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設計與中國文化

設計與中國文化

設計在中國源遠流長，只是在最初不叫設計，當然現在人們將古代的設計作品統稱美術。中國美術有著悠久的歷史，從18000年前山頂洞人的裝飾品上，已經看到審美意識的萌發，我國最早的北方巖畫也可上溯到1萬年前，傳統繪畫的最早一縷曙光，是從彩陶文化中透露出來的，彩陶的裝飾紋樣成為我國一切裝飾紋樣的始祖，特別難能可貴的是，我們的祖先們自從開始了美術活動，就再也沒有停止過美的創造。從原始時代璀璨的玉器和彩陶藝術，到奴隸制時代盛極一時的青銅工藝，從氣勢宏大的秦漢藝術，到審美自覺時代的六朝書法繪畫和佛教藝術，從“燦爛而求備”的唐代美術，到宋元明清的人文畫民間藝術等等綿綿不絕，其中的雕塑和建筑對后世的城市建設影響頗深。

這些先祖們創造出來的藝術，充分體現出這是人類思想與靈魂相撞的美麗的精神火花，賦予物體一種理由一種讓他們永存下去的理由和意義，我們由衷的感到他們的偉大和執著。

經過數千年的發展，藝術永遠伴隨著人類的發展而發展，一種新的設計理念的提出，將經過數以萬計的人的努力和研究，歐美近些年在設計方面的發展速度驚人，特別是美國的發展更讓人瞠目。他們在設計與文化和諧交融方面做得非常好，雖說這個發展僅僅幾百年的國家沒有多少歷史文化，可他們就是把這點文化在設計甚至在其他領域體現的淋漓盡致，而我們呢？一個擁有幾千年文化歷史的國度卻在干什么，每年都有好多搞設計的人去國外取經，可結果呢！一切顯而易見，我并不反對去國外鍍金，我就是想我們這些搞設計的人從我們的文化中創作出我們自己獨到的作品，就像《周易》中所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辯證觀。

當代的設計幾乎涵蓋所有領域，但是糟粕作品居多，要想在這個領域好好發展并非易事，我這里只就傳統文化在設計中的融合談談，電視中的廣告而言不要過分追求歐美風格，讓觀眾大惑不解而覺莫名其妙。建筑設計方面我們有更多的借鑒歐美現當代建筑，古羅馬建筑，印度建筑，我們的故宮建筑和民俗建筑等等。在現代城市建筑和別墅建筑方面都是很好的材料。再說園林設計我們可從古畫如《清明上河圖》，唐寅的山水畫中，江南的遺產文化私家園林，北京的皇家園林等等。我們可以學到無數的好東西。《道德經》所言：天下難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細。

中國文化沒有像兩河文化，印度文化乃至希臘文化那樣，于長途跋涉中衰敗乃至隕落，而是以強大的生命力延續至今，與主體不斷的吸納同化外部因素有密切關系。換言之，中國美術設計有強大的納構力，它具有不斷吸收可用者而又不喪失自我的旺盛生命力。所以說當代的設計可植根于中國文化，我覺著它在設計方面有著強大的潛力。我們絕不做，學師者生，似師者死。

繪畫中有一句話說：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我想用到設計上也是一個道理。記得我的一位老教授在課堂上說過：“設計的前沿得看建筑設計與時裝設計。”他說得很對，因為它們在社會上是最敏感的。設計的前沿，設計永遠得看到前沿的東西，這樣我們始終擁有新的養分，來為我們的社會創作出更加優秀的作品！

第二篇：“師”與中國文化

“師”與中國文化

——關于中國教育大戰略的一點思考

章啟群 《 中華讀書報 》（2016年02月24日 13 版）

社會問題歸根結底是人的問題。人的知識、教養、情趣尤其是健全人格的形成，主要依靠教育。因此，教育是社會生活的上游。上游包含起源和導向的意義。河流的上游污染了，下游只能束手待斃。教育要是出了根本的問題，整個社會生活就會失序、混亂。這樣的社會頑疾一般也是難以根除的。

中國的教育不能完全與西方的education等同，因為中華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因此，全面照搬西方現成的教育模式在中國不會成功。經過一百多年的新式教育，中國教育有很成功的方面，也有難以逾越的痼疾、困厄。嚴肅、深刻、全面地思考其中得失成敗之因，對于未來中國教育的發展，具有根本方向性的意義。

限于篇幅，本文集中討論“師”在古代中國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作用和意義，試圖揭示現代中國教育中“師”的缺失以及由此產生的深層社會問題，實質上就是核心價值觀缺失的問題，以期引發思想界對于中國教育大戰略的深入思考和廣泛討論。

“師”與道統

韓愈《師說》為人們耳熟能詳的名篇，其辭云：“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道就是古圣賢之道，大致可以概括為“仁義禮智信”，其重要載體就是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實質上就是古代中國的核心價值觀。師為道存，是為韓文之主旨。師對于道之依附關系，韓文言之甚詳。然而，道對于師之依附，則韓文無說。實質上，師與道應該是相輔相成之關系，兩者共存共亡，缺一不可。師與道的共存關系，決定了師在古代中國社會中的極端重要性。

師與道之共存關系，應該從孔子起始。從史籍中可知，教育體制的建立在古代中國具有久遠的歷史。傳言夏、商、周均有學校，孟子言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滕文公上》）此言雖不可確證，但至少周朝開辦學校應是不可懷疑的。“禮治”是周朝的立國之本。施行禮治的管理人才必須通過教育才能培養出來。而統治思想的論證、各種制度的設計等，最終也依賴于人才。因此，教育涉及到周王朝長治久安和統治延續接班的根本基業，是國家的基本國策。《周禮》關于周朝的學校有細致描述，不可能完全出于杜撰，所謂辟雍、成均等名，應該淵源有自。既有學校，則必然有師。早期為師之人雖不可考，但孔子作為民間教育的第一位師，也不是橫空出世，應該是周朝教育體制的延伸和創新。

