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證據法學案例分析報告二

證據法學案例分析報告二

經濟法政學院 法學123班 12123349 潘嘉琦

案情：2010年10月2日午夜，A市某區公安人員在轄區內巡邏時，發現路邊停靠的一輛轎車內坐著三個年輕人（朱某、尤某、何某）行跡可疑，即上前盤查。經查，在該車后備箱中發現盜竊機動車工具，遂將三人帶回區公安分局進一步審查。案件偵查終結后，區檢察院向區法院提起公訴。（證據）朱某——在偵查中供稱，其作案方式是3人乘坐尤某的汽車在街上尋找作案目標，確定目標后由朱某、何某下車盜竊，得手后共同分贓。作案過程由尤某策劃、指揮。在法庭調查中承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但聲稱在偵查中被刑訊受傷。尤某——在偵查中與朱某供述基本相同，但不承認作案由自己策劃、指揮。在法庭調查中翻供，不承認參與盜竊機動車的犯罪，聲稱對朱某盜竊機動車毫不知情，并聲稱在偵查中被刑訊受傷。何某——始終否認參與犯罪。聲稱被抓獲當天從C市老家來A市玩，與原先偶然認識的朱某、尤某一起吃完晚飯后坐在車里閑聊，才被公安機關抓獲。聲稱以前從沒有與A市的朱某、尤某共同盜竊，并聲稱在偵查中被刑訊受傷。公安機關——在朱某、尤某供述的十幾起案件中核實認定了A市發生的3起案件，并依循線索找到被害人，取得當初報案材料和被害人陳述。調取到某一案發地錄像，顯示朱某、尤某盜竊汽車經過。根據朱某、尤某在偵查階段的供述，認定何某在2010年3月19日參與一起盜竊機動車案件。何某辯護人——稱在案卷材料中看到朱某、尤某、何某受傷后包有紗布的照片，并提供4份書面材料：（1）何某父親的書面證言：2010年3月19日前后，何某因打架被當地公安機關告知在家等候處理，不得外出。何某未離開C市；（2）2010年4月5日，公安機關發出的行政處罰通知書；（3）C市某機關工作人員趙某的書面證言：2010年3月19日案發前后，經常與何某在一起打牌，何某隨叫隨到，期間未離開C市；（4）何某女友范某的書面證言：2010年3月期間，何某一直在家，偶爾與朋友打牌，未離開C市。（法庭審判）庭審中，3名被告人均稱受到偵查人員刑訊。辯護人提出，在案卷材料中看到朱某、尤某、何某受傷后包有紗布的照片，被告人供述系通過刑訊逼供取得，屬于非法證據，應當予以排除，要求法庭調查。公訴人反駁，被告人受傷系因抓捕時3人有逃跑和反抗行為造成，與訊問無關，但未提供相關證據證明。法庭認為，辯護人意見沒有足夠根據，即開始對案件進行實體審理。法庭調查中，根據朱某供述，認定尤某為策劃、指揮者，系主犯。審理中，何某辯護人向法庭提供了證明何某沒有作案時間的4份書面材料。法庭認為，公訴方提供的有罪證據確實充分，辯護人提供的材料不足以充分證明何某在案發時沒有來過A市，且材料不具有關聯性，不予采納。最后，法院采納在偵查中朱某、尤某的供述筆錄、被害人陳述、報案材料、監控錄像作為定案根據，認定尤某、朱某、何某構成盜竊罪（尤某為主犯），分別判處有期徒刑9年、5年和3年。問題： 1．法院對于辯護人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請求的處理是否正確？為什么? 2．如法院對證據合法性有疑問，應當如何進行調查？ 3．法院對尤某的犯罪事實的認定是否已經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為什么？ 4．現有證據能否證明何某構成犯罪？為什么？ 5．如何判斷證據是否具有關聯性？法院認定何某辯護人提供的4份書面材料不具

有關聯性是否適當？為什么？

三、參考答案： 1．不正確。因為根據《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法庭應當啟動對證據是否為非法取得的調查程序。本案被告人均稱供述系刑訊逼供所得，辯護人提出了排除非法證據的請求，并有一定證據支持，法院在公訴人沒有證據支持的情況下，不做調查即采納公訴人的解釋，是不正確的。2．根據《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法庭應進行如下調查：（1）應要求公訴人向法庭提供訊問筆錄、原始的訊問過程錄音錄像或者其他證據，提請法庭通知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出庭作證。（2）仍不能排除刑訊逼供嫌疑的，公訴人應提請法庭通知本案訊問人員出庭作證。（3）公訴人當庭不能舉證的，可以建議延期審理。（4）控辯雙方可以就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進行質證、辯論。（5）對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如果公訴人不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該供述不能作為定案根據。3．沒有。因為根據《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必須均已查清，是證據確實、充分的基本要素。本案僅根據同案犯朱某供述即認定尤某為策劃指揮者，無其他證據印證。4．不能。因為根據《刑事訴訟法》和《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認定有罪，必須證據確實充分。法庭認定何某犯罪的證據中，朱某、尤某在偵查中的供述筆錄尚未排除刑訊逼供可能；被害人陳述筆錄和車輛被盜時的報案材料只能證明車輛被盜，不能證明誰是盜車者；監控錄像只證明朱某、尤某實施了其中一起犯罪；何某辯護人提供的犯罪時何某不在現場的4份證據，法庭沒有查明其真偽。因此，現有證據沒有排除何某沒有犯罪的可能性，不能得出唯一的結論，認定何某犯罪的證據不確實充分。5．（1）判斷證據是否具有關聯性的依據主要是：第一，該證據是否用來證明本案的爭點問題，與案件證明對象之間是否存在客觀聯系；第二，該證據是否能夠起到證明的作用，即是否具有對案件事實的證明價值。（2）不適當。因為這些材料與案件證明對象之間存在客觀聯系，指向何某是否有罪的爭點問題；另外，這些材料具有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明價值，能夠實際起到使指控的犯罪事實更無可能的證明作

用

第二篇：證據法學案例分析題

(2011)

三、（本題22分）

案情：2010年10月2日午夜，A市某區公安人員在轄區內巡邏時，發現路邊停靠的一輛轎車內坐著三個年輕人（朱某、尤某、何某）行跡可疑，即上前盤查。經查，在該車后備箱中發現盜竊機動車工具，遂將三人帶回區公安分局進一步審查。案件偵查終結后，區檢察院向區法院提起公訴。

（證據）朱某——在偵查中供稱，其作案方式是3人乘坐尤某的汽車在街上尋找作案目標，確定目標后由朱某、何某下車盜竊，得手后共同分贓。作案過程由尤某策劃、指揮。在法庭調查中承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但聲稱在偵查中被刑訊受傷。

