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鄉村社會治理的觀察與思考

鄉村社會治理的觀察與思考

作者：詹鵬宇

鄉村社會指鄉或鎮一級管轄范圍內的社會。治理不僅包括政府的管理，還包括社會自我管理，其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方面。當前全面落實黨的“和諧社會”執政理念，鄉村社會治理是重中之重，這里生活著6.7億人，另有2.2億人雖然居留在城市，但決定他們福祉的根本之地還是在鄉村，如農民工。因此，探討鄉村社會治理之道不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

市場化條件下鄉村社會治理的制約因素分析

市場化是指市場作為一種配置資源的基礎手段，被用于解決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的一種狀態。30多年來，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沖擊、侵蝕、洗刷、重組著我國社會原有的一切秩序。鄉村社會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鄉村社會治理取得巨大成就。在政治上確立了農民的主人翁地位，在經濟上初步完善了鄉村社會市場經濟體系。然而市場化條件下的鄉村社會，因為以下因素的制約，仍然難以擺脫弱勢地位。

一是農業產品價格的“蛛網震蕩”導致的市場失靈。鄉村社會經濟以農為本。在市場化條件下，農產品價格因特殊的生產、供需條件導致周期性波動：這類產品生產周期長，其決策依據現實銷售價格刺激下產生的預期，而實際市場價格卻取決于前一周期的生產規模。某個較低的初始供應量導致了較高的第一周期價格，而這一高價將刺激生產，使第二周期供應量大為提高；第二周期供大于求的結果會把該周期市場價格壓至均衡水平以下；這一低價又會抑制生產，使第三周期供應量也低于均衡水平，從而推高價格??如此循環，在PQ坐標系中便形成了一個蛛網狀圖形，人們稱之為“蛛網震蕩”，或“蛛網循環”?！爸刖W震蕩”加上交易費用高、自然風險大、生產周期長、離散型供給等原因，在形式權利一視同仁的“公平市場”中農業、農民會處于弱勢。

二是分戶經營的合作難題。由國家確立的鄉村社會基本經營體制，是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一基礎性的制度安排，一方面確定了農民的市場主體地位，促進了鄉村社會經濟發展和市場發育，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力和土地被分割成零星小塊，限制了鄉村社會更深入的市場化和經濟發展。市場失靈與合作難題雙重制約下的鄉村社會，生產與生活陷入高風險和低水平發展的困境。家庭經營受限于規模太小，絕大多數只能提供農業初級產品，無力（資金、技術、市場信息、銷售渠道）向后拉長產業鏈，生產出消費品，導致鄉村社會單一的經濟結構及對城市經濟的依附。合作的高成本又進一步加劇了這一趨勢，強化了鄉村經濟的弱勢地位。同時，離散型、原子化的市場主體既無意愿，也無能力提供鄉村社會公共物品，如生產所需的道路、農田水利，生活所需的環境整治、文化設施建設，而公共物品的缺失和不足，更進一步限制了鄉村社會生產、生活的發展。由此導致，扶貧越扶越貧，年輕一代以腳投票大量涌入城市。

提高農民組織化水平，構建鄉村社會治理的基本框架

從治理角度而言，解決農產品市場失靈問題的辦法是拉長產業鏈，或倉儲分時銷售，對陷入蛛網震蕩的初級農產品進行深加工，通過延長農產品產業鏈的方式避開或削弱市場失靈帶來的損失。而這需要在分戶經營的基礎上提升農民組織化水平。解決鄉村社會合作難題，同樣需要提高農民組織化水平。

解決鄉村社會公共物品不足問題同樣需要提高農民組織化水平。雖然說當前國家已經完成了工業化積累時期的發展，整體進入工業化中期水平，具備以工哺農的財政能力。但是，國家財政能力再雄厚，也決不可能解決9億農民的公共品需求，離開了農村社會自我組織，鄉村公共品供給是難以優化的。農民組織起來，對于增加農村的公共品供給，改善鄉村的生產生活條件是十分必要的。

從治理的本義出發，提高農民組織化水平也是農民治理和治理農民的題中之義。治理不是一整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的過程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鄉村社會治理離不開農民及其自治組織的參與。

在市場化條件下的鄉村社會治理需要提高農民的組織化水平。但這次農民組織化不同于傳統和人民公社時期，傳統的中國農村依靠士紳和族權勢力組織農民，人民公社依靠國家強制組織農民。在這兩種組織形式，農民只是依附聽令，很少個人利益追求。市場化條件下組織農民，依托的是市場分工引致的利益分化，農民因自身利益追求，自行組織各種機構，行使一定職能，來維護和實現自身利益。本質上這種組織是介于國家政權和個人之間，具有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社會公共組織。

理想狀態的鄉村社會治理結構是國家政權、社會公共組織、個人三位一體的共治模式。提高農民組織化水平主要是指培育和發展具有一定作用范圍和職能的社會公共組織。在鄉村社會，按功能劃分，農民組織應在3個方面提高組織化水平：一是政治維權組織。如農會、消費者協會等。二是經濟合作組織。如幫工隊、生產互助小組、專業合作社等。三是文化生活組織。如紅白理事會、老人協會、秧歌隊、農民技術協會等。

農民組織的發展和成熟不僅有助于農民掌握和應用先進的農業技術，提高他們在日益全球化的大市場中的適應能力，而且有助于分散的農民與大市場的連接，與其他利益體建立對話。更重要的是，通過提高農民組織化水平，建立政權與農民之間、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之間的有效聯系，達到共同治理，促進鄉村社會基層民主建設和促進各項公益事業發展的目的。

發揮鄉鎮政權的作用，提高農民組織化水平

取消農業稅后的鄉鎮機構改革及政府的職能定位問題，中央高度重視。鄉鎮機構改革的總體要求是轉變政府職能，精簡機構人員，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基層行政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紤]鄉鎮政府職能問題，要從農村工作的現狀出發，從農民群眾的愿望出發，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建立公共行政管理體制的要求出發，重點強化三個方面的職能：一是為農村經濟發展創造環境，二是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三是為農村構建和諧社會創造條件。在履行好政府職能的同時，要把不應該由政府承擔的經濟和社會事務交給市場、中介組織和村民自治組織。

從實際情況看，隨著鄉鎮政府精簡機構和人員，可支配財力減少和職能轉向鄉村社會穩定、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鄉村社會出現“官權退、民權進”的局面。鄉鎮政權迫于節約行政成本、彌補履職能力不足的壓力，主觀上有著發展農民自治組織的動力。傳統上，強國家弱社會的治理結構，使得鄉村社會組織資源相對稀缺，除了國家政權組織外，很難說有什么像樣的“民間組織”，因此，鄉村社會農民的再組織客觀上仍不得不依靠鄉鎮政權的大力扶持。

