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北京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工作的調研及建議

北京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工作的調研及

建議

[摘 要]就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工作情況開展調研,不僅有助于進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本身,而且可以將有關經驗適當推廣到成年人的刑事案件,還可以為我國普通刑事訴訟量刑程序改革及刑法、刑事訴訟法的進一步修改提供某些借鑒。本調研報告針對北京市24個中級、基層法院開展未成年人刑事訴訟中社會調查報告工作的情況做深入調研分析,總結出“社會調查報告引入的可選擇性”、“社會調查主體的多元化”、“社會調查報告程序的靈活性”、“調查報告樣式、內容的多樣性”等特點,梳理出社會調查報告實踐工作中凸顯的“對外地戶籍未成年人引入社會調查報告難”、“社會調查主體資源短缺”、“社會調查時間倉促”、“社會調查報告質量有待提升”、“社會調查報告的性質定位不清”等五個問題,并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社會調查;未成年人;異地委托

[中圖分類號]C913.5

[文獻標識碼]A

社會調查報告制度是法治文明程度提升的一個重要標志,它在《聯(lián)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guī)則》等一系列關于未成年人的國際公約中普遍得到確立。我國少年司法改革中采用的社會調查報告制度是指,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過程中,由特定的調查主體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在校情況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xiàn)等情況作全面、細致的調查,并制作出書面調查報告,為司法機關公正處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重要參考依據。就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工作情況開展調研,不僅有助于進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本身,而且可以將有關經驗適當推廣到成年人的刑事案件,還可以為我國普通刑事訴訟量刑程序改革及刑法、刑事訴訟法的進一步修改提供某些借鑒。

本文擬對北京市24個中級、基層法院開展未成年人刑事訴訟中社會調查報告工作的概況、特點及問題做深入調研分析,同時結合各地法院的相關實踐及北京市的本土資源優(yōu)勢,提出可行性建議,以期對進一步推進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會調查報告制度有所裨益。

一、北京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工作概況及特點

(一)摸索階段(1991年-2001年)

1991年最高法院《關于辦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規(guī)定(試行)》(以下簡稱1991年《若干規(guī)定》)的頒布,可以說是北京市法院在未成年人刑事訴訟中適行社會調查報告制度的“催生劑”。當時,無論是調查報告的主體、方式,還是調查報告的形式等,都處于較為初級、粗淺的摸索階段,即一般是由法官親自到未成年人所在家庭、社區(qū)、學校、單位進行走訪;調查報告也大多以談話筆錄的方式體現(xiàn)。1998年,北京市高級法院與北京市檢察院等八家單位聯(lián)合制定了《關于辦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建立相互配套工作體系的通知》,明確要求檢察機關“在開庭前,應采取多種形式進行社會調查……”,法院“要認真審閱控辯雙方提供的未成年被告人在實施犯罪前的平時表現(xiàn)、性格特點、成長環(huán)境,進行違法犯罪的主、客觀原因等社會調查材料;必要的時候,法院也可以進行調查”,自此,由法官親自、直接擔任社會調查主體的情況逐漸減少,個別區(qū)縣開始嘗試由檢察機關或其他社會團體組織進行社會調查。

(二)深入階段(2001年-2010年)

2001年,最高法院頒布了《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guī)定》(以下簡稱2001年《若干規(guī)定》),對社會調查報告制度的適行主體、形式、程序等作出明確規(guī)定。借此契機,北京市法院實行社會調查報告制度也走向深入、完善。2003年,豐臺法院在全市率先制定出首份有關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工作的區(qū)域性規(guī)范文件一《關于豐臺區(qū)未成年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工作的若干規(guī)定》;此后,特別是2006年全國法院第五次少年法庭工作會議將“改革和完善社會調查報告制度”作為今后少年法庭工作的一個重點后,全市法院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工作開始以更快的速度發(fā)展,崇文、門頭溝、昌平、石景山、朝陽、海淀、一中院、密云等8個法院相繼推出一系列規(guī)范文件,實行社會調查報告制度工作的規(guī)范性、系統(tǒng)性及實效性日益顯現(xiàn)。

綜觀目前北京市法院實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制度的工作,主要呈現(xiàn)以下幾個特點:

1.社會調查報告引入的可選擇性。由于我國《刑事訴訟法》并未將“社會調查”規(guī)定為必經程序,而2001年《若干規(guī)定》也只是規(guī)定“可以”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點等情況進行調查,這就意味著,即使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進行社會調查也不違法,加之受到審理期限、未成年人戶籍、調查主體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各級法院對社會調查報告的引入通常具有“可選擇”的特點,即一般只選擇一部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社會調查報告制度。

2.社會調查主體的多元化。根據2001年《若干規(guī)定》,控辯雙方、人民法院委托的有關社會團體組織以及人民法院均可以成為法定的社會調查主體,與之相應,北京市各級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會調查主體也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特點,具體主要有四種:一是由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人員或教育工作者擔任,如豐臺法院;二是由人民陪審員擔任,如石景山法院;三是由社區(qū)矯正機構的工作人員擔任,如一中院、二中院、門頭溝、崇文、朝陽、密云、昌平等法院;四是由法官擔任,如海淀、宣武、東城、西城等法院。