尤某——在偵查中與朱某供述基本相同，但不承認作案由自己策劃、指揮。在法庭調查中翻供，不承認參與盜竊機動車的犯罪，聲稱對朱某盜竊機動車毫不知情，并聲稱在偵查中被刑訊受傷。

何某——始終否認參與犯罪。聲稱被抓獲當天從C市老家來A市玩，與原先偶然認識的朱某、尤某一起吃完晚飯后坐在車里閑聊，才被公安機關抓獲。聲稱以前從沒有與A市的朱某、尤某共同盜竊，并聲稱在偵查中被刑訊受傷。

公安機關——在朱某、尤某供述的十幾起案件中核實認定了A市發生的3起案件，并依循線索找到被害人，取得當初報案材料和被害人陳述。調取到某一案發地錄像，顯示朱某、尤某盜竊汽車經過。根據朱某、尤某在偵查階段的供述，認定何某在2010年3月19日參與一起盜竊機動車案件。

何某辯護人——稱在案卷材料中看到朱某、尤某、何某受傷后包有紗布的照片，并提供4份書面材料：（1）何某父親的書面證言：2010年3月19日前后，何某因打架被當地公安機關告知在家等候處理，不得外出。何某未離開C市；（2）2010年4月5日，公安機關發出的行政處罰通知書；（3）C市某機關工作人員趙某的書面證言：2010年3月19日案發前后，經常與何某在一起打牌，何某隨叫隨到，期間未離開C市；（4）何某女友范某的書面證言：2010年3月期間，何某一直在家，偶爾與朋友打牌，未離開C市。

（法庭審判）庭審中，3名被告人均稱受到偵查人員刑訊。辯護人提出，在案卷材料中看到朱某、尤某、何某受傷后包有紗布的照片，被告人供述系通過刑訊逼供取得，屬于非法證據，應當予以排除，要求法庭調查。公訴人反駁，被告人受傷系因抓捕時3人有逃跑和反抗行為造成，與訊問無關，但未提供相關證據證明。法庭認為，辯護人意見沒有足夠根據，即開始對案件進行實體審理。

法庭調查中，根據朱某供述，認定尤某為策劃、指揮者，系主犯。

審理中，何某辯護人向法庭提供了證明何某沒有作案時間的4份書面材料。法庭認為，公訴方提供的有罪證據確實充分，辯護人提供的材料不足以充分證明何某在案發時沒有來過A市，且材料不具有關聯性，不予采納。

最后，法院采納在偵查中朱某、尤某的供述筆錄、被害人陳述、報案材料、監控錄像作為定案根據，認定尤某、朱某、何某構成盜竊罪（尤某為主犯），分別判處有期徒刑9年、5年和3年。

問題：

1．法院對于辯護人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請求的處理是否正確？為什么?

2．如法院對證據合法性有疑問，應當如何進行調查？

3．法院對尤某的犯罪事實的認定是否已經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為什么？

4．現有證據能否證明何某構成犯罪？為什么？

5．如何判斷證據是否具有關聯性？法院認定何某辯護人提供的4份書面材料不具有關聯性是否適當？為什么？

三、參考答案：

1．不正確。因為根據《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法庭應當啟動對證據是否為非法取得的調查程序。本案被告人均稱供述系刑訊逼供所得，辯護人提出了排除非法證據的請求，并有一定證據支持，法院在公訴人沒有證據支持的情況下，不做調查即采納公訴人的解釋，是不正確的。

2．根據《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法庭應進行如下調查：（1）應要求公訴人向法庭提供訊問筆錄、原始的訊問過程錄音錄像或者其他證據，提請法庭通知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出庭作證。（2）仍不能排除刑訊逼供嫌疑的，公訴人應提請法庭通知本案訊問人員出庭作證。（3）公訴人當庭不能舉證的，可以建議延期審理。（4）控辯雙方可以就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進行質證、辯論。（5）對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如果公訴人不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該供述不能作為定案根據。

3．沒有。因為根據《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必須均已查清，是證據確實、充分的基本要素。本案僅根據同案犯朱某供述即認定尤某為策劃指揮者，無其他證據印證。

4．不能。因為根據《刑事訴訟法》和《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認定有罪，必須證據確實充分。法庭認定何某犯罪的證據中，朱某、尤某在偵查中的供述筆錄尚未排除刑訊逼供可能；被害人陳述筆錄和車輛被盜時的報案材料只能證明車輛被盜，不能證明誰是盜車者；監控錄像只證明朱某、尤某實施了其中一起犯罪；何某辯護人提供的犯罪時何某不在現場的4份證據，法庭沒有查明其真偽。因此，現有證據沒有排除何某沒有犯罪的可能性，不能得出唯一的結論，認定何某犯罪的證據不確實充分。

5．（1）判斷證據是否具有關聯性的依據主要是：第一，該證據是否用來證明本案的爭點問題，與案件證明對象之間是否存在客觀聯系；第二，該證據是否能夠起到證明的作用，即是否具有對案件事實的證明價值。

（2）不適當。因為這些材料與案件證明對象之間存在客觀聯系，指向何某是否有罪的爭點問題；另外，這些材料具有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明價值，能夠實際起到使指控的犯罪事實更無可能的證明作用。

五、（本題19分）

案情：甲公司職工黎某因公司拖欠其工資，多次與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發生爭吵，王某一怒之下打了黎某耳光。為報復王某，黎某找到江甲的兒子江乙（17歲），唆使江乙將王某辦公室的電腦、投影儀等設備砸壞，承諾事成之后給其一臺數碼相機為報酬。事后，甲公司對王某辦公室損壞的設備進行了清點登記和拍照，并委托、授權律師尚某全權處理本案。尚某找到江乙了解案情，江乙承認受黎某指使。甲公司起訴要求黎某賠償損失，并要求黎某向王某賠禮道歉。訴訟中，黎某要求法院判決甲公司支付其勞動報酬。審理時，法院通知江乙參加訴訟。經審理，法院判決侵權人賠償損失，但對甲公司要求黎某向王某賠禮道歉的請求、黎某要求甲公司支付勞動報酬的請求均未作處理。

問題：

2．原告甲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公司制作的王某辦公室損壞設備登記表、對損壞設備拍攝的照片、律師尚某調查江乙的錄音資料。上述材料能否作為本案證據？如果能，分別屬于法律規定的何種證據？

五、參考答案：

2．（1）損壞設備登記表不能作為本案證據；

（2）照片可以作為本案證據，屬于物證；

（3）錄音資料可以作為本案證據，屬于視聽資料。

(2012)

