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拉拉 演講

馬拉拉·尤薩夫扎伊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講

2013年7月12日，16歲生日的馬拉拉·尤薩夫扎伊（Malala Yousafzai）在聯合國大會上，為“馬拉拉日”發表演講。

作者：Malala Yousafzai（馬拉拉·尤薩夫扎伊）

他們以為子彈將會讓我們沉默，但他們失敗了。那一沉默中響起了成千上萬的聲音。恐怖分子以為他們能夠改變我的目標，阻止我的理想。但是我的生活沒任何改變，除了：已逝去的懦弱、恐懼與無助。堅定、力量與勇氣誕生了。

以最善良，最慈悲的真主名義。

尊敬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先生，尊敬的（聯合國）大會主席耶雷米奇（Vuk Jeremic）先生，尊敬的聯合國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先生，尊敬的長輩和我親愛的兄弟姐妹們：祝愿你們平安（Assalamu alaikum）。

繼一段漫長時日之后，今日我很榮幸能再次發言。能在此與諸位可敬的人聚集在一起是我生命中重要的時刻，我也很榮幸能在今日穿戴已故貝娜姬·布托Benazir Bhutto）的披肩。我不知道該從哪兒開始我的演講。我不知道人們會期望我說些甚么，但首先，感謝真主讓我們所有人都平等，也感謝每一位為我禱告冀望我快速康復和新生活的人。我無法相信人們向我展現出如此多的愛。我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份問候卡和禮物。感謝所有人。感謝孩子們，他們天真的話語鼓勵了我。感謝我的長輩，他們的祈禱讓我變得更堅強。我要感謝在巴基斯坦、英國和阿聯酋政府的醫院里照顧我，幫助我恢復健康和重獲力量的護士、醫生和職員。

我全面支持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先生領導的全球教育優先計劃，還有聯合國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和尊敬的大會主席耶雷米奇先生的工作。我感謝他們持續提供的領導能力。他們不斷地激勵我們作出實踐。親愛的兄弟姐妹們，請記得一件事：馬拉拉日不是屬于我的日子。今日是屬于曾為自己的權利說話的每一位女性，每一位男孩和每一位女孩。

數以百計的人權活動家和社會工作者不僅為自己的權利發聲，同時也努力去實現和平、教育與平等之自我目標。成千上萬的人被恐怖分子殺害，數百萬人因此而受傷。我只是其中之一。為此我站在這里，一個女孩，于人群之間。我不是為自己說話，而是為那些無法讓人聽到他們聲音的人說話。那些為自己的權利抗爭的人。他們能和平居住的權利。他們能受到尊嚴對待的權利。他們能享有平等機會的權利。他們能接受教育的權利。

親愛的朋友，在2012年10月9日，塔利班往我的左額開槍。他們也射殺我的朋友。他們以為子彈將會讓我們沉默，但他們失敗了。那一沉默中響起了成千上萬的聲音。恐怖分子以為他們能夠改變我的目標，阻止我的理想。但是我的生活沒任何改變，除了：已逝去的懦弱、恐懼與無助。堅定、力量與勇氣誕生了。我還是同一個馬拉拉。我的理想依舊。我的希望亦如故。而我的夢想依然不變。親愛的姐妹兄弟，我不反對任何人。我在這兒演講也非出于報個人之仇而對抗塔利班或其它恐怖組織。我在這兒為每一位孩子能接受教育的權利發言。我希望塔利班、所有恐怖分子和極端分子的兒女都能受教育。我甚至不怨恨射殺我的塔利班成員。

即使我手上有支槍而他站在我面前，我不會射殺他。這是我從穆罕默德先知、耶穌和佛陀身上學得的慈悲。這是我從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King）、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穆罕默德·阿里·真納（Mohammed Ali Jinnah）身上學得的變革之遺產。

這是我從甘地（Gandhi）、帕夏汗（Bacha Khan）和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身上學得的非暴力哲學。這是我從父母身上學得的寬恕。這是我的靈魂告訴我的：愛好和平，愛每一個人。

親愛的姐妹兄弟們，看到黑暗我們認識到光明的重要。在沉默中我們認識到聲音的重要。同樣地，當我們在巴基斯坦北部的斯瓦特（Swat），當我們見到槍械時我們認識到筆與書本的重要。“筆比劍鋒”這一睿語如是說。確實如此。極端主義者害怕書與筆。他們害怕教育的力量。他們害怕女性。他們害怕女性聲音的力量。這就是為什么在最近于奎塔達（Quetta）的侵襲中他們殺害14位無辜學生。這也是為什么他們殺害女教師。這也是為什么他們每日炸毀學校，因為他們從過去至今一直都害怕我們能為社會帶來的改變與平等。我記得學校里有一位小男孩，記者問他，“為什么塔利班反對教育？”他指著自己的書本簡單地回答：“塔利班不知道這書里寫著甚么。”

他們以為真主是個會把槍指向去上學的人的頭部的微小保守者。這些恐怖主義分子為了自身利益濫用伊斯蘭教名義。巴基斯坦是個熱愛和平民主的國家。普什圖人（Pashtuns）要他們的女兒與兒子接受教育。伊斯蘭教是個推崇和平、仁善與手足情誼的宗教。讓每位孩子上學是它的義務與責任，伊斯蘭教是這么說的。和平是教育之必要。世界上許多地方，特別是巴基斯坦與阿富汗，恐怖主義、戰爭和沖突阻撓了孩子就學的機會。我們對這些戰爭感到疲倦不堪。女人與孩子在很多方面和世界上許多地方飽受受折磨。

