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陸步軒北大演講稿

陸步軒北大演講稿

尊敬的各位領導、老師、學弟學妹們，大家好!首先談點感受。

說老實話，站在這里，我很愧疚，也很忐忑，甚至有點不知所措。因為我此前得知，能受邀回校與在校生交流的校友，基本為業界佼佼者、行業之楷模、時代之精英，如俞敏洪、李彥宏、張泉靈等，他們為北大爭了光，添了彩，是母校的榮譽與驕傲！

而我不同，我只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一個小人物，一個受過高等教育而又為生活所迫，在西安街頭擺攤賣肉的小販。給北大抹了黑，給母校丟了臉。在此，我只能作為反面教材，給學弟學妹們未來的職業生涯提供借鑒。

二十多年前，懷著滿腔熱情與對未來的憧憬，我從陜西一個邊遠農村，踏上北京這塊熱土。在北大中文系，度過快樂、幸福，甚至是幸運的四年時光。之所以這么說，是作為農家子弟，終于跳出了“農門”，沒有了貧瘠土地“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凄苦，沒有了升學考試的壓力，有的是鳥語花香，書聲朗朗。可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因為我們是統招生，國家負責分配，只要拿到畢業證，就是堂堂正正的國家干部，端起來人人羨慕的鐵飯碗。

然而，伴隨著1989年的動蕩，我們戴上了學士帽。經過風暴的考驗，霉運也考驗我們來啦。先是無休無止的學習、反思、寫心得，接著一個個同學被用人單位退回，最后被發回原籍，接收勞動鍛煉。這樣，一紙派遣證，我也毫無例外地被發配至我家鄉——陜西省長安縣——一個透著古銅色氣息的名字。大家知道，古長安即今西安，現長安當時是一個市轄縣，2002年撤縣設區。古長安在歷史上可謂鼎鼎大名，有道是“江南的才子北方的將，陜西的黃土埋皇上”，周、秦、漢、唐等13個王朝定都長安，曾是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然中國有句古話“窮不過三代，富亦不過三代”，風水輪流轉，輝煌遲早會走向衰落，天朝大國——大清國的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長安，乃至陜西，曾經的輝煌都已化為歷史，塵封起來。愚昧、落后，故步自封而又夜郎自大，如魯迅筆下的阿Q，老是吹噓祖上如何有錢，自己又如何不屑云云。當然，我無意貶低故鄉。說這些話的意思是想告訴大家，不要以為小地方缺乏人才，從而重視人才。事實上，愈小的地方愈封閉，裙帶關系愈嚴重，七大姑八大姨充斥各個部門，形成了牢固的關系網，一枝隨風飄搖的浮萍很難扎根。

在此，作為過來人，給學弟學妹們第一條忠告：干事業到大都市，那兒大家來自五湖四海，人事關系相對簡單，機會多，發展空間大；混生活到小地方，這兒交通方便，房價不高，生活安逸。

1989年7月，我被打回原籍。7—9月，整整三個月，每天騎上破自行車穿梭于西安、長安之間，早出晚歸，風雨無阻。但既感動不了上蒼，也打動不了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爺。好不容易托關系，找門路，叩開縣城建局大門，卻被我高中一位同學頂替了。

有必要簡單比較一下我與我這位同學：我，男；同學，女；我，北大；同學，西安地質學院；我，四年本科，同學，兩年大專，至于同年畢業，是她多補習兩年；我先來，她后到。之所以能被頂替，唯一可解釋的原因，是她的關系更硬。我當時通過曲里拐彎的關系，找到縣政協主席說情；她則是找她八竿子打不著的姨夫——時任長安縣科技副縣長。按理，政協主席是正處級，比掛職鍛煉的副處級科技副縣長職位要高，說話應該更頂事。但是，眾所周知，我國的體制，歷來是“黨委有權，政府有錢，人大舉手，政協發言”，一般從副書記職位退到政協任主席，已經日薄西山，僅僅是給個待遇而已，絕無東山再起之可能；而能從科研單位到一個地方掛職鍛煉，至少說明：一是年輕有為，二是政界有關系，三是上升空間很大，前途不可限量。能在人事局——要害部門當局長，眼睛當然雪亮，自然掂得來輕重。需要說明一點，中間有沒有人民幣或者其他交易，不得而知。

當然，我還找過省、市、縣許多部門，要么沒編制、沒指標，要么不需要人，有的干脆只對組織，不接待個人，凡此等等。萬般無奈，在一個一百多萬人的所謂大縣，黨政部門不需要北大學生，文化部門不需要北大學生，教育部門更不需要北大學生，只有一個即將破產倒閉的機械配件企業需要一個北大中文系學生解企業于倒懸。

順便說明一下，北大建校百年，包括清華，在我們那個小縣，我是唯一一個扎根的畢業生。有一個北農畢業的，比我小幾歲、低幾屆，經常去找我，與我套鄉黨、校友關系。他當時分配到草灘農場，單位不景氣，下海創業失敗，自謀出路。至今無車無房，父母雙亡；無妻無子，孑然一身。白天推著三輪車，走街串巷收購舊書報；晚上市容、城管下班后擺舊書攤。自詡為文化人，未丟掉老本行，做的是文化產業，傳遞人類文明。前

段時間三輪車被城管暫扣，還找我說情。我給300元，讓他給城管買條煙。他說不值，破三輪值不了幾十元。我說溝通關系，建立感情，要不下次他還扣你。

我報到的單位是長安縣柴油機配件廠?？h辦企業，有100來號人，當時已經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只有廠部20多人上班。我一天班未上，被借調到上級機關——長安縣計經委寫材料。

計經委主任是個轉業干部，團副政委，文墨不多，講話、報告全憑我寫他念。按慣例，計經委主任屆滿，當升任副縣長。但他例外，到了人大，任副主任。后來因給縣上二十多位領導提意見，貼小字報，還到北京上訪，被冠以“文革作風”“誣陷罪”罪名蹲了號子，失去了公職。我由于跟錯人、站錯隊，久久不能轉正。1993年憤然下海，自謀職業。但文弱書生好比旱鴨子，海水太深，不久就嗆死、淹死了。