3.社會調查報告程序的靈活性。由于我國現(xiàn)行司法解釋關于社會調查報告工作的規(guī)定較為原則,缺乏對調查啟動時間、調查方式等方面的統(tǒng)一、細致規(guī)定,因此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會調查報告工作在具體操作中也是不拘一格,表現(xiàn)出較大的靈活性:(1)從社會調查啟動的時間看,多數是在法院受理案件后、開庭審理前開始啟動,但也有個別地區(qū)經過多方協(xié)調已經將調查啟動時間前置到了案件審查起訴甚至偵查階段,如崇文區(qū)要求區(qū)檢察院“在未成年人因涉嫌犯罪被審查起訴之日起5日內,由少年起訴組通知2名社會調查員進行社會調查工作”;豐臺區(qū)要求“區(qū)檢察機關對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在受理案件后3日內,向社會調查員發(fā)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函》”;而海淀區(qū)則專就“外埠來京常住的未成年人”要求區(qū)公安分局在偵查階段就應對其“年齡、一貫表現(xiàn)、主要社會關系等基本情況進行審查、核實,收集和整理有關品格證據”。(2)從社會調查的方式看,有的采用書面調查方式,即通過收發(fā)信函、發(fā)放填寫式表格的方式調查;有的則采用當面會談、實地走訪等更為直觀的調查方式。還有的在社會調查過程中引入了心理專家,對未成年人的人格、心理狀況進行專業(yè)化的調查評估,如東城、房山等法院。(3)從是否質證社會調查報告看,目前多數法院只是將社會調查報告作為一種參考材料附于卷宗中備查,并不在法庭上宣讀,或者即便當庭宣讀,也不進行法庭質證,只有門頭溝、豐臺和石景山等少數法院針對社會調查報告進行質證,且宣讀調查報告的主體一般由法官、人民陪審員、公訴人或專門的社會調查員擔任。

4.調查報告樣式、內容的多樣性。多數調查報告采用日常公文寫作要求的報告樣式,少數

則采用調查表格或調查筆錄等形式。調查報告的內容一般是圍繞未成年人的性格特點、文化程度、家庭環(huán)境、成長經歷、社會交往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表現(xiàn)等情況展開,有的還將心理評估、非羈押措施風險評估等情況納入了報告內容,還有的進而就如何量刑、如何進行幫教提出了具體建議。

二、北京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一)社會調查的適用對象有限

目前,全市法院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開展社會調查報告工作的對象主要局限于北京籍的未成年人,對于那些外地戶籍的未成年人還較少適用。這主要是由于,對外地戶籍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要比對北京籍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甚至財力,且外地未成年人大多缺乏在本地的監(jiān)管組織,對其進行社會調查通常需要與其原籍的相關組織、人員取得聯(lián)系,如果社會調查員親自去外地調查,則既需要相對充裕的工作時間,又需要數額不菲的差旅經費,而若委托未成年人原籍所在地的公安機關或社區(qū)矯正組織進行調查,又缺少對這種委托行為的指導性、規(guī)范性協(xié)作運行機制。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市法院每年審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外地戶籍的未成年人已經占到未成年被告人總數的75%左右,隨著人口流動進程的加快,預計在未來的幾年,這個比例還將可能攀升,而這將直接影響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工作的整體均衡發(fā)展,更為嚴重的是,由于社會調查報告可能成為對未成年人量刑的重要參考依據,因而將會間接導致對北京籍及外地戶籍未成年人量刑、特別是適用非監(jiān)禁刑方面的不平衡。

(二)社會調查的主體資源短缺

雖然全市法院開展社會調查的主體呈現(xiàn)多元化的特點,但從社會調查主體的資源儲備狀況來看,仍顯嚴重不足。原因主要有三:其一,社會調查一般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在案多人少、審判任務日益繁重的當下,由審判人員(包括法官和人民陪審員)直接擔任社會調查主體已經越來越力不從心,況且,由審判人員親自進行社會調查與其居中裁判的功能也有失協(xié)調,難免會引發(fā)公眾對審判中立性和調查報告公正性的質疑。其二,雖然有些地區(qū)嘗試由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人員或教育工作者擔任社會調查員,但由于他們畢竟是兼職社會調查員,本職工作又比較忙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精力有限、時間不充裕等現(xiàn)實困難,因此,通常僅適合有選擇地承擔少量案件的社會調查報告工作,無力承擔那些大量、持續(xù)、規(guī)律性的社會調查報告工作。其三,雖然有些地區(qū)嘗試由社區(qū)矯正機構的工作人員擔任社會調查員,但目前這種由社區(qū)矯正機構開展的社會調查是有戶籍地限制的,即只負責對北京戶籍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不承擔對外地戶籍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因而對于外地戶籍未成年人犯罪比例高達75%以上的北京市而言,實際仍未解決大多數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主體需求。

(三)社會調查的時間倉促

由于社會調查通常啟動于法院審理階段,而刑事案件(特別是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的審理期限又較為緊張,因此許多法院要求社會調查員須在5日或10日內即提交社會調查報告,而要進行一次全面的社會調查,往往不僅需要走訪家庭、看守所、社區(qū)、學校、單位等多個地方,征求親友、民警、家屬及被害人等多方面的意見,還可能需要進行心理評估或鑒定,調查報告完成后,有的還需要先呈報本部門的上級組織,由上級組織負責人簽署完審核意見后,才能將調查報告送達社會調查的委托機關,如此龐雜縝密的一套工作,卻要限定在5日或10日內完成,這個時限對于針對北京籍未成年被告人的調查而言已經比較緊迫,對于那些外地戶籍未成年被告人的調查而言就更加倉促了。而這樣的結果往往會導致:法院對審限相對緊張的案件可能不會考慮適用社會調查報告,或者即便適用,收到的調查報告內容大多流于形式、不盡如人意,參考價值不高。

(四)社會調查報告的性質定位不清

由于我國目前基本上沒有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適用規(guī)則,現(xiàn)有的司法解釋、文件只是粗略地規(guī)定了調查報告的大致內容、使用必要性和參考作用,理論界、實務界對于社會調查報告的性質問題一直存在爭議,因而全市各級法院在對“社會調查報告是否屬于證據”、“應否就社會調查報告進行質證”等問題的認識上也眾說不一,有的認為調查報告不具有刑事訴訟證據功能,只是法院處理未成年人時的一種參考依據,所以不宜在法庭進行質證;有的則認為調查報告屬于證據,但在“由誰宣讀社會調查報告”、“如何認證調查報告的內容”、“應否設置專門的社會調查員席”等一系列問題上仍存在較大爭議。

(五)社會調查報告的質量有待提升

社會調查報告的質量問題主要表現(xiàn)在三方面:一是報告千篇一律,缺乏對調查內容的深入挖掘和剖析;二是報告用語過于生動,感情色彩濃,夸張成分大,影響了報告的客觀真實性;三是一些以表格形式體現(xiàn)的調查報告,其中多數指標既簡單又帶有隨意性,加之填表主體大多與被告人有一定利害關系,因而難以保證所填內容的客觀性。

