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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論家庭暴力的證據規則

論家庭暴力的證據規則

內容摘要：家庭作為社會構成的細胞，每個基本單位的健康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的發展。但不得不遺憾提出的是，在全世界范圍內，家庭暴力廣泛存在。這種行為侵害著當事人的人身權利，不僅是一種違法行為，而且給家庭的和睦和社會的穩定帶來消極影響。當前的國際社會己在對家庭暴力進行法律規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上達成了廣泛共識，但是當我們把目光聚焦在我國現在的法制中時，卻遺憾地發現，針對家庭暴力防治呈現為多部門交叉管理的狀態，法條上不夠完善、操作不易等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家庭暴力案件中證據收集的問題尤為突出，使得該類案件受害者的利益維護處于非常不利的境況。因此，對家庭暴力防治立法中的證據制度問題加以研究并確立相應的制度，顯然是很重要的。

關鍵詞：家庭暴力；證據收集；防治

一、家庭暴力的概述

（一）家庭暴力概念

家庭暴力概念和范圍的確定，對于實現實踐中的司法干預和確定家暴案件涉事人的法律責任具有重要意義。只有將其概念和范圍明確界定，才能針對這類案件制定相應的措施，司法、執法人員的干預才會產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當前，國際社會并未對家庭暴力的內涵和范疇做出一致且確定的共識。各個國家結合白身的具體國情，對家庭暴力的界定、主要表現形式的規定和列舉也不盡相同、有所區別。

目前，對家庭暴力的內涵我國法律尚未做出權威的解釋。修正后的婚姻法也僅僅是明文規定“禁止家庭暴力”，并未對什么是家庭暴力等此類基本概念予以明確的界定。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25日對家庭暴力的定義做出了具體明確的釋意。在我國的地方性法規中，湖南省立法機關頒布的相關決議中對家庭暴力在要件、性質、表現形式和本質特點上的認定與前者也相差不大，大同小異。

在當前社會發展的新形勢下，我們對家庭暴力應當秉持與時俱進的觀點和認識?，F代社會中的家庭形式已經超越了過去傳統社會對它的理解范圍。如果對“家庭”這個概念的理解仍僅限于傳統的形式和范疇，就存在極大的可能性，導致在現實生活中，數量占據多數的在過去時態和現在進行時態均受有暴力危害的劣勢人群無法歸入家庭暴力的管制范疇，使得大量受害婦女的正當權利維護長期處于不利境況。因此，筆者認為應將“家庭”的概念有所擴大，以兼顧“差異”和“多元化”的社會現實?？傊?，無論對家庭暴力如何施加定義，其范疇都應當包含以下所列行為:(1)實施或者威脅實施身體上侵害生命健康權的行為;(2)侵害人身白由權的如限制、剝奪家庭成員人身白由的行為;(3)侵害婚姻白主權的暴力;(4)以恐嚇、侮辱、誹謗、宣揚隱私等方式，侵害人格權的行為;(5)侵害家庭成員性權利的，以實施或威脅實施性暴力等違背受害人意愿的性行為為典型方式;(6)非法強迫受害人呻斃胎兒等侵害生育權的行為;(7)毀損財產以及其他經濟控制等侵害財產權利的;(8)其他。

（二）家庭暴力的行為類型

1、精神暴力

筆者相信，暴力行為所具有的強制性特征是其區別于簡單使用武力外觀構成行為的本質屬性。另外，對“暴力”的準確理解還應當區分領域，在我國公民財產和人身等私人權利的領域中和與公共領域中理所當然地不可以采用同樣的標準。至于論及到家庭暴力行為外觀的評價標準，不僅要包含捆綁、毆打、傷害致殘等動用武力的方式，還要關注到在私人領域中，家庭暴力的表現還包含長期、逐漸遞進乃至受害人已經無法依靠白身能力對暴力加以避免的隱蔽性。

2、身體暴力

學界在意識范疇和實務范疇內紛紛贊成身體上施加的武力傷害行為屬于家暴這一論斷，但由于認識和法律規定上的差異，各國對身體暴力的具體表現形式持有一定程度的不同看法。我國司法解釋明確地對肉體的程度較大的傷害為家庭暴力，但筆者對此抱有保留態度，身體暴力應包含各種形式及不同程度的對各種權益的傷害。

3、經濟暴力

這一行為范疇的提出乍一看可能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但實質上如果結合實際情況，各位不難理解。在我國廣泛存在的家庭暴力案件中，大多數施加暴力行為的一方在很大可能性上存在經濟基礎上的優勢。除了對弱勢一方施加肉體上摧殘的疼感、心靈上陰影的痛苦，還可以在物質這一直接關系當事人生存的角度予以控制和虐待，不僅降低其基本的生活質量，甚至會存在對其吃穿用度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殘害，在生病需要治療的情況下也消極避免就醫、冷漠不予救助。

2我國在家庭暴力證據認定中存在的問題

（一）當事人舉證困難

當事人舉證艱難首要表如今: 一是依據自身的數量少。因為家庭暴力的隱蔽性, 家庭暴力發作時通常缺乏直接的目睹證人;因為家庭暴力的長期性, 通常使依據毀損、丟失;因為家庭暴力大多數情況下形成受害人的傷情并不嚴峻, 許多為軟組織傷害乃至沒有留下顯著傷痕, 這種肉體的輕傷害性通常形成受害人疏于求醫、求救, 致使依據缺失。此外, 在向法令求助的當事人中, 許多人稱自個遭受精力暴力, 而我國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是不供認精力上的暴力為法令上所指的家庭暴力, 因而對當事人有關辱罵、冷淡、恫嚇以及情感上的忽略等國外認可的家庭暴力, 法院是不予認定的。二是在當事人的舉證中,多為直接依據, 直接依據少。依據的一個重要特色是, 在依據的搜集上, 直接依據的搜集和檢查判別較為艱難, 直接依據的來歷較窄, 數量少, 不易獲得, 在一些案子中乃至底子無法獲得, 而相比之下直接依據的規模對比廣泛, 搜集較為簡單。因為家庭暴力的隱蔽性、長期性等特色, 直接依據的獲得就更為艱難。此外, 因為社會對家庭暴力觀念上的誤區以及有關法令的不配套、不完善, 也通常形成社會對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無視, 受害婦女代理人向受害人的家人、鄰居和兄弟取證時, 他們常常回絕為受暴人作證,即便作證也含糊其詞, 在客觀上增加了當事人舉證的難度。

受害人在司法審判中供給的證實資料，通常都是問接證實資料，很少能直接證實案子的進程。這是因為家庭暴力的隱蔽性、長期性、相對性等特色，直接依據較少、不易獲得，乃至在有些案子中底子無法獲得，此外，對直接依據的檢查判別也較為艱難。與直接依據不一樣的是，問接依據更方便獲得。同時，因為通常大眾對家庭暴力存在觀念上的誤區、對人際關系影響的思考以及有關法令的不配套、不完善，常常致使受害者不能及時得到社會的協助，證大家也不愿意積極的參加審判舉證作業。