鄉鎮政權在促進農民組織化過程中不僅要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最重要的是要有本土計劃和行動策略。一是把農民自發的維權活動引導為組織化的政治參與與理性對話基礎上的協商解決，積極扶持農民維權組織的形成和民主發育，規范維權組織與鄉鎮政權之間的聯系、對話和協商。二是借助國家支農惠農政策和新農村建設的項目支持，相應地支持農民成立各類經濟合作和公共事務處理的組織，加深農民經濟合作，創建和壯大各類經濟合作組織。三是采取多種幫扶措施，培育農民文化體育方面的組織資源，引導其開展活動，為豐富群眾生活創造條件。四是加強黨和政府對各類農民組織的監督和聯系，如登記制、定期走訪或座談。五是建設信息公共服務平臺，為農民組織化提供成功案例、典型做法和創建范本，在引導農民組織化的同時，不斷增強其組織功能、完善組織結構。（作者單位：省地方稅務局稽查局綜合處）

第二篇：關于紅河州鄉村社會治理的幾點思考

關于紅河州鄉村社會治理的幾點思考

州紀委監察委駐州農業局紀檢監察組組長

許建紅

中共紅河州委、紅河州人民政府《關于推進新型工業強州鄉村振興富州綠色生態靚州沿邊開放活州建設的實施方案》明確提出，要堅持綜合施策提高鄉村治理水平。本文以部份鄉村為樣本，解剖麻雀，就紅河州在實施鄉村振興富州行動計劃中全面加強鄉村社會治理作幾點粗淺的思考。

一、紅河州鄉村社會治理的歷史進程

歷史以來，紅河州的廣大鄉村與全國其它鄉村一樣，大體處于較為穩定的發展進程之中?？傮w來講,北部鄉村與南部鄉村、山區鄉村與壩區鄉村、少數民族聚居鄉村與漢族聚居鄉村之間發展差距明顯；社會治理好的鄉村比較發達，社會治理差的鄉村比較衰落。

在20世紀以前，紅河州的鄉村都處于分制合作的階段，其基本特征是皇權不下縣，鄉村為自治，國家政權對鄉村很少直接管理。當時，國家政權一般只到縣級，在國家政權和鄉村之間存著士紳階層，國家政權所要交的糧食、徭役、兵役等都通過鄉村家族、士紳來提供，鄉村社會穩定、基本生活也主要靠鄉村家族內部維持，這種體制維持了將近兩千年。近代以后，鄉村士紳階層逐漸解體，很多農民進城務工,一些農民成為流民，鄉村精英流失比較嚴重，加之西方文化的沖擊，動搖了傳統價值觀的主導地位，這種體制基本解體。其標志為1900年至1949年時期內，國家政權日益下沉，對鄉村不斷進行管理。比如，國民政府時期在鄉村開始推行的保甲制度，還有邊疆民族鄉村世襲的土司制，與此同時，民間試驗的其它鄉村社會冶理模式也越來越多，但均以失敗告終。

自1949年至1984年，紅河州鄉村都處在人民公社體制治理之下，國家政權徹底下沉，行政村成為國家政權的一部分，政府大包大攬，鄉村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納入直接管理。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體制的負面效應已經非常明顯。自1985年起，開始實行村民自治，成立了村（居）委員委，鄉（鎮）政權作為國家最基層一級政權和村（居）民自治正式分離，鄉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成為主流。

進入新世紀以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脫貧攻堅，精準扶貧，開辟了鄉村廣闊的發展空間，一二三產開始融合，推進了城鄉一體化，這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也是鄉村發展的基本目標。2012年以來，中央的一號文件一直強調，要在城鄉一體化過程中創新鄉村社會治理，要建立符合國情的、規范有序的、充滿活力的鄉村治理體制機制。

二、鄉村社會治理面臨的問題

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創新鄉村社會治理，鄉村治理主體、鄉村資源分配及鄉村治理方式3個方面面臨不少的問題。有些鄉村存在這些問題，有些鄉村存在那些問題，有些問題可能在有些鄉村并不存在，有些鄉村只存在問題的一部分。鄉村治理過程中或多或少地都存在一些亟需破解的問題。

（一）鄉村治理主體方面的問題。

當前，鄉村治理主體方面的問題主要表現在2個方面。一是鄉村治理主體的缺位。一些貧困的鄉村、邊疆鄉村、少數民族鄉村、生態脆弱鄉村的治理主體外出流失比較多，而且越貧困越嚴重，很多農村年輕人出去進城務工，只剩下老人、兒童和婦女?，F在，很多年輕女性也不愿留在鄉村做留守婦女，也都出去務工、經商去了，精英的流失和人口的空心化十分嚴重。很多鄉村沒有集體經濟，有集體經濟的實力也很弱，一些最基本的公共產品也提供不了，基層黨組織、村民自治組織相對而言就軟弱渙散，其主體功能的發揮都面臨巨大的挑戰。一些鄉村治理主體基本處于缺位狀態。二是鄉村治理主體的錯位?，F在鄉（鎮）和村之間的關系不清，很多鄉村管理和治理之間界限不清。有的地方甚至把村作為行政系統的末梢，很多事務都交給村（居）委會來辦。把村（居）委會主任、副主任也稱為官，而他們實際上只是村（居）民們直選出來的自治組織領導人，報酬也只是領生活補助而已。基層黨組織黨支部和自治組織之間關系也分不清，村（居）支書和村（居）委會主任如果是一肩挑的話，問題就更明顯。無論鄉村怎么發展，鄉村治理必須有治理主體，治理主體缺位和錯位，鄉村發展就沒有主心骨，就沒有了內生動力。

（二）鄉村資源分配方面的問題。

從外部看，外部對鄉村投入的資源越來越多，外部提供的資源主要是鄉村公共服務，諸如國家提供的鄉村公路、安全飲水等基礎設施資源，也包括養老保險、新農合、新農保、糧種直補等資源。這些資源分配如何將直接影響鄉村的發展后勁。當前，外部提供的鄉村公共資源仍然十分有限，對很多新型鄉村公共服務的需求，不僅供給不足而且難以持續，諸如鄉村垃圾成堆、農地重金屬超標、污水橫流、社會治安等問題。從內部來看，當前，鄉村自身主要有2大類資源，一類是土地收益帶來的資源，一類是經營集體經濟收益帶來的資源，貧困鄉村還有專門的特殊扶貧資源。這些資源分配管理不善，容易出現小官巨貪、賄選、公權私用等現象，導致鄉村治理混亂，干群關系緊張。總體而言，當前，有集體經濟收益的鄉村的比例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很多鄉村的資源不是靠自身內部而是靠外部輸入。外部輸入的資源有限，在執行過程中容易出現問題，內部資源不僅有限，而且保障分配機制也不健全。鄉村整體資源的使用效率會比較低下，鄉村發展形成合力困難重重。

（三）鄉村治理方式方面的問題。

鄉村治理的方式有很多，最主要的是德治和法治。當前，總體上看，一是鄉村德治缺乏厚實的基礎。過去鄉村自治能夠通過血緣和地緣關系來實現，家族制、鄉賢制度、村規民約等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目前，很多鄉村缺乏傳統的德治來約束人們的行為。二是法治還沒有內化于心。不少鄉村仍然是一言堂，不按制度和規矩來辦事，在治理過程中一把手說了算，其他人基本上沒話說，或者在重要的會議上說不重要的話，在不重要的會議上作重要發言。一些干部依法辦事能力不足，加上目前鄉村治理在法律上有不少的空白，一旦大量資源涌入，必將沖擊鄉村目前的秩序和現有的法治，整個鄉村治理勢必會陷入相對失散和比較混亂的狀態。

