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時政熱點:司法公開是對工作細節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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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強化人大監督到接受媒體監督,再到接受案件當事人監督,最高法推動陽光司法的努力有目共睹,也受到了輿論的一致好評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人民法院在審判執行活動中主動接受案件當事人監督的若干規定》,要求各級法院實行廉政監督卡和廉政回訪等制度,主動接受案件當事人對審判、執行活動的監督。規定要求,人民法院應當在本院訴訟服務大廳、立案大廳、派出人民法庭等場所公布人民法院的紀律作風規定、舉報受理電話和舉報受理網址。
“正義不僅應當得到實現,而且應當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得到實現。”這是一句膾炙人口的法律格言。所謂“看得見的正義”,是指法院裁決不僅應以公平的結果體現法治精神,同時也應以合理的審判程序維護社會正義。要想使正義被公眾看見,首先就應廣泛接受社會監督,這也是法院系統致力于推進陽光司法的核心價值所在。
縱覽各類司法腐敗案件,莫不與暗箱操作有關。提起司法腐敗,人們最容易想到培根的名言:“如果一次犯罪可以說是污染了水流,那么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裁判則是污染了泉源。”作為公民權益的保護神以及違法犯罪的終結者,法官是社會正義的最后防線,如果他們輕易逾越法律的底線,所造成的社會損失不僅限于個案影響,而且不可避免地會損害司法公信力。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司法領域概莫能外——公開透明是現代政治的基本準則,而司法公開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遏制司法腐敗。
推進司法公開,不僅可以使公眾感受看得見的正義,而且能夠更加有效地對司法領域進行廣泛監督,從而保障司法公正,實現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目標。從另一種角度說,廣泛接受包括案件當事人在內的社會監督,不僅可以敦促法官更加嚴謹細致地工作,而且還可以使公眾近距離感受司法正義的產生過程,從而提升司法公信力。將司法權置于陽光下運行,讓司法走近民眾,讓民眾知曉司法、參與司法、監督司法,不斷祛除司法神秘主義的過程本身,也是一堂生動的普法課。
從強化人大監督到接受媒體監督,再到接受案件當事人監督,最高法推動陽光司法的努力有目共睹,也受到了輿論的一致好評。以此為背景,接下來值得考慮的是,如何通過制度細化將形式上的監督落到實處。顯而易見,如果公眾只有監督權而無法深入法院工作的每一處細節,很難真正對法院形成約束,相比起事后監督舉報,最大限度地公開法院工作流程從而前移監督渠道,無疑更能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可以借鑒的是,河北省日前啟動“陽光司法指數評估”,引入第三方機構對包含立案、庭審、聽證等在內的數十項量化指標進行測評。如果說接受舉報監督旨在治病救人的話,全面細致的陽光司法指數評估則像是定期體檢,如此防治結合更能標本兼治。
實際上,司法公開不只是展現一種姿態,更是對工作細節的一種考驗,落實審判公開原則,不僅需要加大問責力度,同時也離不開推進庭審環節以及裁判文書的公開。只有先讓公眾了解司法系統的運行,才能提請他們進行更有力的監督,而這顯然有賴于制度的進一步細化和呼倫貝爾人事考試信息網:http://hlbe.off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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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
司法公開能把權力關進籠子里、把規則置于陽光下,讓所有裁判都經得起公眾的檢驗與評判。伴隨著司法公開范圍的推廣和理念的深化,公平正義的陽光將以看得見的形式普照大地,這不僅是順應時代發展的需要,也是司法領域改革的發展趨勢。(趙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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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4公務員時政熱點:司法理念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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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公務員時政熱點:司法理念改變
中央政法委近日下發通知,要求學習宣傳檢察官張飚的先進事跡,堅持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張飚,是張高平叔侄錯案得以糾正的關鍵人物。現在,張高平案進展如何?浙江省高院院長齊奇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張氏叔侄強奸案與蕭山5青年劫殺案這兩起冤錯案件都已經得到糾正。對造成錯案人的問責是必要的,但也要區分程度、情節。故意冤枉人和僅僅是判斷錯誤、破案心切還不一樣。在這兩個案件中,沒有發現是故意制造冤案,都是在組織內部,按照黨紀政紀來問責。