（二）有關家庭暴力的立法簡略且缺乏可操作性

我國至今沒有專門的反家庭暴力法, 也沒有針對家庭暴力的證據制度, 造成家庭暴力證據認定的先天不足。2001 年婚姻法修正案明確規定禁止家庭暴力, 并確定家庭暴力是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的法定情形之一, 也規定了家庭暴力的救濟途徑及相關部門的職責, 但在家庭暴力的認定上沒有涉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婚姻法修正案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中對家庭暴力認定的規定也十分簡略, 解釋(一)第一條第一款規定: 家庭暴力是指行為人以毆打、捆綁、殘害、強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 給其家庭成員的身體、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傷害后果的行為, 經常性、持續性的家庭暴力構成虐待。對家庭暴力只是做了較為簡略的界定, 沒有具體的認定標準, 致使法院在認定時缺乏較為明確的標準和依據。

（三）行政機關干預方式消極

司法機關在防治家庭暴力案子中擔負著重要職責，但是在實踐中，因為觀念、體系上的種種原因，公安干警對家庭暴力案子在思想上不行注重，在情緒上處理不行活躍。當受害人向公安機關求助時，公安機關通常不行活躍應對，畢競我國的傳統即是“兩口子打架，別人不要干涉”，而且沒有留下受害人受損害的依據，在需求進行司法審判時也不能提出需求的依據，使受害人處于晦氣位置，無法得到有用及時的救助，乃至失去供給具有極強證實力依據的時機。司法機關在對家庭暴力干涉上的消極情緒, 形成有關依據獲得的困難。公安機關在防治家庭暴力案子中擔負著重要職責, 但是實踐中, 因為觀念、體系上的種種原因, 有的公安干警對家庭暴力案子不行注重, 處理情緒不活躍。接到報警后或不予以處理, 或僅作為家務膠葛對待, 勸說幾句作罷, 不作記錄、不出具損害法醫判定托付書, 更不用說對施暴者實施必要的強制措施以避免暴力行為再次發生, 致使受暴婦人無法得到及時的幫助, 乃至也失去了獲得依據的時機。觸及執法的另一重要問題即是判定定論難以獲得。傷情檢驗和判定定論是斷定受暴人損害程度的權威依據, 只有依據判定定論所確定的受暴人為輕微傷、輕傷或重傷的定論, 才能對施暴人采納相應的處分。新的民事訴訟依據規則實施之前, 司法判定部分通常只承受公、檢、法組織的托付, 為受暴人做身體損害判定定論。1 假如公檢法機關不出具托付判定書, 受暴人將無法尋求法律保護。這些做法在許多情況下形成受暴婦人處于指控無門的地步。

3家庭暴力案件中取證機制的完善

（一）社會方面

受虐者對家庭暴力方面常識、認識和才能的缺位待彌補，社會有關部分也不能置身事外。一方面，社會上從底層到社會高層各個等級的組織和組織要使用播送、車載廣告、電視媒體等多種路徑，對婦人和孩童這些弱勢群體加強法令常識的宣揚和遍及，進步白身運用法令武器維護白身權益的認識和才能，真正從白身做起，有用對立家庭暴力，將其遏制在萌發狀況內。從救助視點思考，還應當在全社會范圍內，充分發揮中國社會主義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準則優勢，設置一些專門關于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傷勢和狀況進行判定并醫治的集體，國家予以相應的資金與人才支撐，從外力視點對司法實踐中家庭暴力現實的確定供給助力。

注重對處理家暴案子的底層司法和執法人員的辦案才能的拓寬教學。家庭暴力往往隨同有武力抵觸，施暴人或對另一方進行肢體毆傷，或借助于室內茶兒、水杯、瓶罐甚至菜刀對弱勢方進行進犯，這種狀況下，受害人根據白身維護的天性多會挑選報警。而即使在暴力抵觸不是那么劇烈的景象下，當事人若從定紛止爭完畢抵觸的片面思想考量，也傾向于報警，及時抽身于這樣的惡劣環境。鑒于大多數狀況下都會報警，公安機關就成為家庭暴力爭端處理的榜首職責人和維護家庭關系社會秩序的首要執行者。因而，公安機關的司法干警們、派出所的工作人員，應當注重平時對家庭暴力類案子的防治理論和實務技術的進步與拓寬，爭奪在接到報警以后，一方面注意留存報警、出警這些官方的書面記載，另一方面采納錄音、錄像等多媒體方法，將當時處理爭端包含當事人白述案情的要害信息予以保留，進步辦案的證據認識，便于司法實務中的舉證與在朝。

社會上從底層到社會高層各個等級的組織和組織要使用播送、車載廣告、電視媒體等多種路徑，對婦人和孩童這些弱勢群體加強法令常識的宣揚和遍及，進步白身運用法令武器維護白身權益的認識和才能，真正從白身做起，有用對立家庭暴力，將其遏制在萌發狀況內。從救助視點思考，還應當在全社會范圍內，充分發揮中國社會主義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準則優勢，設置一些專門關于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傷勢和狀況進行判定并醫治的集體，國家予以相應的資金與人才支撐，從外力視點對司法實踐中家庭暴力現實的確定供給助力。

總之，家庭暴力取證難題的處理，需求有賴于完善的立法為其供給堅實的基礎和后臺，有賴于完善的司法為期供給有力的執行力保證，也有賴于效能強的司法干涉機制為家暴受害人供給一隅安寧。但是，關于怎么處理家庭暴力取證的難題，咱們要認識到這并不是一個簡略的法令疑問，它不只需求聯系法令的適當干涉協助消除，更重要的，它仍是一個社會性疑問，筆者根據放眼客觀現實和立足于處理疑問的理性思考，只要社會對這個疑問的觀念進行根本性的革新，對婦人和孩童的情緒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家庭暴力取證難的疑問才有也許從根本上被消除。

(二)個人方面

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要從思想上、行動上和才能上進步白己的取證才能，遇有暴力損害事實上要活躍保存和搜集依據，給將來的司法裁判供給有利有理的客觀依據。詳細而言，可從下述五個方面著手:

第一，家庭暴力發作后，施暴方受白己心里斥責或許協調因素后所編撰的一些書面的紙質資料，富含其承認白己施行暴力行動內容的資料可進行搜集保管。

第二。原告在家庭暴力行動發作后，向公安機關尋求法令求助時所撥打的報警電話、差人的調停記載以及當地有關基層單位調停的書面資料、錄音、視頻等，并且原告應當爭取保存書面資料，白紙黑字，公章落款，這些在法庭上都是十分有證實力的依據。

第三，在嚴峻的狀況下，受害人通常會在身體上遭受較大傷口，如被扇耳光、被踢打形成的身體軟組織損傷，乃至骨折、流血等狀況。這些景象下就醫時，應當留意保存相片、病歷、收據和院方醫師的鑒定書。

