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讀書報告
讀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
雷海宗(1902-1962,河北永清人,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20世紀30, 40年代戰國策派代表人物之一。其于1938年12月所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可謂是其史學思想與現實主義思想的綜介體現。在此書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其獨特的文化形態史觀,也可以看到在1938年全民抗戰的時代背景下,雷海宗先生對于中華民族如何戰勝日寇,在戰火紛飛的世界環境下得以生存與復興的深刻探討。
《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可以說是雷海宗先生的成名作,也最能反映其學術成就以及思想。同時,這本書還是從“兵文化”角度探討中國文化的開山之作。通過閱讀本書以及了解本書的寫作和編寫情況,我發現它并不能算作雷先生的學術專著,只能算作一本論文集。本書分為三大部分:上編、下編、附錄。上編的內容主要是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評價和批判。包括《中國的兵》,《中國的家族》,《中國的元首》、《無兵的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兩周》。我把上編也分為三個部分:前三篇主要寫了秦朝以前,也就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第四篇主要寫的是秦漢以下中國兵文化的衰落,最后一篇是雷先生運用文化形態史觀的方法合論了整個中國的文化特征。下編則收錄了《此次抗戰在歷史上的地位》和《建國——在望的第三周文化》。這兩篇文章是中國抗戰爆發后,雷海宗針對抗戰建國中的中國所發表的看法,目的是為了增強全國人民抗戰的決心。本書的附錄收錄了《世襲以外的大位繼承法》一文。在194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本書以后,在社會上引發了強烈的反響。
一.中國的兵
作者從“零散材料的許可范圍內看看由春秋時代到東漢末年當兵的是什么人,兵的紀律怎樣,兵的心理怎樣;至于制度的變遷不過是附帶論及,因為那只是這種精神情況的框架,本身并無輕重。”并且相信兵的精神是看清一個民族盛衰的方法。春秋時代雖然有平民當兵,但是士族才是當兵的主體。當時的貴族踴躍參軍,視當兵是一件光榮的事。“士族子弟自幼接受文武方面的教育”,打仗全無怕死心理。并且春秋時代兩軍對戰更多的是為了平衡實力,作戰講究章法禮儀,廝殺不多。戰國時期,形勢發生巨大變化。作戰的目的是為了完全滅掉對方,戰爭消滅對方有生力量,獲勝方經常坑殺降卒,戰爭變得異常慘烈嚴酷。因此軍民的心理都發生變化,出現兩種現象:一是平民出現厭戰心理,二是上等階級的文武分離以及和平主義的宣傳提倡。同時,秦國為了防止六國復起,以及為了滿足戍邊的需要,秦代開始征兵制,而“所發的都是社會所認為下流的人。??這是后代只有流民當兵,兵匪不分,軍民互相仇視的變態局面的濫筋。”楚漢之際,軍隊只屬于主帥而不屬于國家,愛國觀念非常淡薄,此后,“愛國的觀念消滅,愛天下的觀念流產,人民漸多不愿入伍,結果就產生了一個麻木昏睡的社會。”
雷海宗從兵的角度切入來總結中國的傳統文化特點認為一個民族對待戰爭的態度可以評價出一個民族是否具有進取心。透過本書的內容,我們不難發現雷先生筆下的“兵”指的不單單只是上戰場作戰的士兵,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個國家的全體國民。只有高素質的國民才會有高素質的兵,這樣我們的民族才是積極向上的。如果一個民族走向墮落,那么這個國家的軍事、政治、經濟都會走向腐敗破滅。一個民族的兵是否強大,不僅僅取決于這個民族是否富強,更加重要的是這個民族的整體精神風貌。在一個尚武的,有進取心的民族團體中,他們渴求勝利的欲望要遠大于其他民族,使他們更加容易抓住歷史的機遇。雷海宗先生深刻認識到一個國家國民素質的問題,他在書中寫到“兵的問題牽動整個社會”,“兵可以說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問題”。在當時抗戰的年代,他認為應該培養一種武德,即為民族和國家獻身的精神。而且我們要徹底摒棄腐敗墮落的文德。他認為文德是導致整個社會腐敗的根源。“舊中國傳統的污濁、因循、茍且、僥幸、欺詐、陰險、小器、不徹底,以及一系列類似的特征,都是純粹文德的劣根性。”針對當時的情況,他也提出了改造國民的方法“每個國民,尤其是處在社會領導地位的人,必須文武兼備。非如此,不能有光明磊落的人格;非如此,不能創造光明磊落的文化。此點若不能達到,將來我們若仍與以往2000年同樣地去度純文德的卑鄙生活,還不如就此亡國滅種,反倒痛快!”
