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教材改革幾點觀點

教材改革觀念變革與教材開發

●作為教材的主體部分的學校教科書，在我國仍是依據國家頒布的課程標準編制的，但在課堂中將不再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教科書和教材的選用制度的逐步變革，也將給未來教科書的建設事業帶來巨大的沖擊和變化。學校和教師對教科書的選擇，最終將使教科書的發展擺脫桎梏，真正以學生的發展為本，適應不同學生的發展，形成多種有特色的教材體系。

●編制系列教材是教材的發展趨勢，必須發揮文字、音像、網絡等不同教學媒體的綜合作用。單獨的一本教科書，已越來越不能滿足學校教學的要求，還應當包括根據本學科的特點和要求，以及學生的身心發展水平設計出來用于呈現、解釋和提供資料與技能訓練的必不可少的練習冊、操作材料、圖表、識字卡和其他包括電子音像讀物在內的材料。

●教材應最大程度地滿足教師的專業創造，滿足教師的教學創新，引導而不是禁錮、規范而不是限制教師利用教材對教學進行建構和創造，是教材編制不容忽視的問題。教材編制的主要目的，不是為教師提供“法定”文件，讓教師屈從于教材的要，求，而是定位在為教師的教學服務；為教師精；心打造和提供可資利用的課程資源。

我國現有的學校教材體系面臨著各種問題和挑戰，如何使教材更加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實踐能力?如何使教材更加有利于學生良好個性的發展?需要我們建立新的教材觀。教材改革的理念或觀念，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種實踐行動指南。

《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指出：教材改革應有利于引導學生利用已有的知識與經驗，主動探索知識的發生與發展，同時也應有利于教師創造性地進行教學。教材內容的選擇應符合課程標準的要求，體現學生身心發展特點，反映社會、政治、經濟、科技的發展需求；教材內容的組織應多樣、生動，有利于學生探究，并提出觀察、實驗、操作、調查、討論的建議。作為教材的主體部分的學校教科書，在我國仍然是依據國家頒布的課程標準編制的。但隨著現代大課程與教學觀的建立，文字教材將不會再像過去一樣，在課堂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教科書和教材的選用制度的逐步變革，也將給未來教科書的建設事業帶來巨大的沖擊和變化。學校和教師對教科書的選擇，最終將使教科書的發展擺脫桎梏，真正以學生的發展為本，適應不同學生的發展，形成多種有特色的教材體系。

對新教材的理解和把握，需要我們在理論和實踐結合的層面上，從以下幾個方面提高認識，從而指導對教材的開發、選擇和使用。

教材改革的整體觀：

走向整合

*關鍵字：整合、人性化、系列化

建立綜合化的、整體的、整合的或統整的課程，是新課程改革的價值追求，也是教材改革的重要目標。如何在教材設計和編制中貫徹整合的理念和要求，是教材改革擺脫以往那種巨大的物性化的學科慣性，而走向以學生發展為本的人性化設計的關鍵。

學科教材的改革也要納人中小學教材改革的整體中加以考慮，樹立學科教材改革的整體觀。學科教材改革首先需要明確自身的定位，看到學科教材在教材整體中的地位和作用。學科教材設計需要更多地研究學科規律和適應各學科的普遍規律的相互關系，研究和把握學科之間知識、技能的遷移和橫向聯系，研究和把握知識的局部和知識的整體之間的關系，切實增強教材的整體性，注重學科內的綜合和學科間的整合，防止學科分化過細、彼此孤立隔離、內容重復和脫節。學科教材的設計，也要在把握21世紀社會對人才的素質需求的前提下，研究本學科在人才培養中的作用。

教材的整合，既要克服學科本位的狹隘的傾向，但也要防止學科教材非學科化的傾向，不能否認學科體系的作用和魅力。學科教材的改革，只有考慮學科自身的特殊性，并把自身的改革放到更大范圍中去考慮，才能在整合中獲得平衡。

新教材的系列化設計是教材整合的具體體現。以人教版教材為例，教材設計的方向是力圖發揮義務教育新教材學科齊全的優勢，加強不同學科教材設計之間的相互聯系，聚合不同品種和類型教材的不同特點，使教材在系列化的基礎上形成合力。

首先，注意各學科教材的相互關聯和配合。只有把各學科教材有機地協調起來，才能達到使他們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目的。各門學科都有自己的特點，但必須有整體的考慮。因此，每一門學科教材的編寫，都要注意處理好本學科不同年級之間的縱向聯系、同年級不同學科之間的橫向聯系，既要加強本學科各年級教材有計劃的統一安排，又要注意各學科教學內容之間的分工與配合，考慮各學科教材配合起來以后的總體效果。

其次，編制系列教材是教材的發展趨勢，必須發揮文字、音像、網絡等不同教學媒體的綜合作用。因為，教科書并非惟一的教學媒體，也不總是最佳的媒體。單獨的一本教科書，已越來越不能滿足學校教學的要求。一套完整的教材，不僅應當包括課本，而且還應當包括根據本學科的特點和要求，以及學生的身心發展水平設計出來用于呈現、解釋和提供資料與技能訓練的必不可少的練習冊、操作材料、圖表、識字卡和其他包括電子音像讀物在內的材料。

教材改革的學生觀：

改善學習

*關鍵宇：學材、主動、建構、體驗、發現

我國當前基礎教育改革的一個重要趨向，是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作為基礎教育的中心任務，這實際上標志著我國基礎教育培養日標上發生了重大變化，開始從過去強調接受、繼承的學習觀和教學觀，轉變為強調主動探究、積極體驗和發現的學習觀和教學觀。基礎教育的教材改革和建設，也要因此而轉向以學生發展為本的方向。

