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3《自由市場與國家》讀書報告

《自由市場與國家》讀書報告

一、寫作背景及作者簡介

布坎南所提出的公共選擇理論產生于20世紀 80年代 ,其產生的原因大致可分為以下兩點。首先 ,公共選擇理論產生于自由主義經濟學復興的浪潮中二次世界大戰后 ,凱恩斯理論成為西方經濟學界的主導理論 ,受凱恩斯理論的影響 ,西方各國紛紛加強了國家對經濟的干預。隨著國家干預經濟力量的增強 ,政府職能和政府規模也不斷擴大 ,其結果是政府機構不斷膨脹 ,政府資源浪費 ,國家干預陷入困境。公共選擇理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了政府失靈以及政府行為分析時的“經濟人”假說 ,并以此來反對國家干預經濟 ,提倡新自由主義。

詹姆斯·麥吉爾·布坎南(James Megill Buehanan)，1919年出生于美國田納西州。1946年進入芝加哥大學深造，1948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此后，布坎南相繼任教于美國一些著名大學，講授經濟學。在弗吉尼亞大學任教期間，他和沃倫.特納于1957年創建了具有強烈自由主義色彩的杰斐遜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哲學研究中心，開始致力于公共選擇理論的研究。1963年和戈登·圖洛克一起創立并領導公共選擇研究協會，1969年又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公共選擇研究中心，成為全美公共選擇理論研究的基地。布坎南還先后擔任過美國南部經濟學會主席、西部經濟學會主席、美國經濟學會副主席等一系列重要學術職務，是一位聲名卓著的學者。

圍繞公共選擇這一領域布坎南發表了一系列有影響的著作。其代表有:《贊同的計算》(1962年，與圖洛克合著)，《公共選擇理論》(1972年，與托利森合著)，《赤字中的民主》(197了年，與瓦格納合著)，《公共選擇理論:經濟學的政治應用》(1984年，與托利森合編)，《自由、市場和國家》(1986年)等。在公共選擇這寸嶄新的研究領域中，布坎南進行了深入、系統、多方面的探討，他的開創性研究為公共選擇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布坎南被稱作“公共選擇學派之父”是當之無愧的.二、主要內容分析

（一）公共選擇理論的思想淵源

公共選擇理論是布坎南創造性工作的產物，但布坎南的創造性工作并不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礎上進行的，而是在操入發掘與大量吸收前人經濟思想與理論的基礎上產生的，公共選擇理論的出發點和一些基本命題，直接來白一些被布坎南視為先驅者的早期經濟學家，布坎南的理論具有重要的思想淵源。

(1)斯密的經濟理論。斯密關于市場自發秩序的原理及由此得出的倡導經濟自由主義反對國家干預主義的論斷，對布坎南公共選擇理論的形成啟發很大。布坎南認為，經濟自發秩序的原理是政治經濟學唯一確切的原理，對于市場運行過程的理解是自由社會賴以存在的充要條件。如果這些基本原理被忽視，那么，永葆個人自由的社會就不可能維持下去。在他看來，古典經濟學的這個基本原理已被人們遺忘了一百多年之久，公共選擇理論的研究就是要回到聲典經濟學家的立場上去。布坎南明確指出:“現代公共選擇理論對政治活動的運行所提供的洞察與亞當、斯密原來對市場運行所提供的洞察是相吻合的。”

(2)威克賽爾的經濟思想。在促使布坎南把政治決策分析結合到公共財政理論的研究方面，活動于19世紀后期的瑞典經濟學家威克賽爾的經濟思想起了直接的作用。布坎南對威克賽示的學說給予了高度評價，視為公共選擇理論最重要的思想淵源。布坎南明確指出:“沒有威克賽爾的影響，我的這次獲獎是不可能的。我的許多貢獻，特別是在政治經濟學和財政理論領域的那些貢獻，都可以看作是威克賽爾命題多樣化的復述、發揮和擴展。”他還進一步指出:“威克賽爾無愧于現代公共選擇理論最重要的先驅者的稱號，因為我們在他1896年的著作中發展了這個理診賴以建立的三個基本要素:個人主義的方法論，人的經濟學和交易政治學。

(3)意大利公共財政學派的理論。1956年和1959年布坎南兩度以研究學者身份赴意大利研修，其間他接觸了許多有關流行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意大利公共財政字派的學術資料。公共財政學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麥奇維里曾提出了一個關于國家運行的模型。在這一模型中，麥奇維里將社會劃分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兩大集團，并且明確提出統治階級的行為是自私的，他們以社會名義作出的公共決策只是著眼于本集團的最大利益。就公共財政政策而言，統治階級的決策目標僅是選擇那些使被統治階級的抵制最小化的財政政策，而并不以真正的公共利益為轉移。布坎南正是在意大利公共財政學派經濟思想的影響下，拋棄了國家是一個慈善君主的浪漫看法，對政治活動特別是政府行為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政府的崇拜者變為政府的批判者，并最終得出了“政府失敗”的結論。這正是公共選擇學派最響亮、最有代表性的論點，公共選擇學派的核心思想就在于此。