三、完善北京市法院適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制度的建議

(一)聯(lián)合多家部門制定市級統(tǒng)一指導意見,進一步規(guī)范、細化社會調查報告工作

應該看到,社會調查報告工作是一個需要多部門分工合作、協(xié)調配合的系統(tǒng)工程,僅僅依靠法院一家力量孤軍奮戰(zhàn)是遠遠不夠的,而且也不可能達到該項工作的最佳預期效果。目前,全國各地已有許多法院與當地有關部門聯(lián)合制定了有關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工作的規(guī)范性文件,如江蘇省高級法院與該省司法廳聯(lián)合制定《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審前調查實施辦法》,安徽省合肥市中級法院則與合肥市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聯(lián)合出臺《社會調查員制度實施辦法》,效果都比較理想。而北京市也已有9個法院分別與本地區(qū)的綜合治理委員會、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檢察院、司法局等有關部門聯(lián)合推出了有關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指導意見或實施細則,并初步積累了一定經驗,如何將這些已有的呈“條塊狀”分布的經驗、成果有機串聯(lián)起來,進一步加以科學整合、統(tǒng)一規(guī)范,使之上升為市一級的配套工作體系,舉全市多方合力協(xié)調配合,已經成為最大限度發(fā)揮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應有功能的當務之急。因此,建議專門就我市法院開展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工作情況向市委政法委或首都綜治辦做具體報告,爭取推動由市委政法委或首都綜治辦牽頭組織其成員單位,共同研究制定全市統(tǒng)一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工作指導意見或實施細則。

(二)設置“多層次互補、專兼職相輔”的社會調查主體

鑒于全市各個地區(qū)社會調查主體普遍緊缺,而各個地區(qū)都有各自的特殊區(qū)情和資源優(yōu)勢,建議在社會調查主體的設置上不宜搞“一刀切”,應繼續(xù)堅持現(xiàn)有多元化的發(fā)展方向,同時要注意吸收更多有益力量,建立起“多層次互補、專兼職相輔”的社會調查主體模式,即既包括實踐經驗較為豐富的社區(qū)矯正機構工作人員,又包括專業(yè)功底扎實的教師、學者、社會工作者,既可以設立專職的社會調查員,也可以吸納兼職社會調查員,具體可由各個地區(qū)結合本區(qū)域的資源優(yōu)勢而確定。關于兼職社會調查員的引進和選任,可以借鑒安徽省合肥市中級法院

的經驗,即由法院委托市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或其他社會組織,在全市范圍內公開招募一批熱心未成年人公益事業(yè)并且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志愿人員擔任社會調查員。此外,為不斷提高社會調查主體的專業(yè)素質,還應當定期開展必要的業(yè)務培訓和業(yè)績考核工作,以實現(xiàn)社會調查主體資源配置的最優(yōu)化。

(三)前移調查啟動時間,探索異地委托調查,逐步提高社會調查報告適用比例

社會調查時間啟動過晚,以及無法開展外地戶籍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是導致當前社會調查適用比例較低的兩個重要原因。為了有效解決社會調查過晚與案件審限緊張之間的矛盾,保障社會調查在更為充裕的時間內進行得更為細致,建議將社會調查的啟動時間盡可能前移到案件的偵查或審查起訴階段。實際上,從社會調查報告制度的基本理念分析,我們所稱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也不應僅僅是通常意義上在法庭審理階段的社會調查,還應包括在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的社會調查。關于在偵查階段或審查起訴階段進行社會調查的依據早已有之,1995年《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的規(guī)定》第十條規(guī)定“訊問前,除掌握案件情況和證據材料外,還應當了解其生活、學習環(huán)境、成長經歷、性格特點、心理狀態(tài)及社會交往情況,有針對性地制作訊問提綱。”2006年修訂的《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guī)定》第十六條規(guī)定:“審查起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聽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代理人、辯護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見。可以結合社會調查,通過學校、社區(qū)、家庭等有關組織和人員,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長經歷、家庭環(huán)境、個性特點、社會活動等情況,為辦案提供參考。”更為有利的是,北京市的檢察機關偵查監(jiān)督、公訴部門于2007年還專門出臺了《貫徹(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guī)定>的若干意見》,其中第八條進一步規(guī)定:“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針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況進行社會調查工作,作為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處理案件以及綜合分析犯罪情況的參考依據…審查起訴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在社會調查的基礎上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節(jié)、主觀惡性、再犯可能性做出評價,并寫入審查報告中”。實踐中,上海市長寧區(qū)、秦皇島市海港區(qū)等地均是在案件審查起訴階段即啟動社會調查工作;云南盤龍區(qū)則在偵查機關決定是否對未成年人取保候審時,就開始要求“合適成年人”提供社會調查報告;而北京市法院審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工作卻大多啟動于審理階段,只有豐臺、崇文等極少數區(qū)縣啟動于審查起訴階段或偵查階段。因此,建議與市公安、檢察機關進一步溝通協(xié)調,爭取促成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工作啟動時間統(tǒng)一前移至案件偵查或審查起訴階段,如此,將既能確保社會調查報告的質量,又有利于充分發(fā)揮社會調查報告在刑事訴訟各階段的作用,還可以對罪錯未成年人有效實現(xiàn)司法分流,減少不必要的刑罰處罰。公安機關還可以充分發(fā)揮其特有的公安協(xié)作網絡優(yōu)勢,有效解決外地戶籍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問題。