五、（本題20分）

案情：居住在甲市A區的王某駕車以60公里時速在甲市B區行駛，突遇居住在甲市C區的劉某騎自行車橫穿馬路，王某緊急剎車，劉某在車前倒地受傷。劉某被送往甲市B區醫院治療，療效一般，留有一定后遺癥。之后，雙方就王某開車是否撞倒劉某，以及相關賠償事宜發生爭執，無法達成協議。

劉某訴至法院，主張自己被王某開車撞傷，要求賠償。劉某提交的證據包括：甲市B區交警大隊的交通事故處理認定書（該認定書沒有對劉某倒地受傷是否為王某開車所致作出認定）、醫院的診斷書（復印件）、處方（復印件）、藥費和住院費的發票等。王某提交了自己在事故現場用數碼攝像機拍攝的車與劉某倒地后狀態的視頻資料。圖像顯示，劉某倒地位置與王某車距離1米左右。王某以該證據證明其車沒有撞倒劉某。

一審中，雙方爭執焦點為：劉某倒地受傷是否為王某駕車撞倒所致；劉某所留后遺癥是否因醫療措施不當所致。

法院審理后，無法確定王某的車是否撞倒劉某。一審法院認為，王某的車是否撞倒劉某無法確定，但即使王某的車沒有撞倒劉某，由于王某車型較大、車速較快、剎車突然、剎車聲音刺耳等原因，足以使劉某受到驚嚇而從自行車上摔倒受傷。因此，王某應當對劉某受傷承擔相應責任。同時，劉某因違反交通規則，對其受傷也應當承擔相應責任。據此，法院判決：王某對劉某的經濟損失承擔50%的賠償責任。關于劉某受傷后留下后遺癥問題，一審法院沒有作出說明。

王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二審法院審理后認為，綜合各種證據，認定王某的車撞倒劉某，致其受傷。同時，二審法院認為，一審法院關于雙方當事人就事故的經濟責任分擔符合法律原則和規定。故此，二審法院駁回王某上訴，維持原判。

問題：

2．本案所列當事人提供的證據，屬于法律規定中的哪種證據？屬于理論上的哪類證據？

3．根據民事訴訟法學（包括證據法學）相關原理，一審法院判決是否存在問題？為什么？

五、參考答案：

2．根據《民事訴訟法》關于證據的分類：本案中，交通大隊的事故認定書、醫院的診斷書（復印件）、處方（復印件）、藥費和住院費的發票都屬于書證，王某在事故現場用數碼攝像機拍攝的就他的車與劉某倒地之后的狀態的視頻資料屬于視聽資料。根據理論上對證據的分類：上述證據都屬于間接證據；甲市B區交通大隊的交通事故處理認定書、藥費和住院費的發票，王某自己在事故現場用數碼攝像機拍攝的就他的車與劉某倒地之后的狀態的視頻資料屬于原始證據，醫院的診斷書（復印件）、處方（復印件）屬于傳來證據；就證明王某的車撞到劉某并致劉受傷的事實而言，劉某提供的各類證據均為本證，王某提供的證據為反證。

3．一審法院判決存在如下問題：第一，判決沒有針對案件的爭議焦點作出事實認定，違反了辯論原則；第二，在案件爭執的法律要件事實真偽不明的情況下，法院沒有根據證明責任原理來作出判決；第三，法院未對第二個爭執焦點作出事實認定。

理由說明：（1）本案當事人的爭執焦點是劉某倒地受傷是否為王某駕車撞倒了劉某；劉某受傷之后所留下的后遺癥是否是因為對劉某采取的醫療措施不當所致。但法院判決中沒有

對這兩個爭議事實進行認定，而是把法院自己認為成立的事實——劉某因受到王某開車的驚嚇而摔倒，作為判決的根據，而這一事實當事人并未主張，也沒有經過雙方當事人的辯論。因此，在這問題上，法院的做法實際上是嚴重地限制了當事人辯論權的行使。

（2）法院通過調取相關證據，以及經過開庭審理，最后仍然無法確定王某的車是否撞到了劉某。此時，當事人所爭議的案件事實處于真偽不明的狀態，在此情況下，法院應當根據證明責任分配來作出判決。

(2013)

三、（本題22分）

案情：李某于2012年7月畢業后到某國有企業從事財務工作。因無錢買房，單位又不分房，在同學、朋友及親戚家里四處借住，如何弄錢買一套住房成為他的心結。

2013年4月，單位有一筆80萬元現金未來得及送銀行，存放于單位保險柜，李某借職務之便侵吞了全部現金并偽造外人盜竊現場。李某用該款購買了一套公寓。

李某的反常行為被單位舉報到檢察機關，檢察機關反貪技術偵查部門當即實施技術偵查措施，查明系李某作案并予以立案。在刑事拘留期間，李某供認了全部犯罪事實。鑒于本人最終認罪并將贓物全部追回，根據本案特殊情況和辦案需要，檢察機關決定對其采取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2013年7月該案提起公訴。李某及其辯護律師向法院提出李某在拘留期間遭受了嚴重的刑訊逼供，要求排除非法證據。

問題：

4．法院處理李某及其辯護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步驟是什么？

三、參考答案：

4．①人民法院應當在開庭前及時將申請書及相關線索、材料的復制件送交人民檢察院；②人民法院經審查，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有疑問的，應當召開庭前會議就非法證據排除等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人民檢察院可以通過出示有關證據材料等方式，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說明；③庭審對非法證據的調查，可以在當事人及辯護人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后進行，也可以在法庭調查結束前一并進行；④調查程序主要是由公訴人出示、宣讀、播放有關證據材料，提請法庭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有關人員出庭說明情況，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⑤人民法院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調查后，應當將調查結論告知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

(2010)

三、（本題21分）

案情

張某——某國企副總經理

石某——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楊某——張某的朋友

姜某——石某公司出納

石某請張某幫助融資，允諾事成后給張某好處，被張某拒絕。石某請出楊某幫忙說服張某，允諾事成后各給張某、楊某400萬股的股份。后經楊某多次撮合，2006年3月6日，張某指令下屬分公司將5,000萬元打入石某公司賬戶，用于股權收購項目。2006年5月10日，楊某因石某允諾的400萬股未兌現，遂將石某訴至法院，并提交了張某出具的書面證明作為重要證據，證明石某曾有給楊某股份的允諾。石某因此對張某大為不滿，即向某區檢察院揭

發了張某收受賄賂的行為。檢察院立案偵查，查得證據及事實如下：

——石某稱：2006年3月14日，在張某辦公室將15萬元現金交給張某。同年4月17日，在楊某催促下，讓姜某與楊某一起給張某送去40萬元。因擔心楊某私吞，特別告訴姜某一定與楊某同到張某處（石某講述了張某辦公室桌椅、沙發等擺放的具體位置）。