據《周禮·地官·保氏》，周朝學校教授學生“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后世因此有孔子以“六藝”教學生之說。但《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莊子·天運篇》亦云孔子治“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與社會生活技能相關，“六經”則是儒家經典。“六經”是否為孔子所作，后代說法甚多，但是皆不能否認孔子與“六經”之密切關系。與孔子同時或稍后的諸子百家，不僅創立了百家學說，同時大多也都開科授徒，聚眾講學，成為碩學名師。最著名者莫過墨子，曾使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可見其規模和影響。但是，孔子之后，特別是漢代之后的古代中國，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經學，成為學校教育的唯一選項。“四書五經”（《樂》亡佚）是學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后代經常把師與“經師”混稱，表明二者不可分割的關系。

韓愈把師的職責概括為“傳道、授業、解惑”，“傳道”為首，不僅指出了師的使命，也揭示了師在古代中國極為重要的位置。從古代中國人所供奉的牌位“天地君親師”，就可以看出師極為崇高的地位。“天地君親師”是一切人間價值之源起和本根。天地是萬物之本，君是國家之本，親是家族之本，師是“成人”即教養之本。除了天地之外，帝王是政治生活的軸心，父親是家庭生活的軸心，師是教化的軸心。孔子就是師的代表——“至圣先師”“萬世師表”。這三個軸心是安定社會生活的“鐵三角”，是古代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的基石。在這個意義上說，孔子、儒家、儒教、禮教之間的關系也是難以分割的。

道統是社會秩序的理論表述，是社會理想和社會價值的集中體現。作為中國大眾教育的真正創始人，孔子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樹立社會政治、道德理想，培養君子人格。從《論語》中的核心觀念，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愛人”“中庸之為德也”“克己復禮為仁”等即可看出，他教育學生重點是在人生觀、價值觀及治國安邦的社會理想方面，而不是一般的生產技術（手藝）。對于那些關注耕種稼穡謀生手段之類事情，孔子很不以為然（例如“樊遲問稼”）。孔子的教育理念，奠定了古代中國教育的基本范式，并形成了悠久的傳統。教育的根本在于育人，而不是教學生手藝以謀生。這是師與工匠師傅的本質區別。孔子之偉大也正在于此。韓愈所云“師者傳道”，正揭示了古代中國教育的本質特征。

孔子之后，儒分為八，傳道授業延續不絕。戰國中后期之齊國稷下，更是名師碩學薈萃之地，成為各地莘莘學子慕名向往之勝地。秦漢所設立博士之官，實際即是各學科之名師，亦為學界翹楚。這些在講壇上向眾學子傳道授業者，也是中國思想的偉大創造者。孔子自不必言，從孟子、荀子、董仲舒，到宋明的程、朱、陸、王，直至清末明初的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他們皆為青年導師，亦為學界首領，同時也是偉大的思想家。他們不僅通過授課生徒傳承中國文化、思想，使之薪火相傳，生生不息，同時創造新的思想、學術，讓中國文化、思想的長河更加波瀾壯闊。圣賢思想通過師的教化形成了“尊德性、道問學”的社會風尚。孔子和儒家思想通過讀經和教化，滲透到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之中。古代中華文明因此延續幾千年，即使在19世紀中葉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戰，今日中華民族又展示出復興的曙光。

我們不禁設想，倘若沒有這些振鐸舌耕的大師們，數千年華夏道統何以承繼？源遠流長之煌煌學術何以存留？由此可謂：道之所存，亦賴之以師也。“師”是中華文明獨有的職業

師在古代中國的這種地位，是世界文化中獨一無二的現象。這與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密切相關。

中國的歷史文化具有與古代希臘羅馬、印度、伊斯蘭、印第安以及非洲等文明明顯不同的特征。著名的意大利思想家維科（G.B.Vi?co1668-1744）認為，所有民族國家的早期發展必須具有原始宗教。按照蔡元培的觀點，成熟的文明必須具有宗教、科學、藝術、哲學。從人類歷史看出，宗教對于人類社會生活具有異常深厚和十分頑強的影響力。一般人們所謂的核心價值觀，主要是宗教提供的。哲學盡管提出真理觀（知識論）、善惡觀（倫理學）、美丑觀（美學），但都是一種學術研究，停留在理論層面，并且百家爭鳴。因而哲學無法像宗教那樣為整個社會提供大體恒定的價值觀。不懂得哲學思想與不懂得高等數學、量子力學一樣，不會影響一個普通人的社會生活。而宗教提供的價值觀與每個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關。

因此，在西方，宗教不僅是古代人們生活的意義指歸，也是中世紀的統治思想，實際上伴隨整個西方文化的進程。近代以來，康德論證了哲學的對象及其功能，亦為信仰留下空間。盡管尼采在19世紀末葉宣稱“上帝死了”，而且現代科技無孔不入，但宗教在西方的領地沒有絲毫收縮，依然支配著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在西方，宗教與科學、學術是一個互補的整體，是平衡整個社會的精神兩翼。不僅是西方，在今天已經現代化的國家中，例如日本、韓國，不僅傳統的宗教影響力仍然存在，而且新興宗教可謂如雨后春筍。可見，理性與信仰之間的張力依然非常巨大。

人類文明的進程有一般規律，也有特殊現象。中國的宗教狀況即屬于一種特殊。現今考古發現，遠古中國也有大量原始崇拜遺存，不僅新石器早期的良渚文化、紅山文化等有大量祭祀的玉器，直到殷商時期，原始宗教對于社會生活仍具有巨大的影響力。甲骨文證明，商王每日占卜，重大事情請示鬼神做主。《禮記·表記》所謂“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為確實之論。但是，這種歷史發展軌跡在西周之后發生逆轉。