探索異地委托調查,主要是為了解決外地戶籍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問題。在這方面,既可以依托社區(qū)矯正對象異地委托管理的協(xié)作網絡,也可以借助于未成年人保護組織或法律援助組織異地協(xié)作的網絡平臺,通過北京市的社區(qū)矯正機構或法律援助部門進行轉委托,進而實現(xiàn)對外地未成年人的異地委托調查。此外,江蘇省昆山市法院的經驗也頗值得我們借鑒,該院通過與河南蘭考、上海長寧等外地法院建立委托調查協(xié)作關系,目前已成功進行了多例委托調查。建議對近年來全市法院審理的外地未成年犯的戶籍分布狀況做進一步調查,進而根據調查結果,有針對性地選擇若干外地省市的法院,與之合作試點建立異地委托社會調查協(xié)作機制,從而使社會調查制度的有益價值惠及更多的外地戶籍未成年被告人,進一步彰顯少年司法的公平。

(四)統(tǒng)一規(guī)范社會調查報告介入訴訟的模式

各個法院對社會調查報告性質認識的不統(tǒng)一,很大程度導致了社會調查報告介入訴訟模式的五花八門、隨意松散,這也直接影響到全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工作的規(guī)范性和公信力。我們認為,在目前關于社會調查報告性質尚無權威性定論的情況下,應該先本著“求同存異”的原則,將實踐中一些亟需解決的具體操作問題統(tǒng)一規(guī)范起來。也就是說,不論社會調查報告是否屬于證據,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社會調查報告在很大程度上證明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品格及可信度,因而是司法機關做出決定或裁判的重要參考因素,也是對未成年人進行有針對性教育和矯治的重要依據。既然是重要參考因素,就要保證其真實性,因此,應當允許訴訟參與人就此充分發(fā)表意見并進行詢問。具體到法庭審理中,建議統(tǒng)一規(guī)定在法庭調查之后、法庭辯論之前設置一個相對獨立的聽審程序,由社會調查主體宣讀社會調查報告,并允許到庭的訴訟參與人對此發(fā)表意見,法院可在綜合考慮的基礎上將社會調查報告作為量刑和法庭教育的重要參考。此外,關于社會調查員的訴訟地位問題,建議將其作為一種較為特殊的訴訟參與人對待,賦予其與鑒定人、翻譯人員平行的訴訟地位。關于這一點,也可從2009年最高法院新印發(fā)的《關于一審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普通程序的刑事判決書樣式和一審未成年人刑事公訴案件適用簡易程序的刑事判決書樣式》(以下簡稱《判決書樣式》)中找到依據,該文件在“關于樣式的說明”中規(guī)定:社會調查員參加庭審的,在審理經過段“翻譯人員×××”后增加表述為:“翻譯人員×××,社會調查員×××等到庭參加訴訟。現(xiàn)已審理終結”。

(五)規(guī)范社會調查方式、調查報告內容及裁判文書中的相關表述

社會調查方式及調查報告內容是否科學合理,直接關系到調查報告的真賣性、準確性和全面性,因而有必要進一步加以規(guī)范。關于社會調查的方式,建議樹立“以直接接觸、實地考察為主,間接書面調查為輔”的基本原則,要求調查員必須通過當面會談、近距離觀察、視頻電話等方式進行調查,要親自會見涉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走訪其家屬、鄰居、老師、同學、同事等,盡可能獲取第一手材料。除非存在難以克服的障礙,或者以直接方式進行調查可能損害到未成年人利益的,才可考慮進行間接書面調查。同時,在走訪會談時,一般應避免穿制式服裝,注意對調查中獲知的信息保密,以防止對未成年人名譽及未來發(fā)展造成可能的負面影響。關于調查報告的樣式及內容,建議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未成年人的個人背景情況,另一部分是依據這些背景情況提出的處理建議。同時將形成調查報告的會談記錄、視頻資料等依據性材料作為附件一并提交。這種模式既符合國外調查報告內容的基本框架,而且與江蘇省、云南盤龍區(qū)、福建延平區(qū)等國內開展這一工作比較深入的地區(qū)的做法也是基本一致的。在調查報告的用語方面,應避免歧視性、侮辱性詞語,盡量使用不帶感情色彩的中性詞。

(六)設立“社會調查基金”,為確保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報告工作的規(guī)范化長效運行提供資金保障

如前所述,社會調查報告工作需要經常進行查詢、聯(lián)絡、走訪,以及定期培訓指導,也需要不斷改進和創(chuàng)新,這些都必然要有一定的資金支持,而實踐中,資金短缺正是長期困擾、限囿社會調查報告工作進一步推廣普及的一個重要因素。應當看到,今后隨著兼職社會調查員的逐漸引入及異地委托調查制度的逐漸推廣,我市開展社會調查報告工作的資金投入將需要越來越多。在資金來源有限的情況下,應當盡快開辟資金渠道,否則很難順利實現(xiàn)社會調查制度的預期效果。建議進一步發(fā)揮北京市法院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基金的特有優(yōu)勢,拓展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基金的用途,在該基金下專設一項“社會調查基金”。同時,從長遠規(guī)劃考慮,由于社會調查本身是―個需要多部門協(xié)調配合的系統(tǒng)工程,所以更為有效的做法還是要發(fā)揮政府職能部門的主導作用,由政府職能部門牽頭設立“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基金”,使該項基金進一步上升到政府運作的層面,為確保我市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報告工作規(guī)范化、系統(tǒng)化長效運行,提供充足、有力的資金保障。

[參考文獻]

[1]郭欣陽.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法律性質及其在審查起訴中的運用[J].人民檢察,2007,(11).[2]吳制合肥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工作實踐及思考[J].青少年犯罪研究,2009,(1)

[3]韓晶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研究[A].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2010年“從社會調查到前科封存:中圓特色少年司法制度的探索與建構”研討會論文集[C].45.

