長城”、“兵馬俑”和“大地在我腳下……”的刺激。這之中一直都是“好奇心”占強，直到有一本類似歷史資料匯編的馬非百《秦始皇帝傳》，我發現了中國居然是源于中國第一次大統一時期秦的音變，這才對秦始皇敬佩起來。

我覺得能夠做到統一中國，首先是實力的象征，其次是志向的映證。（當然，也少不了不計其數的謀臣勇將的智慧與力量。）引劉樂士《秦始皇》中華陽太后對贏政的一番教導就可略知其家志了：

“自襄公立國至今，已歷二十九位君王，你已是第三十位君王了。五百年來，每位君主都以振興秦國為已任，試圖早日圖霸中原。穆公稱霸西戎后便揮師東伐，崤山一敗含恨而死，留《秦誓》，此后的君王便以《秦誓》激勵自己，伺機東侵，但都明白一個道理，稱霸天下靠的是實力。因此孝公任用商鞅變法新政，富國強兵，惠文王任用張儀連橫抗御中原幾大強國。武文問鼎中原絕臏而死，你曾祖你昭襄王兩次稱帝都沒有成功……你祖父命短……沒有什么建立樹……你父王在位雖三年，卻有一次壯舉，殲滅東周國。東周國雖小，但它是周王室的象征……政兒，你有沒有稱帝的雄心和勇氣要看你如何去做了！”

“前人栽樹，后人乘涼”是統一不了大中國也是穩固不了大中國江山的。秦二世徒有“實”空無“志”，受趙高的陰謀毀了祖祖輩輩創下的偉大霸業；而七國時各國占據一方，不說有志，也應有實，不說有實，也有“合縱”的良方，可是六國者竟皆滅亡于秦！說他們聽信讒言軾忠亡國也好，說貪得享樂茍安自己走上亡命失國已罷，兩相比較，實力作證！

我們多說“亂世出英雄，困境勵斗志”。假如小趙政不在趙國隨父親異人為質，而是在皇宮養尊處優，他便很有可能統一不了中國，正是由于他的處境塑造了他爭強好勝的性格與高人一等的心志。看過電視劇的人都會感觸他初進咸陽時為了得到自己的位置而舉著牌子邊上臺階叫邊叫自己是什么孫什么子的勇氣。當然，令我最敬佩的不是他不辭勞苦夜批奏折，也不是坐在王位上的威嚴與號令的凌風，而是秦始皇贏政始終是在用自己的頭腦在思考問題。盡管每次聽取了多方建議，但在最終決策上他毫不猶豫，就是意識到錯誤命令也能及時更改。

一個有主見的人又善于兼聽，這樣的皇帝也就很快成就了一個獨裁的中國。我們要去粗取精，就應當以其“霸主”之身成就“霸業”為參照，保持清醒頭腦，居安思危，高瞻遠矚，果斷決策，以自己無限的有志之思考，開創銳意進取的有限人生。無論有多少萬人說出同一句話，我們都要品味思索一番，譬如下面三句話，每一次品味每一次的感覺都會不同：

“性格影響人生。

習慣成就未來。

細節決定成敗。”

一個成功人士沒有點兒霸氣是不足以成事的。古語說：“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就是因為一般臣民只圖眼前安逸，個人的實力不會完完全全釋放出來，而做為一個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要么出乎民意、順乎人情，依靠集體的團結力量而贏，要么重獎重罰，嚴令紀律，依靠決策的單向航標而勝。如果能做到兩相互補，穩定與繁榮必是大好前景。

所以我們要“霸”一點，“霸”得讓人感到一股朝氣，“霸”得讓人感到一種希望，“霸”得讓眾人形成合力。

第五篇：大秦帝國讀書筆記

《大秦帝國》第一部通篇讀完，感觸很深，雖然從祖籍上并非一個完整的秦人，但是依舊對這數千年前，在這片秦人的土地上發生過的故事，感到無比振奮。

“黑色裂變”的名稱來由，至今無法理解。但變法的觸目驚心確實令人敬佩，縱觀春秋戰國時期，變法諸國的發展路線，不難看出“變法”的社會必然性，但是在秦邦，如何就可以通過“變法”達到“黑色裂變”的效果？

從歷史背景來看，秦國是一個被視為異類的諸侯邦國，不服教化的馬背諸侯，從國力、勢力、軍力、財力來看無疑是最不入流的一個。而這樣的邦國領袖想要發跡，而最終得以發跡一定不是偶然的。于我看來，有以下幾個重要因素不容忽視。

其一：“國恥”石與“求賢令”

經過戰敗、王薨、臨危受命的贏渠梁，冷靜的剖析了本國處境，勇于面對現實，將秦國的現狀赤裸裸的展示給天下士子，其真誠、其氣魄在戰國期間是史無前例的。立“國恥”石無疑是表明了復國之決心；對三代先祖滿篇微詞的“求賢令”令天下士子對其寬大的胸懷和謙遜的真誠折服。此兩舉將真學名士和蠻夷弱秦真切的聯系到了一起。

“國恥”石與“求賢令”是成就事業的心態，除了空杯，還要真誠。說起來很容易，真誠認識自己才是大賢之勢。

其二：決心、信任、配合、方法、堅持

這幾個詞組是我對秦公贏渠梁的認識，不單指其素質，還有推行“變法”的思路，以上五點缺一不可，順序也不可顛倒或混亂。

決心強國做出了“國恥”石和“求賢令”；信任賢臣堅定了“法神”商君；通力配合蕩清了新政道路；巧妙的方法化解了次次危機；堅持不懈令大業得以傳沿。有張有弛、有節有度、有始有終。

其三：積累、選擇、考核、決定、計劃、執行而后舍生取義

這幾個詞組是我對商鞅的認識，其受以“車裂極刑”為最終歸宿是商鞅對“變法”的最大限度投入。從入世層面來看，商鞅的發展路線也是明確而明智的。

經過長時間低調的積累；

多方采集信息慎重的選擇；

從品評“求賢令”到布衣于“聚賢館”都是他在用自己的方法考核秦國；

當決定為秦國服務之后又與秦公“約法三章”有言在先；

從推行新法的先后順序也可以看出其計劃的周密，先“連坐法”平私斗而順民、后“廢井田”開阡陌而固民、在“獎耕戰”商功爵而犒民，得到民眾支持以后，才向貴族皇族發起變通“廢世系”、“廢農奴”甚至取消了持續了孔子所操持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之道。

而執行期間對老族長、太子、王兄甚至自己都得以“秉公執法”，然則一貫依照“法不誅心”的原則又是難上加難之舉。

中國有一句古話“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先前認為這句話中“掃屋”的意義在于“事無巨細”，凡事從小事做起，簡單的事情做不好就不要想著做大事。同時類比于“治大國若烹小鮮”，但現在看來，“掃屋”談何容易，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掃屋自有掃屋的章法，凡事除了要求“由小方能及大”，也要求我們對于“小”對于“簡單”同樣要付出100%的尊重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