三、鄉村社會治理創新的重點

針對存在的3大方面的問題，結合我州一些鄉村治理試點的經驗，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創新鄉村社會治理應突出如下幾個重點。

（一）探索實現“政社良性互動”。

鄉村治理是地位平等的多種主體，通過明確分工、協商合作、共同行動來實現鄉村和諧穩定、持續健康發展。區分不同治理主體的權責，實現權責分明，尤其是鄉（鎮）和村之間的權責分明十分關鍵。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大量外來資源涌入，事務越來越多繁重的情況下，要探索通過簽訂協議書、公布清單、通過評估的方式，實現政社良性互動。一是簽訂協助政府管理協議書。廢除政府與村（居）會簽訂的行政責任書，綜合分析研究基層自治組織需要配合政府的具體事務，厘清目前究竟承擔了多少事務，年初，政府與村（居）會簽協助管理協議書。二是公布清單。簽訂協助管理協議書后，列出2個清單進行公布，1個清單公布按照法律規定政府必須履行的事項，1個清單公布村（居）委員應依法履約的事項。三是履約評估。年底，政府對照清單對基層自治組織履約情況進行評估，基層自治組織根據協議書也對政府履約情況進行評估，評估結果與基層政府各部門績效及干部的獎金、升遷等都直接掛鉤，實行末位淘汰。

（二）以“政經分開”發展集體經濟。

以政經分開的方式來管理和發展集體經濟。一是在村（居）總支、村（居）委會的基礎上再設一個經聯社（公司），社長、村（居）委會主任、村（居）支書三駕馬車齊驅并行，村（居）支部書記全盤統籌主抓黨建，村（居）委會主任專搞公共服務，社長專門抓經濟發展。二是建立財務增值管理平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農村集體資產和資產收益會越來越多，有基礎設施建設中的征地收益，也有轉化經營的方式，把分散經營的土地統一承包發展生態經濟、旅游經濟等產生的收益。要建立農村財務監管平臺，無論是資金、票據、合同、固定資產、會計核算、資源管理都通過監管平臺來審批。要建立農村集體資產交易平臺。鄉村的土地出租、集體經營的資產要出租或者交易，都通過農村集體資產交易平臺來實現。三是村（居）務監督委員會或村（居）民理財小組可以定期查看平臺，對其中的交易和審批進行監督。

（三）以村規民約維護鄉村穩定。

目前，鄉村治理的法治方式還沒有內化于心，德治方式也有很多短板要補。鄉村治理既要創新模式也要傳承發揚舊的有效方式，以村規民約來維護鄉村的穩定。過去鄉村長期比較穩定主要的支撐是家族制，族規就是家法，也就是現在的村規民約。它是結合本地實踐，在老百姓共同認可的背景下制定出來的民間章程，延續了千百年，執行的約束力比較強大。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在現行法律的框架下，要創新治理模式，修訂村規民約。諸如，按照傳統鄉村文化尤其是性別歧視的文化，一些人在資源收益分配中利益會受損，可能會上訪甚至發生群體性事件，造成社會不穩定，要在自主協商慢慢討論的基礎上，在可接受的范圍內，慢慢修訂村規民約中的相關條款，修訂完再執行，把不穩定因素降到最低限度。

（四）構建鄉村社會安全新體系。

要健全治安防控體系，加強隊伍建設。要調節利益關系，做好矛盾的預警系統、利益表達體系、協商溝通機制、救濟救助機制、群眾利益協調、利益保障法律渠道等各方面的工作。要強化道德約束，加強鄉風文化建設，從外部來講，要加大對圖書室、教育、娛樂等鄉村文化設施建設力度；從內部來講，要進行鄉風文明建設，這不僅是道德提升的問題也是社會安全的問題。很多鄉村婚喪嫁娶喬遷大操大辦的現象很普遍，比闊氣，講排場，相互攀比，有的鄉村打麻將、賭博盛行，甚至涉黃、涉黑、涉毒。要移風易俗，更除陋習，打擊違法行，通過綜合治理的方式，使鄉村社會更加文明安全。

（五）實現鄉村的長治久安。

教育是真正意義上鄉村治理的源頭。教育公平，鄉村社會流動性就會越來越強，就能實現鄉村的持續發展。要改革教育投入的體制機制，加大對鄉村教育的投入，進一步縮小城鄉義務教育基礎設施差距，加大對鄉村學生的資助。要對鄉村教師給予更多的關懷與傾斜。要建立鄉村教師與城鎮教師輪崗鍛煉機制，評定職稱適當向鄉村教師傾斜，為鄉村教師搭建鍛煉展示的平臺，建立青年教師連續在鄉村工作最長年限的制度，不斷提高教師待遇。等等。

第三篇：鄉村社會的公共性與村莊治理

鄉村社會的公共性與村莊治理

熊易寒

社會學者張靜在經驗觀察的基礎上指出，當代中國村落政治的一大痼疾在于：利益政治支配人事變更，張三通過上訪或選舉取代李四，但之后一切照舊，依然是通過個人關系運作公共事務，“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始終無法建立一套現代的公共規則，導致公共服務原則付諸闕如。

張靜的這一論斷曾經讓我深深地為鄉村社會的前途擔憂：村莊治理如何才能擺脫“低水平循環陷阱”，躍遷到一個更加理想的狀態？當前的這種困局，是因為中國農民“善分不善合”，還是因為農民的組織化方式出了問題？如果說公共規則是唯一的解決方案，那么，這種公共規則應該如何建立？是訴諸鄉村社會的自主性，還是依靠國家的“送法下鄉”？

最近出版的兩本關于中國農村政治的博士論文，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我的困惑。一本是美國政治學者蔡曉莉(Lily L.Tsai)的《中國鄉村的連帶團體與公共物品》，另一本書則是國內青年學者劉偉的《難以產出的村落政治》。從一定意義上講，這兩本專著從不同的視角回應或突破了張靜關于“公共規則缺失”的論述。

蔡曉莉提出了一個非?！拔鞣街行闹髁x”的問題：在不存在西式民主的條件下，是什么機制促使中國鄉村的公共機構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在當代中國的財政體制下，村內的公路、學校、衛生、排水、灌溉等公共設施主要依靠村委會籌資修建，各個村莊在這些公共物品的供給方面差異甚大。最初蔡曉莉猜想，村莊的經濟發展程度和集體財產多寡可能是決定性的因素；但經驗觀察很快令她推翻了這個假設：在經濟相對落后的江西，同樣貧窮的兩個鄰村，一個村的道路寬敞潔凈，而另一個村的馬路則坑坑洼洼；而在富裕的福建沿海，同樣是財力相當的兩個村莊，一個村的公共設施一應俱全，而另一個村除了有氣派的村委會辦公樓，連條像樣的村道都沒有。由此可見，“不差錢”并不一定會帶來良好的治理。此外，在這些村莊，公共機構和制度安排也大同小異，都實行村民自治，基層政府與村委會的關系基本雷同，蔡曉莉的調查顯示：村委會選舉和村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實施對村莊公共物品供給并沒有顯著影響。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這種差異呢？ 在深入細致的質性研究與大樣本的定量研究基礎上，蔡曉莉發現并論證了一個新的解釋變量：連帶團體(Solidary Groups)。所謂的連帶團體，主要包括宗族組織、社區協會、寺廟和教堂。蔡曉莉指出：即便沒有民主或科層式的責任機制，只要當地官員屬于某個希望他們提供公共物品的連帶團體，他們便很有可能提供足夠的公共物品。也就是說，這些連帶團體可以構成非正式的責任機制(Informal Accountability)，促使官員對民眾負責。咋一看，這并不新鮮，完全是帕特南的社會資本研究路徑，認為公民之間的信任、規范、合作與結社可以培育公民美德和共同體，提高政治參與度，進而提高政府的治理績效。但是，蔡曉莉進一步指出：并非所有的社會團體和社會資本對政府績效和公共品供給都有正面影響。