在印度，無辜與貧困的孩子是童工受害者。在尼日利亞許多學校慘遭摧毀。在阿富汗，阿富汗人遭受極端主義的影響。年輕的女孩必須做家務童工并且在年幼時就被逼迫結婚。貧窮、無知、不公、種族主義和基本權利的剝奪，是男女都得面對的最大問題。

今天，我關注女性權益和女童教育，因為她們承受最多的苦難。曾經，女性活動家要求男性為她們爭取權益。但這次我們會為自己爭取權益。我不是在告訴男性不須再為女性權益發聲了，我是在關注女性的自主獨立和為她們抗爭。那么，親愛的姐妹兄弟們，現在是為自己說話的時候了。今天，我們呼吁世界各國領袖改變他們的政策方針以支持和平與繁榮。我們呼吁各國領袖所有協議必須保護女性與兒童的權益。違背婦女權益的協議是不可接受的。

我們呼吁所有政府確保每一位兒童能接受免費和義務的教育。我們呼吁所有政府對抗恐怖主義與暴力。保護兒童讓他們免于暴行與傷害。我們呼吁先進國家支持并擴展女童在發展中國家接受教育的機會。我們呼吁所有社區心懷寬容、拒絕基于種姓、教義、派系、膚色、宗教或議程的偏見，確保女性的自由和平等，讓她們茁壯。當我們中的一半人遭到阻礙我們無法徹底取得成功。我們呼吁處在世界各地的姐妹勇敢起來，去擁抱她們內心的力量，去實現她們的最大潛能。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為了每位孩子的璀璨未來我們要求學校和教育。我們會繼續旅程，向和平與教育的目的地前進。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們。我們會為自己爭取權益，我們會為自己的聲音帶來改變。我們相信發自我們話語的感染力與力量。我們的話語可以改變全世界——因為我們眾志成城，為教育事業團結奮斗。如果我們要實現目標，那么讓我們利用知識這一武器自我激勵，讓我們通過團結與友愛自我保護。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我們不可忘記數以百萬計的人在貧困、不公與無知中遭受苦難。我們不可忘記數以百萬計的失學兒童。我們不可忘記我們的姐妹兄弟等待著一個璀璨與和平的未來。

那么，讓我們開展一場對抗文盲、貧困和恐怖主義的壯麗抗爭，讓我們撿起我們的課本和筆，它們才是威力最強大的武器。一個孩子、一位教師、一本書和一支筆可以改變世界。教育是唯一的答案。教育為先。謝謝大家。（譯者：譯言zhp9888）

第二篇：馬拉拉演講

馬拉拉·尤薩夫扎伊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講 以最善良，最慈悲的真主名義。

尊敬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先生，尊敬的（聯合國）大會主席耶雷米奇（Vuk Jeremic）先生，尊敬的聯合國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先生，尊敬的長輩和我親愛的兄弟姐妹們：祝愿你們平安（Assalamu alaikum）。

繼一段漫長時日之后，今日我很榮幸能再次發言。能在此與諸位可敬的人聚集在一起是我生命中重要的時刻，我也很榮幸能在今日穿戴已故貝娜姬·布托Benazir Bhutto）的披肩。我不知道該從哪兒開始我的演講。我不知道人們會期望我說些甚么，但首先，感謝真主讓我們所有人都平等，也感謝每一位為我禱告冀望我快速康復和新生活的人。我無法相信人們向我展現出如此多的愛。我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份問候卡和禮物。感謝所有人。感謝孩子們，他們天真的話語鼓勵了我。感謝我的長輩，他們的祈禱讓我變得更堅強。我要感謝在巴基斯坦、英國和阿聯酋政府的醫院里照顧我，幫助我恢復健康和重獲力量的護士、醫生和職員。

我全面支持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先生領導的全球教育優先計劃，還有聯合國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和尊敬的大會主席耶雷米奇先生的工作。我感謝他們持續提供的領導能力。他們不斷地激勵我們作出實踐。親愛的兄弟姐妹們，請記得一件事：馬拉拉日不是屬于我的日子。今日是屬于曾為自己的權利說話的每一位女性，每一位男孩和每一位女孩。

數以百計的人權活動家和社會工作者不僅為自己的權利發聲，同時也努力去實現和平、教育與平等之自我目標。成千上萬的人被恐怖分子殺害，數百萬人因此而受傷。我只是其中之一。為此我站在這里，一個女孩，于人群之間。我不是為自己說話，而是為那些無法讓人聽到他們聲音的人說話。那些為自己的權利抗爭的人。他們能和平居住的權利。他們能受到尊嚴對待的權利。他們能享有平等機會的權利。他們能接受教育的權利。

親愛的朋友，在2012年10月9日，塔利班往我的左額開槍。他們也射殺我的朋友。他們以為子彈將會讓我們沉默，但他們失敗了。那一沉默中響起了成千上萬的聲音。恐怖分子以為他們能夠改變我的目標，阻止我的理想。但是我的生活沒任何改變，除了：已逝去的懦弱、恐懼與無助。堅定、力量與勇氣誕生了。我還是同一個馬拉拉。我的理想依舊。我的希望亦如故。而我的夢想依然不變。親愛的姐妹兄弟，我不反對任何人。我在這兒演講也非出于報個人之仇而對抗塔利班或其它恐怖組織。我在這兒為每一位孩子能接受教育的權利發言。我希望塔利班、所有恐怖分子和極端分子的兒女都能受教育。我甚至不怨恨射殺我的塔利班成員。即使我手上有支槍而他站在我面前，我不會射殺他。這是我從穆罕默德先知、耶穌和佛陀身上學得的慈悲。這是我從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King）、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穆罕默德·阿里·真納（Mohammed Ali Jinnah）身上學得的變革之遺產。