去年,浙江高院啟動國家賠償工作,兩冤案的所有賠償請求人均放棄了向最高法院申請賠償的權利。應當說,司法體系對于這兩起案件的反思是深刻的,這一點,可以從國家賠償金額看出。包括侵犯人身自由權賠償金與精神損害賠償金在內的110萬元賠償金于張氏叔侄而言并不算多,但對于一向“節儉持家”的國家賠償金而言卻一點不少。按照通常做法,精神損害賠償金一般不會超過侵犯人身自由權賠償金的50%,目前在全國法院系統,國家賠償中支付的精神損害賠償金沒有超30萬元的。此次浙江高院賠付張高平叔侄精神損害賠償45萬元,已創下了歷史紀錄。國家賠償自然無法彌補冤獄者在這些年間所遭遇的不幸與折磨,但是提升精神損害賠償金額至少可以最大限度地表達司法對于不幸者的善意,以及對于冤假錯案的深刻反思。
但是,更多的民眾把目光投向了當初制造冤案的那群人。此次浙江高院院長說對造成錯案人的追責是在組織內部的,顯然未能讓民意滿意。筆者一直認為,國家賠償制度應當具備向個人追責的機制,也就是說,國家財政不能為個人的所有錯誤埋單。因此,司法人員的錯誤是必須予以區別的,而且“錯誤”的外延隨著時代發展有所不同。我們承認,無論在哪個國家,徹底杜絕錯案都是一個無法抵達的目標。但是,通過優化司法環境,完善訴訟程序,加強制約監督,依靠制度最大限度減少錯案還是可能的。在浙江兩冤案發生的年代,“命案必破”不僅僅是口號,而且是實實在在的壓力,這是由當時的司法理念所導致的,在這個指導原則下的個人有時身不由己,所以涉案的司法機關在表達歉意、承認錯誤的同時,不止一次透露出其中的艱難與無奈。如果輕易作出“命案必破”的承諾,進而將“批捕準確率100%”、“起訴定罪率100%”作為“政績”或“考核指標”,必然會使個別偵控部門在功利心的驅使下“明知故犯”。
近年來,一種與“命案必破”截然相反的司法理念逐步成為主流——疑罪從無,同時把刑訊逼供放到嚴厲管控的籠子里。繼去年8月中央政法委《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和9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切實履行檢察職能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的若干意見》之后,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從司法理念、證據審查機制、訴訟程序、審核監督和制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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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方面對法院工作進行了規范。可以看出,這個主流司法理念正在通過一系列規制予以確立。也就是說,在當今的司法領域,“錯誤”的外延應該是隨之擴大的。當年可以以辦案指標等束縛為理由予以免除“故意制造冤案”的責任,那么在今日,刑訊逼供這制造冤案的罪魁禍首,就不可能獲得任何免責的理由。而在疑罪從輕的理念支配下,必然以有罪為前提,必然篡改和異化疑罪從無。因此,實行疑罪從輕,本質上是對刑訊逼供這一野蠻司法的袒護、容忍與認同。
在新的司法理念下,司法公平公正公開成為重要價值取向,那么所謂“錯誤”就變得異常明顯,且責任不容推卸。
第三篇:司法工作公開內容
司法工作公開內容
一、業務范圍
人民調解、法律援助服務、普法宣傳、刑釋解教人員安置幫教、審前社會調查工作。矛盾糾紛排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安全文明小區建設。
二、工作內容
1、處理糾紛和信訪,并進行登記。
2、結合實際需要進行有關的政策、法規、法、律、法令和道德風尚的宣傳教育。
3、對刑滿釋放、解除勞教人員進行安置和 幫助教育。
4、做好審前社會調查工作。認真入戶調查
5、搞好民事糾紛排查,避免矛盾激化。
6、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范圍“打擊、防范、教育、管理、建設、改造。”
7、有防范隊伍、有防范設施有良好的衛生 環境。
第四篇:時政熱點:“有錯就改 改了再犯”考驗環保督察機制
時政熱點:“有錯就改 改了再犯”考驗環保督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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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不同地區存在的環境問題也有差異,但共性問題卻更為突出。概而言之,就是認識不到位、監管不到位、落實不到位。
4月11日,環境保護部在其網站公布了《中央第六環境保護督察組向陜西省反饋督察情況》。該反饋是2016年第二批中央環保督察反饋的首發,“環保欽差”究竟查出了什么問題,自然備受矚目。
閱讀督察情況原文,中央環保督察組在陜西省查到了這樣一些問題:
一、統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不夠。
二、重點區域流域環境問題嚴峻。
三、重點生態區域環境破壞較為嚴重。這些當然是提綱挈領的表述,稍微詳細一點則是:一些地方領導仍然認為經濟發展是硬任務,環境保護是軟指標;環保責任落實不到位,環境監管缺失;有些群眾反映強烈的環境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處理;許多企業違規排污、違規新建擴建高污染項目;有的地區和部門對空氣質量監測數據公然造假;有的部門減煤數據不實,淘汰落后產能不力??