總之,雷海宗這個視角可謂由小見大,可以說這是他獨特的“兵”的理論,到全體國民素質,他從上到下地批判了全體社會成員,透徹地分析了國民劣根性解決辦法。可以說,這樣的視角至今仍具有借鑒意義。
二.中國文化周期說
雷海宗的中國文化周期說建立在其文化形態史觀的基礎之上。他的文化形態史觀是西方史學家斯賓格勒、湯因比開創的歷史形態學的東方回應。這里需要強調的是雷海宗先生只是繼承了斯賓格勒和湯因比歷史形態學從文化的角度切入歷史研究的方法。他重視文化的自律性,認為文化為具有發展—興盛—衰敗—滅亡生命周期的有機體。每個文化都要經歷封建、貴族國家、帝國主義、大一統、政治破裂、文化滅亡的末世五個時代,此后該文化便不復存在。雷海宗以其文化形態的五階段說來考察中國歷史,卻發現至公元383年把水之戰時,中國文化己走完其五個階段,理當滅亡,但中國文化卻繼續生存發展下去。為什么中國文化避免了與埃及、希臘羅馬文化一樣被外族征服的命運?雷海宗揚棄了文化形態史觀的理論局限性,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文化獨具二周”說。
研究中國史時,雷海宗有自己獨特的分期方法。他說“中國四千年來的歷史可分為兩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383年的把水之戰,大致是純粹的華夏民族創造文化的時期,外來的血統與文化沒有重要的地位。第二周,由西元383年至今口,是北方各種胡族屢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響中國文化的時期。無論在血統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變化。”他把第一周細分為封建、春秋、戰國、帝國、帝國衰亡與古典文化沒落五個時代;第二周細分為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元明、晚明盛清、清末中華民國五個時期。
中國文化能夠“獨具二周”,是人類文化史上的奇跡。其他文化在一周后滅絕,中國文化何以仍有強盛的生命力呢?雷海宗認為,是胡漢民族的融合、印度佛教的傳入,特別是江南的開發,給中國文化注入了新的因子,帶來了新的生機。中國文化之所以有第二周的發展,關鍵在于中國文化從以黃河流域為中心擴展到以江南(長江和珠江流域)為中心。雷海宗分析了歷史上開發江南的情況,認為“最后得到機會開發南方的可以說是優秀分子中選擇出來的優秀分子所以二千年來,雖因外患來自北方而統一的首都始終設在中原,然而南方經濟與文化的地位一代比一代重要,人口一代比一代繁殖,到最后都遠超中原之上”。最后,雷海宗作了如下總結:“到明清時代,很顯然的,中原己成為南方的附庸了。富力的增加,文化的提高,人口的繁衍,當然都與此有關。這個發展是我們第二周文化的最大事業。在別的民族己到了老死的時期,我們反倒開拓出這樣一個偉大的新天地,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無可比擬的例外。”
雷海宗還探討了建設中國文化第三周的途徑。他認為,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正是“在結束第二周的傳統文化建設第三周的嶄新文化’,因此他主張“在抗戰中建國”,“無情的摒棄一切可能的成功捷徑”而“忍受目前這種無上的損失與痛苦”:“若要健全地推行建國運動,我們整個的民族必須經過一番悲壯慘烈的磨練。二千年來,中華民族所種的病根太深,非忍受一次徹底澄清的刀兵水火的洗禮萬難洗凈過去的一切骯臟污濁,萬難創造民族的新生。在雷海宗看來,要創造新生的第三周中國文化,重點要解決好兵、家族、元首三個問題:“兵”可以說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問題,家族可以說是社會的基本問題,元首可以說是政治的基本問題。三個問題若都能圓滿的解決,建國運動就必可成功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實現。
第二篇:《中國文化的出路》讀書報告
《中國文化的出路》讀書報告
【摘要】中國文化的出路在哪?陳序經先生在其著作《中國文化的出路》[1]中給出了他所處時代的答案。本文從三個方面對陳先生的觀點了分析:第一,對《中國文化的出路》[1]進行了內容總結,概括了陳先生的觀點;第二,就陳先生的全盤西化的觀點,放在當今中國的文化環境下做了簡要討論;第三,依據中國文化中對個人主義的弱化,表達了筆者對強調個人主義的支持。