對教材設計者和教師而言，學生不再是教材的被動的受體，而是對教材進行能動的實踐創造的主體；教材不再是只追求對教育經驗的完美的預設，而是要為學生留有發展的余地，使教材編制過程本身延伸到課堂和學生的學習之中。以往教材的設計，對學生因素考慮的欠缺是顯而易見的。一些學科的教材受到難度和深度等限制，僅僅是教師“教”的材料，離開教師的幫助，學生對教材的學習和理解常常產生不可逾越的困難。作為學生學習活動的主要媒介，教材要成為“學材”，需要去掉生硬和冷冰冰的面孔，增加對學生的親和力。教材要提供豐富的與學生生活背景有關的素材，從學生的已有經驗和興趣出發并體現這種已有經驗和興趣，讓學生親身體驗探索、思考和研究的過程；要積極引導學生將所學知識應用于實際，從學科角度對某些日常生活、生產和其他學科中出現的問題進行研究；要有利于引導學生積極參與教學活動過程，在學習活動的設計上提倡主動的、建構的、體驗的、發現的學習方式，使學生真正成為學習的主體，從而為終身學習打好基礎。教材改革的教師觀：

改進教學策略

*關鍵字：教學法、創新、專業

教材是教師和學生進行教學活動的材料和主要媒體，教材設計的類型、教材的組織方式與教學策略和方法有著直接的密切的關系。根據我國的國情，一套好的教材設計，往往需要把教學策略和方法即教材實施的方法包括在教材設計之中。一般來講，這些具體的教學策略和方法最好要滲透到教材的組織排列上。關注教師教學的新教材，必須重視對現代教科書的教學法功能的研究。

教科書所具有的教育功能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教科書是絕大多數學生獲得知識的最重要的源泉，是教育內容的集中體現。課程標準的制訂者強調提高學生所學的種種科學知識的理論水平，這種努力必須以教科書的形式體現出來；另一方面，教科書又是一種最重要的教學手段。它的任務是幫助學生掌握學科課程標準規定的范圍之內的各種基礎要求，在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進行創造性獨立思考的能力，了解所學的學科，尋找并找到本學科所必需的信息。作為一種教學手段，教科書還應當針對具體教學內容，體現好的教學策略和方法，有助于教師完善教學過程。新教材的編寫應重視從教科書的設計和編排上引導教學策略方法的改革，幫助和促進教師運用啟發式教學。教材最大程度地滿足教師的專業創造，滿足教師的教學創新，引導而不是禁錮、規范而不是限制教師利用教材對教學進行建構和創造，是教材編制不容忽視的問題。教材編制的主要目的，不是為教師提供“法定”文件，讓教師屈從于教材的要求，而是定位在為教師的教學服務，為教師精心打造和提供可資利用的課程資源。教材無論編制得多么出色，它依然只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被加工和重新創造的對象，是教師在教學活動中需要加以利用的課程資源，盡管它是一種主要的資源。

同樣教材的呈現方式也因考慮教的需要和創造而改變，為此，必須研究教材的呈現方式，改變那種將所有事實和原理全部直接呈現的方法，在教學內容的安排上要給教學留有余地。教材不是教師的“圣經”，而是教師要去加工和創造的東西，教材設計要有意識地引導教師能動地乃至個性化地解讀教材。教材改革的技術觀：

從傳統到現代的嬗變

*關鍵宇：信息技術、動感、交互

《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提出“大力推進信息技術在教學過程中的普遍應用，促進信息技術與學科課程的整合，逐步實現教學內容的呈現方式、學生的學習方式、教師的教學方式和師生互動方式的變革，充分發揮信息技術的優勢，為學生的學習和發展提供豐富多彩的教育環境和有力的學習工具。”

中小學教材是課程的主要承載體，是組織學校教學工作的主要媒體。對教材的概念，早已不是局限于教科書和教學參考書的范圍，而是指以文字教材為主體，包括音像與電子教材以及網絡上經過加工和組織的信息。教材從一種被認為是靜態的信息，開始逐步包含動態的交互的信息。文字教材在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不可能承載全部的教學任務，教材的范圍可以說是大大地擴展了。對于教材改革來說，最重要的是信息技術正在持續地改變著人們的基本思想方式和獲取知識的方式。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21世紀個人所要獲取的知識，從廣義上講可能將必須通過信息技術才能得到。因而，信息技術對現行紙質媒體教材占主流地位的挑戰更是直接的和可預見的。充分考慮計算機網絡和多媒體等信息技術發展的教材設計，有利于加速和改善學生對世界的理解，激發學習興趣，增加學生獲取信息的渠道，使教學形式更加活潑，提高學習效率。這種與信息技術密切結合的教材將不可避免地沖擊乃至改變傳統的教學組織形式和教學方法，傳統的課堂教學面臨巨大的挑戰。在班級授課制的情況下真正實現因材施教和個別化教學，一直是教育先哲們和當代教育實踐者們的追求，這種追求在我國大部分地區和學校都是50人左右甚至人數更多的大班教學的情形下，更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交互的信息技術的發展似乎又帶給因材施教和個性發展以新的希望。