（二）公共選擇理論的分析方法

基本出發點是經濟人假設的推廣西方經濟學中經濟人假設是指:當一個人在經濟活動中面臨若干不同的選擇機會時 ,他總是傾向于選擇能給自己帶來更大經濟利益的那種機會 ,即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公共選擇理論將這種假設引入分析之中 ,將其運用到對政治行為的分析。公共選擇學派以“有理性的經濟人”來分析政治市場交換中產生的各種弊端。在分析過程中 ,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有其獨到之處。其表現主要有三個方面:（1）個人主義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認為,人類的一切行為,不論是政治行為還是經濟行為 ,都應從個體的角度去尋找原因 2 ,因為個體是組成群體的基本細胞，個體行為的集合構成了集體行為。這是經濟人假設的前提條件。

(2)經濟人假定的分析在政治學中再現。經濟學認為,作為一個人,無論他處于什么地位,人的本性都是一樣的,都以追求個人利益、極大化個人的滿足程度為最基本的動機。這就是假定人都具有經濟人的特征。

(3)政治學研究應符合經濟學的交易特征分析。布坎南認為經濟學中的基本命題不是“選擇”(如消費者選擇最有利的消費組合、生產者選擇最大利潤的生產組合之類)而是“交換”,即不同經濟個體(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換。政治活動領域也一樣,重要的命題并不是社團、黨派與國家 ,而是這些集團之間與組成集團的個體之間,出于自利動機而進行的一系列交易過程。有效率的政策結果并不是產生于某個政治領袖或神秘人物的頭腦,而是產生于集團之間或組成集團的個體之間相互討價還價、妥協與調整的政治過程。

（三）本書的理論觀點

布坎南公共選擇理論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把西方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引入對人們政治行為的分析中，以此作為考察個人與政府決策行為的出發點。布坎南指出，每一個參加公共選擇的人都有其不向的動機和愿望，他們依據自己的偏好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進行活動，他們是利己的、理性的、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簡單地說，他們就是經濟學早已定義的“經濟人”。布坎南認為，經濟人的假設不僅適用于經濟活動領域，也完全適用于政治活動領域。人們在政治領域中的行動與在經濟領域中的行動在本質上是一樣的，總是遵守趨利避害、舍小利求大利的行為準則。每一個政治活動的參與者進行決策時，都以個人的成本一收益的計算為基礎，不僅注重自己從公共決策行動中獲得的收益，而且也關心自己所要花費的成本。沒有理由認為選民在選票箱前的行為與消費者在市場中的行為有本質差別，他總是受自利原則支配而行事的。在其它條件相同時，一個選民總是愿意投票贊成那些頂計能給他帶來較大利益的政治家，而不愿投票贊成有可能給他帶來較小利益的甚至損害的政治家。

布坎南著重指出，政治家和政府官員們也是有理性的“經濟人”，以追求自利為目的。他們像企業家在經濟市場上追求最大利潤一樣，在政治市場上追求著自己的最大政治利益(權力、地位、威望、支配力?)，而并不管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盡管他們也可能有促進公共利益的某些愿望，但這種愿望也不過是許多愿望之一罷了，很容易被其它更有誘惑力的愿望所壓倒。布坎南強調指出，人們并不會因為占據了局長或部長位置，追求自利的本性就會改變。不管是在哪一級公共機構服務，只要有可能官員們便會選擇能為自己帶來最大利益(或政治上的、或經濟上的、或心理上的)的決策。盡管大多數人自己不愿意承認，但政 3 洽家和官員們的的確確具有“經濟人”的基本性質。

從“經濟人”假設出發，運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布坎南對當代西方政體下的政府行為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了“政府失敗”的結論。

首先從經濟人假設出發，揭示了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不少人都虔誠地認為，在西方民主政體下，經過選舉產生的政治領導人和政府官員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因而由他們組成的政府也理所當然地按照公共利益原則行動。布坎南指出，這種對政府行為的理想化認識與現實情況相差甚遠。美國政治生活的現實表明，那些行使公共選擇權的政治領袖和政府官員并不是“經濟的閹人”，在參與公共選擇中，他們與普通人一樣具有自利的動機。由于任何政府機構都是由人組成，政府行為也由人去完成，而組成政府的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經濟人”性質，以追求個人利益為行為準則，因而沒有理由把政府的行為理想化。政府同樣也有缺陷，也會犯錯誤，也常常會不顧公共利益而追求其官僚集團的私利。布坎南的結論是，在西方現行民主政體下，政府的行為往往并不符合公眾和社會利益。“政府不一定能糾正問題，常常是使之惡化。”布坎南“以一套悲觀色彩較重的觀念取代了關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虛幻的觀念。