問題林林總總,但看上去都非常熟悉,似乎沒有什么新東西。果然,簡單查詢了下第一輪對內蒙古、江蘇、江西等8省區的環保督察反饋,類似的問題普遍存在。例如地方政府對環境保護認識不夠,不少時候會讓位經濟發展;例如一些歷史遺留環境問題群眾反應強烈,但長期難以解決;再例如自然保護區違法開發現象突出。
可以說,盡管不同地區存在的環境問題也有差異,但共性問題卻更為突出。概而言之,就是認識不到位、監管不到位、落實不到位。當環保和經濟發展存在沖突的時候,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查不到算運氣好,查到了就認倒霉。
從去年7月份開始,中央環保督察工作全面啟動,2016年進行了兩輪督察,至今已覆蓋了16個省份。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前不久透露,今年將實現31個省份全覆蓋。而根據中央環保督查組的部署,今后每兩年要對全國所有省市區督察一遍。
由于第一遍“全覆蓋”正在進行之中,所查出的問題雖然看上非常嚴重,其實存在已久,不僅普通公眾早已見怪不怪,甚至許多地方、許多相關領導也是虱子多了不嫌癢了。坦率地
說,我們就是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若非拿出非常手段,改變現狀殊為不易。因為環保工作面臨的不僅是環保問題,說白了,需要真正觸動現行行政評價機制。
目前的中央環保督察機制應該說是非常契合中國現實的。但毋須諱言,這恐怕也是不得而為之的做法。如果環保工作在行政評價機制中所占據的權重無法顯著上升,也就只好寄望于自上而下的定期巡視督察、“回頭看”,乃至加大督察的頻次。
目前還有15個省(區、市)有待中央環保督察。可以預料,它們存在的問題與已督察的省份大同小異。但是,真正的挑戰在31個省份“全覆蓋”之后,到那個時候,各地環保工作是否得到切實改觀,地方部門是否還是有錯就改、改了再犯,將直接考驗環保督查機制。
第五篇:s時政熱點:共享單車投放量過大,如何回收考驗智慧
汕頭中公教育 shantou.offcn.com s時政熱點:共享單車投放量過大,如何回收考驗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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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揣著解決“城市病”的美好愿望誕生,共享單車卻制造了新的“城市病”——近日,多地的共享單車“墳地”再度引發關注。大量廢棄的共享單車堆積如山,成為困擾城市管理者的一大心病。目前,多地政府和相關企業都在積極采取措施。不過,要想真正讓共享單車“有尊嚴地退場”,繼續成為城市生活運行的好伙伴,還有待于建立系統的回收體系。
單車“墳場”頻現
近日有媒體報道,在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個便民停車場,3000平方米范圍內停放了上萬輛廢棄的共享單車。這些車輛有的被拆除了車鎖,有的被拆除了腳架,還有的輪胎被損壞。
像這樣的單車“墳場”在很多城市都不鮮見。由于占用公共空間、影響居民生活,有的地方還因此引發了爭議與糾紛。
日前在浙江省杭州市九堡街道三村村,由于過多的廢棄共享單車占用了村里大量土地,當地村委會在登報公示后無人認領,便委托他人將共享單車作為廢品拆除處理。對此,有觀點認為村委會的行為涉嫌違法,也有不少網友為其叫好,因為大量廢棄單車著實令人生厭。