第二篇：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理工作經驗材料

立足審判延伸幫教全力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

××市中級人民法院

××市法院系統(tǒng)于2004年相繼成立了4個少年法庭，負責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理工作。近年來，各少年法庭認真貫徹“教育、挽救、感化”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在提前預防、審中教育和判后幫教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在預防、挽救、矯治青少年違法犯

罪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薩爾圖區(qū)法院刑庭被授予全省優(yōu)秀“青少年維權崗”稱號，讓胡路區(qū)等兩個少年法庭被授予全市優(yōu)秀“青少年維權崗”稱號，有3名少審法官被評為全市法院系統(tǒng)先進個人或榮立個人三等功。我們的主要做法是：

一、搶前抓早防患未然

為貫徹落實“兩法一例”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的相關司法解釋，根據我市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特點，近年來，我們把消除青少年犯罪的隱患作為落實“兩法一例”的大事來抓，在走向社會的超前教育上狠下功夫。

1、共建“法制校園”。為防止和減少在校學生犯罪案件的發(fā)生，少年法庭的法官們走出法院，走向社會，走進校園，利用審理案件積累的關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資料，到轄區(qū)開展各類法制教育活動。各少年法庭在二年多的時間里先后與10余所學校建立聯(lián)系，開展送法進校園活動40余次，受教育師生達1萬余人次。

2、送法進社區(qū)。針對社區(qū)固定人口和流動人口中未成年人及其家長較多的實際，2004年以來，我們重點選派一批法官到社區(qū)擔任法制輔導員，以生動的案例、基本法律知識為主要內容，到社區(qū)講法送法。我們還特地編寫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判工作手冊》和《未成年人審判相關法律解釋》兩本書，幫助未成年人及其家長了解掌握基本法律知識，引導他們自覺遵紀守法，運用法律武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3、加強法制宣傳。我們積極與市廣播電臺、電視臺的有關欄目進行聯(lián)系，就未成年人為什么迷戀網吧、與父母關系等問題進行深刻的分析，進行普法及警示教育。我們還創(chuàng)辦了《油城少審信息》簡報，及時反饋少年審判工作動態(tài)信息，通過對典型案例重點剖析，幫助廣大青少年及青少年工作者增強法律意識，不斷擴大法制宣傳工作的社會輻射面。

二、立足崗位審教合一

案件審理階段是教育和感化青少年的重要環(huán)節(jié)。為了更好地做好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近年來，針對我市未成年人犯罪的實際特點，我們大膽實踐，充分利用審判崗位優(yōu)勢，加強庭前、庭審、庭后工作延伸，努力做好未成年人罪犯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

1、庭前調查實事求是。即審判工作向前延伸。我們在全市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工作中引入社會調查員制度，將以往由主審法官進行涉案未成年人品德調查改為由轄區(qū)固定的社會調查員調查，保證法官在裁判過程中更加居中。社會調查員于開庭審理前，就未成年被告人自然情況、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及實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現(xiàn)等情況進行調查，并寫成書面材料，在庭審時向法庭出示，作為對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參考性情節(jié)，以達到對未成年被告人區(qū)別對待和教育挽救的目的。讓胡路區(qū)法院少年法庭審結的一起未成年人故意傷害案，梁某，16歲，因瑣事將朋友張某打成輕傷。庭審前，經法庭主持調解，梁某的姑姑替梁某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3000元。經查，梁某5歲父親去世，母親改嫁，由于缺乏家庭關愛，梁某經常去網吧并結交了一些“社會朋友”。了解到梁某的身世和犯罪原因后，讓區(qū)法院對其依法從輕處罰。

2、全面推行“圓桌審判”。即庭審工作的延伸。為幫助未成年被告人克服恐懼心理，我們突出“寓教于審、審教合一”的理念，積極推廣“圓桌審判”方式，將原有的審判庭改造成課堂形式，訴訟參與人的席位都以課桌代替，使之不失法律威嚴又充滿課堂氣氛，讓未成年被告人產生置身其中又重回課堂的親切感受。法官的說服教育、檢察官的循循善誘、社會調查員的客觀評價、法定代理人的真情召喚及審判庭的特殊布置相互作用，實現(xiàn)了庭審中教育、挽救、感化相統(tǒng)一的目標。真情化雨，潤物無聲，那些失足青少年每每在法庭上痛哭失聲，下定悔改決心，邁出了走向新生的第一步。

3、調查回訪跟蹤幫教。即審判工作向后延伸。為了使犯罪青少年感受到溫暖和關愛，我們堅持做好庭審后的跟蹤幫教工作。如讓區(qū)法院判決的確梁某故意傷害一案，在刑罰執(zhí)行完畢后，為了使梁某順利回歸社會，走好以后的生活道路，讓區(qū)法院刑庭庭長曲志霞、少年法庭庭長徐桂萍，四處奔走為梁某解決就業(yè)問題。幾經周折，讓區(qū)某洗浴中心的經理被她們的真誠所感動，同意梁某在該洗浴中心工作。目前，讓區(qū)少年法庭仍堅持定期回訪梁某，并幫助其克服心理矛盾，解決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難。近年來，經各少年法庭的積極幫助，一大批未成年犯人對生活前途恢復了信心，走上了健康生活軌道。

三、構建體系形成合力

預防未成年犯罪是建設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目標，不僅需要審判機關的積極努力，

第三篇：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理工作經驗材料

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理工作經驗材料

立足審判延伸幫教全力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

××市中級人民法院

××市法院系統(tǒng)于2004年相繼成立了4個少年法庭，負責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理工作。近年來，各少年法庭認真貫徹“教育、挽救、感化”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在提前預防、原創(chuàng)：http://www.tmdps.cn/審

中教育和判后幫教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在預防、挽救、矯治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薩爾圖區(qū)法院刑庭被授予全省優(yōu)秀“青少年維權崗”稱號，讓胡路區(qū)等兩個少年法庭被授予全市優(yōu)秀“青少年維權崗”稱號，有3名少審法官被評為全市法院系統(tǒng)先進個人或榮立個人三等功。我們的主要做法是：

一、搶前抓早防患未然

為貫徹落實“兩法一例”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的相關司法解釋，根據我市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特點，近年來，我們把消除青少年犯罪的隱患作為落實“兩法一例”的大事來抓，在走向社會的超前教育上狠下功夫。

1、共建“法制校園”。為防止和減少在校學生犯罪案件的發(fā)生，少年法庭的法官們走出法院，走向社會，走進校園，利用審理案件積累的關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資料，到轄區(qū)開展各類法制教育活動。各少年法庭在二年多的時間里先后與10余所學校建立聯(lián)系，開展送法進校園活動40余次，受教育師生達1萬余人次。