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對社會經濟生活產生了嚴重的影響。根據布坎南的觀點，政府對經濟活動的過多干預必然使社會資源的使用效率低于市場機制下的效率。其原因在于：(l)缺乏競爭。(2)政府部門往往傾向于提供超出公眾實際需要的超額服務，導致公共服務的過剩生產，而這種過剩生產公共服務的傾向又是與政府官員追求個人威信與政績的意愿相聯系。(3)對政府官員行動的監督常常是無效的。山于監督往往不一定是被監督者所提供服務的消費者，因而對鑒別政府工作的質量既缺乏經驗，又缺乏熱情(對于監督者來說這并不違背經濟人的行為準則)。

在布坎南看來，以追求最大個人利益為行為準則的政治家們，決策的著眼點不是增進公眾的實際利益，而是擴大自身的影響。因此一項政策的宣傳效果是第一位的，它是否具有實際效益則是無關緊要的。對謀求自身利益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員而言，決策的輿論(宣傳)效果遠大于它的實際社會效果，因為正是前者決定了他們個人目標能否實現。因此，政府很愿意做表面文章，嘩眾取寵。

通過上述對政府行為的實證分析，布坎南得出了“政府失敗”的必然結論:政府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沒有純潔無私和正確無誤的天性。政府是一種人類組織，在這里作出決策的人與其他人沒有本質區別，他們同樣是個人效用最大化者。我們應當用這樣一種現實的認識來修正以往對政府行為的理想化，這種理想化是建立在這樣一些不真實的假設上:政府可以代表社會，它公正無私地行動，以其更有遠見的干頂糾正市場的缺陷，而這種干預又不會帶來新的嚴重問題。人們必 4 須從這種虛構中徹底解放出來。公共選擇理論并不是反對一切國家干預，但必須使人們充分意識到:如果講市場不是一種完美無缺的經濟機制、那么國家干預也并非解決問題的良方。“市場的缺陷并不是把問題交給政府去處理的充分條件。”[8]相反過多的國家干預只會擾亂和破壞經濟生活的內在自然秩序，帶來一系列災難性的后果，嚴重危害民主制度的生存。因此，困擾當前美國社會的嚴重間題，與其說是“市場失敗”，不如說是“政府失敗”。所以必須大力減少國家干預，盡量發揮市場的功能，政府干預永遠只能是第二位的選擇。”公共選擇學派的結論是，凡有可能決策應轉交私營部門。”

布坎南的“政府失敗”論，最集中地指向不對戰后美國政府決策產生了最大影響的凱恩斯主義。在布坎南看來，當前美國社會經濟生活中所出現的嚴重的赤字財政、通貨膨脹、公共部門規模的無限增長，都可以歸因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所創造的干預偏向。凱恩斯主義摧毀了信奉已久的預算平衡原則，從而拆掉了一個限制政府無限增長的節制閘門，滋長了政府揮霍無度的傾向。因此，凱恩斯主義在政治上可以看作是長期內危害民主政體生存的巨大災難。布坎南對凱恩斯主義給予了最徹底的批判和否定。

“政府失敗論”的分析，使布坎南得出一個具有邏輯必然性的結論:當代西方社會的問題，不是市場制度的失敗，而是政治制度的失敗;西方社會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也不在經濟方面，而在制度結構方面。因此，美國當前的緊迫任務是進行一場制度結構改革，重新構造民主政治制度，特別是建立起一個能夠有效地制約政府行為的政治決策體系或者說是公共選擇制度，以從根本上限制政府干預的無限度增長，消除不斷膨脹的“政府怪物”對民主社會的危害。這就是布坎南的“制度約束論”，它實際上是公共選擇學派的行動綱領，也是布坎南極力倡導公共選擇理論的目的之所在。

三、基于理論基礎下的現實思考

我國政府改革的模式取向是由原來的政治型、管治型政府模式轉變為民主型、服務型政府模式。當前在我國政治生活中，公共選擇理論中指出的有關政策失誤的因素仍然存在，科學決策和決策的有效實施還困難重重,政府干預引起的尋租活動依然存在，而且由于經濟發展是一個連續函數，不同模式的政府行為也不可能在時間上截然分開，很容易出現將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管理經濟的行為簡單地移植到市場經濟體制中去。

決策主體素質不高制約了決策民主化的擴展。從目前情況來看，我國不少決策者素質都亟需提高。有些決策者在決策過程中不搞實際的調查研究, 直接拍板；有些決策者缺乏虛心學習的精神，不能廣開言路，集思廣益，專家智囊的作用得不到有效發揮，而自己本身又缺乏關于現代決策的科學知識，這些制約了民 5 主決策的進程。

決策的程序環節不夠嚴謹，政策缺乏可行性論證。決策過程中可行性論證的缺失尤為突出, 形象決策、政績決策比比皆是。往往有很多的決策只重視政治效應而忽略經濟效應，只重視眼前利益而忽略長遠利益，只看到集體利益而忽視個體利益，只重視定性分析而忽略定量分析等。