只有同時具備兩種結構特征的連帶團體能夠在功能上替代正式的責任機制：首先，連帶團體必須具有包容性，即對當地任何人都是開放的；其次，連帶團體必須是嵌入性的，它的成員要包括當地官員。當滿足這兩個前提時，村莊的治理邊界就會與社會邊界重合。村莊就超越了行政區劃的意義，不僅僅是行政版圖上的一個小圓點，而是由共享某種傳統、信念或利益的人組成的社群。當村莊內部存在這類組織時，村干部的行為會受到道德義務的約束，更多地為村民謀福利，因為他們與村民同屬于一個共同體，有共同的血脈、信仰或者利益，他們彼此之間存在著一種責任和義務。村干部或許可以利用信息不對稱、地方性知識來“忽悠”基層政府，擺脫正式制度的約束；但如果有連帶團體的存在，他們就必須給自己的族人或其他團體成員一個交代，否則他們在社群中將喪失道德地位，這就構成了一種非正式激勵機制，促使村干部為村民提供公共物品。

通過向連帶團體履行集體責任，村干部可以在集團成員中獲得社會聲望和道德地位。對于村干部而言，這是一筆寶貴的政治資源，能夠幫助他們執行難以執行的國家政策，譬如計劃生育、稅費征收。如果不履行集體責任則意味著道德地位的喪失，他們就會被排除在團體活動之外，甚至遭到連帶團體的抵制，日后便難以在村里開展工作。

蔡曉莉用三種類型的連帶團體來說明她的理論：其一，村廟。小型村廟為人們提供燒香、宗教儀式、節日演出的場所，有時還組織體育競賽和旅游。當某寺廟委員會要求村干部修繕學?；蚬窌r，村干部會很快回應。作為回報，寺廟委員會將宣傳村委會的好名聲。當村委會與村民發生矛盾時，寺廟委員會協助村干部與農民協商解決。寺廟委員會兼具包容性和嵌入性，可以對村委會提供公共物品施加積極影響。其二，鄉村教堂。政府允許基督教教堂存在，但嚴格規定黨員干部不得加入。因而，鄉村教堂不具有嵌入性，不能促進村委會對公共物品的供給。

其三、宗族或者說血緣集團。這是中國農村最常見的連帶團體。當一個宗族把村里每個人包括在內，宗族的功能就與村廟類似。但如果宗族不覆蓋全村，村民就被分成幾個派系。嵌入某個宗族的村干部也可能組織一些項目，但這些項目可能只對他所屬的宗族有利，全村卻受益不多，這種情況往往會加劇村內的宗派斗爭，不利于村民福祉的改善。

蔡曉莉的這個理論非常富有啟發性，打破了我們對于公與私的傳統認識。按照張靜等學者的理解，宗族、家族、村廟等組織本質上是臺灣學者林毓生所說的“私性社會”(Private Society)。林毓生認為中國傳統的“民間社會”（如行會、幫會、寺廟等）是以家庭式結構組成的，具有很強的“私”的性格，大多由血緣親疏來決定的，以家庭為本位，是與“公民社會”相對立的“私性社會”，不利于形成一套普遍性的政治游戲規則，無法突顯公民社會的“公共性格”。因此，有必要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使之轉化成“公民社會”的現代組織。張靜的設想與之相近，主張以公共規則取代公私混合的結構。

然而，蔡曉莉的研究表明：公共性就蘊含在“私性”之中。當行政村的邊界與宗族、宗教的社會邊界重合，“私性原則”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發揮“公共規則”的功能了，基本的公共服務也就有了保障。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鄉村社會的公共性。

鄉村社會的公共性與城市有著很大的差異，以我個人的親身經驗為例：去年年底，我祖母病危，按照鄉俗，不能在城里去世，而必須回到鄉下的祖屋里咽氣，否則不吉利。但祖屋已經被我叔父租給了外鄉的一個老太太。于是家里人找房客商量，是不是可以“借用”祖屋送終和辦喪事，雖然這會給房客帶來很大的不便，但對方還是爽快地答應了。作為回報，我祖母喪事期間，房客老太太和她的小孫女跟我們一起用餐。到了出殯的前一天，“上人情”（付禮金）的時候，這位老太太還是堅持要上一百元的“人情”，眾人怎么勸都不肯罷休，只好收下。事后，我們私底下以紅包的方式將禮金返還給她的孫女，她才沒有推辭。

這個故事可能是城市社會的邏輯無法理解的：首先，按照房屋租賃關系，這位老太太完全可以拒絕房東的“無理”要求，因為她已經支付了租金，我們不可以“染指”她對房屋的使用權；其次，這位老太太非常貧困，兒子兒媳在廣東打工，她獨自帶著孫女租住在我家的祖屋里——那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土坯房，破舊不堪，家徒四壁——在這樣的情況下，她完全沒有必要給非親非故的房東“上人情”。

但是，鄉村社會不是這么思考問題的：鄉村社會的產權關系、群己權界是相對模糊的，人們不習慣跟熟人算得太清楚，如果算得過于清楚，那就表示：我不打算跟你來往了。人們更傾向于通過人情往來的方式“相互持股”，你中有你，我中有你。這樣一來，我們對彼此就有一定的責任和義務。這就是為什么，在鄉村社會，禮物經濟顯得更加重要。因為一旦你退出禮物的循環，你就不再是游戲的參與者了，互不相欠，也就隔斷了與他人的社會聯系。正因為如此，在農村，喪事是集體的事情，幾乎全村的老少都會參與其中，或幫忙，或出工（有低于市場價的報酬），最低限度也會出一份禮錢，吃一兩頓飯。而在城市，喪事完全是一件私事，殯儀館是一個封閉性很強的私密空間，一個社會成員去世了，甚至不會驚動他的鄰居。

鄉村社會是自然“生長”出來的，城市社會則是人造的、規劃出來的。后者是一個大規模的陌生人社會，在那里產權清晰，幾乎一切公共物品都依賴正式組織來提供：在小區，有居民委員會、業主委員會和物業公司；在小區之外，有各級政府、職能部門，以及大大小小的單位。鄉村社會沒有那么多正式組織，也沒有那么多的財政支持，不少公共物品都是由非正式組織來提供的，以私性的邏輯運作出公共的產品。