這是我從甘地（Gandhi）、帕夏汗（Bacha Khan）和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身上學得的非暴力哲學。這是我從父母身上學得的寬恕。這是我的靈魂告訴我的：愛好和平，愛每一個人。

親愛的姐妹兄弟們，看到黑暗我們認識到光明的重要。在沉默中我們認識到聲音的重要。同樣地，當我們在巴基斯坦北部的斯瓦特（Swat），當我們見到槍械時我們認識到筆與書本的重要。“筆比劍鋒”這一睿語如是說。確實如此。極端主義者害怕書與筆。他們害怕教育的力量。他們害怕女性。他們害怕女性聲音的力量。這就是為什么在最近于奎塔達（Quetta）的侵襲中他們殺害14位無辜學生。這也是為什么他們殺害女教師。這也是為什么他們每日炸毀學校，因為他們從過去至今一直都害怕我們能為社會帶來的改變與平等。我記得學校里有一位小男孩，記者問他，“為什么塔利班反對教育？”他指著自己的書本簡單地回答：“塔利班不知道這書里寫著甚么。”

他們以為真主是個會把槍指向去上學的人的頭部的微小保守者。這些恐怖主義分子為了自身利益濫用伊斯蘭教名義。巴基斯坦是個熱愛和平民主的國家。普什圖人（Pashtuns）要他們的女兒與兒子接受教育。伊斯蘭教是個推崇和平、仁善與手足情誼的宗教。讓每位孩子上學是它的義務與責任，伊斯蘭教是這么說的。和平是教育之必要。世界上許多地方，特別是巴基斯坦與阿富汗，恐怖主義、戰爭和沖突阻撓了孩子就學的機會。我們對這些戰爭感到疲倦不堪。女人與孩子在很多方面和世界上許多地方飽受受折磨。

在印度，無辜與貧困的孩子是童工受害者。在尼日利亞許多學校慘遭摧毀。在阿富汗，阿富汗人遭受極端主義的影響。年輕的女孩必須做家務童工并且在年幼時就被逼迫結婚。貧窮、無知、不公、種族主義和基本權利的剝奪，是男女都得面對的最大問題。

今天，我關注女性權益和女童教育，因為她們承受最多的苦難。曾經，女性活動家要求男性為她們爭取權益。但這次我們會為自己爭取權益。我不是在告訴男性不須再為女性權益發聲了，我是在關注女性的自主獨立和為她們抗爭。那么，親愛的姐妹兄弟們，現在是為自己說話的時候了。今天，我們呼吁世界各國領袖改變他們的政策方針以支持和平與繁榮。我們呼吁各國領袖所有協議必須保護女性與兒童的權益。違背婦女權益的協議是不可接受的。

我們呼吁所有政府確保每一位兒童能接受免費和義務的教育。我們呼吁所有政府對抗恐怖主義與暴力。保護兒童讓他們免于暴行與傷害。我們呼吁先進國家支持并擴展女童在發展中國家接受教育的機會。我們呼吁所有社區心懷寬容、拒絕基于種姓、教義、派系、膚色、宗教或議程的偏見，確保女性的自由和平等，讓她們茁壯。當我們中的一半人遭到阻礙我們 無法徹底取得成功。我們呼吁處在世界各地的姐妹勇敢起來，去擁抱她們內心的力量，去實現她們的最大潛能。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為了每位孩子的璀璨未來我們要求學校和教育。我們會繼續旅程，向和平與教育的目的地前進。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們。我們會為自己爭取權益，我們會為自己的聲音帶來改變。我們相信發自我們話語的感染力與力量。我們的話語可以改變全世界——因為我們眾志成城，為教育事業團結奮斗。如果我們要實現目標，那么讓我們利用知識這一武器自我激勵，讓我們通過團結與友愛自我保護。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我們不可忘記數以百萬計的人在貧困、不公與無知中遭受苦難。我們不可忘記數以百萬計的失學兒童。我們不可忘記我們的姐妹兄弟等待著一個璀璨與和平的未來。

那么，讓我們開展一場對抗文盲、貧困和恐怖主義的壯麗抗爭，讓我們撿起我們的課本和筆，它們才是威力最強大的武器。一個孩子、一位教師、一本書和一支筆可以改變世界。教育是唯一的答案。教育為先。謝謝大家。（

第三篇：諾貝爾獎得主獲獎感言

諾貝爾獎得主獲獎感言

發布人：山地 發布日期：2010-10-12 15:14:41 閱讀次數：378

諾貝爾獎得主獲獎感言

作者：佚名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網

新華網斯德哥爾摩１０月２日電 由于發現ＲＮＡ（核糖核酸）干擾機制，美國科學家克雷格·梅洛和安德魯·法爾２日被授予２００６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并分享１０００萬瑞典克朗（約合１４０萬美元）的獎金。

梅洛是在美國家中接到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電話的，當時是當地時間４時４０分左右。梅洛對媒體表示他感到“非常驚訝”，“到現在還沒回過神來”。他說：“我有預感可能得獎，但我才４５歲啊，原本以為１０年或２０年后才會得獎呢。”梅洛說,他的部分獎金將用于慈善事業。

法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則說，獲獎的感覺真是非常美妙，“一開始，我都不敢相信，它也許是個夢，或者有人搞錯了，但又想這不可能。能獲獎真是太棒了！”他說：“我還是以前的我，我的人生追求仍很簡單，那就是研究、科學、教學和家庭。我不想有什么改變。”（完）2

新華網華盛頓10月15日電（記者劉洪）15日凌晨接到外界打來的通知或祝賀電話時，3名獲得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反應幾乎一致：對獲獎先是感到“困惑”，繼而則是無比興奮和“光榮”。