決策易受某些利益集團影響而損傷了公眾利益。政府在決策過程中受眼前利益或者其他因素影響而使民主決策受到利益集團的影響，有的利益集團可能還擁有不正當的政治權勢，他們利用這種權勢影響政策的議案與選民的投票行為，從而使政府做出不利于公眾的決策。

決策監督體制滯后削弱決策民主化的效力。我國民主決策監督不力的現象仍相當嚴重，即在許多形式的決策監督中，由于缺少必要的法制保障和對權力的有效監督，使許多形式的監督沒有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第二篇：《國家的比較》讀書報告

《國家的比較》讀書報告

進入國家理論單元的學習，試讀馬太·杜甘所著《國家的比較》，使我從比較的角度了解了比較方法在政治學中的應用，更是通過具體的國家比較實例，認識了不同國家之間的聯系與區別。

《國家的比較》一書主要探討了三個問題：為什么比較，如何比較和那什么比較？全書共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作者進行的是為什么比較和如何比較，向我們系統介紹比較方法的概念和理論知識，它闡述了比較方法在解釋社會現象中的重要性并突出闡釋二分法、類型學和模型這三種研究方法的用處；第二部分則是通過對一些具體事例的介紹，來論述國家之間拿什么比較，具體分析了六個層面，即政體合法性、移民國家社會分層、超級大城市、挑選政治領導人、議會議員以及精英更替與政體變遷之間的關系。

第一部分 為什么比較，如何比較

（一）為什么比較

為什么比較？通過比較來避免種族中心主義、通過比較來發現社會學規則。何為種族中心主義？種族中心主義就是將從自身文化發展出來的價值和理論應用于其他團體和人群；其以意識判定群體優劣，再以群體優劣意識判定個人特性。種族中心主義多意味著曲解與偏見，例如二戰時期德國德意志民族對猶太民族的殘殺與迫害、日本大和民族對中華民族的奴役與侮辱，這都是因為種族不同，誰優誰劣問題而導致的民族大屠殺，這都是反人類反道德的事情。那么我們通過比較研究，就是要指出和譴責種族中心主義，通過比較讓我們意識到各個民族國家之間的差異性，是為了解釋這種差異，讓人們認識并了解不同民族之間的差異，從而互相尊重、互相借鑒學習取得自身進步而非用來衡量誰優誰劣進行清洗這一慘無人道的問題，通過比較這種方式減輕種族中心主義的錯誤。

通過比較，同時也促進了比較研究自身的進步。當我們的社會學家在進行比較過程中，往往會發現一種現象在這一種族看來很普遍尋常的事情在另一個種族看來卻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甚至不知其為何物，這在社會學家看來就是一種錯誤的想象，也正是通過研究這一系列“錯誤”，使得我們獲得了對于此種問題的研究方法與結論，也就是掌握了規律獲得了學科進步與發展。正如文中所說“一個人必須探索自己的極限，這樣才能超越它”。

何為社會學？社會學是從社會整體出發，通過社會關系和社會行為來研究社會的結構、功能、發生、發展規律的綜合性學科。但是當社會學家們對此進行研究時，總是很難解決社會體系如何在相互沖突的影響下調整自身、難以檢驗群體如何形成或沖突如何成熟，所以要通過比較來克服這些問題從而進一步探尋社會學規律。

在“通過比較來發現社會學規則”這一章節的最后，作者提到量化分析，我很贊成他的觀點，即量化分析并不能全面地體現出我們的研究對象。量化分析方法是個好方法，但是我們不能僅僅依靠“硬數據”來評測研究對象，尤其是政治現象。如果我們運用量化分析，那確實是可以在嚴格意義上得出結論但卻缺少了人們的主觀意識，也就限制了研究者的理解和感知能力，容易被數據牽著鼻子走，做不到全面地主客觀地分析問題，所以在研究中一定要采取多種分析方法才能對研究對象分析的全面透徹，結論才能有說服力與可信度。

（二）如何比較

如何比較，在這里作者便提出了比較研究中的概念、理論和方法。在這兩章中，作者提出“功能等價物”的概念，也就是：首先，不同的結構可能發揮同樣的功能；其次，同樣的結構也可能發揮不同的功能。作者也正是用“功能等價物”這一概念來解釋來考察并解讀復雜的政治系統問題，以便更好地把握真實世界的多樣性。作者認為對“功能等價物”的探索，彌補了角色和功能在分析上的“分裂”，同樣的工作在不同的國家可能是通過不同的組織來完成的，相似的或相當的機構在不同的國家也可能執行不同的任務。譬如，法國總統作為一國最高統治者，發揮了作為國家代表的象征功能、最高元首的執行功能、占大多數席位的政黨聯盟領袖的黨派功能三個功能。而在英國實現這三項功能的有兩個人：發揮象征功能的國王以及發揮其他兩個功能的首相。在意大利，這三項功能則被分配到三個人身上：共和國總統（象征功能）、內閣總理（執行功能）和第一大黨基督教民主黨的總書記（黨派功能）。所以，一旦比較學家弄清了發揮這些功能的人，他就能以這些人為突破口從而抓住自己希望研究的領域。所以我認為，對于“功能等價物”的概念，也是比較研究方法的一種。