第四，暴力行動的發作，在通常狀況下都伴有爭持、肢體沖突等顯著特征，住在當事人周邊的人士可能會聽到大聲的爭持、摔砸物品等較大動態，或得利于方位便當，能夠看到暴力施行狀況的人士，他們所能供出的證言。

弱勢方在遭受家庭暴力行動的狀況下，一般難以獲得及時有用的救助。如狀況答應，受害方能夠偷錄錄音，法令規定包含當事人的錄音不作為侵犯別人隱私的素材，是能夠獲得依據效能、作為當庭依據運用的。

（三）應建立家庭暴力舉證責任倒置制度

中國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均沒有說到證實職責或舉證職責這個詞, 只有行政訴訟法第32 條清晰提及了舉證職責的概念?？墒窃摋l文并沒有解說舉證職責概念中所包含的意思。當時中國訴訟法學界關于舉證職責概念的知道主要有三種觀念: 第一種為行動職責說。這種學說以為證實職責即是當事人供給依據進行訴訟的職責。至于當事人是不是敗訴, 這與證實職責無直接聯系。這種觀念偏重于當事人的舉證行動方面, 而不顧及證實職責和訴訟成果之間的銜接。第二種為成果職責說。證實職責由法令預先規定, 在案件現實真假真假難于確定的情況下, 由一方當事人承當危險及晦氣成果的法令假定。這種觀念偏重于當事人的舉證成果上面, 而不顧及訴訟成果與舉證行動之間的銜接。第三種觀念為兩層意義說。證實職責應當從行動與成果兩個方面來加以解說, 它實踐上包含兩層意義, 即行動意義上的證實職責和成果意義上的證實職責。前者指當事人對所建議的現實負有供給依據證實的職責;后者指在現實處于真偽不明狀態時, 建議該現實的當事人所承當的晦氣訴訟成果。這種晦氣的訴訟成果既表現為實體法上的權力建議得不到人民法院的承認和維護, 又一般表現為因敗訴而擔負訴訟費用。因為這種觀念統籌了證實職責的兩個方面, 對比全部地提醒證實職責的訴訟價值, 也對比契合客觀實踐, 因此大都專家贊同此說, 筆者亦贊同此說。證實職責聯系到誰先舉證、誰應當提出更多、更有證實價值的依據以及在案件現實真偽不明時應當由誰承當敗訴成果等許多疑問, 這就涉及證實職責的分配疑問。在古羅馬年代, 證實職責有兩條分配原則。一條是原告有舉證的職責。另一條是提出建議的人有證實的職責, 否定的人沒有證實職責。前者是基礎, 后者是彌補。所謂誰建議、誰舉證的公式便根由于此。

中國對證實職責分配理論的研討和討論為時不長。對中國證實職責的分配原則,一些專家以為應采納與羅森貝克規范說類似的分配原則, 即作如下分配:(1)凡建議權力或法令聯系存在的當事人,只須對發作該法令聯系的法令現實負證實職責,不用對不存在阻止權聯系發作的現實負證實職責, 存在阻止該權力或法令聯系發作的現實的證實職責由對方當事人擔負。(2)凡建議本來存在的權力或法令聯系現已或許應當改變或消除的當事人,只需就存在改變或消除權力或法令聯系的現實負證實職責, 不用進一步對不存在改變或消除權力或法令聯系的現實負證實職責, 這類現實的存在也由對方當事人建議并負證實職責。

結論

家庭暴力問題在全球范圍內普遍存在，并已收到廣泛重視。通過擬定專門性法令來防治家庭暴力已是大勢所趨?？墒?，立法并不能處理一切的問題。緣由在于: 首要，法令僅僅管理國家和社會的一種標準，其依托國家強制力作為后臺所保護的公平正義和秩序價值，有賴于每個社會成員和管理者的餞別。可是法令又是人擬定的，這必然包含了人思維和認識的局限性，法令也存在缺憾，任何問題不能簡略地寄希望于法令來簡略粗暴地處理。

其次，法令極具穩定性，盡管當前中國的法令處于改變和修正較為頻頻的期間，但這是根據中國社會經濟和國情日益開展改變、初設的法令久未更新的布景下所進行的?？陀^來說法令仍是具有顯著的滯后性，對于社會生活現狀中的一些動態改變的問題，法令并不能時時刻刻事無巨細地予以重視和管制。

最后，法令僅僅社會東西的一部分，要真實處理某一社會問題，仍是需求秉持聯絡和開展的觀點來對待，將法令、社會管理、社會輿論等很多調整方式歸納運用，與時俱進動態靈敏地進行管理，才有也許取得可觀的成果。綜上，聯系這篇文章所述家庭暴力防治的主題，要想有效地保護弱勢群體權益，處理家庭暴力違法行為，仍是需求從多個方面聯系多種手段進行歸納防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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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如何收集家庭暴力的證據

如何收集家庭暴力的證據

在發生家庭暴力后，作為受害人方應從下列角度收集、保全證據：

1、在丈夫實施家庭暴力時，應及時請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婦聯組織、庇護所及所在單位、組織進行制止、勸阻、調解，相應機構制作的書面材料可以作為證據提交。

2、公安機關的出警記錄、詢問筆錄。部分證據是認定當事人一方實施家庭暴力的重要證據。出警記錄能夠證明報案的方式、案由、出警時間、處理結果等內容。詢問筆錄反映的內容較出警記錄更為全面，一般情況下能記錄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當事人、家庭暴力的起因、程度以及處理結果等等。對于公安機關的出警記錄在代理律師去調取的情況下，公安機關能夠提供，但對于詢問筆錄，公安機關(派出所)往往以涉及當事人隱私或者作為公安機關的內部材料不對外出具為由拒絕提供，律師可以申請法院的調查令進行調查或者直接申請法院進行調取、收集。

3、證人證言。家庭暴力的發生，除雙方當事人外，其子女和鄰居出具的證言也是認定一方實施家庭暴力的有力證據。需要注意的是，證人出庭需要當事人按照法律的規定進行申請。證人證言一定要客觀反映當時的實際情況，而且需要證人親自到庭接受法官的詢問和對方的質證。在丈夫實施家庭暴力時，應及時請鄰居、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或者所在單位進行勸阻、調解。

4、視聽資料。視聽資料屬于間接證據的一種，其不能單獨或者直接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除了需要法院審查

核實外，還需要同其他的證據相互印證，才能組成一個證據鏈被認可，與直接證據相比證明效力較低，為了達到同一證明目的，需要有其他證據進行佐證。該部分證據主要指雙方的聊天記錄、對方承認家庭暴力的錄音、傷害情況的錄像等等。

5、書面證據。加害人在訴訟前出于愧疚、維持婚姻關系等原因向受害方出具的《悔過書》、《保證書》等可以作為書面證據直接向法院提交。受害一方經過心理咨詢或者治療的，該機構出具的診斷建議或診斷結果也可以作為認定加害人實施家庭暴力的證據。鑒定機構關出具的傷殘鑒定結論可以與公安機關的報警記錄相互印證，以證明其實施傷害的程度。醫院的病歷與照片也能證明家庭暴力的存在。