可以預見，信息技術發展對教育和課程將帶來的變化，教材設計也必將做出重大的改變，教材建設將逐步擺脫單純紙質媒介的狀況，發展出多樣化的教材形式，教材的觸角將迅速延伸到多媒體和網絡，動感的、交互的多媒體教材將成為教材開發的新領域。計算機本身已不單純是一門課程或技能，而是與所有課程有關的課程工具。信息技術將使教材發生巨大的變革，融文字、聲音、動畫為一體的電子教科書將調動學生的多種感官，使學生如身臨其境，加速和改善學生對世界的理解，激發學習興趣；現代信息技術將改變傳統的教學組織形式和教學方法，增加學生獲取信息的渠道，使教學形式更加活潑，提高學習效率。用多媒體制作的教學節目，可以真正實現因材施教和個別化教學；多媒體計算機通過聯網能夠進行遠距離教育和教學，可以使學校教育進入家庭之中。

第二篇：高考改革觀點述評_3

高考改革觀點述評

張亞群 巨玉霞

近年來，隨著基礎教育改革和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發展，加快了我國高校招生考試改革步伐。國家出臺了“3+X”高考方案、遠程錄取、春季高考、完善保送生制度、分省命題和高校自主招生等改革舉措，并初見成效。教育與考試理論研究者積極開展相關研究，為高考改革提供決策參考。由于高考改革涉及面廣、影響大且專業性強，不同社會階層、學術視角和不同認識程度的人，對于高考改革的看法往往不一，有的議論不免存在偏頗之處。本文就一些流行觀點略作評析，以求教于專家。

一、高考的性質與改革導向

由國家舉辦統一考試，依據考試成績、考生檔案及個人志愿，由高校擇優錄取學生，這是我國高校招收新生的基本特色。高考具有選拔性質，尤其是重點高校及熱門專業的人學競爭十分激烈。，因此，它常被某些人貶稱為“一考定終身”。其實，用“一考定終身”形容當今高考并不確切。如果說計劃經濟年代大學生包分配，高考有“一考定終身”的色彩，現在學生的終身并非“一考”所能決定的。隨著高考年齡限制的取消、保送生制度的完善、春季高考和高校自主招生的試行以及成人高考、自學考試、專升本、考研等途徑的拓展，考生有了更多的升學或深造的選擇機會。另一方面，即使考人理想的學校、專業，若只是混文憑，缺少真才實學，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和求職競爭中仍然面臨危機。高考為廣大考生提供了相 對公平的競爭機制，并非“一考”或“一卷”決定一個人的終生命運。

有人認為現行高考“認分不認人”，“使我們錯失許多綜合素質一流的可造之材”;主張學美國高校招生模式，以“三合一”方案替代現在的入學方案，既看高考考分，又看高中平時成績，還看社會活動、學術活動、文體活動、公益義工、工作經歷等。美國高校招生模式有值得借鑒之處，但不可能盲目照搬。同樣是高考錄取，若要參考中學成績和社會活動，在美國行得通，中國一旦實行卻要走樣，這在現實中并非少見。其根源在于，教育和招生考試并非獨立于世的，它不可避免受到社會和文化傳統的影響。有鑒于此，我國高考改革沒有現成模式可以照搬，只能走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與招生改革之路。

在高考改革導向上，我們應把握社會文化國情和時代發展兩大要素。劉海峰教授指出:“教育決策要和文化背景相結合，大學招考改革應充分考慮文化因素的制約，才能使改革不致引發更大的社會和教育問題。川蟠慰元教授認為:隨著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人學機會的增 加，高考的功能從選拔性考試走向適應性考試，高考不再是高校單向選擇新生，而是高校與考生之間雙向互動的選擇。這里的“適應性考試”主要包含兩層含義:“一是適應多樣化的高等教育選擇合適的新生;二是適應考生的需求，為考生提供準確而詳盡的、能鑒別個人在知識、能力、素質上的個別差異的手段和方法，使考生能夠更好地選擇合適的高校與專業。’，黝番懸元教授還指出，適應性考試功能觀的確立，并不意味著對高考選擇性功能的否定與拋棄。“國外的研究型大學，人學要求十分嚴格(如美國)，有的專業型高校，社會地位高，畢業出路好(如法國)，競爭很激烈，入學標準也很高。”“在中國，即使高考錄取率達到100%，高校招生仍需要通過人學考試。”但此時高考的選拔功能，只是作為高校的局部功能，融人了高考的適應性功能。

如何建立與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相適應的高考模式，這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潘憋元教授、劉海峰教授都提出，針對高等教育多樣化，可以采取兩種辦法:一是分類型考試。現在的高等教育有研究型、專業型和職業型三種基本類型，高考至少可以按這幾種類型分別進行統一考試;考試內容進一步多樣化，使學生可以在更大范圍內選擇考試科目，當然，也應充分考慮考試成績的可比性以及考試成本。二是全國統考加高校單考。從適應性功能出發，高考改革要提高命題的科學性，考試內容既要考知識，更要考能力，包括記憶力、判斷力、想象力、思維能力、應用知識能力以及創新能力等，還要測素質、測性向，作為高校與考生雙向選擇的依據。朱永新教授提出，應將國立大學、省立大學、市立大學和民辦大學進行分類，獨立考試;改變單一的分數決定的方法，把綜合評價列人招生評價體系;實行“基礎課資格考十相關專業課高校考”制度，前者考語文、數學、外語三科，由全國統考(或高校聯考)，考試分為多次考試，后者由各高校自定與專業的相關課1一2門。

二、高校有主招生與國家統一考試

高校自主招生是高考改革中又一熱點問題。有人以國外某些大學或民國時期國內高校為例，主張廢除全國統一招生考試，改由高校自主命題，自行招考;有的則把高校招生自主權比喻為私營企業的原料采購權，聲稱“要把高等學校原料采購權還給學校”，提出“讓一百所大學率先放開自主考試”，自己選擇考試時間，半天可以考完。類似的觀點不一而足。