同時，我認為“功能等價物”的概念有點類似于我們所說的“參照物”，在諸多政治想象中，首先要找到一個參照物，才能進行較好的比較，例如比較德國和奧地利就比比較印度尼西亞和加拿大容易，因為德國與奧地利都是西歐國家并且是鄰國，而印度尼西亞與加拿大一個為亞洲國家一個為北美洲，所以兩種研究對象的“參照物”就是鄰國，正因為鄰國關系，使得德國與奧地利差異小好比較，而印度尼西亞與加拿大則是差異大難比較。

第二部分 那什么比較：一些具體實例

在第二部分中，作者通過一些具體實例對比較研究進行舉例分析，這一部分相對于第一部分的概念理論可能更有趣味，讀起來不讓人乏味，同時在閱讀過程中，可以說更多的也是對世界史知識的一個補充認識，研究一個國家，如果不了解這個國家的歷史那就無從談起。

在政治合法性性章節中，作者論述到傳統型統治的衰落，其中提及到1945年在沙皇統治結束后又一個帝國完結，也就是日本。當日本戰敗后，日本裕仁天皇成為“國家及人民統一的象征”，他自己也稱其為“不是神，而只是一個普通人”，那么作為一個普通人，作為發動這場不義之戰的最高領導人，為什么逃過了歷史的懲罰？為什么美國政府要庇護他？為什么國際法庭檢察官宣布對裕仁天皇不采取任何行動控告其為戰犯？這樣一種做法等于是放過了這場戰爭的罪魁禍首，等于是幫助了這位罪魁禍首逃脫罪名，等于是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放任逐流。作為當時日本乃至整個大和民族的領袖，就應該得到歷史的懲罰與社會的唾罵，所以縱觀當前日本右翼份子頻繁破壞社會秩序，公然宣傳開戰思想，與當時對裕仁天皇的不作為也可以說是對軍國主義思想的不完全絞殺有著不可避免的責任，這是值得我們反思與改正的。

同樣在政治合法性這一章中，作者還談到政治體制合法性喪失的問題。他將政治體制喪失的主要原因概括為革命運動、軍事失利、冰消作用和高度腐敗現象。對于冰消作用和高度腐敗現象我是認同的，尤其是高度腐敗現象，這與現在的大趨勢是相合的，如果我們的政治精英開始腐敗，那必將使民眾失望，政治體制必會崩潰并瓦解，所以謹防高度腐敗現象是十分必要也是迫在眉睫的。但是將革命運動和軍事失利區別開來進行探討是否不妥？因為我認為革命運動大多是伴隨著軍事行動共同進行的，如果只靠單純地革命而不依靠軍事力量又如何成功呢？俄國十月革命是靠武裝力量取得勝利，國共兩黨的斗爭最終也是依靠軍事戰爭而分出勝負等等都是通過軍事手段進行的革命運動。所以，應該將二者聯系與區分的看而不能單一進行區分。

但是在對合法性的研究中，作者也提及到我們必須要將政體的合法性與政府的信任要區分開來不能混為一談。當大多數人都說他們不再信任或很少信任政府處理失業問題的方式時，人們并不是在表達對政體本身的不信任，而僅僅是表達對當前決策者的不信任。所以我們懷疑的是政府而不是政體，在我們國家大家都不曾質疑***，只是在推翻上一個政權而建立新的政權，我想這也不僅使政治性的，也是有文化性的。中國經歷了幾千年的帝制社會，所以在中國，可能一套政治系統比兩套政治系統更容易為中國人所接受。在1945年之后，中國人曾經試圖選擇過多黨民主制，然而最終兩大政黨都從根本上沒有接受，于是中國必須在兩大政黨中選擇一個來做統治黨，最后歷史選擇了共產黨。

再看到本書最后一章中所探討到的比較視野中的精英、危機和政體問題。作者主要論述了政治危機這一問題，認為政治危機是導致精英和政體變遷的核心事件，正因為有了政治危機，才會出現精英更替，也就導致了政體變遷，所以政治危機是“因”，政體變遷是“果”。在分析政治危機時，作者將其特點一一介紹，再次向我們闡明何為政治危機，危機往往是影響國家政體的，而我們總將一些政府負面新聞看作是危機，其實根本不是，因為沒有觸動政體。

所以，不管是政治體質的合法性還是政治危機，都應將政體和政府區別看待，通過對這兩部分的學習，最大的收獲便是如此。對于整本書，尤其是作者對各理論的舉例分析，即明白了概念，也是對世界史知識的補充，使我受益匪淺。