1993年后，我先后干過工廠、礦洞、裝潢、商店，等等。其中小本買賣多有盈余，稍微大點，必虧無疑。究其原因，一是個人能力差，頭腦不靈活。

二是剛踏上社會，經驗不足，掂不來輕重。

第三是利益與風險同在，肥肉畢竟看見的人多，好多人為了利益，不擇手段，幾多老板有黑社會背景便是明證。

第四，人生第一桶金至關重要，成功了，贏得資本金，確立信心；失敗了，挫傷自信心，還可能背負沉重的負擔。

五，俗話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毙袠I的選擇及其切入點、時機也不可忽視。陳聲貴，蘭州大學本科，中科院研究生，伯克利大學博士生，攻畜牧學。2003年前后在陜西鳳縣養野豬，虧損20余萬。告借無門，窮得揭不開鍋，在山中挖野菜度日。通過我聯系白巖松，上央視新聞頻道《新聞會客廳》，被上海一家公司相中，從此不知所蹤。野豬，皮厚肉粗，瘦肉率高，不易熟，口感不好。作為野味，嘗嘗還行；作為食品，在2003年時，還是超前了。

第二條忠告：不打無準備之仗，創業選擇自己熟悉的行業。天下行業七十二，行行都有潛規則。有的同學可能不屑運用，但你必須懂得，提早防備，才不至于臨事措手不及。廣州屠夫學校，不賣病、死、問題豬肉。但我每次講課，必講各種疾病在屠體上的反映，必講注水豬肉、注水的方法以及隱蔽性注水的辨認。

1999年，為生計所迫，我殺豬賣肉了。有的同學可能要問，既然天下行業有七十二行，為什么偏偏選擇殺豬賣肉呢？一句話：門檻低，周轉快，當天見效；不需要太多本錢，沒多少技術含量。

廣東天地食品公司董事長、我們的學兄陳生有一個著名的論斷：“賣豬肉比賣電腦還有技術含量?！遍_始我并不這樣認為，否則也不會去賣豬肉，當然有可能去賣雞肉、牛肉。后來想想，他的話還是有道理，畢竟電腦零件是機械加工的，很規范，嚴格按照程序組裝即可；生豬是自然生長體，個體差異很大，大多數情況下全憑經驗把握，對分割師的技術要求很高。順便說明，我與學兄——陳董事長今天一起回校與大家交流，但我們兩個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甚至有本質的區別。先說相同點，兩個北大豬肉佬。大家上網輸入“北大、豬肉”兩個關鍵詞搜索，一個是他，另一個是我，沒有第三個。

不同點在于，第一，他是經濟系，我是中文系。從相貌上看，他年輕，我滄桑。事實上，他1963年生，1980級，師兄；我1965年生，1985級，師弟。人家是老板，保養得度，加之南方水土養人，所以顯得年輕；我為一介小屁民，整日為生計奔波，勞累過度，加之黃土高坡風沙，故而滄桑。

北大1984屆經濟系，那是皇帝女兒不愁嫁，分配到廣州市委辦公廳，接觸的是改革開放前沿高端經濟界人士，朋友圈子多為黨政要員與企業老板；1989屆中文系，發配到破產企業勞動改造，接觸的是拿鐵錘、斧頭的，朋友圈子多為雞鳴狗盜之徒。起點有云泥之別。第二，1992年，他在積累一定人脈、經驗后主動下海，掘得第一桶金，膽氣倍增，為日后發展奠定基礎；1993年，我在企業倒閉、飽受排擠之后憤而跳海，興辦化工企業，因國家治污被迫關門，擔負沉重債務，形成一定思想負擔，被市場大潮嚇破了膽，導致日后做事謹小慎微，故步自封。

第三，他是企業家，我是小屁民。1999年，我迫于生計，操刀賣肉，僅為養家糊口而已，所以目前沒有什么發展，反倒萌生退隱之意；2007年，他去市場買菜，從中捕捉到商機，強勢介入，做土豬品牌，產、供、銷一條龍，目前廣州有500多家、上海有20多家連鎖店，很快在北京也要開店，連同他的蘋果醋飲料，早已是億萬富翁了。

第三條忠告：考入北大，只能證明我們天賦高，文化課學得好。其他說明不了什么。有位校友薛涌，寫過一本書，叫《北大畢業等于零》，不知大家看過沒有。其實我也沒看過。顧名思義，走上社會，我們在學校學過的知識未必用得上，需要在實踐中鍛煉、提高自己。有一個看似奇怪的現象，不知大家注意沒有。往往在學校學習、表現好的學生，走上社會沒出息；反倒調皮搗蛋者，在社會上如魚得水。其實一點都不奇怪，從幼兒園到小學，而后初中、高中，再到大學，有近二十年時間，幾乎占一生的四分之一，而且是最可塑的時段。在學校表現優秀，經常受老師、家長表揚，周圍也是一片溢美之聲。久而久之，習慣了表揚、獎勵，面皮較薄，受不得批評、挫折，走上社會，沒有一帆風順，在打擊、挫折中容易一蹶不振；相反，調皮搗蛋者，經常挨批評，臉皮鍛煉得特別厚，走上社會，百折不撓，往往取得出人意料的成績。

我們北大，這種情形可能更典型。還有一點，作為全國名校，學生來自五湖四海，畢業去向也是全國各地。具體到一個城市，我們人數少，勢單力薄，更容易受到嫉妒與排擠。做得好，你北大的，應該；稍有差池，“還北大的，就這水平！”。所以，校友會的作用非常大。我們長安區，中層領導有二十多位是西安農業學校一個班畢業的，原因是區委書記是他們同學，了解，知根知底。

2003年，由于媒體的關注，我一鳴驚人。然而，我胸無大志，2004年被當地政府招安?，F在，八小時之內，干黨的事業；八小時之外，奔自己的小康。倒也悠閑自在。非常抱歉，浪費了大家不少時間。

最后，感謝母校，給了我在此與大家交流的機會，同時也感謝各位耐著性子聽完。謝謝！

第二篇：陸步軒_北大演講稿

我給北大抹黑了，給母校丟臉了

陸步軒北大演講稿

尊敬的各位領導、老師、學弟學妹們，大家好!