芝加哥大學教授羅杰·邁爾森在當天的記者會上說，當被電話通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他一開始有點“困惑”，但隨后醒悟過來，對能加入到這一獲獎名單感到非常“光榮”。

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榮譽教授萊昂尼德·赫維奇是一位猶太人，今年已經90歲。他在獲獎后表示，從未想過有一天能獲此獎，“我總以為我的時代可能已經過去”。他對外界能夠承認他的工作感到非常高興，“一些經濟學領域最聰明的年輕人也加入進來，這非常棒”。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教授埃里克·馬斯金則表示，當他最初聽到赫維奇獲獎時，大舒了一口氣，因為他認為赫維奇多年來就一直是經濟學獎候選對象。而讓他隨后更加興奮的是，今年他自己和老朋友赫維奇、邁爾森3人共享了經濟學獎。

瑞典皇家科學院將今年的經濟學獎頒發給這3名美國經濟學家，主要是表彰他們在創建和發展“機制設計理論”方面所作的貢獻。“機制設計理論”最早由赫維奇提出，馬斯金和邁爾森則進一步發展了這一理論。這一理論有助于經濟學家、各國政府和企業識別在何種情況下市場機制有效，何種情況下市場機制無效，以幫助人們確定有效的交易機制、規章安排和表決程序。

對于3人共享的1000萬瑞典克朗（1美元約合6．4瑞典克朗）獎金，赫維奇表示還未曾想過怎么處理；馬斯金則表示，將把獎金捐獻給幫助殘疾人的Ｃａｍｐｈｉｌｌ基金會，這也是他和妻子認為“如果買彩票中獎后的做法”。馬斯金的兒子是一位殘疾人。

自1969年增設 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共有61名經濟學家獲獎，而邁爾森的獲獎也使芝加哥大學獲此殊榮的經濟學家增至24名，該大學毫無疑問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最大贏家。3

瑞典皇家科學院10日宣布，德國科學家格哈德·埃特爾獲得2007年諾貝爾化學獎。當天恰逢71歲生日的埃特爾說，這是一份“最好的生日禮物”。

2007年10月10日 德國科學家獲2007年諾貝爾化學獎 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斯德哥爾摩宣布，將2007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在表面化學研究領域作出開拓性貢獻的德國科學家格哈德·埃特爾。新華社發（朱蓮誼攝）

2007年10月10日 德國科學家獲2007年諾貝爾化學獎 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斯德哥爾摩宣布，將2007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在表面化學研究領域作出開拓性貢獻的德國科學家格哈德·埃特爾。新華社發（朱蓮誼攝）

埃特爾對媒體描述自己的獲獎感覺時說，這是最好的生日禮物，“我（的喜悅之情）難以言表”。

這份生日大禮讓埃特爾感到很意外。他說：“我當然知道我是候選人。但物理獎頒給了一名德國人，所以我以為化學獎不會發給我了。”

埃特爾因在表面化學研究領域作出開拓性貢獻而獲得今年的諾貝爾化學獎，此前，他的同胞彼得·格林貝格爾剛剛與一名法國科學家分享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瑞典皇家科學院9日宣布，法國科學家阿爾貝·費爾和德國科學家彼得·格林貝格爾因發現“巨磁電阻”效應共同獲得200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兩位科學家在得知獲獎后分別對媒體發表了簡短的獲獎感言。

阿爾貝·費爾在接受電話采訪時說：“我受寵若驚，非常感動，我為能夠與彼得·格林貝格爾共享這一獎項而興奮不已。我們剛剛交談過。我們總是很好地交換我們的研究結果。”

兩位科學家的發現使得小型大容量硬盤得到廣泛應用。費爾說，“能夠看到我們的發現所產生的威力實在是太棒了！”

彼得·格林貝格爾在接受瑞典電臺采訪時說：“有人告訴我，如果有從斯德哥爾摩來的電話，那只能是諾貝爾獎（通知）。”他說，“正有一大群人站在我門外”，他打算跟他們“來一杯香檳

記者：你現在感覺怎樣？

切哈諾沃：我似乎還無法消化這個來得突然的獎項，好像要被它淹沒了一樣，一時還找不到合適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心情。

記者：你預料到今年獲此殊榮的將是自己嗎？

切哈諾沃：不，完全沒有。當時我正要出門，是我兒子接的電話。我想，即使自己會獲獎的話，也應該是醫學或生理學的獎項，完全沒料到會是化學獎。

記者：得知自己獲獎后，你的第一反應是什么？

切哈諾沃：那種感覺當然是美妙的。諾貝爾獎是全世界科學家們夢寐以求的事業巔峰。我并不否認我為自己、我的家人和我的科學事業感到驕傲。

記者：獲得諾貝爾獎會給你今后的事業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切哈諾沃：我真誠地希望這件事對我將來的科研毫無影響。我熱愛我的實驗室、我的學生和我的科學事業。目前我正進行著一項激動人心的研究，還將取得更多的新發現。

記者：你認為你現在的學生中有可能產生諾貝爾獎獲得者嗎？ 切哈諾沃：這個很難預料。我的學生都很優秀。記者：你對有志于科研的青年們有什么建議呢？

切哈諾沃：我不知道人們能從我們的經驗中學到多少東西。我們的國家(以色列)進行科研的方式與美國乃至現在的歐洲很不一樣。以色列頻繁地處于政治**中，科研經費極其有限，政府也并不把科研放在國家戰略的首要位置。因此，在選擇課題方面，我們不必去隨大流，跟著所有人一起去搞蛋白質合成、DNA或者研究基因組，而是更應該從本質上去發現真正值得研究的課題。對以色列人來說，不隨大流才是取得競爭力的關鍵。而一旦選定方向后就應該相信自己的選擇。