——姜某稱：取出40萬元后與楊某約好見面時間和地點，但楊某稱堵車遲到很久。自己因有重要事情需要處理，就將錢交楊某送與張某。

——楊某稱：確曾介紹張某與石某認識，并積極撮合張某為石某融資。與姜某見面時因堵車遲到，姜某將錢交給他后匆匆離開。他隨后在自己車上將錢交給張某，張某拿出10萬元給他，說是辛苦費（案發后，楊某將10萬元交檢察院）。

——張某稱：幫助石某公司融資，是受楊某所托（檢察院共對張某訊問六次，每次都否認收受過任何賄賂）。

據石某公司日記帳、記帳憑證、銀行對帳單等記載，2006年3月6日張某公司的下屬分公司將5,000萬元打入石某公司賬戶。同年3月14日和4月17日，分別有15萬元和40萬元現金被提出。

問題

依據有關法律、司法解釋規定和刑事證明理論，運用本案現有證據，分析能否認定張某構成受賄罪，請說明理由。

三、參考答案（要點）：

1．判斷。不能認定張某收受賄賂。

2．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62條、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第52條、第176條規定的證明標準。刑事訴訟證明理論關于“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闡述，具體是指：（1）據以定罪的每個證據都已查證屬實；（2）證據與案件事實存在客觀聯系；（3）犯罪事實各部分有相應證據證明；（4）全案證據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得出的結論唯一。

3．分析。——從犯罪行為是否存在角度看，在證明張某收受兩筆款項問題上，均為“一對一”證據，既沒有足夠證據證明他沒有收受賄賂，也沒有足夠證據證明他收受了賄賂。——從本案涉案人員情況看，石某、楊某均為本案利害關系人，有可能為了推脫罪責陷害張某。現有證據不足以排除這種可能性。

4．處理。本案證據在證明張某收受這兩筆錢這一關鍵問題上沒有排除其他可能性，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第三篇：法學本科案例分析報告

案例分析報告

在律師事務所實習期間，跟隨律師及相關案件進行了實習并且承擔了一部分工作，現選擇其中一個案件進行一部分改編并且結合一些熱點法律問題與爭議完成案例分析報告。

一、案情概要

在一個夜黑風高的夜晚，北京時間凌晨1點28分，司機陳某駕駛一輛小型轎車在道路上行駛，在一個V字型路口進行調頭，由于路口轉彎角度較大，加之是夜晚，視線不明確，司機陳某沒有看到調頭路口處有一個醉漢被害人王某躺在馬路口，汽車碾壓王某于車下，之后陳某下車查看并看見王某躺在汽車底下，隨后司機陳某慢慢挪動汽車并且駕車逃逸。后被害人王某被路人發現并送往醫院救治，經搶救無效于第二日上午死亡。經法醫專業鑒定后，被害人王某是由于被汽車碾壓后造成內出血從而引發創傷性失血導致休克，最終死亡。交警部門時候對事故現場進行了相關的勘察，認定被害人王某處于V字型路口偏左側的地方，交警大隊進行實物實驗，利用一輛汽車進行現成模擬發現王某所處的位置在汽車調頭時是無法被發現的，即處于一個視野盲點，加之是夜里就更加難以發現，即使發現也無法再及時的采取相關補救措施。一周后，司機王某被有關部門逮捕歸案，并且交代了相關案件情況，其中包括被告人陳某說他當時以為被害人王某已經死亡的主觀意志，其他情況與交警部門所認定的結果一致。

二、案例分析

本案中的爭議點主要有兩個：第一個是司機陳某對于撞人這個行為的定性，即是否屬于意外事件。第二個是陳某之后的逃逸行為如果來界定。

（一）、陳某撞人的行為屬于意外事件

《刑法》第 16 條規定，行為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損害后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過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預見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根據這一規定，所謂意外事件就是指行為雖然在客觀上造成了損害后果，但行為人不是出于故意或者過失，而是由于不能預見的原因所引起的情形。其最本質的特點就是行為人無罪過且損害結果的發生是由于不能抗拒或不能預見的原因所引起的。雖然從法醫的鑒定結論中可以認定，被害人王某的死亡和司機陳某的撞人行為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但是，交警大隊對事故現場進行勘察和試驗的報告材料里可認定，陳某撞人的主觀狀態既非故意也非過失，而是因為路段本身的構造和事故發生時天黑的客觀原因以及被害人王某醉酒的主觀過失造成的。這個有一個質疑，作為一個的司機，在調頭行駛的時候肯定應當要減緩速度，注意安全，若是司機盡到這個注意義務，那么即使撞人了，被害人王某也不至于由于內出血，創傷性失血性休克導致死亡，是不是陳某主觀上也存在疏忽大意的過失呢？ 被害人王某本身存在一定的過錯，深夜醉酒倒在危險的地方。一般正常的人都不會選擇在轉彎路口的位置躺著，那里是屬于較為危險的地段。司機以自己的慣常思維，也無法能預料到掉頭轉彎處偏右位置會躺著一個人，尤其還是在深夜。法醫的鑒定報告中說明了被害人王某并沒有當場死亡。即使司機減緩速度（深夜，如果周圍不安全，司機也不敢放太慢的速度），若撞的是要害部位，也不能避免給被害人李某造成嚴重傷勢的后果。是被告人陳某對被害人的遺棄和逃逸行為給本身受害的王某增加死亡的幾率。而且法律不應當強人所難，實際情況中沒有那么多的如果，并且依存疑時有利于被告的原則，沒有斷定被告人陳某造成損害的結果是故意或過失的證據，應當作出對被告人陳某有利的裁定和判決，不應當定陳某在撞人行為上違反了交通運輸法規。因此，在此案中，被告人陳某的撞人行為應當認定為意外事件。

（二）、丁某逃逸行為應當認定為間接故意殺人

首先，基于第一點的判斷，由于被告人陳某的撞人行為是意外事件，因此，可以排除交通肇事罪的認定。交通肇事罪與交通事故中意外事件的區別關鍵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過失和客觀方面是否違法了交通運輸管理法規。主觀上有過失，違反了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則構成交通肇事罪；如行為人沒有違法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并且是由于不能預見、不能抗拒、不能避免的原因引起交通事故，則不存在罪過，不能認定為犯罪。《刑法》第 133 條：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 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結合法條及相關的分析，被告人陳某逃逸的行為不構成交通肇事罪。