首先談點感受。

說老實話，站在這里，我很愧疚，也很忐忑，甚至有點不知所措。因為我此前得知，能受邀回校與在校生交流的校友，基本為業界佼佼者、行業之楷模、時代之精英，如俞敏洪、李彥宏、張泉靈等，他們為北大爭了光，添了彩，是母校的榮譽與驕傲！

而我不同，我只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一個小人物，一個受過高等教育而又為生活所迫，在西安街頭擺攤賣肉的小販。給北大抹了黑，給母校丟了臉。在此，我只能作為反面教材，給學弟學妹們未來的職業生涯提供借鑒。

二十多年前，懷著滿腔熱情與對未來的憧憬，我從陜西一個邊遠農村，踏上北京這塊熱土。在北大中文系，度過快樂、幸福，甚至是幸運的四年時光。

之所以這么說，是作為農家子弟，終于跳出了“農門”，沒有了貧瘠土地“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凄苦，沒有了升學考試的壓力，有的是鳥語花香，書聲朗朗?？芍^“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因為我們是統招生，國家負責分配，只要拿到畢業證，就是堂堂正正的國家干部，端起來人人羨慕的鐵飯碗。

然而，伴隨著1989年的動蕩，我們戴上了學士帽。經過風暴的考驗，霉運也考驗我們來啦。先是無休無止的學習、反思、寫心得，接著一個個同學被用人單位退回，最后被發回原籍，接收勞動鍛煉。

這樣，一紙派遣證，我也毫無例外地被發配至我家鄉——陜西省長安縣——一個透著古銅色氣息的名字。大家知道，古長安即今西安，現長安當時是一個市轄縣，2002年撤縣設區。

古長安在歷史上可謂鼎鼎大名，有道是“江南的才子北方的將，陜西的黃土埋皇上”，周、秦、漢、唐等13個王朝定都長安，曾是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然中國有句古話“窮不過三代，富亦不過三代”，風水輪流轉，輝煌遲早會走向衰落，天朝大國——大清國的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長安，乃至陜西，曾經的輝煌都已化為歷史，塵封起來。愚昧、落后，故步自封而又夜郎自大，如魯迅筆下的阿Q，老是吹噓祖上如何有錢，自己又如何不屑云云。

當然，我無意貶低故鄉。說這些話的意思是想告訴大家，不要以為小地方缺乏人才，從而重視人才。事實上，愈小的地方愈封閉，裙帶關系愈嚴重，七大姑八大姨充斥各個部門，形成了牢固的關系網，一枝隨風飄搖的浮萍很難扎根。

在此，作為過來人，給學弟學妹們第一條忠告：干事業到大都市，那兒大家來自五湖四海，人事關系相對簡單，機會多，發展空間大；混生活到小地方，這兒交通方便，房價不高，生活安逸。

1989年7月，我被打回原籍。7—9月，整整三個月，每天騎上破自行車穿梭于西安、長安之間，早出晚歸，風雨無阻。但既感動不了上蒼，也打動不了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爺。好不容易托關系，找門路，叩開縣城建局大門，卻被我高中一位同學頂替了。

有必要簡單比較一下我與我這位同學：我，男；同學，女；我，北大；同學，西安地質學院；我，四年本科，同學，兩年大專，至于同年畢業，是她多補習兩年；我先來，她后到。之所以能被頂替，唯一可解釋的原因，是她的關系更硬。我當時通過曲里拐彎的關系，找到縣政協主席說情；她則是找她八竿子打不著的姨夫——時任長安縣科技副縣長。按理，政協主席是正處級，比掛職鍛煉的副處級科技副縣長職位要高，說話應該更頂事。但是，眾所周知，我國的體制，歷來是“黨委有權，政府有錢，人大舉手，政協發言”，一般從副書記職位退到政協任主席，已經日薄西山，僅僅是給個待遇而已，絕無東山再起之可能；而能從科研單位到一個地方掛職鍛煉，至少說明：一是年輕有為，二是政界有關系，三是上升空間很大，前途不可限量。能在人事局——要害部門當局長，眼睛當然雪亮，自然掂得來輕重。需要說明一點，中間有沒有人民幣或者其他交易，不得而知。

當然，我還找過省、市、縣許多部門，要么沒編制、沒指標，要么不需要人，有的干脆只對組織，不接待個人，凡此等等。萬般無奈，在一個一百多萬人的所謂大縣，黨政部門不需要北大學生，文化部門不需要北大學生，教育部門更不需要北大學生，只有一個即將破產倒閉的機械配件企業需要一個北大中文系學生解企業于倒懸。

順便說明一下，北大建校百年，包括清華，在我們那個小縣，我是唯一一個扎根的畢業生。有一個北農畢業的，比我小幾歲、低幾屆，經常去找我，與我套鄉黨、校友關系。他當時分配到草灘農場，單位不景氣，下海創業失敗，自謀出路。至今無車無房，父母雙亡；無妻無子，孑然一身。白天推著三輪車，走街串巷收購舊書報；晚上市容、城管下班后擺舊書攤。自詡為文化人，未丟掉老本行，做的是文化產業，傳遞人類文明。前段時間三輪車被城管暫扣，還找我說情。我給300元，讓他給城管買條煙。他說不值，破三輪值不了幾十元。我說溝通關系，建立感情，要不下次他還扣你。

我報到的單位是長安縣柴油機配件廠。縣辦企業，有100來號人，當時已經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只有廠部20多人上班。我一天班未上，被借調到上級機關——長安縣計經委寫材料。

計經委主任是個轉業干部，團副政委，文墨不多，講話、報告全憑我寫他念。按慣例，計經委主任屆滿，當升任副縣長。但他例外，到了人大，任副主任。后來因給縣上二十多位領導提意見，貼小字報，還到北京上訪，被冠以“文革作風”“誣陷罪”罪名蹲了號子，失去了公職。我由于跟錯人、站錯隊，久久不能轉正。1993年憤然下海，自謀職業。