【關鍵詞】中國文化全盤西化折衷復古個人主義
陳序經先生在《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中,運用西方人類學、社會學和文化學的理論,提出了他關于文化的根本觀念,并基于此,對當時中西文化問題上的三個派別:(1)主張全盤接受西方文化的;(2)主張復返中國固有文化的;(3)主張折衷辦法的,結合其他學家的觀點和著作,做了深入介紹和比較研究,從而表達自己認為當時中國文化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對于文化的根本觀念,陳序經先生的眼界是非常廣闊的——“而現在所謂世界的文化,恐怕也不外是將來人所謂宇宙文化的一小部分罷”,這是一個跳出地域,跳出民族,跳出國家的觀念,大膽而言之有理。三個中西文化問題的派別中,陳先生支持的是全盤接受西方文化,對于其它兩種:折衷辦法的派別——陳先生分析了其眾多的派別,并明確指出其對于文化的多種分類不過是文化眾多方面之一罷了,例如動靜文化、人物文化等;復古辦法的觀察——陳先生就孔教在中國的影響進行了論證,孔教在中國的成功是在其消極方面,并非其積極方面。總而言之,折衷的辦法辦不到,復古的途經走不通,其最大的缺點是:前者昧于文化的一致與和諧的真義,而后者昧于文化發展變換的道理。于是,陳先生提出了全盤西化的理由:(1)中國在態度上趨于西化;(2)中國在事實上趨于西化;(3)歐洲近代文化的確比中國進步得多;(4)西洋的現代化是現世的趨勢。最終,陳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的出路在于——全盤接受西化,徹底打破中國的傳統思想的壟斷,提倡個人主義。
一、全盤西化的思考
陳先生主張全盤接受西化文化,是面對一個千瘡百孔、滿目瘡痍的國家提出的,他之所以否定了其它兩種,是因為在當時政府腐敗、國民愚昧的情況下,這兩種派別本質上是一種調和,治標不治本,只不過在延長清帝國茍延殘喘的時間而已。于是,陳先生希望徹底,希望能徹底地改變中國文化,讓中國重新站立,那么在歐洲和日本已經證明了巨大成功的西方文化自然是不二之選。原本筆者是想對陳先生全盤西化的觀點進行一些辯證思考,遂提出一些駁論的,然而,陳先生已在書中對反對者的意見進行了反駁,由此不難看出他對于中國文化出路的思考是下足了功夫的,是值得考究的。可是,放眼當今的中國,陳先生的觀點確實是有些固執的。如今的中國雖然是在向西方學習的基礎上強大起來的,但是我們并不是一味的模仿,而是進行改良,得到適應中國的文化,同時,也沒有拋棄孔孟之道,相反,近年來,不管是在教育界,還是其它領域,很多都在強調孔孟之道的學習,其中的仁義禮智信仍舊是一個人的立身之本,更是一個大國應有的風范。
二、個人主義的強化
雖然筆者對陳先生的全盤西化持有異議,但是考慮到陳先生所處的社會,所面對的現實,其觀點仍舊應得到極高的肯定和評價。尤其是陳先生提倡個人主義這一點,筆者非常贊成。如若說當今中國的在文化上還缺少什么,或者哪些方面還有待發展,那個人主義應該是放在第一位的。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非常強調集體的概念,個人只是組成集體的部分,不管是這個個體何等優秀,具有何等貢獻,都不能凌駕于集體之上,這一點,在中國的書籍、影視作品等日常文化宣傳媒介中非常明確,所以我們可以有楊子榮,但絕不會有美國隊長。而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我們每個人都像生產線上下來的產品,沒有鮮明的個人特征。我們國家現今非常強調創新,而創新的主體是人,倘若我們的人都是一樣的,那何談創新?我們需要有個人特征鮮明的人,而不是把這類人當做異類來同化。當然,筆者并非強調個人主義高于集體主義,而是明確我們需要尊重個人主義,切不可因為個體意見和集體意見的差異,而強制同化這個個體。對于此,筆者很慶幸能夠在北京大學完成自己的高等教育,在這里,每個人都可以充分表達自己的想法,每個人都具有自己的個人特征,不會有人覺得你怪異,你總是能夠找到一些和你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我們有著全國高校中最豐富社團群體,在這個一個個團體中,你可以分享自己的觀點,并收到更多的支持和反駁來豐富自己的觀點。北大在個人主義方面給予她的孩子們極高的尊重,而我們也時刻銘記著——自己是一個個體,更同屬于一個集體,北大,北大人這個標簽,我們不會,更不愿意沒有它。
參考文獻
[1]陳序經.中國文化的出路[M].岳麓書社, 2010.