由高校自行考試選拔新生，實際上混淆了高校招生目的與手段的界限。高考的目的是為高等院校選拔、輸送高質量的新生，高校實行自主辦學、自主招生，并非都要自行舉辦招生考試。將高校招生自主權等同于私營企業的“原料采購權”，顯然是武斷之論。首先，高校不是企業，高校辦學不能等同于企業的生產經營。高校辦學是為社會和國家培養專門人才，具有社會公益性質，高校招收的學生并非為學校舉辦者和管理者的私有財產，可以隨意采購、處置。自主招生權所體現的高校意志是與國家意志、社會意志協調、統一的。其次，高校自主招生是學校和考生雙向選擇的活動。考生不是任憑高校采購的“原料”，他(她)有主體獨立性和對高校的選擇權，高校在行使招生自主權的過程中，必然受到考生意志的制約。近年來，不少被高校錄取的考生主動放棄所獲得的升學機會，而報考其他院校，就是有力的例證。第三，高校招生考試不僅是高校自身行為，而且是涉及國家和大眾利益，必然要顧及國家意志和社會意志，遠非像私營企業老板采購原料那樣自由、簡單。

對于顧海兵教授的另外一些“高論”，我們也不能茍同。如顧教授說:日本與韓國的“統一高考與我們的統一高考具有本質區別，因為各大學還要另外組織考試”，事實上，統一高考在中日韓招生中只有權重之別，并無性質差異，尤其是在韓國。韓國主要采取統一的“大學修學考試”，約占2/3的大學招生主要依據此項考試成績及學校生活記錄簿;只有少部分大學在此基礎上舉辦單獨考試，并不像顧教授信口所說的“各大學還要另外組織考試”。顧教授還言之鑿鑿地說“:可以肯定的是世界高校招生的趨勢(規律)就是人學方式的多元化、選拔方式的多樣化，這就類似企業采購原料絕不會僅僅看價格，一元化的統一高考模式當然與此相悖的。”“用某一個俄國考察團贊賞我國的高考制度就認為多數俄國人或很多外國考察團贊賞我國的高考制度也是不客觀的。”上述

結論出于想當然，所作比喻也是不倫不類。

對高考改革實際及考試理論稍有研究的人都會知道，當今各國高校招生考試改革呈現兩大趨勢:一是大學統一人學考試范圍不斷擴大;二是原來實行高校統一考試的國家或地區，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發展而逐步實行人學方式多元化，其中統一考試多元中的一元仍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俄國考察團贊賞我國的高考制度并非如顧教授所言屬于個別或偶然現象。2003年底，俄羅斯教育科學院院長尼康德諾夫在廈門大學舉辦的“中華高等教育改革”國際研討會上，不僅明確指出俄羅斯借鑒中國的統一高考制度，而且還詳細介紹了俄國統一招

考的情況。另據報道，2005年，俄聯邦進行國家統一考試的地區將達77個，一百多萬畢業生參加考試。這是顧教授無法否認的事實。國外統一招考的事例不勝枚舉。一貫以中學畢業統一考試作為高校人學依據的英國，近來擬實行高校人學統考。兩個主要的國際評估機構正合力推動一種幫助大學識別所有申請者的潛能和相對優勢的全國統一考試，因為全國統一的人學考試可以使學生不必為報考不同的專業而參加過多的考試。2005年秋天，英國將實行統一考試試點，如果成功將全面推廣。

廢除統一高考論者還有一個似是而非的論點:目前的高考制度“是計劃經濟的最后一座堡壘”，既然已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就應廢除全國統一招考;有的甚至還鬧出“大陸統一考制是模仿前蘇聯的結果，帶有一點‘洋’味”之類的笑話。殊不知，統一高考并不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它是選拔性考試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高級形式，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同樣實行大規模統一招生考試。以發展市場經濟來否定統一高考，顯然存在片面性。

高校單獨招考與統一招考各有其適應范圍。高校單獨招考的重要特點是標準多元、靈活性大，有利于選拔不同特長的人才。但這種考試成本高，高校與考生的經濟負擔加重;同時它需要高度的社會誠信和法治作為保障。而由專業化的考試機構實施統一招生考試，盡管存在偏重共性測量等不足之處，但在較大范圍內為各校提供了衡量考生文化水準和能力的標準尺度，具有可比性;可節省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提高人學選拔的效率與信度，減少因經濟因素和招生舞弊所衍生的考試不公平現象。統一高考盡管存在某些負面影響，但通過改革是能夠揚長避短、逐步完善的。

三、高考反舞葬問題

高考擔負著擇優選才的重要功能，防范考試作弊，維護高校招生的公平與公正，歷來為考試管理部門和社會大眾所關注。利用高科技手段組織“集體作弊”，成為當今威脅大規模教育考試安全的一大隱患。有的論者從考試作弊成本的角度，分析2004年河南鎮平縣高考舞弊案的特點和起因，認為正是現行全國統一的標準試題和考試制度，使得利用現代通訊手段大面積作弊有機可乘。“越是統一、越是標準化的試題，其社會化、大面積作弊的成本就越低。”為此，這位論者提出解決高考作弊的根本辦法:一是“減少客觀題，增加主觀題”;二是“真正實現各高校自主命題、自由招生”，這樣會“作弊減少而誠信升值”。