第三篇：論家庭暴力取證

論家庭暴力取證

徐祥全

（三峽大學政法學院，湖北宜昌 443002）

摘要：家庭暴力嚴重摧殘著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但在實踐中，其取證方面存在重重難題，理論上也是一個盲點，很多家庭暴力事件并不能得到認定，受害人群的合法權益不能及時得以維護救濟，影響了法律的權威和社會的穩定。應現實需要，本文將通過簡要介紹家庭暴力現象，從多個方面分析取證難的原因，同時，以反家庭暴力措施較為典型的挪威為例，在結合中國國情的基礎上提出相應解決機制，為降低取證難度盡綿薄之力。

關鍵詞：家庭暴力；取證難度；挪威經驗；解決機制

引言：

①案例：王芳與李強于1980年結婚，婚后一年多，李強染上喝酒惡習，而且還酒后打人，夫妻關系非常緊張。面對丈夫的毆打，王芳認為隨年齡的增長他會有所收斂，便忍氣吞聲?？善淠鎭眄樖芊词拐煞蜃儽炯訁?，從酒后打人到不喝酒也會因家庭瑣事而大打出手，并多次出現嚴重后果。王芳曾多次萌生離婚念頭，可每想到兒子的未來便又隱忍作罷，一忍便是20多年。2004年冬天的一個深夜，李強從外面喝完酒回來，找茬要和妻子打架，還準備揮拳打人，因兒子的阻止，李強則重重地給了兒子頭部一拳。之后，氣急敗壞的李強又跑到廚房拿菜刀，兒子擔心出人命，便讓母親快跑，無奈之下王芳跑到姐姐家并病倒。事后王芳終于決定與李強離婚，于2004年5月10日向法院起訴要求離婚及相應的損害賠償，兒子李小強出庭作證。

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王芳與李強自由戀愛結婚，婚后雙方在生活瑣事上經常吵架，原告王芳并沒有其他任何證據證明被告李強實施了家庭暴力行為，也沒有證據證明原告身體所受侵害由被告李強造成，同時被告又當庭否認并堅決不同意離婚。證人李小強的證言雖可以作為證據使用，但其陳述的被告李強實施家庭暴力等事實因沒有其他證據相佐而不能單獨作為有效證據使用，法庭不予采納。法院綜合原被告雙方陳述，遂判決不準離婚。

王芳感到非常困惑，夫妻打架，兒子的證言不被采納，外人如何會知道此事呢？如果沒有證據，這20多年的打罵不就等于白挨了嗎？家庭暴力到底需要哪些證據?。课矣衷趺床拍苁占竭@些證據呢······一系列的問題擺在王芳面前，同時，也留給眾多家庭暴力受害者和法律學習者深刻的思考。

②數據調查顯示：各地人民法院所審理的婚姻家庭案件中，當事人主張存在家庭暴力的在40%到60%之間，其中能夠提供相關證據的平均少于30%，法院對家庭暴力的認定率平均不到10%.一、家庭暴力的概念和特征

結合我國立法實踐，我國婚姻法司法解釋將家庭暴力定義為：家庭暴力，是指行為人以毆打、捆綁、殘害、強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給家庭成員的身體、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傷害后果的行為。

家庭暴力具有自身的特征：第一，暴力對象十分特定，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不僅存在家收稿日期：2010-11-19 作者簡介：徐祥全（1987—），男，漢族，湖北神農架人。三峽大學政法學院2008級法學專業學生。

庭關系，而且表現為被害人身份的相對特定性；第二，暴力行為有隱蔽性，家庭暴力發生在

家庭成員之間，發生地一般又在家里，鮮為人知，而且一些人錯誤地將其歸為“家務私事”不能外揚，鄰居和其他人更不愿干預這種“閑事”；第三，發生非常普遍，有資料顯示，美國每年有4百萬女性遭受家庭暴力，受害婦女總數超過了強奸、搶劫及車禍受害婦女的總和，③?平均每天三名婦女死于家庭暴力，在我國國內，僅以宜昌市秭歸縣為例，2009年，其婚姻登記機關辦理結婚登記的共3404對，其中，之后要求離婚的有596對，中間存在家庭暴力的占70%以上；第四，暴力行為的發作具有反復性，多數情況下，家庭暴力不是表現為一次簡單的暴力傷害，而是表現為長期反復的暴力侵犯，其一個周期一般表現為四個階段，對峙--暴力--修復--親密，再對峙--暴力--修復--親密，??，如此循環反復，一次比一次更進一步??

由于家庭暴力的上述特征，使其與一般的暴力案件存在顯著的區別，但是我國法律并沒有對其有足夠的重視，實踐中沒有專門的法律可依，在取證問題上我們也只能采取一般的證據規則，加之受傳統錯誤觀念的影響，以及具體操作上的不便等原因，給司法實踐中的取證環節帶來了極大的不便。

二、家庭暴力取證難原因分析

（一）法律上的不完善

我國現行法律對家庭暴力規定并不明確，且立法分散、原則性強，沒有有關證據的采取、認定等方面的專門規定。立法的不足是導致取證難的最主要原因，具體體現在：

（1）舉證難。我國民事訴訟法沒有對家庭暴力的取證問題作出規定，而是采用一般的舉證責任原則即“誰主張，誰舉證”，而我國刑法上將家庭暴力案件一般定為自訴案件，司法機關一般不會主動介入。但大部分受害者在婚姻關系尚未惡化到離婚邊緣時，對所受的暴力一般忍辱求全，不會大肆張揚，更不用說向基層組織報告要求處理，以至于訴至法院，需要舉證證明暴力行為的存在時，往往時過境遷，已無法舉證。

（2）作證難。由于家庭暴力的隱蔽性，能證明自己親眼看到家庭暴力的通常是與當事人有特定關系的人，如鄰居、親戚等，他們有的雖然親眼見到家庭暴力，但受“寧拆十座廟，不毀一門親”的傳統觀念影響，或者受到施暴者的威脅、恐嚇而不愿不敢出庭作證。家庭暴力案件比一般案件的證人出庭率要低得多，而我們國家的法律并沒有針對其特殊性，對這類證據的獲得采取一定的法律措施，如證人作證場合、證言取得標準的降低等等，使得本來證據種類就不多的家庭暴力案件喪失了一類較有力的證據。

（3）認證難。我國法律沒有對各部門在保存證據方面的職能做一個分工，許多家庭暴力案件中，受害人雖及時向居委會提出勸阻請求，可常常是居委會到現場后，僅是口頭勸阻一番，并未以書面調解形式固定下來。同樣，公安機關在接到此類求助時，也重視不夠，僅簡單登記一下，未作進一步調查。在法院審理中，僅憑其單方的報警和出警記錄，也難以認定存在家庭暴力行為。

此外，我國法律雖明文規定禁止家庭暴力，但其條文規定看似很明晰，實則并沒有對家庭暴力的概念、構成等予以明確，比如我國法律沒有把性暴力規定為家庭暴力的一種形式，排除了性暴力，這是“婚內強奸（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違背配偶意志而與之發生性行為，是性暴力的一種）”等暴力形式得以認定的主要困難之一。

（二）受害者心理和觀念上的排斥

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雖已結束，但一些遺留的觀念仍影響著人們的思維和行動方式：

1.傳統男權文化的影響是受害者不敢也不愿主動收集證據的思想根源。我國長期以來的文化基礎是男性中心本位，出于對男權的敬畏，受害者面對施暴者的殘暴行為，通常采取一種隱忍作罷的態度，甚至將過錯歸于自己，反思自己，而不是收集證據。此外，一些受害 ?