簡言之，與城市社會相比，鄉村社會具有更強的人情性質，群己權界不那么涇渭分明，公與私不是對立的兩極，而是可以相互轉化的，類似于費孝通所說的差序格局，向外看，是私，向內看，則是公。公私的界限是模糊的、權宜的、非正式的。在特定的條件下，“私”完全可能服務于公共性的目標。公共性的建立不必以抑制私性為前提，正相反，對私的尊重、對傳統的尊重，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圍內生成公共性。也就是說，公共性是有層次的，有“大公”（國家），也有“小公”（各類社群或集體），“小公”構成了“大公”與“小私”的中間地帶，可以發揮緩沖和紐帶的作用，促成公與私的重合。

但是，公與私的重合，畢竟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不是每個村莊，都正好有一個兼具包容性和嵌入性的連帶團體；更糟糕的是，正如蔡曉莉意識到的，過度依賴非正式制度可能會給將來建立正式制度造成困難。那么，如何處理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村落自生秩序與國家治理體系之間的關系呢？ 這就是劉偉的《難以產出的村落政治》一書力圖解決的問題。劉偉的邏輯起點與張靜有所不同，在他看來，農民并非缺乏“公心”，也不乏集體行動的能力，事實上，農民常常為一些公共議題而集合起來，形成各色各樣的群體性活動，只不過，這些群體性活動往往“只開花，不結果”，他用“沒有產出的政治”來描述這樣一種結構性困境：圍繞各種類型的利益，村民群體性活動往往可以迅速展開，但由于國家（主要是基層政權）對此缺乏回應，加之活動過程中精英/信任的缺乏（實質上是權威的缺乏），導致群體性活動不能產生預期的結果。用政治系統的理論話語來說，就是只有政治輸入（通過群體性活動進行利益表達），卻沒有政治產出（形成具有規范性和約束力的規則或決議）。

基于這一經驗事實，劉偉認為：國家僅僅在村落安排一定的現代制度并不能自然帶來有效的治理，更為重要的，需要有一種力量和機制將現代制度嵌入村落并成為村民的生活方式和游戲規則。這似乎又回到了張靜的問題。劉偉開出的藥方主要包括兩味藥：

一是國家的合理、適度介入。在他看來，涉及公共事務的村民群體性活動客觀上需要與國家的有效銜接，村民群體性活動之所以難以達成，除了市場化和家庭經營帶來的利益分化、糾紛增多之外，國家的基層代理人對村落的介入方式也是一個深層次的原因：一方面，是國家的行政化干預；另一方面，又常常存在國家“不在場”的情況。國家時而“越位”，時而“缺位”。這樣不僅損害了國家在農村社會的權威，也侵蝕了村落社會所剩無幾的自主性。因此，國家需要以更加制度化的方式去積極回應村民的群體性活動和政治訴求。一方面讓自生秩序在其應當發揮積極作用的空間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國家權力應調整其介入范圍和介入方式，幫助村落重建政治共同體，從而在新的基礎上與自生秩序相銜接，共同生成村落中的治理結構。

二是鄉村精英與社會信任。在劉偉看來，“沒有產出的政治”，其根源還在于村落政治共同體的解體。劉偉的研究雖以國家與社會關系為分析框架，但卻極力避免這一研究范式的結構主義之弊，沒有就農村而研究農村，而是把當代中國農村放置到城市化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當今村落共同體的部分解體，在一定程度上是城市化的結果，因為大量農民進城務工，他們的生活重心已經轉移到城市，其中的精英分子或在城市定居，或到縣城和鄉鎮購房置業，這樣不僅導致了能人的流失，更重要的是，縮短了村民的博弈鏈條，降低了彼此之間對于未來長期合作可能性的預期。博弈論早已證明：長期的重復博弈有利于人們選擇合作，而短期的博弈則可能誘發欺詐與不合作。人無恒產則無恒心，當越來越多的村民離開或可能離開村莊，村民之間的合作也變得越發不可能。那么，在城市化的大趨勢下，如何再造精英和重塑信任呢？劉偉指出，國家應該讓渡部分發展空間，或是供給相應的資源，幫助農村大力發展各種形式的社會組織，并展開相應的群體性活動。結合蔡曉莉的“連帶團體”理論，我們在推動社會組織的發展時，應當使其同時具有包容性和嵌入性，一方面要向全體村民開放，但必須是志愿性的，不得使用強制手段；另一方面也不妨將鄉村干部吸納到顧問、理事會或監事會中來，但必須保持一定的獨立性，不能由鄉村干部直接領導或控制。如果這些社會組織可以發揮連帶團體的功能，那么，鄉村社會的治理績效將有可能大為改觀。

由是觀之，蔡曉莉之所謂社會邊界與政治邊界的重合，其實也就是劉偉所說的國家與村落的有效銜接。而劉偉所倡導的農村社會組織建設，若能取代村廟和血緣集團成為連帶團體的主流，不僅能夠改善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而且也有助于張靜所謂公共規則的建立。從這個意義上講，三位學者的研究視角或有差異，但最終的理論關懷和現實指向卻是高度一致的。

參考文獻：

（《難以產出的村落政治——對村民群體性活動的中觀透視》，劉偉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九年版；Lily L.Tsai,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現代公共規則與鄉村社會》，張靜著，上海書店出版社二○○六年版。）

來源：《中國圖書評論》2010年第10期

第四篇：鄉村社會變動與基層治理改革綜述

鄉村社會變動與基層治理改革綜述

彭澎 中共湖南省委黨校

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期的農民為農村市場化的發展做出了平等的貢獻，他們應理所當然地擁有平等的基本權利，從社會獲得其所必需，以此保證其在社會中的生存和發展，這正是基層治理憲政化建設所追求的公平正義的基本內涵之一。這并非社會給個體的恩惠，而是因為“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一個股東，從而有權支取股本”［8］。市場化發展中的中國社會應該是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村民是農村社會的締結者，理應平等地成為國家、社會的主人，通過一定的民主程序和途徑，按照自己的意思來進行來參與國家和社會的治理;應該是一個資源充沛、布局合理的社會，村民能平等地享有社會的基礎資源，適應社會的發展，為村民個體在市場競爭中謀求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依托。因為如果資源“不按照一種對所有人都公平的基礎開放”，“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們”體驗“自我實現感”的需要就被扼殺了，他們完全有理由“覺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9］。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和鄉村經濟社會的轉型使得鄉土社會發展呈現多元的發展趨勢、多元的社會結構和多元的利益格局，必須注重公平正義制度與環境的構建，因為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一個公正的社會制度性安排，應當使社會成員感到做出正當、善的行為不僅是應當的，而且也是明智的”，即只有行善，才能獲得利益，“如是，在社會大眾層面上，正當、善的行為就不僅僅是應當的且也是必然的?！保?0］在農村經濟社會轉型期，實現基層治理的憲政化建設，就是要在基層治理過程中制度性的強化對村民的民主、自治、平等等權利的保護，形成一個彰顯公平正義的憲政框架。對于農村制度建設來說，沒有比公平正義更能激發村民追求意志的了。