第三篇:中國文化在東南亞 讀書報告
讀書報告
人文社科學院 10歷史學 陳靜 10202015 書名:中國文化在東南亞
作者:楊保筠,北京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學東南亞學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教授科目有:東南亞史料學、東南亞古代歷史與文化、東南亞近現代歷史研究、東南亞當代問題研究、戰后印度支那研究、東南亞綜合研究等。先后有《越南南方阮氏割據政權史研究(1600-1775)》《「嶺南摭怪」等史料三種》《中國文化在東南亞》《華僑華人百科全書·人物卷》《東南亞近現代史》《變動世界中的奠邊府戰役與日內瓦會議——“奠邊府戰役暨日內瓦會議5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等專著出版,是國內研究東南亞歷史的重要史學家。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2009年9月
內容簡介:《中國文化在東南亞》全書一共有六章,共有157頁。前五章在回顧和研究兩千多年來,中國文化在東南亞傳播的基礎上,敘述中國政治經濟、工藝科技、文學藝術、宗教、習俗在東南亞傳播及影響,第六章,則寫到了中國所吸收的東南亞文化因素。且書名中的文化一詞是廣義的,在包括狹義文化的同時,包含經濟、政治、科學技術、宗教等各個方面的文化。
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是近鄰,地理位置上的臨近,使兩個地區間的聯系至遲在公元前3世紀前后就開始了,中國與各國的交往時間有長有短,有高潮和低谷,也有對立和緩和之分,但是總的來說,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交往可謂是源遠流長,持續發展。近年來,隨著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交往增多的需要,以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了解中國和東南亞間的各方面交流的歷史十分重要。在閱讀完這本書以及翻閱其它書籍資料的基礎上,我簡單的總結了,中國在與東南亞交流的主要途徑和交流特點。
一、交流途徑
東南亞在與中國交往的過程中,兩個地區間交往的途經,不僅是起到了交流的作用,也起到了一種相互學習,相互影響的作用。這些途徑多種多樣,其中以官方交流為主導,同時民間交流也非常活躍。
1、國家間互派使者。首先,國家間互派使團使者,是官方間最正式和最有效的交流方式。一方面,使團里,各類人才云集,都是兩國間各個領域先進的代表,當代表團到達時,勢必會將這些先進的事物展示給對方國家,并且教授給當地人,促進兩國各個領域間的交流。同時,為了迎接使團的到來,接待國要做一定的準備,熟悉來訪國的語言文化,這也是一種學習和交往過程,如1407年,明朝設立“四夷館”,以便于“習夷字以通朝貢”,同時,使團中很多使者的任務便是學習,學習先進生產技術、科學文化等等。1638年明朝政府派遣學者到暹羅學習暹羅文字,以便兩國國王的通信,這都促進了語言文化的相互了解學習。
2、兩國間互贈禮物,其中“朝貢貿易”最被世人所熟悉。朝貢貿易,不僅贈送的是金銀財寶,還有其它各種有益于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文化交往的禮物。如立歷法、書籍、作物種子、技術工匠等等。
3、國家間的戰爭及邊界沖突。戰爭沖突,往往給人們帶來災難和傷痛,但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它們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文化交流。在戰爭過程中,中國一些先進文化往往通過軍隊,戰俘等傳入對方國家。如瓜哇王通過擊敗元軍,奪取火器而掌握制造火藥和火器的技術;1407年,安南王子黎澄被俘至中國后,因善造交趾神槍被重用,后被明朝軍隊奉為火器之神。
4、此外,中國對這些地方的行政管轄和占領也是一種交流途徑。在封建社會時期,東南亞很多地方屬于中國管轄或者為中國的藩屬國。一方面,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中國在這些地方實行本朝法律,行政機構、文化、教育等政策與內地并無太多差異,使中國文化和這些地區的文化在交流中融合,如獨立前的越南,大部分地區屬中國封建王朝郡縣,中原王朝在秦朝統一以后,便開始了對嶺南地區的開發,給當地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文化,促進了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同時,也促進了中國內地與這些地方的交流。另一方面,對中國稱臣的這些藩屬國積極主動的學習中國的先進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甚至從生活習俗、生活習慣等方面按照中國對本國進行改革,在有意和無意間促進了文化的溝通和了解。
5、通商貿易,是民間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其中發揮作用的,既有東南亞各國或經由這些國家來華的商旅,也有前往東南亞經商的中國商人。一方面,中國商人們不僅把本國的商品帶到所經國家,也常常習慣性的把本國的生產技術、語言文化、生活方式、生活習慣,帶到哪里,在當地產生一定的影響。同樣的,在中國的東南亞商人們也會將他們在中國所接收到的物產文化習俗等帶回到東南亞地區。