但文弱書生好比旱鴨子，海水太深，不久就嗆死、淹死了。

1993年后，我先后干過工廠、礦洞、裝潢、商店，等等。其中小本買賣多有盈余，稍微大點，必虧無疑。究其原因，一是個人能力差，頭腦不靈活。

二是剛踏上社會，經驗不足，掂不來輕重。

第三是利益與風險同在，肥肉畢竟看見的人多，好多人為了利益，不擇手段，幾多老板有黑社會背景便是明證。

第四，人生第一桶金至關重要，成功了，贏得資本金，確立信心；失敗了，挫傷自信心，還可能背負沉重的負擔。

五，俗話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毙袠I的選擇及其切入點、時機也不可忽視。

陳聲貴，蘭州大學本科，中科院研究生，伯克利大學博士生，攻畜牧學。2003年前后在陜西鳳縣養野豬，虧損20余萬。告借無門，窮得揭不開鍋，在山中挖野菜度日。通過我聯系白巖松，上央視新聞頻道《新聞會客廳》，被上海一家公司相中，從此不知所蹤。野豬，皮厚肉粗，瘦肉率高，不易熟，口感不好。作為野味，嘗嘗還行；作為食品，在2003年時，還是超前了。

第二條忠告：不打無準備之仗，創業選擇自己熟悉的行業。天下行業七十二，行行都有潛規則。有的同學可能不屑運用，但你必須懂得，提早防備，才不至于臨事措手不及。廣州屠夫學校，不賣病、死、問題豬肉。但我每次講課，必講各種疾病在屠體上的反映，必講注水豬肉、注水的方法以及隱蔽性注水的辨認。

1999年，為生計所迫，我殺豬賣肉了。有的同學可能要問，既然天下行業有七十二行，為什么偏偏選擇殺豬賣肉呢？一句話：門檻低，周轉快，當天見效；不需要太多本錢，沒多少技術含量。

廣東天地食品公司董事長、我們的學兄陳生有一個著名的論斷：“賣豬肉比賣電腦還有技術含量。”開始我并不這樣認為，否則也不會去賣豬肉，當然有可能去賣雞肉、牛肉。后來想想，他的話還是有道理，畢竟電腦零件是機械加工的，很規范，嚴格按照程序組裝即可；生豬是自然生長體，個體差異很大，大多數情況下全憑經驗把握，對分割師的技術要求很高。

順便說明，我與學兄——陳董事長今天一起回校與大家交流，但我們兩個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甚至有本質的區別。先說相同點，兩個北大豬肉佬。大家上網輸入“北大、豬肉”兩個關鍵詞搜索，一個是他，另一個是我，沒有第三個。

不同點在于，第一，他是經濟系，我是中文系。從相貌上看，他年輕，我滄桑。事實上，他1963年生，1980級，師兄；我1965年生，1985級，師弟。人家是老板，保養得度，加之南方水土養人，所以顯得年輕；我為一介小屁民，整日為生計奔波，勞累過度，加之黃土高坡風沙，故而滄桑。

北大1984屆經濟系，那是皇帝女兒不愁嫁，分配到廣州市委辦公廳，接觸的是改革開放前沿高端經濟界人士，朋友圈子多為黨政要員與企業老板；1989屆中文系，發配到破產企業勞動改造，接觸的是拿鐵錘、斧頭的，朋友圈子多為雞鳴狗盜之徒。起點有云泥之別。

第二，1992年，他在積累一定人脈、經驗后主動下海，掘得第一桶金，膽氣倍增，為日后發展奠定基礎；1993年，我在企業倒閉、飽受排擠之后憤而跳海，興辦化工企業，因國家治污被迫關門，擔負沉重債務，形成一定思想負擔，被市場大潮嚇破了膽，導致日后做事謹小慎微，故步自封。

第三，他是企業家，我是小屁民。1999年，我迫于生計，操刀賣肉，僅為養家糊口而已，所以目前沒有什么發展，反倒萌生退隱之意；2007年，他去市場買菜，從中捕捉到商機，強勢介入，做土豬品牌，產、供、銷一條龍，目前廣州有500多家、上海有20多家連鎖店，很快在北京也要開店，連同他的蘋果醋飲料，早已是億萬富翁了。

第三條忠告：考入北大，只能證明我們天賦高，文化課學得好。其他說明不了什么。

有位校友薛涌，寫過一本書，叫《北大畢業等于零》，不知大家看過沒有。其實我也沒看過。顧名思義，走上社會，我們在學校學過的知識未必用得上，需要在實踐中鍛煉、提高自己。

有一個看似奇怪的現象，不知大家注意沒有。往往在學校學習、表現好的學生，走上社會沒出息；反倒調皮搗蛋者，在社會上如魚得水。其實一點都不奇怪，從幼兒園到小學，而后初中、高中，再到大學，有近二十年時間，幾乎占一生的四分之一，而且是最可塑的時段。

在學校表現優秀，經常受老師、家長表揚，周圍也是一片溢美之聲。久而久之，習慣了表揚、獎勵，面皮較薄，受不得批評、挫折，走上社會，沒有一帆風順，在打擊、挫折中容易一蹶不振；相反，調皮搗蛋者，經常挨批評，臉皮鍛煉得特別厚，走上社會，百折不撓，往往取得出人意料的成績。

我們北大，這種情形可能更典型。還有一點，作為全國名校，學生來自五湖四海，畢業去向也是全國各地。具體到一個城市，我們人數少，勢單力薄，更容易受到嫉妒與排擠。做得好，你北大的，應該；稍有差池，“還北大的，就這水平！”。所以，校友會的作用非常大。我們長安區，中層領導有二十多位是西安農業學校一個班畢業的，原因是區委書記是他們同學，了解，知根知底。

2003年，由于媒體的關注，我一鳴驚人。然而，我胸無大志，2004年被當地政府招安。現在，八小時之內，干黨的事業；八小時之外，奔自己的小康。倒也悠閑自在。

非常抱歉，浪費了大家不少時間。

最后，感謝母校，給了我在此與大家交流的機會，同時也感謝各位耐著性子聽完。謝謝！

北大前校長許智宏作序 俞敏洪誠摯推薦。天之驕子變身豬肉屠夫，看北大“丑角”的另類人生

書名：《北大“屠夫”》作者: 陸步軒出版社: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時間: 2016.02