其次，被告人丁某的逃逸行為構成間接故意殺人。間接故意殺人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會導致當事人死亡的后果，但主觀上卻放任這種危害行為的發生，從而導致當事人死亡，則行為人犯的是是間接故意殺人罪。間接故意殺人罪中的行為人在認識意識上是明知危害行為可能導致當事人死亡的后果發生，意志因素是主觀上對危害行為持放任態度，結果當事人因該危害行為而死亡。結合案件來說，被告人陳某發現有一人被其撞傷后，慢慢挪動汽車駕車逃離現場。被告人陳某將被害人王某丟棄在路邊是一種怎樣的心理狀態呢？很明顯是明知自己的行為會造成被害人王某的死亡而不顧，然后駕車逃逸。被告人丁某構成了間接故意殺人罪。被告人陳某對被害人王某是具有救助義務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76 條第二款的規定：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之間發生交通事故的，由機動車一方承擔責任；但是，有證據證明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機動車駕駛人已經采取必要處置措施的，減輕機動車一方的責任。而陳某卻不對王某進行作為義務，對王某的現狀聽之任之，即使被告人陳某主觀上認為王某死了，害怕而逃離，但是，沒有對王某判斷是生是死而大意逃離仍然是被告人陳某的過錯，即使王某死亡，陳某仍然不應當丟棄被害人王某，應當由醫生對王某的生死進行評斷。所以存疑時有利于被告原則在這不應當得到適用。存疑時有利于被告原則的含義是在對事實存在合理疑問時，應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決、裁定。張明楷教授認為此原則有以下幾種 適用界限：（１）只有對事實存在合理懷疑時，才能適用該原則；（２）對法律存在疑問時，應根據解釋目標與規則進行解釋，不能適用該原則；（３）在立法上就某種情形設置有利于被告的規定時，對被告人的有利程度，應當以刑法的明文規定為根據；（４）在對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的認定存在疑問時，應進行合理推定，而不能適用該原則宣告無罪；（５）雖然不能確信被告人實施了某一特定犯罪行為，但能夠確信被告人肯定實施了另一處罰較輕的犯罪行為時，應擇一認定為輕罪，而不得適用該原則宣告無罪。對當事人的聽之任之的主觀心理的推斷是合理的，不論被告人陳某是認為王某已死還是未死，對與王某來說，最壞的結果就是死亡，而被告人陳某卻放棄了給王某一絲生存的機會，選擇了最壞的結果，那是法律不允許的，法律不能強人所難，但是也必須合理公正。綜上所訴，被告人丁某的逃離行為構成間接故意殺人罪。

三、基本結論或觀點

綜上所述，案件中被告人陳某屬于意外事件，但是隨后其駕車逃逸的行為卻構成了間接故意殺人罪，等待陳某的將是法律合理公正的裁判。

第四篇：法學課程案例分析報告格式

法學專業《?(課程名)》案例分析報告

?(學生自擬的標題)

班級姓名學號成績

案例來源：?(必須是經各級人民法院判決生效的案例，請直接提示案例的案由及原始來源，以便核對，若經二審生效的，則必須引用二審來源。案由一律表述為“?訴?案”。案例來源主要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人民法院報》、《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報》、《檢察日報》、最高人民法院網或者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網等。其中，公報必須明確名稱、期號，如《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4年第4期，報紙必須明確名稱、日期和版面，如《人民法院報》2014年4月20日第4版，網站必須同時標明案例所在的中文官網名、地址和訪問日期，二者之間用冒號，如中國法院網：http://，2014/4/20訪問。)

裁判要旨：?(用自己的語言簡要概括生效判決書的裁判理由之要點。限400字。提倡分條列要點，并采用更少的文字概括。)

（以上固定為第一頁，以下三部分必備，但頁碼不做要求。）

一、案情簡介

?(簡要概括案件事實。建議注意不同案件表述有所不同：民事案件要強調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及相關事實，刑事案件要側重于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行政案件要突出被訴行政行為及其與合法性或合理性相關的事實。)

二、審判情況

?(簡要概括案件審判情況。要抓住爭議焦點有重點地概括案件審判情況。其中，經二審維持的，側重概括一審的審判情況，經二審改判的，要突出概括二審改判情況。)

三、綜合分析

?(案例分析報告的核心部分。既要當成一篇小論文來完成，又要注意與一般的論文不同，必須緊扣案例進行分析。思路總體上有兩個方向：一是“附合”的思路，即贊同裁判理由，并通過法理分析予以強化之，甚至從個案裁判理由、規則中引申揭示一般法理、一般規則；二是“唱反調”，質疑或部分質疑個案裁判理由、規則屬之。要求不少于2500字，并有2個以上小標題。)

（以上三部分均可參考核心期刊《人民司法·案例》(《人民司法》下半月刊)中“案例研究”欄目的論文。此次，同時發一篇例文，供參考。）

人民司法·案例

公司對外擔保法律效力的司法認定

【裁判要旨】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一款并非強制性條款,當章程就公司為股東和實際控制人以外的人提供擔保予以“沉殿”時,法院首先要根據不同案情判斷涉訟擔保的決定權系自然授予董事會還是復歸于股東會,進而認定擔保行為的效力。公司擔保行為本質上屬于經營行為,當不具有負外部風險性時擔保決定權自然授予董事會;當擔保行為產生負外部性風險時,則該擔保決定權應復歸于股東會。即使擔保決定權屬于股東會,債權人對擔保人提供的同意擔保的股東會決議只負形式審查之責。

[案情】

原告(被上訴人):上海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吳淞支行(以下簡稱吳淞支行)。

被告(上訴人):上海創宏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創宏材料公司)。

被告(被上訴人):上海寶藝鋼鐵物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寶藝公司)。

2006年4月21日,寶藝公司與吳淞支行簽訂借款合同一份,約定寶藝公司向吳淞支行借款200萬元作為流動資金,期限1年。當日,吳淞支行又與創宏材料公司簽訂保證合同一份,約定創宏材料公司為寶藝公司的上述借款承擔連帶保證責任。該保證合同蓋有創宏材料公司公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簽名。

創宏材料公司的股東為上海創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創宏工程公司)和姚文宏。創宏材料公司的章程未就公司對外擔保問題作出規定。吳淞支行在與創宏材料公司簽訂保證合同前,向創宏材料公司取得一份股東會決議,內容為:“因本公司在上海市北翟路工地需要用建筑鋼材,由寶藝公司為本公司提供螺紋鋼、線材等。但因本公司周轉資金困難,需寶藝公司墊資三個月。現寶藝公司向銀行申請貸款,要求本公司出面為其提供擔保。本公司股東一致同意本公司為寶藝公司的貸款提供保證擔保,金額200萬元,貸款期限1年。”落款有股東姚文宏、創宏工程公司的簽字和蓋章,落款日為2006年4月17日。