記者：你現在感覺怎么樣？

赫什科：我為我的家庭、我的研究所和我的祖國感到高興。記者：獲得諾貝爾獎是你預料之中的事嗎？ 赫什科：不。那天剛好放假，我和4個孫女野餐。

記者：獲得諾貝爾獎會給你今后的事業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赫什科：我將繼續我的實驗室工作。但或多或少地總會受一些影響。我將不可避免地接受到更多的邀請。但即便如此，我相信自己仍能做出一些貢獻。

記者：20年前當你做這項工作的時候有沒有意識到它會使你獲得諾貝爾獎？ 赫什科：我知道這項工作的影響力是巨大的。但我從來沒有等待榮譽的降臨。要知道20年前全世界每年只有10多篇關于蛋白質降解的論文，而現在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了四位數。

記者：你對那些有志于摘取諾貝爾獎的青年們有什么建議？

赫什科：應該說是對那些有志做科研的人們，而不是為了摘取諾貝爾獎的人們。我希望他們能夠用獨特的新奇的眼光發掘真正重要的問題，盡管這些問題并不一定是該學科當前的熱點。然后就需要堅持不懈地努力。

第四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國演講 正義與世界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國演講：正義與世界

阿馬蒂亞·森

? 2012-10-28 22:11:52

來源：光明網2012年10月25日

【編者按】近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作為中國人民大學名譽教授，以“Justice and the world”為題做了主題演講。阿馬蒂亞·森教授，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執教于倫敦經濟學院、牛津大學、哈佛大學等著名學府，現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森的突出貢獻表現在五個領域內，分別是：社會選擇理論、個人自由與帕累托最優的關系、福利與貧困指數衡量、饑荒問題與權利分配不均的關系以及道德哲學問題。森深切關注世界各地遭受苦難的人們，被譽為“經濟學良心的肩負者”、“窮人的經濟學家”。森的思想對于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有著極強的現實意義。馬蒂亞森教授的9本著作已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系統引進，包括已出版的《正義的理念》、《身份與暴力》、《以自由看待發展》、《理性與自由》，以及即將修訂出版的《饑餓與公共行為》、《論經濟不平等》、《印度：經濟發展與社會機會》、《再論不平等》、《生活質量》。光明網特將阿馬蒂亞·森教授演講稿中譯版刊出，供廣大網友參考。

正義與世界

阿馬蒂亞·森

能以這種令人驚喜的方式成為這所著名學府的一員，我深感榮幸。很久以前，我就以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交往而自豪，許多年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直是我在中國的出版方。還要感謝今天活動主辦方的熱情之舉，現在我與這所學府的關系更密切了。我有充分的理由為這個我有生以來的新進展而感到高興、慶幸和自豪，所以我要以表達我對這所著名學府的衷心感謝作為開場白。

我的關于正義的論著的出版

除了成為這所著名學府的一員，這個令人難忘的場合對我來說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那就是我最新的論著《正義的理念》的中文版正式發行。我有幸能夠再次通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以中文的形式陳述我的觀點，這一次是關于社會公正。正如我在這本書的“中文版序”中提到的，我童年時代的所思所想——這也貫穿了我的一生——受到中國歷史以及許多源自中國的思想的深刻影響。我也把這本書獻給我的中國朋友譚利（音），實際上他也是我最早的朋友（我們一起在印度上過學）。許多中國學者和學生對我的著述感興趣，這讓我感到特別高興和滿足，也深受鼓舞。

那么，這本書是關于什么的？這本書試圖重新檢驗和審視數千年來驅動全世界的人前進的那個——或那些——正義的理念。理解正義的要求有許多種方式，在這本書中我對這些可供選擇的方式進行了分析和評估。我也嘗試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這套方法汲取全世界的歷史思維，包括印度的和中國的，而不僅僅是西方的傳統思維。顯然我不能在此討論我在書中分析的所有思想，但是我認為我應該介紹一些基本的觀點，這些觀點與在正義的理念形成過程中需要有一個世界觀相關。

從區域到全球馬丁·路德·金，這位偉大的非裔美國領袖，在一封寫自伯明翰監獄的信中說：“任何一處的不公正對每一處的公正都是威脅。”這封信寫于1963年4月，將近五十年前。那個時候，金正在與發生在美國，尤其是非裔美國人（也就是美國的黑人）所遭受的不公正作斗爭。因為他鼓動在自己的國家消除非白種人所遭受的不公正而被捕入獄，不久被一個持不同意見的人刺殺，這個人在政治上反對金所倡導的民權運動。在金的一生中，他所從事的積極的政治活動幾乎全部都與美國的不公正有關，但是金的哲學關注并沒有僅僅局限于地域性的不公正問題。作為一位有遠見的領導者，金看到在全球范圍內存在大量的不公正。他認為，任何地方有理性的人都有理由幫助那些全世界遭受不公正、剝削和歧視的人們。

從某人自己國家內部的地域性不公正過渡到全世界范圍內的全球公正，對充分理解思考正義的學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盡管對公正的訴求可以在某個地方進行（像馬丁·路德·金在美國所做的那樣），但是公正要求的基礎是普遍的：它們不應該局限于某個地方。金為什么拓展倫理思維的原因是理解正義這個概念一個非常重大的議題：如果我們將注意力僅僅局限于我們在自己所在之地所看到的情況，認為其他地方的不公正“與我們無關”，我們就不能夠與不公正作全面的斗爭。