第三篇：國家與革命 讀后感讀書報告

一、閱讀篇名

《國家與革命》

二、簡要背景

這本書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夕（1917年8-9月）寫的系統的闡述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著作。十月革命也稱布爾什維克革命，俄國工人階級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聯合貧困農民所共同完成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隨著資本主義的日益發展，對農民和工人越來越嚴重的剝削和壓迫，生產資料私有制的不公平，資產階級內部的黑暗與勾結，各種矛盾激增，推動了階級斗爭的爆發，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促使無產階級革命條件變得越發成熟。我們都知道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因此必須要以正確的態度看待國家問題，事實上有很多流派在不同程度上扭曲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對社會主義運動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隨之誕生，比較系統的描述了馬克思主義對待國家問題的著作。

三、主要內容

第一章：階級社會和國家。這部分內容考察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的基本概念，談到這個學說被人忽略忘記或者遭到機會主義者的歪曲誤解的各方面。書中引用了恩格斯在總結他所做的歷史的分析時的一段話，很清晰明了的表明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的歷史作用及其意義的基本思想。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筆者理解如果階級的矛盾可以由外部條件可以解決，國家的存在就沒有意義，只有當矛盾激化到沒有辦法解決的程度，國家就油然產生，作為一種力量，把這種對立的不可調和的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內。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開始受到來自兩個主要方面的歪曲，即資產階級的思想家認為國家是階級調和的機關以及“考茨基主義”對結論的抹殺。隨之列寧提到了國家的那個 “力量”，是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的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擁有監獄等的特殊武裝隊伍。但是，究竟是什么東西使他們居于社會之上？隨著問題的提出以及解決，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伴隨來的是考茨基反動的再一次抹殺。為了清楚的表明目前流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改為機會主義的把戲的本質，列寧講到國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國家代替資產階級國家必須通過暴力革命，任何國家的消亡都是通過“自行消亡”。

第二章：講述1848——1851年的經驗，首先研究了革命前夕關于國家問題的言論，引用了《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中的話語，可以了解到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上一個最重要的思想即“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給國家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定義即“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這個理論同他關于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學說有不可分割的關系，既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需要這樣一個反對資產階級的特殊暴力組織，那么自然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不預先消滅和破壞資產階級為自己建立的國家機器，根本就不可能建立這樣的一個組織！實際事情變化進程迫使革命提出破壞和消滅國家機器的任務而不是去改善國家機器。列寧接著引用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中總結1848-1851年革命時的一段論述，來說明馬克思這時已明確作出了必須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結論，但以什么東西來代替被打碎的國家機器，這個問題當時還沒有解決。

第三章：闡述馬克思對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的分析。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對公社的經驗做過分析，從其中的摘錄內容我們可以得出上一節所提出問題的答案，即公社用來代替被打碎的國家機器的，似乎僅僅是更完全的民主。馬克思寫到“公社不應該是議會式，而應該是同時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機關”??他把從舊社會誕生新社會的過程，從前者變化到后者的過渡形式，作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來研究，以無產階級群眾運動的實際經驗為基礎，努力從經驗中取得實際教訓。馬克思主張集中制，關于“消滅國家政權——寄生蟲”的觀點卻被機會主義者同蒲魯東的聯邦制混為一談，列寧繼續引用馬克思有關這個問題的言論進行了對馬克思主義學說歪曲的批判。堅信的認為公社是可以而且應該用來代替已被打碎的國家機器的政治形式。

第四章：恩格斯的補充說明。恩格斯不止一次的談到公社經驗的問題，說明馬克思的分析與結論，所以列寧在這里單獨列了一章特別來談談這些說明。首先提到“住宅問題”引出了“社會民主主義”學說把馬克思主義在消滅國家的問題上對無政府主義的態度完全扭曲，從而值得提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同無政府主義者的一次論戰。恩格斯給倍倍爾的信里批判了格達綱領草案，并特別談到國家問題，發現了一個重要論斷：“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雖然倍倍爾同意恩格斯的批判，但在《我們的目的》這本小冊子中有一些關于國家的完全不正確的議論，使得德國社會民主黨仍頑固地重復國家問題的機會主義議論，由此就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新時代》上發表的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判，這篇文章主要就是批判社會主義黨在國家結構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觀點。這一章節的最后提到恩格斯論民主的消除，國家的消滅也就是民主的消滅，國家的消亡也是民主的消亡。國家屬于上層建筑，其產生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國家的消亡也必定存在其經濟基礎，那么問題是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是什么？