后吳淞支行發放了200萬元貸款,但寶藝公司到期未歸還借款本息,創宏材料公司也未履行保證義務。吳淞支行遂訴至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法院,訴請寶藝公司歸還借款200萬元,支付利息16.8萬余元;創宏材料公司承擔連人民司法·扁例,4/200帶清償責任。偽的能力,因此,保證合同有效。故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審判】

審理中,寶藝公司對欠款無異議,但表示因經營困難無力償還。而創宏材料公司則辯稱:其簽訂保證合同未經公司股東同意,吳淞支行取得的股東會決議上的股東創宏工程公司的蓋章和姚文宏的簽名均不真實,故該保證合同違反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保證合同無效。

創宏材料公司還申請對股東會決議上的印鑒和簽字的真實性進行鑒定。對該鑒定申請,吳淞支行不予同意,認為其合法取得股東會決議,已經盡到了應盡的審核義務。對此,一審法院未準許創宏材料公司的鑒定申請。

一審法院認為,寶藝公司應按約償還吳淞支行借款本息。而涉案的保證合同有保證人創宏材料公司的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簽名,簽訂保證合同前吳淞支行亦取得了創宏材料公司提供的有關同意保證的股東會決議,這已從形式上滿足了我國公司法關于公司對外擔保的有關規定。即使該股東會決議上的股東印鑒、簽名不真實,也不影響創宏材料公司提供擔保的效力,故對此作鑒定已無必要。該保證合同有效。一審法院遂判決:

一、寶藝公司償還吳淞支行借款本金200萬元和利息16.8萬余元;

二、創宏材料公司對上述判決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判決后,創宏材料公司向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堅持一審抗辯理由

及鑒定申請。二審法院認為,吳淞支行不可能參與保證人的整個內部決策過程,也不具備審查保證人股東會決議實質真

【評析】

一、對公司法第十六條規定的分解解讀

我國公司法第十六條共三款,第一款規定:“公司向其他企業投資或者為他人提供擔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由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公司章程對投資或者擔保的總額及單項投資或者擔保的數額有限額規定的,不得超過規定的限額。”

第二款規定:“公司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必須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第三款規定:“前款規定的股東或者受前款規定的實際控制人支配的股東,不得參加前款規定事項的表決。該項表決由出席會議的其他股東所持表決權的過半數通過。”但當公司章程未就公司對外擔保問題作出明確規定時,公司對非股東和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是否必須經股東會同意才有效?對此,公司法第十六條并未給出明確答案,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也頗有爭議。筆者的觀點是,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二、三款系強制性規定,第一款非強制性規定。因為從文義來看,第十六條第二款中的“必須”一詞強制性特色明顯,且不能被公司章程替代,即使章程規定公司為股東(或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授權董事會行使,這樣的規定和相應的擔保行為亦屬無效,且不論相對人是否善意。

但是,仔細品味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一款前半句的文字,并無“應當”、“必須”等字樣,單從文義解釋來看,并不能反向推出如果公司章程未就對外擔保問題作規定,就非得由股東會對此作出決議不可。所以,從文義解釋角度,很難說第十六條第一款前半句是強制性規定,也就難以得出未經股東會決議的公司對外擔保行為違反了第十六條第一款的強制性規定這類結論。筆者認為,當公司章程就公司對外擔保問題予以“沉默”時,法官該如何確定公司內部擔保決定權的歸屬,應視不同情況而定,不宜“一刀切”。在這里,首先有必要厘清公司對外擔保行為的性質,以及公權力干預公司對外擔保的意義所在。

二、公司對外擔保行為的性質及公權干預之目的(一)公司擔保行為的性質—一種對外經營的形式。股東對公司的所有權與公司管理層的經營權相對分離,是現代公司制度的一個基本特征。按照兩權分離的原貝Jl,除非章程另有規定,一般經營性的決策均由管理層(董事會)作出,因為管理層比股東更專業,更懂得經營。股東一旦選定了管理層,就要承擔管理層經營決策的后果,哪怕管理層決策失誤造成公司虧損進而使股東利益受損,只要這種決策屬于正常的商業判斷范圍。只有當管理層有違反信義義務的行為損害公司和股東利益時,股東方可要求管理層賠償。

而在我國現實經濟生活中,大多數有限公司不會在章程中對管理層的權卜側作三出具體羅列,當某一項經營決策權的歸屬未在章程中列明,該權力是自然授權于管理層還是復歸于股東?筆者認為,這就要看這一經營行為是否會影響到公司的根本利益。公司法規定的由股東(大)會行使的職權無不涉及公司生存、發展的重大根本性利益,至于公司對外擔保行為,筆者認為,雖然公司登記的經營范圍一般不包括擔保(除非是擔保公司),但是市場“沒有免費的午餐”,公司之所以愿意為其他企業提供擔保,也是為了追求公司自身的盈利(公司為股東或實際控制沐擔保而被“掏空”不在此限)。這種盈利既可能是顯性的,如要求收取擔保費,或要求在相關聯業務中提供優惠;也可能是潛在的,如為了與被擔保企業保持良好的長期合作關系,在自身舉債時也便于請求原被擔保企業提供擔保。對于公司對外擔保可能對公司自身帶來的盈利和風險進行權衡,管理層一般比股東更內行,因為管理層對公司的資產負債情況、客戶關系情況、以往合作情況、被擔保對象的經營情況通常比股東更了解。

所以,筆者認為,公司對外擔保行為是公司對外經營行為的一種表現形式,與公

司常規經營行為并無本質區別。擔保行為固然有風險,但常規經營行為何嘗沒有風險(如賒購賒銷造成應收賬款、預付賬款增加)?市場交易中風險和盈利總是相伴相生的。基于這一邏輯,在一般情況下,當章程沒有明確規定時,對外擔保的決定權原則上應視為已經授予公司管理層,而不是復歸于股東;除非有特殊情況。

(二)公司對外擔保行為公權干預之溯源—防范負外部性風險擴散。既然公司對外擔保行為屬于市場主體的一種經營行為,根據私法自治原則,交易模式可由市場主體自由協商決定,市場主體因自愿交易而產生的風險和損失都應由交易主體自行承擔,只要利益、風險和損失都只在交易主體之間分配,不產生外部性,自有市場機制調節,公權力沒有干預之必要。但是,確認擔保合同無效顯然是司法權對市場主體通過自由意志達成擔保協議行為的干預和否定,這種干預若能成立,就必須賦予其正當勝理由。筆者認為,對某些公司對外擔保行為的效力予以否定,其根本原因在于這類擔保行為如果有效,將產生有害于善意第三人乃至社會的負外部性效應,此時就必須通過公權力干預防止負外部性效應擴散。