顧海兵教授認為，高校單獨組織考試、錄取總體上不可能帶來腐敗，因為，“1950年之前的中國高校都可以單獨組織考試、錄取也沒有腐敗成風，資本主義國家的高校都可以單獨組織考試、錄取也沒有腐敗成風，為什么社會主義的中國高校單獨組織考試、錄取就一定腐敗成風?我相信，只要民主辦學(如招生權要由招辦轉到院系)、陽光操作，高校或院系單獨組織、考試錄取，或委托作為第三方的考試中心組織考試是不會帶來大面積腐敗的。

黃全愈認為:“招生中的‘走后門’現象，其實同招生體系中沒有一個合理合法的‘認人，的推薦系統有一定關聯。沒有‘認人’制度化的渠道，這就給‘走后門’一類民間的、非正式的、不合法的推薦系統，鉆了空子。”

上述幾種說法雖有差異，但矛頭都指向現行統一高考制度。高校自主招考能否防止大面積招生舞弊?高考錄取參考中學成績、平時社會活動及推薦材料，其真實性如何保證?這些關系到千百萬考生利益和社會公平、社會穩定的大事，僅靠唱高調式的推測和個人的“相信”

是很難令人信服的;它需要科學的論證、切實可行的制度保障以及強有力的社會監督。老百姓最相信的是眼見為實。歷史與現實一再證明，在特別重視人情和人際關系的中國社會，高考招生不是沒有正式的、合法的推薦系統，不是不“認人”，而是太“認人”、“人”大于“法”。取消統一考試或改行“三合一”高考錄取方案，在缺乏完善的法制和社會誠信保障的條件下，只會為以權謀私、權錢交易者大開方便之門，使弱勢階層中的刻苦向學者、真才實學者望權、望錢、望關系而興嘆。“文革”中推薦上大學，前幾年保送生制度的異化，當今藝術類高校或專業單獨招考引發的種種弊端就是例證。

至于以解放前的高校招生模式作為當今高校單獨

招考的依據，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以偏概全。其一，那時的高校及考生數量少，高校單獨招考易于操作;其二，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高校招生考試已開始向統一招考演化與過渡;其三，正如教育部考試中心副主任應書增所言:“有人以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高校招生來說今天的事，實際上兩個時代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是不能抽去前提條件盲目相比的。”

高考反舞弊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并不是將統一高考改為高校自主招考或“三合一”招生方案就萬事大吉了。在市場經濟體制不盡完善、法治有待加強、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匾乏的條件下，高考作弊有其發生的必然性。防范和杜絕高考招生考試舞弊，需要綜合治理。其保障機制在于，誠信教育與心理預防是先導;立法懲弊及以法治考、以法治招是關鍵;完善考

試制度是保證;治理社會環境是根本。利用高科技作弊之所以能暢行無阻，關鍵在于考場管理環節失職。只要監考者切實履行自己的監考職責，場外作弊者則無法將答案傳人考場。反之，若監考者放任作弊，高考即使完全改為分省命題、高校自主命題，集體舞弊不是照樣發生嗎? 在防范大規模考試作弊方面，國外經驗值得反思。美國的“教育測驗服務社”(ErrS)，既承辦全美大學入學統一考試(SAT)，也在海外各國各地區舉辦TOEFL、GRE等大規模教育考試。這類考試服務機構同樣擔負著保證每份考卷安全、準確發送到各考點的繁重工作，也面臨著各種高科技作弊的挑戰，但迄今并未因防范集體作弊而廢止統一的標準化考試。原因很簡單，大規模統一考試有著高校單獨考試不可替代的功用，不會為了防止大面積、低成本的作弊行為的發生而取消統一考試。與高校單獨招考相比，統一招考更利于防治招生腐敗。這也是長期實行高校單獨招考的俄羅斯高校，近年來在向市場經濟轉軌中反而大力推動國家統一招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高考對蔽礎教育的影響

大規模選拔性考試對于學校教育產生一定的影響，這是古今考試發展的共性特征。當今高考對于基礎教育產生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它促使學校、家庭、社會重視文化知識的學習，形成尊重人才的社會風尚;另一方面又引發片面追求升學率，加重學生的學業和心理負

擔，忽視德育、體育等問題。我國已跨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但大眾化程度還不高、也不均衡，不同地區及城鄉之間經濟、教育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總體而言，高等教育特別是優質高等教育仍是社會稀缺資源，選拔性考試在一定范圍內將長期存在。減少大規模選拔性教育考試對中小學的負面影響，是當今高考改革的重要目標。

為了矯正高考對于基礎教育的負面影響，上世紀90年代我國大力推動素質教育，對于改善中小學教育，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成效。但是，片面追求升學率，中小學生負擔過重等問題仍相當突出。為此，有人提出廢除統一高考，改行高校單獨考試、中學推薦人學等選拔方式。也有論者指出，全國統一高考制度用統一的教學大綱、統一教材、統一出題考試和統一標準答案，限定學生只能按一種思維模式來思考，扼殺了兒童的一切靈性和好奇心，束縛了人的創新精神。對此，我們應有理性的、全面的認識。

首先，應正視選拔性教育考試的負面影響，全面認識其產生的根源。高考競爭激烈除了與優質教育資源短缺直接相關，還與高考的社會功能分不開。從教育社會學的觀點來看，考試問題是社會問題，高考競爭實質上是社會地位的競爭。高考的負面影響還有深層的文化根 源，“升學主義”與高校招生考試競爭激烈，是東亞儒家文化圈內一個共同的現象與問題。對于高考競爭，只能采取措施，盡力將其控制在適度、有序的范圍內，而不能消滅競爭。即使改為各校單獨招考，也難免激烈競爭與“應試”教育。若索性廢除考試，改用推薦，這種競爭則演變為權力、金錢、關系等其他方面的競爭。相比之下，以知識、能力為競爭的標準，采用公開考試的方式進行選拔，更符合社會進步的要求。