第三篇：北大賣豬肉畢業生：若非賣豬肉,房子都買不起 - 陸步軒,北京大學,北大賣豬肉畢業生

北大賣豬肉畢業生：若非賣豬肉，房子都買不起-陸步軒,北京大學,北大賣豬肉畢業生

：北大賣豬肉畢業生：若非賣豬肉，房子都買不起

我的肉店本來可以多開幾家，但我就不想發財，我對商業不排斥，但也不是很感興趣。我現在的工作和生活就挺好，平平淡淡，人生最大的成功就是不成功。4 月11日，因賣豬肉聞名的北京大學畢業生陸步軒受北京大學邀請，為即將畢業的學弟學妹作分享，他說：“我只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一個小人物，一個受過高等教育而又為生活所迫，在西安街頭擺攤賣肉的小販。給北大抹了黑，給母校丟了臉。在此，我只能作為反面教材，給學弟學妹們未來的職業生涯提供借鑒。”他自認反面教材的話，再次在網上掀起熱議。陸步軒是陜西省長安縣人。1966年出生，1985年以長安縣文科狀元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分配至長安縣柴油機廠工作，后來下海經商，做過多種職業。1999年，在長安開了“眼鏡肉店”。2003年，因南都報道“北大才子街頭賣肉”而出名，一時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人物。2004年，調入長安區檔案局工作。2005年，陸步軒自述人生的20萬字紀實文學《屠夫看世界》，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4月15日晚，10年前曾采寫過“北大畢業生賣豬肉”報道的南都記者姜英爽，再次在長安與陸步軒面對面。一度拒絕記者采訪、反復重申自己日子平平淡淡的陸步軒，再度與記者長談他在北大演講的酸甜苦辣，以及他畢業24年的跌宕人生。旁白：2003年，因“北大畢業生賣豬肉”而名噪一時的陸步軒曾試過開豬肉連鎖店，但最終他成為長安區縣志辦的一名編輯。關于丟臉怎么不該說呢？這是我自己的感受姜英爽：十年沒見，你過得快樂嗎？陸步軒：平平淡淡吧，談不上快樂，也談不上不快樂。姜英爽：這次怎么會想到回北大呢？陸步軒：校長已經叫了幾次，再不去，太不給人家面子了。前年老校長來西安，順便看望了我，就請我回去。我沒去，就覺得很對不起老校長。今年他又叫我，再不去就太對不住了。姜英爽：你準備了多久？陸步軒：一個上午吧。姜英爽：在臺上作了多久的演講？陸步軒：半個多小時。去之前我一無所知，就知道有一場演講，有什么人出席，我一概不知道。沒想到，去了那么多媒體。姜英爽：你覺得自己講得怎么樣？陸步軒：我在陜西都說土話，這么多年不說普通話；再說經常不上大臺面，有點緊張是肯定的。姜英爽：你在臺上說，“我只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一個小人物，一個受過高等教育而又為生活所迫，在西安街頭擺攤賣肉的小販。給北大抹了黑，給母校丟了臉。”現在想想，這話是沖動說出來的嗎？陸步軒：怎么不該說呢？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姜英爽：北大的精神就是反傳統的，兼容并包。何況現在已是一個很寬容的時代，靠自己吃飯，有什么丟臉的呢？陸步軒：通常的眼光是這么看。姜英爽：你心里這么想嗎？陸步軒：這算是普世的價值觀吧。姜英爽：你接受這個普世價值嗎？陸步軒：讓大家評說吧。姜英爽：關鍵是你自己有沒有走過這個坎。陸步軒：我現在肯定早就走過了。姜英爽：但這是曾長期讓你糾結的地方。陸步軒：對，過去沒有走過去。現在，走過了。三個忠告考上北大只證明學習好，不能說明什么姜英爽：你的演講，其實可以看做一個老師兄對人生的一種感悟或者對學弟學妹選擇職業生涯的一些忠告吧。陸步軒：通過我的幾個實例，我大概對學生講了幾個忠告。第一，要干事業，就要去大地方，那兒人來自五湖四海，人際關系比較簡單，機會大；混生活就去小地方，交通方便，房價不高，生活節奏慢；第二，要創業就要選擇自己熟悉的行當，哪怕自己不熟悉，可以先進去學習，打工，每個行業都有自己的規則，明規則，潛規則，不熟悉貿然介入是很難的，傳統行業30歲以前不要介入。比如殺豬、餐飲。你可以做高新技術，但是傳統行業要到30歲以后再介入；第三，對北大學生來說，考上北大只能證明學習好，這只是一方面，不能說明什么。還要去努力地在社會上學習?，F在有一種現象，那些從小學習好被人寵著的以后卻混不好，反而是那些調皮搗蛋的學生以后發展好，可能是一片溢美之聲中成長，臉皮就比較薄，受不了挫折，而社會是很復雜的。就像我這種人，受到挫折就灰心喪氣。姜英爽：在這方面你是負面教材？陸步軒：最起碼剛開始是這樣。十多年前，心境是不好的，受不了挫折。姜英爽：敢于自己解剖自己，曬出自己的丑，我很佩服你的勇氣……在臺上時，應該是五味雜陳吧？陸步軒：那是。姜英handuyishe365.org 淘寶網女裝,女裝品牌,韓都衣舍,韓都衣舍淘寶店