讓我們回溯修訂前的公司法。原法第六十條第三款規定:“董事、經理不得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從文義解讀,該條系針對董事、經理的個人行為予以規制,而非針對公司行為。在原公司法于1994年7月施行后的最初幾年,司法實務界并未將該條款擴張解釋成公司不得為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但是,自上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逐漸出現較大范圍的上市公司為大股東或大股東的其他子公司擔保的現象,大股東通過旗下的上市公司提供擔保的形式,占有甚至掏空上市公司資產,極大損害了廣大中小股民的利益,甚至誘發系統性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證監會于2000年6月6日發布《關于上市公司為他人提供擔保有關問題的通知》,第二條明確規定:“上市公司不得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的股東、股東的控股子公司、股東的附屬企業或者個人債務提供擔保。”并對違反這一規定的行為制定了一系列罰貝Jl。與此呼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8日頒布的《關于適用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4條將原公司法第六十條禁止董事、經理個人行為的效力擴展到了公司本身,即規定“董事、經理違反公司法第六十條的規定,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的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的,擔保合同無效。除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外,債務人、擔保人應當對債權人的損失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自此,司法實務界在公司為股東擔保的問題上統一了司法尺度,即按違反公司法第六十條的強制性規定作無效處理。

可見,對公司對外擔保行為的公權力干預,在我國肇端于為遏制上市公司為股東擔保的行為泛濫所產生的系統性風險。由于上市公司的公眾性,如果出現大范圍的上市公司為大股東提供擔保的情形,由此產生的風險和損失必將危及廣大中小股民的利益乃至整個證券市場秩序和穩定,即這類擔保行為的泛濫將產生極大的負外部性。對于這種帶有負外部性擴散效應的交易行為,必須由公權力出手干預,在司法層面就表現為對公司為股東擔保的合同效力的限制乃至否定。

因此,筆者認為,對于修訂后的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一款在司法實務中如何解讀,尤其是當公司章程就公司對外擔保行為“沉默”時,司法如何準確認定公司對外擔保(排除為股東和實際控制人擔保)的效力,也應該從交易行為外部性的角度來細化有關司法解釋,把握相關司法尺度。

三、章程對公司擔保問題“沉默”時司法判斷的標準

(一)上市公司對外擔保的決定權原則上復歸于股東大會。對于上市公司向股東或實際控制人以外的人提供擔保的,如果公司章程對此未有明確規定,該擔保的決定權原貝Jl上應復歸于股東大會。因為:1.上市公司的公眾性使得上市公司經營風險的放大更易產生負外部性,即這種風險和損失并非上市公司自身所能消化,而會累及廣大社會股民,甚至證券市場秩序。2.上市公司的公開性使得上市公司章程通過互聯

網等公共途徑就能獲得,作為交易相對方的擔保權人,通過章程了解作為擔保人的上市公司內部的擔保授權情況比較容易,信息獲取成本較低。3.上市公司如果認為自身經營規模大、業務量大,而在經營活動中涉及的所有擔保事務均由股東大會作出決議過于繁瑣,交易成本過高,就應事先在章程中對公司對外擔保的授權予以明晰和細分,、這可以促使上市公司的章程更加規范和完善。作為具有公眾性的上市公司,也應當在公司章程的規范性方面作出表率。

當然,對于上市公司可以規定一種從寬的例外情形,畢竟上市公司的資金實力較一般企業雄厚,如果上市公司對外提供的是相對于其資本金或凈資產而言明顯微不足道的小額擔保,即便全額損失也不會對上市公司自身發展造成較大影響,則此類擔保的決定權即使公司章程未規定,也可以由董事會甚至經理層行使,而不必動輒召集股東大會。對于怎樣的比例才算“微不足道”、“不構成影響”,可由司法解釋作出界定,或賦予法官一定的裁量權。

(二)有限公司對外擔保的決定權可視擔保額占注冊資本(或凈資產)的比例來綜合考量。司法實踐所遇到的大多數擔保糾紛,提供擔保的公司以有限責任公司居多。筆者認為,有限公司對外擔保可能產生的外部性風險主要不在于使公司股東利益受損(有限公司股東數量畢竟有限),而在于當有限公司大量對外提供擔保時,會使公司或有債務劇增。當這種或有債務風險未得到控制時,就會使公司的或有債務超出公司的資產承受范圍,進而使公司的債權人不能全部受償。當該有限公司對諸多擔保債權人負有或有債務而其資產又不能清償時,該公司就會成為危害市場交易秩序的一個隱患,其所產生的負外部性風險主要在于過大的或有債務鏈使與其交易的不特定債權人的利益受損,進而危害市場交易秩序和市場誠信環境。因此,對于有限公司對外擔保的決定權,當公司章程未作規定時,是否復歸于股東會行使抑或可由董事會行使,筆者認為,不妨可以通過司法解釋予以細化。一種較易操作的方法是按照擔保債務數額占公司注冊資本或凈資產的比例來確定擔保決定權的歸屬,例如,當對外擔保債務數額不超過公司注冊資本的5%(或最近一次報送工商部門備案的財務報表顯示的凈資產之10%)時,擔保行為由董事會作出即為有效;當擔保債務數額超過上述比例時,應由股東會作出決定。這樣的細分規定雖不能說完美,但畢竟可以既對公司對外擔保的負外部性風險予以一定控制,又兼顧擔保行為的決策效率,小額擔保不需要動輒通過公司股東會來決策。

(三)擔保權人對擔保行為是否符合擔保人內部程序僅負形式審查之責。上述第(一)、(二)點闡述了當公司章程就公司對外擔保決定權未作規定時,該決定權應復歸于股東(大)會還是自然授權于董事會的問題。但是,即使對外擔保決定權復歸于股東會,或者章程已規定一定數額的擔保需由股東會作出,在此情況下未經股東會授權的公司對外簽訂的擔保合同是否一律無效?交易第三人對擔保人內部擔保授權的審查應到何種程度?仍是司法實踐中的一個難題。

對此筆者認為,如果公司章程對公司對外擔保的授權已作明確規定,則應推定交易相對方(債權人)應當知道該公司對于擔保行為的內部授權規定(因為公司章程屬公示可查),如該公司違反授權規定與債權人簽訂擔保合同,該擔保合同無效。但債權人的審查義務應僅限于此而已,當公司章程規定對外擔保的權力屬于股東會或者未作規定但該權力根據前述法理分析應復歸于股東會,且該公司在簽訂擔保協議時已經提交了股東會決議的,若再要求債權人對股東會決議上的每個股東簽章的真實性予以核實,則未免過干苛求債權人,在真實商業活動中不具有可行性。在商機稍縱即逝的現代經濟社會,這樣的苛求會大幅墊高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市場效率,甚至使許多交易無法達成,這同樣會產生過分妨害市場整體運行效率的另一種負外部性。