人往往顧及面子，不愿求助于社會，即使希望有關部門干預，也只想通過教育來制止丈夫的施暴行為，不愿丈夫受法律制裁，更不必說親自來找證據把自己的丈夫送到法律面前接受懲罰。

2.家庭成員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差別是受害者不愿主動舉證的物質原因。經濟收入的不平衡導致了經濟地位的不平等，處于強勢地位的成員在家庭生活中往往居于主導和支配地位，而處于弱勢地位的成員往往在經濟和生活上依賴于他們，一旦發生家庭矛盾，處于弱勢地位的成員通常會出于一種“經濟危機”而表現出逆來順受

3.法律意識淡薄，也是取證難的一個重要原因。現實生活中的文盲多為法盲，家庭暴力行為發生后，受害方不懂得如何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甚至不懂得什么叫做證據，不知道什么樣的才可以作為法律上承認的證據，也沒有求助于法律的意識，導致“取證”和“當事人不配合”這樣的錯節。

（三）干預力量不足，阻礙取證進程

2009年10月19日，26歲的北京女子董珊珊被其丈夫毆打致死。2010 年7月2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以虐待罪一審判處其夫王光宇有期徒刑6年6個月。董珊珊被丈夫毆打致死，留給人們諸多的遺憾與反思，定罪紛爭之外，受害者生前遭遇家暴的過程，幾乎觸及到我國目前反家庭暴力工作中所有干預模式的痛處。警察干預、司法機關干預、醫療干預作為目前我國反家庭暴力干預工作的3種主要實施方式，其重要性及遭遇的困境，在董珊珊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顯現。

1.警察干預

“他們是夫妻，就是要離婚，畢竟他們現在還是夫妻”——董珊珊母親張秀芬稱，數次關于女兒遭遇家暴的報警中她得到的回復大致如此，“我們很無助”。

在董珊珊2009年8月12日最后一次主動報警行為中，“警察看了看我女兒的傷，他說要是輕傷我們會馬上把你丈夫叫來調解，可如果是重傷，這可要判刑的，三年至十年不等。珊珊聽了就猶豫了。警察看見珊珊的反應，就說，如果拿不定主意，先看病后報案也行?！睆埿惴覍Ξ敃r的過程記憶猶新。有學者認為，警察的話實際給了受害當事人一個暗示，在這背后，“寧拆十座廟，不毀一門親”等長期存在于民間的陳規舊理為民警的行為提供了看似“合理”的解釋。警察對與當事人的暗示實質是站在施暴者的立場上，是在維護家庭、施暴者的利益，而沒有以受害人為中心。2008年全國婦聯、民政部等中央七部委頒布《關于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見》，明確公安機關在家暴防治工作中負有調解、出警、取證等職責。但是，學者分析發現，與家庭暴力實際存在的類型、范圍的狀況相比，對于家庭暴力的界定，警察的理念更傳統、對家庭暴力的界定更窄，其更傾向于把家庭暴力的責任歸咎于女性有錯誤，男性才動手。

對于一般的民警來說，若未曾受過有關家庭暴力的培訓，擁有上述錯誤理念反而顯得更為“合理”。在本案中，受害者曾經8次報警，得到的也大概是“清官難斷家務事”之類的回復，就這樣，民警們也沒有幫助受害者收集證據的意識，只是草草了事而已。僅有出警記錄和口頭的調節，卻沒有詳細的訊問筆錄等書面證據，證據力度仍然不夠。

2.司法機關干預

（1）司法上的不愿為。據調查，社會，特別是司法工作者本身對家庭暴力的認識不足。在“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下，法官辦案必然要考慮避免或減少涉訴信訪。盡量壓降有角有棱的判決，想方設法實現中國特色的調解。對因家庭暴力而導致離婚的案件，既判決受害人離婚，又判決加害人損害賠償責任，對受害人來說，判決也許公正；而對加害人來說，面臨著雙重打擊，可能就難以接受，認為法官裁判不公，產生偏激心理和強烈的抵觸情緒，如果得不到及時、有效的化解，加害人就有可能失去理智，走向極端。這樣，法官對家庭暴力受害人不愿和好、婚姻關系確已破裂的離婚案件，也不愿輕易判決離婚。因此，法官審理案件

對公平正義的追求常常讓渡于當事人的安定和社會的穩定。與幫助受害人調查取證而使夫妻離婚相比，法院更傾向于做一個取證的“旁觀者”。

（2）實踐中的不宜為。這就要提到家庭暴力的隱蔽性特征了，家庭暴力多發生夫妻間，發生地多為家里，屬私人領地，且這類問題比較復雜，因此，即使司法機關拋開上述觀念，在操作上，也具有相當的難度。

3.醫療干預

醫療干預的角色相當重要，醫務人員可能是第一個接待受害者的人，第一個獲得直接受暴證據的人。但大多數醫務工作者的認識停留在過去的純生物醫學模式中，對于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轉化及患者的健康權利的維護還沒有很好的理解。比如，會在征得病人同意后轉入單獨診室，由有家暴干預經驗的醫生接診；在接診中認真傾聽患者的陳述及需求，給病人做一個詳細的檢查和家暴病歷記錄，以備證據使用；尊重患者的陳述與需求，就其家暴情況進行溝通和交流，給病人一些收集家庭暴力方法證據的建議等。這些實際存在的不足，都不利于證據的保存。

三、國外問題解決途徑借鑒----以挪威為例

20世紀70年代以來，家庭暴力問題日益受到國際社會關注，在許多國家，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已經展開。在此，我們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挪威在法律改革與司法實踐方面有關懲治家庭暴力的經驗，雖然兩國在社會制度等方面存在眾多差異，但是挪威在改善取證現狀方面的措施仍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

（一）典型措施

1．確立家庭暴力無條件司法干預的公訴原則

1988年，挪威一項重大的刑事訴訟控訴規則修改出臺。該項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規定，對配偶、兒童或其他親密關系者的暴力侵害案件實行“無條件司法干預”(unconditional judicial intervention)的公訴原則。具體來說，即便受暴婦女撤銷了先前的指控，公訴機關在沒有被害人同意的情況下，也可以向施暴者提起訴訟。這樣一來，就改變了家庭暴力案件屬自訴案件的性質，像普通案件一樣，“查明犯罪”則成為公安機關、司法機關的“義務”，司法機關、公安機關有足夠的法律依據去調查取證，可以根據現有取證規則最大限度的收集到證據，充分發揮相應機關的專業素質。同時，出于對國家機關以及法律威懾力的敬畏，施暴者、受害者、目擊者以及醫療鑒定機關等也會加強配合保存證據。