爽：你激動了嗎？陸步軒：還是有點吧，因為我平時不講這些。我從來沒有在這么多人面前，這么高規格地當著那么多專家老師講過，有壓力是很正常的。所以講得不連貫。姜英爽：有害羞嗎？陸步軒：有啊。姜英爽：你覺得自己不成功嗎？陸步軒：普世價值里我不成功。我覺得自己是個小人物。姜英爽：這次回去北大，有什么感受呢？陸步軒：早就過了激動的年齡了。同學會也回去參加過。勾起了一些回憶吧。姜英爽：對母校，還有很深的感情嗎？陸步軒：當然有，在那里生活了幾年，一生中最美好最快樂的日子是在那里度過的。姜英爽：也是你一生中最充滿理想和輝煌的日子。陸步軒：是。姜英爽：你見到校長了嗎？陸步軒：新老校長都見到了。跟許智宏校長交流比較多，他對我評價還是比較高的。他說我在不利的環境下走出了自己的路子。老師對我的勉勵，讓我很感動。名校情結我都放下了，現在就是平平淡淡姜英爽：同學見面，會開你賣豬肉的玩笑嗎？陸步軒：有。姜英爽：你在意嗎？陸步軒：開玩笑嘛，在意什么呢？姜英爽：會有種自卑的感覺嗎？陸步軒：沒有。同學之間是最純真的感情。誰是咋樣子的人，很清楚。姜英爽：這是人生最真誠的一批朋友？陸步軒：是。姜英爽：你覺得你放下了嗎？北大給你的桎梏，那種名校的情結？陸步軒：現在，我都放下了。姜英爽：是年齡增長還是閱歷增加？陸步軒：都有吧。我的人生，現在就是平平淡淡的。姜英爽：這接近你的理想嗎？陸步軒：理想的年代，早就過去了。姜英爽：你接受命運了？陸步軒：踏踏實實過日子倒是的。姜英爽：比起之前十年呢？陸步軒：之前十年是折騰吧。這十年，我穩定下來了。姜英爽：我感覺你把自己的心封起來了，不想讓人看到你？陸步軒：我覺得很透明。人生選擇，真的要感謝賣豬肉的生活姜英爽：你對你選擇走過的人生路有過后悔嗎？比如選擇下海，選擇賣豬肉，最后去檔案館工作……陸步軒：那不是我選擇的，都是被迫的無奈。姜英爽：到現在為止，你為自己做過選擇嗎？陸步軒：小的可能是有，大的，都是被選擇。姜英爽：你接受這些選擇？陸步軒：我很坦然。姜英爽：其實現在社會對人們的選擇越來越寬容。賣豬肉也不算什么，記得“非典”時你的豬肉生意好像還做得特別好。陸步軒：對，特別好。我平時賣的就比別人賣的價格高。姜英爽：但是質量特別好？陸步軒：對，病死豬、注水豬肯定沒有，別人都到我這里買?，F在想來我要感謝賣豬肉的生活，不然我到現在房子都買不起。姜英爽：現在回憶那段時間，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陸步軒：那也是一種活法吧。前前后后也十多年。就像剛才說的，不是賣豬肉，我房子都買不下。所以真的要感謝賣豬肉的生活。姜英爽：你是個憤世嫉俗的人嗎？陸步軒：曾經有過吧?，F在已經被歲月磨平了。姜英爽：我記得10年前，即使你在賣豬肉時，你仍然告訴我，你是個要做大事的人。現在，這個理想還有嗎？陸步軒：現在我的理想就是做公益。食品市場，比如我熟悉的豬肉就問題很多。姜英爽：你能做些什么呢？陸步軒：促進一下食品的安全，是我可以的。關于經商，我的長處就是對豬肉比較熟悉旁白：2008年5月，陸步軒認識了同為北大校友、同是“賣肉佬”的陳生。2009年8月，陳生邀他赴廣州相商，提出開辦“屠夫學?！?。陸此后走進廣州“屠夫學?！碑斆u校長和公益老師。姜英爽：你為什么沒有想到辭去工作，加入他的企業，做他的助手？陸步軒：朋友之間幫忙可以，但去他那里工作沒有考慮過。感情上的朋友，最好不要做生意的伙伴。姜英爽：你覺得你不是經商的材料？陸步軒：我對市場把握不了，我的長處就是對豬肉比較熟悉。姜英爽：你為他的屠夫學校講課？陸步軒：這是一種公益，也是一種義務。他想辦屠夫學校，請我為他寫教材。而這正是我熟悉的領域。姜英爽：在縣志辦的工作適合你嗎？陸步軒：很累，很多工作，也很充實。一年幾十萬字的任務，都是我來完成的。姜英爽：在這方面你是優秀的嗎？陸步軒：應該說做得比較好，很多人要我寫地方志材料。我在我們這里倒是經常講課，單位里人人都叫我老師，都很尊重我。隔上一段時間，我就給他們上輔導課。姜英爽：你還是用你的工作證明了你的優秀。雖然你沒有一官半職。按照你說的普世價值觀，算是混得不好。陸步軒：對。早上8點就到辦公室，開始工作，12點接孩子放學，下午兩點一直到晚上9點，我都在這里工作。姜英爽：你是那種即使去賣肉也要做到最好的人。陸步軒：對，不敢說是做到最好，但都努力去handuyishe365.org 淘寶網女裝,女裝品牌,韓都衣舍,韓都衣舍淘寶店

做。無論做什么事情我都是這樣的。姜英爽：還有以前那份知識分子的清高和驕傲嗎？陸步軒：(笑了)還是有點吧。我的肉店本來可以多開幾家，但我就不想發財，我對商業不排斥，但也不是很感興趣。我現在的工作和生活就挺好，平平淡淡，人生最大的成功就是不成功。姜英爽：記得你曾經說過想讓孩子考到清華去？陸步軒：現在看很難了。只要不是特別優秀，小地方的孩子很難考到北大、清華去。我這次去北大，發現農村的孩子已經非常少了。我們上學時，大概農村的孩子還有40%左右。北大清華的自主招生只會面對大城市的孩子，而像我們這樣的小地方，已經基本沒有機會了。

分享到：

handuyishe365.org 淘寶網女裝,女裝品牌,韓都衣舍,韓都衣舍淘寶店

第四篇：北大才女演講稿

敬愛的老師和親愛的同學們： 上午好！

謝謝你們叫我回家，讓我有幸再次聆聽老師的教誨，分享我親愛的學弟學妹們的特殊喜悅。

一進家門，光陰倒轉，剛才那些美好的視頻，同學的發言，老師的講話，都讓我覺得所有年輕的故事都不曾走遠?？墒?，站在你們面前，親愛的同學們，我才發現，自己真的老了。1988年，我本科畢業的時候，你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還沒有出生。那個時候，你們的朗朗部長還是眾女生仰慕的帥師兄，你們的渭毅老師正與我的同屋女孩愛得地老天荒。而現在，他們的孩子都應該考大學了。