所以,不管公司對外擔保的決定權屬于股東會抑或董事會,交易相對人(債權人)對于擔保意思表示是否符合擔保人內部權力分配的審查應僅限于形式審查。通常情

況下,債權人如果在簽訂擔保合同時已經查閱了擔保人的章程,并且在形式上審查了擔保決策機構(不論是股東會還是董事會)作出的決定擔保的文件,則該債權人已盡到了審查義務,屬于善意第三人。為保證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和市場基本的運行效率,在此情況下簽訂的擔保合同即屬有效。

第五篇：證據法學重點

名詞解釋：

1.言詞證據：指以人類語言為內容和表現形式的證據，具體包括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口供、證人證言、以及民事、行政當事人陳述等。

2.實物證據：指以實物為內容和表現形式的證據，包括我國訴訟法中規定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等。

3.舉證:指訴訟雙方在審判或者證據交換過程中向法庭提供證據以證明其主張之案件事實的活動。

4.質證：指訴訟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在審判過程中針對對方舉出的證據進行的質疑和詢問。

5.司法認知：指法官對于待認定的事實（顯而易見的事實、眾所周知的事實、沒有爭議的事實和職務上知悉的事實），在審判中不待當事人舉證而直接予以確認，作為判決的依據。

6.司法推定：指由司法機關通過解釋法律和創設判例等方式確立的推定。

7.歸納推理：指從個別推向一般，是根據個別事物具有某種屬性推導出某類事物具有某屬性的認識活動。

8.演繹推理:指從一般推向個別，是從對事物的一般性認識達到對個別事物的更深刻認識。

簡答題：

1.物證的特點：①物證具有較強的客觀性 ②物證一般具有“雙聯性” ③物證的證明往往具有間接性 ④通常具有不可替代性 ⑤物證的使用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科學技術手段。

2.書證的特點：①書證可以作為證明待證事實的直接證據 ②書證所證明的事實內容一般比較明確 ③書證具有較強的穩定習慣。

3.概率論對證據法的主要影響:①概率論可用于評斷單一物證的證明力 ②概率論可用于評斷一組證據的證明力 ③概率論可用于評斷全案證據的證明力 ④概率論可用于評斷一方當事人是否有過失的問題 ⑤概率論可以用于解決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問題。

4.司法證明方法:指在司法活動中運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方法，分為方法論層面、思維層面與制度層面。司法證明思維方法的特點：逆向性、對抗性與時效性。

5．刑事訴訟證明責任的轉移：只有在辯方提出有關積極辯護的具體事實主張時，證明責任才轉移到辯方。①關于被告人責任能力的事實主張 ②關于被告人行為合法性或正當性的事實主張 ③關于偵查人員或執法人員行為違法性的事實主張。

刑事訴訟證明責任的倒置：①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對巨額財產有合法來源的事實負舉證責任 ②非法持有型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對持有毒品、槍支彈藥、國家絕密機密文件資料等系屬合法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 ③嚴格責任犯罪的案件中，被告人對不存在犯罪故意或過失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 ④警察對在偵查過程中是否有刑訊逼供行為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

6.我國證明規則存在的問題: ①在立法形式上缺乏統一性 ②在法律效力上缺乏權威性 ③在規則內容上部分缺乏可操作性 ④在規則體系上缺乏協調性、完整性。

選擇題、填空題：

1.證據資格的基本內容：采納證據的客觀性標準、關聯性標準和合法性標準

2.新證據的認定考慮：①證據是否在舉證期限內已經客觀存在 ②當事人未在舉證期限內提供證據，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情形。對于新證據（必須是新發現的證據，不能是新收集或新提出的證據），當事人經法庭許可，可以補充舉證，法庭必要時也可以要求當事人補充舉證。當一方獲準補充舉證時，法庭也應該給予另一方相應的時間準備舉出反正。

3.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因：舉證便利、訴訟效率

4.認證的主體：法官

5.特征的數量和特征組合的關系：特征的數量越多，特征組合的特定性就越強（成正比）特征的數量與特征組合的特定性成正比，與該特征組合出現重復的可能性成反比

6.言詞證據：指以人類語言為內容和表現形式的證據，具體包括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口供、證人證言、以及民事、行政當事人陳述等。

直接審理原則：指法官必須直接對證據進行審查，認定案件事實。言詞審理原則：指庭審調查過程中的舉證和質證都必須以言詞方式進行。

7.證據為本原則:指司法證明活動必須以證據為本和基石。

8.原生證據:指直接產生于案件事實或直接來源于原始出處的證據。

派生證據:指在原生證據的基礎上經過復制、復印、傳轉、轉述等方式生成的證據。劃分標準是證據的內容與案件事實或信息來源之間的關系。

9.被害人陳述的特點：①不可替代性 ②可以直接證明案件事實 ③經常帶有傾向性 ④往往帶有綜合性

10.當事人無需舉證證明：①眾所周知的事實；②自然規律及定理（除此之外都可以被推翻）；③根據法律規定或已知事實和日常生活經驗法則，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實；④已為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確定的事實；⑤仲裁機構的生效裁決所確定的事實；⑥已為有效公證書所證明的事實。

11.取證：是指調查人員為揭示案件真相或證明事實主張，依法展開的收集證據、初步審查證據以及保全證據的專門活動。舉證:指訴訟雙方在審判或者證據交換過程中向法庭提供證據以證明其主張之案件事實的活動。

質證：指訴訟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在審判過程中針對對方舉出的證據進行的質疑和詢問。認證：指法官在審判過程中對證據進行審查評斷，確認證據能力和證明力的活動。

12.（根據法律是否明確規定）立法推定：指由立法機關在有關法律中明確規定的推定。司法推定：指由司法機關通過解釋法律和創設判例等方式確立的推定。

(根據推定事項主題的不同)事態推定:是根據一定的基礎事實對人、物、事等認識客體的內容、性質、特征或狀態做出的推定。權利推定：是根據一定的基礎事實對該權利之歸屬做出的推定。行為推定:是根據一定的基礎事實對某行為的對象、性質或特征做出的推定。原因推定:是根據因果關系來確認某事實為原因的推定。過錯推定：是根據一定的基礎事實確認侵權責任人具有主觀過錯的推定。意思推定：是根據一定的基礎事實確認行為人意思表示的推定。明知推定：是刑事訴訟中根據一定的基礎事實來確認被告人主觀明智的推定。目的推定：是刑事訴訟中根據一定的基礎事實來確認被告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

13.證明責任的倒置與轉移的比較：a.從表面上看似乎無差異，但在實質上，證明責任的倒置違反了誰主張，誰舉證的規律，而證明責任的轉移則沒有違反。B.證明責任倒置適用的證明標準高，證明責任轉移適用的證明標準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