此外，此修正案改善了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他們由原來的控訴一方，變成了案件的證人。這項修正案對消除受暴婦女在訴訟中拒絕與警察合作或者拒絕出庭作證的現象有所改善，提高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認定率，對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不可小覷。

2．加強司法程序上取證的便利性

（1）被害人在法庭舉證時，法庭有權命令被告人暫時離開，這樣，可以一定程度上消除受害者的心理顧慮而真實的反映案件事實；在證人不滿14周歲的性犯罪中，無論輕罪還是重罪，如果法官認為有利于保護兒童利益或者基于其他原因，可以根據刑事訴訟法，在開庭期間分別提取證人證言。

（2）在法官提取證言制度上，還有一項新的規則，即：對于向兒童實施性暴力的犯罪嫌疑人，要由一位具有解釋兒童行為資格的人士對該兒童進行觀察。這種觀察在與兒童的游戲和談話過程中進行，法庭上，觀察者會對自己所觀察的情況作出陳述。3.對施暴者發布限制令，對受暴婦女安裝暴力警報器

1995年1月1日，一項禁止施暴者進入特定區域、禁止其跟蹤、探訪或以其他方式與受暴婦女接觸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實施，規定受到暴力的婦女，即使還沒有對施暴男性提出刑事指控，也可以通過申請限制令，避免再次遭到暴力。對施暴者限制令的實施也為公訴機關發現某一男性有可能實施威嚇行為，提供了充足根據，也是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值得

考慮的一點。

從1997年開始，挪威奧斯陸警察學院與美國一所大學合作啟動一個項目，該項目是向受到伴侶暴力的婦女提供一個從警察局獲得的暴力報警器。當婦女受到伴侶侵害或者威嚇時，可以啟動隨身攜帶的報警器向警察報警。那些已經受到嚴重暴力威脅或者已經被證明處于危險境地的婦女可以申請佩戴警報器。這個警報器與婦女住所最近的警察局相連，以確保警察能夠迅速出警。警察可以在接到報警后攜帶照相機或其他器材，在現場獲取證據。即便受暴婦女反悔，警察也可以將照片等作為證據提交給法庭。

（二）比較與前瞻

至今，挪威還沒有一部專門的防治家庭暴力法，當然也沒有系統的證據規則，但是，通過一系列修正案的形式給了家庭暴力案件更為專業、具體的規定，此外，實踐中挪威特別注意對警察等有關人員進行這類案件的專業培訓，使其能主動積極地介入家庭暴力中去取證。

中國是有著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與挪威在社會制度、文化傳統諸多方面都存在著巨大差異，但家庭暴力取證難卻是兩國面臨的共同問題。挪威經驗表明，在家庭暴力取證問題上，國家必須實施法律改革戰略，但僅有法律改革還不夠，因其不僅是法律問題，更是社會問題，要有效的改善家庭暴力案件取證難的現狀，必須通過培訓、宣傳等形式改變傳統文化中的性別歧視，轉變人們對家庭暴力的認識。兩者的有機結合，才能改善取證的大環境，只有社會大環境的改善，才能進一步降低取證難度。

四、問題解決機制建議

為懲治家庭暴力，維護平等文明的家庭關系，我們要給家庭暴力施暴者一定的懲罰教育，將眾多隱蔽的家庭暴力案件曝光于法律面前。為定紛止爭，我們必須建立起完善的取證機制。在分析我國國情、借鑒他國有力經驗的基礎上，我們主要從以下幾方面提出建議。

（一）法律方面

1．制定反家庭暴力統一法律，明確證據規則

如果中國像挪威那樣，根據反家庭暴力的實際與司法需要逐一修改現行法的某個方面，那么，這樣的修改會有許多，所需時間也會很長，很難適應當前實際需求，不利于對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保護。中國開展反家庭暴力的時間很短，有著獨特的國情，也就不能在法律改革的宏觀戰略上采取挪威模式，而應當走專門立法的道路，明確規定取證規則，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以減少實際處理問題的難度。

2．增設新的證據種類

由于家庭暴力發生的隱蔽性和經常性，傳統證據難以收集，再則，因為精神暴力和性暴力暴力行為無法用外界物來做載體，所以傳統證據不太適合精神暴力和性暴力。因此，為了更好地保護受害方的合法權益，應增設新的證據種類，包括：第一，暴力及其后果的專家證詞。使用“暴力及其后果的專家證詞”可以解決精神暴力、性暴力證據收集上的尷尬。當然，“暴力及其后果的專家證詞”的獲得需要經歷一個比較嚴謹復雜的程序，首先要設立專門的認證機構，配備專門的認證人員，能夠對受虐婦女的遭受暴力的行為進行認定，在專家認定后作出“專家證詞”，受害者才可將此“專家證詞”提交法庭，作為證據使用。第二，受害人向法院提交的“前證據材料”。受害人向法院提交的“前證據材料”是指上次暴力發生后，受害人向法院提交收集到的可以證明暴力行為證據。在此次暴力行為發生后，如果受害人在此次暴力行為中沒有收集到有力證據證明施暴人實施家庭暴力并造成損害，那么受害人向法院提交的“前證據材料”可以作為認定施暴人實施家庭暴力并造成損害的證據。第三，對于能說明當事人品格的習慣，如吸毒、賭博等品格證據不能排除在認定案件的事實之外，在認定案件的時候，這樣的證據也應該被重視。

3．適用舉證責任倒置

舉證責任倒置是基于現代民法精神中的正義和公平，面對傳統的“誰主張，誰舉證”原

則的補充、變通和矯正。為使受害方的合法權益真正得到法律的保護，對離婚案件中的家庭暴力可以進行舉證責任倒置的立法，即法院在審理由家庭暴力引發的離婚案件時，只要受害人提出其遭受家庭暴力，并提供了相關證據證實了因家庭暴力所受到了傷害，被告即承擔該傷害不是由其造成的舉證責任。如對方舉證不能，就認定“家庭暴力”的事實成立。在這里，“家庭暴力”舉證責任的倒置，應當說是證明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倒置。這種設計避免了受害方在遭受暴力后，還要忍著心理和身體上的痛苦，到處搜集對自己有利的證據，從而更有利維護受害方的權利。

4．降低證明標準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曾打出遏制家庭暴力“組合拳”，通過引入“人身保護裁定”制度、降低家庭暴力受害人證明標準等措施，進一步確認并抑制家庭暴力的發生。廣東高院通過合理運用證據規則，進一步降低受害人證明標準，同時，提高了相關證據的證明力，將未成年子女證言、施暴方悔過書，甚至日常談話錄音等，均作為證據認定家庭暴力并給予其足夠證明力。