共享單車為何無處安放?北京市交通委此前表示,北京市共享單車的月活躍度水平不足50%,近一半車輛處在閑置狀態。有專家指出,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共同導致共享單車的損壞率較高,而單車的回收和修理又需要較高成本,由此一些共享單車企業選擇一棄了之,或是簡單地交由回收公司處理,于是便出現了廢棄車輛扎堆的問題。
有業內人士分析指出,回收一輛廢棄共享單車涵蓋搬運、維修、人力成本等一系列費用,這幾項費用疊加起來,可能比制造一輛新車的成本更高。由于沒有合理的單車回收機制,如果共享單車企業倒閉或是不愿“出手”,大量廢棄單車便成了無人管理的垃圾。
多地出手“控量”
2017年9月,北京市發布鼓勵規范發展共享自行車的指導意見,對共享單車實施總量調控政策,暫停共享單車新增投放。同時,要求北京市正常運營的共享單車企業建立車輛投放報告制度,及時約談違規投放企業并責令回收車輛,組織清理違停、違規投放和退市企業的車輛。截至目前,北京市9家共享單車運營企業的運營車輛總數已控制在191萬輛左右,較2017年9月最高峰時的235萬輛下降近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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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頭中公教育 shantou.offcn.com 政府部門加強監督和管理,倒逼共享單車企業合理投放、及時回收,是解決單車“墳場”問題的關鍵。據北京市交通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北京將繼續實行增量限制和減量調控政策,并督促企業收回長期不活躍和破損車輛。
放眼全國,從去年開始,多地都采取了類似的管理模式,叫停或嚴控共享單車投放,解決無序投放問題。最近云南省昆明市規定,從8月1日起,不再接受任何新運營企業投放共享單車申請,確定共享單車投放總量為25萬到30萬輛,并要求現有共享單車運營企業實施舊車淘汰、新車投放必須嚴格報備。
受此影響,多家共享單車公司已行動起來,配合管理部門及時回收廢舊車輛。摩拜單車此前公開承諾,將在上海至少回收10萬輛老舊共享單車,其中,返廠經過修理后可以繼續使用的將重新投放市場,確認不能使用的將拆解后按照零部件分門別類進行回收利用。數據顯示,截至7月,摩拜單車環保報廢單車超過6萬輛,另一共享單車企業ofo則共計回收舊廢單車7萬余輛。
呼吁多方共治
面對共享單車“回收”難題,管理機構和運營方都在尋求解題之策。專家指出,只有多方共治,才能讓共享單車實現經濟與社會的雙重效益。
為加強政府對共享單車企業的有效監管,北京將借助新技術推動管理模式的轉變,加快推進共享單車監管與服務平臺建設。據了解,該平臺已于2017年底立項并完成立項論證,現已進入項目建設實施階段。目前,北京市交通委已搭建臨時測試環境,實現共享單車企業部分數據接入,并先期開展了接入數據質量驗證、統計以及車輛周轉率、活躍度等指標的分析工作。
湖北省武漢市則推出了由“第三方代管”的新措施。由城管部門牽頭,與共享單車運營公司聯合聘請第三方專業“代管員”,鼓勵多種社會力量參與,規范共享單車停放,對車輛進行清潔,以解決大量單車亂停亂放擠占公共空間等問題。
業內人士分析指出,對于報廢或損壞的共享單車,只靠各企業獨自回收并不現實。如能依托各企業的“大數據”,政府部門調動相關公共資源,通過向企業收取費用等方式集中回收報廢、受損單車,再由企業進行后續的修復和報廢工作,不失為一種可行性方案。(記者 劉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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