邊陲小國的周武王，打敗了政治、文化中心的泱泱中原大國殷商，僅僅用神靈、天命是無法解釋這一巨大歷史事變的。殷商亡國的經驗教訓，讓剛剛立國的西周統治者警鐘長鳴、如履薄冰。《詩·大雅·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周朝開國之君和圣賢，時時告誡后王以殷亡為鑒，崇德愛民，勵精圖治。為此，西周統治者樹立了“以德配天”的觀念，建立了“禮樂”文化。后世所謂周公“制禮作樂”，實質上是以周公為代表的一批知識精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會管理體制，形成了禮樂文明的社會形態。而“禮治”的關鍵，是理性在社會生活中成為主宰（禮即理）。于是，社會觀念和風氣為之大變。鬼神在社會生活中，尤其是統治者的活動中，退出了支配人間社會的高高在上位置。巫師在周朝已經遠不如商朝那樣，只是一般的宮廷供奉。殘余的敬神祀鬼基本隱退為儀式性的活動。這種儀式的性質正如后來荀子所言：“君子以為文，小人以為神。”從《尚書》《詩經》《左傳》可以看出這一歷史變化，國家的管理即處于理性的指導之下。

因此，與古希臘、古印度崇尚天神、梵天等超現實力量不同，中國從周朝開始即崇尚理性。（張光直先生將殷周巫師與薩滿在薩滿教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影響進行類比，其實很不恰當。周朝的巫師與薩滿已經具有本質的不同。）作為西周文化集大成者的孔子，在春秋末感慨當時社會“禮崩樂壞”，并竭力宣揚“克己復禮為仁”，是對于西周禮樂文明體制的深刻認同。而“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罕言“性命與天道”，表明孔子對于崇尚理性的西周文化傳統身體力行，是禮樂文明本質特征的有力佐證。

西周建立的禮樂文明，對于中國社會影響至深至遠，王國維稱此為“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并認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殷周制度論》）禮樂文化可以說是古代中國文明之總特征。此后，先秦的儒、墨、道、法諸家，皆鮮有神秘主義。漢代雖有儒學宗教化運動，但最后失敗。盡管東漢后佛教傳入，道教興起，對中國社會現實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甚至有皇帝本人（例如梁武帝）崇信佛法，但仍然沒有產生國家宗教。后來傳入中土的基督教、伊斯蘭教，事實上也沒有成為國家宗教。傳統的佛教、道教，對于古代的士大夫即知識分子的影響，基本上停留在文化層面。中國古代的儒、釋、道思想和理論，都與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在這些國家的位置和作用不同。瞿同祖先生說過：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神判法的國家。與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等國家不同，沒有國家宗教是中國與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最為不同的特點。這在當今世界上是非常獨特的。

除中國以外，現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整個社會生活都與宗教密切相關。卓新平在《全球化的宗教與中國文化戰略——對中國宗教問題的思考》一書中表示：“當今世界人口約70多億，各種宗教信徒近60億，占世界人口的85%，當前中國人口約13億，各種宗教信徒已逾3億。”可見全世界非宗教信徒的10億人中，99%以上是中國人。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有一項“世界人口信奉主要宗教傳統的比例（百分比）”表明：“全世界信奉各種宗教者的相對數量在本世紀沒有發生急劇的變化。”這兩個調查的結果大致相同。

當然，上述宗教有現代宗教與傳統宗教之分。例如佛教世界、伊斯蘭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包括東正教和天主教，都是如此。而古代基督教、東正教、伊斯蘭和佛教的世界，與今日世界的政治勢力版圖仍然具有一種大致的疊合。今日世界上爆發戰爭的地區，也與古代的宗教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由于沒有國家宗教，因此在幾千年的歷史和現實中，中國從來沒有產生由宗教引起的戰爭。

如果說，一種成熟的文明必須具有宗教，那么沒有國家宗教的中國，是如何實現社會的各項運作，而且保持高度的文明程度呢？換句話說，一般社會的宗教功能在中國社會是如何實現的？

古代中國雖然沒有國家宗教，但是，儒家思想通過讀經、科舉等途經滲透在中國智識階級的精神世界之中，并引領全社會的價值取向，實際上形成了一種中國式的宗教生活。古代中國的智識階級通過讀經和修身，也能達到類似宗教引領的境界。“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殺身成仁”的人格理想，與一般宗教的圣徒、烈士在本質上相通。而在民族大義面前和國家存亡的危機時刻，總有仁人志士赴湯蹈火，舍生取義，這種行為展示的就是一種宗教的獻身精神。共產黨人“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與儒家舍生取義信念本質上一脈相通。而在這種中國式的宗教生活中，師則是軸心。

由此可見，古代中國社會中的師，決不能等同于teacher、professor之類。除了道統的傳承、光大，師的人格意義亦為中華文明之特質之一。不同于西方、印度、伊斯蘭的宗教文明，理性的中華文明中沒有直接介入人們精神生活的主教、佛陀、大阿訇等，師實質上兼有介入人們精神生活的職能，兼有主教、佛陀、大阿訇等的職責。在古代中國，道德歷來與文章并論，人品比學問更重，這是中國文化中對于為師者的雙重要求。孔子為后人尊崇為圣人，是“萬世師表”，亦為全體民族的楷模。不僅是因為他的思想，還有他的行為，成為中國文明中之道德基礎。以后歷代之為師者，即是這種社會理想的傳承人和道德的身體力行者。師之行為方式，不僅為智識階級也為普通大眾提供了理想的人格范本。因此，雖然可以說，道為師所存之根本，而更應該說，師之所存為道之具體體現，或可以說即是道之肉身化。