轉型期農村政治發展的根本要求:主體獨立———基層治理憲政化建設的基本前提

市場經濟是一個主張個體利益合理化和宣揚個體利益最大化的經濟形態，它的存在前提就是利益主體對自身利益的合法化、最大化和獨立自主的追求，而肯定與維護個人利益則是國家民主政治制度的根本出發點，深深影響著國家和社會的民主化進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通過市場化改革，大力發展農村市場，塑造競爭性市場關系，進而推動市場經濟發展，使得村民作為市場主體在社會中獨立出來。市場主體從事市場交易，其直接指向在于利益，利益實際上就是權利、特別是財產權利的實現，“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并不是出于屠夫、釀酒師和面包師的仁慈，而是出于他們的利己心。”［13］通過市場經濟的結構調整，農村形成多元化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產權結構，培育出了平等競爭的多元化市場主體。農民在市場機制的支撐和促進下其地位不斷獨立且日益發育成熟起來。獨立的市場主體，基于利益最大化的效應目標，本能地存在著推進治理改革的動機，希望通過治理的變革謀取其在市場化發展中更多的機會。有學者認為，市場化發展軌跡下的利益叢生是推動農村基層社區民主體制得以產生和發展的根本基礎［14］。源于農村經濟發展而產生的個體利益沖動是推進村民積極參與民主選舉和基層治理的原始動力，從這里可以看出，市場化運行體制下的中國農民實際上是一個在政治和經濟發展方面充滿理性的行動者，并非蒙昧無知的普通民眾。［15］“強大的基層、社區組織和獨立的經濟利益集團可能是民主社會的一個頗有價值的方面，它們同國家的關系可能是更加遙遠的或‘不許國家干預’。”［16］農村市場化改革使得市場機制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了基礎作用，同時對社會秩序的影響也展示其強大的力量?！霸谶@一過程中，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會促成社會總利益的實現，另一方面，個人只有在為他人利益服務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自己的私利。這樣，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就會達到和諧。”［17］利益的驅動使得主體在市場化運行中能夠獨立，不同利益的交匯使得村民個人在市場中主體地位發生交織，交匯的利益和交織的地位正好配發出市場化運行中的自發社會秩序，按照其內在的邏輯演進，社會秩序得到不斷擴展，為基層治理的憲政化建設提供了動力?！澳切┍婚L期證明對人類福利意義重大的社會制度，雖然都是人類行為的產物，但絕對不是人類設計的產物，因而也就不能以演繹推理暗示出的任何方式來加以重新建構。”［18］農村社會中的自發社會秩序需要基層治理為之互動與發展，“秩序的重要性和價值會隨著構成因素多樣性的發展而增加，而更大的秩序又會提高多樣性的價值，由此使人類合作秩序的擴展變得無限廣闊。”［19］在互動發展過程之中，農民主體成為了治理變革的推導力量，“漸進的技術師或工程師認識到，只有少數的社會建構是人們有意識地設計出來的，而絕大多數的社會建構只是‘生長’出來的，是人類活動的未設計的結果?！保?0］當農村經濟社會的轉型累積到一定程度時，社會治理模式發生結構性的變革就成為可能。事實上，主體政治上的要求和市場上的需求是基本一致的，都是一種選擇，一種交易，政治上的行為也是利益的交易?！啊枷搿坏╇x開了‘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保?1］無論是現代經濟活動還是政治活動莫非如此。每個人對個人利益的合理算計實現整體的利益，這是市場交易的動機與指向。“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保?2］現代政治參與實質上也是一種權利的算計與實現，每個政治主體都是帶著其相應的價值觀念去從事這些活動的，這些價值觀與自己的利益密切相關聯。西方的公共選擇理論就是從利益的算計闡釋政治運行過程的。村民在農村市場經濟體制下獲得較大的發展，其所獲得的豐富資源增強了其獨立的主體地位，會進一步強化其在基層治理模式中的迫切要求和參與愿望，會強化基層治理的獨立性、自主性和自治性，由此與地方政府的支撐和干預相背離，他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的主導性甚至支配性作用的角色定位和行為方式如果在基層治理中發生復制和移植的話，就會給基層治理的體制機制和行為模式帶來相當深遠的影響?！袄娣只菓椪a生和發展的源動力。”［23］在農村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法治的保障既是一項經濟權利，也是一項民主權利。它在公民身邊建立起一道保護墻，保證他們在從事生產活動時無需畏懼政府。建立起這道保護墻后，那么民主制度中公民角色的先決條件———安全與獨立也就有了保障。”［24］農村市場經濟的利益觀念促使村民個體地位的日益獨立，同時個體獨立又使得村民個人的行為能力、價值觀念以及社會心態發生了巨大變化，使得傳統的基層治理在農村市場化快速發展的格調下顯得不相適應，既因為市場化喪失部分傳統資源，又因為自身的慣性而暫時無法接受市場對自治治理的新動力，使得農村的治理出現現實困惑，也預示著農村一種新的社會治理基礎的出現，基層治理會發生變革。市場化的農村內部關聯具有外向性，村莊內的政治因素具有多元性，鄉村內部的經濟政治管理更多的是建立在利益的關聯基礎之上。農村內部的利益關聯提高了村民個體的經濟價值和經濟自由，也促使村民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更加注重發揮個人能動性，來實現個人經濟價值的再次提升。日益變化的農村內部利益關聯主導了農村的社會關系，已經成為市場化中村莊治理的社會基礎，更加注重村級自治組織、農村協會以及其他農村社會力量與村民個人之間的分工與協作，市場化發展中的基層治理日趨需要一種憲政化的治理秩序，使得基層治理的憲政化建設成為必然。