6、僑民所起的傳播媒介作用。從中國與東南亞建立起聯系起,雙方便有相互間的人員來往,不少人則留在當地成為僑民。其中,以中國在東南亞的華人華僑為顯著代表。東南亞,是華人華僑聚居最多的地方,成為中國文化在東南亞傳播與交流的橋梁。中國人主動或者被動的向東南亞遷移,成為民間交流的另一種重要形式。華人出洋的原因多種多樣包括政權交迭、逃避戰亂、外出謀生、趕不上季風回國等。久而久之,聚居東南亞的華人越來越多,他們把中國的生活習俗、建筑風格、節日禮儀等等都帶到那里,并融入當地的因素,漸漸的被當地人所接受。同時,利用回國定居、探親等機會,把所在國的一些物產、文化帶回故國。另一方面,在東南亞的華人華僑,踏實苦干,不僅成為當地的富商,有的更是進入統治階層或者成為統治者,如越南李朝建立者李公蘊和陳朝的建立者,都是祖籍福建的華人。這無疑成為推動東南亞國家與中國交往的動力。
7、其中,一種特殊的形式便是中國文化通過東南亞國家之間的聯系而間接地的傳入。東南亞各國,處在中國文化的輻射范圍內,一些主動接受中國文化濡染并且濡染較深的國家在與周邊各國的交往中,間接的把吸收的許多中國文化的因素傳播到其他國家。其中典型的是17、18世紀越南與柬埔寨宮廷聯姻、入侵柬埔寨、占婆等方式,迫使這些國家的人接受其文化習俗,又由于越南伸手中國文化的影響,這便加速了漢文化的因素在這些國家的傳播。
二、中國與東南亞交流的特點
1.這種交流及文化傳播是相互的,雙方都從中受益。雖然有時交流是在戰爭的背景下,但是不同于文化霸權,東南亞與中國的交流大多是在和平及自愿的環境下進行的,是有益于雙方關系和雙方國家長遠發展進步的。然而,由于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作為東方文明古國,中國長期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領先于世界,領先于東南亞,所以中國對東南亞的交流以中國文化輸出為主,東南亞較多的受到影響,但不能否認的是在雙方長期交流的過程中,中國也從東南亞地區各國吸取了很多有益的東西。特別要注意的是,中國文化傳入東南亞,一方面提高了當地的社會發展水平,促進其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為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創造了相當有利的條件。例如,中國文化的傳入,刺激了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瓷器及絲綢的巨大需求,同時也促進了中國這些行業的興盛。
2.雙方間的交流是多種多樣的,涉及很多領域。隨著中國與東南亞各國交往的深入,雙方交往的領域也從單一的經濟貿易領域,擴展到了政治、文化、科技等。其涵蓋面之廣,領域之深,在古代中國的對方交流中,位居前列。大一點的層次來說有:政治制度、經濟貿易、生產工藝、科學技術、語言文字、音樂、宗教、風俗習慣。分得更細的話,則有法律制定、選官制度、貨幣制度、建筑技術、歷法、服裝、節日等等。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找到對方文化的影響。
3、中國和東南亞各國的交往主要是在和平的環境和自愿的基礎上進行的。不可否認,在中國與東南亞的長期歷史關系中,不時的出現邊境紛爭,大小不等的戰爭,有的是中國封建王朝的統治者所發動,有的則是東南亞國家間發生的入侵與防御而引起的。同時也有是占領國強迫被占領地人們接受本國文化。但是,這些紛爭和戰爭都是暫時的,歷史發展的主調是和平的,也是各國間官方民間自愿進行的,是互利互惠的。正是這樣的環境,為中國和東南亞政府之間的接觸,人員的往來、通商貿易、移民定居提供了保障,從而進一步加強了雙方的聯系和交流,促進了雙方社會、經濟、文化的進步和發展。中國和東南亞兩地間的交流歷經2000年的發展卻不曾中斷就印證了這一點。
4、雙方間的文化傳播主要是通過民間渠道,發揮作用最大的是各國的僑民,其中又以華人華僑的努力為主要形式。在研究史料時不難發現,明清時期是東南亞的中國移民迅速增長的時期,也是中國與東南亞交流迅速發展的新時期,中國文化對東南亞的影響也更加深入。這是由于,華人華僑深入當當地社會的各個階層和各個領域,與各個階層和各種職業的當地人產生經濟、生活等聯系,使中國文化被更多當地人所了解。同時,華人華僑在當地注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以及這些文化與當地文化的融合,使得當地人更樂于主動去與中國文化交流。
5、雙方的交流不僅促進了雙方間各個領域的進步及發展,同時有利于這些文化的保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史學、語言學、建筑學等研究研究。首先,文化間的交流是有助于文化的革新的,在交流的過程中博采眾長,注入活力。另一方面,很多語言、文字、習俗、技藝、書籍等會在戰爭或者政治事件中失傳或者消失。但如果這些文化在多個國家間傳播,便避免了這樣的情況發生。如許多在現代漢語中早已消失的古漢語詞匯,直徑仍然運用于越南人們的口語中,成為語言學家研究古漢語的重要參考資料;而在史學方面,如唐代高僧義凈赴印度求法,途經末羅瑜、室利佛逝,所譯的《雜經論》,撰寫的《南海寄歸海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成為研究古印度尼西亞,特別是室利佛逝的珍貴史料。同時考古工作者可以利用這種便利,把遺漏的歷史事件、歷史材料補全,以上就是讀完這本書后,得出的對中國與東南亞交往的途經和特點結論
三、讀后評價