可見，古代中華文明中之為師者，雖不能說與西方圣徒相似，卻肩負著學術、思想和道德之三重重任，傳承中華文明之圣火，貫通幾千年圣賢之血脈。

新學之興與“師”之隱退

但是，隨著中國現代教育轉型，師失去了依托的載體，從社會生活中自然退場了。

在西方現代學科體系被引入中國之前，中國的知識體系（簡稱“學問”）的總體構架和分類是經、史、子、集，即“四部之學”。《四庫全書》即是古代中國的《百科全書》。然而，在現代知識體系建構過程中，古代中國的“四部之學”必須要整合到現代學科門類之中。從“四部之學”到現代知識體系（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演進過程，可以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轉變中的院系、課程設置看到其軌跡。直至一批現代大學在中國建立之后，古代中國“四部之學”之知識范式，就完全被西方現代知識體系的范式所取代。以現代中國大學為標志的所有知識傳承與創造活動，絕大多數都是在西方現代知識體系的范式之下實現的。這個知識體系就是當下中國的科學知識體系，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與“四部之學”相比，這是全新的知識體系。應該說，這是新文化運動的理想結果，目標是向西方學習，振興中華。從觀念上來說，這個轉換是由古典學術向現代學術的轉換。從形態上來說，轉換之后中國學術可以與現代西方學術直接接軌，這樣不僅有利于中國學者學習西方，還能夠實現在同樣的標準之下進行新知識的創造，攀登世界學術的頂峰。

然而，在由“四部之學”向現代科學知識體系的演進過程中，有兩個重大問題至今難以解決。

第一是學科建設問題。對于自然科學來說，這種轉換幾乎是直接進行的。例如屠呦呦先生研究的《肘后備急方》，在古代屬于“子”部，現在毫無疑問歸入醫學。當下中國的自然科學研究與西方沒有任何區別。對于社會科學來說，這種轉換雖然遇到一些難題，但并不尖銳。除了一些歷史方面的研究（例如中國古代政治、法律、經濟史等）之外，就基本范式、主要概念、核心問題來說，中國當下的社會科學研究與西方的相同之處遠大于相異之處。在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等學科中當前盛行的西方自由主義思潮，也與此相關。然而，在人文學科建構中則異常困難，有些重大問題中國學界至今仍然沒有共識。如何將“四部之學”整合進各自的學科，這一工作不是簡單、機械的表面名詞、術語的切割、焊接和歸類，而是要透過文本內容實現內在中西思想的對接。因為中國古代的“文”“史”，絕不簡單等同于今日的文學和歷史學，而中國哲學學科的建構亦是更加復雜，不僅“經”部大多是哲學要典，“子”部等更是哲學重鎮，“史”部和“集”部亦有與哲學相關的不能忽缺之作，例如《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昌黎先生集》《劉禹錫集》等。

第二是學術功能問題。中西之間即使是相同學科，承載的學術使命和社會功能卻不盡相同。譬如說，以古鑒今是中國古代政治家治國的必修課。故修前朝之史為歷代王朝必行之事。中國古典“史”學的這些意義指向和功能，與其說與現代歷史學相關，毋寧說與現代政治學更加接近。就現代學術而言，歷史學則基本退居為政治生活邊緣的一門學術。

第三，更為嚴重的是，在這個學科轉換之后，“經”部被肢解，經學消亡。“經”部文本劃分到哲學、歷史、文學、語言學等學科之中，“經師”因此自然消失。讀經、修身、科舉這種傳統儒家的生活模式完全廢棄，師與道所承擔的中國式宗教功能，在這個學術轉換中消失殆盡。

中國為實現現代化必須建立現代知識體系，這是每一個民族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但是，“四部之學”的消解導致“師”的退場，導致讀經、修身活動消亡，這會給中國社會帶來怎樣的問題呢？

“師”的缺失及其社會問題

師的退場，實質上是中國社會一種文明形態的轉換。

從文明的形態來說，僅僅只有知識體系而沒有宗教的文明，則是不健全、跛足的文明，也是不可能延續、發展的，更不可能輝煌。從學科性質上來說，不僅自然科學，包括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都不具備宗教功能。照此推論，中國不能僅僅按照西方社會的模式，把古典學術轉換為現代學術體系，而把西方的宗教及其功能完全棄之不顧。那樣的中國只能成為現代化的“獨輪車”。失去平衡社會的精神兩翼，這種“獨輪車”式的現代化社會在地球上還沒有先例。

就今日中國社會現實而言，隨著古典學術范式的退場，儒學從中國人價值觀支配地位自然淡出。當下雖然也有一些“國學院”“儒學院”和“書院”，卻只能收縮在學術的象牙塔里。附著于傳統經學之上的價值觀不僅對于普通大眾，即使是對于人文學科的知識分子也出現陌生化。他們成為了真正的teacher和professor。古代中國社會中與“天地君親”并列，承擔社會教化功能而被普遍尊崇的“師”消亡了。讀經修身這種啟蒙必修課的廢棄，拆毀了智識階級道德人格建立的基本訓練，進而導致智識階級的精神虛無化。因此，在當下中國，不僅真正的儒家十分稀有，真正的道家、佛家也不多，倒是縱橫家們風生水起，各領風騷。為師之道在今日中國已經空心化。而為師之道的空心化，其虛無的深度和烈度要遠遠大于官員、商人的空心化。因為，作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教師的個人道德對于社會的影響力要遠大于官員、商人。由此而導致的虛無主義，是當下飄蕩在中國國人心靈深處之幽靈。