2、送法進社區(qū)。針對社區(qū)固定人口和流動人口中未成年人及其家長較多的實際，2004年以來，我們重點選派一批法官到社區(qū)擔任法制輔導員，以生動的案例、基本法律知識為主要內容，到社區(qū)講法送法。我們還特地編寫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判工作手冊》和《未成年人審判相關法律解釋》兩本書，幫助未成年人及其家長了解掌握基本法律知識，引導他們自覺遵紀守法，運用法律武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3、加強法制宣傳。我們積極與市廣播電臺、電視臺的有關欄目進行聯(lián)系，就未成年人為什么迷戀網吧、與父母關系等問題進行深刻的分析，進行普法及警示教育。我們還創(chuàng)辦了《油城少審信息》簡報，及時反饋少年審判工作動態(tài)信息，通過對典型案例重點剖析，幫助廣大青少年及青少年工作者增強法律意識，不斷擴大法制宣傳工作的社會輻射面。

二、立足崗位審教合一

案件審理階段是教育和感化青少年的重要環(huán)節(jié)。為了更好地做好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近年來，針對我市未成年人犯罪的實際特點，我們大膽實踐，充分利用審判崗位優(yōu)勢，加強庭前、庭審、庭后工作延伸，努力做好未成年人罪犯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

1、庭前調查實事求是。即審判工作向前延伸。我們在全市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工作中引入社會調查員制度，將以往由主審法官進行涉案未成年人品德調查改為由轄區(qū)固定的社會調查員調查，保證法官在裁判過程中更加居中。社會調查員于開庭審理前，就未成年被告人自然情況、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及實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現(xiàn)等情況進行調查，并寫成書面材料，在庭審時向法庭出示，作為對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參考性情節(jié)，以達到對未成年被告人區(qū)別對待和教育挽救的目的。讓胡路區(qū)法院少年法庭審結的一起未成年人故意傷害案，梁某，16歲，因瑣事將朋友張某打成輕傷。庭審前，經法庭主持調解，梁某的姑姑替梁某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3000元。經查，梁某5歲父親去世，母親改嫁，由于缺乏家庭關愛，梁某經常去網吧并結交了一些“社會朋友”。了解到梁某的身世和犯罪原因后，讓區(qū)法院對其依法從輕處罰。

2、全面推行“圓桌審判”。即庭審工作的延伸。為幫助未成年被告人克服恐懼心理，我們突出“寓教于審、審教合一”的理念，積極推廣“圓桌審判”方式，將原有的審判庭改造成課堂形式，訴訟參與人的席位都以課桌代替，使之不失法律威嚴又充滿課堂氣氛，讓未成年被告人產生置身其中又重回課堂的親切感受。法官的說服教育、檢察官的循循善誘、社會調查員的客觀評價、法定代理人的真情召喚及審判庭的特殊布置相互作用，實現(xiàn)了庭審中教育、挽救、感化相統(tǒng)一的目標。真情化雨，潤物無聲，那些失足青少年每每在法庭上痛哭失聲，下定悔改決心，邁出了走向新生的第一步。

3、調查回訪跟蹤幫教。即審判工作向后延伸。為了使犯罪青少年感受到溫暖和關愛，我們堅持做好庭審后的跟蹤幫教工作。如讓區(qū)法院判決的確梁某故意傷害一案，在刑罰執(zhí)行完畢后，為了使梁某順利回歸社會，走好以后的生活道路，讓區(qū)法院刑庭庭長曲志霞、少年法庭庭長徐桂萍，四處奔走為梁某解決就業(yè)問題。幾經周折，讓區(qū)某洗浴中心的經理被她們的真誠所感動，同意梁某在該洗浴中心工作。目前，讓區(qū)少年法庭仍堅持定期回訪梁某，并幫助其克服心理矛盾，解決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難。近年來，經各少年法庭的積極幫助，一大批未成年犯人對生活前途恢復了信心，走上了健康生活軌道。

三、構建體系形成合力

預防未成年犯罪是建設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目標，不僅需要審判機關的積極努力，更需要社會各界的積極參與配合及配合。因此，我們在工作中注重加強與各相關部門的溝通與聯(lián)系，采取切實有效措施，鞏固和擴大審判

工作教育成果。

1、建立“關愛基地”和“學習基地”。為了給失足少年提供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讓他們在犯罪的道路上止步，原創(chuàng)：http://www.tmdps.cn/自我反省，自我改造，2004年以來，讓胡路區(qū)法院少年法庭呈請區(qū)政法委協(xié)調與區(qū)公安局、區(qū)檢察院、區(qū)司法局、區(qū)關工委等單位，建立了1個“關愛基地”和60個“學習基地”，對具備“沒有前科，不是累犯，不致再對社會造成危害，家住本市，具有監(jiān)護人”等條件的已判決的被告人，經法庭確認核實后移交“關愛基地”進行教育轉化。“關愛基地”每天有幫教人找其談話，每日寫出改過心得，每月小結一次，還設立了考勤、請銷假制度等。待考察期滿，“關愛基地”根據被考察對象的具體表現(xiàn)，作出行為評定，少年法庭根據被告人原來的犯罪事實和情節(jié)，結合“關愛基地”提供的考察期間表現(xiàn)情況，對其作出適當的處罰。目前，城區(qū)“兩放人員中共有失足青年111名，經“關愛基地”工作人員的耐心幫教，無一人重新犯罪。

2、促進“兩條龍”工作體系的建立與完善。教育和挽救未成年人犯，關鍵的一點就是要充分發(fā)揮政法和社會“兩條龍”幫教作用。即由政法委、公安局、檢察院、法院、司法局等部門共同組成的政法“一條龍”工作體系和由政府有關部門以及工會、共青團、關工委等社會團體共同組成的社會“一條龍”工作體系。工作中，我們在提前預防、開庭審判及回訪跟蹤各個階段都同各相關單位密切配合與聯(lián)系，不放過任何一個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機會，利用社會合力，積極參加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幾年來，通過“兩條龍”幫教體系的積極作用，共有32名未成年人犯重返小學和中學校園，24名未成年人犯走上了工作崗位。