民族狹隘性和將注意力只局限于某個區域的借口常常是，如果尚不清楚“全球公正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樣子，我們就不能夠對世界上的公正和不公正進行思考。這里，我要談一下對我陳述的正義理念所進行的分析一個最重要的特點。我認為，有關公正和非公正的創造性思考需要事先至少對每個國家的“絕對公正”達成某種一致的見解，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我要說的是，全世界幾千年來對正義理念的基本運用并不是關于某種絕對公正的烏托邦式的理念，而是關于消除可辨識的“不公正”，而這種不公正是能夠解決的。

消除不公正

政治哲學和倫理學的舊稱是“實踐理性”，在這里從命名法的角度理解對實踐的強調是有啟發性的。它指出這樣的觀點，即“實踐理性”的終極目標必須是指導作出行為和政策選擇的理性。相反，實踐理性在形式哲學中常常被視為非常理論化的東西。實際上，以“社會契約”推理的傳統構建起來的主流的正義理論，有脫離實踐理性的實踐性的傾向。這是因為這些理論注重相當抽象的對絕對公正的要求的調查，尤其是應該如何辨識“理想中的公正制度”的調查。當代政治哲學中主流的正義理論在許多方面都各不相同，但是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方法，即所說的“社會契約理論”，而且它們都在尋找理想中的公正制度。

社會契約方法由托馬斯·霍布斯創建于17世紀，從18世紀到今天，該方法極大地影響了對公正的分析。將對“公正制度”的特點描述作為公正理論主要的，也常常是唯一可辨識的任務，這是該方法的一個顯著特點。這種看待正義的方法以不同的方式圍繞著一個想象的“社會契約”思想——一個假想的主權國家的人們所支持和接受的社會組織的契約。

如果具體說明理想中的公正制度被認為是正義理論的中心任務（社會契約法實際上就是這么認定的），那么除了在對“理想的安排”的具體說明中被奉為神圣的東西，任何安排都可以被視為不公正的例子，從而削弱了在世界范圍內對“更多公正”的所有實際尋求的重心：我們不得不尋找絕對的公正（以這種受限的視角），而缺少絕對公正的任何事情都不會令人滿意。事實上，如果我們將分析局限于取得絕對公正——而且只是絕對公正，那么有關消除世界上這樣或那樣不公正的所有大規模的辯論和訴求似乎都有點不對頭。這不僅對實踐是個巨大損失，對實踐理性的理論來說也是如此。社會契約方法似乎以絕對的理論取代了實踐的理論。結果，社會契約方法就具有一種非常格式化的探究形式，探究有關公正和非公正的實踐推理——不僅在每個國家的內部，而且在整個世界范圍內。這可能使我們到最后一無所獲，因為實際上對絕對公正的確切要求也許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看法，甚至在公正的立場上思考這一問題的理性的人中間。

為社會契約方法的傳統作出了主要貢獻的是霍布斯，還有后來的約翰·洛克、讓－雅克·盧梭，以及作出最有決定性貢獻的伊曼努爾·康德（盡管康德提出了其他推理路徑）等人。契約論方法一直是當代政治哲學的主導力量，而當代哲學是由我們這一時代最著名的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引領的。他的經典著作，出版于1971年的《正義論》，提出了具有深遠影響的研究公正的這一特別的社會契約方法。當代政治哲學中有關正義的主要理論不僅源自羅爾斯，也源自羅伯特·諾齊克、羅納德·德沃爾金、戴維·高蒂爾等人。盡管他們在診斷社會契約究竟有哪些要求這一點各持異議，但是對確認理想的社會制度的社會契約的思想，他們的看法是一致的。既然這些制度需要實施，就需要主權國家根據各自認定的社會契約來建立這些理想的制度。

當然，這意味著不可能達成有關“全球公正”的共識，因為正義這一理念，以社會契約方法來看，完全依賴于一個主權國家的存在以及它所發揮的積極作用。現在還沒有全球性的主權國家，不遠的將來也不可能有。因此在社會契約傳統方面就不可能有全球公正的理論，如果我們遵循這一方法的嚴格要求。實際上，當羅爾斯談到國際關系時，他沒有提到公正的要求，而是人道主義和文明。與此相類似，我們這一時代另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托馬斯·內格爾將尋求全球公正說成是“妄想”，建議全球關系不應該援用正義的理念，而是應該以“最低的人道主義”為基礎。的確，由于正義的理論是在現今社會契約理論居于主導地位的情況下構想出來的，它使許多最實際的正義問題都成為空話。但是當全世界的人們為了得到更多的全球公正而激烈爭論時，這里我強調的是比較的字眼“更多”，他們并沒有大聲疾呼要求某種“最低的人道主義”，也沒有要求一個涵蓋全球的“絕對公正的”社會，而是主張消除世界上某些令人發指的不公正的安排，從而促進全球正義。正是從這一信念——正義是個實踐的挑戰，甚至可能是全球的挑戰——出發，我開始寫這本有關正義的書。

中國在尋求全球正義中的角色

想一想正義的理念對當今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有何作用。首先，中國發生了許多變化，這些變化改善并提高了在這個曾經非常貧窮的國家的人們的生活水平。有許多值得慶祝的事情，對于其他國家來說，也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事實上，在我即將完成的與讓·德雷茲合著的書中，中國有許多突出的經驗值得學習。學習這些經驗并不等于認為，當今的中國社會是理想中的公正的社會。中國政府和中國大眾都不認為中國的一切都是絕對公正的，而且也不認為再也沒有什么要獲取的了。中國值得驕傲的是它所取得的成就，但無須否認中國政府和大眾可能還想對更進一步的變革進行檢驗、審視，并將其作為實際政策分析的一部分。同樣，要向中國學習，其他國家也無須認為中國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其實這是一種認可，對世界上許多國家（包括我的祖國印度）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認可，這是對中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認可，世界其他國家可以從中汲取具有實踐意義的非常積極的經驗。