本書相對于很多有關著作來說,比較簡短,但卻全面,全書六個章節,各有各的側重點,按照不同領域來敘述。在重點介紹交流過程中,中國文化在東南亞的影響,同時也簡要敘述看東南亞各國文化在豐富中國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書中把東南亞地區作為一個整體,簡明扼要地全面介紹中國與東南亞文化交流。所用語言,通俗易懂,寫作過程中,參考的書目多,相關史料運用得恰到好處,在證明自己觀點的同時,也加深了讀者的認識。但本書對于東南亞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敘述篇幅只有一章,雖然與古代東南亞發展的實際情況有關,但篇幅過短不能完全體現交流作用的相互性。
第四篇:中國文化的展望讀書報告
《中國文化的展望》讀書報告
《中國文化的展望》是殷海光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是現代思想史上一部重要文獻。書中采用西方社會科學(特別是文化人類學)的一些概念及邏輯分析的方法,討論近代百年中國歷史文化的變遷。作者具有開闊的視野,能把中國作為世界體系中的一部分來對待,能以世界的、全局的眼光來展望中國文化,對讀者頗具啟發意義。本書不僅是殷先生對“中西文化論爭”這個問題的回應解析,還全面展現了他的文化觀與人生觀,具體反映當代自由主義者探求理想未來的思維世界。本書是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要用簡短文字完整地進行評述,顯然是有難度,因此挑出本書中我關注的“自由主義的趨向” 和“西化的主張”這兩章進行分析。
就文化觀來講,基本上有兩種,一是功利主義文化觀,一是自由主義文化觀。《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是自由主義文化觀。殷海光是哲學家金岳霖的學生,又深受羅素、海耶克等人的影響;他的學術思想有兩大支撐——邏輯經驗論和自由主義觀念體系。因此殷海光反對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并且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制度有嚴重的曲解,這些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都有所體現。我們普遍認為,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東西,這是不正確的,資本主義也不允許自由主義泛濫,社會主義也不會允許。自由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至最高階段的表現,體現了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夠真正實現人的自由、自在、自為。而在階級社會,任何政府都不能允許自由主義泛濫。但是我們也沒有必要否定殷海光的文化觀,因為他的文化觀必竟為我們的文化哲學增添了增添新的內涵,也對人類終極目標的文化愿景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而“西化的主張”中,書中也展現了中國文化界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全盤西化的一些極端觀點。關于梁漱溟對文化的認知問題,他認為人類生活有三大問題,即人對物、人對人和人對自身生命的問題。同時,人類生活有三種根本態度,即意欲向前要求、意欲調和持中與意欲反身向后要求。近代“西洋文化”以第一種態度解決第一個問題,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分別以第二、第三種態度解決第二第三個問題,于是人類文化演變為三大系,由于三大問題深淺不等,其出現時期應有先后,“西洋文化”為代表的人類第一期文化尚未完成,而中國人不待走完第一期就直接進入了第二期。中國的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早熟,于是出現了短缺的一面,即為幼稚、衰老、不落實。不過,按他的說法,印度文化就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是人對自身生命的問題,中國文化則是人對人意欲調和持中。而發展至西方文化的工業革命則是人對物的問題,體現意欲向前要求,如今已經走到窮途末路了,而前工業時期,則是印度文化為主導,是解決人對自身生命的問題,體現意欲反身向后要求,這種出世的文化傾向,依然無法規避當前的全球化碰撞的問題。
于是,按梁漱溟的觀點,中國文化正當重新可以煥發新生命之時,意欲調和持中,這才是解決文明的沖突,構建和諧的世界的主導思維。這個上個世紀提出的觀點,在經歷了時間洗禮之后,我們現在看來,還是有著一定的啟發性的。
于久達
新聞系2班學號:08080218
第五篇:中國發展戰略與中國文化軟實力
國家發展戰略與中國文化軟實力
[摘要] 文化軟實力是相對國家的經濟,軍事,政治等硬實力而言的實力。一國在國際交往中因其所崇奉的思想、知識和價值得到普遍認同而獲得了影響他國行為的能力都可稱為文化軟實力。體現和維護本國國家利益的思想、觀念和原則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和廣泛接受,可以影響他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行為,減少自己的對外政策實施中遇到的抵制和阻力,從而有助于一國在國際交往中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增進自己的國家利益。文化軟實力的強弱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關系到一個國家維護自身國家利益實現自己戰略目標的能力。因此,我國在提高自己的國家綜合國力的同時,也要提升自己的文化軟實力。本文旨在說明提高文化軟實力的必要性。