轉型期農村政治發展的精神理念:政治自由———基層治理憲政化建設的價值追求 農村市場化發展使得村民通過經濟的發展滿足了自己的生活需要，實現了自身發展的自由。農村市場的不斷發育，讓商品交換變得自由、頻繁和規范，“誰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財產，每個人都是自愿地出讓財產”［25］，為滿足村民的各種經濟需求、滿足村民與社會關系上的自由提供了中介。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市場交換是自由最重要的現實基礎，這種意識深深影響和積淀于農民的心理，形成村民肯定個人產權、抗拒一切暴力的自由情結，即自由發展的觀念?！叭绻f經濟形式即交換從一切方面肯定了主體的平等，那么也應該說那既推動著個人又推動著物體去參加交換的內容或素材，同時便肯定了自由?！薄敖粨Q價值的交換正是一切平等和自由在生產上面的真實的基礎?！保?6］市場啟迪自由，發展著自由，市場是實現自由的基礎。農村市場化發展下，自由是村民不受其他個人和組織及政府的具體干預而獨立運用處分財產的自由。自由是由市場自身特性的決定的，市場經濟背景下經濟發展的動力歸因于市場的自由競爭而不是政府的行政干預，市場發展基于市場主體的自由自治，而不是政府的計劃安排。在市場內，村民的生產經營不再由國家操縱，而是還原為村民自主性權利支配的領域。主體之間相互獨立、平等的關系，才使得主體之間的交換是自由自愿的。只有自由經濟才能從根本上激發、調動和保護市場主體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村民政治自由的實現是由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是受社會的經濟發展影響的?！案咚降恼螀⑴c總是與更高水平的發展相伴隨，而且社會和經濟等發達的社會，也趨向于賦予政治參與更高的價值?！保?7］經濟發展的自由和政治自由從根本意義上說，都是村民作為社會主體的人，享有自由的重要體現。在市場經濟中，經濟發展自由是政治自由的依據，同時村民政治自由的實現程度制約著農村市場經濟的發育程度?！安皇亲杂墒袌龅哪Ｐ吞峁┝苏螜嗬P系的新的構想，而是有關政治制度的設計本身為市場模型提供了典范。市場模型以特定的制度安排為前提?！保?8］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催化了農民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強化了農民的政治獨立觀念，這種政治觀念與市場化條件下農民享有的權利義務高度統一，形成了農民政治自由的治理趨勢。它“意味著視自己為一個自由的、負有責任的人，而不是無意志的受控于他人的期待或沖動的工具。與他人相處時，健康人格的態度像對自己一樣，視他人為人，而非物或工具”［29］。農村市場經濟尊重農民的主體自由，而主體自由包含經濟發展自由和政治治理自由兩個重要方面。農民在市場條件下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即成為獲得經濟發展自由的主體，成為自由的個人，具有獨立的財產權，要促進了市場交換的正常進行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同樣，農民經濟發展的自由帶來了村民政治主體的形成，即成為獲得政治自由的主體，能夠獨立自由表達自己或群體意志、自由選擇社會管理者的權利，成為基層治理憲政化建設的基本前提。“慣于自己處理自己的事務的人民……必定是自由的，這樣的人民永遠不會因有什么人或者什么團體能夠抓住并控制住中央管理機構就讓自己為他們所奴馭，對于這樣的人民。沒有一個官僚機構能希望強使他們去做或者去經受他們所不喜歡的的事。”［30］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和政府存在的價值不是妨礙人民自治而是要維護和保障人民的自治。保護村民自由是基層治理憲政化建設的終極價值，“基于一種演化性世界觀，并置公民自由和經濟自由于很高的優先地位上?！保?1］

轉型期農村政治發展的制度基礎:農村法治———基層治理憲政化建設的基本框架

“政府處于法律之下，或者說法律服務于法治，構成了現代市場經濟良性發育的制度基礎。”［32］法治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制度基礎，它是在近代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在商品市場高度發展的條件下逐步被實踐證明并被人們所認同、作為市場經濟的基礎并與市場經濟共同成長起來的基本原則?！八ㄟ^完備的法律手段和良好的社會法治環境，有效的保障和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保證平等、公正的競爭環境和發展機遇，并有利于給經濟發展創設和維系一個民主、自由、寬松、和諧的空間氛圍，保護公民和法人的正當權益，促進經濟的有序增長和繁榮?！保?3］當前農村的經濟社會轉型是一場以市場化為基礎的農村社會的現代化過程，是“一場質的意義上的社會整體嬗變，是包括器物層面，制度規范層面，思想文化層面各個社會領域的全方位變革”［34］。農村市場經濟培育和造就了獨立于國家權力之外的新型力量———農村市場主體。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傳統農村以行政權力為核心的管理體系轉變為以市場主體的權利為核心的治理體系。它是“建立在傳統的社會格局的打破，舊的文化意識形態的消失以及新的社會格局與理念的形成之基礎上”［35］。因此“強調傳統力量與新的力量，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是必要的”［36］。這是決定農村現代化進程最終命運和經濟社會轉型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農村法治是農村市場經濟構建的制度基礎，也是基層治理憲政化建設的基本框架。農村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事實上是調控、協調各種利益沖突，進行價值判斷和理性抉擇的現代化過程，在此過程中，農村法治的健全和完備，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法治是一系列原則與制度，是一種現代的秩序模式與文明類型，是一種生活實踐和認知的過程，是一種社會關系評價與社會秩序治理的基本框架。它既指健全的法律體系，良好的法律運行狀態，更進一步意味著整個社會成員對法律發自內心的遵守和由此而形成的良好的法律秩序和狀態。健全的農村法治是轉型期鄉村社會一股嶄新的權威力量，它能調整和規范政治國家與農村社會之間的關系、把國家意志有效地貫徹到鄉村社會、使國家能夠對農村基層實行有效的規范和規制。有學者［37］認為法治是人類作為自由意志主體和道德主體對社會作出的一種負責任的行為實踐，是一種實現人類自由的行為過程，是一種遏制權勢的最佳選擇。法治是通過權利與權力的價值配置和理念規范來實現兩者的和諧穩定與平穩格局，以達其最核心的本質特征制約權力［38］。由此看來，法治是“人們提出的一種應當通過國家憲政安排使之得以實現的政治理想”［39］，以控權為核心的憲政便是實現法治的制度選擇。因此，法治不僅是國家層面的制度選擇，也應該是基層治理憲政化建設的價值導向與基本框架?；鶎臃ㄖ蔚慕∪軌驗檗D型期農村基層權力結構確立起新的合法權威。我國農村基層的法治實踐，是民眾對各種農村社會資源進行發現、重組及良性互動的過程，其本質是對農村社群各種制度運用國家意識去引導、控制和規范，以維持基層公共秩序，增進鄉村社會公共利益的過程?！叭魏畏芍贫鹊母灸繕硕疾粦斒菫榱私⒁环N權威化的思想，而是為了解實際問題，調整社會關系，使人們比較協調，達到一種制度上的正義?！保?0］我國歷來高度重視農村基層治理的法治建設，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注重結合農村改革發展的實際情況，從保障和促進農村基層改革、發展和穩定大局出發，始終按照依法治國的要求，積極推進農村的民主法治建設。農村基層治理的憲政化建設，即以基層群眾性自治為核心的治理體系的變革以及農村社會中自治治理空間不斷拓展和明確化，始終應以國家法律的規范為前提。因為鄉村基層群眾性自治本來就是在缺乏民主法制傳統的鄉村社會推行，亟需國家提供健全的法律體系為其運作的規范化提供保證，這不但能夠保證基層群眾性自治的合法性，而且也是維護國家法律統一和制度權威的需要。鄉村社會法治對基層治理變革起著主導和推動作用，基層治理組織就主要是注重通過法治的制度化優勢來保障基層農民的民主選舉權和民主管理權，基層治理憲政化建設的根本目的在于農村基層治理的真正和廣泛實現?！耙粋€社會制度的成功，主要取決于它是否能夠將人們在經濟事物等方面的追求未被耗盡的過量精力引入合乎社會需要的渠道。”［41］農村法治的建構必須立足于鄉村社會二元格局的現實，既要重點建構起農村基層政權的法治化權威，又要建構起鄉村社會自治的法治化秩序，更要建構起二大領域秩序規則之間的良性互動局面。在農村經濟社會轉型期，基層治理的法治化是農村法治的重點，是農村法治最重要的政治基礎，也是國家在推進農村基層法治進程中實現農村社會有序管理的首要任務。在基層治理憲政化建設的發展視野里，法治不僅是一種制度，具有可操作性，在法治的框架和維度下，村民自由、平等、權利才能真正實現。法治也是一種文化和觀念，屬于意識形態的范疇，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同時法治更應是一種境界和追求，成為基層治理的核心價值和精神靈魂，深藏于基層治理制度的價值深處，深深植根于全體村民的思想內涵。