就像剛才那首歌唱的，“記憶中最美的春天，難以再回首的昨天”。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段將理想“變現”的歷程，我們只是一疊面額有限的現鈔，而你們是即將上市的股票。從一張白紙起步的書寫，前程無遠弗屆，一切皆有可能。面對你們，我甚至缺少一分抒發“過來人”心得的勇氣。

但我先生力勸我來，我的朋友也勸我來，他們都是84級的中文系學長。【名人演講稿——北大才女盧新寧勵志演講稿：你有光明，中國便不再黑暗】名人演講稿——北大才女盧新寧勵志演講稿：你有光明，中國便不再黑暗。今天，有的仍然是一介文人，清貧淡泊；有的已經主政一方，功成名就；有的發了財做了“富二代”的爹，也有的離了婚，生活并不如意。但在網上交流時，聽說有今天這樣一個機會，他們都無一例外地讓我一定要來，代表他們，代表那一代人，向自己的弟弟妹妹說點兒什么。

是的，跟你們一樣，我們曾在中文系就讀，甚至讀過同一門課程，青澀的背影都曾被燕園的陽光，定格在五院青藤纏滿的綠墻上。但那是上個世紀的事了，我們之間橫亙著20多年的時光。那個時候我們稱為理想的，今天或許你們笑稱其為空想；那時的我們流行書生論政，今天的你們要面對誡勉談話；那時的我們熟悉的熱詞是民主、自由，今天的你們記住的是“拼爹”、“躲貓貓”、“打醬油”；那個時候的我們喜歡在三角地游蕩，而今天的你們習慣隱形于偉大的互聯網。

我們那時的中國雖然貧窮卻豪情萬丈，而今天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卻在苦苦尋找迷失的幸福，無數和你們一樣的青年喜歡用“囧”形容自己的處境。

20多年時光，中國到底走了多遠？存放我們青春記憶的“三角地”早已蕩然無存，見證你們少年心緒的“一塔湖圖”正在創造新的歷史。你們這一代人，有著遠比我們當年更優越的條件，更廣博的見識，更成熟的內心，站在更高的起點。

我們想說的是，站在這樣高的起點，由北大中文系出發，你們不缺前輩大師的庇蔭，更不少歷史文化的熏染。《詩經》、《楚辭》的世界，老莊孔孟的思想，李白杜甫的詞章，構成了你們生命中最為激蕩的青春時光。我不需要提醒你們，未來將如何以具體瑣碎消磨這份浪漫與絢爛；也不需要提醒你們，人生將以怎樣的平庸世故，消解你們的萬丈雄心；更不需要提醒你們，走入社會，要如何變得務實與現實，因為你們終將以一生浸淫其中。

我惟一的害怕，是你們已經不相信了——不相信規則能戰勝潛規則，不相信學場有別于官場，不相信學術不等于權術，不相信風骨遠勝于媚骨?！久搜葜v稿——北大才女盧新寧勵志演講稿：你有光明，中國便不再黑暗】文章名人演講稿——北大才女盧新寧勵志演講稿：你有光明，中國便不再黑暗出自http://，轉載請保留此鏈接！。你們或許不相信了，因為追求級別的越來越多，追求真理的越來越少；講待遇的越來越多，講理想的越來越少；大官越來越多，大師越來越少。因此，在你們走向社會之際，我想說的只是，請看護好你曾經的激情和理想。在這個懷疑的時代，我們依然需要信仰。

也許有同學會笑話，大師姐寫社論寫多了吧，這么高的調子?？扇绻腋嬖V各位，這是我的那些中文系同學，那些不管今天處于怎樣的職位，遭遇過怎樣的人生的同學共同的想法，你們是否會稍微有些重視？是否會多想一下為什么20多年過去，他們依然如此？

我知道，與我們這一代相比，你們這一代人的社會化遠在你們踏上社會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國家的盛世集中在你們的大學時代，但社會的問題也凸顯在你們的青春歲月。你們有我們不曾擁有的機遇，但也有我們不曾經歷的挑戰。

文學理論無法識別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獻擋不住地溝油的泛濫。當利益成為惟一的價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當成交易的籌碼，我很擔心，“懷疑”會不會成為我們時代否定一切、解構一切的“粉碎機”？我們會不會因為心灰意冷而隨波逐流，變成錢理群先生所言“精致利己主義”，世故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而北大會不會像那個日本年輕人所說的：“有的是人才，卻并不培養精英”？

我有一位清華畢業的同事，從大學開始，就自稱是“北大的跟屁蟲”，對北大人甚是敬重。談到“大清王朝北大荒”江湖傳言，他特認真地對我說：“這個社會更需要的，不是北大人的適應，而是北大人的堅守?！?/p>

這讓我想起中文系百年時，陳平原先生的一席話。他提到西南聯大時的老照片給自己的感動：一群衣衫襤褸的知識分子，器宇軒昂地屹立于天地間。這應當就是國人眼里北大人的形象。不管將來的你們身處何處，不管將來的你們從事什么職業，是否都能常常自問，作為北大人，我們是否還存有那種浩然之氣？那種精神的魅力，充實的人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往圣絕學”，是否還能在我們心中激起共鳴？

馬克思曾慨嘆，法蘭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氣的人。今天的中國，同樣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信仰的人?！久搜葜v稿——北大才女盧新寧勵志演講稿：你有光明，中國便不再黑暗】演講稿http://。也正因此，中文系給我們的教育，才格外珍貴。從母校的教誨出發，20多年社會生活給的我最大啟示是：當許多同齡人都陷于時代的車輪下，那些能幸免的人，不僅因為堅強，更因為信仰。不用害怕圓滑的人說你不夠成熟，不用在意聰明的人說你不夠明智，不要照原樣接受別人推薦給你的生活，選擇堅守，選擇理想，選擇傾聽內心的呼喚，才能擁有最飽滿的人生。