師的退場也導致社會教化的形態基本終結。就像必修的功課缺失導致基礎知識無法建立一樣，當下中國龐大的受教育群體的人格修養和精神世界，從理論上說就必然處于一個價值真空之中。對于建立社會核心價值觀來說，這正是釜底抽薪。為師之道與為人之道，其根本也是常人的道德，兩者之間內在相通。故錢理群先生悲嘆：今日如北大、清華這等高校，所培養者亦不免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究其根由，也應了韓愈《師說》之言：“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

核心價值觀建構與知識創造是教育的兩個根本功能。在西方這是由教會和學校分開進行的。建制上大學與神學院分開，并行不悖，當然相互之間也有互補。中國教育必須把現代知識教育與價值觀教育結合起來。這是一個繞不過去坎。解決核心價值觀的建構問題，無非只有兩種選項：或者通過教會、寺廟、道觀、清真寺來承擔全民的教化功能，或者通過學校承擔這種教化功能。如果第一個選項沒有實施的可能性，我們必須思考在學校教育中，如何在傳授知識的教育之外有效地進行人格教育。試想當下中國，除了在學校中尤其是中小學設立讀經學制，大概沒有更好的辦法。只有這樣，中國教育的兩個功能才能得以實現。

從體制上說，為了培養經師，則必須設立經學院。大學與經學院可以獨立運行。實際上它們之間在學術上也能夠互補。大學必須是現代化教育，西方大學教育是樣板。經學院培養經師，應該像西方神學院培養神職人員一樣。

人類歷史上湮沒的文明很多，例如巴比倫，古埃及，亞述，迦太基等等。現在的希臘人與古希臘文明沒有關系，現在的意大利人與古羅馬文明也沒有關系。由民族國家把古代文明一直傳承至今，嚴格地說，只有中華文明。中華文明如何延續、復興，應是當下中國有識者之首要課題。張之洞云：“世運之明晦，人才之興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勸學篇》）這是非常深刻的見解。從根本上說，一個民族興在于教育，亡也在于教育。

第三篇：中國文化與管理

傳統文化與企業管理

隨著經濟的發展，物質文明的發達，企業的規模越來越大，加之人們的道德良莠不齊，使得企業的管理難度和管理成本大大提升。一般企業的硬性規章制度難以規范到企業的每個角落，利用傳統文化來管理企業成了一個新的管理方向。

中國的傳統文化，既包括我國土生土長的以儒家文化為主流，其他諸子百家為支流的世俗文化，也包括了外來的，后來在中國生根發芽、開枝散葉的其他文化。如：宗教文化佛教。關于傳統文化的應用，已經有例子證實了它的可行性。早在日本，日本的經營之勝——稻盛和夫利用佛教的思想經營企業成了經營界的一個佳話。他白手起家，創立了“京瓷”和“KDDI”，兩個企業都位列世界企業500強。

稻盛和夫把佛教用于企業管理的成功例子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傳統文化中含有我們今天所需要的養分，這些精華在今天依然能發揮作用。

我國是個歷史悠久，文化源遠流長的國家，過去的兩千多年里，中國的文化傳承從來沒有發生過斷裂的現象。在漫長的封建時代里，儒家文化一直是封建王朝統治的主流思想，宋代名相趙普曾說過：半部論語治天下。雖然王朝早已成了歷史，當今世界，和平和發展是主題，企業間的經濟利益才是主旋律。面對現在一個普通的管理難以應付的復雜環境，企業可以有選擇地吸收儒家的管理思想，試想下對于一個復雜如斯的天下，儒家尚能井井有條管理了兩千多年，更何況一個企業呢？

所謂管理，是在社會組織中，為實現預期的目標，以人為中心進行的協調活動。《禮記》有言：人者，天地之心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上述的都是儒家關于人本的思想，對應到企業當中便是要求企業注重員工。員工，是企業的最寶貴財富，一個成功的企業背后往往有一批優秀的員工。員工與企業的關系，猶如儒家說的民貴君輕一樣，員工可以讓一個企業生機蓬勃，也可以讓企業衰敗。一個成功的企業，必須有一個成熟的員工管理體系。這就要求企業要做到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充分發揮員工的聰明才智。在建立一個有利于員工平等競爭、全面發展的平臺的同時，還要做好員工的保障工作，既滿足員工的保健因素，也提供了激勵因素。

除了人本的思想外，儒家的義利學說對企業的管理也有著積極的作用。子曰：君子寓于義，小人寓于利。在儒家的思想體系中，他們提倡的是重義輕利或者先義后利，所謂君子之于天下事，無適無莫，義之比也。說的是君子對于天下的事，沒有規定什么可以做什么可以不做，但要依照義來辦事。到了孟子，甚至發展到了要求人們舍生取義。在今天看來，義利學說有其自身的缺陷。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企業對于員工不能強求、不敢奢望他們為企業舍棄寶貴的生命，但是儒家先義后利的思想還是值得借鑒的。現在企業中的經濟犯罪屢禁不止的原因，除了制度上的漏洞缺失外，很大程度上由于人們內心的“義”觀念淡薄。從社會上看，有人為一時之縱欲，休妻離婚、拋妻棄子，失夫妻之義；有人為家產錢財貨物多少，兄弟反目，不惜對簿公堂，甚至有因一時之氣，弒父殺母，全無父母兄弟孝悌之義。這些種種現象，揭示了缺少義的危害。當一個企業人利字當頭時，他便有可能鉆制度的漏洞，極盡各種營營之事，損公司利益以自肥。減少、杜絕這些現象的手段之一便是依靠道德倫理的教化，彌補人心中的道德缺陷。在具體的措施中，企業應做的是加強員工的道德建設，灌輸集體主義思想，以高尚的精神感化人、鼓舞人，使人在潛意識中養成正確的義利觀。長期在這些思想的熏陶下，才有可能培育出德才兼備的企業人才