對于刑事案件，司法實踐中對采用的是“排除一切合理懷疑”的刑事證明標準，而刑事訴訟本身涉及到證據標準是很高的，只要沒有加害人自認的關鍵證據，法官即使內心確信存在家庭暴力，依據普通證據規則，仍然難以認定。筆者認為，針對這類案件，可以適用民事訴訟的舉證標準，即原告方在證明有家庭暴力的存在時，舉出的證據達到優勢證據的時候，她證明這個事實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就完成證據責任了。

此外，可以適當降低證人證言的取得標準。根據我國訴訟法上的規定，在當事人因為客觀原因收集證據有困難時，人民法院應當協助其調查收集。在這類案件中，人民法院在主動收集證據時，可以在證人的家中、或者約定的較為隱蔽安全的私人場合進行取證，并對其證人證言作出書面記錄。這樣一來，施暴者則很難知曉證人的身份、陳述內容等。與之相輔，在爭取證人個人意愿的基礎上，作出公開證人身份與否的決定。這樣，既避免了證人因受威脅而擔驚受怕，又為案件的認定提供了一類重要證據。對于子女的證言，也應賦予其足夠的證明力，我們可以借鑒德國、日本以及我國臺灣的立法例：具備相應的觀察能力、記憶能力和表達能力的2周歲以上的未成年子女提供與其年齡、智力和精神狀況相當的證言，一般應當認定其證據效力。

（二）個人方面

受害者要主動提高自身的文化修養，提高自尊、自信和自強意識。當自身權利受到侵害時，要勇敢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主動收集證據，而不是逆來順受。受害者應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搜集證據：

（1）被告在實施家庭暴力后基于良心譴責或某種因素寫的悔過書、保證書以及短信等文字材料中承認存在家庭暴力的。

（2）遭受家庭暴力后的報警記錄、公安機關的出警記錄以及詢問筆錄、居委會調解記錄、向婦聯投訴的證據等。（第一時間報警，在警方調查或居委會調解時一定要堅持留下書面憑證，避免警方和居委會只進行口頭處理）。

（3）鄰居、親友等目擊證人或知道存在家庭暴力的人所提供的證言證詞。

（4）能反映被告正在實施家庭暴力或其承認存在家庭暴力的錄像帶、錄音帶（包括電話錄音）。如果侵害方拒不認錯，又拒絕有關部門人員做調解工作，可在不違反法律規定的情形下私下錄音。不違反法律規定的私下錄音可作為證據使用。

（5）病歷、受傷時的照片、醫藥費的票據、醫院的鑒定結論等其他證據材料（第一時間去醫院診斷）。不管是偶爾的還是經常性的，受害方必須到醫院就診，把處方和醫療發票保存好。

（三）社會方面

1．重視和加強對受害者自身的教育，建立多機構的社會支持體系

各級相關組織要對婦女加強普法宣傳教育,讓保護婦女的法律規定深入人心,增強其反家庭暴力的自覺性，轉變屈從觀念。同時，防治、制止和懲治家庭暴力，需要全社會的支持。各級黨政領導和工青婦組織要把反家庭暴力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范疇,形成全社會重視、各機構協調配合、齊抓共管的局面。此外，要成立相關的救助機構，如北京、青島等地已成立了“家庭暴力傷情鑒定中心”，為司法機關提供了有力的傷害證據。

3．加強對執法、司法人員的培訓，提高其干預力度

要通過對執法人員的教育，使其徹底拋開“清官難斷家務事”的錯誤心理，而且也有必要加強對執法人員的性別教育，使其知道如何站在受害者的立場，幫助他們收集證據、解決問題，而不至于出現像董珊珊案件的悲劇。公檢法機關，要各司其職，依法進行嚴肅處理，不得再以“家務事”為由而互相推諉，要加大治理力度。公安機關不僅要有報警、出警記錄，還要保存詳細的訊問筆錄等書面證據，司法機關在當事人取證有困難時，要及時予以幫助。

【結語】

完善的立法能夠為家庭暴力取證問題的解決提供最為堅實的基礎和后盾，完善的司法能夠為家庭暴力取證問題的解決提供最為有力的執行力保障，有效的司法干預機制能夠用法律為受害人擎起沒有暴力的藍天。但是，家庭暴力取證的難題不是一下通過適當的法律干預就可以消除的簡單法律問題，它還是一個社會問題，只有通過社會的根本性變革和對待婦女兒童的根本性變化才能消滅。從更高的意義上講，加強家庭暴力取證制度的法律研究和司法實踐，提高家庭暴力的認定率，增進兩性成員在家庭內部乃至司法上的平等，必將會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注釋：

①案例來源：法律常識網，家庭暴力案例

②數據來源：《最高法“指南”推動“人身保護令”出鞘，數十法院參考》，人民網，人民日報 ③數據來源：宜昌市律師協會負責人員提供參考文獻：

[1]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出版社,2005.[2]王京霞.《法官檢察官律師培訓手冊》[M].家庭暴力干預培訓系列教材.[3]吳正雄.《淺談家庭暴力的現狀、原因及對策》[C].法律圖書館，論文資料庫.[4]黃鶯.《家庭暴力問題的法律分析》[C].法律圖書館,論文資料庫.[5]楊蘭芳, 趙建明.《對家庭暴力的若干思考》[C].法律圖書館,論文資料庫.[6]王玉璽.《淺談家庭暴力的救濟》[C].法律圖書館,論文資料庫.[7]王越江.《家庭暴力探析》[C].法律圖書館,論文資料庫.[8]呂曉麗.《對婦女遭受家庭暴力問題的若干思考》[C].法律圖書館,論文資料庫.[9]《挪威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實踐及其啟示》3edu教育網,法律論文.[編輯推薦]：家庭暴力，是指行為人以毆打、捆綁、殘害、強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給家庭成員的身體、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傷害后果的行為。我國現行法律對家庭暴力規定并不明確，且立法分散、原則性強，沒有有關證據的采取、認定等方面的專門規定。立法的不

足是導致舉證、作證、認證難的重要原因。20世紀70年代以來，家庭暴力問題日益受到國際社會關注，在許多國家，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已經展開。我們國家也應該重視到家庭暴力的嚴重社會危害性。各級相關組織要對婦女加強普法宣傳教育,讓保護婦女的法律規定深入人心,增強其反家庭暴力的自覺性，轉變屈從觀念。

[責任編輯：田惠子]

第四篇：家庭暴力受害者如何收集上訴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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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受害者如何收集上訴證據

一旦遭受家庭暴力，作為受害者應當盡早的收集和保存相關的證據，在發生家庭暴力的時候，是收集證據的最佳時機。如果時間過長，沒有及時保存相關證據，就可能導致證據的滅失，這對于事后的權益的保護和救濟都很不利。王主任從自己的工作當中可以總結出如下的幾點供大家參考：

第一、證人證言。發生家庭暴力時有可能會被其他人員目睹到，比如說小區的保安，比如說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家中的朋友還有保姆或者是鄰居等等。如果這些人曾經親眼目睹過家庭暴力的發生，那么可以盡可能早的和他們做一些溝通工作，或者委托律師以調查筆錄的方式向證人進行取證。