其次，進行配套改革，努力減少高考的負面影響。考試競爭過于激烈，不利于基礎教育的正常發展，必須積極進行綜合治理。一要大力發展多種形式的高等教育，緩解高教供需矛盾。在高等教育毛人學率穩步提升的情形下，高考競爭雖然存在，但在專科及一般本科院校層次，升學競爭性己降低;競爭激烈的只是報考名牌大學及熱門專業。這是與社會總體環境及大學生社會地位的變遷密不可分的。二要對用人制度、工資分配等進行綜合配套改革，避免單一的用人評價標準，使各層次、各崗位的人才都能各盡其用，獲得合理報酬和應有的社會地位。

第三，在高考改革各環節中，考試內容與形式的改革是關鍵，不斷完善考試評價標準。考試內容與評價標準的改進，關系到對中學教育教學的積極導向，關系到人才選拔的質量與效應，關系到高校創新性人才的培養，而考試時間的變更僅涉及考試的操作性問題。當今

高考的內容和形式，基本上反映了時代和社會發展的要求;高考注重綜合能力考察，也是與教育改革趨向相一致的。

高考改革是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兼顧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諸多因素的影響，不能抓住一點不及其余。高考改革既應借鑒國外的有益經驗，也應從國情出發，立足本國實際;既要有利于基礎教育的改革與發展，也要適應高等教育的發展要求，同時還須遵循考試自身的發展規律。多一些實實在在的研究，少一些空泛而偏激的責難，把握改革的正確導向，切實促進多樣化人才的培養與選拔。

第三篇：中改院改革形勢分析會觀點綜述

中改院改革形勢分析會觀點綜述

2004年4月17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在北京舉辦農村土地制度創新與農民組織發展——中改院改革形勢分析會。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以及來自農業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雜志社等部門和機構的20余位領導、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會議由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農村所所長、浙江師范大學農村中心主任王景新主持。會議圍繞“農村土地制度創新與農民組織發展”這一主題，集中討論了三個問題：（1）當前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形勢、面臨的問題以及改革思路；（2）真正“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3）當前我國農民組織發生、發展的趨勢以及法律和政策問題。現將主要觀點綜述如下：

一、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反思

1、當前我國“三農”問題之所以再次引起全社會的關注，都與農村土地制度和農民組織有直接或者間接的聯系。

中改院跟蹤農村土地第二輪承包和《農村土地承包法》立法研究的過程，自1997至2003年進行了6年的土地問題研究。“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這個觀點，首先是由中改院提出來的，被中央制定政策時所采納，并成為《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立法宗旨。《農村土地承包法》頒布了，各方面的評價很高，但從2003年3月1日開始執行至今，一年零一個月的實踐看，其效果并不理想。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反思。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認為，把“農村土地制度創新與農民組織發展”這兩個議題放在一起討論非常好，土地制度和農民組織有非常密切的聯系，它們往往互為因果，發生的變革也緊密相聯。農村土地制度創新不引入農民組織建設是沒有出路的。他指出，《農村土地承包法》出臺以后，土地承包關系到底是穩定還是不斷變革，要深入調查研究，因為它最終涉及到整個體制問題。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教授認為，現在看，農村由土地引起的經濟糾紛、社會糾紛，包括農民同基層政權組織的矛盾，都與土地關系直接地或間接地聯系在一起。“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的緊迫性，比十五屆三中全會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更嚴峻，更是一個全局性的問題。

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副司長張紅宇認為，土地問題一直是我國“三農”問題的核心。不管在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土地的生存或保障、收入、就業等三大功能是始終存在的。目前在農民收入多元化的情況下，土地收入依然占60％；農村勞動力盡管有1億流動大軍，有1.3億在鄉鎮企業，但是仍有1.7億在經營土地，還有3000萬從事畜牧業、漁業生產的也要依靠土地。現在我們談土地問題依然不過時。土地問題任何時候都是熱點、重點和難點。“中改院這么多年，孜孜不倦地抓住這個問題做文章，抓住了核心”。

農業部農村改革實驗區辦公室綜合處處長朱守銀認為，政府和各利益群體對農村土地可以隨便征、隨便要、隨便使用，證明農村土地產權的外部性很強。都來爭奪農民土地利益，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只有“無主”財產才可能出現這種狀況。

2、《農村土地承包法》出臺了，農村土地問題及其矛盾糾紛卻越來越嚴重，事實已經表明了農村土地制度設計的矛盾。

遲福林認為，《農村土地承包法》出臺了，相關法律規定也出來了，但近年出現的農村土地問題卻越來越多。原因就是近幾年城鄉“二元制度結構”沒有徹底打破，使整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同時，農村土地制度安排不合理，已經成為一切矛盾的重要根源。王景新認為，出現這種問題，可能是現代化進程中一定要付出的代價，也可能有基層干部對現行法律和政策理解的偏差而執行不力的因素，但最根本的是農村土地制度設計本身有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部部長韓俊認為，集體所有制內涵著一種矛盾和沖突。集體是什么，邊界不清楚，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其實已經很深入，但問題仍然沒有解決，表明整個體制還存在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部副部長徐小青談到，所謂集體所有，在許多地方實際上就是村干部所有。村干部說了算，什么法律，什么土地管理制度，他可以不管不顧。這到底是怎么回事？確實需要我們反思。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法學教授任大鵬認為，盡管從憲法開始就明確土地分為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但我們始終把集體所有看作是一種類似國家所有的方式，所以才有了先征用、再出讓等。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用途管制制度，在一定意義上成為限制農民的一種措施。