第四篇：梅與中國文化

梅與中國文化

摘要：梅素以民族之魂被中國人民喜愛，是中國傳統十大名花之首，梅的起源與發展，梅的習性與栽培以及梅花的應用構成了源遠流長，內容豐富的梅文化，成為中國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字：梅梅之魂梅文化

梅開獨先天下春，花中氣節最高堅。由于梅花的迎霜破雪傲寒綻放，并且最早給千家萬戶報來春天的信息，因此梅花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早已不僅僅是一種花卉，它已成為一定社會背景下人們精神追求的目標。它以廣闊、豐富、深邃的文化內涵，構成了中國獨特的文化形式。我們所說的梅文化，就是人們以梅花為對象進行培育、觀賞、研究等活動中所創造的物質與精神財富的總和。從一定意義上說，梅文化是各種愛梅賞梅活動所創造的社會價值及其實現的過程，它為中華文化增添了幾分瑰麗。

在漫天飛雪、萬花紛謝時，唯有梅花傲然挺立，梅與松、竹同具抗嚴寒、斗冰雪的特性．被譽為“歲寒三友。梅花的神、韻、姿、色、香俱佳，開花獨早，花期甚長，用途廣泛，品種繁多。自古以來，深受中國人民喜愛。而很多喜愛梅花的人，只能領略其美麗的外表，卻不了解其內涵。實際上．花卉與詩歌、文學、繪畫、音樂一樣有著豐富的文化底蘊，我們稱之為“花文化”。我國古老而偉大的花文化，顯示著中華民族的精神風貌，象征著中國人民的愿望與向往 “梅文化”尤其如此。

1、梅的起源與發展

梅是我國特有的傳統花果。根據各地的考古發掘顯示．多處遺址和墓葬中有出土的梅核，我國梅花專家陳俊愉先生和考古專家陳志達先生發現在《崧澤一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中的“崧澤遺址與古代種籽鑒定初步意見”記述著，掘出的地下梅核碎片堅厚，表面有分布均勻的小孔．即是野生型的梅．經測定此梅核碎片距今約5226-5906年。

觀賞梅花的興起，大致始自漢初，《西京雜記》載： 漢初修上林苑，遠方各獻名果佳樹，有朱梅、胭脂梅。西漢末年揚雄作《蜀都賦》云：“被以櫻梅、樹以木蘭。”可見約在2000年前，梅以作為園林樹木用于城市綠化了。

到了南北朝，藝梅、賞梅、詠梅之風更盛，“梅于是始以花聞天下”(楊萬里《和梅詩序》)。且以其“以韻勝，以格高 的高潔品性為中華民族仁人志士所崇尚歌詠。

隋、唐至五代，是藝梅漸盛時期。唐代名臣宋景作《梅花賦》有“獨步早春，自全其天”等贊語而李白、杜甫、柳宗元、自居易等，也有詠梅名詩。

宋、元年問，是我國古代藝梅的興盛時期。除梅花詩詞外，梅畫、梅書也紛紛問世。宋代梅詩特多，梅詞也多佳作 名家如北宋林逋(和靖)隱居杭州孤山，植梅放鶴．號稱“梅妻鶴子”其《山園小梅》中“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的詩句，至今廣為流傳。元代有個愛梅、詠梅、畫梅成癖的王冕，別號“梅花屋主”，在九里山植梅千株。其《墨梅》詩畫，皆遠近聞名 詩云：“吾家洗硯池頭樹，朵朵花開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顏色，只流清氣滿乾坤。”實際上是以梅花精神暗喻自己的名節。

明、清時期，藝梅規模與水平進一步發展，品種也不斷增多。明工象晉的《群芳譜》記載梅花品種1 9個，并分成白梅、紅梅、異品3大類。詠梅、畫梅之風有增無減。

無產階級革命家在賞梅詠梅的同時將梅花精神進一步升華。l950年12月，陳毅元帥一首《冬夜雜詠·紅梅》“隆冬到來時，百花跡已絕 紅梅不屈服，樹樹立風雪。”從正面點出了梅的剛正與頑強。偉人毛澤東以他浪漫的氣質和豐富的想象揮就而成的《詠梅》 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它在叢中笑 ”更是把梅花高潔勵人的品格推向極至。這是用梅花精神來比擬中國革命者不畏險阻、無私奉獻的共產主義精神。這種精神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是國魂。

2、梅花的應用

2．1觀賞價值

梅花的觀賞價值極高，其樹姿蒼勁，花色清麗，風韻灑脫，暗香沁人，尤其當滿樹梅花，迎春開放時，即有 萬花敢向雪中出，一樹獨占天下春”的壯觀景象，又給游人以“踏雪尋梅”的意趣享受。在園林中，在地勢高燥、陽光充足之處，均可自然配植。最好用蒼翠的常綠樹種或深色建筑物為背景，方可格外襯托出梅花冰清玉潔之美。可與松、竹相搭配，構成一幅相得益彰、互為補益的 歲寒三友”圖，也是一組相對穩定的人工植物群落。還可栽成專類園形式：梅園、梅嶺、梅山、梅溪、梅徑、梅塢、梅峰等，在花開時，能形成“香雪海”的美景，更使游人心曠神怡。梅花也可作切花，或用于盆栽、盆景。

2.2其 他

梅木堅韌而富彈性，是理想的手杖、算盤珠和雕刻等細木工用材。梅樹的根可制作書架和根雕，梅核可用作制活性炭的原料。梅酸還可作為媒染劑，以之染布，久不褪色。我國被譽為“世界園林之母”，很多中國名花早已蜚聲國外，而花雖小，但香韻雋永的梅花卻未受重視。現在，經過十多年來全國各界的努力，中華梅花的春天即將來臨 讓我們張開雙臂迎接梅花事業春天的到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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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T．魯賓斯坦[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 997．