在我即將完成的關于印度的與他人的合著（書名暫定為“不確定的光榮：印度及其矛盾”）中，我和讓·德雷茲特別討論了可以從中國的教育、醫療保健和公共服務管理方面的公共政策中學習的經驗。印度可以有選擇地學習中國的經驗，無須考慮對自身的政治體系或者文化的等級性進行全方位的改變。我們也探討了一些發生在印度的事情，這些對中國來說也是經驗教訓。采取比較的方法并無矛盾，盡管基本上它反對社會契約理論，反對該理論只關注絕對公正。

其次，盡管由于消除了許多不公正的現象，比如貧困和婦女過去受限制的生活狀況，中國人也許有理由慶祝，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對公正的思考不必僅僅局限于中國社會和經濟的本質，而應該考慮到全球公正的要求，以及中國人能夠幫助其他國家的人們消除他們那里的不公正的各種方法。消除其他國家的貧困是中國自身的道德關注和政治關注的一部分，我認為，對于這一點，中國人是普遍贊同的。剛好我這次來中國的原因之一是參加在北京舉行的有關消除國際貧困的會議。關于這一點，我會說，我們有理由認為它是尋求全球公正的一部分。

中國在這方面幫助世界的能力可能是巨大的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承認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即這種幫助是可能的，即使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國家還沒有取得絕對公正。參與就是減少不公正，可以強有力地追求這一目標，而無須對絕對公正的世界，甚至絕對公正的中國是什么樣子這樣的問題看法一致。正義的理念，我在書中所探討的，是進行對比的活動，并不需要對絕對公正的世界本質事先有一個全面的承諾。

一個與正義相關的分析的例子

現在我來談談正義理論中另一個關鍵思想，和你們分享我在這本關于正義的書中所探討的一些案例。消除不公正的分析的核心是關于評估構成社會的人類的生活狀況的方法。有限的經濟分析常常只側重于個人的收入（或者經濟學家常說的“實際收入”——由物價變動所修正的收入）。由于注重收入分配，這種觀點相當于將發展只看成是經濟增長。但是正如我在早先的一本名為“經濟發展與自由”的書中所論述的，發展更多地是關于人類能夠擁有的生活質量，而這不能夠僅憑實際收入來判斷。實際收入和收入一樣重要，是好的生活的決定因素之一。

約翰·羅爾斯在他的《正義論》中，通過強調這一事實，即收入僅僅是幫助人們生活得好的唯一一種基本資源，試圖拓展經濟學家將好的生活視為僅與收入相關的狹隘的討論范圍。他擴大了基本資源的涵蓋范圍，從只有收入到他稱之為“基本品”更廣泛的分類，包括“權利、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以及自尊的社會基礎”。一個人的貧困可以被視為他對總的基本品的支配權較低，而并非只是收入。如果人們收入高，但是所在區域沒有體面的學校為其子女提供教育，或者沒有一家條件不錯的醫院，他們不能僅僅因為收入高而被認為生活得好。

羅爾斯對人類生活富有程度的觀點的修正當然是方向正確的，因為一個人不能按照他想要的方式生活，這可能是由于被剝奪了許多資源，而低收入就是唯一的一種。盡管羅爾斯拓展了社會分析和政治分析的信息基礎，但是還遠遠不夠。的確，僅從基本品的角度來定義剝奪，實際上遭遇到將貧困僅僅視為收入低所遭遇到的一樣的根本困難，我們忽視了那些手段——羅爾斯的基本品——是如何轉化（或者提升）我們的目的以及使我們自由地達到我們的目的的。

基本品（包括收入和其他資源）和生活得好的能力，二者之間的關系取決于若干個人的、社會的和環境的因素。例如，一個患有疾病需要昂貴治療（比如腎透析）的人可能要比另一個從收入上來說更“窮”，但是沒有患這樣疾病的人被剝奪的程度要高得多。同樣，一個身有殘疾的人有特別的需求，可能需要更多的資源才能使生活不那么困難。或者舉一個不同類型的例子，雖說懷孕不是殘疾——實際上恰恰相反（它是一種男人所不具備的非常特殊的能力），但是社會必須注意到這樣的事實：孕婦有與生育行為有關的額外的需求。

個人特點和環境之間的不一致不只是“個案”，正如有些時候人們認為的那樣。相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是普遍存在的，這與“個人的”特點的差異相關，比如性別、年齡、是否容易患病，以及“社會”特征，比如流行病的環境以及其他環境的決定性因素。這些因素影響到個人資源如何轉化為生活的自由，而不受到任何難以接受的剝奪。

在判斷一個人的所有優勢的情境下，有一種明顯的情況側重于做一個人有理由重視的事情的能力，比如能夠過上不罹患疾病的生活，能夠受到體面的教育，能夠自由地搬遷，能夠參與公眾生活，等等。以這種方法，貧困可以被認定為對某些基本能力的剝奪，其重要性幾乎人人都知道。

在考慮通過消除全球不公正來提升全球公正的時候，我們還必須考慮到不僅僅提高人們的收入和增加其他基本品（羅爾斯所說的）的供給，而且還要考慮到將這些基本品轉化為過上那種我們有理由想過的生活的能力。這表明全球公正的范圍必須涵蓋這樣一些內容，如醫療服務及藥品的獲取和可負擔能力，優質的醫療保健和流行病學的公共設施的提高，學校設施的使用，我們有理由想得到的個人自由，以及其他影響我們能夠過上的生活的更廣泛的因素。