中國人民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所嚴瑞珍教授認為，家庭承包責任制在歷史上起了很好的作用，但它是否適應現有生產力發展水平，是否在很多方面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阻礙，還有沒有必要完全地、一

第四篇：材料觀點

穩定的組織結構應該是一個“正立的三角形”,而我國現在的物流系統可以理解為一個“梯形”,并且這種“梯形”的組織結構間的聯系是“松散”的,這種松散的“梯形”結

構,是我國內地物流系統發展不穩定和不均衡的主要原因。

“多頭領導”實際上就是“無頭領導”。系統的協調是指在系統分解的基礎上,全面處理各子系統相互作用的調節和控制。大系統只有在系統的動態過程中達到各方面的真正的協調,才能出現整體上的步調一致,充分發揮系統的整體功能,以實現系統整體的最優化。而 “多頭領導”的系統無法達到整體上的步調一致,從而也就無法發揮系統的整體功能,系統整體的最優化也就無從實現。

3、這種“各自為政”的物流系統,不利于組織吏大范圍的物流業務的聯合。

物流從狹義概念上來理解,是指商品在流通領域內進行的運輸、儲存保管、包裝、裝卸、配送、加工、情報等活動組成的整體業務活動。商品離開生產領域后,能否順利地通過流通領域,進入消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物流活動所涉及的各部門、各企業及各業務環節之間 銜接的好壞。隨著有計劃商品經濟的發展,流通范圍的擴大,物流過程中所涉及到的部門、從事物流業務所花的時間、商品在空間轉移的距離卻會大大增加,因此,就應不斷地發展物流業務的聯合,組織更大范圍的物流協作。而在我國現行的物流體制下,組織物流聯合,加強更大范圍的物流協作,則由于缺乏組織上的保證而難以實現。

4、現行的物流系統,由于沒有一個綜合管理部門,因此無法統一各種技術和管理標準,提高物流整體效率和效益也將成為一句空話。

在整個物流活動中,應貫徹統一的、標準化的各種技術規則和管理法規,這樣才能提高物流整體的效率和效益。物流效率和效益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加強物流聯合,組織更大范圍的物流業務協作來實現的,如組織聯合運輸、中轉運輸、集裝箱的“門到門”運輸等。而現行的分散的物流管理體制,由于缺乏長遠的、整體的觀念,使各部門,各企業普遍存在只顧眼前利益而忽視長遠利益,只顧本企業物流效益的提高而不注意物流宏觀效益的提高,這對于制定、推行、實施統一的物流技術規范和管理法規無疑是有弊無利的。

5、不重視建立合理的物流網絡,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現行物流系統在運行上存在的問題。

物流網絡是整個物流系統的框架。這種結構把物流作為一個系統來思考,它最基本的就是網絡。物流網絡就是相當于運輸論、交通論中所說的線與點組合的系統。而我國現行的物流系統是由“分散的”、“各成體系”的“小系統”組成的,這種狀況必然造成物流網絡中點 與點的重復設置,線與線的雜亂交叉。由這種物流網絡所組成的物流系統,在運行上,必然造成貨物在空間上的不合理流動,在時間上的更多延誤。這在我國目前物流基礎設施不足、交通運輸緊張的狀況下,不僅會浪費運能、運力,而且也必然會造成各種物流設施在使用上 的忙閑不均。

以上所述我國現行物流系統的狀況及存在的主要問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長期以來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普遍存在著重生產、輕流通、重商流、輕物流的錯誤思想,人們對于建立合理的物流系統結構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在宏觀上沒有能夠形成一個完整的、比較 成熟的總體規劃。筆者認為,建立我國合理的物流系統結構應在盡快形成一個適合我國國情的物流宏觀規劃的基礎上,結合考慮我國現行物流體制的現狀,以改造和加強現有物流企業、適當新建少量物流網點的原則,本著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以提高物流系統綜合效益為主的目的,爭取在較短的時間內,將物流業建設發展成為具有比較合理的結構、比較高的運行效率和服務質量的、基本適合國民經濟發展的經營服務型的行業。為此,提出以下一些 粗淺的設想:

1、應以我國主要的交通樞紐所在地、物資集散地和各經濟區域內的中心城市作為物流網絡中的點;以全國主要的連接以上地區的鐵路、公路、內河和沿海主要運輸線作為物流網絡中的線,構成我國內地物流系統結構的總框架。

2、在全國范圍內,以各個經濟區域內的交通樞紐所在地的中心城市為依托,建立物流基地,作為我國物流系統結構的第一個層次。該層次上的物流企業應配備大型的、先進的,配套的物流設施和設備,并擁有一大批高質量的物流專業管理人才,主要負責組織我國內地各經濟區間的物資和大宗商品的物流活動。對于沿海開放城市和主要外貿進出口集散地的物流企業,除承擔組織經濟區間的物資、外貿商品交流外,重點負責組織國內外進出口商品交流。

3、在各經濟區域內,以配合第一層次上各物流基地活動為目的,在區內的各中、小城市建立若干個物流中心,構成物流系統結構的第二個層次。該層次上的各物流中心主要是組織區內的物資和大宗貨物,并與其它經濟區聯系。

4、在經濟區內的各地、市、縣,根據需要建立大量的、規模不一的配送中心,作為整個物流系統結構的基本單位。這些配送中心的主要任務是配合當地各購銷企業,組織貨源,滿足各企業和消費者日常生產和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作為一種以提高配送效率和服務質量為主的經營服務型的小型物流企業。