第五章：分析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列寧先對比了恩格斯與馬克思寫過的兩封信，引出了兩者研究問題和研究目的的不同，但是對于國家和國家消亡的看法是一致的，繼而談到馬克思是如何提出問題的，運用最徹底、最完整、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資本主義即將崩潰的問題和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發展問題，解答這些問題只能依靠確切證明了的科學材料，也就是下文所要闡述的內容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特別時期。馬克思沒有陷入空想，冷靜的考察分析，把剛剛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在各方面還帶著舊社會的痕跡的共產主義稱為共產主義社會的低級階段，這時國家還沒有完全消亡，真正消亡必須要有完全的共產主義即達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也就是說國家完全消亡的經濟基礎是共產主義的高度發展。

第六章：馬克思主義被機會主義者庸俗化。由于在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上采取了有利于機會主義回避躲閃的態度，結果就產生了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現象，列寧在這部分主要拿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來說的。總結上述分析，《國家與革命》既是基于對社會經濟發展過程先后順序的考察，也是基于對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經驗歷史先后順序的考察，這種論述方式非常清晰的向讀者展示了這些革命家如何通過分析歷史革命經驗來形成、發展無產階級國家學說的。在《國家與革命》的這些章節中，列寧所闡述的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也包含對歪曲、抹殺馬克思主義理論學說的嚴厲批判，同時也是列寧在新的歷史革命實踐中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展。

四、典型觀點

1.列寧針對資產階級和機會主義者極力掩蓋國家階級性的謬論，概括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鮮明地揭示了國家的階級本質。

2.列寧獨創地發揮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實質，充分論證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3.列寧揭示了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新型民主的一致性。4.列寧還從理論上探討了社會主義新型民主的發展規律，注意到無產階級專政職能的多樣性，集中說明了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

五、評論體會

學習《國家與革命》，有助于我們認識國家的本質，進一步加深對無產階級專政性質和任務的理解，自覺地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一方面要看到社會主義是根本不同于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它的實現具有歷史必然性；另一方面，我們還有看到，社會主義是帶有舊痕跡的不完全的共產主義，因此，我們要發展社會主義，搞好改革，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我還認識到國家的建立需要有正確的設想和構思我們必須樹立正確的、客觀的、科學的歷史觀和國家觀，借鑒歷史長河的豐富經驗，結合自身的國情，在實際生活中做出最積極的、最適合的國家道路的選擇與開辟。

第四篇：關于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的讀書報告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作業國

讀

與 革 命書報告專業：姓名：學號： 手機號：《 家 》

列寧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理論家，布爾什維克黨創立者、締造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任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他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形成了列寧主義理論。被全世界共產主義者廣泛認同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革命導師和領袖”。《國家與革命》是一篇系統闡述國家與革命問題的重要文獻，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中最卓越的經典著作之一。在這部著作中，列寧歷史地考察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全面地總結了1848年至1917年這70多年來馬克思關于國家的理論和實踐；在總結工人運動的新鮮經驗的基礎上，較完整地論述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基本觀點，闡明了國家產生、發展和消亡的規律；還針對當時的革命形勢，重點指出了無產階級革命在國家方面的歷史任務，闡明了將要誕生的新國家的實質和特征。

《國家與革命》是列寧于1917年8月至9月寫成的，1918年5月出版。列寧在《初版序言》中概述了寫作本書的歷史背景及其意義：“國家問題，現在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政治實踐方面，都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問題的基本觀點

在本書中．列寧堅持和發揮了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上的基本觀點，闡述了國家的起源、本質、特征和職能。

首先, 列寧引用恩格斯的話指出“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于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站在社會之上的力量來抑制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

這一段話十分清楚地表達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的歷史作用和意義這一問題的基本思想。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

由于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于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

特殊的武裝隊伍，常備軍和警察成為了國家政權的主要強力工具；監獄和各種強制機關保證了這種統治階級意志的實施；而具有特殊地位的官吏則是站在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的代表。為了維持龐大的武裝隊伍、官僚機構的存在和運行，需要征收各種稅費和發行國債，直接吸吮廣大百姓的膏脂，使公共權力得到財政上的支撐。所以，國家實質上是一種系統的強制的暴力機關。是統治階級手中的強力工具。

如果不能清楚地解釋國家的本質，那么暴力革命就無法找到它合理的依據，人民也只能處在壓迫剝削中而束手無策。而且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除了暴力革命之外很難成功地推翻另一個政權。列寧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及時說明了什么是國家，澄清了當社時存在的各種關于國家概念的錯誤認識，為今后采用暴力革命奪取國家政權做好了思想上的 準備，并且成功指導了俄國人民獲得了十月革命勝利的革命果實。

無產階級革命在國家方面的任務

隨后，在《國家與革命》第三章中，列寧重點闡述了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如何對待國家的問題。其實質就是無產階級用暴力打碎、摧毀資產階級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新國家的問題 列寧對為什么要打碎、怎樣打碎舊國家機器，打碎以后用什么東西來代替．建立什么樣的新國家,作了系統的論述。

列寧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總結1848-1851年革命與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后得出科學結論：“過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備。而這個機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摧毀的。”“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個結論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中主要的基本的東西，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把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打碎”這幾個字，已經簡要地表明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問題的主要教訓。正是因為全盤接受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而沒有與無產階級相適應的國家機器，法國大革命才失敗了。