[關鍵詞]發展戰略 文化軟實力
1什么是文化軟實力美國學者約瑟夫·奈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率先提出“Soft Power”的概念,國內目前通稱“軟實力”,其實應譯為“軟權力”。它是指一國所倡導或奉行的價值理念、政策戰略、制度安排的正當性或合法性獲得他國的自愿認同而在國際事務中無須通過命令或強制等方式贏得他國支持與合作的能力。奈指出,軟實力是一種同化性權力(co-optive power),它與命令他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動的硬權力或指令性權力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它實際上是一種柔性的國際影響力。奈認為,軟性的同化權力與硬性的指揮權力同等重要,在捍衛和增進自身的國家利益方面,前者顯然遇到的抵制更少,實現國家利益的代價更低。奈進而指出,構成一國軟實力的權力資源包括本國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多國公司的數量和實力、自身主導的國際機制的規則和制度等資源。
軟實力的概念提出后,在學術界和社會各界都產生了很大的反響。我國學術界對軟實力概念也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有學者指出,軟實力的內涵包括三個部分: 一是思想、觀念、原則;二是制度,包括國內制度與國際制度;三是戰略和政策,發展模式、國家形象、信息和相互依賴等可納入其中。他進而指出,軟實力的核心是文化,而且主要是文化中的核心即價值觀,制度和戰略與政策都有賴于觀念、思想、原則的支撐。既然軟實力如此重要,一個國家的硬實力搞不好,可能一打就敗;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搞不好,可能不打自敗。學者們一致認為,文化軟實力建設對于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具有重要意義。提高文化軟實力既是一項長期的重大戰略任務,也是解決當前我國文化建設所面臨的突出問題的現實需要。縱觀世界歷史,所有強國的發展,都是國家戰略形成民眾共同意志,全體民眾共同努力的結果。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只有發揮民眾的共同力量,激活民眾的創造性智慧,這個國家才有可能走上強國之路。同時,也有助于這個國家屹立與世界民族之林。而儒家文化就是凝聚我們民族凝聚力,防止一盤散沙的粘合劑。
2:提升文化軟實力的必要性:
文化是國家和民族的靈魂,集中體現國家和民族的精神品格。它對人類的創造力和凝聚力,對社會的發展和歷史的進步起著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文化的發展不但標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明水平,也標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綜合國力和軟實力強大程度。文化的發展不僅關系到一個社會和國家的精神文明的建設,也關系到一個社會和國家的物質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設。在社會發展中,人是生產力的最重要的要素。而人的重要性大抵是與人所擁有的文化程度成正比的。人的文化程度越高,作為生產力要素的作用便可能越大。.在這一意義上,,文化也是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科學技術就是生產力,整個文化環境都不是與生產力無關。一定的社會制度和政治法律、道德倫理、風俗習慣都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有力的影響。.這些方面的先進與落后,就會促進或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即如文學藝術、宗教信仰和語言文字,作為人的文化素質的構成,也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智力的支持和品格的保障。今天,文化的相當部分還直接表現為生產力,出現了具有極大經濟價值的文化產業。文化作為軟實力的重要,往往體現在它的影響上。即文化的發達程度和先進程度所產生的魅力,包括對本國和本民族所產生的凝聚力與對它國它民族所產生的吸引力。文化越發達越先進,它作為軟實力的影響就越大越廣泛!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強大,不獨表現在經濟軍事等硬實力的強大上,還需要文化作為軟實力的強大。因而發展文化,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它關系到我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現。發展文化不僅需要戰略的眼光,還需要審時度勢地制定正確的文化發展戰略,以求揚長避短,升優汰劣,與時俱進,勇于創新,在當今世界的總格局中實現我國文化沿著正確的軌道快速地跨越式地發展。正如胡錦濤同志所指出,“誰占據了文化的制高點,誰就能夠更好地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