第五篇：圍棋與中國文化

圍棋與中國文化（1）

圍棋的棋盤格子死板，毫無變化。棋子除黑白為對以分二方外，所有棋子沒有區別，無誰大誰小，無分工，不知性能。可一落到棋盤上，突然活起來，都在謀在殺，一著能使通盤皆活，或滿盤皆輸，變幻莫測，不可端倪。這正是典型的中國文化。有一位我所佩服的先生著文說：「象棋的最大優點，也是較圍棋的最大進步是：每一個棋子有每一個棋子的性能。」這真使我大失所望。他不知道圍棋的無可無不可正在個中，且又不知道中國人對于他手下的東西最討厭有固定的性能。再看下去：「象棋棋子越下越少，而圍棋棋子越下越多，少則容易控制，多則眼花繚亂，滿盤密密麻麻，真能看出青光眼。」倒還有些意思的是稱這是「象棋和圍棋的最大差別」，則又大謬不然矣。

圍棋和象棋比，棋子無固定性能，這就比象棋對人的主觀依賴性為大。中國象棋每個子，與生俱來有一身本領，人服從于這一性能。象棋的每一個棋子的作用是固定的，而且看起來有天賦的優越條件，例如車可以橫沖直撞，馬可以斜過去吃子，當然這是他們的好處，但是也是一種限制，總是一種天賦吧！車好像出身高貴，似乎是紈绔子弟，舊時代的王公貴族。兵很可憐，只能往前，只能走一步，過了河才能橫行，橫行也只能走一步。而且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一切努力都是為了保護將，將死了就是棋局終了，即使別的子很多也是輸了。象棋布局也是先布好，像羅馬方陣圖一樣，擺出陣地決一死戰的架勢。圍棋就不同，每一個子都靠人的主觀，它本身沒有天賦，全仗人，下棋人，臨時決定，臨陣決機。這樣圍棋形而上的成分高，象棋形而上的成分少??象棋的布局先固定死，再分頭沖殺，而圍棋的宏觀布局先存于心，且邊走邊布，重在占位。我以為圍棋是典型的真正的中國式。

中國象棋落子非常明確，為的是殺傷對方的有生力量。圍棋落第一手時，戰場上空無一物，第一手下去，根據你的第二手才有第三手。棋手在布局上很下功夫，絕對不是為了殺傷對方有生力量。正如老子所說：「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老子說的，是很有辯證法的，要能收縮，一定要先擴張；要想放棄，一定要先張揚；要想奪取，必定先要給予。這樣的辯證的思考，是在圍棋手的心中一直在進行中的。根據實際的情況臨陣決機。圍棋的棋子沒有大小，但一旦落到棋盤上，變化就開始了，都在謀在殺，而且是陰謀陽謀結合在一起的。比如棄子戰術，吃虧一點，是為了叫你上大當。圍棋可以說是明明白白，卻又是居心叵測。圍棋和中國人的通脫老辣相象。中國人中間的一些人非常瀟灑，但他又是老奸巨滑的。二三十年代人論中華民族性中就提到這樣的特點。好多作家說過，我記得林語堂就說過這個意思。好像并沒有表現出兇巴巴的樣子，就像老子說過的「和光同塵」，不那么直露，光芒不那么耀眼。往往表現出一種超脫，但這又不是真正的超脫，表面上裝出一種消極的超脫這里面埋伏著老滑。

所以我從這些地方，認為它和中國的哲學扣得特別緊，正是在這種地方使圍棋成為非常典型的中國文化的代表，有最典型的中國哲學氣息。

圍棋又可以和中國人另一個很重要的理論相映照。中國人往往說「引而不發」。中國人不是講中庸嗎？「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我們就舉個普通的例子，就如弓箭，假如有十個人包圍我，我手里只有一根箭，我采取的辦法只能是引而不發。當我拉開了弓威脅著每一個人，「誰過來？」這十個人唯也不敢過來。假如我將箭一下子射出去呢？射死了一個人，但是，余下的九個人全部過來了，我就完了。

《易經》講時，講位。每卦有六個位：初、二、三、四、五、上。某一特定的時，某一特定的位，再加上一個度。圍棋上的位也跟走的時間、局面的程度有關。我的棋子啪地下去，一下子對方可以傻眼。兩個高手的棋還一點點往下走，進行肉搏，收官子之類；低手的棋，布局時位就被高手悉數占到，不戰而敗。棋子根本用不著走下去了。《易經》的位經常在調整，比如同一個第二爻，剛說他是好的，到第三爻又說第二爻是壞的。怎么會這樣？實際生活中也不稀奇。我想圍棋是和《周易》相通的。一個子落到棋盤上，沒有缺點是不可能的。正如做任何一件事都有利弊，利多還是害多？如是利多，就可以上了。兩個高手下棋，很難有萬全之策。