要實現以上設想,應在提高全民對物流地位重要性的認識基礎上,采取必要的政策和改革措施,以保證其實現。具體可采取以下措施:

1、國家應成立一個物流綜合管理部門,以便在行政上能實現對物流大系統的統一管理。這樣,可以克服分散管理所帶來的物流業在發展上的種種弊端,并可通過制定和實施統一的管理法規和各種技術規范,以保證物流整體效率和效益的提高。

2、在物流系統網絡和各個層次的物流企業的建設上,應以我國現有的交通運輸狀況和各部門的各種類型的物流企業和單位為基礎,通過技術經濟分析,盡可能發展、完善現有的各“商物分離”型的專營物流企業,作為物流系統結構的前兩個層次,即物流基地和物流中心。對于各“商物合一”型的,應通過改造,發展成為各種專業的配送中心。這樣,既可減少在改革、調整中的不必要的浪費,又可發展專業的物流企業,對于改善現有的“商物合一”型的物流單位只講服務、不講效益的現象和逐步將其建設成為獨立核算的、自負盈虧的物流業務經營者也會起到良好的推動作用。

3、盡快在物流業運用和推廣各種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提高物流業的管理水平和培養大量的物流專業人才,這將是我國物流業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能否適應商品流通和社會再生產高速發展的根本。

第五篇：中改院改革形勢分析會專家觀點摘要[定稿]

中改院改革形勢分析會專家觀點摘要

2004年4月17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在北京舉辦農村土地制度創新與農民組織發展——中改院改革形勢分析會。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以及來自農業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社會

體制比較》雜志社等部門和機構的20余位領導、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會議由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農村所所長、浙江師范大學農村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主持。會議圍繞“農村土地制度創新與農民組織發展”這一主題進行了討論。現將專家主要觀點摘要如下（按發言先后順序排列）：

王景新（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農村所所長、浙江師范大學農村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近年來做農村調查，我們感覺到“三農”問題之所以再次引起全社會的關注，似乎都與土地制度和農民組織有直接或者間接的聯系。

關于農村土地制度。我認為，家庭承包經營制度是一項沒有完成的土地制度改革，它存在著歷史的局限性和改革的不徹底性。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要真正“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有兩個問題是明確需要解決的：一是在集體成員共有的條件下，如何解決“穩定”與“調整”的關系；二是共同共有的產權的排他性很差。

我認為，可以采用農民集體成員“按份共有”的形式改革農村土地制度。具體有三點，一是以“起點公平”的原則和真正“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為立足點和出發點，將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按照一定時限（比如第二輪承包起始）的集體成員平均分配承包；二是把“30年不變”拓展為“長期不變”，實行承包農戶“永佃”；嚴格實行“生不增、死不減”政策和“不得調整土地”的法律規定，切斷新增人口與土地的聯系；三是用相關法律將農民“長期不變的土地使用權”界定和規范為“農民私有財產權”，納入私有財產保護范疇，從根本上屏蔽外來侵權。

關于農民組織的發展。我認為，現有的農民組織建設可分為四類進行研究：一是村民委員會、黨支部這樣的正式組織；二是現在正在發展中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三是農民自發的維權組織；四是農村的功能性組織，它們并不一定具備完整的組織結構或形態，但卻很有動員力。

陳錫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研究員）：

一是關于土地制度問題。現在的土地問題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即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經營體制問題和農村土地征用問題。前者從農村土地承包內部看，有兩個問題一直沒有說清楚，即農村的土地承包權到底是什么權利，以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是個什么概念。這使得農村土地問題和組織問題交織在一起，成為一個體制的問題。而后者，我們的土地法律是世界上最好最嚴的，基本上涉及耕地的事都由國務院審批。但執行的情況卻不是這樣的，在實際中每一級政府都能對土地進行審批。因此，我們一方面要研究政策和法律文本；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營造執法落實的環境。

二是關于農民組織問題。我認為，我國農村不是沒組織，而是組織程度極高，但那個“組織”是人民公社遺留下來的，因此它的性質和功能都偏向于內向型管理，是政府行政體制延續的組織。現在農村需要的是外向型、經營型的組織。這對于立法機關來說有一定的難度，但我覺得現在時機逐漸成熟，特別是這次的稅費改革將對此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

任大鵬（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法學教授）：

關于土地制度創新問題。首先還是一個老話題——地是誰的，誰有權去創新。按照“承包”這個詞，肯定就要有發包的。但承包法試圖回避這個問題，而從承包權的物權屬性上考慮；二是承包權的體系問題。從法律意義上講，它有一個權利關系，我們可不可以理解為承包權是成員權或身份權，或者分出一個層次，把承包權作為一個前提，把流轉、經營、使用的權利成為承包權中的一種關系；三是土地管理法中的矛盾。土地管理制度的核心問題就是控制耕地的使用。講到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用途管制制度，在現在看來，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在一定意義上沒有能夠體現土地的產權屬性，因此在法律關系上就使用不順了。

關于農民組織創新問題。第一，合作社的性質。在現實里有很多所謂的合作類型都稱為合作經濟，但經濟學角度與法律角度存在著沖突：經濟學家強調是一種合作經濟，而不是一種組織形態，但立法機關仍然把它作為一種經濟組織來認識；第二，關于農業合作經濟組織法的性質，涉及到該法是程序法，還是其他，即是“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法”，還是“農民合作經濟的組織法”，或統稱為“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這個斷句怎么斷有很大的差別。一方面，組織法認定條件環境，它涉及內在機構設計、對外關系、責任關系等，而另一方面的功能就是程序法，比如登記、解散、清算等，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