結語

我冒昧地選擇了幾個書中所討論的有關世界公正的問題，此外書中還討論了許多其他這樣的問題。我們生活在國家是重要的政治體的時代，許多對社會公正的尋求都是在國家的內部進行的，這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改變，但是——而且這點與實踐直接相關——這不能使我們只在國家的層面上思考公正。在理解公正的要求的時候，我們必須考慮到世界范圍內的不公正。馬丁·路德·金說得對：“任何一處的不公正對每一處的公正都是威脅。” 最后，我要再次感謝中國人民大學授予我榮譽——我極為感動，也非常感激能有這份殊榮。

第五篇：2018年曼徹斯特大學諾貝爾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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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徹斯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始建于1824年，是位于英國第二繁華城市曼徹斯特的一所世界三十強頂尖名校，英國著名的六所“紅磚大學”之一，英國“常春藤聯盟”羅素大學集團創始成員之一，也是英國最大的單一校址大學。

作為全球頂尖的科研與教學機構之一，曼徹斯特大學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做出了舉世矚目的貢獻，在國際社會享有極高聲譽。立思辰留學360介紹，曼徹斯特大學現任及過往教職員和學生中共有25位諾貝爾獎得主；現任全職教職員中有3位諾貝爾獎得主，位列全英之冠。

諾貝爾獎得主

物理

約瑟夫·湯姆孫（Joseph John Thomson），1897年約瑟夫·湯姆孫發現電子也是亞原子粒子而為人所知，并在科學圈內引起了轟動，并最終于 1906年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

威廉·勞倫斯·布拉格（William Lawrence Bragg），因為發現了關于X射線衍射的布拉格定律，1915年與其父威廉·亨利·布拉格一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由于“對原子結構以及從原子發射出的輻射的研究”，榮獲192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查爾斯·威爾遜（Charles Thomson Rees Wilson），因發明云室而與康普頓同獲192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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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因發現中子而獲得193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帕特里克·布萊克特（Patrick Blackett），曾任英國皇家學會會長，由于改進威爾遜云室方法及在核物理和宇宙線領域的發現，獲得194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約翰·考克饒夫（John Douglas Cockcroft），因利用人工加速的亞原子粒子進行原子核嬗變的開創性工作而獲得195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漢斯·貝特（Hans Bethe），因在1938年解釋了為什么恒星能夠在長時間里向外釋放如此之多的能量而獲得196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內維爾·莫特（Nevill Francis Mott），因為對磁性和無序體系電子結構的基礎性理論研究，與菲利普·安德森、約翰·凡扶累克共同榮獲197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安德烈·海姆（Andre Geim），因為“在二維石墨烯材料的開創性實驗”而與其學生康斯坦丁·諾沃肖洛夫一同獲201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康斯坦丁·諾沃肖洛夫（Konstantin Novoselov），因為“在二維石墨烯材料的開創性實驗”而與其教師安德烈·海姆一同獲得201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化學

歐內斯特·盧瑟福（Ernest Rutherford），原子核物理之父，因為“對元素蛻變以及放射化學的研究”而獲得1908年諾貝爾化學獎。

阿瑟·哈登（Arthur Harden），1929年與漢斯·馮·奧伊勒-切爾平因對糖類的發酵以及發酵酶的研究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沃爾特·霍沃思（Walter Norman Haworth），因在碳水化合物和維生素上的研究，獲1937年諾貝爾化學獎。

喬治·德海韋西（George Charles de Hevesy），因 “在化學過程研究中使用同位素作為示蹤物”，獲1943年諾貝爾化學獎。

羅伯特·魯賓遜（Robert Robinson），因對植物生物堿的研究，獲得1947年諾貝爾化學獎。

亞歷山大·羅伯圖斯·托德（Alexander Robertus Todd），曾任英國皇家學會會長，被稱為近代核酸化學的前驅，主要成就是對核甙、核甙酸的研究，弄清了核甙酸的結構和組成，首先合成了人體內幾種重要核甙酸單體，也為核酸的“雙股螺旋體”結構的胡定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因而榮獲1957年諾貝爾化學獎。

梅爾文·卡爾文（Melvin Calvin），因與安德魯·本森和詹姆士·巴沙姆發現卡爾文循環（或稱卡爾文本森循環）而聲名顯著，1961年獲諾貝爾化學獎。

www.tmdps.cn 獎。

約翰·查爾斯·波拉尼（John Charles Polanyi），因對化學動力學的研究，獲得1986年諾貝爾化學

邁克爾·史密斯（Michael Smith），1993年因開發了對DNA特定位置進行定點誘變法而獲諾貝爾化學獎。

生理學或醫學

阿奇博爾德·希爾（Archibald Vivian Hill），因其在肌肉發熱方面的研究，與德國科學家邁耶霍夫一起獲得了1922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約翰·E·蘇爾斯頓（John E.Sulston），因發現器官發育和細胞程序性細胞死亡的遺傳調控機理，與悉尼·布倫納、H·羅伯特·霍維茨一起獲得200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經濟學

約翰·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因其在一般均衡理論和福利經濟學理論上的貢獻而與肯尼斯·約瑟夫·阿羅一起獲得197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威廉·阿瑟·劉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因為其于發展經濟學上的貢獻而聞名，獲得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也是第一位拿到非和平獎的諾貝爾獎的黑人。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曾任世界銀行資深副總裁與首席經濟學家，和邁克爾·斯賓塞、喬治·阿克爾洛夫由于在“對充滿不對稱信息市場進行分析”領域所做出的重要貢獻，而分享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