3:我國提升文化軟實力的做法
3.1將提高文化軟實力納入本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或國家發展戰略之中。文化軟實力攸關一國的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20 世紀90 年代以來,發展軟實力,在全球范圍內推廣美國的民主和價值觀,成為維護美國價值觀安全和使美國變得更安全的必由之路。美國總統直接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高度重視運用美國文化軟實力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特別是文化價值觀安全。國家安全委員會每年一度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文化安全占有重要地位。
3.2將文化視為一種創造財富增加價值的創造性產業,集聚各方力量大力發展本國的文化產業,增強本國文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世界上的許多國家在經濟政治軍事實力達到一定規模時,都會通過提升其文化軟實力的方法而進一步提升其綜合國力。
傳統文化觀將文化和產業對立起來,認為文化乃是一種遠離市場的藝術,市場和文化格格不入。文化產業的概念將文化生產和消費與市場鏈接起來,同時對市場提出了趣味性和精致性的文化要求,文化市場化和市場文化化都成為文化產業的重要內容。文化產業概念強調文化創造財富和文化增加價值,既重視文化的市場化推動文化產品的生產、經營和消費,又重視市場文化化的趨勢努力提高產品和服務的文化附加值和大力發展“以文化為基礎的經濟”或創意產業。
企業集團以及全社會支持文化藝術事業;利用自身的國際政治經濟優勢支持本國文化商品占領國際市場。
3.3重視思想、觀念和原則的生產和傳播,支持本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和思想庫的發展,努力使本國成為國際社會新思想、新觀念和新原則的生產者和傳播者。
思想、觀念和原則等價值理念是文化軟實力的核心內容,新思想、新觀念和新原則的生產和傳播是發展和運用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渠道。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是生產思想的源泉,思想庫是生產政策思想、引領社會思潮的獨立的、非營利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思想庫往往被稱為發達國家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的第四種權力或媒體權力之外的“第五種權力”。具體說來,我國在世界范圍內建立孔子學院,傳播儒家文化就是很好的豐富世界文化,增強文化軟實力的方法。儒家文化尚和,講究仁愛思想。所謂仁愛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凸顯了儒家思想純粹而崇高的道德精神。它意味著:自己不是在他人對自己好的情況下,才回報似的對他人好;自己對他人好,也根本不是為了得到他人的回報;自己無條件地對他人好,只因為根據自己的心來體貼他人的心。孔子的另一個思想就是義,義意味著合乎禮儀的等道德規范,一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內涵,是指人的物欲追求合乎禮,仁,道等的政教倫理規范。儒家崇尚和而不同的思想為當今世界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很好的理論依托。全世界范圍內孔子學院的建立就是很好的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方法。
3.4通過舉辦奧運會世博會等國際活動來提高國家的文化軟實力
李光耀曾指出:“只有在其他國家羨慕并期望模仿一國文化之時,其軟實力才得以實現”。只有當一種文化在實踐中發揮促進國家社會進步的良好效能時,他國才能信服,進而對其心向往之。如果在本國失去生命力,在國際社會就自然會失去吸引力。這就需要國家擁有強大的文化凝聚力。文化凝聚力是一個國家所具有的聚集、團結和組織全體成員的向心力,是保持國家統一、內聚穩定的內聚力,是一種積極向上的道德規范和價值取向。
結語 本論論述了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性,希望通過以上論述,喚起國家及民眾對文化軟實力的重視。通過提升國家的軟實力來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對內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等領域的發展,對外則擴大我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同時為世界文化的多樣性作出貢獻。
參考文獻:《論語》
《十七大以來的重要文獻選編》
《國家十二五計劃綱要》 新華網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北京 人民出版社
《梁文道文集》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在北大聽講座》 新世界出版社 作者文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