第二、如果家庭暴力發生后，曾經報過警，那么警方那里會有出警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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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通常警方對家庭暴力的處理會有一整套法定的程序，警方通常會在派出所對施暴者和受害人分別進行問話，并制作筆錄。

第三、醫院的診斷證明和治療的憑據。如果受害人受傷了應當由公安機關出具法醫鑒定的介紹信，對傷情進行司法鑒定，同時受害者需要及時的到醫院進行治療，那么治療時還會有醫院的診斷證明和醫藥費的收據以及病例。這些書證都應當好好的保留，包括受害人后期的持續性治療，有關書證也應當妥善的保存。

第四、如果受害人曾經向婦聯投訴過家庭成員的施暴行為，婦聯同志曾經對該事做過處理，并且找對方進行過調解工作，那么婦聯機構既有原來的工作記錄，同時也可以為曾經發生的家庭暴力單獨出具書證。

第五、如果曾向居民委員會或者是村民委員會反映過這種問題，這有關機構也可以出具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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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如果受害人曾經向雙方的或者是一方的工作單位求助過，那么工作單位的領導也可以代表單位為其出具書證，當然也可以采取律師進行調查的方法。

第七、如果受害人和施暴者之間發生糾紛時，曾有過通話錄音，那么這個通話錄音也可以作為附著的證據，或者是雙方在談到協議離婚或者是賠償事項時，對方在談論當中對施暴的行為并不否認的也可以做通話錄音。

第八、在發生家庭暴力之后，如果對方曾寫過保證書、懺悔書、承諾書等等這樣的文書，保證以后絕不再發生暴力行為的這些書面材料也可以作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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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被對方毆打后如果拍攝過相關照片的或者說有視頻錄像資料的也可以作為證據。

當然上述所有的證據列項只是對通常情況而言，每一起家庭暴力都有它的不同的具體情況。建議受害者在發生這樣的情況后，及時的向法律專業人士比如說警察、律師等等進行咨詢，看應當調取什么樣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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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外遇家庭暴力沒有證據怎么起訴離婚

外遇家庭暴力沒有證據怎么起訴離婚

外遇家庭暴力沒有證據怎么起訴離婚? 離婚案件是當今民事案件中比較多的一類案件，據有關部門的統計，我國現階段的離婚率達到30%以上，而雙方選擇訴訟方式離婚的占去了大部分。在本律師代理過的眾多離婚中稍作總結就會發現第一次提起離婚訴訟因撤訴或判決不準離婚后在半年后又重新提出離婚的幾率非常高，且第二次起訴后法院判決解除其婚姻關系的比例同樣非常高。這種現象并非偶然，在各地基層法院及其派出法庭里普遍存在，審判中已經形成了離婚案件“反復訴訟”的潛規則，即當事人提出離婚，但未明確符合感情破裂而離婚法定條件的，法院通常判決不準予離婚，半年后如果當事人再次提出離婚，法院又會通常判決準予其離婚的奇怪規則。這種規則并非法律明確規定，而是法官們在審判實踐中形成的習慣做法。原因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信法網的主題是讓法律服務更便捷，不用為了找律師東奔西跑，直接在網站下單，律師審核和代寫完通過郵箱或網上下載就可以輕松使用自己的文書了，此外只要客戶定制了我們的代寫離婚協議書或者代寫服務，就可以享受免費法律咨詢。信法網向全國代寫法律文書專項業務，方便廣大群眾，不出家門，花費較小的費用，就能享受到相當于專業律師提供的代書代理辯護等全套法律幫助。律師團主要提供以下代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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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婚姻法》關于離婚的法定條件即感情破裂標準過于簡單。我國《婚姻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的法定離婚條件：“(一)重婚或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二)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三)有賭博、吸毒等惡習屢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滿二年的;(五)其他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睉撜f，具備上述條件之一的，法院一般認定為夫妻感情確已破裂。但是，上述簡單幾條標準無法準確充分地反應人類復雜的感情現狀，因為認定感情是否已破裂是一個比較復雜和難度較大的問題。且在訴訟中原告很難對雙方的感情現狀進行舉證，因此法官在審理過程中通常不敢輕易認定雙方的感情到底是怎樣，而索性采取保守做法，給雙方一個“考驗期”即等半年再起訴。

二是“反復訴訟”規則已被普遍默認，成為影響離婚案件判決結果的主要因素。基于原因一關于離婚條件的法律規定過于籠統，除了明確認定符合法定離婚條件的案件外，法官適用法律時極不明確，如果判決離婚，容易因當事人上訴被上級法院改判，判決不準離婚成為保守、妥當的處理辦法。因此審判實踐中逐漸形成了離婚案件調解不成的一般判決不準離婚，待當事人第二次起訴離婚時才判決準予離婚，個別法院也有經過三輪訴訟乃至更多輪的情況，離婚“反復訴訟”規則由此影響離婚案件判決，成為當前法院默認的一般做法。

三是司法實踐中存在離婚案件調解不成，審判員動員原告撤訴現象。《婚姻法》第32條規定離婚案件必須經過調解，且在目前司法審判中倡導調解的形勢下，離婚案件由于涉及夫妻感情的特殊性，成為調解工作重點對象。對于調解不成的，又不明顯符合離婚法定條件的，受“反復離婚”規則的影響，同時為節約訴訟資源，在開庭審理或判決前便采取動員原告撤訴的辦法。當事人同意撤訴的，一般視為已向法院起訴一次，不同意撤訴的經審理判決不準離婚。這種模式下，雖然當事人撤訴了，但并未達到案結事了的效果，經過了6個月無新情況不準再次提起離婚訴訟的期限，當事人將再次提起訴訟，第二輪訴訟中便順理成章的被判決準予離婚。

四是離婚案件“反復訴訟”規則客觀上促成了離婚法定條件的形成。由于當事人缺乏相應的法律知識，在第一次起訴離婚時不符合離婚的法定條件或無法提交相應的證據，尤其是關于夫妻分居時間滿2年的要求，原告往往未分居滿兩年或者即使滿兩年亦難以舉證。當事人經動員撤訴或判決不準離婚后，經過6個月至1年時間，客觀上促成了離婚法定條件的形成，在第二次訴訟中更易被判決準予離婚。

五是離婚案件“反復訴訟”客觀上符合社會穩定需要。離婚糾紛區別于其它普通民事糾紛，直接關系家庭穩定，勢必影響社會和諧。特別在農村、城鄉結合部地區，處于經濟轉型期，離婚案件不斷增長，不僅關系家庭穩定，而且涉及兩個家族的關系，容易導致農村突發性事件發生。對于關系復雜、尚未明確符合法定離婚條件的，第一次起訴判決不準離婚有利于緩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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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家庭暴力的證據規則

第一篇：論家庭暴力的證據規則

第二篇：如何收集家庭暴力的證據

第三篇：論家庭暴力取證

第四篇：家庭暴力受害者如何收集上訴證據

第五篇：外遇家庭暴力沒有證據怎么起訴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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