這個子落到棋盤上，還可能有許多的功能，別的子還能受到它的影響。有時它的「位」原來是好的，走到一定的時候，它又不好了，它又礙手礙腳了，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這與《周易》也有一點相像。我在研究《周易》的時候發現，有時很好的爻位，到了一定的時候就會礙事，可能會阻擋你前進的道路。或者開始不錯，但走下去會給對方做了件事情，對方可以馬上利用你這東西，這是他開始時沒有想到的。但是以后又可能起作用。像《周易》中說的「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又呼應起來了。圍棋中的包圍，反包圍，大包圍，這樣的千變萬化，也與《周易》相通。圍棋和《周易》最終什么東西都歸結到一個「數」。中國人對這個數，講天數、氣數，如果撇開它的迷信思想，實際上什么都是由數決定的。《周易》雖然是「象」，實際上「易者數也」。為什么？「象」實生于數。離開了數就沒有「象」。可以舉個例子。「某人，某地，淋雨兩小時，第二天起，感冒發燒，三天后痊愈。」這是一個「象」，但這里，還不是有許多數目字？離開數無所謂「象」。圍棋也是一個「象」，但是核心是數，都是數目字。圍棋每個子都沒有成見，沒有給某一個棋子如象棋一樣先定什么調子，不賦予你任何特權，平等競爭。棋盤死得不能再死，里面是很平等的。下棋人和對手也是非常平等。而且一開始不如象棋一樣占好位。我非常討厭象棋（當然從社會學的角度去談），把位置預先弄好，令我很不喜歡。我非常贊賞圍棋一律平等，看自己的作用，這正是希望所在。

圍棋與中國文化（2）

（五）圍棋中的人生哲學

“黑白演繹如世事，紋枰對弈悟人生。”不知道從哪朝哪代開始，就有了“棋如世事”和“人生如棋”的說法。人們常把“學棋”與“做人”聯系在一起，把圍棋的棋理看作是做人的道理。如果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可以說圍棋中蘊含著人生的哲學。

下棋要懂棋理、走正著，才不容易失敗；人要有道德、走正道，才不致于墮落。下棋要有大局觀，思路要清晰，意圖要明確；人生也一樣，要有長遠規劃，要有自己的既定目標。下棋不能夠貪心，做人也不能忘乎所以。我們說，圍棋與人生都有三個階段。圍棋布局的好壞會直接關系到形勢的優劣乃至全局的勝負；一個人要想在事業上取得成功，在青少年時期就要打好基礎。圍棋的中盤是雙方激烈爭斗，決定勝負的一個關鍵階段；而人到中年，則是奮力拼搏、事業有成的黃金時期。人到晚年就相當于圍棋的收管階段了，雖然大局已定，但也要居安思危，不可等閑視之，要防止功虧一簣，晚節不保。下棋取得了優勢時，既不能得意忘形，也不可縮手縮腳，要善于一步步地把優勢轉變為勝勢；當棋局處于劣勢時，既不能喪失信心，更不能意氣用事，要千方百計地尋找對方的弱點和破綻，耐心地等待扭轉局勢的機會。人生也是如此，在一帆風順時，要想到遭受挫折的可能性，時刻做好接受前進道路上各種嚴峻考驗的準備，最終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當身處逆境、遇到坎坷時，不能灰心喪氣，要依靠頑強的意志，通過自己不懈的努力，克服各種困難，戰勝人生道路上的各種艱難險阻，到達勝利的彼岸。下棋要力爭主動，不可讓對手牽著鼻子走；人在社會中生存，也要爭取主動，要努力學習、主動掌握各種技能，主動適應社會的競爭環境。無論是下棋還是在生活中，我們都要有一顆平常心。下棋要平心靜氣的對待輸贏，生活中也要心平氣和的看待名利和榮辱。無論是棋局還是人生，都不能把結果看得過重，重要的是要把過程做到極致。一個好的過程是值得認真回味的，只有好的過程才會有好的結果。如果沒有好的過程卻有了好的結果，那只能說是偶然。人生和棋局都會有偶然，但我們卻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偶然上。這就像不能把賭注下在彩票中百萬大獎上一樣。棋局中經常會出現各種選擇，而人生中也是要經常面臨各種選擇的。對于棋局和人生，我們都要冷靜和理智的面對，都要有一個正確的態度。如果說“棋如人生”，其含義就在于：與其一心想贏棋，不如專心下好每一步棋。因為下棋要步步取“正道”，而人生也是如此。

我們說，下圍棋是否講究禮儀，也能體現出一個人的修養來。第一手棋應該下在棋盤的右上角，把方便對方下棋的左上角留給對方，以示尊重對手。在現實生活中，同樣應該講文明、有禮貌，尊重他人。做為晚輩或棋力低的一方，在對局的前后都應該主動地整理棋具。這不僅體現了對他人的尊重，也是把自己擺到了謙虛好學的位置。圍棋講究落子無悔，無論走得好還是走得差，你都要自己負責，因為棋是你自己走的，不能悔棋，這也正如人生不能再重新來一樣。從某種意義上講，小小的圍棋盤，就是我們人生的大舞臺。圍棋吸引我們的并不是雙方對決的勝負，而是蘊藏在其中的一條條做人的哲理。與其說你在和對手下棋，還不如說是在和自己對弈，因為最難戰勝的對手就是你自己。在關鍵時刻你輸給了自己的隨手和昏招，總不能怪罪對手吧？我們說，下棋需要智慧的思考，人生更需要睿智的經營。誰能說人生不是一盤永遠下不完的棋呢？

由上可知，在這看似簡單的黑白世界中，確實是蘊含著許許多多深奧的哲學道理，體現了中國人傳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圍棋能夠使我們在休閑娛樂之中得到人生的感悟，讓我們能夠正確地面對豐富多彩的生活。正有所謂“大智若愚，返璞歸真，無中生有，有中生無。” 你如果了解了一定的哲學知識，對于開發智力、啟迪智慧，學好棋理、提高棋藝必定是大有益處的。實踐證明，凡是圍棋名人，都是能夠對哲學學以致用，對辯證法有著深刻理解的人。著名棋手俞斌九段在談自己的切身體會時就曾經說過：“學不好哲學的人，下不好棋。”這句話顯然是十分有道理的。如果你是一名圍棋愛好者，若懂得或是正在用哲學思想來指導下棋，那就一定會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和收獲，同時你也一定能夠體會到，在棋局之外，還有許多許多更讓人回味無窮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