回顧過去的工作，我們雖然在預防和減少青少年違法犯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對照兄弟單位的經驗還有一定的差距。我們將以此次會議為契機，進一步領會會議精神，學習先進經驗，立足審判崗位，發(fā)揮職能作用，為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更好的保護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做出新的貢獻！

第四篇：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理工作經驗材料

立足審判延伸幫教全力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

××市中級人民法院

××市法院系統(tǒng)于2004年相繼成立了4個少年法庭，負責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理工作。近年來，各少年法庭認真貫徹“教育、挽救、感化”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在提前預防、審中教育和判后幫教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在預防、挽救、矯治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薩爾圖區(qū)法院刑庭被授予全省優(yōu)秀“青少年維權崗”稱號，讓胡路區(qū)等兩個少年法庭被授予全市優(yōu)秀“青少年維權崗”稱號，有3名少審法官被評為全市法院系統(tǒng)先進個人或榮立個人三等功。我們的主要做法是：

一、搶前抓早防患未然

為貫徹落實“兩法一例”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的相關司法解釋，根據我市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特點，近年來，我們把消除青少年犯罪的隱患作為落實“兩法一例”的大事來抓，在走向社會的超前教育上狠下功夫。社會調查員于開庭審理前，就未成年被告人自然情況、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及實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現(xiàn)等情況進行調查，并寫成書面材料，在庭審時向法庭出示，作為對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參考性情節(jié)，以達到對未成年被告人區(qū)別對待和教育挽救的目的。讓胡路區(qū)法院少年法庭審結的一起未成年人故意傷害案，梁某，16歲，因瑣事將朋友張某打成輕傷。庭審前，經法庭主持調解，梁某的姑姑替梁某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3000元。經查，梁某5歲父親去世，母親改嫁，由于缺乏家庭關愛，梁某經常去網吧并結交了一些“社會朋友”。了解到梁某的身世和犯罪原因后，讓區(qū)法院對其依法從輕處罰。

2、全面推行“圓桌審判”。即庭審工作的延伸。為幫助未成年被告人克服恐懼心理，我們突出“寓教于審、審教合一”的理念，積極推廣“圓桌審判”方式，將原有的審判庭改造成課堂形式，訴訟參與人的席位都以課桌代替，使之不失法律威嚴又充滿課堂氣氛，讓未成年被告人產生置身其中又重回課堂的親切感受。法官的說服教育、檢察官的循循善誘、社會調查員的客觀評價、法定代理人的真情召喚及審判庭的特殊布置相互作用，實現(xiàn)了庭審中教育、挽救、感化相統(tǒng)一的目標。真情化雨，潤物無聲，那些失足青少年每每在法庭上痛哭失聲，下定悔改決心，邁出了走向新生的第一步。

3、調查回訪跟蹤幫教。即審判工作向后延伸。為了使犯罪青少年感受到溫暖和關愛，我們堅持做好庭審后的跟蹤幫教工作。如讓區(qū)法院判決的確梁某故意傷害一案，在刑罰執(zhí)行完畢后，為了使梁某順利回歸社會，走好以后的生活道路，讓區(qū)法院刑庭庭長曲志霞、少年法庭庭長徐桂萍，四處奔走為梁某解決就業(yè)問題。幾經周折，讓區(qū)某洗浴中心的經理被她們的真誠所感動，同意梁某在該洗浴中心工作。目前，讓區(qū)少年法庭仍堅持定期回訪梁某，并幫助其克服心理矛盾，解決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難。近年來，經各少年法庭的積極幫助，一大批未成年犯人對生活前途恢復了信心，走上了健康生活軌道。

三、構建體系形成合力

預防未成年犯罪是建設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目標，不僅需要審判機關的積極努力，更需要社會各界的積極參與配合及配合。因此，我們在工作中注重加強與各相關部門的溝通與聯(lián)系，采取切實有效措施，鞏固和擴大審判工作教育成果。

1、建立“關愛基地”和“學習基地”。為了給失足少年提供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讓他們在犯罪的道路上止步，自我反省，自我改造，2004年以來，讓胡路區(qū)法院少年法庭呈請區(qū)政法委協(xié)調與區(qū)公安局、區(qū)檢察院、區(qū)司法局、區(qū)關工委等單位，建立了1個“關愛基地”和60個“學習基地”，對具備“沒有前科，不是累犯，不致再對社會造成危害，家住本市，具有監(jiān)護人”等條件的已判決的被告人，經法庭確認核實后移交“關愛基地”進行教育轉化。“關愛基地”每天有幫教人找其談話，每日寫出改過心得，每月小結一次，還設立了考勤、請銷假制度等。

第五篇：關于法院政治處工作的社會調查報告

關于法院政治處工作的社會調查報告

根據學校的教學計劃的安排，我于今年X月X日起到X月X日起止，進行了為期半個月的業(yè)務實習。我實習的單位就是我所在單位：XXXXX人民法院政治處。

政治處是一個綜合性的部門，日常事務十分龐雜且工作很雜很碎，需要有足夠的細心和耐心，但最為重要就是要有責任心。面對主任交代下來的工作，總有種接到光榮任務，十年磨劍終有用時的感覺，做起來很是慎重仔細。即便是那樣的細心還是會出錯，這時候辦公室主任和辦公室的前輩們總會耐心地對我進行指導，讓我少走了很多的彎路。就這樣修修改改一段時間后，我基本了解了政治處工作的核心和要點，做起事來也就順手多了。明白了政治處的工作主要包括：

1、負責全院隊伍建設，協(xié)調落實院黨組有關決策、決定。密切與上級法院政治機關、同級政法委、組織、人事部門的協(xié)調、聯(lián)系、溝通，爭取解決法官政治、經濟待遇的政策；