轉型期農村政治發展的文化理念:以人為本———基層治理憲政化建設的基本精神

社會主義政治始終是以人民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政權具有人民主權性質，這就注定以人為本是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發展的政治理念，注定以人為本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本位立場、發展原則和價值主張，是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建設的根本出發點和基本思路。發展的目的是“以促進該共同體每個個別成員的個性全面發展”，“普遍地重視人則是一個社會能夠正常運行和保持穩定的關鍵之一。”［44］以人為本是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功的歷史和邏輯起點，也是包括農村基層群眾性自治在內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實踐原點和理論支撐。農村經濟社會轉型是市場化經濟運行條件下基層社會結構的變遷，是農村基層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體制及其運行機制的變革組合與選擇更新。經濟社會轉型使鄉村基層生活發生巨大變化，其中最為明顯的表現是鄉土利益的重新配置以及由此引致的社會分層化、利益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樣化。基于鄉村經濟轉型和社會背景的變遷，農民政治參與作為維護和實現自身利益的重要方式呈現出新的態勢和特點。在利益多元和分化的條件下，保障農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以實現農村基層真正的自治治理，是保證農場市場化改革深入進行、政治局面穩定、社會生活常態及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基礎，特別是尊重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保障農民的發展利益和自治權利，已成為我國基層治理實踐中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皯椃ㄖ荚诰S護具有尊嚴和價值的自我，因為自我是憲法的首要價值。”［45］以人為本與立憲主義的指向具有同一性?！皯椪碚撛噲D通過降低政治的地位和限制政治權力來減少和防范其侵犯個人自由與尊嚴的風險?！保?6］“真正民主制的真諦是對個人價值的尊重和對個人權利的保障?！保?7］憲政本身就是以人為中心展開的，它承認人是具有獨立利益、獨立追求的個體，尊重人的尊嚴和保障人的利益?！皞€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權利的定位都同眾人的生活、福利和權利交織在一起，它們只能建立在這種制度的基礎上，同時也只有在這種聯系中才是現實的和可靠的。”［48］“離開主體自由自覺的活動，離開人類意識，人的價值尊嚴和人類本質，一句話，離開人的主體性，來談論應有權利的問題，那是不可思議的。”［49］憲政是保障權利的最好制度設計，它建立的基礎是對人的價值的尊重，說明的是對人的價值的認可，表明的是人在社會中的價值實現程度，主張的是人本主義本位的權利價值模式?！瓣P于權利的語言是一種特別有力的表達方式，它表達的是尊重個人，尊重他人的尊嚴和價值，以及尊重他作為自主的道德行為者的地位?！保?0］“形成某種政治制度離不開一定的政治文化在其中的作用，維持政治穩定、促進政治發展，同樣需要建立相應的政治文化，并使之符合政治體系一體化的要求。”［51］農村市場化的發展帶來利益的分化與組合、權利的博弈與重組，需求更加成熟理性的政治參與模式，要求更加穩健凝重的人本制度文化?！艾F有制度安排總會有些不能滿足人們已經內化了的價值觀所預期的報酬，當人們得不到滿意的報酬時會產生失落感，會千方百計去尋找新的制度安排來代替現行的制度安排。”［52］農村經濟社會轉型期，對人本理念、人本文化、人本思維、人本制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市場經濟改革與基層治理體制的融合應當盡可能尋求兩者之間的共同要素逐步展開，以避免被動整合產生的機理排斥而造成的社會振蕩，因此，尋求兩種不同規則之間的共同價值所指成為基層治理憲政化建設的核心重點。這就需要在基層治理的憲政化建設中，整合基層政治文化發展的理性思維、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將以人為本的憲政精髓納入基層治理的現有體系，堅持以人為本的政治發展取向，倡導和構建一種人本的基層治理精神、人文的基層治理體系，為基層治理的憲政化建設提供一個可以為農村社會所普遍接受的政治規范。2010年10月26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一條中鮮明的增加了“維護村民的合法權益”的內容?！熬S護村民的合法權益”在農村基層群眾性自治制度中的確認，意味著基層群眾性自治已經通過法律的形式將自治制度本身追求的以人為本的終極目標更加明確化了。人本文化理念指導下的基層治理的憲政化建設就是“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和偉大創造精神，保證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實現自己的愿望和利益。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保證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抉擇、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53］。農村基層治理的憲政化建設應當要顯示人本的政治情懷，形成政治參與中農民與政府關系的互惠、互動、互控機制，真正實現農民的民主選舉和自治管理權利。實行基層治理的憲政化建設，實現經濟社會轉型期基層自治和政治參與從工具理性向價值理性的政治變革，形成農村基層治理和政治文明現代化發展的雙贏局面。

第五篇：社會治理思考認識體會

社會治理思考認識體會

堅持源頭治理，由“事后解決”延伸到“事前預防”。基層是問題滋生的“原始地帶”，如果不能及時處置化解，就難免會“由小變大”，產生更大的破壞力。越是靠近源頭治理，不僅付出的成本代價越小，而且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弱，基層治理尤須把重心向源頭偏移。

要打破基層干部單打獨斗局面，充分調動社會居民、社會志愿者、駐地機關等參與基層治理的主動性，構建多元參與治理新格局，組建黨員服務隊、矛盾糾紛協調組，及時化解鄰里糾紛，促進鄰里關系融洽；定期開展法律咨詢、健康體檢等志愿服務，增進居民獲得感；就地解決居民生活實際困難，不把問題上交，不讓矛盾擱置，第一時間化解在萌芽狀態。

堅持綜合治理，由“矛盾化解”擴展到“綜合服務”。新時代，基層治理的“外延”不斷擴展，不再是替群眾化解矛盾、解決困難這么簡單，涵蓋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居民有需求的地方，幾乎就有治理的責任和義務。

要求廣大基層干部必須與時俱進，打破“無事即為平安”的守攤思想，既要全力解決現有的治理困難，更要主動出擊、統籌謀劃，全面摸清人、地、事、物等基層社會要素情況，將行政管理、綜治防控、監管執法、公共服務有機整合為“一張網”，努力創造條件，改進居民生活環境，增強社會安全，改進日常出行，滿足居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通過更多前瞻性服務杜絕矛盾糾紛產生。

堅持陽光治理，由“人治思維”轉變為“多治合一”。隨著社會新問題、新矛盾的出現，靠經驗習慣早已顯得捉襟見肘，必須依靠系統、科學、陽光治理來破局。

一方面，要建立程序公開、標準公開、結果公開的基層治理規范，堅持在居民監督之下，按時保質保量完成治理任務，增進基層治理公信力；

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火車頭”作用，牽頭組建居民委員會、議事會、事務監督委員會等，推動基層自治水平提升，進一步完善村規民約、治理章程，讓法治思維逐漸深入人心，并大力宣傳先進典型，引導居民創先爭優，釋放德治教化效應，形成“多治合一”的善治體系，增強基層治理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