一方面，不管資產階級采用何種所謂“民主”的制度，其本質都是對本階級的民主而對于廣大的農民和無產階級來說，這樣的民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列寧號召我們不要對資產階級民主有任何的幻想。

另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又確認，“打碎”國家機器是工人和農民雙方的利益所要求的，這個要求使他們聯合起來，在他們面前提出了鏟除“寄生物”、用一種新東西來代替的共同任務。

然而，又該用什么東西來代替被打碎的國家機器呢？

列寧在總結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驗時指出，公社用來代替被打碎的國家機器，可以實現 更完全的民主：廢除常備軍，一切公職人員完全由選舉產生并完全可以撤換。

首先是軍隊的廢除。鎮壓資產階級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這對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這方面做得不夠堅決。但是實行鎮壓的機關在這里已經是居民的多數，而不象過去奴隸制、農奴制、雇傭奴隸制時代那樣總是居民的少數。既然是人民這個大

多數自己鎮壓他們的壓迫者，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人民完全可以自己來直接行使這些職能。

其次，取消支付給官吏的一切辦公費和一切金錢上的特權，把國家所有公職人員的薪金減到“工人工資”的水平。這里恰巧最明顯地表現出一種轉變：從資產階級的民主轉變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從壓迫者的民主轉變為被壓迫階級的民主，從國家這個對一定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轉變為由大多數人----工人和農民用共同的力量來鎮壓壓迫者。

并且，列寧進一步指出一切公職人員毫無例外地完全由選舉產生并可以隨時撤換，把他們的薪金減到普通的“工人工資”的水平，這些簡單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數農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來，同時成為從資本主義通向社會主義的橋梁。這些措施關系到對社會進行的國家的即純政治的改造，但是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實行或正在準備實行的“剝奪剝奪者”聯系起來，也就是同變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公有制聯系起來，才會顯示出全部意義和作用。

總之，無產階級專政無疑是一種優越的體制。無產階級專政是新型民主(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和新型專政(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的國家政權。一方面，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掌握國家政權之后，首先就要大規模地擴大民主制度，使它第一次成為窮人的、人民享受的民主，使廣大勞動群眾都能夠平等地、普遍地參與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的管理。隨著社會主義民主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人具備了直接參加國家管理的條件。當社會全體成員或者大多數成員自己學會了管理國家的時候，對任何管理的需要就開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為多余的東西的時候就愈接近；國家愈民主，國家就會愈迅速地開始消亡。另一方面，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還要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實行強力鎮壓，粉碎他們的反抗，采取一系列剝奪自由的措施把他們排在民主之外。

列寧指出: “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當然不能不產生非常豐富和多樣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一樣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

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方面，毛澤東也將《國家與革命》的理論認識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按列寧國家理論建立了中國工農民主政權。并聯合各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僅用了三年時間就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奠定了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權的基礎。

從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必然性。只有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下，我們才能更好的發揮民主，更好地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在新世紀的征途上，鄧小平反復強調，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業。人民民主專政是民主和

專政的統一：一方面，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走依法治國之路；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政權的專政力量不能削弱，還要加強。只有這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發展，才能有堅強的保障，我們才會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越走越好。

第五篇：《國家與革命》讀書心得

《國家與革命》讀書心得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而無產階級可以將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消滅階級差別和無產階級自身，國家也就會“自行消亡”。

國家的維系和建立需要暴力機關，暴力在歷史中起到革命的作用。人是好斗的動物，和平解決固然可貴，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靠實力解決問題更現實。

對于兩個不相熟的國人來說，最大的聯系莫過于國家了。

對于我們來說，國家并非由我們建立，我們對國家做貢獻就需要去了解她。國家由祖輩建立，總會有時代特點的事物需要改變，從而更有利于時代的發展。

新青年需要緊跟時代腳步，一方面多接觸時政要聞和新鮮資訊，另一方面需要學習新的更多的知識。充實的全面的人才能更好地在競爭社會生存。最重要的是身邊事做起，從小事做起。何為愛國?能為國家作出貢獻即為愛國者，奉獻于國不一定是驚天動地的偉業，撿起路邊的一片垃圾，做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或是不去做一件微不足道的壞事，便是為國家做貢獻了。

一個人在社會立足的根本是個人的實力，可在世界上，我們的立身基礎是社會，是我們的祖國。歷史告訴我們，國家衰落，國人會受盡欺凌，連基本的人權都無法保障。弱國無外交，弱國的人民也會備受屈辱。

為國者亦是為己，祖輩為國家，為革命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如今你我“命已被革”，機會得之不易。只有努力學習，積極進取，方可對得起自己，對得起養育自己的國家。

書中說，國家最終會消失，但同宗同源的華夏子民永遠是一國人，為同一目標努力——建設祖先通過暴力革命，用血用命換來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