2、協(xié)助院黨組抓好思想政治工作。起草擬訂政治業(yè)務學習、法官教育培訓、專題教育整頓、紀律作風建設、政治思想宣傳、精神文明建設等工作，并負責抓落實。對全院干警貫徹執(zhí)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及國家法律法規(guī)、行政紀律等情況進行監(jiān)督檢查。密切掌握干警思想動態(tài)，提出相應的管理措施；

3、協(xié)助院黨組抓好爭先創(chuàng)優(yōu)、評先受獎活動，落實考核措 1

施，制定考核評比標準，搞好總結、評比、獎勵工作，做好每一的年終考評工作，及時表彰先進；

4、協(xié)助院黨組抓好中層干部選拔任用。按照干部“四化”方針和德才兼?zhèn)涞脑瓌t提出選拔任用干部的意見或建議，協(xié)助組織、人事部門做好推薦、考核、考查工作；

5、抓好法官等級評定，初任法官資格考試，審判職務選拔任用，法警晉銜審核等工作；

6、認真做好進人考核報批，認真負責本院干警的組織調動、任免、獎懲、勞動工資、福利、退休、考勤、請銷假、計劃生育等各項工作；

7、健全完善崗位責任制有關規(guī)定和各項干警管理制度，繼續(xù)強化人事制度改革，積極制定符合法院工作特點的人事管理模式；

8、關心干警生活，及時走訪慰問老干部和生病住院的干警，努力做好老干部工作，按政策規(guī)定落實老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協(xié)助解決實際困難；

9、完成院領導交辦的其他工作。除了就政治處工作的學習和摸索外，政治處主任還認真教我業(yè)務方面的相關知識，主動幫我聯(lián)系旁聽，進行討論，積極培養(yǎng)我的法律思維，并耐心教導我該如何整理、裝訂案卷等。一個多月下來，政治處的相關工作我已基本能把握；業(yè)務方面，雖然未親自上手，但通過各位領導和前輩的耐心指導，也基本了解了案件從立案到結案的全過程，鞏固了司法程序方面的知識，為以后從事業(yè)務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實習后的認識

通過這次由理論理解到實際操作的學習，我深知自己有太多的不足，有太多需要學習和強化的地方，是審判人員已實際行動給我指明了學習的方向，使我明白了對工作要主動，要多聽別人怎么說，要多看別人怎么做，要多想幾個為什么，要多做幾遍重復的工作，總結起來就一句話：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想這些感觸將會對我以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它將是我一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財富。同時我也初步了解了法官這個職業(yè)和法官審理案件的基本方法。法官也屬于公務員，特殊之處在于他要具備深厚的法學功底，比較豐富的人生閱歷，一顆公平正義的良心。據我所知現(xiàn)在要想加入法官隊伍，基本條件是大學本科學位，通過國家統(tǒng)一的司法考試，年齡在23歲以上。可以說條件是非常苛刻的，一些中級法院公開招錄法官，卻難覓良才。很多人以為，法官的形象應該是手持法律之劍，懲惡揚善，定分止爭，冷漠無情的。面對紛繁復雜的外部世界，法官應該有抵御各類紛擾的能力，不受利誘。我所見到的法官在法庭上同樣是表情嚴肅，不怒自威。但在庭下或業(yè)余，他們和普通人一樣。法官要為人父母，為人子女，他們的內心世界十分豐富。在辦案中，他們既是有情的又是無情的，他在無情中伸張正義，在有情中彰顯人文關懷。那么法官是如何斷案的呢？法官審判案件要關注兩個方面：一是案件事實，二是法律適用。法官拿到案件就好比拿到一道證明題，首先要弄清

楚其中的已知條件，即案件事實。但案件事實要比證明題的已知條件復雜得多，因為案件事實是不充分的，不明確的，不像證明題的已知條件那么一目了然。案件雙方當事人利益是對立的，供述的事實和提供的證據都是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誰真誰假在時難以判斷。這時法官就要動用智慧和司法技巧，進行甄別、認定。將這些案件事實與從生活經驗中積累的自然法則結合起來判斷真?zhèn)危缓蟀烟摷俚氖聦嵦蕹Ｆ浯我毿挠^察，從當事人言談舉指中獲得證據，同時要大膽設計，鋪墊審訊條件，抽絲剝繭，讓證據從事實中暴露出來。當案件事實確定后，就要找到法律案件的法律依據。這就需要法官運用法律方法，進行推理，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

二、暴露出的問題

1、法學教學過程中的問題：兩年的法學學習在這次的實習我并沒有真正做到學以致用，學校的教育主要培養(yǎng)了我的理論素質，但是對我的實際動手解決事情能力的培養(yǎng)則少之又少，接觸的案例也較少，對現(xiàn)實涉足也太少，把現(xiàn)實看得太簡單，處理問題有些任性，也缺乏必要的法學人格培養(yǎng)，做事情不夠穩(wěn)重。

2、實習本身存在的問題：實習的時間短了一些，假如是到了一個新的環(huán)境實習，我要用一些時間去適應這個新環(huán)境，半個月的實習只是讓我剛剛熟悉了這里，熟悉了一些程序上的情況，對于實體方面則只有很膚淺的認識，跟老師的學習還沒有深入，還沒有達到自己能處理一些

很簡單的案子的地步和獨立處理案子的程度。

三、設想與建議

我覺得法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雖然法學需要理論的指導，但是法學的發(fā)展是在實踐中完成的。所以，我們的法學教育應當與實踐結合起來，采用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辦學模式。大學的法學院應當與公安、檢察院、法院、律師事務所等部門建立良好的關系，定期安排學生見習，讓學生更好地消化所學的知識，培養(yǎng)學生對法學的興趣，盡量避免畢業(yè)后出現(xiàn)眼高手低的現(xiàn)象，向社會輸送全面、合格、優(yōu)秀的高素質法學人才。

在實習的時間上可以適當的延長，最好能讓同學們分別到不同的司法機關進行實習，這樣可以多熟悉一些部分的工作情況，這可以提高同學們的適應能力和學習各種知識和實際動手能力。

XXXX年XX月XX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