梁漱溟先生寫過一本書《這個世界會好嗎？》。我很喜歡這個書名，它以樸素的設問提出了人生的大問題。這個世界會好嗎？事在人為，未來中國的分量和質量，就在各位的手上。

最后，我想將一位學者的話送給親愛的學弟學妹——無論中國怎樣，請記得：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國；你怎么樣，中國便怎么樣；你是什么，中國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國便不再黑暗。

謝謝大家！

第五篇：卡特2003北大演講稿

Appendix 4 Carter’s speech at Pecking University

It is a special pleasure for me to return to China and to visit this great university, which is a powerful center that brings together some of China’s brightest minds for progressiv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It was here that the May 4th movement began among students in 1919, partially as a reaction against the decision at the Paris peace talks to transfer the former German concessions in Shantung province to Japan, instead of returning them to Chinese control.Chinese intellectuals wanted to strengthen their country and decided that China needed both science and democracy.What this mean was unclear, and the movement produced differing answers.Idealistic ambitions were soon drowned in the civil wa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the follow fervent revolution.Debates concerning the definition of democracy have continued to this day.I first came to your country in April 1949 as a young submarine officer to participate in naval exercises off the coast of your most important seaports.It was obvious then that the days of the Nationalist regime were numbered.Chiang Kai-shek left the mainland only a few months later,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on Oct.1, which happened to be my 25th birthday.During 1978, I conducted intense negotiations with Vice-Premier Deng Xiaoping, and we announced that full diplomatic relations would be established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on the first day of 1979.his was one of the wisest decisions I made during my time in the White House, and it has brought benefits to the people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others who value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is region of the world.On my several visits here during the past 22 years, I have enjoyed hours of discussion with Deng Xiaoping and his successors and have had an opportunity to visit many regions of your country to witness its economic progress and its dramatic moves toward a more open society.More freedom of worship, the movement of your people, the rights of free enterprise, and China’s increasing involvement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very gratifying to me.Among the issues that Deng Xiaoping discussed with me were his plans to initiate economic reforms and encourage free and open elections within the small villages of China.The People’s National Congress adopted 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in 1982, and a basic law was passed in 1987 to outline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this goal could be reached.The vice premier made it plain to me that small villages were not part of the overall communist party system, but he thought i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their own citizens and to higher governments to permit locally elected officials to manage their own affairs.Mr.Peng Zhen, former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eople’s National Congress, would repeatedly say that village elections were a seminar on democracy that all Chinese rural residents should experience.It was an important step for China on the eventual path to achieve full democracy.Six years ago, the Carter Center was invited to assess progress in meeting Deng Xiaoping’s original goals and to provide assistance and advice in standardizing electoral and governance procedures.Since then, the Carter Center has enjoyed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our partners at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and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The electoral law was revised in November 1998, and we have continued to observe this intriguing process.We also have been invited to observe the process of choosing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representatives of township

and countries.In the summer, our Center sponsored a conference on the recent elections of district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deputoes in Shenzhen.Chinese leaders also have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our guests, to witness the conduct of our electoral process.There is no doubt that we have learned from each other.The Carter Center has never presumed to step beyond the bounds of our role, acting strictly as observers, making comments only when specifically requested to do so.It is not up to us to interfere in basic governmental decisions of your sovereign nation.Some noted scholars argue that direct elections of public officials are not suitable for China, comparing your own stabil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 with that of India and Russia.That fact is that your great nation already has made the remarkable transition to a relatively open society with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based primarily on reforms initiated during the past quarter century.There is no doubt that further political changes could be made, if desired, without any real threat to stability or the rule of law.My personal belief is that the goals of account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a stable and orderly society can best be reached when the people are given the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of choosing their own leaders directly.It is beneficial for all citizens to feel that they are involved personally in the shaping of their own destiny and for leaders to know that their political futures depend upon honoring promises and meeting the legitimate needs of those who have put them in office

This usually results in an easing of tensions, a spirit of voluntary teamwork, and an inclination to accept government decisions as coming from within one’s own family.Although democratic government process are sometimes fumbling and confusing, as in my own country, there is an innate capability for self-correction of mistakes and the peaceful accommodation of changing circumstances.Contrary to the arguments of some scholars, there is no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as proven in my country, Canada, throughout Europe, and in many other stable and prosperous nations in the world.Some, like South Korea, have had to face serious economic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global market changes, scarcity of raw materials, or inept management, but their resilience has been proven as their citizens and governments, as a unified, have rallied to overcome the problems.It is only in the proper melding of the people and their government, n a democracy, that elected leaders can afford to permit complete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assembly, unrestricted worship, movement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the formation of trade unions to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workers, unimpeded access to the Internet, and other ways to demonstrate free will and political human rights.Of course, each sovereign nation must decide which of these goals it decides to reach, and when and how to achieve them.From my own observations, the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have been remarkably successful and popular.There are still unanswered questions in some area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cted leaders and those appointed by higher officials, but most of these questions are being answered successfully.Political reform is a slow process, as has been proven in America, other countries, and even here in the village election process that began fifteen years ago.Democracy is not a scary thing.It is, in essence, a set of procedures that all parties involved agree to observe.China’s experience has proven this point.When called upon to elect their own

leaders, the rural residents were suspicious at first, but they participated earnestly when they finally realized that this was indeed what the government was encouraging them to do.As a result of this massive participation, the provisional organic law of the villager committee was suddenly inadequate because it did not contain necessary procedures to secure free and fair competition and transparent governance.The law was revised in 1998 and, once again, needs to be amended.Deng Xiaoping long ago declared that no basic reform of any kind could move forward without political reform.You have already taken early steps, and future decisions concerning democracy remain for your citizens and leaders.When I met with President Jiang Zemin two years ago, he told me about his July 1 speech and described the theory of “three represents”.He agreed with me that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fully realize the “three represents” was to allow people to choose their leaders in the best and most responsible manner.So, 84 years since the May 4 movement, the Chinese debate on the merits of democracy is still ongoing.Beida is as alway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rums of this discussion.I hope you will all participate in this debate and, as before, help to shape the future of your own nation.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